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化社會中的大學

摘要：社會的媒介形態經歷了口耳相傳、紙質傳播以及電子媒介、互聯網媒介時代。當前人類正在逐步走向由數字和人工智能組成的媒介化社會。通過媒介自身不斷的迭代發展，大學所生產的知識得以在全球范圍內傳播，大學也在媒介化社會中成為傳遞信息和知識的“媒介”，并實現了大學及其成員與其他組織的虛擬共聯。然而，身處媒介化社會中的大學正面臨著批判性思維的式微以及媒介倫理和媒介素養匱乏等問題。在互為媒介的社會環境下，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大學與其他社會組織之間的關系，增強大學成員的媒介素養與能力，積極拓寬媒介與公眾參與教育研究與決策的渠道，提升大學的媒介傳播能力與媒介生產力，構建開放、共融的大學與媒介互動環境。

關鍵詞：媒介；媒介化社會；媒介大學；媒介治理；大學治理

中圖分類號：G640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0717（2023）06-0021-11

媒介是指使雙方發生關系的人或事物，英文中的媒介為medium，常常用作復數形式media，譯為中介體、傳播渠道、手段和方法等含義。從字面意思來看，媒介是不同關系體之間的一種中介，發揮著連接不同關系體的作用。曼紐爾·卡斯特指出，“隨著網絡社會的發展，公共領域實現了范圍轉移——從圍繞政府到圍繞媒介系統”[1]。麥克盧漢在《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一書中，開篇就指出媒介即訊息，“任何媒介的‘內容’都是另一種媒介”[2]（P18）。通過媒介，人類社會長期積累形成的文化、知識、文明得以傳播與保存，媒介在傳遞知識與信息的同時，也在與其他媒介形式和社會情境進行融合與互動。不同的人、不同的機構、不同的社會要素處在由媒介構建的“關系性存在”的結構中，并從中實現不同要素之間的互動，賦予各種事物以新的涵義?！拌F路的作用，并不是把運動、運輸、輪子或道路引入人類社會，而是加速并擴大人們過去的功能，創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和新型的閑暇?！盵2]（P18）在挑戰與機遇并存的媒介化社會中，大學這一古老又常新的組織需要在持續變革的媒介化環境中不斷前行。

一、媒介化社會的形成

（一）媒介化社會的早期圖景

自人類產生之日起，人們的生產與生活便需要借助媒介方得以進行。在原始社會，部落中的“巫師”作為與神明溝通的人員，指導人們按照“上帝”的意志來進行生產和生活。由于生產力低下以及人類認知的局限，人類所依賴的媒介形式無法完全與身體器官相脫離，信息的交流與傳播主要借助于語言媒介來實現，“語言一直是人類進化過程中最強有力的催化劑”[3]（P20）。后來人類逐漸通過實物來記載重要的事件和活動，例如把繩子打成結，分大小或顏色來記憶和傳遞各種信息，通過在木板或竹片上刻出深淺大小不同的刻痕記號來進行信息傳播。這一時期，媒介傳播的內容與形式較為單一，主要圍繞部落氏族自給自足的生產生活來展開。隨著人類活動復雜化，人們開始借助文字進行交流和傳播，我國發明了甲骨文通過將文字鐫刻在龜殼上來進行簡單的交流與信息傳遞，古埃及則主要借助紙草作為文字的載體，“字母彌補了由口語到語言之間的斷裂，也因此造成了說話者與其所說的話之間的分離，并促使概念性論述成為可能”[4]（P408）。自此，以往基于口耳相傳的經驗通過固定的文字形式得以保存和流傳，人類實現了解放口耳等感官的信息交流方式。在古登堡活字印刷術未產生之前，教會的《圣經》主要依賴于職業抄書人的辛苦勞作，歐洲各個城市圖書館的抄書匠將文字記錄在羊皮卷或紙草上。人類知識得以從易流失的口耳相傳媒介轉向手工書寫的媒介時代，無疑進一步推動了文字和思想的世俗化。1453年德國工匠約翰·古登堡研究源自中國的活字印刷技術原理和基本技術程序，并在吸取和借鑒歐洲印刷經驗的基礎上，發明了古登堡活字印刷術。古登堡活字印刷術的發明改善了手工抄寫媒介時代成本過高、信息不易保存以及難以大批量生產所造成的局限，進而超越了傳統的聽覺文化，逐漸走向以讀寫為特征的視覺文化。第一本被印刷出來的書籍是拉丁語版本的《圣經》，古登堡時期的造紙技術對于推動教會知識的進步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而古登堡體系“本質上是由印刷術心智和表音字母秩序所形成的溝通系統”[4]（P410）。有了印刷術的加持，教士們可以通過紙質文本記錄心智發展，進行知識傳承，以供同時代乃至后代的學者學習與交流。借助于印刷技術的普及與運用，歐洲各國的圖書館如雨后春筍般出現，知識傳播的重復性和范圍進一步擴大。

（二）媒介化社會的當代圖景

從19世紀30年代開始，人類進入了以電報、留聲機、廣播、電話、電視等為傳播形態的電子媒介時代。電子媒介時代的傳播是以媒介提供者為主導的信息和資源供給方式，作為普通公眾的群體是被動的“受眾”，對媒介所提供的信息和內容并不具備一定的選擇權?？枴ず喩枥L了一幅20世紀50年代媒介與人們生活之間互動的場景，“起床時收聽（定時開關）收音機新聞，早餐時讀報紙，用來指導稍后當天的休閑活動。在上班路上，隨身聽或車載收音機則創造出用戶化的媒介環境。在不同的工作中，媒介可以作為不停歇的情緒調節器，部分緩解勞動的疲勞；媒介可以作為一個機構的構成要素（如財政部門的經濟新聞），或者作為服務于特定目的的文化來源（如午間休息時間看報載連環畫，為了解回家的路況聽交通信息廣播）。電子家裝、電影院、游戲廳和娛樂中心提供了重新考慮和改變以前常規做法的機會。在每種情形中，大眾媒介都為維持個人正常生活和重建社會集體制度的指導過程做出了貢獻”[5]。1969年，美國出于軍事目的建立的阿帕網投入使用，但由于其軍事目的等特殊原因，在隨后的發展中這一網絡的使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真正投入使用的網絡是20世紀80年代建立的BITNET，后在90年代中期被今日無處不在的全球網絡系統——互聯網所取代。借助于互聯網，傳統的媒介形態（書籍、報刊、電視、電話）都在加速融合，微觀媒介（智能手機、個人電腦、平板）更是加深了個體交往程度?？梢哉f，“并不是我們的工具塑造了我們的行為，而是工具賦予了我們行為發生的可能”[6]。由此，現代社會的人類生活又呈現出另一幅媒介化社會的場景：起床時查閱手機了解新聞與咨詢，早餐時打開電視或平板電腦收看新聞動態，上班路上用車載音樂或與藍牙相連接的播放設備打發開車時光或了解實時路況信息。在不同的工作中，電腦成為了必備品，與互聯網一起為工作者提供工作信息和娛樂消遣節目。在每種情形中，大眾媒介都為個人空間和個體制度的維護做出了貢獻?！凹夹g的進步使發達工業社會對人的控制可以通過電視、電臺、電影、收音機等傳播媒介而無孔不入地侵入人們的閑暇時間，從而占領人們的私人空間?！盵7]媒介化社會改變的是人們從傳統的、面對面的、線性的、整體性的生活轉向非線性的、個體性生活方式。媒介之間也在不斷發生著互動與連接，通過彼此之間的非面對面接觸來改變人們的生活。

圖2展示了當前人們接觸各類媒介的情況，我們從中能夠發現，“個人電腦”“電視”“智能手機”成為了三類最重要的獲取信息方式，而這背后的推動因素正是互聯網、大數據以及人工智能技術在各類媒介中的普遍應用。媒介化社會的演變是“新媒介”和“舊媒介”與社會之間不斷融合的過程。舊媒介形態以有限的交流頻道和固定事件的供給來呈現內容，新媒介形態比舊媒介出色之處在于“無限制的交流頻道以個人選擇為時間表提供內容”[8]（P305）。新媒介形式的產生勢必會對舊媒介形式造成一定的挑戰，但并不會導致其走向滅亡。舊媒介往往通過重組與整合的方式適應新的媒介環境要求。例如，電子媒介時代以來，紙質書籍雖然受到了一定的挑戰，但紙質書籍也在通過數字化轉型實現在線閱讀。通過在線付費或購買電子書，紙質書籍打開了知識傳播的另一個通道。進入21世紀，以大數據運算與分析為本質的數智時代開啟了新紀元。與以往媒介形式不同的是，當前的數智媒介更加強調在大數據分析的基礎上推算出個體的偏好，推送符合個體興趣和導向的信息與內容。數智媒介更加突出了機器與人之間的深度互動，ChatGPT技術的出現更加讓我們認識到數據運算與人工智能的威力和作用。媒介化社會的形成從本質上來說，是人類尋求身體解放以及實現便利交往的一種動態過程?；ヂ摼W+、元宇宙、ChatGPT等技術的運用，使得信息的傳播與人類交往實現了“微觀化”的界面操作。事實上，“我們所在的世界已經數字化了”[9]?，F階段，圖書、報紙和雜志也在逐漸通過數字化轉型，借助手機、個人電腦、平板實現知識和信息的微觀化和便利化的獲取。數智時代背景下，機器與工具通過模擬人類的各類行為，實現現實世界與虛擬世界之間的互聯——通過大數據的運算形塑個體和生活的數據軀體，個體和組織具有了“虛擬身份”，并利用虛擬身份實現與不同個體與組織之間的信息傳遞與交往。與之相伴隨的是“知識付費”的到來，它意味著開放知識的存取不再是一種不計成本的投入，而是需要個體基于自身要求給予一定的知識付費才能夠獲取相應資源?！靶旅襟w的重要性并不局限于將知識傳播到更廣泛的范圍，它還將那些相對較私人性抑或是私密性的知識（從技術機密到國家機密）更加公開化?！盵10]媒介通過自身的迭代發展，已經超越了傳統媒介“工具論”，而成為了影響和參與社會結構形成的重要行動者，“媒介化社會是在媒介融合的技術支撐下，在受眾的信息依賴牽引下，表征媒介對社會環境建構的影響力的一種信息社會形態”[11]。媒介正在通過數字與人工智能重新建構人與人、組織與組織以及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新型關系，成為形塑結構化社會的重要參與者，社會變革也在不斷推動媒介及其技術的更迭與進步。

二、大學與媒介的互動

（一）中世紀時期大學與媒介的互動

從媒介層面來看，中世紀大學的確立不僅意味著“大學”這一新型機構的誕生，更意味著大學為師生提供了組織化、建制化的交往平臺，促進知識交流、知識增長以及知識創新活動的進一步拓展。中世紀大學經歷了從口頭媒介向手工書寫和印刷媒介轉變的過程，早期師生的活動主要是對宗教教義的閱讀與掌握。當時教師鼓勵學生在課堂上進行辯論，大學內部的教學與科研活動主要圍繞著翻譯、整理、評注和辯論而展開。大學教授和學生在進行教學、評注的過程中需要依賴相應的參考書和文本材料，手工抄寫版本的書籍成為中世紀時期教會成員以及世俗人員學習和交流的主要媒介。一直到中世紀后期，“絕大多數居民并不能接收到外界的任何信息。很多消息被口頭轉述之后變成了流言。人們所了解的除了自身的經驗外，就是一些帶有個人感情色彩的聽說來的事情了……對講方言的文盲居民而言，教堂是信息的主要來源。世界上的新聞，不論是宗教的還是民事的，都是從講壇上聽來的……為便于管理，城鎮被劃分為幾個大大小小的區，法律和習俗都是由口頭傳述的。甚至在法庭上，一個活的證人也比羊皮紙文件上的話更值得信賴”[12]。在古登堡印刷術出現之前，中世紀大學進行知識傳播與生產的主要載體是紙草和羊皮卷，而羊皮卷的使用權掌握在教會手中。正是由于羊皮紙和紙草的稀缺，中世紀前期和中期的大學往往通過口頭辯論以及資源稀少的手抄本書籍來從事教學和研究工作?！爸钡轿鳉W各國采用古登堡發明的印刷機，仍有很多修道士在修道院里不停地抄書?！盵13]在中世紀后期，一些城市中開始出現圖書館，但彼時圖書館中的書仍然是借助于手工抄寫，抄書人群體中既有修道院的修士，也有專門從事抄書工作的抄書匠。在亞歷山大圖書館，還專門配備了供抄書匠使用的抄書室，正是在抄書匠的辛苦努力下，古希臘著名的荷馬史詩的全部詩稿，古希臘數學家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古希臘醫師、有西方醫學奠基人之稱的希波克拉底的許多著述手稿，第一本希臘文《圣經》譯稿以及對醫學有貢獻的古希臘先哲亞里士多德和學者阿基米德等的著作手跡均有留于此。得益于分布在大學和城市中的抄書室，亞里士多德的拉丁文著作在12世紀末13世紀初已經傳遍整個歐洲。在中世紀后期的1453年，古登堡印刷術的發明加速了知識傳播的速度和范圍，大學師生們獲得了更多來自全球范圍的知識與信息。與此同時，批量化印刷書的生產，終結了流行于中世紀時期的手稿文化，開啟了印刷產業向規?；a的轉型。古登堡印刷技術的發明進一步推動了知識的世俗化和普及化，加速了教會權力的瓦解?！澳撤N意義上，沒有印刷術的興起就不會有科學的普及，也就不會有對于研究型大學的需求，更談不上歐洲大學模式在全世界的‘凱旋’?！盵14]（P32-44）從15世紀末期開始，從事研究的科學家和世俗大眾都能夠讀到宇宙學、地理學、自然歷史和醫藥學等領域的新譯本。1475年托勒密的《宇宙志》出版，1533年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出版，1543年哥白尼的《天體運行論》出版，這些學者和他們的代表性著作不僅大力推動了科學知識的發展，也使以觀察、實驗為特征的知識生產方式逐漸走入科學知識生產系統之中。

（二）近代時期大學與媒介的互動

在17世紀至19世紀早期，科學知識生產的活動是游離于大學之外的。在當時的歐洲，以法國國家科學院以及英國皇家學會為代表的官方和民間科學協會成為了推動科學進步與知識生產的重要力量。并且，不同類型的科學協會所推崇的是以培根主義為主的傾向于實驗和實用的導向，因此同時伴隨著科學儀器的發明。在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的雙重推動作用下，機器生產模式代替了手工生產模式，十七世紀的科學家發明了顯微鏡、望遠鏡、溫度計、氣壓儀等一系列促進知識生產的科學儀器。1665年英國皇家學會創辦了學術界中最早的《哲學匯刊》，開創了在學術共同體中借助于連續出版的期刊印刷媒介形態了解科學研究前沿的先河?！皺C器印刷的書籍以及圖書館和報紙、學術期刊共同營造出一個學習知識（經典圖書）、獲取消息（報紙）、分享新觀點（學術期刊）的社會傳播圖景?！盵15]與之相匹配的，近代之后大學的教學與科研活動也逐漸走向了組織化與制度化的進程。柏林大學通過建立“講座制”，使教師與學生的活動有了組織單位和形式，且“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交往基于書籍而展開，大學教學倫理主要體現在大學教師對于高深學問與科學知識的探究”[16]?？茖W研究也采用講座制的形式，傳播和生產“固態知識”，并且主要依托于學術共同體中的傳播。伴隨著美國贈地法案的頒布，大學的功能進一步得到拓展。威斯康星大學校長查爾斯·范海斯在其就職演講中提出，大學應當是為本州全體人民服務的機構，它將努力尋求把英國的寄宿制學院和德國研究型大學的主要優點結合起來，人文學科、應用學科和創造性研究將共同發展，興趣各異的學生均可從這些密切相關的學科中得到益處；大學將是“瞭望塔”，應作為“公共事業”的基本工具積極參加改造社會的活動。后來在吸收德國講座制的基礎上，該校還通過建立研究生院，進一步促進高深知識的體系化培養，使學生能夠更加系統化地學習近代以來的經典書籍與文獻，同時注重借助于媒介技術進一步加強社會服務，擴大知識傳播與生產在社會中的影響。

（三）當代大學與媒介的互動

1969年，英國開放大學的成立開創了利用電視和廣播進行大學教育的先河。在英國開放大學運行的早期，學校與BBC公司達成合作關系：BBC通過 BBC2套和無線電廣播給開放大學提供必要廣播時間，英國開放大學提供所教課程的材料，BBC再將這些材料轉化為可視化的教學節目并保障課程的教學效果。1979年，中國“中央廣播電視大學”的成立，標志著我國開始通過廣播電視的方式為廣大青年提供遠程學習機會。隨后，全國各地紛紛建立省市兩級的廣播電視大學體系，滿足了一大批青年的學習需求。1989年，美國鳳凰城大學利用計算機教學系統開發出全美首個網絡教學計劃，通過線上課程的方式為全球范圍內的學生和成人提供繼續教育機會。2001年，麻省理工學院校長查理斯·維斯特宣布開放式課程實施項目，由此拉開了全球開放線上教育資源的序幕。在這之后，眾多世界頂尖大學通過網絡平臺創建MOOCs課程，師生可以借助于互聯網以及開放獲取的形式獲得更多的在線教育資源。在電子媒介時代，另一項在大學教學中普遍應用的技術就是計算機輔助教學。相較于廣播電視大學的教學方式，計算機輔助教學將知識傳授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并使得教學方式更加靈活多樣。在從事相關研究活動的過程中，利用計算機進行數據計算成為可能，這也解決了在科學研究中進行復雜計算的難題。高等教育政策分析專家凱里也曾預言，“人工智能和互聯網線上教學將書寫高等教育未來史，那些不能適應相應改變的院校，會退出歷史的舞臺”[17]（P8）。進入數智媒介時代后，大學的教學活動通過網絡與個人電腦實現了全球范圍內的同步在線課程直播，科學研究所依賴的數據也能夠通過在線發放問卷或在線訪談的方式進行搜集。借助于數據中心，計算機通過強大的芯片功能實現了以往人工計算力所不能及的龐大計算任務，使研究數據得以在較短的時間內完成搜集與運算，為大學的科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數據支撐。并且，基于數智媒介的云端研究中心、云實驗室逐漸成為科學研究的新方式。云實驗室意味著大學的實驗研究人員只需使用他們的網絡瀏覽器就能夠在任何地方通過遠程控制進行實驗：實驗通過一個基于訂閱的在線界面進行編程，然后交由軟件協調機器人和自動科學儀器來執行實驗和處理數據。云實驗室的最大優勢在于，它體現為一種高度自動化的集中式研究實驗室，科學家可以從遠程位置的計算機上運行實驗。例如，美國舊金山南部的綠寶石云實驗室，可以通過遠程操作實驗室中的機器人來完成相應的實驗研究工作。數智媒介中的大學不僅拓展了其在全球范圍內從事教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的邊界，也因媒介技術的革新實現了更充分的人機互動，進而拓展了大學在國家創新系統中的功能。

總體上來看，媒介與大學通過互動與演化推動彼此革新與發展。手抄媒介使得人類告別了口耳相傳式的小范圍信息傳遞與知識傳播，促進了中世紀大學的繁榮發展；印刷媒介推動了書籍在大學中的進一步使用與普及，大學的課程內容開始從傳統的亞里士多德經院哲學向以實驗與觀察為特征的規?；R轉型；電子媒介拓展了知識通過電視和電報進行傳播的途徑，為大學師生提供了在家學習的便利；互聯網媒介使得大學中的教學與知識生產能夠跨越時空限制，為區域間的均衡發展提供可能，并加快推動高等教育普及化進程；數智媒介見證了開放科學時代的到來，通過開放知識存取、同步直播、遠程實驗操作，使大學得以在全球范圍內實現共聯，發揮其在國家創新系統中的功能與作用（見表1）。

三、大學的媒介作用

現代社會，環境的媒介化與信息化致使大學的媒介作用不斷凸顯，大學逐漸演變成為交換知識與信息、生產知識與信息、傳播文化價值與符號的重要媒介形式。大學作為媒介的原因，一方面是大學自身的公共性、國際性、開放性的特征，使得大學成為了集文憑與學歷證明、知識傳播與創新、信息傳遞、文化交流、商業合作、權力交織于一體的媒介與平臺。不同的觀點、思想在課堂上或研討會上進行交流與碰撞，促進了知識的傳播、生產與增值；另一方面，隨著大學治理權力層級的下放，發揮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實質性功能的組織主要在院系這一層面，在高等教育系統中出現了“學院辦大學”的現象，大學則成為了承載信息的一種媒介符號，發揮著傳播信息以及擴大全球影響力的作用。

（一）大學媒介作用的物化表現

一方面，大學?；?、校訓以及校園內的建筑與文化設計為師生乃至所在區域提供了帶有文化特質的大學文化體驗，大學在傳遞知識的同時，也在傳遞自身承載的內在精神品質與學術品格。國內外許多大學的?；赵O計都蘊含著豐富的象征意義。如哈佛大學的?；罩袔в欣≌ZVETERIS這一單詞，代表了真理的含義。而國內一些師范大學如北京師范大學、西北師范大學、曲阜師范大學等都以“木鐸”為?；?，“木鐸”一詞出自《論語·八佾》之“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為木鐸”[18]，代表的是教師育人的意蘊。與?；找粯?，大學的校訓也成為了大學某種形式的名片或者宣傳語，傳遞著每所大學不同的辦學追求和別具一格的文化特質。清華大學的“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北京大學的“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北京師范大學的“學為人師、行為世范”，這些校訓無疑都在傳遞著大學在社會進步以及人類發展中的重要責任與終極追求。它們既是一代代學子努力的方向，也是大學自身始終堅持和秉承的初衷與使命。此外，不少大學通過在校園內樹立國內外科學家、教育家或優秀校友的雕像，弘揚和傳承他們的思想和精神，于有形與無形之中彰顯大學的辦學理念與精神追求。有些高校將亞里士多德的“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書寫在校園醒目處，突出體現的也是其對于學術的本真追求。

另一方面，大學的校名、校慶活動、校長致辭、畢業證書、排行榜等都體現了大學作為媒介的特質和功能。中西方大學校名的確立具有差異性。西方大學的校名大都與對大學的創建具有突出貢獻者的名字有關，例如美國哈佛大學是因大學初成立時捐贈過780英鎊和400本圖書的John Harvard先生而命名。我國大學則主要在省份或城市名稱的基礎上，輔之以“學院”“大學”“科技”“師范”“航空航天”等能夠區分辦學層次和類別的關鍵詞來命名。伴隨著大學的合并熱潮和“升本運動”，一些大學拋棄了原有的“學院”稱號，改稱為“大學”，因為“大學”相較于“學院”意味著辦學層次和辦學水平的提升。從符號學意義上來看，校名儼然是大學的身份證，既標識著它的辦學功能和層次，也體現著它名字背后的厚重歷史和文化。與校名緊密聯系且同樣具有媒介功能的是大學的校慶活動，大學往往通過舉辦校慶活動，在追溯辦學歷史、挖掘文化底蘊和凝練辦學理念的同時，也以此為窗口向社會和公眾甚至世界宣傳和展示學校的辦學追求和辦學成果。數智時代下，大學校長的畢業致辭也正在成為公眾認識大學以及大學進行文化輸出的重要方式。每年畢業季人們總能迅速閱讀到大學校長們特色各異的畢業致辭并為之所吸引，他們或慷慨激昂或諄諄教導，無不是在為大學生謀劃未來的同時，也在宣傳各自大學的辦學理念及精神品格。大學畢業證書作為一種印刷品，它在傳遞學歷證明信息的同時，也在公眾、用人機構面前被賦予了一種特殊的象征意義?！敖逃繉訖C制把成績、學歷、證書、頭銜、稱號、績點、獎勵等涂抹在受教育者身上，表征受教育者受過某種教育，象征受教育者所具有的資格、身份、功能與價值，從而由社會結構所征用?！盵19]用人單位以及社會可以通過身份涂層來對不同的學生進行識別，不同身份涂層的畢業生，可能會受到不一樣的挑戰和考驗。此外，第三方的大學評價也為社會公眾了解大學提供了重要的渠道。最初“公眾更多的是通過媒介報道來認識一所大學，從而對其形成或好或壞的印象?！盵20]大學排名作為一種媒介手段，也在以詳細的指標體系向社會傳遞某種信息，如大學孰優孰劣，以及各校在學科上的優勢等。不同國家、不同類別的大學排行榜既是大學傳播自身信息與價值的渠道，也是社會公眾了解大學并藉此形成初步印象的途徑。由于社會公眾在信息資源上的匱乏，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對于大學的了解就來自于大學排行榜以及大學宣傳片中的印象，而缺少更直觀的經驗和認識。不過，隨著自媒體時代的到來，更多的大學開始關注自身形象與品牌的運營與管理，如通過公眾號、微信、微博、視頻號等形式向社會傳遞信息，展示自己，公眾也獲得了更多了解大學、走近大學的渠道和平臺。

（二）大學媒介作用在動態層面的表現

從動態意義上來看，大學通過將自身轉變為“媒介”來進行教學、科學研究和社會服務等活動，并不斷在社會公眾面前提升自身的品牌質量與社會影響力。首先，大學通過教學活動傳遞著學生在未來社會中所要求的主流價值觀念、知識儲備和技能，以學科、專業這些建制化的方式將學生納入到培養系統之中，進而將人類已經積累的知識財富系統性地、有組織地傳授給下一代。大學傳遞的知識具有雙重屬性，一是知識的專門性，另一部分是知識的“官方性”。正如阿普爾所指出的，“知識脫離了其原有的社會和學術背景而被操縱其新場景的政治規則所重塑和改變”[21]。其次，在教學方面，大學似乎是一塊遠離技術變革侵擾的“凈土”。在媒介日益盛行的當下，人們對于媒介的呼聲似乎在高校課程教學中并沒有達到一定的預期。一項關于本科生對教學方式態度的調查中顯示，“相對而言，學生對PPT課件形式評價效果最好；其次則是手寫板書形式”[22]。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新媒介形式在大學教學中的應用，并不意味著舊有媒介形式的滅亡。恰如庫恩談到“范式”在科學發展中的作用時指出的，一種新范式的產生并不意味著兩者不能并存，而是新范式在科學發展中成為主流。羅杰·菲德勒也指出，“當比較新的傳播媒介出現時，比較舊的形式通常不會死亡——它們會繼續演進和適應”[3]（P19）。大學利用媒介技術將以往靜態的課程通過數字化轉型實現全球范圍內的知識傳播，各個高校的MOOCs課程平臺的搭建使得學生能夠獲得來自全球范圍內不同高校的多種課程學習資源。再次，“信息技術已經改變了學術，它增強了學者在虛擬學院中的聯系，這些學者在本質上是對其同行忠誠負責，而非對其所處的機構負責”[17]（P242）。網絡和數字化的平臺，為教師提供了脫離物理空間的學術生產能力，跨國家、跨區域性質的學術會議以及交叉學科領域的研討會。邁克爾·吉本斯曾指出，知識生產模式2的特點是在應用的過程中解決問題。正是借助于新的媒介形態，人們通過遠程操控平臺實現人工智能型的實驗操作與研究工作。尤其是在抗擊和應對新冠大流行的過程中，生物醫學領域的一系列在線會議、遠程會診以及科研成果的在線共享機制突出體現了數智媒介為人們公共生活提供及時服務的重要社會價值。同時，借助于媒介技術，人們的科學研究方式也在發生著轉變，訪談時所使用的錄音筆、視頻影像等電子化設備代替了以往的口頭交流和紙筆記錄方式。甚至，人們還可以將音頻、視頻作為資料開展相應的研究工作。學術期刊利用網絡和微信定期推送的“網絡首發論文”“網絡提前出版論文”，正改變著學者獲取最新研究前沿信息的速度。有的期刊在通過公眾號推送文章時，還會將作者及其匿名審稿意見公之于眾，增加了用稿透明度。在項目評審中，線上和線下結合的評審方式改變了以往傳統的線下單一評價的方式，在充分發揮數智媒介作用的同時，增強了學術評價的公正性。最后，作為一種“媒介”，“大學的角色正在從‘象牙塔’向‘參與式大學’轉變”[23]，大學逐漸成為連接基礎教育與高等教育、政府與社會經濟建設與發展、產業結構優化調整與國家創新體系的重要支撐點?；A教育階段的中小學借助于高校的專業化知識，得以在學校效能改進、課程教學方式調整、教研模式開發等方面進行有針對性的改革；政府在經濟社會發展政策、教育政策制定中也表現出對于大學智囊團的高度熱情；各行業的技術瓶頸、產業結構優化調整同樣需要大學為其提供基礎性研究成果以及知識產權的授權與支持。大學正在通過自身的“媒介化”以及媒介技術的應用進一步彰顯其在經濟發展、社會建設、人類福祉方面的社會責任。

四、媒介化社會給大學發展帶來的挑戰

媒介作為一種傳遞信息、視頻、圖像以及人類情感的重要方式，對大學中內部事務產生著雙重影響。從積極的層面來看，媒介創新了大學在人才培養、科學研究、社會服務、文化引領方面的方式，為生存于其中的師生提供了多元化的信息和知識渠道；從消極的一面來看，媒介化社會的技術治理取向會給大學帶來一定程度的挑戰。在以媒介為中心的社會情境中，人類思考能力的式微、在媒介使用過程中的公平與倫理問題以及大學成員的媒介素養等問題都值得我們深思。

（一）人類思考能力的式微

現代社會處在以圖像和聲音等感官刺激的增強為外在表現形式，以數字化運算和人工智能模擬的內在運作機制為特征的現代性時期。借助于手機、微信、微博以及網絡自媒體等微型媒介終端，信息可以得到迅速傳播。從生活領域到學術研究，公眾和研究人員能夠實現及時性的閱讀和知識的開放獲取。然而，在當下社會，微信公眾號推送的文章形色各異、質量參差不齊，面對信息量的無限擴充，人們對信息的真偽難以辨別。隨著紙質閱讀讓位于在線開放存取，人們對于視覺和聽覺的刺激逐漸超出了潛在思考能力的追求。在傳統紙質媒介盛行、以需求為導向的供給方式下，人們根據自身研究興趣來尋找相應的書籍、文章和信息；而在數智媒介時代，隱藏在機器內部的數字運算會自動推送基于公眾消費偏好的需求清單。機器的運算代替了大腦的思考，快速的關鍵詞閱讀代替了紙質媒介逐字逐句閱讀所獲得的靈感，新媒介正在使人們之間的物理距離拉近，而大腦與心靈之間的距離卻在漸行漸遠?！凹夹g作用于人的部分感官，甚至可導致某種‘催眠’效應，即生理上的短暫適應導致人的感受性或邊際敏感性顯著降低?！盵14]（P38）人們在浩瀚的知識與信息海洋中疲于應付，導致大腦中的部分功能退化或減弱。與即時閱讀相伴隨的是，人們對于身邊事物的思考能力下降，現實生活中“提筆忘字”等問題屢見不鮮。尼古拉斯·卡爾已經證明，“互聯網實際上正在改變我們的頭腦：考慮到人類大腦的可塑性，我們知道，即便在我們下線后，我們在線上的習慣仍會繼續，依舊會影響神經元突觸的運轉。因此，我們可以假設：負責瀏覽、泛讀和多任務處理的神經回路正在擴張，并越來越強化。與此同時，維持注意力之持續不斷，用于深度閱讀和思考的神經回路則在弱化，甚至受到侵蝕”[24]。在大學里，媒介給學生理性思維的培養以及教師的權威帶來了深刻的挑戰。相較于傳統授課的權威式灌輸，媒介時代強調多元化的、深層次的師生互動，使得學生不滿足僅限于書本中的知識與單一感官的體驗，“而是往往滿足于視覺、聽覺的感官刺激，滿足于游戲調侃和情感宣泄，滿足于拼貼復制和隨意言說，理性的光芒因此失落了”[25]。令人眼花繚亂的視覺與感官刺激逐漸麻木了心靈，外在的浮夸形式替代了內在的精神實質，“許多學習技術目前將重點放在了‘看見’上，這既強化了心靈和身體的割裂，同時又加劇了主體和客體的分離”[26]，致使學生逐漸成為了一個缺乏自主思考能力的個體。

（二）媒介倫理與媒介公平問題的凸顯

在媒介高度發達的現代社會，大學及其成員能否充分利用媒介就成為了決定其教學、研究能力以及社會服務水平的關鍵因素?！盎ヂ摼W革命摧毀了印刷品對于知識的壟斷，打破了知識傳播的時空界限以及組織機構的制度性約束，但同時因為有‘數字鴻溝’的存在，互聯網也造成了另一種意義上的知識壟斷?！盵14]（P36）媒介公平問題通過更為隱匿的方式而存在，媒介資源供給和獲取上的不均衡可能會進一步拉大學生在知識獲取上的差距，造成新的教育不公平問題。例如，在線上課時期就有學生需要“蹭網”來獲取教育教學資源。而近期火爆出圈的“ChatGPT”平臺也讓我們看到新型媒介技術的強大功能，但更為重要的是如何合理使用這一媒介平臺與技術。伴隨著媒介的“智能化”，對于媒介倫理問題的追問與測評就愈發困難。這其中不僅包括人類使用媒介的用途，也包括開發新型媒介的技術人員所秉承的價值與倫理觀念。雅思貝爾斯曾認為，“技術在本質上既非善的也非惡的，而是既可以用以為善亦可以用以為惡。技術本身不包含觀念，既無完美的至善觀念也無惡魔似的毀滅觀念，只有人賦予其意義”[27]。

（三）媒介意識與媒介素養的匱乏

媒介使得教師沉浸在網絡與技術的環境之中，MOOCs課程在全球范圍內的傳播，云端技術在網絡學術會議中的應用，虛擬仿真實驗、大規模在線調查、開放式的存儲閱讀、ChatGPT等人工智能媒介在為教師提供便利的同時，也對高校教師的媒介意識與媒介素養提出了新的要求?！敖窈?，知識的創造者和應用者都要具有將知識轉化成電腦語言的工具和技巧——無論他們是創作還是研究?！盵28]技術治理下的教學和科研，在挑戰著教師的信息技術素養以及新媒介的使用能力，教師也需要走出傳統的教學與研究的舒適區，去調整自身來適應新技術和新要求。媒介帶給教師的是由以往的“物理在場”轉變為“虛擬在場”，實現基于網絡的教學方式轉變以及知識生產方式的轉型?，F代大學教師在進行教學和學術研究的過程中，不僅要會教學科研，更要會使用影響教學和學術研究的各項媒介技術。數智媒介中的大學成員如果還是以一種被動的、消極的姿態去看待與使用媒介，那么很有可能會遭遇嚴重的沖擊。正如利奧塔所指出的，后現代時代的來臨，使得教師在知識的掌握與信息獲取上并不比學生更有優勢，很可能會“敲響教師的喪鐘”?！皩W生通過各式各樣的線上課堂自主建構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后可能會對教師知識話語力帶來挑戰?！盵29]數智媒介下，大學成員是否具備將新型媒介應用到已有教學與研究中的媒介意識，以及將新型媒介與技術應用到教學與研究過程中的能力，都成為未來決定大學教學與研究質量的關鍵因素。與此同時，數智媒介的繁榮發展勢必會帶來對于信息真實性的追問，大學成員亟需提升自身的媒介反思素養與能力來應對當前社會中的多種不確定性與信息真實性等問題。

（四）多元化文化對于大學的影響

在數智媒介傳播知識與信息的過程中，文化要素對大學全員的影響日益深遠?！拔覀兘裉焐钤谝粋€不斷加速超級內部鏈接的世界、一個‘全球性的世界都市’，充斥著激發深刻復雜的文化轉換和重新結盟的傳播互動和交流系統?！盵8]（P315）大學自中世紀產生之時，就已經顯現出了教師和學生的流動及其國際化的特征。大學本身也是一個文化組織，大學中的教師、學生、領導群體都在日益感受到來自不同民族、國家和社會的多元文化浸染。以電影為例，《放牛班的春天》《阿甘正傳》等電影在題材上各有不同，但其中西方社會強調的崇尚自由、民主、個性化的文化特征和價值觀念卻都通過大眾媒介得以傳播。而在中國社會中，《一個都不能少》《老師好》等與教育相關的各類電視劇、電影、報紙等媒介所傳播的信息與文化，更多的是弘揚集體主義情感和價值觀在人們生活中的重要意義。數智媒介時代，大學及其成員面對著一個更為復雜和多元化的社會文化背景，“媒介文本在它們的結構里確實有一定程度的‘開放性’，以使閱讀維度多樣化”[8]（P316）。媒介社會帶來了一種多義性社會文化，一方面由于媒介本身的開放導致了社會公眾對于媒介信息與內容的多種理解；另一方面由于社會公眾開始從更積極的角度去建構媒介及其內容，進而使多義性社會得以產生。處在媒介化社會中的大學以及大學自身的媒介化取向都會使公眾獲得更多的話語權，多元文化與價值觀的影響同樣會以更為隱蔽的方式進入到大學校園之中。在舊媒介時代，信息、知識與文化的輸出和影響有限，而在各類媒介層出不窮的當代社會，大學在弘揚不同文化中可借鑒之處的同時，需要格外警惕文化中的糟粕。

五、媒介化社會的大學治理

媒介化社會的大學治理包含了兩層含義：一是媒介化社會中的大學治理；二是大學的媒介治理。媒介化社會中的大學治理需要我們重新審視大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以及在互為“媒介”的新時代，如何實現大學與社會的有效發展與共融。大學的媒介治理需要大學成員具備相應的媒介知識以及媒介使用的反思和評估能力，推動大學治理能力的提升。

（一）重新認識大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

大學正在通過媒介以及自身媒介化的轉型實現與社會之間的深度融合，大學與社會成為了“關系性存在”的聯合體。數智媒介使得大學的公共性屬性更加凸顯，媒介及其內容不再是被動的工具，而成為了建構人們生活方式和內容的“行動者”。因此，我們需要重新認識大學與社會之間的關系。大學處于由媒介所搭建的異質性行動者網絡之中，大學與其他組織之間的交往形態并非僅僅是在物質意義上的互聯，更是在虛擬網絡空間中的互聯。大學與城市、社區之間的融合成為了區域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并逐步成為所在區域的符號象征與“名片”。媒介與大學之間發揮著雙向形塑的作用，大學借助于媒介將其功能拓展到全球范圍之內，而大學在國家創新系統以及其他社會組織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也在推動媒介自身的迭代與變革。

（二）增強大學全員的媒介素養

媒介素養是指人們面對不同媒介時所應具備的思維品質與關鍵能力。當今時代大學中學生管理問題、網絡德育問題、學術不端問題、師德師風問題都很容易隨著媒介作用而被公眾所知曉，網絡空間所呈現出的非理性、不平等、觀點極化等特點甚至會造成一些問題被放大。尤其處在一個信息介于真實與非真實之間的“后真相時代”，學生和教師在接觸了龐雜的信息內容時，會面臨著“第三種現實”的局面，亟需具備一定的信息識別能力和智慧?！暗谌N現實具有搶占話語、輕視真相、崇拜戲謔、放大碎片信息等特征。它將新聞信息的傳者和受眾，卷入借助事實建構情緒和解讀情緒的場域之中”[30]。因此，大學成員在進行教學、科研和社會服務的過程中，需要進一步提升對信息真實性的反思及辨別能力，提高對于負面信息的免疫能力。同時，大學成員在使用媒介的過程中，需要進一步加強相關媒介理論知識的學習，提升對于各類媒介的選擇能力、理解能力、評估能力，真正達到媒介治理的善治狀態。

（三）創新大學治理的媒介參與形式

如前所述，媒介化社會的大學治理包含了媒介社會中的大學治理和大學的媒介治理兩個問題。在新型的創新系統中，媒介成為了參與大學治理的又一個行動者。媒介或者更廣義地說，信息的傳遞已經開始擺脫傳統傳播研究中的“中介性角色”，而開始逐漸地“影響”乃至“控制”社會形態的構型過程[31]。在進行大學媒介治理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兩類事件。一類是社會影響良好的事件，例如重大科學發現、對國家做出突出貢獻的“大先生”。另一類是危機事件的公關處理。近些年，在大學內發生的各類學術不端、師德師風等問題將大學頻頻推向公眾的視野。這需要高校在媒介層面加強輿論的引導，提高通過媒介處理公共關系的能力，即在出臺相應政策有效遏制相關事件的同時，通過網絡即時發布信息，保障信息的公開與透明，向公眾負責。

（四）提升大學的國際傳播能力

大學展現、推介自身悠久的辦學歷史和文化是大學獲取口碑與符號資本的重要方式，大學微信公眾號以及短視頻等媒介的使用意味著大學也逐漸走向一種能夠包裝以及必須包裝的時代。大學在與其他媒介互動的過程中，需要充分發揮大學“媒介形態”的作用，在提升數智媒介傳播能力的同時，也要提升自身的媒介形象和媒介生產力，積極講好中國大學故事，即針對我國“雙一流”建設的理論貢獻、創新舉措、實踐做法，通過數字化的學術著作、網絡視頻、學術會議、連續性專題論文向不同國家和地區進行傳播，提升中國特色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體系中的話語權，打造我國高等教育參與全球教育治理的新局面和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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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23-08-20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十三五”規劃2019年度教育學一般課題“世界一流理工科大學人文社會學科發展模式研究”（BIA190181）。

作者簡介：盧盈（1986-），男，河南新鄉人，教育學博士、河南師范大學教育學部講師，碩士生導師，主要從事高等教育管理、學術職業與政策研究；新鄉，453007。

Universities in a Mediatized Society

LU Ying

Abstract： The media form of society has gone through the era of oral communication， paper communication， electronic media， and Internet media. It is gradually moving towards a media society composed of digital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rough the continuous iterative development of the media， the knowledge produced by universities is disseminated globally. The university has also become a medium for transmitting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in a mediatized society and has realized virtual sharing between the university and its members and other organizations. However， universities in a mediatized society are facing problems such as the decline of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lack of media ethics and media literacy. In a social environment of mutual media， we need to re-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other social organizations， enhance the media literacy and capabilities of university members， actively broaden the channels for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to participate in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decision-making， and improve the media communication capabilities and media productivity of universities， and build an open and inclusive interactive environment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media.

Key words： media; mediatized society; media university; media governance; university governance

（責任編輯? 黃建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