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測度

紀麗娟

（西安市行政學院 經濟學教研部，陜西 西安 710054）

一、引言

自黨的十七大報告首次提出“發展現代產業體系”后，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成為黨中央聚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與新舊動能接續轉換的前瞻部署。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將“中國式現代化”這一主題貫穿于“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各環節，要求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充分展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為現代化強國建設提供高質量產業支撐。隨后，2023 年政府工作報告強調，“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強化科技創新對產業發展的支撐”，充分彰顯出黨和國家對于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謀劃與布局。從發展實際來看，我國已擁有41 個工業大類、207 個工業中類、666 個工業小類，具備完備產業體系和較強配套能力的優勢，為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奠定扎實基礎。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以及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使得全球產業結構和布局深度調整。此背景下，發達國家紛紛推進“再工業化”與高端制造業回流[1]，新興經濟體借助成本優勢主動承接國際產業轉移，為中國搶占世界高端制造業戰略跳板帶來巨大壓力。面對這一現實挑戰，我國的產業發展需發揮全球最完整產業供給優勢與超大規模市場需求優勢，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提高產業鏈現代化與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增強產業體系自主可控能力。然而，我國產業發展尚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大而不強、自主可控能力不強的現狀尚未改變[2]。這導致產業技術創新能力與高端供給能力不足，不利于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诖?，文章嘗試系統詮釋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理論內涵，分析中國式現代化產業建設水平的時空演變特征，并識別影響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發展的重要因素，以期為中國式現代化產業建設提供有力參鑒。

二、文獻綜述

1. 現代化產業體系的理論內涵

現階段，學者們對現代化產業體系提出諸多見解。就內涵定義方面，芮明杰(2018)指出，現代產業體系是具備競爭優勢并面向未來技術與產業發展趨勢的產業體系[3]。還有部分學者認為，現代產業體系是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和人力資源四維協同的有機整體[4]。就類型特征方面，任艷(2020)提出，現代產業體系中包括自然資源密集型、普通勞動密集型、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與技能密集型五類產業[5]。白雪潔等(2022)認為，現代產業體系具備開放性、動態性、安全性、穩定性、完整性等特征[6]?？傮w而言，現有文獻對于現代化產業體系內涵與特征展開深入探究，為后續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礎。然而，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具體內涵與表現仍需結合中國式現代化發展情況進行進一步闡述。文章將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界定為：在保障完整工業體系基礎上，與其他領域中國式現代化任務實現耦合互促、有機統一，推動形成循環開放產業生態，并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的產業體系。

2. 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評價

結合現有現代化產業體系理論，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維度存在多元視角。就指標體系構建而言，現有學者主要集中于“集聚度、協調度、創新度、融合度、開放度、支撐度、生態度”視角[7]，“實體經濟、科技創新、現代金融、人力資源”四維一體視角[8]，“經濟綜合發展水平、服務經濟發展水平、經濟創新發展水平、經濟綠色發展水平”視角[9]，就評價方法而言，現有文獻大多借助主成分分析法、功效系數法、線性平均加權評價模型、耦合協同模型等方法，從城市群、單一省份或全國層面展開量化分析。既有研究對現代化產業體系評價進行了深入探究，得出較為豐富的結論，為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提供了測度指標以及評價方法參鑒。

3. 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動力及對策

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雖然是中國式現代化發展特色的提法，但本質屬于產業發展范疇。國外學者大多側重于探究驅動產業轉型發展的動力，例如進出口產品需求、創新型城市建設。Jo 等(2019)提出，創新型城市建設對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具有正向促進作用[10]。與此同時，學者們圍繞推動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對策展開探究。例如，朱愛勛(2023)提出，通過推動傳統產業煥新升級、打造優勢產業集群、構建高效產業創新體系、營造最優發展環境，推進現代化產業體建設[11]。

梳理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以往學者們對于現代化產業體系評價指標的劃分維度缺乏統一性。并且，鮮有學者立足中國式現代化視域，探究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及影響因素。鑒于此，文章以中國30 個省份為研究樣本，測度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并分析其空間分布特征及影響因素，為新發展階段中國式現代化建設與產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決策參鑒。文章創新性在于：其一，將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理念融入指標體系中，系統化整理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相關指標。其二，引入時間權重對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進行動態分析，重點刻畫不同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變動趨勢。其三，根據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空間差異與影響因素，提出相應優化對策。

三、指標體系與研究方法

1. 指標體系構建

中國式現代化體系是產業體系與產業結構的“現代化”，具有動態發展特征。因此，文章基于中國式現代化視角，結合現代產業體系相關研究[12，13]，立足于戰略支撐性、創新引領性、安全韌性、開放競爭性、發展可持續性等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特征，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其中，戰略支撐性主要刻畫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對現代化強國與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支撐作用。創新引領性展現出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可融合關鍵核心技術攻關與創新人才高地，構建多主體協同共生的跨界創新共同體，共建創新創業新生態。安全韌性指代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面對極端情況迅速恢復與高效運轉的能力。開放競爭性是指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能夠全面參與全球產業合作與分工，持續推進公平競爭與開發合作。發展可持續性反映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以綠色化、高端化與可持續性為發展方向，推動產業綠色循環低碳發展。

表1 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評價指標體系

2. 研究方法

（1） 主客觀組合賦權法

文章運用主客觀組合賦權法對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評價指標進行賦權。主客觀組合賦權法包含主觀賦權法（層次分析法） 與客觀賦權法（熵權法）。其中，層次分析法參考曲立等(2021)[14]的研究，以專家主觀偏好對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進行指標賦權。具體評價步驟如下：

其一，為去除不同指標在量綱與單位上存在的諸多差異，使用極差法對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各基礎指標展開標準化處理。負向標準化公式為；正向標準化公式為。其中，min(xij)、max(xij)分別為最小值與最大值；xij、yij為指標在年標準化處理前后的指標值。

其二，在標準化處理所得指標值yij基礎上，測算信息熵Ej：

式中，n為評價年份。

其三，在信息熵Ej基礎上，度量指標權重Wj：

式中，m為指標數量。

其四，運用線性加權法對標準化處理后獲得的指標值yij和指標權重Wj進行測算，得到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Zi：

式中，Zi表示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Zi數值愈高，表明該省份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愈高。

（2） 時序加權平均算子法

參考歐進鋒等(2023)[15]研究，借助時序加權平均算子法度量時間權重，檢驗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的動態演進趨勢。假定時間權重向量是W=(ω1，ω2，…，ωs)T，ωt為t期時間權重，t=1，2，3，…，s。測算公式如下：

式中，φ 表示時間信息量，若φ 靠近數值0 時，當期數據更被研究者關注；而當φ 靠近數值1 時，意味著前期數據被研究者重視。f(ωt)為時間權向量熵值。因此，借鑒李旭輝等(2020)[16]研究，將時間信息量設定為0.35，以LINGO 軟件對各年份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的時間權重進行求解（見表2）。

表2 時間權重計算結果

（3） 空間統計分析法

通常而言，空間統計分析法包括全局空間自相關與局部空間自相關。全局空間自相關可檢驗地區間整體空間差異及空間關聯程度。運用全局Moran's I 指數度量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在區域內是否存在空間關聯性，公式如下：

式中，wij代表空間權重，i省與j省空間位置相近時wij=1，反之為0；zi、zj分別代表省份i、j的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全局莫蘭指數取值區間為[-1，1]，當該值為正時，代表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在空間上為正相關關系；當該值為負時，代表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在空間上為負相關關系；當該值為0 時，意味著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不存在空間相關關系。

局部莫蘭指數可刻畫不同地區與其相鄰地區屬性值的集聚程度，有助于觀察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空間局部不平衡性。具體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局部Moran's I 指數取值區間為[-1，1]，當該值為正時，代表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呈正相關，可劃分為“高—高”與“低—低”兩類集聚類型；當該值為負時，代表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呈負相關，可劃分為“高—低”與“低—高”兩類離散類型。

（4） 數據說明

囿于數據可得性，文章選取中國30 個省份為研究樣本（由于西藏和港澳臺地區數據缺失，予以剔除） 對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展開測度分析，研究時段為2010—2021年。數據主要源自歷年《中國統計年鑒》 《中國環境統計年鑒》 《中國工業統計年鑒》 《中國科技統計年鑒》、WIND 數據庫。針對個別缺失數據，運用差值法進行補齊。

四、實證結果分析

1. 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分析

在表1 測度指標權重基礎上，加權求解出2010—2021 年30 個省份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

（1） 省域綜合指數變化趨勢

2010—2021 年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變化趨勢如圖1 所示。整體來看，2010—2021 年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由0.268 逐步提升至0.725，整體呈現向好發展態勢。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變化特征與近十年中國宏觀經濟發展脈絡基本吻合。

圖1 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及分維度指數均值變化趨勢

（2） 分維度綜合指數變化趨勢

由圖1 可知，不同維度子系統變化差異較大，對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的貢獻程度呈“戰略支撐性、創新引領性、開放競爭性、發展可持續性、安全韌性”逐次遞減態勢。其中，戰略支撐性維度指數明顯高于其余四個維度，在考察期內其均值為0.676，對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的貢獻最大。原因是，近年來中央一號文件多次聚焦“三農”問題，并且各地政府將推進工業現代化與服務業現代化置于首要位置，為全面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提供強勁戰略支撐。

創新引領性維度指數僅次于戰略支撐性維度，在2010—2021 年由0.351 提升至0.539。這主要是由于黨的十八大提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后，社會各界紛紛將提升科技創新水平作為發展核心。隨后，2016 年《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綱要》提出，到2020 年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2030 年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到2050 年建成世界科技創新強國“三步走”目標。于此背景下，中國在量子信息、干細胞、腦科學等前沿方向上獲取一批重大原創成果，通過加強創新投入和布局，增強創新鏈對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引領作用。

開放競爭性維度指數位居第三，呈現波動上升態勢，在2015 年后呈現快速提升趨勢。這主要是由于2015 年《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完善對外開放戰略布局”，為提升開放競爭性指數提供制度支持。該文件頒布后，國家政府部門主動謀劃新對外開放戰略布局，并積極為國內發展營造良好外部環境，提升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國際競爭力。

發展可持續性與安全韌性維度指數演變走勢較為相符，在0.270 附近波動變化。自2017 年后，發展可持續指數高于安全韌性。這主要是由于2017 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明確提出“綠色生產方式”，引導產業推進綠色生產模式、健全產品安全監管體系、實施標準化戰略，進而助推產業綠色可持續發展。相較于其他4 個維度，安全韌性維度對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貢獻率不高，未來存在較大發展空間。

（3） 分區域綜合指數變化趨勢

2010—2021 年，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均值變動態勢如圖2 所示?？梢钥闯?，東部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呈現穩步提升態勢，且在四大地區中保持領先地位。中部、東北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變化趨勢較為一致，前者提升速度高于后者。同時，在2010—2015 年東北地區數值略高于中部地區，自2016 年后中部地區開始反超。西部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不高，且增長速度緩慢。

圖2 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綜合指數均值變化趨勢

東部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最高，且在不同考察時段中均保持第一名。在于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對推動東部地區產業發展給予大量政策支持，加速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不僅如此，東部地區具有優越自然條件與經濟發展動能，可通過轉移勞動力、資金等要素為產業現代化發展提供良好支撐。中部地區產業發展在早期處于探索發展階段，其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相對不高。隨著國家實施中部崛起戰略，中部地區在推進傳統產業集聚發展基礎上，側重增加與東部地區產業發展合作，通過構建高水平產業承接轉移基地，推進新興產業集群化發展，為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夯實堅實基礎。研究初期，東北地區以傳統工業發展為主，在輕工業方面投入力度相對較弱。由于重工業產品造價高、出口貿易難、銷售利潤薄等特點，造成大量資源消耗與人才流失，使得現代化產業發展進程放緩。近年來，國家啟動振興東北、新興產業三年行動等戰略后，東北地區不斷擴大新興產業規模，增強產業集群輻射帶動效能，為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奠定堅實基礎。西部地區受限于要素資源匱乏與自然環境惡劣，在產業發展方面存在較大提升空間。在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體系支持下，西部地區逐步發展高技術產業與特色優勢產業，完善基礎設施建設，逐步縮小與其他地區間發展差異，使得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呈現向好發展態勢。

2. 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動態指數分析

如圖3 所示的動態指數可全面刻畫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的動態演變趨勢。各地區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動態指數介于0.215~0.547，均值為0.326，省份間差距較大。高于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動態指數均值的省份分別為上海、廣東、浙江、安徽、北京、山東、江蘇。其中，北京的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動態指數為0.547，表現出較好發展趨勢。這主要得益于北京在戰略支撐性、創新引領性、安全韌性、開放競爭性、發展可持續性子系統中獲取較大支持。其次是上海，動態指數為0.553，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可持續發展能力較強。隨后，廣東與浙江的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動態指數處于0.510 附近，在安全韌性及發展可持續性兩系統仍存在較大提升空間。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動態指數介于0.326~0.475 間的省份為安徽、江蘇、山東。

圖3 2010—2021 年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動態指數

3. 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空間關聯分析

（1） 整體空間關聯

借助全局空間自相關對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進行空間分布檢驗，結果如圖4 所示。檢驗結果可以看出，2010—2021 年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全局Moran's I 值均為正數，且在5%水平下通過檢驗。

圖4 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全局Moran's I 指數

（2） 局部空間關聯

在度量全局空間自相關后，進一步選取2010 年、2014 年、2018 年和2021 年度量各省份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的Moran's I 指數。根據度量結果可知，第一象限（高—高） 大多集聚于東部地區，在空間上表現為團狀分布趨勢。第二象限（低—高） 在空間上呈塊狀分布，具有顯著同質低值集聚特征。這些地區的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相對較低，而其相鄰地區的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相對較高。第三象限（低—低） 大多位于西部地區。第四象限（高—低） 主要包括遼寧、吉林、福建等地區，表現出較高空間分異程度。

4. 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的影響因素分析

考慮到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具有復雜性與動態性，借助回歸模型探討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的影響因素可能引起檢驗結果偏誤。因此，結合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發展情況，選取經濟發展水平、人才資源、眾創空間或孵化室、公共服務水平和數字金融5 個指標，度量皮爾遜相關系數（見表3）?？梢钥闯?，2021 年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影響因素系數均通過顯著性檢驗，系數大小為：經濟發展水平>數字金融>公共服務水平>眾創空間或孵化室>人才資源。

表3 影響因素的相關系數

首先，經濟發展水平對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影響系數均值大于0.920。經濟發展水平能夠為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提供良好發展環境。隨著經濟發展規模不斷擴大，產業發展具有良好營商環境，可為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提供有力支持。

其次，數字金融相關系數均值為0.871，說明數字金融與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高質量發展顯著正相關，即數字金融是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影響因素。數字金融與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高質量發展顯著正相關，但由于地區間數字金融支持力度不同，使得數字金融對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高質量發展的推動力不足。

再次，公共服務水平相關系數均值為0.817，也是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政府通過提供資金支持、優化人力資本要素配置，緩解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過程中存在的諸多掣肘。同時，政府部門推動城鄉要素流動，加速各類生產要素在產業中進行調節，通過生態補償機制、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機制促進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

最后，人才資源、眾創空間或孵化室的影響系數相對較小，是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重要影響因素。其中，人力資源協同發展可為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夯實人才基礎；眾創空間或孵化室可為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提供創新支持。檢驗結果可以看出，人才資源、眾創空間或孵化室均可顯著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提升。

五、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文章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評價指標體系，運用組合賦權法、時序加權平均算子法及空間統計分析法，對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展開研究，主要結論如下：第一，考察期內，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呈現逐年上漲態勢，且存在顯著區域差異。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子維度指數變化具有明顯差異，且貢獻程度呈“戰略支撐性、創新引領性、開放競爭性、發展可持續性、安全韌性”逐次遞減態勢。第二，各省份的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動態指數差距較大。第三，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具有顯著空間集聚特征。第四，經濟發展水平、數字金融、公共服務水平、眾創空間或孵化室、人才資源是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的核心影響因素。

在上述研究結論基礎上，提出如下對策建議：

第一，推動地區特色化發展。各地區應立足本地資源稟賦與區位優勢，加快構建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東部地區應順應產業生態化、融合化、集群化發展趨勢，依照產業“建圈強鏈”思路，為我國現代產業體系建設水平的整體提升貢獻力量。東北地區應將資源加工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轉至經濟效應集聚重點區域，并在省重點產業帶、沿邊重要口岸、資源型城市建造國家級省級重點產業園區，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基礎。中部地區應積極推進承接產業轉移示范區建設，并與其他地區協同打造產業轉移合作園區，不斷完善跨區域產業轉移利益共享機制，賦能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西部地區應積極建設新型基礎設施，發揮特色農產品優勢，以農業合作社、家庭農場等產業組織形式為基礎，推動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

第二，匯聚多元化創新要素。政府應匯聚多元化創新要素，為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提供支持。一方面，政府應促進各類創新要素向新興產業集聚，通過加強知識產權保護和推進產學研協同創新，鼓勵產業開展基礎性和前沿性的技術研發、技術標準制定及品牌建設，為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奠定基礎。另一方面，政府應重點對民營企業創新給予財稅、金融方面的政策傾斜，提高創新資源配置效率，并打造產業在互聯網科技、產業鏈配套網絡、金融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上的優勢，提升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水平。

第三，縱向延伸產業鏈條。政府應縱向延伸產業鏈條，推進“三業”發展現代化，助力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首先，農業農村部門應加快構建糧經飼統籌、農林牧漁結合、植物動物微生物并舉的多元化食物供給體系，系統謀劃推進農業現代化發展。其次，政府應打通物流堵點，增強上游能源與原材料供給，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基礎。最后，政府應致力于形成配套上中下游產業鏈，打造多層次多業態的服務業集聚區，并建設公共信息平臺、技術平臺、重大通信基礎設施，為中國式現代化產業體系建設創造良好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