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別弱勢議題“一邊倒”現象生成機制與反思
——微博平臺男性弱勢議題可見性分析*

燕道成,蔣青桃

(湖南師范大學 新聞與傳播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1)

一 引 言

近年來,隨著女權主義運動的興起和社交媒體的發展,女性弱勢事件多次引爆輿論,女性弱勢境遇從隱匿走向被看見,進而被重視,“Girls Help Girls”(女孩幫助女孩)成為現實。同時,在反復的公開討論中,公眾逐漸達成共識:女性要打破枷鎖、勇于發聲,努力爭取自己的權益。與之相反,當男性遇到同類事件,卻很難引起公眾的關注和反思。如淄博燒烤熱期間,淄博賣鴨貨小哥在工作時受到女顧客的性騷擾,微博上鮮有人指出不妥,也很少將其上升到性騷擾和權利層面。不難發現,關于性別議題,網絡空間呈現出“一邊倒”的特點,即“女性弱勢”議題相比于“男性弱勢”議題更容易引爆輿論。實際上,女性弱勢議題和男性弱勢議題既存在同一性,又具有差異性。從同一性來看,女性弱勢議題和男性弱勢議題都涉及權利問題,理應拋棄性別偏見,回歸到人本身;從差異性來看,女性弱勢議題和男性弱勢議題關涉不同性別,兩者的可見程度和討論度會受到性別因素的影響。那么,應如何理解微博平臺上性別弱勢議題存在“一邊倒”的現象?網絡空間中男性弱勢議題為何容易被忽視和遮蔽?這種注意力上的“一邊倒”會帶來怎樣的現實后果?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又應向何處探尋性別議題公共領域的建構以及性別解放的路徑?本文擬就這些問題展開探討。

二 文獻綜述

相較于女性弱勢議題,男性弱勢議題的可見性和討論度偏低,大多數研究聚焦于女性群體,為這一群體擺脫結構性傷害出謀劃策。事實上,男性弱勢議題與女性弱勢議題同樣值得關注,討論男性弱勢議題并不是反對女性主義,而是認識到性別不應該成為人與人之間的誤解之源與交往之困,性別議題并非一成不變,也不是萬惡之源,而是人們認識自我、認識他人的一種視角。

(一)性別弱勢與性別壓迫:男性處于弱勢=男性受到性別壓迫?

艾麗斯·M．楊(Iris Marion Young)認為性別壓迫主要是由經濟、政治和文化制度系統性地生產出來的,這種壓迫深植于從未被質疑的那些規范、習慣和象征,隱藏在制度規則的前提假設以及遵守這些制度所帶來的集體后果當中。[1]59作為性別研究的重要內容,性別壓迫揭示了處于弱勢地位的性別群體面臨著的結構性壓力,以及弱勢性別群體與優勢性別群體之間的關系。女性受壓迫是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也是女性主義研究不可回避的議題。恩格斯從歷史唯物主義視角出發,將性別壓迫與階級壓迫、女性解放和無產階級解放聯系起來,認為階級壓迫與性別壓迫同時發生。[2]72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基本理論和概念,如賈格爾(Alson M Jaggar)把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性別壓迫現象看作父權制社會的一種表現,強調資本主義制度與父權制相互結合,造成了當代女性受壓迫的現狀。[3]183關于階級壓迫和性別壓迫的關系,上野千鶴子運用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的二元理論,進一步闡釋了階級壓迫與性別壓迫的關系,構建起“家庭-市場”“生產方式-再生產方式”“父權制-資本制”一一對應的完整的二元理論體系,闡述了近現代父權制與資本制的辯證關系及對女性雙重壓迫的運作機制。[4]父權制被視為性別壓迫的工具,而性別壓迫這一實踐又反向強化了父權制的文化根基。長期以來,女性主義者將矛頭指向父權制,探討父權制如何壓迫與剝削女性,形成了大量的理論成果,指導女權運動。

那么,男性是否也受到性別壓迫?關于這一點,學者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持肯定意見的學者否認男性與父權的對應關系并嘗試拓寬性別壓迫的界限,如澳大利亞社會學家瑞文·康奈爾(Raewyn Connell)指出男性與“霸權”之間存在著巨大差異,一些使用新榮格主義方法的學者則強調權力并不僅僅造成肉眼可見的傷害,男性氣質制造的精神創傷更應當被關注,由此擴大了性別壓迫的外延。[5]持反對意見的學者則認為男性所遭受的并非性別壓迫,而是一種壓力和限制。他們認為壓迫是一張系統性關聯著的力量和障礙網絡,受壓迫者是作為特定社會群體的成員而受到壓迫且處于雙重困境中,進行任何選擇都會招致懲罰、責難或剝奪;男性性別氣質是為了取得和維系男性的特權和利益所設置的,盡管它會讓男性感受到壓力和障礙,但該障礙并不與其他障礙和力量處于系統性的關系中,不構成對男性具有壓迫性的結構。[6]男性氣質所制造的精神創傷與其說是一種性別壓迫,毋寧說是性別壓迫的反噬。因此,從壓迫的結構性力量來看,男性并不會受到性別壓迫,其處于弱勢地位、遭受不公的待遇,不屬于性別壓迫。由此可知,分析男性弱勢議題的可見性,需要從性別規范、性別偏見等理論中獲取資源。

(二)網絡空間內性別弱勢議題的研究

互聯網并非性別中立[7],網絡空間作為現實世界的投射,再現著現實中的性別問題,網絡空間中的性別境遇一直以來都備受學界關注。在言論自由的外衣下,社交媒體上謾罵、威脅和侮辱女性等性別歧視和暴力事件此起彼伏。[8]與此同時,女性在職場、新聞報道和輿論氛圍中也遭受著性別差異和性別暴力,這些與網絡的匿名性、傳統性別規范和性別觀念有關。[9]媒介作為中介因素,影響著人們的性別觀念和性別認知,董扣艷從技術和社會結構角度分析了網絡空間中父權制意識形態的生成機制,探究了父權敘事背后不平等的性別權力關系。[10]可以說,網絡空間并未給女性帶來自由平等的體驗,相反,父權制的余威仍然影響著女性的生存境遇。大部分研究著重關注女性弱勢群體的境遇,分析父權制對女性的壓迫并尋求解放的可能,盡管有學者認識到傳統性別規范、性別觀念等制度性因素會影響男性氣質的多元化[11],但其尚未觸及男性性別境遇這一層面。另外,雖有研究認識到“女性弱勢”的議題相比于“男性弱勢”的議題更容易引發網民的關注,其卻主要是從女性經濟地位提高、平臺為女性發聲提供場所及議程設置三個方面分析[12],未涉及更深層的制度性因素,反思程度和論證深度有限。男性弱勢議題可見度與文化環境、社會氛圍及人們的性別認知狀況息息相關,必須結合政治、經濟及文化等異質性力量深入分析,厘清背后的生成機制及危害。

鑒于此,本文將從習性約束、權利隱身及情感收編三個方面,結合互聯網語境對男性弱勢議題可見性分析,探究政治、經濟與文化力量如何作用于人們的認識。

三 微博平臺中的性別議題:設置女性弱勢議題與突出性別對立

從報紙到電影、電視再到社交媒體,大屏與小屏間的互動、官方意見場與民間意見場的持續對話,使得性騷擾、性別歧視、性虐待、家庭暴力等性別議題頻繁出圈。作為一種熱敏話題,性別議題具有“易燃易爆”的特質,因而往往被降格為社交媒體平臺引流的工具。微博平臺上這種現象更為突出,主要體現為設置女性弱勢議題與突出性別對立,女性弱勢議題被頻繁聚焦,在這種擬態環境的影響下,現實恐慌和矛盾將被進一步放大和加劇。

(一)設置女性弱勢議題

從2012年上海女權主義者的“我可以騷你不能擾”,到2014年廈大性騷擾案,到2015年郜艷敏事件、周國平“女性美”微博再到2018年的“米兔”運動,性別平等、反對性別歧視和性別暴力等性別議題頻繁出現在人們的視野并在微博上引發了大量的討論,使得女權意識深入人心。近兩年發生的“豐縣生育八孩女子”“唐山打人案”“女子取快遞被造黃謠”“某高校男生P圖造女生黃謠”“女孩升職被同事造黃謠陷抑郁”“男子直播打罵奔現女網友”等事件,持續性地引發公眾對女性境遇與女性權利的討論。女性弱勢議題的頻繁出圈除了源于人們對公平正義的渴求,也部分暴露了平臺的引流邏輯。監管和商業邏輯滲透在微博整個發展過程中,也影響著性別議題的可見度。2013年網絡凈化行動之后,為了兼顧“政治正確”與“商業正確”,微博開始“淡化公知聲音,發展垂直內容”。與此同時,隨著具有消費能力的女性用戶的增加,女性話語權的提升,以及女性意識的覺醒,女性聲音、女性議題逐漸成為微博上的重要話題。[13]《2022主流社交媒體平臺趨勢洞察報告》顯示,微博女性用戶分布高于男性[14]。據QuestMobile《2023“她經濟”洞察報告》,截至2023年1月,移動互聯網女性群體活躍用戶數近6億[15],女性在移動互聯網中的高滲透率可見一斑。為了爭奪女性用戶的注意力,與女性相關的話題隨之不斷增多。與經濟力量同時崛起的是女性話語權和女性意識,她們在表達意見的同時,也在尋求自身權利保護、推動女性權利保護進程?？梢哉f,女性弱勢議題可見性不斷攀升的背后部分緣于商業主義的滲透,女性話題成為被消費的對象,平臺通過制造話題挪用女性主義、打造輿論聲勢,收割流量。

(二)突出性別對立

性別對立的二元思維滲透在各類性別議題中,挑起性別對立成為微博吸引用戶眼球的常見方式。從熱搜詞條來看,如將“如果不能在大城市定居,是選擇趁早回去還是死撐?”這一訪談提煉為“專家建議女生30歲就回鄉結婚”;又如“杭州姐弟先后被狗咬,姐姐未打疫苗腦死亡,弟弟及時打疫苗無大礙”這一詞條模糊事件經過、渲染重男輕女,微博熱搜上充斥著男女對立的詞條與內容,挑動著網民的敏感神經。在淺閱讀模式和性別對立的慣性思維下,這種突出性別特征、模糊事件原貌的熱搜不僅會擾亂公眾認知,更容易滋生對立情緒。性別對立的慣性思維只有在真相大白時才被短暫性打破,進而引發新聞反轉或輿情反轉。而當同類事件發生時,性別對立的情緒又被挑起和激發,陷入被反復利用的陷阱中。

突出性別對立在一定程度上浪費了公眾注意力,導致輿論失焦,最終可能造成注意力的“公地悲劇”。以“蘇州一女子殺夫藏尸冰柜案”為例,公眾討論主要聚焦于“婚姻給男人帶來了什么”“這個女人到底遭受了怎樣的對待才能作出如此的舉動”“不管男女殺人都不對,不要進行性別對立”“肯定是男方的過錯”等方面,其中性別對立成為最大的輿論聚焦點。[16]“終于女殺男”“一日夫妻百日仇”“性別一換,評論過萬”等激進言論也體現了部分網民性別對立的固化思維,而這件事情所反映的生命安全議題、婚姻議題卻被忽視。

微博為女性弱勢群體提供了自我賦權的工具,同時又制造和加劇了性別對立和性別沖突。尤其是在后真相的語境中,嘈雜的輿論環境下情緒先行、理性后置現象愈發突出,人與人之間的信任成本與日俱增,影響著不同性別之間的溝通和交往。

四 男性弱勢議題的可見性:被忽視與被包容

相較于女性弱勢議題,男性弱勢議題在當前的網絡空間中多被忽視和包容。如同時期發生的“蘇州大學一學生惡意P圖造女生黃謠”(2023年3月17日被曝)與“女子殺夫藏尸冰柜案”(2023年3月19日被曝),同樣涉及性別弱勢議題,在關注量上卻天差地別(見表1)。前者在事件曝光后迅速引發持續性關注,與該事件相關的多個話題接連沖上熱搜榜;而后者卻未獲得如此廣泛且持續的關注,也鮮有人關注事件的后續情況。數據懸殊的背后,折射出男性在弱勢性別議題中可能會面臨低關注和低同情的境遇。男性處于弱勢地位雖然并不等同于男性受到性別壓迫,但仍有必要對造成此情況的結構性因素和力量進行分析。

表1 各性別弱勢議題關注量

同一性和差異性是哲學的兩個重要概念和思維取向,從柏拉圖到笛卡爾的整個西方哲學史傳統都被同一性思維所主導,直到德勒茲在《差異與重復》一文中充分尊重和倡導差異性,才顛覆了同一性的思想霸權地位。[17]作為一種思維取向,同一性和差異性同樣體現在性別議題中,如自由主義女權主義對男女同一性的追求經歷了從“追求同樣的平等”轉變為“在差異中求平等”,這一轉變也體現了人們對同一性和差異性認識的深化。從同一性和差異性來看,男性弱勢議題可見性低可以從同一性遮蔽差異性、差異性壓制同一性中得到答案,其最終目的是規訓人的行為。具體而言,在男性群體內部存在以同一性遮蔽差異性的行為規范,即以男性性別規范統合越軌行為,取消個體差異性;在男性與女性群體之間則存在以差異性壓制同一性的行為規范,即以男女有別的思想壓制雙方在權利方面的同一性。從本質上而言,這種對同一性和差異性的利用都是對性別規范的操演和征引,最終強化了雙方存在差異這一假象,進而影響雙方情感層面的溝通和認同。

(一)習性約束:性別規范與性別偏見的內化

布爾迪厄(Bourdieu)認為,習性是個體行動者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的一種持久的、可轉換的潛在行為傾向系統,而個體的行動會受到習性引導。[18]80-81不同性別的群體之所以有著不同的行為表征和社會評價標準,正是因為受到習性的約束。正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性別是一種“操演”,是由一整套的文化預期所形成的特征,性別具有差異性、生成性和流動性[19]48,183,一切性別主體都必須征引特定的性別規范才能形成,沒有先于征引的主體。[20]因此,性別是社會建構的產物,個體的性別認知與態度、社會的性別規范與性別偏見也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建構出來的。

男性弱勢議題受關注度低,出現被忽視與被包容的現象和男性性別規范與性別偏見有關。在父權制文化下,男性性別規范主要表現為:男性更多承擔命令、控制、維護秩序等社會職能,而女性更多是服從于男性。[21]這意味著男性被賦予了更多的期望,公眾在既有的認知范圍內會偏向于認為男性更有能力應對和處理不公遭遇,即使男性處于弱勢地位,人們也很少將其與孤立無援、弱小無助這類形象相聯系。同時,在男性性別規范的規訓和“多數無知”效應的影響下,男性很少曝光自身的弱勢境遇,也很少關注身邊男性的不公境遇。因此,社會對男性弱勢議題的關注遠遠低于女性弱勢議題。除此之外,性別偏見也是影響公眾認知的重要因素。性別偏見包括善意性別偏見與敵意性別偏見,前者主要是通過愛護、欣賞、照顧等態度和行為支持和保護女性遵從傳統性別角色的行為,后者主要是通過貶損、敵對、厭惡等態度和行為反對女性的反傳統性別角色行為。[22]不僅女性會遭受性別偏見,男性也會遭受性別偏見,如男性要更加堅強與獨立、男性不能哭等角色模式,都是對男性的性別偏見。男性性別偏見與女性性別偏見同樣是建構的產物,其目的是維護父權制、維護男性的特權和地位。當社會公眾對男性持有這種性別偏見時,難免會出現男性弱勢議題被忽視甚至被包容的情況,如淄博賣鴨貨小哥遭顧客上手一事中,部分網民認為“男生被摸一下又怎樣?又不會吃虧”“沒事吧,這也能叫性騷擾,又不是女的,怎么這么矯情”,諸如此類的言論便是對男性的固有偏見。

(二)權利隱身:對人格尊嚴權的忽視

性別弱勢議題之所以能夠引發廣泛關注與持續討論,是因為它不僅是個人問題,更是社會問題,涉及權利及公平正義等公共議題。從權利層面看,男性弱勢議題中存在明顯的權利隱身現象,即相應權利被忽略和遮蔽?！皬堄昃_家暴案”中網民將持刀家暴的張雨綺美化成灑脫的女漢子;在“淄博賣衢州鴨貨的帥哥遭顧客上手”事件中,由于圍觀人數過多,店主只能無奈關門;上海工程技術大學實驗發現,女生拍男生宿舍沒事,男生拍女生宿舍卻被罵……針對這些事件,公眾的討論偏向娛樂化,男性的人格尊嚴權未得到相應的重視。

《民法典》將人格權獨立成編,而人格尊嚴在人格權編中處于首要地位,保護人格權就是要維護人格尊嚴。[23]《民法典》第九百九十條規定:“人格權是民事主體享有的生命權、身體權、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隱私權等權利?！薄睹穹ǖ洹愤€強調了身體作為感知者免受冒犯性接觸的權利,將免受性騷擾的權利歸為身體權,規定“違背他人意愿,以言語、文字、圖像、肢體行為等方式對他人實施性騷擾的,受害人有權依法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充分保障個體的精神完整權和形式完整權,體現了對個體人格的尊重。[24]然而,“終于有女人打男人了”“男人被摸一下又怎么了”“男人被拍隱私照又不會怎么樣”等戲謔性言論消解了性別議題的嚴肅性,也暴露出公眾對男性人格尊嚴權的淡漠,導致輿論失焦與泛娛樂化,最終難以形成高質量的反思與討論。即使存在理性聲音,如“無論對男性還是對女性都不應該這樣做”“善惡真的不能打性別牌”“男性的權益也應該得到保障”等呼吁停止性別對立的言論雖能獲得部分網民的贊同,但總體上聲量較為微弱。當權利隱身、情緒先行,男性弱勢議題更難引發公眾的關注與思考。

(三)情感收編:制造對立情緒、迎合情感定向

憤怒是當代中國“情感公眾”的重要特質,是推動公眾參與的力量。[25]在性別弱勢議題中,憤怒依然是重要的情感動力?；诹髁窟壿?微博會利用公眾的憤怒,以標簽化、污名化的方式建構“他者”形象,強化沖突。性別弱勢議題中存在著明顯的“我們”與“他們”二元框架,這種框架影響著公眾認知和情緒表達,強化了對“他者”的貶低與仇視?！八摺币馕吨惣旱?即“大寫他者”對主體的壓迫,他者與主體之間存在對抗關系。[26]在性別對立的二元框架下,事件主體是對立和不平等的,媒體和公眾不斷建構和傳播“他者”形象,繼而強化對立情緒。除此之外,關于性別弱勢議題,公眾往往存在一定的“情感定向”——行為體習慣性地將情感價值附加在其他行為體、理念、符號與事件之上。[27]情感定向影響著人們的認知與態度,面對性別對立這類公共事件,公眾習慣性地投射出正面或負面情感,生發出怨恨、憤怒與不滿等情緒。在性別弱勢議題中,當事件主體被貼上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的標簽后,當事人被符號化為某一群體,個體間的沖突由此演變為群體間的對立。

由于微博主要用戶是女性,女性面對女性弱勢議題時會代入性別身份,容易將男性視為他者。此時,女性受欺負、受壓迫的記憶和情緒被喚醒和傳染,在正反饋效應下引發大規模的關注與討論。微博作為營利性平臺往往會利用這種對立情緒和情感定向,將其收編為商業符號,以此賺取注意力、收割流量。如部分熱搜故意突出性別標簽,極端女權主義和偽女權主義惡意挑起性別對立卻一度受到微博的默許。相較于男性弱勢議題,女性弱勢議題更能夠引發公眾的憤怒,也更容易受到消費主義的影響,因而可見性更高。

簡言之,男性弱勢議題可見性受到同一性性別規范和差異性性別規范的影響,當男性處于性別中的弱勢地位時不僅很難言說,而且容易被忽視;當自身境遇被遮蔽、權利處于隱身狀態,男性弱勢議題便更難進入公眾視野。除此之外,相較于女性弱勢議題,男性弱勢議題的情緒喚起效能較低,商業化程度有限,從而進一步阻礙了男性弱勢議題的曝光和傳播。

五 現實結果與反思

性別弱勢議題“一邊倒”現象的出現離不開政治、經濟與文化的共同作用,社會允許女性變強、允許女性在社交媒體上曝光自己的弱勢境遇,卻很難包容男性示弱、很難重視同等狀況下男性的權利,實際上仍然是對“男強女弱”這一腳本的再現和復刻。個體被裹挾在這種文化環境中,難以形成正確的性別認知和權利認知,長此以往可能會加劇性別對立、影響性別平等,破壞性別議題公共領域的形成。

(一)性別煩惱:性別建構與反噬

男性弱勢議題被忽視和被包容現象可能會進一步帶來性別煩惱和性別困擾,即因為身處于某一群體而不得不承受相應的壓力。巴特勒認為社會性別是流動的,生理性別與社會性別并不是一一對應的,生理上的女性并不一定是社會上的女性。[19]22這意味著男性和女性的性別身份是流動的,不應該將其視為永恒不變的,性別僵化的結局是再次建構性別的界限、強化性別對立。因此,將生理上的男性作為固定不變的“他者”,簡化性別沖突與性別矛盾,其實是對男性-女性這一二元社會性別結構的認同和固化?？梢哉f,對男性弱勢議題的忽視和戲謔是對父權制文化下的性別規范和性別偏見的操演和征引,是對性別持續不斷的建構。除此之外,盡管男性不會受到性別壓迫,但不可否認的是,男性同女性同樣面臨著社會性別規范的壓力和束縛。男性被規訓和詢喚為固定特征的人群,對性別身份加以妥協,內化并操演著父權制性別規范的同時,也終將受到反噬。當性別成為限制自身自由表達和自由發展的障礙,會加大個體形成正確性別認知的難度,阻礙個體形成性別認同。值得注意的是,當男性與女性都基于各自的立場強調自身的不公境遇,忽視彼此之間的同一性時,將阻礙情感共鳴的形成及性別平等的實現。

(二)權利撕裂:權利失衡與破壞

對男女差異的過度強調,在群體間的交往中以差異性壓制同一性,忽視男性弱勢議題和男性權利,帶來的是權利失衡與被破壞。人格權是對社會全體成員的保護,但在男性弱勢議題中男性人格權被忽視甚至遭到威脅,這無疑是對法律的漠視、對個體生命政治治理的破壞?！敖K于有女人打男人了”這類言論背后的邏輯仍然是二元對立的,關注的焦點仍是男女對立、男女地位孰高孰低。女性所遭受的性騷擾、性暴力,在男性身上同樣會發生,但當公眾陷入二元對立的思維慣性時,作為事件主體的人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某一性別群體,對個體的同情消失不見,對某一群體的對立情緒取而代之。性別弱勢只是表象,個體權利與個體命運更值得關注。當男性的權利被威脅乃至被破壞時,每一個“他者”都無法置身事外,只有當每個人的人格權不受任何身份限制且受到同等重視,權利才能得到真正意義上的保護。從現實狀況來看,關于性侵男童與性侵女童行為的法律懲處力度不同引發了大量的爭議和學術討論,也體現了人們對權利平等的期盼和愿景。通過差異性壓制同一性奉行的是“男強女弱”思維,其表面上是對女性的關懷和幫助,實際上是固化傳統的性別關系,這種對同一性的忽視最終也會導致權利的失衡,影響公平正義的實現。

(三)公共性缺席:阻礙性別議題公共領域的形成

社會性別二元框架根深蒂固,影響著人們對性別的正確認知,性別規范、性別偏見、性別壓迫等性別議題的討論應該基于更理性、更自由的討論環境。微博雖然給予了開放、平等的商談環境,但在工具理性導向下存在著對主流意識形態及市場趣味的迎合[10],過于追求大眾化、娛樂化也意味著微博放棄了其作為公共領域的話語權。[28]在男性弱勢議題中,主流意識形態仍然影響并制約著人們的認知,如在“淄博賣衢州鴨貨的帥哥遭顧客上手”一事中,雖然有官方媒體出面批評了顧客行為,但其矛頭主要聚焦在網紅經濟亂象而非男子的身體權,這說明官方媒體的報道框架受到傳統性別規范的影響。在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下,個體突破性別規范、打破性別枷鎖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大大削弱。與此同時,微博上部分極端女權主義和偽女權主義惡意挑起性別對立、制造沖突,構建“他者”形象,將個體情緒轉化為集體情緒,加劇性別之間的矛盾,同樣影響著公眾的理性認知。在“一點即著”的網絡環境中,道德征討遮蔽了權利問題、極端情緒阻斷了人與人之間的連接,在強大的思維定式和情緒氛圍下,性別議題公共領域的構建可謂道阻且長。

簡言之,在群體內部對同一性的過度強調、在群體之間對差異性的放大對男女雙方而言都是一種壓力和制約,對“我們”的嚴格劃定、對“他們”的貶低仇視將遮蔽彼此之間的同一性,不僅不利于性別解放與平等、權利平等,也影響著性別議題公共領域的形成,阻礙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和理性交往。

六 結 語

巴特勒在后續的研究中有意識地向政治倫理學轉變,強調一種共同體的關系意識和責任意識,以及肯定他者生命存在的他者倫理學。[29]無獨有偶,?？?Foucault)的治理理念也經歷了從外向內的轉變,即從關注權力機構對自我的治理轉向關注個體如何通過系列自我技術處理與自我、他人的倫理關系,關注個體的倫理實踐。自我技術,即“通過自己的力量或他人的幫助,進行一系列對身體、靈魂、思想、行為、存在方式的操控,以此達成自我的轉變,以求獲得某種幸福、純潔、智慧、完美或不朽的狀態”[30]54。按照這一觀點,性別規范可視為外在的權力規訓,但個體仍然具有通過自我技術以創造一種“生存藝術”來對抗權力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便潛藏在個體對人類同一性的堅定把握、對虛假差異性的徹底懷疑之中,同時也蘊含在自我性別認同、關懷他人的行動之中。性別弱勢議題“一邊倒”現象,啟示著我們應進一步思考性別與生命之間的關系。對此,必須運用社會學的想象力,把握個人困境與社會議題之間的關系,把握自己所處時代與歷史的關系。[31]6哈貝馬斯(Habermas)的對話倫理要求參與者能夠進行角色承擔,即每一位參與者能夠站在他人的立場,而實現這一點需要借助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即同情、共情。[32]可見,情感交流在公共討論中并非只會帶來負面效應,相反,其在某些情況下能夠帶來新的答案。因此,在性別議題的討論中,要打破“他者”思維,突破性別限制,在強調差異性的同時,認識到彼此的同一性,形成“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的意識,將個體生命與他人生命、將個體解放與人類解放聯系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