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

胡 超，孫漢林，李泰霖

（1.廣西民族大學 經濟學院，廣西 南寧 530006；2.廣西民族大學 科技史與科技文化研究院，廣西 南寧 530006）

一、引 言

20 世紀90 年代，我國開始推進實施旨在通過信息技術不斷優化稅收治理的金稅工程。截至目前，金稅工程已實施三期。其中，金稅一期（1994 ～1998 年）和金稅二期（1998 ～2002 年）重點是加強對增值稅專用發票管理，防范和打擊偷稅。金稅三期（2013 年至今）重點是以計算機網絡為橋梁，搭建“一個平臺、兩級處理、三級覆蓋、四個系統”的征稅框架，實現對相關部門的聯網監控，為增強稅收治理能力，提升稅收服務水平發揮了重要作用?；谖覈愂照鞴軘底只瘜嵺`，研究其對企業的影響成為關注的焦點?，F有形究發現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具有“雙刃劍”效應，其中，正面效應認為，稅收征管數字化通過營造良好的稅收道德、社會文化減少了企業逃稅行為，還可通過治理效能的發揮，解決企業內部存在的關聯交易頻發、盈余質量管理、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等問題，助力企業平穩發展。［1-3］負面效應認為，稅收征管數字化壓縮了企業逃稅空間，導致企業實際稅負逼近名義稅率，不利于創新、降低投資水平和全要素生產率。［4-5］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快建設貿易強國”。在當前我國外貿出口面臨多重挑戰的情形下，不斷提高出口產品質量顯得尤為重要?，F有研究主要從貿易自由化、匯率變動和資源配置效率等方面探討了對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6-7］稅收層面對出口產品質量的研究集中于關稅稅率視角，但基于征管數字化視角的研究還較少。［8-9］作為治理體系數字化建設的成功案例，金稅三期工程建立了涉稅活動信息共享系統，實現了稅收征管數據的集中公開透明，兼備稅收治理和優化資源配置的雙重功能。在宏觀層面，其可以嚴格監控和精準識別稅收情況，實現應收盡收的稅收目標，落實企業應享盡享的稅收優惠，產生積極的稅收治理效應；在微觀層面，其通過強制性的納稅遵從措施，促使企業優化配置資源，加大研發投入并最終影響產品質量。

那么，稅收征管數字化是否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產生“雙刃劍”效應？在貿易強國建設背景下，全面厘清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因素是加快建設貿易強國的必然要求。本文以金稅三期作為政策沖擊，實證檢驗了稅收征管數字化對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探討了企業所在地區稅收征管強度以及金融市場化水平的調節作用，并從企業所有制、生命周期階段、行業競爭度及行業技術水平等方面進行異質性分析，旨在為發揮稅收征管數字化的積極效應，最小化其負面效應，推動貿易強國建設提供參考。

本文的邊際貢獻在于：一是基于金稅三期作為數字技術在我國稅收征管的應用，考察了稅收征管數字化對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有助于數字技術廣泛應用背景下全面把握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因素；二是立足理論分析及實證檢驗，廓清了稅收征管數字化對出口產品質量影響的“雙刃劍”效應，有助于增進對稅收征管數字化屬性的認識；三是通過對地方稅收征管強度和金融市場化水平調節作用的檢驗，為完善稅收征管數字化的配套環境，充分發揮以數治稅功能，促進出口產品質量提升提供了新思路。

二、理論分析

企業技術水平直接決定了其產品質量的高低，作為企業經營實力的外在體現，其受企業在技術方面的資金配置和治理水平的影響。本文擬從融資渠道和治理渠道兩方面展開分析。

（一）融資渠道

根據優序融資理論，企業遵循先內部后外部的融資順序。只有內部融資不足時，企業才會通過外部融資予以解決。相比傳統稅收征管方式，稅收征管數字化能更精準地監控企業財務狀況，規避企業逃稅行為，壓縮企業逃稅空間，加重企業實際稅負，擠占企業留存收益和現金流，沖擊資金在企業部門間的正常調配，加劇企業內部融資約束。［10］

內部融資約束加劇會促使企業積極尋求外部融資，但是由于信息不對稱，企業需要投入大量時間精力和物質成本向資金供給方自證償還能力。同時，資金供給方也需耗費信息搜尋成本，以增強對企業的了解和監督。盡管稅收征管數字化能提高企業財務狀況的精準監測、高透明度及政府信息發布的權威性，可以在企業外部融資中發揮橋梁作用，緩解信息的不對稱，降低外部融資償還的自證成本以及資金供給方的核查成本，有助于緩解企業的外部融資約束。但在我國金融體制改革尚未完成、金融市場尚不健全的背景下，稅收征管數字化緩解企業外部融資約束的橋梁作用十分有限。相比內部融資，企業外部融資的成本會更高。

有效融資是企業產品質量持續提升的基礎。如果企業面臨融資約束，其首要舉措是重新配置資源確保企業正常運轉，而無暇顧及企業的產品質量。一方面，融資約束會影響企業在精細化管理、技術人才等方面的投入，不利于創新研發、境外市場業務開拓；另一方面，融資約束嚴重的企業甚至不惜以低于最優產品價格的方式出售低質量產品。因此，融資約束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11］

假設1：稅收征管數字化通過融資渠道加劇企業融資約束，對出口產品質量形成負面抑制作用。

（二）治理渠道

如何防止管理層和大股東利用各自的控制權優勢對企業資金的掏空（委托—代理），是現代企業治理研究關注的焦點。完善的治理體系可促進企業規范經營，提高企業資源配置效率，進而提升企業產品質量。從企業治理角度看，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財務狀況的精準監控及其高透明度，無形中對企業（尤其是上市公司）的運營形成了一定的外部監督。［12］在某種意義上，稅務部門扮演了企業股東角色，使得管理層利用職權從事自利尋租行為的難度增大，諸如資產轉移、大額在職消費、竊取資源等行為受到一定抑制。［13］相比傳統稅收征管方式，稅收征管數字化的這一治理作用不僅使得企業的自有現金更充足，且業績也更趨真實，可有效保障在產品質量方面的資金配置。

此外，在傳統稅收征管方式下，管理層會從自身利益出發進行盈余管理，且相較于會計行為，管理層更愿意采取減少研發投入、廣告支出等真實經濟行為來達到這一目的。這會直接導致企業資金流動性不足，抑制產品質量的提高。而且，在一定任期內，管理層往往更注重收益見效快的短期投資而忽略研發創新等收益見效慢的長期投資，這也會直接抑制產品質量的提高。［14］但稅收征管數字化能真實全面地公開企業財務信息，這不僅可以更準確地評判管理層的工作實績，同時也可激勵管理層加大企業人力資本和研發投入，確保產品質量持續提升，以保持良好業績。

稅收征管數字化可以幫助稅務機關獲取更多的企業信息，并借助大數據分析與處理，提高對企業是否存在關聯交易等股東代理問題的調查速度與監察效率，有利于抑制股東的自利行為和機會主義行為，為提高企業產品質量提供良好的內部研發環境。［15］

假設2：稅收征管數字化通過治理渠道減少企業代理成本，對出口產品質量形成正面促進作用。

綜上，稅收征管數字化通過融資渠道和治理渠道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產生“雙刃劍”效應。其中，融資渠道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具有負面抑制作用，治理渠道則具有正面促進作用，但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雙刃劍”效應是正還是負，最終取決于兩種渠道作用大小的比較。

三、研究設計

（一）模型設定

本文擬以金稅三期作為外生政策沖擊，采用多時點DID方法，探究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實證模型如下：

其中，Quality代表企業出口產品質量，GTP 代表企業所在地區當年是否實施了金稅三期工程。系數α1表示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出口質量的影響程度，Controls為控制變量集，μt代表年份固定效應，γi、θc、λm與δj分別代表企業、行業、目的國以及省份固定效應。

（二）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企業出口質量

出口產品質量主要有兩種測度方法：一種是基于出口產品單位價值的測量。單位價值越高，產品垂直差異性越大、質量就越高，消費者對產品的支付意愿就越強。［16］另一種是基于事后推理的測量。相同價格下，市場業績越好的產品其質量越高。［17］相比單位價值測量法，由于產品單位價值量除包含質量信息外，還包含成本信息，單位價值法無法有效區分產品的單位價值量究竟是質量帶來的，還是成本造成的，而事后推理法打破了單位價值量等同于產品質量的假設，能更準確測度出口質量，被更廣泛用于出口產品質量的測度。本文采用事后推理方法測算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根據固定替代彈性需求函數，基于年份—企業—目的國—產品四個維度，對海關HS8 分位編碼下的任一產品，其出口數量可表示為：

兩邊取對數，整理得到出口產品質量的回歸方程：

其中，下標i、m、g、t分別表示i企業、m國、g產品與t年，χmt＝lnEmt－ lnPmt表示目的國—年份的二維虛擬變量，lnqimgt表示企業出口產品數量，lnpimgt表示企業出口產品價格，σ為產品種類間的替代彈性系數，εimgt＝（σ－1）lnλimgt為包含產品質量信息的殘差項。由于是基于產品層面的回歸，且已經控制了產品技術復雜度等特征，因此可根據式（4）測度企業每年對不同國家出口的不同產品的質量：

由于將不同產品質量簡單加總時經濟學意義并不明顯，對式（4）進行標準化處理：

minm＿qualityimgt與maxm＿qualityimgt分別表示任一出口產品在所有年度企業與目的國層面上的最小值與最大值?？蓪＿qualityimgt定義為在［0，1］之間無單位的標準化出口產品質量指標，便于跨期比較?？紤]到任一企業都可能向多國出口多種產品，進一步將式（5）得到的企業—產品—目的國—年份維度的出口質量加總到企業—目的國—年份維度：

其中，vimt為i企業在t年出口到m國的出口量，Ω為企業—目的國—年份的集合。測算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時，產品種類間的替代彈性系數σ取5。

2.核心解釋變量：稅收征管數字化

以金稅三期工程的虛擬變量衡量稅收征管數字化。若i 地區在t 年實施了金稅三期工程，則GTP 取值為1，反之為0。本文選擇金稅三期單軌上線的節點作為試點時間。

3.控制變量集

由于核心解釋變量是基于省份層面的政策沖擊，分別控制企業個體層面以及省份層面的特征變量。其中，企業層面包括：（1）企業規模（Size）：以企業年總資產的對數表示；（2）資產負債率（Lev）：以年末總負債除以年末總資產衡量；（3）凈資產收益率（ROE）：以凈利潤與股東平均收益的比值表示；（4）總資產周轉率（ATO）：以營業收入與企業平均資產總額的比值衡量。省份層面主要包括省級生產總值（GDP）和財政自給率（Self），分別以企業所在省份生產總值的自然對數以及省份財政收入與財政支出的比值表示。

（三）樣本選擇、數據來源與描述性統計

金稅三期工程最早于2013 年開始實施，本文以2007 ～2016 年中國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數據來源于中國海關數據庫、國泰安CSMAR數據庫以及Wind 數據庫。上述三類數據庫中，同一企業的相關內容和標準并不完全一致，對數據進行如下處理及匹配：（1）將海關出口產品HS8 分位編碼調整至HS96 版本6分位，并剔除異常值；（2）根據企業名稱將CSMAR 數據庫中的上市公司基本信息與經處理后的海關數據庫數據進行匹配，測算出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數據；（3）將處理好的基本數據刪除ST、*ST等財務異常的企業；（4）刪除關鍵數據不全的樣本；（5）對連續變量上下1%分位數進行縮尾處理。經上述處理，一共獲得1132 家上市公司和481 271 個觀測樣本，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描述性統計

四、實證結果

（一）基準回歸

表2 報告了采用多時點DID方法對稅收征管數字化影響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基準檢驗結果。

表2 基準檢驗結果

其中，表2 中列（1）是僅控制了企業、行業、目的國、省份和年份的固定效應；列（2）～（3）是逐步加入企業層面控制變量及地區層面控制變量的結果?？傮w上，稅收征管數字化（GTP）的估計系數均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意味著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負面效應大于正面效應。相比未實施金稅三期工程地區的企業，實施了該政策地區的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平均降低了約1.99%。

（二）穩健性檢驗

1.平行趨勢檢驗

采用多時點DID進行政策評估，其潛在前提假設是，多時點DID的實驗組與對照組在政策實施前沒有顯著差異。就本文而言，采用改變政策實施時間的方法驗證是否存在平行趨勢。具體地，將各省份實施金稅三期工程的時間分別提前1 ～3 年，引入3 個金稅三期工程虛擬變量，將其同時作為核心解釋變量進行回歸。如果偽金稅三期工程的3 個變量同時不顯著，則證明政策前實驗組與控制組滿足平行趨勢。表3 列（1）顯示，將政策提前1 ～3 年后，三個核心解釋變量均不顯著，證明了平行趨勢的存在。

表3 穩健性檢驗結果（一）

2.PSM-DID檢驗

金稅三期工程實施省份具有一定的先后順序，這可能存在一定的自選擇問題。此外，實驗組和對照組的企業也可能因特征差異導致評估結果有偏。為此，本文采用PSM-DID方法為每個實驗組企業匹配一個最相似的對照組企業進行回歸分析。選取最能體現企業特征的企業規模、資產負債率、凈資產收益率、總資產周轉率、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現金流比率作為特征變量，并按照1 對1 卡尺（0.05）內最近鄰匹配法逐年篩選對照組企業。表3 列（2）保留了匹配后樣本期內的所有觀測值，列（3）僅保留了對照組匹配后政策實施區間內的觀測值。結果顯示，稅收征管數字化的系數仍在1%水平上顯著為負。

3.排除企業預期效應的影響

由于金稅三期工程采取的是分批試點、逐步推行的方式，企業可通過相關渠道提前預知其所在地區是否會進行金稅三期工程試點，進而在政策變動前采取措施使企業利潤最大化或沖擊最小化。為避免預期效應導致評估結果的有偏，剔除了自2013 年及其以后才正式上市的企業樣本，以排除企業預期效應導致的過度識別。表3 列（4）顯示，排除企業預期效應影響后，回歸結果依然穩健。

4.替換被解釋變量

基準回歸中，產品種類間的替代彈性系數取σ ＝5，這里對產品種類間的替代彈性系數取σ ＝10 重新測算出口產品質量并進行檢驗，結果如表3 列（5）所示，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

5.排除同期干擾政策的影響

樣本期內，正值我國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時期。其他一系列改革舉措亦可能會影響企業產品質量，干擾稅收征管數字化的凈效應。為排除同期干擾政策的影響，進行如下處理：

一是排除同期去杠桿政策的干擾。該政策主要是通過緊縮型金融手段發揮去杠桿作用，也會加劇企業融資約束，不利于企業產品研發投入，削弱企業的創新能力。為排除去杠桿政策對稅收征管數字化凈效應的高估，一方面通過控制企業的財務杠桿率（Lev）以反映企業實際杠桿率變化情況，另一方面通過控制各地區年末金融機構貸款余額（Balance）捕捉去杠桿背景下金融信貸資源的投放情況。如表4 列（1）所示，稅收征管數字化的系數依然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

表4 穩健性檢驗結果（二）

二是排除同期去產能政策的干擾。作為抑制型產業政策，短期內，去產能通過提升技術標準或使用行政手段增加了低端產業的運營成本，對企業績效產生負面影響，不利于低端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但長期看，部分去產能企業可通過成本調整產能、升級技術結構實現產業升級，繼而獲得更大市場份額并提高產品質量。為排除去產能政策的影響，根據《國務院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的指導意見》堅決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等產業的盲目擴張，將這類產業與《上市公司行業分類指引》（2012 年修訂）進行匹配，并將其剔除在樣本之外。如表4 列（2）所示，稅收征管數字化的抑制作用仍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負。

三是排除反腐敗政策的干擾。一方面，反腐敗能改善公司治理和強化高管激勵，使企業注重創新等生產性活動，提高生產效率促進企業產品質量的提升。另一方面，反腐敗會增加企業通過尋租獲得資源的成本，減少企業在產品質量方面的投入。為排除反腐敗政策的干擾，本文加入各省份公職人員的人均腐敗案件數（Corruption）作為該政策的控制變量。如表4 列（3）所示，稅收征管數字化系數依然顯著為負。

四是排除各地區、各行業改革政策的干擾。如2013 年湖南省實施了對工業企業提供專項資金扶持等目標的惠企政策。這些政策可能賦能企業提高出口產品質量。在基準回歸中加入“省份、行業與時間趨勢項的交互項”以及“省份、行業與時間趨勢項平方的交互項”來控制區域性、行業性政策對基準結果產生的影響。如表4 列（4）所示，稅收征管數字化系數變化不大，表明區域性政策并未改變基準回歸結論。

6.安慰劑檢驗

進一步，本文還通過隨機選擇金稅三期工程實施的年份和試點地區，并重復此過程500 次，進行了安慰劑檢驗。如圖1 所示，在隨機設定政策時間和隨機選擇試點地區兩種情況下，稅收征管數字化的回歸系數都分布在零點附近，驗證了基準結果的穩健性。

圖1 稅收征管數字化與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穩健性檢驗（三）

五、機制檢驗

（一）融資渠道檢驗

為識別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雙刃劍”效應的機制，建立以下檢驗模型：

其中，M為稅收征管數字化對出口產品質量影響的機制變量。企業融資約束以SA 指數表示，SA 指數越大，企業融資約束越嚴重。表5 列（1）顯示稅收征管數字化顯著加劇了企業融資約束。列（2）顯示融資約束顯著抑制出口產品質量提升，驗證了假設1。同時交互項GTP*SA顯著為負，說明在稅收征管數字化的作用下，融資約束越大的企業出口產品質量下降越多，驗證了融資約束是稅收征管數字化抑制出口產品質量的重要渠道（假設1）。

表5 機制檢驗結果

（二）治理渠道檢驗

鑒于企業治理的代理成本越大，代理問題越嚴重，本文以代理成本作為企業代理問題的替代變量檢驗稅收征管數字化是否通過緩解代理問題對出口產品質量產生促進作用。用企業經營費用率度量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代理成本AC，AC以企業管理費用與銷售費用之和與營業收入的比值表示。AC 值越大表明代理成本越高，即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代理問題越嚴重。表5 列（3）顯示稅收征管數字化有助于降低企業的代理成本。列（4）顯示降低代理成本AC有利于促進出口產品質量的提升，驗證了假設2。同時交互項GTP*AC顯著為正，說明代理成本越大的企業在稅收征管數字化的作用下出口產品質量下降得更小，驗證了提高企業治理是稅收征管數字化促進出口產品質量的重要渠道（假設2）。

六、拓展分析

進一步地，本文還考察了企業所在地區稅收征管強度以及金融市場化水平的調節作用，并從企業所有制、生命周期、行業競爭度以及行業技術水平等角度進行了異質性分析。

（一）調節效應

1.稅收征管強度的調節效應

不同地區稅收征管強度存在差異，且本區域財政壓力越大，稅收征管強度就越大。因此，稅收政策的效果可能受到征管強度的影響。為考察稅收征管強度對該政策實施的調節作用，建立如下模型：

INT為稅收征管數字化（GTP）與調節變量（N）的交互項。采用當地真實稅收收入與擬合稅收收入的比值衡量該地區的稅收征管強度（TE），此時稅收征管強度（TE）即為模型（9）中的調節變量（N）。因此，地區稅收征管強度（TE）與稅收征管數字化（GTP）的交互項（INT1），可以考察地區稅收征管強度對金稅三期工程政策效果的調節效應。表6 列（1）顯示，當企業所在地區的稅收征管強度越大，稅收征管數字化對出口產品質量的抑制作用就越小。這是因為，當企業所在地區的稅收征管強度較大時，本身該地區企業避稅程度較低，因而企業對稅收征管數字化導致的避稅空間壓縮不敏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稅收征管數字化通過影響企業實際稅負，進而影響企業內部融資對出口產品質量的抑制效果。

表6 調節效應檢驗結果

2.金融市場化水平的調節效應

由于融資渠道是稅收征管數字化影響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重要機制，那么面對不同的金融市場化水平，即使同樣的稅收政策亦可能產生不同的影響。我國各區域金融市場化水平參差不齊，本文以信貸資金市場化作為測度不同地區金融市場化水平（FIN）的代理變量，其值越大表示該地區的金融市場化水平越高。將稅收征管數字化與金融市場化水平指數的交互項（INT2）代入模型（9）實證檢驗。表6 列（2）顯示，INT2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當企業所在地區的金融市場化水平越高，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抑制作用就越小。這是因為，金融市場化程度越高的地區，企業外部融資的渠道相對充分，融資約束也較輕，因而企業對稅收征管數字化導致的融資約束影響不敏感。

（二）異質性分析

1.企業所有制異質性

相對其他企業，國有企業憑借較高的信用評級、透明度以及政策支持等，更易獲得外部資金保障其在生產研發與產品質量等方面的投入。因而，相對其他所有制企業，國有企業對稅收征管數字化通過融資渠道影響產品質量的敏感性較弱。依據所有制（Soe）將企業樣本劃分為國有與非國有企業兩類。當企業為國有企業時，Soe取1，反之取0。表7 列（1）～（2）顯示，稅收征管數字化對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均具有顯著抑制作用，但相對而言，這種抑制在非國企表現得更明顯，實證結果與理論預期相符。

表7 異質性檢驗結果（一）

2.企業生命周期異質性

企業生命周期理論指出，企業的財務狀況、管理能力等內部因素以及市場營商環境等外部因素共同決定了企業所處的生命周期階段。因此，企業在資產規模、創新能力等方面會因其所處階段的不同而不同，進而使得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產品質量的影響不同。本文依據企業現金流量凈額等指標，將企業劃分為成長期、成熟期以及衰退期三個階段，實證檢驗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產品質量影響的異質性。如表7列（3）～（5）所示，三個階段中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均產生顯著抑制作用，但對處于成熟階段企業的影響最弱。其可能原因是，成熟階段企業的生產經營和組織結構已較為完善，不僅治理成本最低，且企業資金實力也最為雄厚，面臨的融資約束亦最小，因而對稅收征管數字化產生影響的敏感性亦最弱。相反，處于成長階段的企業雖然在研發動能上更具活力，但這一階段的企業往往對資金需求量也更大，稅收征管數字化將加劇企業融資約束，因而對出口產品質量的抑制作用大于成熟階段企業。處于衰退期的企業，稅收征管數字化雖能通過治理渠道緩解企業內部治理等問題，但因企業內部面臨嚴重的資金緊張問題，難以顧及產品質量更新迭代的變化，進一步加劇了企業的資金緊張。

3.企業所處行業競爭程度異質性

企業所處行業競爭越激烈，對資金的需求就越強烈，對融資抑制也就更敏感。本文以赫芬達爾指數（HHI）作為企業所處行業競爭程度的指標，將HHI值最高的1／3 作為強行業競爭企業，其他作為弱行業競爭企業。表8 列（1）～（2）顯示，行業競爭程度越大，稅收征管數字化的抑制作用就越大。這可能是由于行業競爭越激烈，企業平均規模越小，利潤率低下，企業對稅收征管數字化壓縮企業逃稅空間更敏感所致。

表8 異質性檢驗結果（二）

4.企業所處行業的技術異質性

技術水平對產品質量具有重要影響。本文將樣本企業按技術水平高低劃分為高中低三類行業，并與上市公司行業代碼匹配。表8 列（3）～（5）顯示，稅收征管數字化對高中低三類制造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均具有顯著的抑制作用。其中，對中技術行業企業影響最大，高技術行業其次，低技術行業最小。中技術行業主要以加工類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該類行業產品附加值低，企業規模小，融資約束較為普遍，對融資抑制非常敏感，因此稅收征管數字化對出口產品質量的抑制作用最大。而低技術行業主要以化工類資本密集型產品為主，該類行業企業普遍資金充裕，對融資抑制不敏感，因而稅收征管數字化對出口產品質量的抑制作用最小。

七、結論與政策建議

在高質量發展背景下，全面厘清我國出口產品質量影響因素，不斷提高出口產品質量是推進貿易強國建設的必由之路。針對我國征稅正從“以票管稅”向“以數治稅”分類精準監管轉變的現實，本文以金稅三期為準自然試驗，實證檢驗了稅收征管數字化對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及其機制。

稅收征管數字化對我國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具有“雙刃劍”效應。其中，稅收征管數字化通過融資渠道產生抑制作用，通過治理渠道產生促進作用，但抑制作用強于促進作用，總效應呈現為負的抑制性。該結論經平行趨勢、PSM-DID、排除企業預期、同期政策干擾、替換變量以及安慰劑等穩健性檢驗依然成立。企業所在地區的稅收征管強度越大、金融市場化水平越高，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抑制作用就越弱。此外，稅收征管數字化對非國有企業的影響大于國有企業，對成長階段和衰退階段企業的影響高于成熟階段的企業，對強競爭行業企業的影響強于弱競爭行業企業，對中高技術行業企業的影響強于低技術行業企業。在數字技術加速滲透，稅收征管數字化“雙刃劍”效應不可避免的情形下，如何有效發揮其積極效應，最小化其負面效應是關鍵。根據研究結論，提出如下政策建議：

一是積極推進“以數治稅”，擴大稅收數據應用領域。鑒于稅收征管數字化可有效緩解信息不對稱，提高企業治理水平，我國應深化以數治稅理念，挖掘稅收大數據的潛在價值，推動其有效運用。

二是持續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提高金融市場化水平。［18］鑒于企業所在地金融市場化可有效緩解稅收征管數字化的負面效應，我國應堅持金融市場化改革，削弱稅收征管數字化對企業融資約束的影響。

三是落實減稅降費政策，營造良好的征稅環境。鑒于稅收征管數字化壓縮逃稅空間抑制產品質量，而征管強度可緩解其負面效應，我國應在堅持減稅降費的同時，強化稅收征管，促進企業增強發展實力。

四是針對企業特性提供精準服務，最小化稅收征管數字化的負面效應。鑒于稅收征管數字化的異質性影響，我國在推進“以數治稅”的同時，應對受沖擊大的企業提供幫扶，將負面沖擊最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