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循環背景下紡織業技術創新能力研究

周雨佳　王婭蕾　侯丹

摘 要：以國內紡織上市公司數據為研究樣本，采用OLS回歸分析法，探究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國內市場需求與國際市場需求對紡織業技術創新驅動的影響機制與影響效應。理論分析表明，國際市場需求和國內市場需求均通過規模效應和競爭效應影響技術創新，國際市場還通過干中學和創新溢出效應影響技術創新。實證結果顯示，國際市場需求對紡織企業的技術創新具有明顯的驅動作用，國內市場對于紡織企業的創新驅動表現得并不顯著，但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需求的交互作用對紡織企業技術創新有顯著正向影響。進一步分析發現，國際市場需求和國內市場需求對紡織企業的技術創新影響存在地區差異和產權差異。文章研究結果為雙循環新格局下如何調整不同的需求激勵模式以及堅持改革開放的戰略方針來提高我國紡織業技術創新提供了重要的經驗證據。

關鍵詞：雙循環；紡織企業；技術創新；創新驅動；市場需求

中圖分類號：F273.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414X（2023）05－0070－11

0 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廣泛加入全球產業鏈，外循環在促進增長、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進步等方面發揮了無可替代的作用[1]。隨著外部形勢改變，特別是后疫情時代，經濟全球化遭受重創、貿易摩擦頻繁、全球經濟態勢疲軟，順應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我國適時提出了雙循環發展新格局，即以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和國外循環有效對接、相互助力，利用國外的進出口貿易來調節國內經濟生產和發展。新發展格局的適時提出以及強調“是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表明，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仍是我國經濟發展現實路徑。

但在全球化產業分工中，我國制造業一直深陷產業鏈“低端鎖定”泥潭，核心關鍵技術在國外，低端高損耗在國內，技術創新能力薄弱，創新驅動力不足，國際市場競爭激烈，陷入比較優勢陷阱[2]。技術創新作為產業升級轉型和推動經濟發展的助力點，在提升綜合國力等方面占有越來越重要的份額，堅持高效率的創新投入是推動產業自主創新能力提升的重要保障之一，因此，加強創新驅動戰略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仍是我國現實的發展路徑和戰略方針。

2017年、2018年、2019年我國紡織品服裝出口額達到了2669.5億美元、2767.3億美元、2718.9億美元，交易額的持續保持表明了我國在全球紡織品服裝交易中占有重要地位。2020年、2021年、2022年盡管疫情影響明顯，出口額仍不斷上升，達到2911億美元、3155億美元、3233.4億美元。但紡織產業發展動力明顯不足，作為我國重要傳統產業，其發展模式仍為高投入高消耗與高污染低效率并存，中低檔產品占主導。產業利潤率低下，核心競爭力不明顯，技術創新能力薄弱。無論是在紡織技術升級，還是紡織工藝技術升級上，均與世界先進紡織技術存在巨大差距，影響紡織產業向技術密集型產業過渡。

本文從國內外市場需求的角度出發，分析雙循環背景對我國紡織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機制及作用表現，并深入挖掘這些影響因素在不同地區和產權性質方面所體現的差異性。希望有助于提升我國紡織業技術創新能力，擺脫低水平競爭循環，形成競爭優勢，突破國際約束，在國際產能合作的平臺上實現雙方資源優勢互補和統籌優化，打造自身獨特的產業鏈[3]的發展思路上達成共識，從而實現我國紡織業的高質量發展。

1文獻綜述

改革開放促進了創新資源的全球流動，我國工業技術創新從技術引進和消化吸收的起步階段（1978-1991 年）、加速階段（1992-2005年）到自主創新階段（2006-2011年）以及創新驅動發展階段（2012年至今），歷經從學習、模仿到創新的過程，許多產品在速度、成本、質量和創新性等方面在全球市場上展開競爭，并取得了成功。我國經濟持續增長，表現優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外循環發揮重要作用[1]。

但是，由于國際貿易格局被實力強勁的發達國家大買家以及跨國公司所把控，讓發展中國家處于GVC低端俘獲，只能以低要素成本參與市場競爭，占據的市場份額有限[4]。而且長期依賴外循環導致我國企業核心技術對外依存度高[5]，關鍵核心技術自給率不高、支持科技創新的人才政策不配套、區域經濟和區域創新能力發展不平衡、公共政策支撐體系不完善、創新驅動發展體制機制不健全等問題，影響和阻礙我國創新驅動發展戰略順利實施[6]。

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全球產業鏈調整，我國要素稟賦發生變化，近年來，轉向內循環為主既是適應外部環境變化的必然結果和現實路徑，也是我國贏得國際競爭新優勢的主動戰略選擇[7]，更是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要求[8]。

雙循環與市場需求相互作用、相互補充并且相互融合。市場需求規模大的國家在實施國內循環時，不僅能穩定經濟發展趨勢，還可以通過規模經濟效應來減少生產和研發成本，有利于企業在激烈的競爭形勢中“站穩腳跟”。國內循環能夠產生本土市場效應[9]，本土市場的發展為國際市場發展賦能，國際市場的發展又帶動內需增長[10]及大循環的發展[11]。只有充分發揮國內市場的規模優勢，國內大循環才能暢通無阻[12]。

新格局的形成關鍵在于建立多層級消費市場，培育國際合作與競爭新優勢，打造以自主創新為核心的產業支撐。在底線開放思維的基礎上以全面自主創新引領[5]，將技術作為勞動力、土地和資本之外的第四要素，構建產業鏈、供應鏈、創新鏈三鏈融合[13]。

2研究假設

2.1 市場需求與技術創新

需求引致創新[14]理論強調了市場需求對技術創新的引領作用，認為企業進行技術創新的內在動力就是市場需求、需求導向以及市場規模的大小。市場需求能夠指引創新的方向和速度，技術創新根據市場需求的變化對產品和技術提出新的標準，從而助力技術發展來適應新型市場需求的標準。企業生產適銷對路的產品來滿足市場需求，獲取巨額利潤，產品銷售的增加又可以反過來為企業技術研發和創新活動提供資金支持，爭取在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地位[15]；消費者的潛在需求可以促進開發未來市場，以挖掘新的發展資源來推動技術創新；創新收益會隨市場規模的擴大而增加。樂觀的需求預期會增加創新投入。企業管理層在技術創新上最重要的是使其產品、工藝、系統和服務與市場需求相匹配。需求動因不僅是誘導發達國家所主導的全球價值鏈分工體系的內在原因，而且是決定一國（地區） 產業升級動力的關鍵內生要素。

對西班牙創新型制造業的研究表明，這些企業在2013年的經濟蕭條時期總需求降低了10%，相應的創新活動也降低了2%-3%。對日本40個地區的實證研究表明，市場規模的增加將會促進地區生產率（技術創新能力） 的提高[16]。但是也有研究發現，市場規模對技術創新投入呈倒U型影響，市場規模偏大或偏小，技術創新都不活躍，只有市場需求規模達到一個較高的界定值時，技術創新才會活躍，尤其是在像我國這樣具有特大市場規模的國家表現得更加明顯[17]。

市場需求包括國內市場需求（內需）和國際市場需求（外需）兩個方面。

2.1.1? 國內市場需求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

國內市場需求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主要是基于規模效應和競爭效應。在存在規模報酬遞增和貿易成本的基礎上，當兩個國家進行不同產品貿易時，擁有相對較大國內市場需求的國家會產生大規模生產和高效率。在市場規模所引致的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持續作用下形成產業集聚，產業集聚使該地區的生產規模繼續擴大，滿足本地消費需求后還可供出口，產生“本土市場效應論”[18]。作為勞動分工、產業集聚、技術創新和對外貿易的重要動力，本土市場規模是形成經濟內生增長的重要動力來源[19]。

競爭推動創新[20]，規模的擴張導致競爭的加劇，為爭奪更大市場份額和更多利潤空間，企業采取技術創新策略來提供差異化產品，本土市場規模為產業創新能力的提升提供重要的內在源泉[19]。研究發現，本土市場規模能夠顯著促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21]，影響企業技術創新能力[22]，基于本土市場規模的內生化合作創新是技術創新的第三條道路。

此外，在國內市場銷售中，企業具有很大的優勢，例如成本低、信息豐富、貿易壁壘少、及時把握國內市場需求趨勢等，因此本土企業存在“本土市場偏好”。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與積累，我國經濟取得了巨大的發展，人們生活水平有了顯著的提高，人均消費能力與市場需求持續增長，我國市場成為世界市場的重要組成部分。潛在的巨大本土市場需求使得中國可以在生產和創新中都能實現顯著的規模經濟。需求的增加和消費層次的提高，一方面為企業開發新的市場，另一方面可以為企業增加經濟效益，從而增加創新投入，形成企業創新投入——消費者購買新產品——企業獲取創新收益——企業再次創新投入的內生激勵機制。

當然，國內市場需求也可能抑制技術創新，一方面，國內市場體制不健全，無序競爭、國家以市場換資本、以市場換技術，過度依賴外來引進技術，導致技術創新進程一度被擱置；另一方面，企業首要看重的是收益率，在巨大的市場和高經濟增長的大環境下，企業粗放經營也可獲利，因此忽視技術創新。

2.1.2? 國際市場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分析

國際市場需求對技術創新可能存在驅動效應，除了規模經濟效應和競爭效應外，還存在出口學習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

干中學理論認為，企業通過出口來擴展國外市場，可通過出口需求及時獲取消費者反饋，完成知識、信息的交換，進而獲得學習機會，得到國內市場所沒有的知識信息，進一步提高企業的知識結構，實現高效的創新和生產。

技術溢出理論認為，發達國家的創新型企業從國際貿易中獲得巨額利潤支撐其創新支出，并將創新成果外溢至發展中國家，發展中國家企業獲得向競爭對手和客戶學習的機會[23]，本國企業與國外企業在激烈的貿易競爭中，有助于提高本國企業的生產效率；另外，本國企業會在生產領域優先使用國外先進技術，并與國外進口商合作開展研發活動，因此本國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也會有所提高[24]。在此過程中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同時受益，其技術創新能力都獲得了提高，且隨著全球價值鏈的整合，這種溢出效應日益顯著[25]。當然，企業的吸收能力決定了這種學習國家先進技術知識的效果。高水平外循環通過這種外部市場拓展、創新要素集成以及生存風險規避三重機制促進了企業技術創新[26]。

實證研究也表明，積極的出口需求會提高生產效率高的企業的創新能力，但是會對生產效率低的企業產生消極影響?！耙粠б宦贰毖鼐€中歐班列的開通通過促進出口貿易促進了企業創新[27]，這類高水平外循環促進了企業的實質型技術創新與策略型技術改良，實現了技術的實質性變革與經濟的平衡性發展[26]。

然而，國際市場需求也有可能制約技術創新的發展，如全球價值鏈低端俘獲。由于先發優勢和知識產權優勢，發達國家的國際買家和跨國公司牢牢把控了全球貿易分配格局，一直凌駕于全球價值鏈的頂端；甚至會阻撓與創新相關的要素資源在國際貿易中的自由流動，阻止發展中國家的企業創新，將其鎖定在全球價值鏈中創新能力較低、附加值較低的生產組裝環節[28]。技術封鎖和貿易壁壘也會進一步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創新能力，使其只能活躍在全球價值鏈低端，加之制度不健全等內在原因導致創新基礎薄弱，技術創新動力不足，難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第二，過度競爭現象。由于內需的不足，企業盲目拓展國際市場，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低下、行業競爭秩序混亂，技術創新缺乏良好的發展環境。

基于此，提出本文的第一個假設：

H1a：國際市場需求與紡織業技術創新能力成正相關關系。

H1b：國內市場需求與紡織業技術創新能力成正相關關系。

2.1.3? 雙循環發展格局下國際國內市場的相互關聯研究

雙循環戰略的提出，也是順應了這種發展形勢及我國經濟的發展階段、環境和條件的變化的現實選擇和主動戰略調整。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有利于形成參與國際競爭和合作新優勢。新發展格局不是封閉的國內循環，而是更加開放的國內國際雙循環，把發展立足點放在國內，更多依靠國內市場實現經濟發展，形成高效順遂的國內經濟循環，更好吸引全球資源，既滿足國內市場需求，又提升我國產業技術發展水平。雙循環并不是割裂的，而是聯動協同，建立內外貿經濟一體化，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既是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基礎支撐，也是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內在要求。形成供需互促、產銷并進、暢通高效的國內大循環；保持和增強對全球企業、資源的強大吸引力，推動市場相通、產業相融、創新相促、規則相聯。國際國內市場應是良性轉換的互動關系[29]，打通出口轉內銷的渠道阻隔，暢通雙循環；落實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各項任務[30]。因此提出本文的第二個假設：

H2：雙循環發展格局與紡織業技術創新具有正相關關系。

2.2 異質性差異

2.2.1? 地理位置差異

新經濟地理理論提出了“報酬遞增規律”會影響產業的空間聚集，即市場與地理位置之間存在相互作用關系。企業的報酬遞增取決于地理位置的不同，如果企業位于落后、偏遠的地區，相應的基礎設施就會比較落后，不僅會阻止企業的發展和擴張，而且也會阻礙企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經濟收益。產業的空間分布不均勻是“報酬遞增”的根源。加之企業的收益下降以及勞動生產率不高勢必會影響企業技術創新的后續動力。不同收入水平會制約國內市場規模的發展，從而影響技術創新，研究發現，高收入群體的低邊際消費傾向會對企業技術創新產生負面影響，而且高收入群體對創新產品的高需求會制約本土企業自主創新[31]。我國東部地區的消費水平、消費能力與中西部地區明顯不同，因此提出本文的假設三：

H3：雙循環發展格局對紡織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因地理位置不同而異。

2.2.2? 產權差異

新新貿易理論認為企業之間生產成本和生產率的差異使得部分公司能夠進行出口貿易，部分公司放棄出口貿易[32]，單個企業生產率提高可以使整個行業生產率提高，而技術水平提升又可以使單個企業生產率提高。研究表明，國有企業全要素生產率低于非國有企業，其原因是企業平均生產率以及資源配置效率的差異[33]，工業領域國有企業凈資產收益率平均僅12.28%，不足全部行業的三分之一，且遠低于非國有企業20%以上的回報率[34]。因此，提出本文的第四個假設：

H4：雙循環發展格局對紡織業技術創新能力的影響因產權性質不同而異。

3研究設計

3.1模型設計

為考察雙循環背景下，國內外市場需求對我國紡織企業技術創新驅動力的影響效應，本文構建多元回歸模型：

其中，_（i，t）表示i上市公司在t年的技術研發強度，〖EXP〗_（i，t）表示i上市公司在t年國外市場需求，〖HMD〗_（i，t）表示i上市公司在t年國內市場需求，_（i，t）*HMD〗_（i，t）代表國內外市場需求的交乘項，x_（i，t-1）代表相關的控制變量，η_t代表時間固定效應，ε_（i，t）是隨機擾動項。系數α_1表示國外市場需求對紡織企業技術創新的整體影響，系數α_2表示國內市場需求對紡織企業技術創新的整體影響，系數α_3表示國內市場需求和國外市場需求相互作用對紡織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_i表示控制變量回歸系數。

3.2變量選取

（1）被解釋變量。本文選取企業技術創新強度作為被解釋變量，采用研發支出與總資產的比值來度量企業技術創新強度。其中，上市公司研發支出和總資產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

（2）解釋變量。本文的核心解釋變量為國外市場需求與國內市場需求。借鑒陳豐龍和徐康寧 （2012）[21]的研究，并結合上市企業數據的特征，利用上市企業財務報告中按照地區分布劃分的主營業務收入，按照國內外地區分類進行加總，手工整理。

3.3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中國55家上市紡織企業2018-2020年的營收數據和研發投入資料為研究樣本，采用OLS回歸分析法，探究國內市場需求與國際市場需求對紡織業技術創新驅動力的影響效應。鑒于部分上市公司未按地區分布劃分的主營業務收入以及研發支出數據進行詳細披露，導致雙循環背景下紡織業的技術創新研究存在數據缺失。本文排除了上述不可控變量的相應樣本，最終得到51家企業的150條觀測值。上市公司的主要數據來源于CSMAR數據庫以及上市公司年報，地區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和各省統計局。為了消除極值的影響，本文對上市公司的企業數據進行了1%的雙邊縮尾處理。

4結果分析

4.1描述性統計和相關性分析

表2中報告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表中可知：（1）樣本中技術創新強度均值為0.017，標準差為0.011，最小值0，最大值達0.043，說明樣本中的企業技術創新強度存在一定的差異性；（2）國外市場需求即出口規模均值19.8，標準差為1.816，本土市場需求均值為21.14，標準差為1.748，說明在樣本期內企業國內外需求有較大差異，即本文的主要變量在樣本期內具有異質性，本研究內容具有一定的意義和可行性。

對本文使用的主要變量的Pearson相關分析測試本文使用的相關變量之間是否存在共線問題，結果列示在表3中。表中列出兩兩變量之間的相關系數，可以看出國外市場需求與技術創新強度在1%水平上顯著正相關，本土市場需求與技術創新強度未呈現顯著的相關性。同時對解釋變量和被解釋變量進行了多重共線性分析，VIF平均值為1.37，認為變量之間不存在多重共線性。

4.2基準回歸分析

表4中列示了在多元回歸模型中國內外市場需求對紡織企業技術創新的基準回歸結果，其中第1列未加控制變量和年份固定效應，第2列加入控制變量，未加入年份固定效應，第3列同時加入控制變量和年份固定效應?；貧w結果表明，國外市場需求即出口規模與紡織企業技術創新強度存在正向關系，且無論是否加入控制變量和年份固定效應，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顯著，上述研究結論驗證了假設H1a。原因可能在于：（1）出口貿易可以讓企業產生危機意識，面對國際市場上的激勵競爭，努力追求新的觀念和技術；（2）企業擁有的創新資源不足，在出口貿易中可以實現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合作共享，也能推動技術創新的發展；（3）以客戶需求為導向的創新或客戶協同創新的影響。

觀察本土市場需求的回歸系數，可以看出，本土市場需求對技術創新影響不顯著，并未對紡織企業技術創新起到驅動作用，拒絕H2，其原因可能在于：（1）國內紡織工業快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結構性矛盾日益突出。在快速發展過程中，我國紡織工業大而不強等問題日漸凸顯。既面臨發達國家高端技術、品牌壟斷和發展中國家低成本競爭的雙重擠壓，也面臨國內勞動力結構性短缺和環境資源約束的制約。同時，其他要素成本也明顯上升，“用工荒”、“招工難”等問題更為突出，一味依靠規模擴張和低成本優勢的發展模式難以為繼，產能過剩也成為其制約因素；（2）國內外棉花價差不斷擴大，使國內紡織企業承擔了相對較高的原料成本；（3）本土市場需求不足成為導致我國紡織企業技術創新動力不足的根源。國內紡織市場持續低迷，紡織企業普遍缺乏訂單支撐，尤其是大訂單、長訂單明顯減少，整體需求下滑，且出口受阻，導致紡織企業信心滑坡，創新投入不足。

模型2中納入本土市場需求與國外市場需求的交乘項，探究本土市場需求與國外市場需求交互作用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貧w結果顯示，交乘項系數顯著為正，即本土市場與國際市場交互發展將顯著促進紡織企業的技術創新；且模型擬合優度R2有所增加，表示該模型對于企業技術創新的解釋力度更強。國外市場需求帶來的技術升級效應反過來會帶動本土市場需求的創新效應，近些年來由于全球資訊發達、交往日益便利與密切，導致國內

國外消費觀念和消費習慣趨同。我國居民消費觀呈現出開放化和全球化、且主動性增強、變化速度加快等特點。故企業在注重國際市場創新驅動效應有效發揮作用的同時，也要重視本土市場與國際市場的聯動，即內外貿一體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驅動效應，實現國內外市場創新效應的良性循環。

另外，從回歸系數大小來看，出口規模的增加對技術創新的邊際效應是0.0015，出口規模增加一個單位，紡織企業技術創新強度提升了0.15%。在企業特征變量中，企業規模和企業市場勢力對技術創新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這說明規模越大的企業，市場勢力也進行一定的積累，越有獲得超額利潤的動力，并且具備知識基礎和資金積累，從而加大了企業技術創新的強度。另外產業集中度會促進企業加大技術創新的力度，企業之間對技術創新研發過程的相互交流、借鑒也有一定的促進作用，這種相互交流和借鑒能讓技術擴散頻率和速度加快，提高企業研發能力。從地區層面，金融發展程度越好的地區，企業融資約束相對較小，更易獲得資金支持，對企業技術創新強度具有促進作用。

4.3地區異質性分析

我國地域遼闊，區域發展不協調，各個省份在市場需求、經濟發展基礎、市場開放程度、地理環境等方面存在巨大差異，因此，本文以東部和中西部兩大經濟區域進行劃分，來測試市場需求和企業規模等影響因子在這兩大經濟區域的不同。表5為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的樣本回歸結果。

表5中回歸結果表明，相比較中西部地區，國際市場需求對東部地區的企業技術創新驅動力更強，而本土市場需求與東部地區的紡織企業創新正相關，不顯著，但與中西部地區紡織業技術創新顯著性負相關，說明有一定的抑制性作用。交乘項對東部紡織企業顯著性正相關，與中西部紡織企業也是正相關，但不顯著。上述研究結論驗證了假設H3。原因在于：（1）開放型經濟結構促進了我國的外貿經濟發展，東部地區開放程度更高，政策支持力度大，出口規模大，社會總需求逐漸擴大，基礎設施也更加完善，再加上國際市場的激烈競爭也使得東部地區企業改進技術和調整產業結構，社會運行效率更高效，由此東部地區的經濟發展軟環境較中西部地區相比具有明顯的優勢[21]；（2）對于中西部地區來說，近年來雖然受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影響，經濟發展有一定的進步，但是主要集中在基礎設施等重大工程，對于民生工程的生產領域投入較少，市場資源配置效率低，再加上地理位置偏僻，教育落后，市場體制不健全，從根本上講中西部地

區自身“造血”機制不健全，面對出口貿易稍顯動力不足；（3）國內紡織工業快速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結構性矛盾逐漸顯露。我國紡織工業雖然規模大但是實力不強，而且還受到兩方面強勢力量的壓迫，一方是發達國家有新技術、有品牌效應，另一方是發展中國家憑借著低成本參與競爭。另外，其他生產要素成本也在逐年遞增，以往通過擴張規模和低成本優勢為主的發展模式已經落后，再加上產能過剩，我國紡織業發展已變得極為困難，創新動力和創新收益下滑。

4.4 產權異質性分析

考察企業股權異質性是否會改變國內外市場需求對于紡織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非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在企業運營模式、國家政策支持力度、委托代理成本以及權責分明程度上存在著顯著差異。故認為市場需求對于國有和非國有紡織企業的技術創新可能存在不同的影響。將樣本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分別進行回歸，結果列示在表6中。

根據表中的回歸分析結果可知，在出口規模方面，出口銷量的增加對國有紡織企業的技術創新沒有明顯作用，但是對非國有紡織企業的技術創新卻有明顯的驅動作用，并且本土市場需求會間接加強此驅動效應。另外，在本土市場需求方面，本土市場需求的增加對這兩類企業的技術創新都沒起到驅動作用，甚至對國有紡織企業表現出了抑制性傾向，上述研究結論驗證了假設H4。原因在于：（1）出口貿易對于非國有紡織企業來說，它主要是通過技術引進、購買以及并購的方式來進行技術創新，國有紡織企業則更偏向于獨立研發和合作研發的方式來進行技術創新，非國有紡織企業更加看重收益率，所以會采用風險較低的研發方式來獲得現成技術；（2）對于國有紡織企業來說，由于經營權和所有權相分離造成了國有紡織企業效率低、激勵機制不完善，同時國有紡織企業還存在資本過度密集、債務負擔大、生產要素價格不合理等問題，所以市場需求對于國有紡織企業來說驅動作用不明顯。

5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5.1 研究結論

本文首先分析了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國內市場需求及國際市場需求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規模效應和競爭效應可以共同解釋國際市場需求和國內市場需求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此外，干中學理論和創新溢出效應可以進一步解釋國際市場需求對技術創新的影響機制。然后運用OLS回歸分析，利用多家紡織業上市公司數據，分別進行了主回歸估計、分地區估計和分產權性質估計，由分析結果可知：

（1）紡織企業的國際市場需求對其技術創新有顯著驅動作用，而本土市場需求的影響并不顯著，表明紡織企業的技術創新主要是出口驅動；

（2）本土市場與國際市場的交互作用也能激勵紡織業技術創新。

（3）市場需求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存在地區差異。國際市場需求對東部地區和中西部地區紡織企業的技術創新都存在顯著驅動效應，但明顯東部地區的驅動效應更強。本土市場需求對東部地區的紡織企業影響為正，但并不顯著，對中西部則存在明顯的抑制性傾向。而兩類市場的交互作用對東部紡織企業存在顯著性正相關，對中西部地區正相關，但不顯著。

（4）市場需求對技術創新的影響存在產權性質差異。國際市場需求對非國有紡織企業有更為顯著的促進作用，而本土市場需求非國有紡織企業技術創新無顯著驅動作用，但是對國有紡織企業存在抑制性傾向。兩類市場的交互效應僅對非國有企業紡織企業存在顯著性正相關。

5.2 政策建議

市場的本質是開放（袁恩楨，2016），對中國來說，不僅需要對外開放，更需要對內開放，建立全國統一大市場是當務之急。需在提高城鄉居民消費能力的基礎上，隨時適應國際市場不斷變化的需求；同時逐步造就國內、國際市場產品需求的同質性。

（1）提升紡織業技術創新活力和創新水平。推動紡織業數字化轉型、智能化和智慧化發展，實現綠色創新和生態化生產，實現傳統紡織業的結構化轉型與升級，搭上時代便車和時尚巨輪。要加快企業的科技化轉型，提高產品的核心競爭力，以科技創新引領產業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發展。推動紡織業的中國制造向中國智造轉變，在國際大循環中不斷提升我國的國際競爭力，推動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和健康發展。

（2）增強國際市場對我國紡織業技術創新的驅動力。在進一步開發國際市場過程中，擺脫以“技術模仿—套利—低成本競爭”的不利競爭循環路徑，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建立以品牌為核心的競爭意識，充分發揮各地區的資源優勢和區域優勢建立起區域價值鏈，逐步形成國內價值鏈，再加入全球價值鏈，破解價值鏈低端鎖定，向國際化中高端產品邁進，形成以“區域創新鏈—國內創新鏈—全球創新鏈”的良性發展路徑。

（3）充分利用國內市場的驅動力來促進紡織業技術創新。國內市場是紡織業尋求發展的一個重要途徑，紡織企業要增強本土市場消費者對其產品的信任度和認可度，同時培育高標準、高要求的消費群體，讓本土市場需求成為國際市場需求的領頭羊，形成良好的中高端消費結構；另一方面，紡織企業要在本土市場扎根成長，就必須提高自身的工藝水準和擴大相應基礎設施的投資力度，并建立相應制度和機制來促進紡織業的技術創新，提供一個良好的創新環境做支撐。以創新驅動發展實現動力轉換，推動產業轉型升級。

（4）辯證且全面的看待雙循環發展策略，將技術創新融入到國內國外雙循環體制中，實現整體性引導。面對愈加激烈的國際競爭形勢，我國紡織業的技術創新也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慢慢累積螺旋式上升的過程。學習國際先進紡織企業的技術和知識，改進自身紡織技術和工藝水準；學習其發展模式和運作經驗，提升國內紡織業發展和管理模式的先進性。在國內循環路徑中，不過分追求創新而忽視產業鏈的效率和安全，不僅要保證技術創新的促進作用，也要發揮技術創新的引領作用，要將國內循環與國外循環進行深度融合，以良好的國內循環來抵御未來潛在的國際風險，以活躍的國外循環破解國內循環可能的非流暢性。

參考文獻：

江小涓，孟麗君.內循環為主、外循環賦能與更高水平雙循環——國際經驗與中國實踐[J].管理世界， 2021，37（1）：1-19.

葛揚，尹紫翔.我國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理論分析[J].社會科學文摘， 2021（4）：7-9.

段文平.紡織業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因素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 2010，30（3）：126-128、132.

Gereffi G .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in the apparel commodity chai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99， 48（1）：37-70.

陳勁，陽鎮，尹西明.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中國科技創新戰略[J].當代經濟科學， 2021，43（1）：1-9.

李猛，黃慶平.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意義、問題與政策建議[J].青海社會科學， 2020（6）：31-40.

黃群慧.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深刻內涵、時代背景與形成建議[J].北京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21（1）：9-16.

錢學鋒，裴婷.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理論邏輯與內生動力[J].社會科學文摘， 2021（3）：49-51.

張俊山.新發展格局中的國內市場問題[J].當代經濟研究， 2021（7）：25-36、113.

許暉.中國跨國企業與"雙循環"新發展格局：戰略角色與微觀機制[J]. 管理世界， 2021（9）：28-30.

孫軍，高彥彥，朱國軍.國內國際雙循環、本地市場效應與經濟發展范式轉換[J].江海學刊， 2021（4）：102-108+254.

蒲清平，楊聰林.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現實邏輯、實施路徑與時代價值[J].重慶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26（6）：24-34.

Schmookler J. The amount of invention is govern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 – the evidence of cross sections ： Invention and Economic Growth[J]. Asia-Pacific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1966，27（4）：61-75.

張震宇.市場需求特征和創新收益預期對企業技術創新動力的聯合作用：理論研究[J].技術經濟， 2014，33（8）：35-41.

Davis DＲ，Weinstein D E. Market Size，Linkages，and Productivity： a Study of Japanese Regions[J].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EB/OL]. https：//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86190， 2001-10-4.

孔令文，徐長生，易鳴.市場競爭程度、需求規模與企業技術創新——基于中國工業企業微觀數據的研究[J].管理評論， 2022，34（1）：118-129.

Krugman P. Scale Economies，Product Differentiation，and the Pattern of Trade[J]．The American Economic Ｒeview，1980. 950-959.

馮偉，徐康寧，邵軍.基于本土市場規模的產業創新機制及實證研究[J].中國軟科學，2014（1）：55-67.

Porter M. E. Clusters and the New Economics of Competition[M]．Watertow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1998.

陳豐龍，徐康寧.本土市場規模與中國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J].中國工業經濟，2012（5）： 44-56.

張國勝，胡建軍.產業升級中的本土市場規模效應[J].財經科學， 2012（2）：78-85.

李兵，岳云嵩，陳婷.出口與企業自主技術創新：來自企業專利數據的經驗研究[J].世界經濟， 2016，39（12）：72-94.

Baldwin J. R. ，? Gu W. Trade Liberalization： Export-market Participation，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Innovation[J]. 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 2004，20（3）：372-392.

張杰，鄭文平.全球價值鏈下中國本土企業的創新效應[J].經濟研究， 2017，52（3）：151-165.

朱兢，肖婧文，付曉蓉. “一帶一路”視角下高水平外循環與企業技術創新[J].科研管理， 2022，43（5）：121-130.

王雄元，卜落凡.國際出口貿易與企業創新——基于“中歐班列”開通的準自然實驗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 2019（10）：80-98.

Humphrey J.， Schmitz H. How does inser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ffect upgrading in industrial clusters？ [J]. Regional Studies， 2002，36（9）： 1017–1027.

袁恩楨.中國進入市場動力轉換期：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的互動發展[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 2016（7）：15-20+91.

宋則.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基礎理論與應用政策融合[J].中國流通經濟， 2022，36（6）：18-24.

孫早，宗睿.本土需求與企業自主創新——為何合理的收入分配更有利于企業創新[J].財經研究， 2022，48（3）：94-108.

Melitz M. The Impact of Trade on Intra-industry Reallocations and Aggregate Industry Productivity[J]. Econometrica， 2003，71（6）：1695-1725．

龔關，胡關亮，陳磊.國有與非國有制造業全要素生產率差異分析——基于資源配置效率與平均生產率[J].產業經濟研究， 2015（1）：93-100.

劉江.工業領域國有資本與非國有資本的效率比較：2003-2011年[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 2015，17（4）：9-14.

Impact of Dual Cycle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Textile Industry

ZHOU Yu-jia1， WANG Ya-lei2， HOU Dan2

（1. School of management， Wuhan Donghu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212， China;

2.School of accounting， Wuhan Textile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200，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data of domestic textile listed companies as the research samples， this paper uses OLS regression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mechanism and effect of domestic market demand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demand on the driving force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he textile industry under the new dual cycle development pattern. Theoretical analysis indicated that market demands both abroad and domestic affec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scale effect and competition effect，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lso affect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learning-by-doing and innovation spillover effect.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demand has a significant driving effect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extile enterprises. Although the domestic market does not have a significant driving effect on the innovation of textile enterprises，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domestic market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demand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extile enterprises. Further analysis depicted that there are regional differences and ownership variance in the impact of international market demand and domestic market demand on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textile enterprises.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this paper provided important empirical evidence for how to adjust different demand incentive modes under the new pattern of dual cycle and adhere to the strategic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improve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of China's textile industry.

Keywords：dual cycle;textile firm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novation driven; market demand

（責任編輯：趙緒福）

作者簡介：周雨佳（1999-），女，助教，研究方向：企業并購與技術創新.

基金項目：教育廳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項目（20Y0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