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藏水陸畫《往古文武官僚等眾》研究

陳秋陽

得益于眾多中國藝術品的收藏，許多古代藝術收藏機構在美國應運而生，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即其中之一。明尼阿波利斯藝術博物館始建于1883年，位于美國明尼蘇達州東南部，是一座大型藝術博物館。該館分歐洲、亞洲、非洲、美洲以及當代藝術五大部分，藏品超過九萬件，堪稱美國最好的百科全書式藝術收藏地之一。

水陸畫是在舉辦水陸法會之際，按照相關的儀軌而懸掛于道場之中，接受供奉與朝拜，存想變神之用。是“三教合一”的民俗文化產物。根據南宋宗鑒編《釋門正統》記載：“我朝蘇文忠公重述水陸法像贊，今謂之眉山水陸供養，上下八位者是也。熙寧中，東川楊鍔祖述舊規，又制儀文三卷行于蜀中，最為近古。然江淮京淅所用像設一百二十位者，皆后人踵事增華，以崇其法，至于津濟一也?！?[宋]宗鑒編，《釋門正統》卷四《利生志》，載[日]前田慧云、[日]中野達慧等編集，《卍新纂續藏經》，新文豐出版公司，1993年，第130冊。第802頁。水陸畫的表現形式有壁畫、卷軸畫、版畫等。

目前對水陸畫進行研究的學者大都從畫面的本身隱含的信息進行解讀。對于水陸畫的研究采用兩種方式：一種是前圖像志描述[pre-iconography]和圖像志分析[iconography]，2[美]潘諾夫斯基，《視覺藝術的含義》，傅志強譯，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頁。這一部分的研究主要介紹水陸畫的構圖、色彩、線條等圖像內容，并將畫面中人物辨析作為重點研究。另一種方式是采取圖像學[iconology]的方法，3同注2，第48頁。針對作品背后的宗教、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展開討論。該領域研究的部分學者及其成果為：金維諾主編的《中國美術全集·寺觀壁畫》對現存河北、山西、北京等地的寺觀水陸壁畫做了介紹；4金維諾主編，《中國美術全集·繪畫編·寺觀壁畫》，人民美術出版社，2006年。王鵬瑞《明代卷軸式水陸畫研究》從水陸法會的起源、明代水陸畫的內容和題材、創作技法等方面進行了分析；5王鵬瑞，《明代卷軸式水陸畫研究》，載《美術》2008年第2期，第100—103頁。蘇金成《水陸法會與水陸畫的發展及圖像分析》一文對水陸法會以及水陸畫的起源、發展、題材和表現形式進行了分析探討；6蘇金成，《水陸法會與水陸畫的發展及圖像分析》，載《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015年第10期，第105—112頁。戴曉云《佛教水陸畫研究》兼顧文本與圖像的研究，對明清兩代的水陸畫內容分別進行了闡釋；7戴曉云，《佛教水陸畫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年。蘇金成《信仰與規范：明清水陸畫圖像研究》對現存的明清水陸畫進行了圖像層面的藝術特征和文化屬性分析，從宗教學和社會學的角度討論了其思想價值與教化功能。他探討的水陸畫范例充分，對壁畫、卷軸、道教水陸版畫等畫種進行全面的分析說明；8蘇金成，《信仰與規范：明清水陸畫圖像研究》，上海大學出版社，2020年。此外，蘇金成的另一篇《宗教圖像的精神世界：水陸畫的文化內涵與學術價值》一文中從明代寶寧寺《往古孝子賢孫等眾》《地藏菩薩》、毗盧寺《玉皇大帝》入手，分析了傳統宗教圖像的文化記載，試論了民間水陸畫圖像的藝術特色，提出了水陸畫是對社會現實的反映的觀點。9蘇金成，《宗教圖像的精神世界：水陸畫的文化內涵與學術價值》，載《美術研究》2018年第1期，第116—120頁。本文將從畫面中的文字和人物形象入手，結合該時期社會背景，分析畫面中的具體人物身份以及其創作時間，利用圖像學、歷史文獻學、比較分析法等研究方法進行研究與分析并提出合理推斷。

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藏水陸畫《往古文武官僚等眾》一幅（圖1），工筆釋道，絹本設色，根據人物形象和畫面筆法等因素可以判斷為明代水陸畫系列中的一幅。在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官方網站的介紹中，將創作時間定為15世紀，即明代建文二年（1400）至弘治十二年（1499）間。根據博物館的數據信息，這幅畫的畫面尺寸是高53-3/16英尺，寬29-7/16英尺，換算成厘米，即是高135.1厘米，寬74.77厘米。關于這件作品的內容和性質，博物館的官方介紹中提及了其作為水陸畫是水陸儀式中使用的一幅，強調了其佛教屬性。同時，也突出了旌旗題銘的重要性，但并未提及畫面的具體人物。對于畫面左上角的三位人物，博物館的解讀突出了其道教神仙和民俗信仰的特色，將魚同富足、多子和繁榮結合起來，但是并未進行具體解讀。

圖1 《往古文武官僚等眾》，絹本設色，約1500年，縱135.1厘米，橫74.8 厘米，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

此水陸畫的布局形式為平行式、兩層布局。10參見同注7。關于水陸畫的構圖形式，戴曉云在其文中將其分為拱衛式和平行式兩種。畫面材料質密，裝裱所用錦緞為橙色和紫褐色，裝飾金色團紋。橙色錦緞團紋似為花紋，紫褐色錦緞團紋為龍鳳紋。畫面底色為綠色，遍布云紋，人物分為上下兩層，共三十位。上層人物分為兩組，左上角三位隱逸人物打扮，透露著道教神仙的身份，其中一位身邊還圍繞著六位孩童。一位隨從持舉方天畫戟引領著五位大臣，分別頭戴梁冠和幞頭，身穿朝服和公服，其后有兩位持斧、扇的侍者和帶著一個孩童的婦人。方天畫戟上的旗幡銘文為“往古文武官僚等眾”，三角小旗上另有金色文字“太公”“子方”“朱葛”“陳評”“肖何”和黑色文字“天□□”“禮□”。下層旗纛引導下有六位大將軍和五位軍士，皆為戎裝。旗纛的幡上銘文為“往古為國亡軀一切將士等眾”。關于畫面人物身份的解讀一般受到兩個銘文的影響，而“往古文武官僚等眾”某種程度上又涵蓋部分“往古為國亡軀一切將士等眾”，這也是畫名《往古文武官僚等眾》的由來。在人物具體身份的解讀上，之前忽視了三角小旗上的文字，下文將結合這些銘文等文字信息，借用圖像分析、信仰文化等研究方法解讀這件作品的具體人物及其圖像來源和文化變化的內在因素。

一 往古文武官僚等眾

畫面上層人物因旗幡銘文“往古文武官僚等眾”和下層為戎裝將軍，被解讀為文官代表。但是這一解讀忽視了三角小旗上的文字。結合小旗文字，可以知道畫面中有姜尚（尊為太公）、張良（字子房）、諸葛亮（簡稱“諸葛”）、陳平、蕭何?！白臃健睘椤白臃俊敝`，“朱葛”為“諸葛”之誤，“陳評”為“陳平”之誤，“肖何”為“蕭何”之誤。這件作品在首都博物館還藏有一件摹本，文字亦是相同。僅僅看文字書寫，工整細致，出現錯字是否是為了避諱不得而知。不過看姓氏都有錯誤，很難用避諱的理由來解釋，或許是畫工識字不多造成的，因為畫工錯寫沒有范本的文字在其他繪畫作品中也有出現。如果是出于這種原因，旗幡上的銘文亦出現在粉本中可以猜測為或是畫工所寫、以便于識別畫中人物。

水陸畫中的人物眾多，致使可以看到的配飾種類亦是繁多，例如武將配飾、文官配飾、仙子配飾和宗教配飾。11陳日和、萬云、尹慶彪，《中國水陸畫人物服飾的紋樣造型與時裝設計應用研究》，載《紡織告》2021年第5期，第47—48頁。淺顯的解讀可以結合文字和圖像中的人物服飾，得出上層為文臣，下層為武將的結論。這種解讀符合宋代以來文武分流的時代背景，但是忽略了唐代及唐代以前出將入相的人物身份。姜尚、張良、諸葛亮、陳平、蕭何在明清文化語境中是良相謀臣，自然被認為是文臣，但是在元代及之前的文化系統中，除了陳平和蕭何之外，其他諸位卻多是名將帥，是坐鎮指揮的帥才。這些人物的組合出現不是簡單地代表文武官僚，而是與兩個祭祀系統有關：一是這些名臣多是祭祀歷代帝王時配享（配饗）的人物；二是在唐代至元代的武成王廟中祭祀以姜太公為主的武將，張良等數十位名將配享，以對應孔子為尊的文廟祭祀。根據三角小旗上的人名排列順序，可知并非按照朝代順序，所以可以排除直接使用歷代帝王祭祀的配享名臣體系。明代洪武年間，明太祖取消了武廟，將武成王等多名將帥配享于歷代帝王廟，結合此幅圖中還有陳平和蕭何兩位非名將的名臣，因此推測畫面人物有可能是武成王為主的名將群體。

關于具體人物身份的解讀有兩種角度：一種是將上層人物當作一個整體，對應三角小旗的文字分析具體人物身份；另一種則是暫時不討論畫面左上角的人物，只是對右上角五位身穿官服的大臣身份進行辨識。三角小旗上雖然有七個名字，但是前五個為金色文字，后兩個是墨跡文字，似乎并非統一書寫。方天畫戟引導的看似是五位大臣，但是根據人物結構和相應人物形象，將上層看為一個整體解讀似乎更符合整幅畫面人物的關系結構。

那么左上角的三位屬于“往古文武官僚等眾”的范圍嗎？如果屬于，為何這三位的服飾如同隱士仙人呢？如果不屬于他們又是誰呢？最左上方須發皆白的老者頭戴巾幘，肩披鹿皮，綠衣紫裳，白褲紫履。左手持樹枝制作的魚竿，右手提著用柳條穿鰓的三條白魚。值得注意的是繞過魚竿的絲線下方有一個清楚的直鉤，右腋下夾著的藍色書本也頗有深意。姜太公直鉤釣魚的故事在明清傳播非常普遍，尤其是《封神演義》成書前后就有相關的戲曲故事傳播，此處的老者應該正是姜太公。隱士裝的太公左手一側有一位道士，頭戴道冠，外罩逍遙巾，身穿綠袍，外披藍緣黃色道袍，左手托綠色水盂，右手持舉法劍，可見正在做法事。由于畫面描繪的是文武官僚，故而此處的道士身份并不單純。結合這一時期《三國演義》及其相關戲曲故事的傳播，諸葛亮借東風的形象深入人心，此道士最大的可能就是借東風情節中的諸葛亮。處于道士裝諸葛亮前方的道裝人物形象較為粗獷，頭上道冠之外是藍底白花的逍遙巾，身穿黑邊藍色道服，白褲草鞋。身后背著斗笠和寶劍，左手拿著簡板，抱著漁鼓，右手展開正要回擊漁鼓。右肩斜挎鹿皮袋和大小六個藥葫蘆，有紅、黃、黑各色。腰系紫色絲絳，另有藍色絲絳系著兩串青銅錢，和寶劍垂下的紫色絲絳及一串紅銅錢相呼應。其身邊六個童子，著衣褲色彩鮮艷，或胸掛錢串，或手持錢串與銅錢，地上散有多個銅錢，這些錢幣皆為黃銅錢。此道士造型與這一時期的鐘離權形象相似，結合散錢的形象，又有劉海蟾的特征。鐘離權和劉海蟾都曾先為高官后為道士，在此是否體現了富貴之極后轉求隱逸的另一條路呢？根據整體畫面結構和已經辨識的人物身份以及文字中的人名，這種推測并不合理。雖然此道士形象并不符合張良如美人的相關記載，但是符合張良擬隨赤松子游的形象。為了更好地突出道士形象，此張良造型融合了這一時期八仙等諸位仙人的特征，鐘離權的造型、呂洞賓的劍、劉海蟾的金錢、張果老的漁鼓、鐵拐李的藥葫蘆等都集中到一個人物身上，也反證了此人非八仙中的人物。其位置的重要性和張良在人名中的位置也契合，故此道士形象為張良像。

持舉方天畫戟的綠衣侍者旁又有一老者，須發皆白，頭戴梁冠?？梢娢辶?，因是四分之三側面造型，可以推測為七梁冠或八梁冠。其身穿綠里紫袍，戴方心曲領，著藍裳，配紅色黻紋蔽膝和四色花錦綬，足穿紅頭白底屣，雙手捧著笏板。根據其位置和人物形象，結合三角小旗上的文字，可以推測這位老者應為蕭何。蕭何左手側身穿紅袍者，頭戴交腳幞頭，大紅袍服胸前補子圖案似為麒麟，其左手托笏板，右手撫須。對應武廟祭祀中的位置和三角小旗上的文字，此像應為陳平。其目光所及處為一婦人攜帶一童子，婦人的手落在童子托舉的書籍上。二人比例較小，頭有白巾束發，衣袍亦為白色，似著孝服。陳平和這兩位婦孺之間應該有關，根據陳平傳記等文獻資料，推測與陳平盜嫂或與陳平娶寡婦有關。蕭何身后大臣頭戴直腳幞頭，身穿緋色袍服，補子似為仙鶴或錦雞（長尾）圖案，手捧笏板。人物形象除了老者面部略有溝壑外，幾位大臣面貌都較為清秀俊雅，無甚差別，兩位老者面部造型也頗為相似，所以僅僅通過人物面部形象無法辨識具體身份。根據人物身份位置和三角小旗文字，蕭何身后這位大臣應該是“天□□”。結合配祀歷代帝王廟的名臣和配祀武成王廟的名臣，以及同音字的情況，“天”或通“田”，推測此人或為田穰苴。陳平身后大臣亦是緋衣，但是其所穿袍服是和蕭何相似的朝服，但等級略低，其所戴梁冠似六梁冠。結合人物位置和三角小旗文字，此大臣應為“禮□”?！岸Y”或通“李”，根據后一個字的痕跡，結合武成王廟“十哲”和歷代帝王廟配祀名臣名單，在李靖、李績、李晟三人中，李靖的可能性最大。最后一位紫袍大臣，頭戴直腳幞頭，手捧笏板，胸前補子圖案無法辨識，或為李績，或為李晟，具體原因下文討論。另有兩位侍者，一青袍，一藍袍。藍袍者手持斧鉞，青袍者腰束云錦抱肚，手持障扇，扇面上繪有仙鶴寒林。方天畫戟、斧鉞、障扇等器物都共同體現了這些大臣尊貴的身份。

二 往古為國亡軀一切將士等眾

畫面下層共有十一位人物，根據人物主次大小比例不同。身材高大者六人，應為名將帥，其余五人為隨行將佐身份不明，卻較好地對應了“往古為國亡軀一切將士等眾”。此處的六位人物并不容易辨認，因為沒有上層具體的文字信息，只能結合上層人物的身份和此處人物形象予以辨認，個別人物的辨認或許會有爭議。

畫面左下方是一位傳令兵，腰間配有圓形令字符牌，左手持令旗，右手托舉密封的令盒，著紅衣白褲。其所持令盒的一部分、令旗尖部、一足皆因裝裱而被裁裂，畫面中并不完整。傳令兵回首望一身形高大之將軍，將軍面貌清秀，難以根據面貌辨識。又鎧甲護身，圍巾和抱肚皆為彩錦，左手持金印，右手持寶劍。腰間帶銙，配有劍鞘和弓囊。此將位置位于前列，手中有印，與傳令兵有互動，故而出于其身份與行為的考慮再結合武成王廟配祀名將傳記，推估為孫武子較為合適。將軍的右臂前方為一綠袍將軍，也就是位于畫面下層最左側的主要人物，面如重棗，左手撫須，右手持青龍偃月刀，可以斷定為關羽無疑。關羽身后將佐，鎧甲外罩藍緣緋袍，雙手持舉旗纛。旗纛藍底綠邊紅幟，繡有金色四爪龍紋，幡帶上有銘文“往古為國亡軀一切將士等眾”。舉旗纛將佐身后一將軍，鎧甲外罩淡綠袍，濃眉大眼，闊口虬髯，左手箕張，右手抓著扛在肩上的長槊。此人造型粗獷，面色醬紫，與管仲、范蠡、樂毅等人儒將形象絕不相同，或為張飛未可知。此將身后又有一位將佐，身上亦是著鎧甲，手持長槊做沖刺狀。

畫面下層身處較為中心位置的將軍，鎧甲之外著云龍紋藍袍，披發束抹額。左手虛抓，右手持三尖兩刃刀（三尖兩刃戟、三尖兩刃槍），刀桿上部掛著一個紅巾黃面人首。云形額正和紅色抹額配合著披發形象頗類真武大帝的造型，結合其畫面下層中心的位置可知此人身份頗為尊貴。在明代文化背景下，能夠有此殊榮并在武成王廟配享體系和歷代帝王廟配享體系中都有的人物，則為郭子儀無誤。三尖兩刃刀在明代文學作品中多有描述，《封神演義》《西游記》中二郎神楊戩使用此兵器，《三國演義》中的晏明和《水滸傳》中的史進也用此。三尖兩刃刀與宋代的掉刀（又稱“棹刀”）關系密切，可上追至唐代，其原型或是陌刀變體的兩刃拍刀（又稱“拍刃”）。雖然現在還不能找到郭子儀的武器就是三尖兩刃刀的明確記載，但是宋代描繪郭子儀單騎見回紇的繪畫《免胄圖》中就有將士持三尖兩刃刀。姜太公被周武王尊為尚父，郭子儀也被唐德宗尊為尚父。12冊命文中：“伊昔殷辛秦季，萬姓愁苦。時則有太公望留侯良，毗武翼高，為之請命。若顛覆而躋，執熱斯濯。其在天寶至德之際，二叛稱兵，犬戎孔棘，則公投袂電赴，捍我于艱。方其擾亂，化為安靖，然后燮和徐進，清廟安寧，繄公之勛業，蓋于張呂矣?！盵宋]宋敏求編，《唐大詔令集》卷六十一《冊郭子儀尚父文》，中華書局，2008年，第334頁。郭子儀歷經唐代七朝，是唐代中興名將，戰功和福氣都被后世將士尊崇。將郭子儀的形象描繪為真武大帝的造型或許還與明代的一位重要將領有關。明代開國功臣營國公郭英在嘉靖十六年（1537）配享太廟，其五世孫郭勛為此出力良多。郭勛在正德年間撰寫《三家世典》，把郭家和徐（徐達）、沐（沐英）兩家并列，攀附兩家，并將郭英比為郭子儀。嘉靖初年，郭勛仿造《三國志俗說》《水滸傳》，撰寫《英烈傳》，書中郭英生擒張士誠，射殺陳友諒，為郭英配享做進階。嘉靖十五年（1536），皇帝同意兵部所請，重建武成王廟。重建武成王廟和郭英配享太廟體現了嘉靖朝文武關系的變化，或可以作為討論此畫創作時間的一個切入點。

郭子儀身后一將軍，頭戴裹巾幞頭并簪花，鎧甲外罩紅袍，手持雙劍，左右手各一把。以劍為兵器的名將頗多，結合前文討論的原因此處辨識為韓信較為合適。其身后配有一位戎裝將佐，姿勢獨特。畫面右下方的主將頂盔摜甲，鎧甲外罩白底金色四爪龍紋戰袍，腰間配有帶鞘寶劍、弓囊、令牌等。其身后將佐鎧甲外罩藍袍，頭戴氈帽，背纏黃巾，肩扛長槍。圖中槍與槊形制相同，卻與文獻記載不一致，應是畫者類型化描繪的一種現象。將佐身份不論，此處主將應為岳飛。

三 武廟祭祀對象的變化與借用

武成王廟又稱武廟、武成廟、太公廟、太公尚父廟等，13《唐會要》作“太公廟”（[宋]王溥，《唐會要（上）》卷二十三《武成王廟》，中華書局，1955年，第435頁）；《舊唐書》與《唐六典》載為“齊太公廟”（[后晉]劉昫，《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李紓傳》，中華書局，1975年，第11冊，第3764頁；[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十四《太常寺·兩京齊太公廟署》，陳仲夫點校，中華書局，1992年，第415頁）；《新唐書》始稱“太公尚父廟”，后稱“太公廟”（[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卷十五，中華書局，1975年，第2冊，第377頁）。以姜太公為祭祀對象。姜太公自西周以來便在齊國世受尊崇，漢代便在其舊居河內汲地（汲縣，即今衛輝市）建有太公廟。14河南省衛輝市城北三十里太公鎮有太公泉，泉上有太公廟。明萬歷《商河縣志》記載：“城東南三里許太公廟，始建于西漢武帝23年?！睎|漢高誘注釋《呂氏春秋·首時》和《淮南子·汜論》時，注姜太公為“河內汲人”。（參見許維遹，《呂氏春秋集釋》，中華書局，2009年，上冊，第322頁；何寧，《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中冊，第967頁）《史記·齊太公世家》記：“太公望呂沿者，東海上人?！保╗漢]司馬遷，《史記》卷三十二，中華書局，1959年，第5冊，第1477頁）西晉汲郡出土的《竹書紀年》載姜太公為“魏之汲邑人?！薄端涀ⅰ份d：“（汲縣）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浚急，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常釣于此也。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云：‘太公望者，河內汲人也?！h民故會稽太守杜宣白令崔瑗曰：‘太公本生于汲，舊居猶存，君與高，國同宗，載在《經》《傳》?！潜比镉刑?，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竟茂，相傳云：太公故居?！保╗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校證》卷九，陳橋驛校證，中華書局，2007年，第226—227頁）太公后裔西晉河內郡汲縣縣令盧無忌，太康十年（289）撰《齊太公呂望表》：“齊太公呂望者此縣人也?！惫蕦m博物院等處藏有不同時期拓片。東魏武定八年（550）汲郡太守穆子容撰文并正書《修太公呂望祠碑》（即《呂望碑》，衛輝博物館藏有拓片，《金石萃編》卷三十二載全文），碑文正面刻“迢迢岳胤，蔚蔚姜枝。盧元忌置碑僻據山阜，崔瑗刻石枕康衢”，宋代以來多沿用此說。東漢以后，在渭水之畔和長安周邊地區的太公廟則脫離了祭祖的性質，多與太公遇文王的傳說圣跡有關。15《水經注校證》記：“如淳曰：‘去長安四十里。渭水又逕太公廟北，廟前有太公碑，文字褫缺，今無可尋?！保╗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校證》卷十九，第449頁）如淳為三國曹魏人，故而此太公廟至少為東漢時期所立?？蓞⒁娡醪?，《論太公信仰與唐代武廟的創立》，載《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6期，第141頁。唐太宗貞觀年間在磻溪（今寶雞）建立太公廟，16“以太公兵家者流，始令磻溪立廟?！保╗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卷十五，第379頁）朱溢認為這里的磻溪應該是汲縣磻溪。參見朱溢，《論唐宋時期的武廟釋奠禮儀》，載余欣主編，《中古時代的禮儀、宗教與制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79—193頁。尊太公兵家始祖之身份。神龍二年（706），中宗在兩京分設太公廟署，后廢。17[宋]王溥，《唐會要 中》卷六十五《太常寺》，第1134頁；[后晉]劉昫，《舊唐書》卷四十八，第6冊，第1247頁。開元十八年（730），玄宗先置太公廟令及丞。18[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十六，第415頁。十九年（731），敕令天下諸州各建一所太公廟，19《山西通志》記：“太公廟在芮城縣東二十三里，東呂村。隋弘始間，太守呂憑創置。唐開元間修，縣丞趙含光作記，國朝洪武間重修?！蹦壳拔墨I所見開元年間地方修建的齊太公廟僅此一處。參見[明]胡謐，《山西通志》卷五，民國二十二年景鈔明成化十一年刻本。配享漢留侯張良，在仲春、仲秋上戊日祭祀。20朱溢認為，隨著齊太公廟釋奠禮儀的確立，釋奠禮儀不再局限于孔廟，而是開啟了文廟釋奠、武廟釋奠并行的二元化局面，這一格局維持了六個多世紀，直到明朝洪武二十年武廟祭祀遭到廢除，才回到了孔廟祭祀禮儀的一元狀態。參見朱溢，《論唐宋時期的武廟釋奠禮儀》，第179—180頁。詔諸州賓貢武舉人時，按明經、進士之例在太公廟行鄉飲酒禮，與武舉結合。21開元二十年（732），唐王朝頒布了被后世評價為集大成之作的《大唐開元禮》（后略作《開元禮》），分齋戒、陳設、饋享等方面記載了開元時期祭祀姜太公的詳細禮儀（具體可參見[唐]中敕，《大唐開元禮》，民族出版社，2000年，第303—306頁）。儀禮以禮官“太常卿、少卿、丞三獻”，祝文稱“皇帝遣某（官姓名）敢詔告”（參見[唐]中敕，《大唐開元禮》，第305頁）?！缎绿茣吩臑椤耙蕴Ｇ?、少卿三獻”（[宋]歐陽修、[宋]宋祁，《新唐書》卷十五，第379頁），據《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可以補“丞”為三獻官之一?！杜f唐書》卷一百三十七另言“按《開元禮》祝文云：‘皇帝遣某官昭告于齊太公、漢留侯?！保╗后晉]劉昫，《舊唐書》卷一百三十七，第3764頁）每當發兵出師或任命將領，都要先拜謁太公廟，22《 開元禮》中祭祀太公廟的儀式分（別出現在卷五十五《仲春仲秋釋奠于齊太公》、卷八十八《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告于齊太公廟》。參見[日]池田溫編，《大唐開元禮附大唐郊祀錄》，汲古書院，1981年，第8—10頁。以古代名將十人準十哲例配享。23“開元十九年四月，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太公廟一所，以張良配饗，春秋取仲月上戊日祭。諸州賓貢武舉人，準明經進士，行鄉飲酒禮。每出師命將，辭訖，發日，便就廟引辭，仍簡取自古名將，功成業著，弘濟生人者十人，準十哲例霑饗?！盵唐]杜佑，《通典》卷五十三《太公廟》，中華書局，1988年，第1483頁。天寶六載，諸州鄉貢武舉人上省遴選，要先拜謁太公廟。24[宋]王溥，《唐會要 上》卷二十三，第436頁。唐肅宗上元元年（760），尊太公望為武成王，25[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一，中華書局，1956年，第15冊，第7091頁。按：中國號武成王者有二，一為戰國燕國燕武成王；二為西周姜太公，至唐肅宗時被追封為武成王。此外，神魔小說《封神演義》虛構商朝武成王黃飛虎。祭典與祭孔子的文宣王廟相同。26據《舊唐書》記載：“追封周太公望為武成王，依文宣王例置廟?！盵后晉]劉昫，《舊唐書》卷十，第1冊，第259頁。太公尚父廟更名為“武成王廟”，簡稱“武廟”。以歷代良將為十哲，塑像坐侍，列于右者分別為漢太子少傅張良（亞圣）、齊大司馬田穰苴、吳將軍孫武、魏西河守吳起、燕昌國君樂毅，列于左者為秦武安君白起、漢淮陰侯韓信、蜀丞相諸葛亮、唐尚書右仆射衛國公李靖、司空英國公李績。27《唐會要》卷二十三《武成王廟》首言“十哲”在德宗建中三年（782）。而《新唐書》卷十五卻記是在玄宗開元十九年、肅宗上元元年兩次言立“十哲”，上元元年時又確切提及“十哲”人物，故從《新唐書》。唐德宗建中三年（782），用禮儀使顏真卿奏請，詔史館考定可配享者，列古今名將六十四人圖形從祀。28關于《新唐書》所載“六十四將”，《唐會要》則稱為“七十二弟子”，實際為六十四人，無張齊丘，而有李光弼，若加“十哲”則為七十四人；《大唐郊祀錄》記載六十人，重復白起一人，少李牧、彭越、衛青、王晙四人?！短茣肪矶涊d建中三年五月十五日下詔令史館準開元十九年四月敕，“宜撿取自古名將充十哲，七十二弟子”，后列有具體名單（參見同注24，第438頁）。武廟祭祀體系在唐代多有爭議，體現了唐代的文武之爭，其中又屬唐德宗貞元年間的禮儀之爭最為激烈，此后武廟祭祀禮儀規格有所降低。29“唐德宗貞元二年（786），刑部尚書關播奏：‘太公古稱大賢，下乃置亞圣，義有未安。而仲尼十哲，皆當時弟子，今以異時名將，列之弟子，非類也。請但用古今名將配享，去亞圣十哲之名?！允?，唯享武成王及留侯，而諸將不復祭矣。貞元四年（788），兵部侍郎李紓言：‘開元中，太公廟以張良配，以太常卿、少卿三獻，祝文曰：皇帝遣某敢昭告。至上元元年贈太公以王爵，祭典同文宣，有司遂以太尉獻，祝版親署，夫太公周之太師，張良漢之少傅，今至尊屈禮于臣佐，神何敢歆？且文宣百世所宗，故樂以宮縣，獻以太尉，尊師崇道也。太公述作止《六韜》，勛業著一代，請祝辭不進署，改昭告為敬祭，留侯為致祭，獻官用太常卿以下?！嗽t以將軍為獻官，余用紓奏。自是，以上將軍、大將軍、將軍為三獻?！薄缎绿茣肪硎咫m記載上元元年武廟“罷中祀，遂不祭”，但其后“祭武成王禮依然照常進行”。參見劉安志，《關于〈大唐開元禮〉的性質及行用問題》，載《中國史研究》2005年第3期。唐末天祐二年（905）八月，唐昭宗遷都洛陽后，又重新選址建造武廟，恢復太公祭祀和武成王廟的“制度配享”，供奉白起等亞圣“十哲”。

宋朝建國之初，建隆議升歷代功臣二十三人，舊配享者退二十二人。30“宋太祖趙匡胤幸武成王廟，歷觀兩廊所畫名將，以杖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何為受享于此？’命人去之。左拾遺知制誥高錫因上疏論王僧辯不克善終，不宜在配享之列。乃詔吏部尚書張昭、工部尚書竇儀與錫別加裁定，取功業始終無瑕者。乾德元年（963）六月癸巳，昭等議升漢灌嬰、后漢耿純、王霸、祭遵、班超、晉王渾、周訪、宋沈慶之、后魏李崇、傅永、北齊段韶、后周李弼、唐秦叔寶、張公謹、唐休璟、渾瑊、裴度、李光顏、李愬、鄭畋、梁葛從周、后唐周德威、符存審二十三人；退魏吳起、齊孫臏、趙廉頗、漢韓信、彭越、周亞夫、后漢段紀明、魏鄧艾、晉陶侃、蜀關羽、張飛、晉杜元凱、北齊慕容紹宗、梁王僧辯、陳吳明徹、隋楊素、賀若弼、史萬歲、唐李光弼、王孝杰、張齊丘、郭元振二十二人。詔塑齊相管仲像于堂，畫魏西河太守吳起于廡下，余如昭等議。乙未，秘書郎直史館管城梁周翰上言曰：‘凡名將悉皆人雄，茍欲指瑕，誰當無累！一旦除去神位，吹毛求異代之非，投袂忿古人之惡，似非允當。臣心惑焉?！粓??！盵清]畢沅，《續資治通鑒1》，岳麓書社，2008年，第31頁。宋真宗時，又追封姜太公為“昭烈武成王”?！皯c歷儀，自張良、管仲而下依舊配享，不用建隆升降之次?！?1[元]脫脫等，《宋史》卷一百五，中華書局，1977年，第八冊，第2556頁。宋熙寧五年（1072），為抵御外冠入侵，神宗下令，要求各軍事將領必讀《太公兵法》。元豐中，國子司業朱服言：“釋奠文宣王，以國子祭酒、司業為初獻，丞為亞獻，博士為終獻，太祝、奉禮并以監學官充。及上戊釋奠武成王，以祭酒、司業為初獻，其亞獻、終獻及讀祝、捧幣，令三班院差使臣充之。官制未行，武學隸樞密院，學官員數少，故差右選。今武學隸國子監，長、貳、丞、簿，官屬已多，請并以本監官充攝行事，仍令太常寺修入祀儀?！?2同注31。政和二年（1112），武學諭張滋言：“詩云‘赫赫南仲’‘維師尚父’‘文武吉甫’‘顯允方叔’‘王命召虎’‘程伯休父’，是均為周將，功著聲詩，今昔所尊惟一尚父，而南仲、吉甫之徒不預配食，余如卻縠之閱禮樂、敦詩書，尉繚以言為學者師法，不當棄而不錄，請并配食?！?3同注31。博士孫宗鑒亦請以黃石公配。后有司討論不定，國子監丞趙子崧復言之。宣和五年（1123），禮部言：“武成王廟從祀，除本傳已有封爵者，其未經封爵之人，齊相管仲擬封涿水侯，大司馬田穰苴橫山侯，吳大將軍孫武滬瀆侯，越相范蠡遂武侯，燕將樂毅平虜侯，蜀丞相諸葛亮順興侯，魏西河守吳起封廣宗伯，齊將孫臏武清伯，田單昌平伯，趙將廉頗臨城伯，秦將王翦鎮山伯，漢前將軍李廣懷柔伯，吳將軍周瑜平虜伯?！?4同注31，第2556—2557頁。于是釋奠日，“以張良配享殿上，管仲、孫武、樂毅、諸葛亮、李績并西向，田穰苴、范蠡、韓信、李靖、郭子儀并東向。東廡，白起、孫臏、廉頗、李牧、曹參、周勃、李廣、霍去病、鄧禹、馮異、吳漢、馬援、皇甫嵩、鄧艾、張飛、呂蒙、陸抗、杜預、陶侃、慕容恪、宇文憲、韋孝寬、楊素、賀若弼、李孝恭、蘇定方、王孝杰、王晙、李光弼，并西向；西廡，吳起、田單、趙奢、王翦、彭越、周亞夫、衛青、趙充國、寇恂、賈復、耿弇、段颎、張遼、關羽、周瑜、陸遜、羊祜、王浚、謝玄、王猛、王鎮惡、斛律光、王僧辯、于謹、吳明徹、韓擒虎、史萬歲、尉遲敬德、裴行儉、張仁亶、郭元振、李晟，并東向。凡七十二將云”。35同注31，第2557頁。紹興七年（1137）五月，太常博士黃積厚乞以仲春、仲秋上戊日行禮。十一年（1141）五月，國子監丞林保奏：“竊見昭烈武成王享以酒脯而不用牲牢，雖曰時方多事，禮用綿蕝，然非所以右武而勵將士也。乞今后上戊釋奠用牲牢，以管仲至郭子儀十八人祀于殿上?！?6同注31，第2557頁。從之。乾道六年（1170），詔武成王廟升李晟于堂上，降李績于李晟位次，仍以曹彬從祀。37參見同注31，第2557—2558頁。

到了元朝時期，繼續奉姜太公為武廟主神，但從祀名將規模大減，只以孫武子、張良、管仲、樂毅、諸葛亮以下十人為從祀。元朝武成王立廟于樞密院公堂之西，每歲春秋仲月上戊，以羊一、豕一、犧尊、象尊、籩、豆、俎、爵，樞密院遣官，行三獻禮。38“ 洪武元年，中書省臣會官議奏，王者遣將，所以討有罪，除民害也……其告武成王廟儀，前二日，大將省牲。祭日，大將于幕次僉祝版，入就位，再拜。詣神位前上香、奠帛、再拜。進熟酌獻，讀祝，再拜。詣位，再拜。飲福受胙，復再拜。徹豆，望燎。其配位，亦大將行禮。兩廡陪祀，諸將分獻?！盵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五七《遣將》，中華書局，1974年，第5冊，第1433頁。同時民間也出現了一些關于姜太公的神話傳說。

明朝洪武年間，廢武廟，姜太公從祀歷代帝王廟，撤去武成王廟。至此，罷武廟祭，并去除呂尚的王號。到明代萬歷年間，許仲琳創作了小說《封神演義》，從此，姜太公由人變成了神，民間廣為信奉。至清朝時，改稱供奉關羽的關公廟為武廟。民國時期，關羽和岳飛合祀的關岳廟亦稱“武廟”，同“文廟”相對。

四 三教合一背后的等級文化與文武之爭

“往古文武官僚等眾”和“往古為國亡軀一切將士等眾”在佛教水陸畫的體系中屬于“往古人倫”系列中的一組。也就是說，在佛教水陸法會中，往古的文武官僚和一切將士都是被超度的對象，其主要職能為超度亡靈，為生者祈福。明代的儒釋道三教關系趨于緩和，雖然仍有觀念之爭和利益之爭，但是由于在朝堂上儒家一家獨大，在民間三教融合，所以整體體現出的沖突并不明顯。當然，這并不代表三教之間是平等的，在不同場合中三教的關系仍存在微妙的變化。

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藏《往古文武官僚等眾》這幅水陸畫體現了佛教將儒家信仰體系中的忠臣良將、謀臣賢士等納入佛教信仰體系中，但是只是作為為被超度的往古人倫，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佛教的地位。根據明代的三教關系，此幅水陸畫中的文武官僚也會出現在道教黃箓畫中，但一般情況下，地位比在佛教水陸畫體系中更高。而在儒家祭祀體系中，武將的身份雖然在文臣之下，但是武將的祭祀也是被重視的。也就是說，同樣的文武官僚的身份，在儒道釋三教的信仰中存在不同的等級，在儒家信仰體系中最高，在道教信仰中其次，而在佛教信仰中的地位最低。

就明代儒家祭祀體系而言，除了最初沿襲元代的武成王廟祭祀外，文臣武將又出現在歷代帝王廟和功臣廟的兩者祭祀上。功臣廟最初只奉明代開國武將，歷代武將并不在其中。故而本人將重點分析歷代帝王廟配祀的文臣武將并兼顧功臣廟的祭祀，再輔以明代文武官僚的勢力分布和利益之爭，以助于更好地了解這件水陸畫背后的政治和文化意義。明太祖于乙巳（1365）八月辛卯觀《宋史》，至趙普說宋太祖收諸將兵權時，評價趙普“功施社稷，澤被生民”。39[明]朱元璋，《寶訓》卷四《評古》，載張德信、毛佩琦主編，《洪武御制全書》，黃山出版社，1995年，第521頁；趙克生，《明朝“歷代帝王廟”名臣從祀試探：以趙普、武成王為中心》，載《明史研究》2003年第6期，第8輯，第49頁。吳元年（1367）十一月，朱元璋說：“朕謂建立基業，猶構大廈。剪伐斫斷，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黝堊；用武而不用文，是樓宇已就而不加涂塈。二者均失之。為天下者，文武相資，庶無偏陂?！?0《 明實錄》卷二十七《吳元年十一月戊寅》，“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1962年，第2冊，第409頁。雖說是文武并列，但此時天下未定，故而實則是“重文”。洪武元年（1368）無武學，南方未定，遣將出師時祭告武成王廟，雖說沿襲傳統，實則是形勢使然。隨后，朱元璋采取一系列“以文化武”措施，要求解甲歸田的武臣讀書向學，知禮義、守法紀；要求武臣子弟修文習禮。雖然仍常講武事，總體卻以防為主，是收斂性的。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頒布了“神號改正詔”和“禁淫祠制”?！吧裉柛恼t”規定：“歷代忠臣、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為實號，后世溢美之稱，皆宜革去。惟孔子善明先王之要道，為天下師，以濟后世，非有功于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1《 明實錄》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癸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第3冊，第1034頁。洪武三年編纂的《大明集禮》中收有《告武成王廟》之禮，其中談到： “國朝遣將，就命大將，具牲幣行一獻之禮，其儀具載于后”，42[明]徐一夔奉敕撰，《大明集禮》卷三十四，明嘉靖間內府刊本，葉四?！睹魇贰酚州d：“初太公望有武成王廟，嘗遣官致祭如釋奠儀?！?3[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五十，第1293 頁?？梢?，武成王祭祀在明初軍政方面仍是一項重要的制度，與孔子同樣享受特殊禮遇。

洪武二十年（1387）七月，禮部奏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建昭烈武成王廟，仍祀太公。明太祖以太公為周臣，認為不應與周天子并稱王且文武并重、不應異科為由，否定并取消武成王的封號和舊廟，從祀于歷代帝王廟。44參見《明實錄》卷一八三《洪武三年六月癸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第6冊，第2759頁。洪武二十一年（1388），隨著西南平定，“朔漠一清，無憂北顧”，明太祖正式提出“方將偃武修文”。45[明]談遷，《國榷》卷九《洪武二十一年五月甲午》《洪武二十一年五月辛丑》，中華書局，1958年，第687—688頁。明太祖所規定的武官襲替制度弊端叢生，至明英宗時期，便難以應對日漸出現的軍事危機，文武兼備、偃武修文成為空想。46“國家偃武修文八十余年，而武生恒寓教于應天郡庠。師專其訓，弟子不專于業，廢弛多矣?！盵明]陳子龍輯，《明經世文編》卷三十《新建武學夫子廟碑記》，中華書局，1962年，第218頁。明英宗正統年間，設立京衛武學，南、北兩京和天下邊衛也俱設武學。明憲宗于天順八年（1464）推行武舉，正德十三年（1518）出臺了更完備的《武舉條格》，嘉靖十七年（1538）定武舉南北卷。47周致元，《明代武舉研究》，載《文史》第52輯，中華書局，2000年，第79頁。嘉靖十五年（1536），“北虜南倭”局面的漸趨形成，于是大振武備、揚兵御敵，重新仿唐制立武成王廟。48“嘉靖改建武學，命兵部會同禮、工二部條議事宜具奏……（其中有）“尊崇廟享”：古今言兵者以太公呂望為宗，請仿唐制，立武成王廟……每歲春秋致祭。庶典制不闕，武教有所興起。上從之?！陛d[清]孫承澤，《天府廣記》卷三，北京古籍出版社，1962年，第28—29頁。趙克生在文中指出，“在歷代帝王廟中，太公與張良、諸葛亮、曹彬、韓世忠、岳飛并列從祀，只是作為勸忠的象征。獨立廟祀，受封武成王，太公成為主祀，恢復了他作為兵家之祖的神圣地位……明太祖祭祀歷代帝王的政治用心在于構建一種帝王統系，來體現明朝取得政權的合法性。歷代名臣從祀，使帝王廟又有了‘勸忠’的功能?！?9趙克生，《明朝“歷代帝王廟”名臣從祀試探：以趙普、武成王為中心》，第54頁。

《往古文武官僚等眾》水陸畫創作的時間應該距離嘉靖十五年不遠，其人物形象既體現了武成王的尊貴地位，也兼顧了歷代帝王廟中從祀的歷代名臣，50朱元璋曾親自到廟中祭祀先代帝王。洪武二十一年，朱元璋詔諭以歷代名臣從祀。禮官遵旨擬定了三十七人名單，經朱元璋審查并剔除、增補后，遂定：三皇：風后、力牧；五帝：皋陶、夔、龍、伯夷、伯益；商朝：伊尹、傅說；周朝：魯周公姬叔旦、燕召康公姬奭、齊太公姜尚（子牙）、召穆公姬虎、方叔；漢朝：張良（子房）、蕭何、曹參、陳平、周勃、鄧禹（仲華）、馮異（公孫）、諸葛亮（孔明）；唐朝：房喬（玄齡）、杜如晦（克明）、李靖（藥師）、郭子儀、李晟（良器）；宋朝：曹彬（國華）、潘美（仲詢）、韓世忠（良臣）、岳飛（鵬舉）、張浚（德遠）；元朝：木華黎、博爾忽、博爾術、赤老溫、伯顏，分祀于歷代帝王廟東、西兩廡。明初于歷代帝王廟祭祀的帝王和從祀的名臣形成定制。參見[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五十，第1293頁。如蕭何、陳平的存在就體現了對歷代帝王廟從祀名臣的尊重。該水陸畫中，文武官僚在上部，為國捐軀的將士在下方，符合明太祖制定的“偃武修文”祖制，下方名將中突出關羽、郭子儀、岳飛也與時代信仰有關。洪武二十七年（1394），明太祖同意在南京雞鳴山建立關羽祠廟，與歷代帝王廟、功臣廟、城隍廟等并列十廟。51《明實錄》《洪武二十七年春正月》條中記到：“是月建漢壽亭侯關羽廟于雞鳴山之陽。舊廟在玄津橋西，至是改作焉，與歷代帝王及功臣、城隍廟并列，通稱十廟云?！薄睹鲗嶄洝肪矶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第3377—3378頁。在取消武成王廟的情況下建關羽祠廟，為關羽祠廟成為新的武廟提供了基礎。朱海濱指出，此為歷史上首次由中央王朝在首都建立關羽專廟。52朱海濱，《祭祀政策與民間信仰變遷：近世浙江民間信仰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31頁。明初，全國各地特別是邊疆地區的軍隊大量建設關羽廟，使得關羽廟成為明朝軍事體制的一個組成部分。53同注52，86—87頁。隨著武成王廟的廢立變化，關羽信仰得以興盛，明末方岳貢（天啟二年〔1622〕進士）在《序宋征璧左氏兵法測要》中言及：“洪武中有司請立武成王廟，圣祖諭以文武之道本出于一，合則人才盛，分則人才衰，遂罷武成王廟不立，自此以后，（關）帝之祀為獨隆?！?4周畊厓、崔秋谷修，《關圣帝君征信編》卷十一，載魯愚等編，《關帝文獻匯編》，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第3冊，第359頁。朱元璋曾親自為岳飛廟書寫匾額“純正不曲”；55馮偉林，《書生報國：新儒生文化散文》，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年，第46頁。明洪武九年（1376），明太祖詔書曰：“岳飛仍稱武穆。從祀歷代帝王廟，配宋太祖享”；56殷時學、陶濤，《岳飛廟志》，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67頁。景泰五年（1454），武功伯徐有貞創廟湯陰，御題為精忠之廟；隆慶四年（1570），詔仍謚“忠武”；萬歷四十三年（1615），神宗封岳飛為三界靖魔大帝。57湯陰縣志編纂委員會、湯陰岳飛紀念館編，《岳飛廟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60—161頁。郭子儀雖然在明代也配享于歷代帝王廟中，但是并未有過多的推崇，這或許和降低其政治影響有關。

明末祝壽題材中大量出現郭子儀的故事，并影響到清朝祝壽題材的發展?！锻盼奈涔倭诺缺姟匪懏嬛凶鸪绻觾x與郭勛（1475—1542）58易名，《郭勛生卒年考》，載《學術月刊》1982年第1期，第15頁。關于郭勛的生年，明代沈德符認為是1475年。但據《奏進郭勛案狀》，嘉靖二十年郭勛被逮捕時已經六十六歲，推算他的生年當為1476年。參見[明]沈德符，《萬歷野獲編》卷五《咸寧侯》，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142頁；《奏進郭勛案狀》，《明世宗實錄》卷二五三，嘉靖二十年九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影印，第82冊，第5086頁。關系密切。明世宗以藩王的身份入繼大統，隨之便與楊廷和等老臣發生了“大禮議”之爭。從穩定政權的角度看，明世宗急需扶植支持自己的政治力量以平衡政局、樹立自己權威，此舉不僅培養了一批新的文臣，也扶持了一批勛貴。郭勛即是勛貴中大力支持明世宗的人，也是明世宗扶持的勛貴代表。加之嘉靖朝“北虜南倭”的軍事威脅存在，嘉靖朝文武關系進入一個新階段。郭勛是開國功臣武定侯郭英的子孫。因為處于與相當一部分文臣對立的位置，以至于在《明史》本傳中的評價是：“自明興以來，勛臣不與政事。惟勛以挾恩寵，擅朝權，恣為奸匿致敗?！?9[清]張廷玉等，《明史》卷一百三十，第13冊，第3824頁。嘉靖十五年（1536），郭勛加太師。嘉靖十八年（1539），晉封為翊國公，朝賀班首。至此，郭勛在實務和禮儀上都到達了武臣的最高位。明世宗重用郭勛的原因，學者多有研究，巖本真利繪提出是因為明世宗為了尋求支持者來實現自己的意志。60[日]巖本真利繪，《嘉靖朝勛臣的政治立場：以武定侯郭勛為例》，載《第十六屆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暨建文帝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7年，第180頁。郭勛曾說：“文官弄法，武官已被鉗制，不得如文武并用之時?！?1謝瑜，《劾奸貪驕肆武臣疏》，載《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皇明嘉隆疏鈔 嘉隆新例附萬歷[二] 皇明留臺奏議》，《皇明嘉隆疏抄》卷二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467冊，第54頁?！锻盼奈涔倭诺缺姟冯m然將文武官僚并置，但是卻明顯更尊重武臣，下方武將的布局也更為尊崇郭子儀。根據張廷玉《明史》卷一百零五《功臣世表一》列出洪武年間所封的公、侯以及其傳承情況，可見明太祖時封公侯者共六十二人，爵位一直延續下來的僅三人，郭英就是其中之一。郭勛所撰的《三家世典》中，錄云：“郭英開國重臣，其功業之隆、子孫之盛、富貴壽考、始終令節世為罕儷，（‘其功業之隆’，‘隆’原作‘升’，據明朱氏國朝典故本、半頁十二行明鈔本改。）人以比之郭汾陽云?！?2郭勛，《三家世典》贊文，載《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齊魯書社，1996年，第91冊，第26頁。楊榮將郭英和郭子儀相對比，云：“予觀前史稱，郭汾陽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眾不嫉，富貴壽考始終令節，七子八婿諸孫數十人俱膺顯仕，唐世榮之。若公勵業之隆，子孫之盛，方之汾陽。夫豈多讓，皆由公存心一本于仁，故積累之厚愈遠愈隆焉。嗚呼偉哉！”63[明]楊榮，《文敏集》卷十七《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柱國武定侯贈營國公謚威襄郭公神道碑銘》，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1240冊，第266頁。郭勛襲武定侯爵位于正德三年（1508）三月，入獄是嘉靖二十年（1541），《往古文武官僚等眾》水陸畫或是作于此段時間。這件繪畫作品和郭勛的努力有關，但作品的直接產生是否因為郭勛參與宗教活動并無直接證據，只能存疑。結合重建武成王廟的背景，《往古文武官僚等眾》繪于嘉靖十五年之后的可能性較大。

五 結論

美國明尼阿波利斯博物館藏《往古文武官僚等眾》水陸畫并非簡單的“往古人倫”中的一組，而是包含以武成王姜太公為首的武將和蕭何等部分文臣。姜太公和蕭何等人組成“文武官僚”，是明代歷代帝王廟從祀名臣的代表，也融合了武成王廟從祀名將的群體，使得“往古文武官僚等眾”和“往古為國亡軀一切將士等眾”兩系統都描繪了姜太公、張良、諸葛亮、蕭何、陳平、田穰苴、李靖、李晟（或是李績）、關羽、孫武、張飛、郭子儀、韓信、岳飛。武成王廟自唐代設立，經唐宋元三朝，從祀名將多有變動。明初，武成王祭祀尚存，至洪武二十年，隨著明太祖推行“偃武修文”政策，武成王配祀歷代帝王廟，武成王廟廢。關于武成王的祭祀雖在軍中仍有延續，但隨著關羽信仰的盛行，武成王信仰逐漸民間化。嘉靖年間禮儀之爭，郭勛為首的勛貴因支持明世宗而獲得重用，文武矛盾隨著“北虜南倭”局面的出現而有了新的變化。嘉靖十五年，重建武成王廟。嘉靖十六年，郭英配享太廟，既體現了郭勛等武將的努力，也體現了嘉靖朝文武關系的變化。結合此水陸畫畫面人物造型和相關身份推測，其制作時間或為正德三年至嘉靖二十年之間，最可能是在嘉靖十五年、十六年及至二十年之間。此圖雖然可能用于佛教水陸法會，卻又體現了儒家信仰的體系，但并非簡單的被超度對象，而是暗含著著重要的政治因素和時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