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政治經濟學視角的全要素生產率再審視

文/范欣 劉偉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深刻塑造了我國發展的內外部環境，戰略機遇的內涵也發生了深刻變化。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高質量發展仍是首要任務。黨的十八大以來，為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推動經濟發展方式轉變，黨和國家對提高我國全要素生產率予以高度重視。從既有研究來看，學者們往往將全要素生產率視為一個技術概念，重點關注如何對其進行科學測度，并在此基礎上探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動力源泉。這些研究雖然豐富了全要素生產率的理論內涵，但仍存在不足。作為對我國經濟發展實踐及其規律的系統性歸納，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納入全要素生產率，有必要對這一概念進行學理分析，并結合中國實際進行實踐檢驗與路徑探索。

全要素生產率的思想緣起

全要素生產率作為一個樞紐性概念，宏觀層面事關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質量，微觀層面涉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等問題。將全要素生產率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有必要探尋其思想緣起。

（一）生產率理論的早期演進

在西方經濟理論中，全要素生產率往往被當作技術指標加以使用，以致人們忽視了對其思想緣起的探索。事實上，生產率理論的演進歷程表現為從“要素生產率”到全要素生產率的發展過程。在第一次產業革命前后，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不僅占據當時經濟學理論的主流地位，其關于生產勞動和生產率的思想還對產業革命的發展過程作出了積極的理論回應。伴隨著地理大發現，為了更好回應時代演變，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對“生產勞動”作出了不同的闡釋，進而對勞動生產率進行了不同的產業領域界定。在重商主義學說和重農學派關于生產率的基本思想基礎上，斯密首次宣稱，任何一個生產部門的勞動都是國民財富的源泉，并認為勞動分工將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促進經濟增長。

伴隨著工業革命進程，一系列社會經濟問題開始凸顯。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再關注價值論等相關分析，開始思考如何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實現利益最大化，并運用數學分析求解個人效用最大化、社會福利最大化等問題。以門格爾等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家幾乎同時各自獨立地提出了一種主觀邊際效用價值理論和邊際分析方法，極大地改變了古典經濟學以來的價值理論和分析方法。馬歇爾將供求論、生產費用論、資本生產力論等理論與邊際效用論結合起來，認為生產要素的均衡價格受到供求關系的影響，需求層面由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力決定，供給層面由生產要素相應的成本決定。實質上，這是典型的折中主義，并將價值與價格視為等同，均衡價格論開始替代價值論成為主流。

馬克思較早地對生產率理論進行了研究。馬克思提出了勞動生產率，并認為其是指勞動生產財富，而不是“創造價值”的效率，而“效率”又只能是在“一定時間內的效率”。那么，如何理解勞動時間？馬克思認為，勞動時間有兩層含義：一是活勞動的消耗量；二是包含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消耗量。這就意味著通過活勞動的消耗量來測算的勞動生產率就是考慮單一要素的勞動生產率，而同時考慮活勞動和物化勞動的勞動生產率就蘊含著預付資本即所有投入要素共同作用下的結果，是全要素生產率思想的體現。從時間維度上看，馬克思比其他西方學者提出的全要素生產率思想早了大半個世紀?？梢哉f，馬克思關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認識，開啟了科學探索全要素生產率理論的先河。

（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全要素生產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立足我國國情和經濟發展實踐，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下經濟運行和發展的一般性規律的學說。那么，作為一個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常用概念，全要素生產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是否仍具有適用性？

第一，社會化生產條件下勞動生產率的重要內容。2018年版《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在全要素生產率詞條上明確指出，全要素生產率是產出中投入要素不能解釋的部分。這一概念描述雖簡單明了但仍無法打開不可知部分的“黑匣子”。針對建立在“斯密教條”和薩伊“三位一體公式”基礎之上的全要素生產率理論本身存在的問題，有必要以馬克思關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的認識進行引導和開拓。全要素生產率集中體現在兩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重要范疇上。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重點論述了商品生產的微觀供求平衡條件，與勞動生產率的變化成反比，是價值決定的基礎，涉及的均是人和物的資源配置規模效應問題。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價值實現的數量界限，是從社會商品總量來講宏觀供求平衡條件，解釋了市場價格波動的整體表象。對于兩種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關系，馬克思從抽象上升到具體。在兩者敘述的間隔中，大幅闡述剩余價值生產及其在流通中實現的規律，才能在分析資本主導的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關系中，確立和開展對第二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論述。但是，由市場競爭體現的總供求平衡關系是在一個特殊的、歷史的生產關系內產生的，由第一種含義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體現并包含在其中的勞動生產率發展規律亦是如此。

第二，不同社會制度下的勞動生產率存在本質差別。勞動生產率發展規律受社會制度制約，實際表現為不同社會制度下特殊形式的勞動生產率。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要素均是服從資本增殖的需要。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發展旨在縮短工人的必要勞動時間，相對延長剩余勞動時間，以期獲取更多的剩余價值，實現資本的增殖。新技術的發明、機器的應用等，都是以能否增加剩余價值為評判標準。概言之，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勞動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生產力。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使新社會制度取得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確立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所有制結構，遵循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其生產勞動是為了滿足社會和人民的需要，表現為勞動的社會生產力。在此過程中，勞動者的主觀能動性和生產過程的社會主義結合方式，將極大地推動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全要素生產率在中國的實踐檢驗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總量生產函數、規模報酬類型等均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這使得基于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傳統增長核算方法越來越不具有適用性。為此，有必要從馬克思生產勞動理論出發，在全要素生產率測算的既有研究基礎上予以改造和完善。

（一）既有測算的梳理與完善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引起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掀起了中國全要素生產率測算的熱潮。同一時期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存在差異的根源，主要在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核算方法和數據處理等方面存在差異。在核算方法上，多數學者采用總量生產函數測算全要素生產率，但也有學者針對總量生產函數的性質提出質疑，認為該函數不能體現生產因素，與技術并無直接關系。在數據處理方面，產出通常采用實際國內生產總值等進行衡量，但忽視了并非所有勞動都能創造價值。根據馬克思的生產勞動理論，并結合社會主義性質和生產目的，本文將勞動劃分為物質生產勞動、精神生產勞動、商業勞動和社會公共事務勞動4種類型。前三種均直接或間接參與產業資本循環。在勞動投入方面，通用做法是采用勞動力投入的數量進行衡量。從現實情況看，勞動力素質和結構在不同地區差異明顯，若忽視則可能造成全要素生產率測算上的偏誤。在資本投入方面，考慮到資本要素參與到生產中的是資本服務，故在測算中需要充分考慮固定資本形成、資本生產能力變化和退役模式等?？紤]到資本的實際使用很難準確測度，目前主要通過假定資本服務與資本存量成比例而采用資本存量進行衡量。

（二）基于行業面板數據的檢驗

我們探索運用省級層面的行業面板數據，采用DEA-Malmquist方法測算1987—2019年全國產業、行業層面的全要素生產率并加以分析。

第一，全要素生產率在不同層面的變化。全要素生產率不僅是實現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也在三次產業增長中發揮著重要作用。1987—2019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和貢獻率分別為2.81%和31.52%。從產業層面來看，三次產業全要素生產率雖歷經波折，但其增速整體呈現波浪式下降趨勢。其中，第二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年均增速低于全國平均水平。行業層面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率在不同時期差異明顯。

第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動力及其變化。由馬克思對勞動生產率影響因素的分析可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主要有兩條路徑：一是加快技術進步，這需要加強人力資本建設，加大研發投入、引進先進技術等；二是優化要素配置，重點從制度層面解決資源錯配問題。1987—2019年，我國全要素生產率增長主要依賴技術進步，但在時序上呈現出“技術進步—技術效率—技術進步”的交替性驅動現象，且三次產業的效果各異。三次產業層面的分解表明，技術進步是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近些年來我國第三產業中以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為代表的多數行業出現技術水平停滯甚至倒退現象，存在明顯的“逆技術進步傾向”，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我國經濟發展質量的提升。

在新征程上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全要素生產率能反映一國或地區經濟發展質量嗎？若可以，如何在新征程上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成為我們不得不回答并解決的關鍵問題。

（一）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抓手

從表征上看，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是相對于美好生活需要而言供給還不夠充分，形成了需求側與供給側的不平衡，是發展質量不高的重要體現。為適應新變化、把握新機遇、迎接新挑戰，我國需要從根本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從“數量追趕”的粗放型增長向“質量追趕”的集約型增長轉變；經濟結構從“規模擴張”的增量擴能為主調整為“結構升級”的做優增量、調整存量并舉；經濟增長動力從“要素驅動”的傳統增長點轉向“創新驅動”的新的增長點。在此過程中，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尤為關鍵。從投入產出的視角來看，其本質是技術、人才等要素質量和資源配置效率。而要素生產率和資源配置效率的穩步提高，即是經濟發展質量提升的重要表征。因此，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抓手。

（二）在供需協調發展中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西方學者雖然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主導因素存在爭議，但基本認同供給因素和需求因素均在長期經濟增長中發揮作用。事實上，馬克思的兩部類增長模型同時兼顧了總量與結構、需求與供給等方面的問題。這為在供需協調發展中提高全要素生產率，進而實現長期經濟增長提供了理論支持。同時，新古典增長理論框架下的全要素生產率理論由于僅考慮供給因素，其局限性日益突顯，只有將需求和供給因素相結合，共同闡釋中國全要素生產率乃至經濟高質量發展問題才更具指導意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在于制度紅利的不斷釋放，制度變革在促進生產率提升的同時，也帶來了需求的不斷擴張，而需求特別是內需的持續擴張在拉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為了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有必要平衡好短期與長期、供給與需求、總量與結構等多個方面，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發展機制。

從供給側來看，面對要素成本的不斷上漲，我國需要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張拉動經濟增長，轉變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帶動經濟增長。特別是針對全國及產業層面技術效率增長率明顯低于技術進步增長率的現實情況，應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同時，堅持以數字化發展為導向，利用數字技術賦能產業發展。加快推進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建設、戶籍制度改革等制度建設，持續優化土地、資本、勞動力等要素市場化配置，加快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從需求側來看，需要在擴大內需上“補短板”和“促升級”，提高有效投資的總量，并注重有效投資的方向與領域。要發揮好供需的協同效應，使擴大內需戰略與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形成“提高供給質量→滿足現有需求、挖掘潛在需求→促進需求升級→引領供給升級→……”的高水平供需協調機制，有針對性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結語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角重新審視全要素生產率，并將其作為一個基本經濟范疇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不忘本來、吸收外來、面向未來”的生動寫照。一方面，雖然全要素生產率是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常見概念，但其理論本身存在缺陷，有必要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視域對其加以審視和改造。另一方面，經濟長期高速發展帶來生產方式變遷，基于新古典增長理論的傳統增長核算不再適用于中國全要素生產率的實踐檢驗，有必要從馬克思的生產勞動理論出發，明確生產勞動所涉部門，由此測算得出的全要素生產率及其變動情況更具針對性。當然，自主知識體系的構建是極其艱苦的探索。本文關于全要素生產率的再審視，將這一源于西方主流經濟學的范疇加以變革，以解釋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現實問題，僅僅是不斷豐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的一個嘗試和切入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