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流動視角下縣域高鐵開通對中國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研究*

祝樹金, 彭 彬, 段 凡 ,湯 超

(1.湖南大學 經濟與貿易學院,湖南 長沙 410079;2.中國社會科學院 經濟研究所,北京 100732;3.湖南財政經濟學院 經濟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

2020年我國對外貿易規模升至5.3萬億美元,首超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貿易國。對外貿易作為我國開放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既是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也是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關鍵樞紐。然而,我國對外貿易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大而不強”的現實問題,整體出口產品質量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存在一定差距?！笆奈濉币巹澮虼藢ⅰ巴苿訉ν赓Q易高質量發展”作為對外貿易發展的主要目標。黨的二十大報告也提出“推動貨物貿易優化升級”“加快建設貿易強國”。2023年2月,國務院印發的《質量強國建設綱要》將“質量強國建設”作為推動高質量發展、促進我國經濟由大向強轉變的重要舉措和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途徑,并將“加快產品質量提檔升級”作為建設質量強國的重要內容?，F有出口產品質量研究主要考察中間品投入、融資約束、制度環境和匯率等因素對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而忽視了中國大規模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這一重要事實,尤其是高速鐵路的發展。2021年鐵路統計公報顯示,全國鐵路投運新線4208千米中有2168千米屬于高速鐵路,而全國15萬千米的鐵路營業里程中高速鐵路部分已達到了4萬千米。高速鐵路作為生產要素在空間上流動的重要載體,在促進要素資源整合、推動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和推進外貿轉型升級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在出口貿易發展從“重視數量”向“提升質量”轉變的大背景下,高速鐵路能否有效提高我國出口競爭力,成為質量強國建設亟待探究的重要問題。

高速鐵路的區域經濟效應一直都是交通基礎設施經濟效應研究的重點,但鮮有文獻深入考察高速鐵路建設與貿易高質量發展之間的聯系。分析高速鐵路通達性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對深刻理解高速鐵路建設的政策含義和升級出口產品質量的路徑探索具有重要現實意義。相比于既有文獻[1],本文的邊際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①研究視角的擴展?，F有文獻針對高速鐵路與出口質量的分析往往落腳在高鐵開通的成本效應上,很少關注高鐵開通的要素流動效應。本文基于要素流動視角,利用縣域高速鐵路數據及微觀企業產品數據,探討高鐵開通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②理論機制的創新。本文基于要素流動效應論述高鐵開通影響企業出口質量時,從企業管理、研發創新及中間品投入三個方面深入闡釋了高鐵開通可能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內在機制,豐富了這類研究的理論分析。③政策內涵的延拓。本文將企業異質性、產品差異化及城市區位等多維因素納入考察范圍,探究高鐵開通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異質性影響,進一步豐富了研究的政策啟示。

一 高鐵開通影響出口產品質量機制:要素流動視角的解釋

相對于傳統交通運輸方式,高鐵作為重要的現代交通運輸方式,憑借快速、安全和高效等特征,大幅縮短了區域間的時間距離,顯著改善了區域交通的可達性,使區域之間的經濟聯系愈發緊密,此即為高鐵的“時空壓縮”效應。已有研究指出,隨著區域交通便利性的改善,區域資源、要素的跨區域流動性會顯著增強。因此,在高鐵的這一“時空壓縮”效應的作用下,區域的要素空間結構和經濟分布面臨重塑[2]。作為區域經濟重要載體,企業要素跨區域流動性的變化會對企業的管理效率、研發創新及中間品投入產生影響,最終會影響企業產品的質量。結合新經濟地理學的相關理論和梳理、綜合現有文獻,本文基于高鐵開通對要素流動的影響,從上述三個方面闡述高鐵開通提升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微觀機制。

區別于已有高鐵開通對企業產品質量的影響研究,本文引入企業管理效率,并將其視為企業產品質量異質性的來源,據此研究企業對于高鐵開通的反應?，F有許多文獻關注了企業管理效率的重要性,例如Gort和Lee發現企業管理效率對美國制造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具有顯著貢獻,并確定企業管理效率的三個來源,依次是優渥的初始管理稟賦、管理知識的學習積累和有效市場對企業內部管理資源的配置作用[3]。高鐵的快速和便捷將有效縮短企業的時間距離,緩解企業因地理距離過遠而引發的信息不對稱,緩和由此產生的代理沖突[4],提升企業的管理效率。委托代理理論認為,企業管理層會為追求個人利益而損害企業利益,使得企業的資源配置偏離最優狀態。地理距離的遙遠會阻礙外部監管者對企業的有效監督,以地方國有企業為例,Opie等的研究就表明,地理距離的遙遠使得控股股東有效監督企業的難度增加,由此造成企業投資的低效率[5]。隨著地理距離的縮短,外部監管者對企業的審核監督會越發嚴厲,Kubick等就發現美國國稅局更傾向于對地理距離相對鄰近的企業進行稅務審計[6]。然而,外部監管者將會因高鐵開通而縮短往返時間,這將降低其調研和監督企業的成本。楊青等的研究表明,分析師對上市企業實地調研的次數因高鐵開通而顯著增加,這將使外部監管者更好地發揮監督作用,有效抑制企業高管代理問題,并規避企業管理層的短視行為,使其做出對企業產品質量升級有益的管理決策,提升企業的產品質量[7]。企業管理效率的提升還依賴于企業學習積累管理知識和有效市場對企業內部管理資源的配置。高鐵提高了沿線區域交通的可達性,不僅節省了企業外部監管者的交通時間,也會節省企業高級管理人才的通勤成本,并吸引這類人力資本的遷移,這將改變高鐵沿線區域內企業管理稟賦,促進上述區域積累管理知識,提升企業的產品質量。杜興強等研究發現,高速鐵路將促進擁有博士學歷、頻繁出差的高級管理人才向沿線上市企業集聚[8]。另外,地理距離過遠會分割區域間的市場,高鐵開通縮短區域間的時間距離,將有利于區域間市場的整合,促進企業內部管理資源的知識溢出,進一步提高高鐵沿線區域內企業的管理效率,有利于企業升級產品質量,據此提出本文的第一個研究假說:

H1:高鐵開通加速要素流動形成的管理效率提升效應,將有利于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升級。

高鐵開通加速創新要素流動,為地區間創新技術的擴散、創新知識的溢出與創新活力的釋放提供有利條件,能夠提高高鐵沿線區域內企業的創新能力。即使在通信科技發達的今天,仍然存在創新知識溢出的地理距離約束[9]。高鐵的開通有助于打破人員流動的障礙性壁壘,為創新型人才跨地區交流提供更多可能,有利于技術和知識等向高鐵沿線區域內企業轉移和擴散。卞元超等的研究表明,高速鐵路能夠促進R&D人才向沿線城市集聚,東部地區尤其如此[10]。類似地,基于專利發明人流動視角,楊金玉等也發現高質量專利發明人向沿線企業集聚的概率因高鐵開通而顯著增加[11]。作為知識吸收的載體,人力資本決定了企業吸收新知識的能力,也決定了企業的創新水平。而高鐵網絡將吸引高學歷人才流入鐵路沿線企業的科研部門,促進高學歷人才向高學歷科技人才的轉變,有利于企業創新水平的顯著提高[12,13]。創新知識和技術以物化的形式凝聚于商品之中,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快會促進創新知識和技術的轉移和擴散。高鐵開通已被證明改變了貨運物流的格局,它以其特有的運輸形式提升地區貨運能力,釋放既有鐵路干線的貨運能力,有效緩解原鐵路貨運能力的緊張狀況,促進商品的跨區域流通,使得高鐵沿線區域內企業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嵌入前沿創新知識和技術的商品,為企業的自主創新積累經驗和提供技術借鑒,促進企業技術進步和創新能力提升。另外,良好的交通基礎設施會有效地降低貿易成本和促進市場一體化,這將有利于價格的趨同及波動性的下降,并產生新的比較優勢使得資源沿著交通線路重新配置,由此帶來市場規模的擴張,使得高鐵沿線區域內企業能夠從專業化、邊際報酬遞增和促競爭效應中受益,從而激勵上述企業創新,提升企業的創新能力[14],而企業創新能力提高又是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核心動力源,因此提出本文的第二個研究假說:

H2:高鐵開通加速創新要素流動形成的驅動研發創新效應,將有利于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升級。

2017年8月,為提升物流發展水平,國務院出臺了系列文件,其中的重要舉措就是加快高鐵物流的發展。當前的高鐵運輸仍然以客運為主,打破人口流動的時空壁壘,促進高素質勞動力的跨區域流動是高鐵開通最為直接的影響。研究表明,高質量勞動力有助于企業提升產品質量,但若只依賴高質量勞動力可能無法實現企業生產工序的升級,尚需與之相匹配的優質進口中間品共同發揮作用,以促進企業產品質量的提升[15,16]。一方面,優質中間品和熟練勞動力作為企業優質產品生產的互補性投入[17]。進口中間品往往因內嵌國外先進的技術、知識而成為國內出口企業中間品投入的首選。高鐵開通將使沿線區域內企業能夠獲取更多優質的進口中間品,優質進口中間品將通過企業投入品種類的豐富及內嵌的先進技術,促進企業產品質量的升級[18]。另一方面,進口中間品投入與企業研發之間存在互補性,通過使用進口中間品投入,企業的研發創新也可能受益于進口中間品投入的技術嵌入,帶來企業研發成本的降低,提高企業研發效率,激勵企業的研發創新[19,20],最終提高企業產品質量。由于企業間的投入產出聯系,優質進口中間品的獲取也對那些使用國內中間品的企業有利,這類企業的技能結構和企業產品質量也將因此有顯著提升[17]。在全球化時代,中間品供應商不僅遍布全國,甚至可能分布于世界各個角落。一方面,高鐵開通能夠有效節省企業與中間品供應商間的談判成本、增進雙方的軟信息交流,從而使得企業能夠選擇更遠距離的供應商,以獲取更有價格、質量優勢的中間產品,促進企業產品質量的優化。另一方面,高鐵開通產生的市場規模效應或市場整合會對中間品供應商形成吸引,改變中間品供應商的布局戰略,將其中間品供應網絡節點拓展至高鐵沿線區域,高鐵沿線區域因此更有可能形成中間品供應商的集聚,提高企業供應鏈的整體質量,有利于企業產品質量的提升,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三個研究假說:

H3:高鐵開通加速要素流動形成的優質進口中間品匹配效應,將有利于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升級。

二 模型與數據

(一)計量模型構建

高鐵建設并非一個純粹的外生政策沖擊,因為政府對于高鐵線路規劃和站點選址往往具有目的性,且各個縣市高鐵開通的時間存在差異,因此本文使用多期DID模型估計高鐵開通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構建模型如下:

qualityijpdt=α+βAfterit×HSRit+γXit+

θWjt+ρZdt+μd+λj+ωi+εp+δt+εijpdt

(1)

其中,被解釋變量qualityijpdt為t年份d縣域j行業i企業p產品的質量的對數,解釋變量是“是否開通高鐵”(HSR)和“通車前后”(After)的交互項,若企業在樣本期間開通高鐵,則HSR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若樣本年份在高鐵開通年份之后,則After取值為1,否則取值為0?？刂谱兞考疿it、Wjt、Zdt分別反映了企業、行業和縣域的特征差異。具體地,Xit涵蓋了企業生產率、杠桿率、資產收益率、企業規模和企業年限,Wjt則涵蓋企業對應行業的競爭程度,Zdt則包括縣域產業結構、財政支出狀況、地區金融發展狀況,μd、λj、ωi、εp和δt分別表示縣域、行業、企業、產品和時間固定效應,εijpdt表示隨機誤差。

(二)指標測度

1．出口產品質量(quality)

本文運用需求推斷法對出口產品質量予以測度,Khandelwal等基于CES效用函數推導出包含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需求函數[21],然后根據這一函數對影響需求的其他因素(不含產品質量)如產品價格、價格指數、消費支出等予以控制,據此將得到的需求殘差作為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估計依據[22]。測算過程具體如下,基于CES效用函數,可得企業i在t年出口產品p到c國的數量:

(2)

其中,xitpc、qitpc和pitpc分別為i企業在t年出口到c國的HS6位碼產品p的數量、質量與價格;Pct為進口國c在t年總的價格指數;Ect表示進口國c在t年總的消費支出;σ為產品間的替代彈性,且σ>1。對式(2)兩邊取自然對數,得

lnxitpc+σlnpitpc=φp+κct+νitpc

(3)

(4)

借鑒Fan等和Broda等的方法,使用HS2位碼上的產品替代彈性數據估計出口產品質量,以使質量估計結果更加準確[23,24],進一步規范出口產品質量標準,并將其按照出口價值占比賦予權重加總至產品層面,以獲取企業-產品-年份層面的出口產品質量。具體做法見式(5):

(5)

其中,max和min分別代表求最大值和最小值,是針對某一HS6位碼產品p,在所有年度、所有企業、所有進口國層面求最值,exitpc表示i企業在t年出口到c國的HS6位碼產品p的價值量。

2．控制變量

①企業生產率(tfp),相較于OLS回歸采用索洛余值估算企業生產率,OP法因為能夠更好地解決內生性問題和選擇性偏誤問題而被較多的研究者所接受,因此本文選擇OP法對企業生產率進行估算[25]。②企業杠桿率(lever),用企業總負債除以總資產衡量。③資產收益率(roa),用企業總利潤除以總資產衡量。④企業規模(size),用企業雇傭人數的對數衡量。⑤企業年限,用觀測值所在年份減去成立年份衡量。⑥競爭程度(hhi),用赫芬達爾指數衡量,分年度分行業使用銷售收入測度。⑦縣域產業特征,用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各自所占比重來反映。⑧財政支出狀況(fiscal),采用縣域財政支出占生產總值比重衡量。⑨金融發展狀況(finance),用年末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除以各縣生產總值衡量。

(三)數據說明

本文將2007-2013年中國制造業企業作為研究樣本,使用數據涉及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和中國海關數據庫。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覆蓋了規模以上的工業企業,包含了上述企業的基本信息及財務數據,中國海關數據庫包含了企業-產品(HS8位碼)-國家層面的進出口記錄。其中,出口貿易數量和出口單價是本文計算出口產品質量的關鍵?？h域層面的高鐵開通狀況并無現成的數據庫,通過逐一查找官方網站獲取,反映2007-2013年縣域經濟狀況的數據則從2008-2014年縣域統計年鑒中獲取。關于工業企業數據庫和海關數據庫的合并,依照Cai等的做法對原始數據進行清洗[26],借鑒Brandt等及楊汝岱的方法逐年合并工業企業數據以構建企業面板數據[27,28],進一步參考田巍等和樊海潮等的做法,以企業名稱、企業聯系人、郵政編碼和電話號碼后七位數字作為參數指標與海關數據進行跨庫合并[29,30];在此基礎上,按照對應年份和縣域代碼將縣域經濟數據和相應的高鐵開通數據進行匹配。本文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見表1。

表1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三 實證結果分析

(一)基準回歸

基準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在分別對年份、縣域、行業、企業和產品固定效應予以控制的條件下,第(1)列將高鐵開通的核心解釋變量After×HSR與企業出口產品質量quality單獨進行回歸;第(2)列加入企業特征變量;第(3)列加入行業特征變量;第(4)列加入縣域特征變量。通過逐步加入控制變量,第(1)～(4)列回歸結果顯示,高鐵開通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具有顯著正向作用,且影響系數大小基本穩定。第(4)列的基準回歸結果表明,縣域內開通高鐵后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有顯著提高?？刂谱兞炕痉项A期,其中企業杠桿率、行業競爭度、縣域產業特征、縣域金融發展狀況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提升具有顯著正向促進作用。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二)平行趨勢檢驗

使用雙重差分法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模型必須滿足平行趨勢假定,本文借鑒孫文浩等的研究,定義8個年份虛擬變量,year-3、year-2、year-1、year0、year1、year2、year3、year4分別代表高鐵開通的前3年、前2年、前1年、當年、后1年、后2年、后3年、后4年,并將其與HSR交互后進行回歸[31]。從圖1和表3第(1)列可知,year-3×HSR、year-2×HSR、year-1×HSR的系數估計值均不顯著,表明縣域高鐵開通之前,實驗組與對照組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并不存在顯著差異,通過平行趨勢假設檢驗,year0×HSR、year1×HSR、year2×HSR及year3×HSR、year4×HSR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表明縣域高鐵開通能夠促進沿線制造業企業的產品質量升級,且這種影響存在動態效應。

圖1 高鐵開通影響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平行趨勢檢驗

表3 平行趨勢檢驗結果

為進一步說明縣域高鐵開通能影響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升級,借鑒吉赟等的方法,本文進一步進行反事實檢驗[13]?；舅悸肥?假若縣域高鐵的開通真能夠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那么改變縣域高鐵開通的時間,構建一個偽高鐵開通事件沖擊,將不會顯著影響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升級。本文因此假設分別將各個縣域高鐵開通的時間前置1年、2年,構建偽高鐵開通變量After×HSR-1和After×HSR-2,用其依次取代式(1)中的變量After×HSR進行回歸,估計結果見表3列(2)和列(3)。從表3中可知,前置高鐵開通的時間對其沿線制造業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并不存在顯著影響,這一反事實檢驗從側面印證了縣域高鐵開通能夠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這一核心結論。

(三)穩健性分析

1．改變出口產品質量的測度方法

在基準回歸中,本文選擇Broda等基于HS2位碼行業數據估算出的貿易彈性系數作為度量依據,避免了回歸過程中的價格內生性問題[24,32]。但貿易彈性系數的選擇還是會對出口產品質量的估計產生影響,為此本文借鑒Fan等關于貿易彈性的設定,分別賦值貿易彈性系數σ=5和σ=10,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重新予以估計[23]。表4第(1)列和第(2)列報告了使用新出口產品質量數據對式(1)重新估計的實證結果,After×HSR交互項系數均顯著為正,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這就表明高鐵開通能夠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這一基準結論不受產品質量測算過程中貿易彈性系數選擇的影響。

2．以出口產品價格衡量出口產品質量

Kugler等、Hallak等、Bastos等的研究表明,哥倫比亞、印度和葡萄牙企業生產的高質量產品將以更高的定價在市場上售賣,因此可使用出口產品價格作為出口產品質量的代理指標[33-35]。將出口產品價格作為被解釋變量對式(1)重新予以估計,回歸結果見表4列(3)。After×HSR的回歸系數仍顯著為正,說明縣域高鐵開通會顯著促進企業出口產品價格(質量)的提升。

3．樣本雙邊縮尾處理

盡管對樣本數據進行謹慎處理,但仍難以排除樣本存在潛在異常值的可能,為此本文對所有變量予以縮尾處理,分別在第1百分位和第99百分位進行縮尾。表4第(4)列報告樣本縮尾處理后的回歸結果,估計結果表明,After×HSR交互項的系數仍然保持穩健。

(四)內生性問題討論

1．工具變量法

借鑒吉赟等、陳豐龍等的做法,本文通過構建不同的工具變量對模型進行估計,以此解決基準模型可能存在的潛在內生性問題[13,36]。一方面,借鑒吉赟等的構建策略,使用地理坡度和年份變量的交互項(slope×year)作為高鐵開通的工具變量[13],具體估計通過兩階段最小二乘法(2SLS)實現,模型設定如下:

Afterit×HSRit=α+βslopei×yeart+γXit+

θWjt+ρZdt+μd+λj+ωi+εp+δt+εijpdt

(6)

qualityijpdt=α+βprob(Afterit×HSRit)+

γXit+θWjt+ρZdt+μd+λj+ωi+εp+

δt+εijpdt

(7)

其中,第一階段回歸如式(6)所示,將企業所在縣市是否開通高鐵(After×HSR)作為被解釋變量,地理坡度和年份變量的交互項(slope×year)作為解釋變量,通過執行probit回歸生成制造業企業所在縣域開通高鐵概率的擬合值prob(After×HSR),然后根據式(7)構建模型以考察這一擬合值對制造業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表5列(1)匯報了第2階段回歸結果,在工具變量回歸下,高鐵開通后沿線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顯著提升。另一方面,借鑒陳豐龍等的做法構建一個復合工具變量,即使用明朝驛路、地理坡度與年份變量的交互項(stage×year、slope×year)作為高鐵開通的工具變量[36],實證設計思路與前述一致,使用stage×year和slope×year對slope×year予以替代,表5列(2)匯報了第2階段回歸結果,在這一復合工具變量回歸下,高鐵開通后沿線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顯著提升。

表5 內生性問題討論結果

2．傾向得分匹配法

在基準回歸中,本文直接使用雙重差分法對模型進行估計,若樣本存在選擇偏誤,可能會影響模型估計結果的準確性。進一步地,本文又使用PSM-DID方法對模型進行估計,以期通過傾向得分匹配降低可能存在的樣本選擇偏誤,使得雙重差分法估計的結果更可靠。具體做法如下:首先,以企業所在縣域是否開通高鐵為因變量,將縣域財政支出狀況、縣域金融發展狀況和二、三產業占比作為協變量,通過Logit回歸生成傾向得分;其次,根據Logit回歸估計出的傾向得分,分別使用最近鄰匹配、馬氏距離匹配、核密度匹配等方法進行配對;最后,分別對上述匹配樣本進行雙重差分估計,具體結果見表5列(3)～(6)。與基準回歸相一致,After×HSR回歸系數仍顯著為正,這進一步排除了可能存在的樣本選擇性偏誤的干擾,說明縣域高鐵開通能夠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這一核心結論具有穩健性。

四 機制檢驗及異質性分析

(一)機制檢驗

在理論基礎部分,本文基于要素流動視角,從企業管理、研發創新和中間品投入三個方面論述高鐵開通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提出了高鐵開通影響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管理效率提升、驅動研發創新和優質進口中間品匹配三條渠道,本節對上述渠道予以實證檢驗。

1．管理效率提升效應

管理效率是對企業管理水平的評估,它能夠反映生產過程中企業管理者的組織協調運營能力。本文借鑒Bloom等以及Qiu等利用管理費用殘差的估計思想測度企業管理效率[37,38]。除了企業管理效率,企業的其他因素如企業規模、出口行為、成本加成等也能夠影響企業的管理費用支出,若能夠對上述其他因素予以控制,則剩余管理費用就應屬于企業管理效率的作用。據此構建企業管理效率估計模型如下:

ln G&Ait=α1lnlit+α2ln expit+α3markupit+

ωi+σt+εit

(8)

MEdistijdt=α+βAfterit×HSRit+γXit+

θWjt+ρZdt+μd+λj+ωi+εp+δt+εijpdt

(9)

qualityijpdt=α+βMEdistijdt+γXit+θWjt+

ρZdt+μd+λj+ωi+εp+δt+εijpdt

(10)

表6列(1)和(2)匯報了上述實證的回歸結果。表6第(1)列展示了高鐵開通對企業管理效率水平的影響估計。結果顯示,After×HSR的估計系數顯著為負,且在1%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由于MEdist值越小表示企業的管理效率越高,說明高鐵開通顯著提升了企業管理效率。本文進而檢驗了企業管理效率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見表6第(2)列],結果表明,企業管理效率的系數顯著為負,說明企業管理效率的提升能夠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綜上說明,縣域高鐵開通將通過提升企業管理效率來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

表6 機制檢驗結果

2．驅動研發創新效應

高鐵開通還可能會通過驅動企業研發創新來提升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為驗證這一機制的存在性,本文使用企業研發費用對銷售收入占比這一指標作為衡量企業研發創新(RD)的代理變量,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RDijdt=α+βAfterit×HSRit+γXit+θWjt+

ρZdt+μd+λj+ωi+εp+δt+εijpdt

(11)

qualityijpdt=α+βRDijdt+γXit+θWjt+ρZdt+

μd+λj+ωi+εp+δt+εijpdt

(12)

表6列(3)和列(4)反映了上述實證的回歸結果。表6第(3)列展示了高鐵開通對企業研發創新的影響估計。結果顯示,After×HSR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且在5%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高鐵開通顯著促進了企業的研發創新水平。表6第(4)列檢驗了企業研發創新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結果顯示,企業研發創新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企業研發創新能夠顯著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綜上所述,縣域高鐵開通會通過驅動企業研發創新提高企業的出口產品質量。

3．優質進口中間品匹配效應

在指標測度部分已對最終產品的質量測度進行詳細介紹,按照同樣的邏輯思路,本文使用中國海關的進口數據對企業的進口中間品質量加以測度,而企業層面的進口中間品質量(impqua)則是借鑒施炳展等的方法,通過對產品層面的進口中間品質量標準化、賦予權重加總得到[42]。為驗證縣域高鐵開通是否將通過優質中間品進口影響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impquaijdt=α+βAfterit×HSRit+γXit+

θWjt+ρZdt+μd+λj+ωi+εp+δt+εijpdt

(13)

qualityijpdt=α+βimpquaijdt+γXit+θWjt+

ρZdt+μd+λj+ωi+εp+δt+εijpdt

(14)

表6第(5)列顯示了縣域高鐵開通對企業進口中間品質量的影響,第(6)列顯示了企業進口中間品質量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其中After×HSR的估計系數顯著為正,且在5%水平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高鐵開通顯著促進企業進口中間品質量的提升,而進口中間品質量關于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系數顯著為正,說明進口中間品質量的提升有利于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升級。綜上所述,縣域高鐵開通會通過中間品質量匹配效應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升級。

(二)異質性分析

因企業異質性、產品差異性和區位特征等因素,高鐵開通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可能存在異質性,本文對此做出進一步探究。

1．基于企業管理效率的異質性分析

借鑒Qiu等的分類方法,按行業將企業管理費用殘差升序排列,定義企業管理費用殘差小于第10百分位管理費用殘差數值的企業為高效率企業,企業管理費用殘差大于第90百分位管理費用殘差數值的企業為低效率企業[38],并分別設立對應的虛擬變量Hig、Low。為考察高鐵開通對不同管理效率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差異,本文構建如下計量模型:

qualityijpdt=α+β0Afterit×HSRit+

β1Afterit×HSRit×Higit+β2Afterit×

HSRit×Lowit+γXit+θWjt+ρZdt+μd+

λj+ωi+εp+δt+εijpdt

(15)

回歸結果如表7第(1)列所示,After×HSR×Hig的系數值顯著為正,表明高鐵開通對管理效率高組別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促進效應顯著,After×HSR×Low的系數值顯著為負,表明相對于其他組別的企業,高鐵開通對管理效率低組別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促進效應相對更弱。

2．基于企業產品差異化的異質性分析

按照Kugler等的定義,將企業產品劃分為異質性產品和同質性產品[33]。本文進一步考察高鐵開通對不同類別產品出口質量的差異化影響,設置虛擬變量Diff,Diff=1表示該產品為異質性產品,Diff=0則表示該產品為同質性產品,將其與高鐵開通變量After×HSR進行交互,執行關于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回歸,回歸結果見表7第(2)列。After×HSR×Diff的系數值顯著為正,表明相對于同質性產品,高鐵開通對異質性產品質量升級的促進效應更顯著。

3．基于多產品企業資源配置的異質性分析

借鑒Bernard等和Eckel等劃分方法,根據企業產品出口額進行排序,將出口額最大的產品劃分為該企業的核心產品[43,44],構建對應的虛擬變量Core,將其與高鐵開通變量After×HSR進行交互,執行關于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回歸,以考察高鐵開通對資源配置類別不同的產品的出口產品質量影響。表7第(3)列回歸結果顯示,After×HSR×Core的系數值為正,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表明相對于非核心產品,縣域高鐵開通對企業核心產品質量升級的促進效應更顯著。

4．基于地理距離的異質性分析

核心-邊緣理論認為,在虹吸效應的作用下,邊緣地區資源要素會向中心城市集聚。利用縣域與其所在地級市之間距離數據,本文進一步考察高鐵開通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影響的距離差異,將縣域與其所在地級市之間距離變量Dist與高鐵開通變量After×HSR進行交互,執行關于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回歸,回歸結果見表7第(4)列。結果顯示,After×HSR×Dist的系數值顯著為正,且在1%水平上顯著,表明對于距離中心城市較遠的縣域而言,縣域高鐵開通能夠促進其縣域內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升級,說明縣域高鐵開通能夠緩解中心城市對該縣域的虹吸效應。

五 結論與政策討論

以高鐵為代表的中國大規模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為研究交通基礎設施與貿易高質量發展的關系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敘事背景。本文利用縣域高鐵數據及微觀企業產品數據,基于要素流動視角研究了縣域高鐵開通對企業出口產品質量的影響。研究發現,縣域高鐵開通促進要素流動通過管理效率提升效應、驅動研發創新效應和優質中間品匹配效應促進企業出口產品質量升級。對于管理效率高的企業、異質性產品和核心產品及距離中心城市較遠的縣域,高鐵開通的質量升級效應更顯著?；诖?為促進要素自主有序流動和推動貿易高質量發展,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一是加快交通基礎設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鐵路運輸的高質量發展。一方面,通過推進鐵路運輸市場化改革來優化鐵路運輸結構和運力配置,結合高鐵快捷便利、普通鐵路廉價環保的特性,充分發揮高鐵和普通鐵路各自在客運和貨運方面的優勢;另一方面,更合理規劃高鐵的站點選址和運行線路,充分發揮高鐵對區域間人員流動的促進作用,進一步釋放高鐵的人力資本效應。

二是積極營造有利于自主創新的產業生態,充分發揮企業研發創新對出口產品質量升級的推動作用。首先,政府應重視對基礎科研的投入,完善基礎性技術供給體系,奠定企業研發應用基礎;其次,利用市場機制實現創新成果的可交易性,增強企業間創新的互補性,通過企業間的錯位創新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最后,企業的研發創新應以補全供應鏈、解決“卡脖子”問題、發展核心技術為導向,依靠技術創新突破企業發展瓶頸的束縛。

三是改變企業內部所面臨的要素約束格局,積極引進多樣化、高質量的進口中間品。出口企業應結合自身發展實際,積極開拓與國外中間商的業務往來,擴大進口國外核心零部件和技術裝備,降低企業自身發展面臨的供給側障礙。在涉及要素供應鏈穩定的重點領域,政府應對產業鏈各個環節的外部要素依存度加以評估,制定稀缺要素和關鍵短板技術清單,在加強自主技術攻關的同時,尋找切實有效的預案,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持續性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