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治理的認知重構與行動導向

劉永謀, 譚泰成

1. 中國人民大學哲學院，北京 100872；

2. 北京建筑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北京 100044

引言

2023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指出要“以數字化驅動生產生活和治理方式變革，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強大動力”。隨著智能革命的深入推進，以移動互聯網、算法、大數據、5G、區塊鏈為代表的新興信息通信科技塑造了新的社會治理模式。我們將其稱之為數字治理，主要指政府、企業和社會組織運用數字技術提升機構運行效率、促進產業升級、優化行業服務和推動社會發展的技術治理模式及手段。由于社會文化背景存在差異，各國各地區的技術治理策略在技術范式、技術實踐和生活方式上有所不同。從當下情形看，數字技術不僅提升了政府應對突發事件的效率，而且有力推動了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和國家治理能力的現代化。但具體來看，數字治理的認知與行動、數字治理工具與價值承諾之間尚且存在鴻溝，這從根本上影響到我們對于數字治理限度的真正認識及合理調控。因此，本文將探討如何重構數字治理認知和引導數字治理行動，以期對技術哲學和工程哲學審度人在技術治理社會中的行動選擇提供參考。

1 數字治理在流動社會風險應對中的表現

現代治理本質上是對流動社會的技術治理?？梢钥吹?，知識、資本、勞動力、商品、信息和技術等治理要素在不同部門和行業之間的遷移和交換速度加快，這種“社會要素的高速流動改變了‘固態’的社會結構，打破了時空區隔，使得社會整體進入‘液化’狀態”。[1]其中，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更是揭示了我們在流動社會中所面臨的風險，它作為一項復雜的和應急性的系統工程，涉及不同人群、知識、技術、物資、管理和機構之間的頻繁流動。從工程倫理角度看，“在應急工程管理過程中涉及多元利益主體，呈現出諸多倫理困境”。[2]從技術治理角度看，有效遏制公共衛生事件和保障人民生命健康需要綜合運用基礎醫學、臨床醫學、公共衛生醫學和應急管理知識，而移動互聯網、大數據和算法技術則有力促進了上述知識在緊急情況中的實踐運用，同時也將數字治理活動轉變為一種綜合的模式。

因此，現代社會的流動性及其潛在風險不僅生成了新的治理情境，而且要求新的治理方式。一方面，數字技術革新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流動社會的形成與發展。另一方面，由于其日益增加的復雜性及不確定性，流動社會又需要依靠數字技術來進行治理。流動社會與數字技術之間的這種“二重性”是數字治理走向綜合模式的內在動因。所謂數字治理綜合，首先包括了多個治理部門對于數字技術手段的協同運用。例如，公共衛生專家通過大數據模型，科學分析和預測公共衛生事件的態勢?；ヂ摼W企業推出公共衛生健康地圖及平臺，為公眾出行和企業運營提供參考。政府則利用衛健部門的數據統計或與互聯網企業合作，依法對感染者活動軌跡及其接觸人群進行有效跟蹤、控制和隔離。

數字治理綜合為流動社會提供了穩健和靈活的治理工具，有助于政府維持社會各行業在緊急事態下的有序運行。例如在突發公共衛生應對初期，傳統的“圍堵追蹤”策略相對被動，并面臨“中心化層級體系的短暫混亂與效率降低”的問題。[3]這種“人海戰術”不足以應對頻繁的人員流動，并且耗費了資源，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基層部門沒有充分利用數字技術的潛力。針對于此，以信息化和智能化為支撐的數字治理綜合不僅擴大了公共衛生健康的篩查人群，而且使疾控部門能夠集中資源追蹤重點篩查區域，提升防控效率。疾控人員一般是通過人工收集感染者的活動蹤跡來分析傳染鏈條的，而通信大數據技術則能夠最大范圍地鎖定高風險人群，幫助疾控部門及時遏制公共衛生事件的態勢。

數字治理綜合能夠有效應對復雜的和密集的人員流動場景。例如，一些單位和企業在公共衛生應對中廣泛使用非接觸式紅外成像技術，并通過人工智能算法實現多模態融合感知，最大范圍地收集和精確分析各個場景中的公共健康數據。多模態感知融合是數字治理綜合的具體實現，它結合自主移動平臺、現場人臉頭像采集、人體紅外熱成像采集，并利用后臺數據分析和故障告警等多功能模塊，提升了體溫監測或個體行為管控的效率。當然，相關企業在社會流動空間中廣泛布置的人體識別和紅外成像測溫機器還存在諸如場景認知、自主學習、數據安全和個人隱私等問題。這些問題可以在技術層面得到解決，但從數字治理綜合的角度來看，這不僅是一個技術性問題，更是一個技術與治理如何契合的制度性和權力制衡問題。

不同時空下的人口高度集中和頻繁流動增加了流動社會的治理難度。這在公共衛生應對中尤為明顯，密切接觸者追蹤程序的研發和推廣代表了數字治理綜合在流動社會中的典型技術范式。這種數字程序作為政企合作的產物，不僅在一定程度上規范了個體在公共衛生事件中的行為，而且成為具有行政認證效力的數字政務內容。個人必須按照要求申領或出示這種由密切接觸者追蹤程序生成的數字健康證明，進而配合政府、社區、企業、學校的常態化和精準化防控。該程序將用戶在特定場所的掃碼數據上傳到服務器，并根據已發現感染者到訪過的商戶和場所生成行動軌跡，進而自動判定在時空上與感染者發生關聯的人，即接觸者。運行后臺的相關部門為接觸者賦予不同暴露風險等級的狀態。密切接觸者追蹤程序一般收集四種數據：（1）個人數據，例如姓名、性別、身份證號碼、電話號碼等；（2）當日個人健康數據，例如體溫、癥狀、高危人群接觸史等；（3）訪問軌跡；（4）核酸測試和疫苗接種等健康狀態數據。大數據平臺及其超大算力從技術層面維持了這類數字追蹤程序的運行。

以人工智能技術為代表的新基礎設施逐漸成為流動社會治理的核心架構。由大數據、算法和算力支持的人工智能有力推動了數字治理綜合，例如，臨床醫學專家和公共衛生專家運用人工智能訓練的SIR模型和SEIR①在傳染病模型中：S—易感人群；E—潛伏人群；I—發病人群；R—治愈人群。模型，[4]試圖更精準地預測公共衛生事件走勢，從而提升應對能力。這些模型有效配合了企業醫療資源和重要物資的調配、衛健部門的低中高風險等級調整等?？梢钥吹?，日益精確和智能的流行病學模型在未來的公共健康治理中越來越重要，它揭示了未來感染數、潛伏人數和發病人數等信息，從而為政府部門制定和調整策略提供參考。公共健康大數據地圖和風險態勢感知、物資調配保障和生物信息識別、數字化流調與密切接觸者追蹤都綜合運用了多種數字技術手段。

除了人工智能，5G作為流動社會新基礎設施的另一個關鍵技術，極大改善了在緊急狀態下政府和企業治理單元的通信基礎設施條件。在公共衛生應對中，移動運營商幫助政府在很短時間內建成了5G基地。5G技術有力支持了醫療資源的調配，不同地方的醫療團隊通過高分辨率視頻來遠程診斷患者，充分分享和不斷優化救治方案。[5]5G技術不僅在公共衛生治理中減少了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而且能夠配合人工智能進行自動化地篩查和分類，提升診斷效率。當然，智能醫療的自動化決策只有結合醫生的專業知識和臨床經驗，才能更好地提升診斷質量。此外，科技企業還將5G用于優化個人隱私保護的數字追蹤技術，這種系統具有分散式架構，由醫療中心負責登記，終端用戶通過他們的智能手機來上傳經過加密的身份和位置信息，以確保個人隱私安全。[6]

數字治理綜合推動了流動社會中的公共衛生數據平臺建設和數字政務的轉型發展。有調查研究表明，盡管一些公共健康程序或平臺存在數據安全、算法決策可靠性，信息填報缺乏真實性、數字健康證明互認范圍有限等問題，但超九成受訪者希望這類數字技術在衛生健康、城市治理、交通出行和文旅娛樂領域發揮更重要的作用。[7]在未來，政府部門如何通過綜合運用上述數字技術來優化數字政務服務，需要在技術和制度層面重構政府和企業治理者對數字治理的認知和行動。

2 約束計算理性以重構數字治理認知

如前所述，數字技術提升了政府和企業的治理效率，但僅僅強調效率容易忽視復雜的社會因素，加劇數字治理的公平、信任和權責問題。這些問題的認知根源在于計算理性的擴展。從思想史上看，計算理性發端于霍布斯（Thomas Hobbes）對于國家機器（利維坦）的中立想象②在霍布斯看來，國家就像一個偉大的巨人或怪物（利維坦）一般，它的身體由所有的人民所組成，它的生命則起源于人們對于一個公民政府的需求，否則社會便會陷入因人性求生本能而不斷動亂的原始狀態。。在霍布斯之后，18世紀的法國工程師聚焦于“統一工程”，他們致力于推廣一種打破舊政權的標準化公制計量體系。[8]現代社會治理的量化及統計學趨勢反映了以計算理性作為認知基礎的現代性思維方式。段偉文指出，“從早期被視為‘政治算術’的統計學及其后的社會物理學、科學管理到近年來的社會計算、智慧城市，其關鍵的認知基礎是對數據的觀測、采集與分析”。[9]

為了應對流動社會的不確定風險，眾多業界人士和學者呼吁構建全國統一的數字健康平臺和倡導“大健康”觀念。一方面，這種認知以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健康為目的。另一方面，這實際上也是計算理性的產物。數字技術在政府的社會治理和企業的運行中已經呈現出加速趨勢，但能否最終為人們帶來實質性和個性化的服務，而不是淪為“數字官僚主義”或“數字利維坦”，這并非一個純粹效率問題。從認識論層面看，數字化轉型的方向應當由“大數據設計轉向小數據設計”。[10]概言之在大規模應用之前，設計者和管理者應該有一個針對于不確定性后果的效益和風險預期。同時，信任對于當代數字治理至關重要，這就需要實現人與數字技術之間的深度融合及適配。正如閆宏秀所言，“對數據的信任源自人類依賴數據科學與數據技術來處理原本由人類所完成的任務。事實上，反觀人類借助數據完成任務的過程，在某種意義上就是人類將自身的部分行為或部分能力委托給數據。這種委托旨在將任務進行委托，而非將人類自身進行委托”。[11]

這種任務的委托反映了“政治算術”在國家治理活動中的既定事實。自近現代以來，國家人口治理和國民經濟核算“足以證明在政治分析中使用這種新工具（統計學）是合理的”，[12]它為國家機構量化公民行為提供了認知基礎。根據韋伯的看法，現代組織及行政機構受效率原則支配，最終陷入現代性的“理性囚籠”中。在計算理性主導下，現代政府大量運用統計學、大數據及算法來提升社會的運行效率及科學決策水平，并以客觀、知識量化和價值中立作為修辭。Engelmann等[13]以英國媒體和公眾對傳染病模型的認知接受過程為例，說明數字統計工具在社會治理場景中接受“馴服”的過程，以此來反對關于模型的客觀中立描述。政府最初僅將傳染病模型構建視為投機行為，公眾認為政策制定者既沒有權威，也沒有提供可靠的預測。由于模型沒有準確預測感染的峰值，政策制定者以此為其消極行動辯護。其后，模型在公眾與日俱增的焦慮中遭遇信任危機，公眾認為模型是不可靠的。公共衛生專家不得不修改模型，政府也宣布采取緊急封鎖的行動。最終，媒體和公眾的認知與模型的實際預測相一致，模型提供的結果才被媒體和公眾視為政府采取干預措施的理由。這也說明，數字技術或統計學模型并不是價值中立的，知識與權力關系始終伴隨在數字治理活動中。

隨著新興信息通信科技的發展，隱私計算成為數字治理領域的主導范式，即“通過感知隱私風險和感知隱私收益等因素調節互聯網用戶的隱私披露意愿和行為，在用戶隱私安全和數據披露之間取得平衡”。[14]隱私計算使得“數據可用而不可見”，在用戶隱私保護和數據利用之間實現權衡（Trade-Off）。例如新加坡政府曾創建了一個運用隱私計算手段和基于隱私設計原則的應用程序，它不收集位置數據，而是通過藍牙測量一個人與周圍其他人的直接距離?？梢钥吹?，“代碼即法律”已經成為主導政府和企業治理者的基本信念。從技術治理邏輯層面看，算法遵循“如果-那么”（If-Then）的表征規則，通過在If和Then之間的迭代，社會測量逐漸作為一直“政治技術”。權力從立法機構轉移到行政機構，再從行政機構轉移到技術官僚。在計算理性主導下，算法治理以一種新穎的方式實現群體規訓和社會協調。[15]從算法的數學證明合理性、技術操作有效性到社會運行適配性，最終轉變為數字治理的權力邏輯。

因此，這就需要破除計算理性神話及其價值中立修辭。從已知上看數字治理增強了計算理性的信念，預設了數據收集的擴大總是會轉化為知識的增加。但實際上，算法和大數據技術與社會治理預期并非總是適配的，并不能由知識合理性前提和技術操作上的有效性條件充分推導而來。算法是對現實的簡化模型，但模型輸出的結果往往具有不確定性。[16]算法工程師和決策者在性別、種族和膚色等參數設置上存在歧視就是一個例子。而約束計算理性的關鍵在于提供具備操作性和程序性原則。這種原則在當前主要體現為技術解決主義與程序性磋商相結合的思路。既要兼顧算法治理效率與個體對于數據權的獲取，又要協調個體自由與社會共識在算法自主決策中的不平衡。算法的數據挖掘越廣泛或質量越高，對事物的表征和預測就更加精確，算法的優化與社會因素越適配，就越符合社會的公共福祉。

近年來，智慧城市不斷突破人們對于城市的傳統認知邊界，其底層邏輯仍然是基于計算理性來拓展數字治理綜合或擴大智能基礎設施，從而更好地應對流動社會的風險。智慧城市取決于人、資源、商品和數據的流動成效，無論是基礎設施的物理結構還是社會功能，都成為考驗各方數字治理能力的大型實驗場域。城市通過數字治理不斷擴展其虛擬空間領域，實現物質維度與虛擬維度的高度融合，這也是理解所謂“平臺城市主義”的關鍵。[17]其中，空間正義成為約束計算理性邏輯和警惕元宇宙技術-資本陷阱的關鍵問題。盡管平臺作為技術中介提供了高效服務，但城市的數字化平臺化過程并不是價值中立的，科技巨頭通常壟斷和控制著城市數字基礎設施，造成算法賦權與祛權的隔閡。算法權力與公共權力合謀，引發數字信任與合法性危機。在認知層面，應當約束數字資本主義條件下的計算理性敘事，重新思考技術、資本和勞動的關系。

3 平衡治理與反治理以調控數字治理行動

提升流動社會的數字治理成效，不僅需要約束計算理性以重構數字治理認知，也需要對數字治理行動加以平衡。一些地方部門曾違規使用密切接觸者追蹤程序所生成的“數字健康證明”，這種治理不僅給公眾生活帶來不便，而且受到廣泛的社會批評和質疑。究其根本，這種現象反映了過度的技術治理和偽技術治理?！凹夹g治理的目標是科學運行社會，提高社會運行效率。而偽技術治理打著科學技術的旗幟，實際上追求的是利益和權力等目標”。[18]無論是過度治理還是偽治理，都會引發人們對數字治理的反感和不信任。以密切接觸者追蹤程序為代表的數學程序是否可以轉化為政府提供的一項優質政務服務（例如建立全國健康數據平臺的倡議），這考驗著政府的數字治理能力。數字治理需要平衡各方角色與責任、數據的控制者和處理者、政府和企業的責任與邊界等。

從底層邏輯來看，算法提供的最佳分析或預測對于治理者而言是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如果治理者把數字技術提供的最優方案作為全部決策基礎，則可能忽視治理環境中的其他條件及其變化，出現技術怠工問題。例如，治理者將很多數據收集問題交給智能技術處理，出現問題的時候則可以歸咎于智能設備、程序和算法升級，以回避作為治理者的責任。此外，社交平臺算法很容易導致人們在緊急狀態中感知和行為的極端化，例如陰謀論在公共衛生事件期間盛行，公眾被誤導抵制疫苗接種和反對隔離措施等。[19]公共健康大數據平臺收集了大量的信息或數據（個人、軌跡和健康信息），但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有價值，很多都屬于冗余信息。對冗余信息的關注反倒增加了信息的管理量和治理成本，降低機構運行效率，違背科學治理原則，形成“數字官僚主義”和“數字形式主義”。

從知識與權力的互構關系來看，數字治理又可視為新科技發展和權力塑造的產物。例如，密切接觸者追蹤程序在公共衛生應對期間扮演了社會治理規范的角色，這驗證了勞倫斯·萊斯格（Lawrence Lessig）關于“代碼即法律”的論斷。這類應用程序代表了一種將公共權力與技術權力結合的數字治理工具，相關部門通過“賦碼”（紅碼、黃碼或綠碼）來施行治理權力。個體只有申領和出示當地部門通過密切接觸者追蹤程序所生成的數字健康證明，才能夠獲得出行認證。此外，這類應用程序作為一種數字政務的產品，在權力的作用下會產生很多變體，例如在一段時間內引發爭議的“文明碼”和“師德碼”，這說明，“數據治理發生了‘滑坡效應’，這源于技術治理的數字化異化和基層治理的簡約化動機”。[20]數字技術不僅作為強大的治理工具，而且將其自身塑造為一種“生活制度”或行動規范。以“文明碼”為代表，這種試圖替代傳統服務方式的數字技術與公共權力的結合愈加緊密。實際上，只要將其用于優化政務服務和推動數字政務轉型，“文明碼”可視為政府創新治理工具的手段，但超出一定界限，也可能導致權力擴大和過度治理。

貝內迪克特（Carl Benedikt Frey）在《技術陷阱》中指出，“替代技術是否會被阻止，取決于誰能從中受益，以及政治權力的社會分配”。[21]從微觀層面看，權力慣性塑造了治理對象的身體記憶。例如在公共衛生事件應對中，人們因為在時空軌跡上與感染者重合而被數字技術發現，基層部門為排除擴散風險而要求人們居家隔離。解除“警報”則需要相關部門審核和認定，人們才能恢復正常的健康認證出行。這種變化揭示了數字治理的雙重性：既提升了治理效率，也為權力的任性提供了技術載體。公眾只有向企業和政府讓渡一定的數據權利才能獲得特定的服務訪問權限。顯然，過度治理主要源于治理者與公眾之間的信息不對稱，以及技術治理在制度設計方面的缺失。

芬伯格（Andrew Feenberg）認為，任何技術模式的研發與應用都是待確定的。[22]數字治理活動并不是一個純粹由政府發布行政命令的自上而下的過程，也是公眾干預治理手段甚至產生反治理行為的自下而上的過程。一些人為了對抗數字追蹤技術所帶來的限制，偽造一種可以生成離線碼和篡改動態界面的“仿制碼”。[6]盡管這種做法有悖信息安全和公共衛生事件防控法規，但我們也注意到，如果數字治理超過了一定閾值以及治理對象的容忍界限，則會產生過度治理問題。如前所述，這將導致數字低效、數字怠工、數字破壞和信息冗余問題。從健康碼、文明碼再到全國性健康數據平臺的嘗試，這場關乎數字治理方向的社會試驗需厘清各方角色與責任，區分數據的控制者和處理者，并且明確政府和企業在數字政務中的責任與邊界。

從數字治理的行動后果來看，過度依賴數字化和自動化在一定程度上挑戰了行動者的經驗技能和專業自主。實際上，數字技術并不是所有情況下都能賦能治理活動，例如公共衛生專家的專業技能和直覺經驗是一些不可能被算法完全量化的因素。此外，由于企業、政府和學校的在線學習和工作需求劇增，科技企業抓住機遇向市場推廣數字化在線化服務，例如騰訊會議不斷調整其服務選項，推出相應的會員服務。人們對數字技術的依賴性不斷加強。隨著ChatGPT在技術層面的升級，未來數字治理的通用智能化趨勢愈加明顯，各行各業的大部分工作會被這種在機器推理和背景知識都取得長足進步的技術取代，這實際上是“AI失業問題”。[23]ChatGPT這類技術會引發“破壞性的創新”。在沒有提前做好制度設計的情況下，“AI失業”會影響各方的數字治理行動。調節不好就有可能產生反治理、偽治理和過度治理問題。

在數字治理活動中，人們往往比較關心隱私安全問題，但隱私具有相對性，既往對數據的匿名化處理方式沒有體現隱私的社會維度，因而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隱私-效率的權衡困境。由于大量數據向公共機構過渡，應當盡快完善和落實個人數據收集的法律機制，實現倫理治理、技術治理和法律治理的平衡。對于當下科技倫理治理而言，難點并不在于缺乏共識性的倫理原則，而是如何將這些原則貫徹到算法治理中。如段偉文[24]所言，“這些原則及其背后的相稱性治理的思想并沒有得到認真對待?！币瀼剡@種相稱性原則，我們需要以謙遜主義的態度來理解技術的有用性和有限性。例如在算法倫理研究中，重視法律與倫理、個體賦權和社會參與等程序性規制，在實質層面將技術與治理、技術與人、倫理與制度結合起來。[25]

4 立足有限技術治理以引導數字治理方向

近兩年，以ChatGPT為代表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正在進一步推動數字治理，引發人們對教育、知識生產、就業體系、制度設計、行業規范和組織管理未來走向的討論。在國外社交平臺上甚至有關于禁止ChatGPT無序擴張的聯名倡議。顯然，簡單地阻止這類數字技術在社會治理中的運用，懸置了更加重要的數字治理的行動方向問題。原因在于，這類倡議的技術決定論前提是錯誤的。我們應該持有一種基于科技謙遜主義的“有限技治觀念”，由此才能引導當下及未來數字治理行動的方向。

所謂有限技治觀，即“承認在某些領域、某些問題和某些場合下技術提高效率的作用，并力主優先和盡量運用技術治理手段造福社會，同時提醒治理者和社會工程師，要時刻謹記現代科技有限性所決定的技術治理有限性，并主張對技治制既要有效利用，又要有效控制。有限技治觀對技術手段的強調，不是作為真理來推崇，而是作為效率工具來重視”。[26]一方面，人們的客觀中立認知容易忽視權力對于數字治理行動的影響。另一方面，數字治理的關鍵在于行動，讓數字技術從根本上惠及更多的社會個體、同時防范科技應用可能危害我們的生活。這是一種謙遜科技主義的態度，例如在智慧城市建設中，我們應當采取可持續的方法，使公眾參與到設計、實施和治理中，通過數字技術促進財富和機會的平等分配。[27]

數字技術賦能社會治理的作用毋庸置疑。數字治理的經驗表明，政府和企業可以充分運用區塊鏈、大數據、云計算和物聯網等新興數字技術，來不斷完善公共健康治理，例如智能傳染病監測平臺和應急保障物資調配體系等。治理者要突破傳統的認知疆域，形成線上和線下互動的新型治理模式。把握數字化轉型的發展趨勢，政府在未來就能夠提升公共衛生事件治理的科學性和有效性，實現高效的網格化精細管理、避免低效粗放式和形式主義“聯防聯控”。[28]所謂“聯防聯控”是政府在應對緊急事態中所采取的一種綜合治理模式，在數字技術支持下政府和企業可以協同調配大量資源，對突發事件進行迅速控制、識別和評估。當然，集中治理既能達到高效，也可能導致資源的浪費。

因此，有限技治觀要求治理者合理運用數字技術手段，賦予治理者靈活調整策略的“操作自主權”，以避免因集中化而導致的低效治理和資源浪費。如果數字技術運用得好，可以幫助建設公開透明的“數字政府”，這將成為提升政府技術治理能力的有效舉措。針對當下，應總結公共衛生事件應對中的數字治理經驗，深化對數字化治理的認知，重塑治理思維，優化治理行動，防止反治理，妥善應對偽技術治理。而實現政府治理者和民眾之間的信息對稱，關鍵在于政府優化公共服務的形式和內容。比如，通過數字化線上政務中心簡化辦理流程，兼顧服務的效率和公平等。

要實現社會生產與消費、醫療服務、經濟增長、安全保障、環境治理的數字化轉型，仍然不斷考驗政府的技治能力。數字治理可以增強政府決策過程的現代化和科學化，提高政府的決策水平。數字治理能夠助力政府公共服務高效化，提升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數字治理可以提高政府治理的精準性，使政府更好地履行現代政府職能。數字治理有助于在政府治理體系中多中心協同治理局面的實現，從而提高政府治理的效能?？傊?，應當運用新興數字技術重塑政府治理體系，是增強政府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徑。

有限技術治理觀念將為當下及未來的數字治理行動提供如下方向。

（1）加強數字專家與治理專家、實際管理者的溝通和合作。數字專家熟悉技術的細節和功能部署，治理專家了解公共治理活動中與人的治理相關的理論問題，而實際管理者深諳國情和基層等各方面的情況。

（2）約束治理者權力。常見的過度治理現象是由治理者權力失控導致的。在公共衛生事件的傳統應對方式中，農村或社區治理者借口行政命令，在防控檢查時存在一些較為粗暴和過度治理的行為，這種方式必定導致治理對象的不滿和抗拒。在數字治理中，隱私權是輿論焦點，信息性隱私權及其制度設計始終面臨著自由與效率的悖論。[29]無論怎么劃定個人隱私權，數字治理總會招致來自個人隱私權保護立場的反作用力。一方面，應當在法律制度框架內保證個人隱私和數據安全，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數字治理必須理解、容忍和控制反治理現象。此外，應當約束數字專家權力。數字專家因其專業能力而先天具有相應的技術權力。但當數字技術應用在一般公共治理領域中，專家同時也是危機處理中的利益相關者，他們既有自身利益要求，也因其專業局限而對其他事務缺乏足夠的了解。如果專家權力過大，則可能出現胡亂決策和以權謀私等問題，因此必須對專家權力加以制度約束。

（3）區別治理與操控。數字治理運用是有限度的，超過限度就成為技術操控，會侵害公眾的基本權利。數字治理必須具體考慮應用的限度，這不僅涉及治理目標，還涉及所采用的手段，因而只能在具體的社會語境中加以冷靜、客觀和謹慎的審度。需要注意的是，無論哪一種治理方式，治理對象一般是作為群體的人或統計學意義上的“人口”，而非精確到單個人的行為。機械決定論的思路或會導致越界，引發治理系統的崩潰。

特別指出，有限技治觀主張審慎對待關于數字治理的生命政治敘事。例如，情緒感知技術的應用范圍每年都在擴大，包括測量呼吸和心率的生物傳感器、語音處理器、跟蹤面部微表情的視頻識別軟件、繪制大腦活動的情緒感知和可穿戴設備等。為了避免工作場所的失范行為，美國一家公司曾推出一款人工智能的情感聊天機器人，它使用自然語言處理工具來識別與性別騷擾有關的行為。這家供應商聲稱，他們的技術可以幫助管理者找到更好的方法來了解和提升員工的工作滿意度，有助于對員工的表現做出客觀、公正的管理決策。[30]可以看到，混合式的遠程工作方式已成為流動社會進行數字治理的一種“新常態”。

從生命政治視角來看，這種情感人工智能把哲學家帶入數字資本主義的批判視野中，它不是從外部擴展到消費領域，而是從內部作為一種“數字泰勒主義”，即從勞動本身的情感狀態中提取更大的剩余價值和管理控制。與其他自動化管理手段一樣，情感人工智能削弱了人力資源經理曾經重視的人際溝通和分析技能，這反映了人類勞動關系在本體論層面的深刻轉變。員工不再被簡單地視為物質資本，而是統計數據的來源。類似于在19世紀無可爭議的顱相學一樣，情感人工智能如今逐漸成為工作場所的數字治理術。情緒不再是私人或個人的，它們可以被轉化為情感資本主義的具體產品。澄清當代數字治理中的生命政治敘事是另一項議題，我們的基本是主張是區分治理和操控的界限。

5 結語

將數字技術用于適度控制和個體行為改造能夠促進社會進步和維護社會秩序，這屬于正常的數字治理范圍。但是如果控制過度，為了極權主義目的進行控制和改造，就超出了正常的數字治理范圍，或導致“例外狀態”。的確，數字治理存在極權主義的風險，但它并不必然走向極權主義。針對數字治理與控制、平等和自由的關系，有限技治觀秉持一種待確定的和謙遜的立場。數字化和智能化已經成為當代治理的趨勢。面對這樣一種趨勢，我們應當立足于有限技治觀，重構當下及未來的數字治理認知，平衡數字治理行動，引導流動社會的數字治理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