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兒童文學開創現代傳統的路徑

文/吳翔宇

傳統內的轉化：從“遠傳統”中獲取民族性資源

何謂中國兒童文學的“遠傳統”？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弄清楚“遠”到底是作為一個時間概念還是一個性質概念。如果是一個時間概念，那么只需從中國兒童文學發生的源頭往回追溯，返歸至中國文學的古代時段，找尋催生中國兒童文學現代發生的思想和精神資源。如果是一個性質概念，那么這種“遠”主要體現在各自質的規定性及文化之“隔”上。不管哪一種視角，要充分汲取“遠傳統”的資源都需要跨越這一距離，開展古今演變與跨文化的對話，冀望從區隔中搭建文化交流的通道?？偠灾?，時空層面的轉換及文化性質上的融通，為理解中國兒童文學的“遠傳統”延拓了中外與古今的結構關系。

盡管這里的“遠”包含了傳統文化與域外文化兩重視野，但從傳統本身的賡續來看，所謂“遠”或“近”主要以同質性的內部文化作為論說的基石，不同質的各種傳統本身就無所謂遠與近。只不過，在傳統內來討論遠近親疏時，也離不開傳統間的參照、作用及影響?；诖?，中國兒童文學“遠傳統”就界定于中國文學的“傳統內”，是一種內源性的視角?！皟仍础笔窍鄬τ凇巴庠础眮碚f的，是一種內部的因素，落實于中國文學發展的譜系中即體現為表征中國性、民族性的質素。

這里的“遠傳統”指向中國古代悠久的文化精神積存，而“遠”無非就是其與中國兒童文學現代性之間的區隔。由此看來，在強調中國文學傳統內的切近、接納、遇合的同時，也要非常注意其發生發展過程中質疑、對抗與反叛的另一面。傳統的動態性及這一歷史化情境下的緊張關系，形構了中國文學現代演進的樣態。在百年中國的轉型過程中，對中國文學自身問題的逼近，已經不再是簡單的自我內部的問題，應該在世界的范圍內來考察。而這種視域的延拓比照，不是外在力量強加上的，而是中國人從“天下中心”向“世界之一”轉換中深切地體悟出來的。即便是論說“傳統內”的議題，也要將內外語境及相互關系作為前設背景，而不至于窄化和固化其豐富之意涵。

在古人的思維意識中，我們很難找到“兒童”作為“完全生命”的論述，兒童依附于成人社會的話語體系內，沒有地位，也沒有聲音。在以成人為本位的家長制中，兒童只是“縮小的成人”，其身心都被成人的主導話語扭曲了。由于看不到兒童之為兒童的主體價值，成人不會專門創作一種文學類型供兒童閱讀，兒童文學就不可能產生。成人這種弱化、遮蔽兒童主體性的兒童觀，阻滯了兒童文學在中國古代的創生。有缺憾的兒童觀“扼殺”了兒童文學的發生，而沒有兒童文學的古代社會又進一步加劇了兒童觀的落后。

沒有古代形態，并不意味著找不到傳統的根脈，或否棄前傳統的價值。中國兒童文學自“五四”始才真正創生，這也不意味著它是缺失本體基石的空中樓閣。對兒童文學到底是“古已有之”還是“現代生成”的討論，其意義不在于時間節點而在于性質的定位。在兒童文學領域討論“古已有之”的問題，表面上討論的是一種文學傳統的源頭，但實質上卻是對其性質的界說。不認同兒童文學古已有之的研究者，其理論邏輯是中國古代沒有“兒童文學”概念、觀念，因而難有兒童文學的實際形態。而承認“古已有之”的研究者則從中國古代文化中作知識考古，他們發現中國古代孕育了兒歌、童謠、民間故事等口承文體，并找出了相關文本予以例證。但實際上我們也不能忽視的另一個事實是：任何一種新傳統都不可能產生于完全斷裂的文化土壤中。因而要想在中國兒童文學與中國古代文學中找到關聯點是非常容易的。問題是，中國古代民間的口頭文學“述”大于“作”，多是一種“耳治”文學，難以與“目治”的兒童文學類同。換言之，如果真的存在所謂的古代兒童文學的話，那也是后人以一種“后見之明”的思維來揀選中國傳統資源，這種挖掘與整理遵循的是“史家的邏輯”而非“歷史事件的邏輯”，從而反過來也說明了中國古代不存在專門、自覺的兒童文學的觀點。

無論是從“兒童”還是“文學”著眼，兒童文學都擁有區別于其他文學門類的術語、概念和范疇，其現象和思潮都具有同一性和整體性。這樣說來，中國兒童文學的傳統存在于連續或斷裂的現象之中，將研究的視角聚焦古遠的歷史是有效的。拋開上述論爭的理論迷霧，單從古代遺留下的物質、文化、思想、精神資源中去考察，中國兒童文學的古今對話具備可能性。值得一提的是，這種傳統內的轉換不是簡單的語言形式變革，而是內蘊著思想、文化、價值的革新。而推動這種轉換必須遵循現代性的標尺，逐漸形成更加適合表現現代人思想情感的文學形式與規范，一起更好地服務于兒童的精神成長。

新文學的牽引：“近傳統”的育化、編織與融通

毋庸諱言，中國兒童文學的發生離不開新文學的引領與話語支援。換言之，沒有新文學對于古代文學傳統的批評就不可能有兒童文學的創生。新文學最大的功績是人的發現，當兒童的發現歸并于這一現代傳統時，就預示著兒童文學融入了新文學的體系中。因而，中國兒童文學的“近傳統”就是新文學所開創的現代傳統。從“兒童的發現”到“兒童文學的發現”體現了一體化的邏輯，沒有“兒童”的出場，就不可能有“兒童文學”的發生。

立于新文學傳統來考察，就會發現這里的“近傳統”之所以“近”，主要在于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之間的同源性與同質性。與中國古代文學傳統有別，新文學傳統之“新”表現為思想、語言及人之新上?！叭说奈膶W”替代了“非人的文學”，確立了中國新文學思想的錨點。從古代文學傳統中獨立出來的“百年新文學”，其意義究竟何在？這其中，“現代”的價值非常關鍵，是現代之質地刷新了中國文學的傳統，賦予了其新的內涵。傳統中國與百年中國的質的差異性，推衍出百年新文學與古代文學的質的差異性。

反傳統與學習西方具有整一性，兩者互為表里、雙向發力。即反傳統需要西方現代思想的支援，西方資源的引入有助于反傳統的推進，促發傳統的創造性轉換，而轉換文化傳統又進一步推動學習西方為我所用的訴求。于是，世界性與民族性都介入了中國文化的傳統轉換之中，兩者缺一不可，互為他者。受惠于新文學開創的人文傳統，中國兒童文學不斷被納入新文學和世界兒童文學范疇。概言之，從“人的文學”到“兒童文學”體現了啟蒙知識分子基于“人學”系統的推演，從而將“人”的內涵擴充至成人與兒童“完全生命”的畛域，由此鑄就了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一體化”的精神基礎。

西方現代思想要想凝聚為中國新文學的資源，必須要經過一次中國本土化、民族化改造的過程。這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現代化轉換一樣，沒有現成的資源可供直接吸納，擇取、過濾、改造必不可少。中國新文學的發展擁有中外兩種資源，兩者一遠一近，構成了一種綜合性的力量。向外擴展世界性的視角，向內汲取民族性的精華，是新文學與兒童文學學人的共識。譯介域外資源、整理傳統資源、創作本土文學作品是中國兒童文學的三種發展進路，這與現代文學別無二致。相對于現代文學接受西方資源，中國兒童文學接受域外資源的范圍、數量、層次都相對窄化，主要集中于“兒童”或“兒童文學”相關的領域內。

中國兒童文學脫胎于新文學，自然接續了這種表述現代人思想與觀念的文學傳統。這種“近傳統”對于中國兒童文學現代品格、精神氣度的生成起到了奠基作用?！敖鼈鹘y”的擇取有助于為“遠傳統”創造性轉化提供現代標尺，保障其現代性的方向。中國兒童文學的現代化進程所獲取的動力源自新文學傳統，現代話語深層次地塑造了中國兒童文學的精神品格，圍繞著“兒童”而展開的兒童文學實踐與現代文學的新人想象有著共同的旨趣?！白鳛槌扇说男氯恕迸c“作為兒童的新人”有效聯結，獲取了在“全人”的視域下觀照文學“為人生”的新傳統，從而擴充了百年新文學的深層結構及現代意涵。

“傳統的發明”：百年中國動態歷史化中斷裂與再造

傳統是一個時間性的概念，它不可能瞬間生成，需要在歷史運動中不斷沉積，形成相對恒定的范式，并在現實生活中起到規范性的作用。落實于中國兒童文學領域，它存在于百年中國動態語境之中，成為表述人們現代兒童觀推動兒童身心發展的思維和審美方式。從時間層面看，中國兒童文學是具備開創傳統的基本條件的。但對于傳統的要義而言，時間長短顯然不是問題的根本，更為關鍵的是文學傳統要沉積為一種帶有普遍性的范型，進入文學的知識化生產過程中，并參與當前的文化建構。

中國兒童文學受現代文學傳統的引領，但兒童文學不是現代文學的副本。這決定了中國兒童文學在接續新文學傳統的同時也要開創自己的傳統。就中國兒童文學開創的范型而言，其建構范型的動因在于文化危機，在區隔舊的文學傳統時積蓄著更新的力量，表現為一種新體文學。這其中，思想、語言與人是最為關鍵的三個向度。無論是哪一種范型，其建構都需要在動態歷史語境中闡釋、建構，并最終能成為可因襲的傳統。

首先來看思想范型。中國兒童文學發生的思想資源主要是關于“兒童”的現代資源，其開創的也是關于兒童現代化的思想范型。兒童本位論樹立了兒童的主體地位，從而潛在地推動了兒童文學的現代發生。這種思想資源是從外而內的，在新文學思潮的引領下歸并于思想啟蒙的立人工程中。兒童本位論的提出拉升了兒童文學的思想性，從而驅動了兒童文學現代化的進程。然而，需要警惕的是，當這種思想資源被推至極致時，也背離了其思想的本義。新文化人在試圖界說兒童文學時援引了西方文化人類學的觀點，不過，他們有意繞開對兒童文學的描述性闡釋邏輯，采用了“類同”與“界分”的方法。兒童與原人類同，于是復演出兒童文學與原人文學的類同性。同理，原人與成人殊異，于是就推導出原人文學與成人文學的絕對分殊。經過這種類同與界分的復演，他們不僅確認了兒童文學與成人文學的差異，也最終確立了兒童文學的概念本身。思想資源是外在的，但建立起來的傳統卻是當下的、內在的。這一思想資源從其發生期開始一直被反復援引，并沉積為一種帶有普遍性的規范性力量，甚至在論說兒童文學概念時，常將其論定為兒童本位的文學。但這也成為兒童文學持續“走弱”和深陷自我本質主義泥沼的根本緣由。

其次來看語言傳統。從傳統建構的角度看，語言是最為直接的資源。與現代文學無異，中國兒童文學所使用的語言是現代漢語。從道器合一的邏輯看，語言不僅是一種工具，而且是思想本體。從工具性的角度看，文言與白話沒有實質性的差異，但從思想本體上考察，兩者卻有本質性的區別。這也是文學革命要以語言變革為起點、推手的緣由。不過，中國兒童文學語言傳統的確立盡管受新文學語言現代化的影響，但它不是現代文學語言的簡化、淺易化。中國兒童文學開創的語言傳統不是現代文學語言的微縮版，而是自成系統的現代語言體系，它不是成人作家的“仿作小兒語”，而是基于童年對話后持存著兩代人話語協商的語言新形態。

最后來看人學資源。人的歸位擴充了文學的主體性，彌合了人學理念對以形象思維著稱的文學的正向作用。自此，“如何認識人與文學的關系”成為新文學關切的根本問題。受現代啟蒙思想的影響，對于“人”的理解超越了其本質的先驗論，主客二分的認識觀奠定了科學精神的基礎，人類社會與自然的相分離的局面被破除，從而新構了在“宇宙的秩序”上來考察人的新的科學精神。從啟蒙入手必然觸及“人”的問題，從而確立了在思想革命的新潮中探求人的意義。此后，伴隨著社會革命和中國文化變遷，對“人與文學”關系的思考也不斷注入新的內涵。百年中國政治主題的切換必然衍生對“人的問題”的不同表達，兒童文學的人學思想也因時而變，而這種變化恰是傳統延傳的具體表現形態。

中國兒童文學與現代文學擁有共同的新文學傳統，并且兒童文學的發展受到現代文學的引領和推動。那么是否可以用現代文學所開創的傳統來套用兒童文學傳統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原因仍在于兩者概念的差異性。兩者的同源、同質性并不意味著它們是主與副、整體與局部的關系，它們在百年中國動態語境下呈現出兩種不同的行進軌跡。因而，在有意識地統攝兩者傳統的一體化時，還要啟動各自概念的主體性。非此，簡單的類同無法廓清其傳統建構的出發點、過程及內涵，導致一種傳統遮蔽另一種傳統的偏誤，造成傳統的資源浪費。

結語

中國兒童文學與現當代文學共享了百年新文學所開創的人文傳統，集結著共有的“為人生”的現代傳統，兩者豐富的聯動擴大了“全人”的生命結構，并行不悖地參與了中國現代化的宏大工程。但是，這種聯結并不能以銷蝕中國兒童文學的主體性為代價，也不能淹沒和遮蔽各自開創的傳統的個性。要確立兒童文學傳統的主體性，有必要先界定其在新文學格局中的身份。而這種身份探詢要以發生學而非本質論的觀點為基準，切近百年中國轉型的動態語境，在歷史與當下對話的情境下去測度中國兒童文學傳統生成的價值與局限，從而以更為客觀科學的態度審思中國兒童文學的性質與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