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紛繁走向統一：晚清民初細菌學名詞審定工作芻議

姬凌輝

晚清以降，“細菌學說”①本文所謂的“細菌學說”不僅指細菌學科本身的知識體系，還包括與細菌學說直接或間接相關的知識，加之細菌概念在譯介過程中并非口徑一致，故本文會根據史實和行文表述，使用“細菌學說”“細菌學”“細菌致病說” “細菌學知識”“黴菌”等詞匯進行切合實際的表達。在全球擴散的歷史場景頗為多元與復雜。目前國內外醫史學界關于細菌學說史的專題研究成果體量不大，但也不乏創新力作。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揭示了巴斯德（Pasteur）的成功有賴于一張多種力量匯集而成的網絡，包括公共衛生運動、醫學職業化（含軍醫和私營從業人員）以及殖民地利益。巴氏消毒的成功是多種力量加上巴斯德本人的天賦的結果，這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討論科學、醫學與社會關系的新路徑，也許三者之間一開始就沒有這么大的分別。②Latour， Bruno，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 trans. Alan Sheridan and John La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與以往單純強調巴斯德模式在世界范圍內推廣過程的研究不同，普拉提克·查克拉巴拉提（Pratik Chakrabarti）既揭示出19 世紀晚期熱帶細菌學在印度經歷的體制化進程，還表明殖民地居民對于西方細菌學說的理解與認識，往往基于不同的認識論，以及各種社會、制度、文化、思想資源，在殖民地各地，不同的科學家和各種治療疾病的醫療實踐存在較為復雜的歷史多樣性，提出了所謂的“道德范式”解釋框架。③Chakrabarti， Pratik， Bacteriology in British India： Laboratory Medicine and the Tropics， Rochester， Woodbridge： University of Rochester Press， 2017， pp.5-6.無獨有偶，上述復雜歷史情節亦在近代中國幾乎同時上演，而且更為豐富多彩，不過不能直接套用“巴斯德模式”或“道德范式”來理解。究其根源，近代中國文化與南亞、東南亞、非洲、澳洲等殖民地文化差異較大。

與之相應，近代中國醫學術語名詞的成長歷來備受關注①主要論著有王樹槐：《清末翻譯名詞的統一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69年第1期；王揚宗：《清末益智書會統一科技術語工作述評》，《中國科技史料》1991 年第2 期；張大慶：《早期醫學名詞統一工作：博醫會的努力和影響》，《中華醫史雜志》1994 年第1 期；張大慶：《中國近代的科學名詞審查活動：1915—1927》，《自然辯證法通訊》1996 年第5 期；張大慶：《高似蘭：醫學名詞翻譯標準化的推動者》，《中國科技史料》2001 年第4 期；李傳斌：《醫學傳教士與近代中國西醫翻譯名詞的確定和統一》，《中國文化研究》2005年第4期；張劍：《近代科學名詞術語審定統一中的合作、沖突與科學發展》，《史林》2007年第2期；溫昌斌：《民國科技譯名統一工作實踐與理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1 年； 高晞：《疫病的現代性：從“瘟疫”到“傳染病”的認知嬗變》，《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1期；姬凌輝：《晚清民初細菌學說與衛生防疫》，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等。，作為學科的細菌學說入華史必然涉及譯名的多歧與統一，其中關于生理學、真菌學、微生物學的學科名詞審定問題的探究亦有新的進展②主要論著有袁媛：《中國早期部分生理學名詞的翻譯及演變的初步探討》，《自然科學史研究》2006 年第2 期；付雷：《中國近代生物學名詞的審定與統一》，《中國科技術語》2014年第3期；蘆笛：《中國早期真菌譯名的審查與真菌學界的反應》，《中國真菌學雜志》2017 年第5 期；姬凌輝：《風中飛舞的微蟲：“細菌”概念在晚清中國的生成》，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復旦大學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編：《近代中國的知識與觀念》，《近代中國研究集刊》第7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張彤陽：《中國近現代微生物學名詞的審定與演變歷程》，《自然科學史研究》2020 年第2期等。，但并未系統探討晚清民初細菌學名詞的審定。最近沈國威將“細菌”與“細胞”歸為中日互動詞，并認為“細菌”是由“細胞”概念衍生而來，指出中國最早對“細胞”的記載見于韋廉臣、李善蘭、艾約瑟合譯的《植物學》（1858）。③沈國威：《新語往還：中日近代語言交涉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年，第28頁。但細菌與細胞畢竟不是一回事④宋恪三：《細菌與細胞》，《康健雜志》（上海）創刊號，1933年5月1日，第13—14頁。，細菌對應的是細菌學，細胞對應的是組織學，這或許意味著從細胞入手尋繹細菌概念的在華傳播史恐難成立。況且，倘若過多聚焦時人關于細菌學的認知與容受面相，細菌學自身學科成長的歷史線索反而不易凸顯。故有必要立足于中國本土，觀照中西，從細菌概念入手，進而綜合考辨晚清民初細菌學名詞審定工作歷程。

一、晚清民初“細菌”譯名的紛繁與往復

如果說19 世紀30 年代是“公共衛生的時代”，那么19 世紀中期就到了“實驗室的時代”⑤威廉·F·拜納姆：《19世紀醫學科學史》，曹珍芬譯，《劍橋科學史叢書》，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15—116頁。，借助實驗手段、技術革新和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解讀人體奧秘、探尋病理、防治疾病是19 世紀醫學發展的重要面相。19 世紀中后期西方醫學最重要的貢獻是細菌學說的建立，找到了外部原因對人體疾病的影響。⑥張大慶：《醫學史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36頁。細菌學說的建立與17 至18 世紀光學技術的革新有很大關系，特別是1830 年代復消色差顯微鏡的發明與使用。19 世紀下半葉，歐美各國實驗室每隔幾個月就宣布發現一種新的病原微生物。這些訊息幾乎同時被先進國人與來華洋人譯介到中國和日本，引起明治維新后的中日兩國先進知識分子的持續關注。⑦姬凌輝：《晚清“采西學”中的“顯微鏡知識”與本土回應》，《自然辯證法通訊》2018年第3期。

19 世紀中后期細菌致病說西來之際，細菌致病說在同時期的西方也才剛剛起步，在晚清中國起初只是作為一種“新知識”被譯介，這就涉及“細菌”概念的生成問題。當細菌致病說被引入后，時人基本上是從兩種路徑來理解顯微鏡下的“微生物”或者細菌，一是古代的博物學中的草木蟲魚鳥獸，二是古代醫學中的蟲、氣等概念。前者具體，后者抽象，呈現出時人對bacteria 的第一反應是引入蟲的概念的現象。從音譯的角度來講，既有“壁他利亞”和“巴克德利亞”對譯bacteria，也有“埋克肉”對譯microbe，這本身是清末時人翻譯西學的常見策略。與此同時，時人還將其意譯為微生物、微生蟲、疫蟲、微蟲、黴菌等，實際上這是基于細菌的形狀、大小、繁殖等性狀作出的判斷。菌在古代是指食用菌，也可以是有毒的蘑菇，而這一點從形態上來說，早期的顯微鏡技術下時人只能大致分辨出三種類型的細菌，即弧菌、桿菌、球菌，從形態上說，它們既像蟲，也像菌蕈的形狀，但又比肉眼所見的食用菌更加細小，所以在顯微鏡之下，細菌被時人想象成蟲、菌蕈也就不難理解，并且導致時人對細菌的理解和分類自覺不自覺地傾向動物、植物兩類。由此可見，在19 世紀中后期的生物學分類中，關于bacteria的實際分類尚不如今日明確，具體情形，中西不一，影響了時人對細菌和bacteria 的認識。

清季十年，關于蠱的論述并沒有消失，甚至被編進兒童讀物，具體文字內容與《說文解字》《諸病源候論》所載大同小異，且以圖像形式呈現。①《字課分類圖解：動物類：蠱》，《蒙學報》第13期，1905年7月，第206頁。與此同時，關于“疫蟲”致病的說法也有了更為明確的表述，《萬國公報》曾載文談到：“最近西方醫學家之大功，在考得微蟲之為物，乃人生百病之源也。故多有究其族類，設法豢養而徐察得殺之之法，以之療病，應手而愈。蓋何種病屬何種蟲，固為一定，而蟲之來源，或發于下等動物致染入人身耳，如鼠疫是也?！雹诹謽分骸陡裰掳l明類徴：疫蟲毒鼠》，范祎述，《萬國公報》第186期，1904年7月，第23頁。該文有三點值得注意：其一，明確指出微蟲為物，且為百病之源，此處“微蟲”指向細菌；其二，微蟲可以人工培養和觀察，進而尋求療疾之法，實指培養細菌和利用血清治??；其三，確定蟲與病的一一對應關系。不難發現，此三點實際上與“科赫三原則”③“按照Koch的說法，認定一種特定微生物與某一疾病的病原學有關，需要三個判斷標準。第一，這種寄生物必須在該疾病的每個病例中出現，并且是在可以說明該疾病臨床發展和病理變化的條件下出現。第二，這種因子不應在其他任何疾病中作為偶然的、非致病的寄生物出現。最后，在這種寄生物從患病個體身上完全分離出來并以純培養的方式重復生長以后，如果接種其他動物，能夠引發相同的病?！币钥夏崴肌. 基普爾主編：《劍橋世界人類疾病史》，張大慶主譯，上海：上?？萍冀逃霭嫔?，2007年，第15頁。如出一轍?！度f國公報》進而繼續刊文介紹此說，“此種微物能養于西倫，即血汁，及列生，即甜油之中”，并分別介紹肺病、傷寒、霍亂、喉證、寒噤、癘疫六種疾病的致病原理，“以上六種之疾，自古以來皆有之，而知為此六種微物之害者，則最近之發明?！雹芰謽分骸吨悄軈苍挘翰∮捎谙x》，范祎述，《萬國公報》第201期，1905年10月，第24—25頁。

亦有時人指出，“若微生物，若黴菌（即白霉），人以之而死者，亦非動物，即植物也”。⑤普澄：《衛生學概論》，《江蘇》（東京）第3期，1903年3月1日，第84頁。這說明時人對微生物的腐敗作用有了粗淺認識，微生物和黴菌皆可致人喪命，且黴菌即白霉的觀點接近今天的認知，但時人所理解的黴菌范圍似乎更為寬泛。對于這樣一個復雜問題，我們至少可以立足于《英華字典》和報章時論展開分析。

表1 19世紀中葉至20世紀初細菌概念譯名表

除了“黴菌”“微菌”“微生物”“細菌”等概念留存下來外，字的消失也非常值得關注。字究竟系何人首創？何時不用？為何消亡？

另一方面，高似蘭發明的漢字術語大多是參照中國古代字書新造字詞，與傳統中醫術語沒有太大關聯③張蒙：《醫學拉丁文在近代中國：傳教士的帝國話語與留日學生的在地反抗》，《史林》2021年第4期。，過于生僻的字同樣增加了利用傳統中醫中的“蟲”“菌”等概念會通理解“黴菌”“細菌”等概念的難度。到1927 年，《學初編》亦采納“細菌”一詞，將書名和譯名改為《細菌學初編》④李德（Mary E. Reid）等：《細菌學初編》，蓋儀貞、吳建庵譯，上海：中華護士會，1927年。，可見最后還是基于生物學形態描述的概念諸如微菌、細菌等名詞留存至今，不得不說直觀、簡單的認知方式更容易流行開來，而含義相對艱深、字形較為復雜的“黴菌”、等名詞逐漸消亡?？傊?，在清末民初的詞匯競爭中⑤黃克武：《新名詞之戰：清末嚴復譯語與和制漢語的競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 年第62 期；黃克武：《惟適之安：嚴復與近代中國的文化轉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2年，第93—131頁。，歐美醫學傳教士發明的字雖然一度為留日學生所接受，但最終還是敗給了和制漢語“細菌”，此種“不中不西”“不東不西”的新概念因其過于尷尬的語詞使用環境最終被淘汰。

更為典型的是1914 年留美農科生楊永言在《留美學生季報》上發表的《百與百學》，開篇即言“百（英名Bacteria），生物之至微者也”，接著交代了當時細菌學翻譯的現狀，人類文明之進化數千年矣，“惟百之為物，固吾國古人夢想所不及，稽之典冊，無當焉。近人譯東籍，始見微生物、微菌等詞。百固微生物也，而微生物不盡為百，蓋尚有微動物焉（Protozoa，尚未有的當新字譯之，曾擬造厶字以為識別）。微菌之譯，原于英文Fission，Fungi 之義，在西文亦不甚通行，無論菌字不足括Fungi（義亦解前號）矣。爰取今名，舊字而加以新義，竊以為莫便于此?！雹贄钣姥裕骸栋倥c百學（附中英名辭對譯表）》，《留美學生季報》第1卷第2期，1914年6月，第9頁。

楊氏認為日譯詞微生物與黴菌既不足以涵括種類繁多的微生物和微動物，也未遵照英文細菌學名詞原意，于是“曰百，單獨微胞之微生物，介于動植物之間，而通常則列之于植物，以其生殖如植物也。百雖為植物，而并無葉綠質，故無自制食物之能力，必須恃已制成之有機物以為生，一如動物及類（Fungi），然形體上最近‘青綠’（植物中之最近原始植物者，兼有青綠二色汁質）之Oscillatoria，單獨微胞，連串如鏈者。生理上，則百最近類也。百之形體大別有三，有竿形者，有球形者，有環形者。如有微須Flagellum（此字當已有特別字以譯之，客中無所考，姑用之，非科學語也）則能行動。無須則否。其生殖之法，普遍以剖分為常（即一微胞中分為二），但有不利于生活之時，百多有能結內孢者，俟便利時再萌長也。百固皆至小之微胞，尋常目光所不及見，然于顯微鏡視之，百之大小，亦頗有差別?！雹跅钣姥裕骸栋倥c百學（附中英名辭對譯表）》，第10頁。進而他還將（bacteriology）譯為百學，分為“百學略史”“農務百學”“工藝百學”“醫科百學”，另附有“百之各式形體圖”“中英名辭對譯表”等圖表③楊永言：《百與百學（附中英名辭對譯表）》，第13—27頁。，相較于同時期其他細菌學譯介論著，楊氏視野開闊，論證亦較為系統、全面。

按照楊氏的說法，百是舊字新義，“從白從一，白以明植物而無葉綠質者，一以明單獨細胞而自能生活者。其音如舊，取其與西文Bacteria 首音相似，其義則以舊義，概無量數之細胞相連接或團集也?！雹軛钣姥裕骸掇r學及其實施于中國之觀測》，《留美學生季報》第1卷春期，1914年3月，第69頁。使用百字雖然免去了造新字可能帶來的麻煩，但畢竟長期以來百字多表數量，并無更多含義，而且百是bacteria 譯音簡化而來，未免過簡，語義亦過于曲折晦澀，未能直觀顯現細菌世界之微妙。與博醫會所創字相比，百雖然更為簡便，卻不夠達意。況且《留美學生季報》的前身《留美學生年報》直到1913 年仍在使用“工業應用黴菌學”這樣的日本譯詞。⑤徐名材：《麻省理工學?；瘜W院述略》，《留美學生年報》第2期，1913年1月，第13頁。1915 年春楊氏英年早逝⑥前人：《吊楊永言》，《留美學生季報》第3卷第2期，1916年6月，第157—158頁。，無法對“百學”繼續加以申論，《百與百學》雖先后在1916 年的《科學》⑦楊永言：《附錄：百與百學》，《附錄：附新名詞解》，《科學》第2卷第11期，1916年11月，第1270—1284頁。和1917 年的《時報》⑧楊永言：《百與百學》，《時報》1917 年10 月7 日，第309 號，第10 版；楊永言：《百與百學（續）》，《時報》1917 年10月8日，第310號，第10版；楊永言：《百與百學（續）》，《時報》1917年10月9日，第311號，第10版；楊永言：《百與百學（續）》，《時報》1917年10月12日，第314號，第10版；楊永言：《百與百學（續）》，《時報》1917年10月13日，第315號，第10版。上刊載，一則推廣百學，二則紀念楊氏，“宜轉載之以廣流傳，且志本社之不忘”⑨楊永言：《附錄：百與百學》，第1270頁。，但最終用百字對譯bacteria 并沒有流行起來。

值得一提的是，《科學》在轉載了《百與百學》一文的同時，還同期刊登了鐘心煊的《裂殖菌通論》，此文雖有向《百與百學》“致敬”之意，但鐘氏認為“百從白從一”有違科學，畢竟還有紅色裂殖菌（rhodobacteria）“全顯桃紅色”，“故‘百’之一名詞，取義無當，應為科學家所摒棄”。而所謂的“細菌”“微菌”“微生菌”“黴菌”等日譯名詞，“惟細菌二字，吾人雖不必沿用，然為吾人所應熟識；因其于日本醫學及他普通學中，甚通行也。雖然，彼國植物分類學家，則仍用精確之學名裂殖菌?！雹忡娦撵樱骸读阎尘ㄕ摚ǜ綀D）》，《科學》第2卷第11期，1916年11月，第1226頁。言外之意，細菌一詞雖已廣為流傳，但鐘氏認為流行通用不代表學理精確，他堅持回到相對嚴格意義上的意譯，以裂殖菌對譯bacteria，“裂殖菌在歐文中，有學名與普通名二種。學名曰Schizomycetes，吾譯作裂殖菌，乃世界萬國所公用。普通名則隨各國文字而異：如在英則為bacteria，在德則為Bakterien，在法則為bactreis，此三字皆出源于希臘字意謂竿者；蓋裂殖菌初次發見時，適為竿形之一種。迨后植物學家研究益精，吾人關于裂殖菌之知識日益增加，始知裂殖菌除竿形者外，尚有球形、螺旋形等種種。故bacteria 一字，殊不足以概裂殖菌之全部。此植物分類學家之所以必棄此不用，而另造一精確之學名Schizomycetes 以補其缺者也。按Schizo-意謂分裂，-mycetes 意謂菌，合之則成裂殖菌。蓋指此植物最重要之繁殖法名裂殖者而言也?！雹夔娦撵樱骸读阎尘ㄕ摚ǜ綀D）》，第1225頁。

此后不久，同具留美背景的戴芳瀾亦采用“裂殖菌”對譯bacteria，只不過他對裂殖菌的定義沒有鐘心煊那么嚴格，更接近當時通行的細菌概念，“裂殖菌者，乃一種單細胞，生殖以分裂，并不含有染色物質之菌。裂殖菌空氣土壤間隨處皆是，即禽獸之體內，如口肺腹等部，亦裂殖菌之殖民地焉。裂殖菌種類頗繁。生疫癘之菌，約占百分之十，常人不察。每聞人論裂殖菌，竟有談虎色變之慨，究其實，有利于人之裂殖菌，不可勝數。舉其大者言之，如作牛油、制醋、釀酒等，胥于裂殖菌是賴?！雹诖鞣紴懀骸读阎尘˙acteria）通論（附圖）》，《交通部上海工業專門學校學生雜志》第2 卷第1 期，1917 年4 月26 日，第2頁。他還直接用圖解的方式呈現裂殖菌形態③戴芳瀾：《裂殖菌（Bacteria）通論（附圖）》，第3頁。，此舉有效避免了因譯詞問題可能引發的誤解或爭議。

事實上，裂殖菌概念沿用至今，常見于專業領域，而非日常生活，并且對譯的名詞是schizomycete，lower bacteria，fission fungus 而非廣義上的bacteria。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細菌學說的發展與譯詞的因創并不同步，而作為日常用語的細菌概念與作為專業術語的細菌概念實際上可以并行不悖。由于受近代科學進步主義思潮影響，時人往往糾結于找尋更為合適的后出概念去取代日益落后的前者，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近代細菌學說在華傳播情形的復雜與多元。

1926 年，除了丁福保編寫的《醫學指南》《醫學指南續編》《醫學指南三編》《醫學指南三編合編》叢書之外，還開始出版《醫學門徑》叢書，陳邦賢、萬鐘等人為之作序——《醫學門徑語》《醫學門徑語續編》。前者陳述了何為醫學門徑，“即不藉德文、英文、法文、日文，不入醫校、醫院，而以國文自修世界最新穎之醫學，補我國舊醫學之不足……研究醫學門徑之初步，首在識醫學各科之大略，與夫病名、藥名之解釋?！雹荜惏钯t：《醫學門徑語》，《中西醫學報》（上海）第8卷第11期，1926年8月，第1—6頁。后者大體上對清末民初出版的可讀可用的醫書按照醫學各分支學科進行了點評和介紹⑤萬鐘：《醫學門徑語續編》，《中西醫學報》（上海）第8卷第11期，1926年8月，第1—47頁。，具體到細菌學部分，將細菌學與傳染病學合并表述，“研究此科之門徑，宜先閱《免疫學一夕談》及《預防傳染之大研究》，次閱參考書《病原細菌學》《新撰急性傳染病講義》《發疹全書》”。⑥萬鐘：《醫學門徑語續編》，第27—29頁。所謂“醫學之捷徑”與“醫學之門徑”的自我言說，反而道出此一時期醫學入門之難，渠道之窄。有鑒于此，醫學書局隨后刊登廣告，面向社會贈送《醫學門徑語》5000冊⑦《醫學書局贈送〈醫學門徑語〉五千冊》，《中西醫學報》（上海）第9卷第5期，1927年5月，廣告欄。，增強西醫、新醫之意非常明顯。

綜上所述，時人基于各自學科背景對細菌學說知識進行了大量系統的介紹，這有益于細菌學說知識的深入傳播和普及。較之晚清，民初細菌學說譯介的多樣化程度更高，甚至開始成為免疫學、生物學、微生物學、真菌學、組織學等學科成長的基礎知識，這也就意味著細菌學、免疫學等醫學術語名詞有必要從紛繁走向統一。

二、民國時期細菌學名詞的審查與統一

1915 年2 月1 日至5 日博醫會在上海召開了每兩年一次的年會，2 月2 日在高似蘭的提議下，大會選出出版與術語委員會成員，包括比必、巴慕德、顏福慶等人。⑧“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Biennial Conference，”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 XXIX， no. 2（March 1915），p.95.2 月4 日會議審議了高似蘭關于出版和術語委員會的工作報告，通過了《高氏醫學詞匯》第2 版，與1908 年第1 版相比較，該版除了詞條新增至20000 條外，還對重要的日語醫學術語進行了比較，以及消除了一些不能被證明是可接受的造詞。⑨“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Biennial Conference，” pp.100-101.針對高氏的報告，比必認為醫學術語統一的重要性在于可能在中國推行并被所有醫學院校普遍采用，提議博醫會應與北洋政府合作審定醫學術語。①“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 Biennial Conference，” p.102.

就在2 月5 日博醫會年會閉幕之時，剛剛參加完博醫會年會的中國西醫代表們轉而繼續召開會議，代表全國近100 位西醫，討論并成立了中華醫學會，發行《中華醫學雜志》，實現了中國西醫界的夙愿。②Wu Lien-teh，“The National Medical Association of China，”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 XXIX. no. 6（November 1915），pp.406-408.對此，博醫會的態度是樂見其成，“我們祝賀中國朋友和同事們的事業取得圓滿成功”。③“The Year 1915，”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XXX. no.1（January 1916）， p.39.2月，博醫會術語委員會的高似蘭繼續召集一大批來自中國教育、醫學、出版等領域的知名人士，在上海召開了一次重要會議。高氏提出了醫學術語工作的原則：1. 盡可能多地使用古老的中國醫學術語；2. 在需要的情況下，選擇一些最合適的日本醫用名詞；3. 音譯或修飾外國術語；4. 對西方醫學術語的含義進行研究。此外，高氏還指出了當時中國醫界使用日語醫學術語的弊端，在多數情況下日語的醫學術語翻譯太過字面化，不能直接使用，而此種醫學術語的音譯名詞也不能直接引入，因為日語的發音與漢語的發音差別太大。④“Chinese Co-operation in Standardising Medical Terms，”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 XXIX. no. 3（May 1915）， pp. 200-201.

來自杭州的Y.K.Wang 則認為不僅要規范醫學術語，還要對藥典的全部名詞進行統一，提議由江蘇省教育會組織研究小組對中國的醫學教育情況進行調查。⑤“Chinese Co-operation in Standardising Medical Terms，”p.201.江蘇省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最后宣讀了四項決議：1. 蘇州、杭州的醫學專家應與江蘇省教育會、高似蘭以及他的術語委員會共同研究；2. 任何跟醫學術語相關的醫學文獻均應寄送江蘇省教育會和高似蘭作進一步研究；3. 由高似蘭準備一份醫學術語基本清單，并通過江蘇省教育會將此清單寄給中國西醫或者全國各地對此項工作感興趣的人，以便集思廣益；4. 當上述研究建議或報告收集完畢后，將向有志于此項工作的醫界人士發出邀請，在上海召開大會，屆時也會邀請北洋政府任命若干官方代表，共同研究醫學術語統一問題，并建議北洋政府采取同樣的行動。⑥“Chinese Co-operation in Standardising Medical Terms，”pp.201-202.

1916 年2 月，先是中華醫學會在上海召開第一屆年會，就該會與博醫會合作審訂中國醫學術語問題達成共識⑦“Co-operate Work on Chinese Medical Terms，”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vol.XXIX. no.3（May 1915）， pp.205-206.，后是江蘇省教育會邀請中外醫學科學專家在上海開會，商討醫學名詞審定問題，博醫會、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中華醫學會、江蘇省教育會各推代表5名以內組織醫學名詞審查會，“凡此后成立之醫學、藥學等會得隨時加入”。8月7日至15日，醫學名詞審查會在上海召開第一次會議，1917年1月11日至17日召開第二次會議，江蘇省教育會理科教授研究會加入化學名詞審定。8月1日至8日召開第三次會議，華東教育會加入解剖、化學名詞審定，另委托中華醫學會提出微生物名詞草案。⑧《第三次醫學名詞審查會開會后復教育部文（六年八月）》，《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會報》第1 期，1917 年10 月，第3—4頁。8 月16 日該會制訂了《醫學名詞審查會章程》，8月27日，教育部準許醫學名詞審查會備案。⑨《醫學名詞審查會呈教育部文附批 其一》，《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3卷第4期，1917年12月，第33—34頁。

經過三次會議后，醫學名詞審查會初步形成了基本審定流程，“每次開會均先由一團體擔任起草，開會時即依據草案逐項審查，審定后重行印刷審查本，分布中外專家征集意見”。然而所有印刷草案及審查本及開會各項費用均由發起者博醫會、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中華醫學會、江蘇省教育會四團體分擔，會務開支不小，“三次開會僅印刷費一項已達一千數百元，連合其他各項費用每團體年需開支四五百元”，考慮到“四團體經費本極支絀，年增此項巨大出款，勢必益形竭蹶，且醫學名詞至為繁伙，逐項審查決非一二年可以竣事”，只好呈請教育部予以補助。教育部則表示“該會審訂醫學名詞成績可觀，迭次開會本部均特派代表參與討論，將來統一學術名詞方深倚賴”，最終撥給一次性補助費一千元。⑩《醫學名詞審查會呈教育部文附批 其三》，《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3卷第4期，1917年12月，第34—35頁。

9 月25 日，總統府醫官屈永秋、哈爾濱等處防疫局總辦伍連德共同擬定了《中華醫學會編訂細菌學名詞條例》①《中華醫學會編訂細菌學名詞條例》，《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3卷第4期，1917年12月，第36頁。，全文如下：

《中華醫學會編訂細菌學名詞條例》

（一）細菌學名詞除一小部分外，東西洋學者尚未曾整理，此次編訂含有一種整理之手續，煩瑣殊甚，當然不易完善。草案中所列名詞系采自英德日各家著作，以連帶關系之字列在一處，以便審查，俟審查后或加索引或依字母序次，屆時再定。

2.1 兩組患者手術相關情況比較 結果(表2)表明：與傳統組患者相比，超聲刀組手術時間、術中失血量、術后24 h引流量及術后住院天數均減少，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二）病原菌名稱依鑒斯透氏Chester《細菌學》以及綿引朝光《細菌鑒別掌典》作藍本，更取他著，以補不足。

（三）細菌學名詞關于培養時之狀態及集落現象者，依據美國細菌學會最近修正之鑒別表，尚有新添名詞參考新著補入。

（四）菌名依拉丁文為根據，術語之無拉丁文者僅臚列英德文。

（五）細菌學為晚近新起之學，其沿用各科學名詞甚伙，如Indol， Mercapton 等字為化學名詞，Micrococcus catarrhalis， Bacillus typhosus 等字兼涉病理學以及顯微鏡學，諸名稱類皆物理學名詞，不能因各科學名詞未定而付之闕如，故凡遇此種沿用名詞，擇其最通行之譯法填入，俟有較善者再行修改。

（六）凡譯名通行稍久，即不易更改，故編者主因不主創，茍非萬不得已，概不創制新名，惟遇同一名稱有兩種以上之譯名，則以信達雅譯例權衡之定其去取。

（七）免疫學近世幾成?？?，非尋常細菌學教本所可概括，然與細菌學關系至密，故編訂細菌學名稱時所有免疫名詞不得不同時附列。

（八）為編輯與審查之便利起見，細菌學名詞分為二部，細菌學術語及沿用各科學之名詞列為甲部，病原菌列為乙部，非病原菌與醫學無甚關系者以及原蟲類暫不贅入。

1918 年醫學名詞審查會先后召開第四次會議預備會與正式會議，審查解剖學、化學和細菌學名詞。7 月4 日醫學名詞審查會在江蘇省教育會召開第四次會議會前預備會，細菌學組到會的有中華民國醫藥學會的楊少蘭、程樹榛、吳帙書，中華醫學會的胡宣明、沈嗣仁，江蘇省教育會的俞鳳賓、吳濟時、江逢治，理科教授研究會的周紼如、王立才、葛升書。①《醫學名詞審查會開會紀要》，《江蘇省教育會月報》1918年7月，第5頁。與會代表一致同意如細菌名詞中有涉及化學名詞時，“遇關系重要名詞得提出于各組聯合會中解決之，又為避兩組抵觸計，細菌組應置備化學名詞審查本全份，以便隨時檢查有關涉化學組已定之名詞，須歸一律。若細菌組之審定名詞牽連化學者，亦提交化學組參考，以隨時協商?！雹凇夺t學名詞審查會預備會記事》，《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4卷第3期，1918年9月，第162頁。

還有一些團體代表至7 月5 日正式開會才到，如解剖組的施爾德、魯德馨，化學組的竇維廉、紀立生、趙齊巽?！凹毦M為柯立克君，旋以柯君不及蒞會，改由紀立生君出席，一為中華博物研究會代表”，細菌組四位代表為于荇莪、吳和士、鄒秉文、吳子修。另教育部代表湯爾和、嚴智鐘、沈步洲分別出席解剖組、細菌組與化學組，沈信卿、吳和士、嚴智鐘分別任各組主席，程樹榛任細菌學組書記。7 月5 日輪到細菌學組報告審查情形時，最終因細菌學草案起草員丁外艱未出席，“討論時諸感困難，進行甚遲，且各團體代表出席者少，擬中止審查，而以對于草案具體的意見及應行增刪處，開送原起草員參考，俾有所修正，謀下屆審查時之便利，旋經多數贊成通過?！雹邸夺t學名詞審查會開會記要》，《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4卷第3期，1918年9月，第162—163頁。7 月6 日細菌學組停止審查，7 月13日正式閉會，議決在第五屆會議上化學、細菌二組“照舊繼續”審查。④《醫學名詞審查會開會紀要》，第6—7頁。

雖然1918 年底醫學名詞審查會更名為科學名詞審查會，但是醫學名詞審查工作并未中斷，“本會既系醫學名詞審查會改組，每屆開會，仍應將醫學名詞繼續審查，至少必有一組”，“改組后之第一次審查，仍依照七年七月大會、閉會前議決之范圍”。⑤《科學名詞審查會章程（民國七年修正）》，《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5卷第1期，1919年3月，第58—59頁；《科學名詞審查會章程（民國七年修正）》，《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12月2日，第3版。改組后的科學名詞審查會“會務益見發達”，還得到了教育部的認可，“月得教育部津貼若干元，以充印刷審定本等費”。⑥《科學名詞審查會之發達》，《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5卷第2期，1919年6月，第65頁。

1919 年5 月22 日，科學名詞審查會職員部推定細菌學名詞組、組織學名詞組、化學名詞組代表，其中細菌學名詞組為王完白、張近樞、俞鳳賓。⑦《科學名詞審查會之發達》，第66頁。按照慣例，7 月4 日會前召開第四次大會預備會。細菌學組討論會上，俞鳳賓報告了細菌學草案情況，首先表示“起稿不整齊，去年不能到會抱歉”；接著談到廣泛向國內外同行征求意見的過程，“寫信至日本征集各字匯未得，寫信至美國細菌學者，適美國加入戰團非常忙，轉寫信與白克令，白寄來細菌名詞多本，觀白之書覺細菌名詞要整理其意見書，戰事一止，即須劃一”；最后提到湯爾和、葛竹書、吳帙書等人已預備一本細菌學名詞草案，“想必好得多”，并表示“如舊草案須取消，情愿取消”。葛竹書表示還是俞鳳賓的細菌學名詞草案比較好，湯爾和進一步解釋了上屆大會中止討論細菌學名詞的原因，“因俞先生不到不能討論，姑置之后辦，原起草人整理各送意見于原起草人，由原起草人決定。本欲搜集材料送與俞先生，今春尚欲如此，后因關系，故做成遲?！毖酝庵鉁珜τ崾系募毦鷮W名詞草案并無反對意見。紀立生也認為俞氏的“預備本”花了很多工夫，“如用新草案而舊草案拋在一邊，很不公道”，應該繼續支持俞氏的細菌學名詞草案。⑧《科學名詞審查會第五次開會記錄》，《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6卷第2期，1920年6月，第108—109頁。

7 月5 日至12 日，科學名詞審查會如期在上海舉行，參會者有教育部、博醫會、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中華醫學會、江蘇省教育會、理科教授研究會、中華博物學會、中國科學社等。與會代表約40 余人，討論名詞分為組織學、細菌學、化學三組，其中細菌學名詞與化學器械名詞均為該會代表所編訂，“每日討論自四小時至六小時不等，結果甚優，感情和洽?！雹帷犊茖W名詞審查會第五次大會》，《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5卷第3期，1919年9月，第103—104頁。在7 月10 日聯合會議上，王完白表示“細菌學總論審查完結，醫藥學會送來草稿已經補入，博醫會黴菌名詞可補入，明年決有細菌組”，具體分工為“細菌學各論由中華民國醫藥學會擔任，分類草案由俞先生擔任，審查本暫不付印”，并議決下屆開會分細菌、化學、物理三組，“均于九年二月底以前將草案交至執行部，四月底以前印刷完竣，分發各團體”。⑩《科學名詞審查會第五次開會記錄》，《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6卷第3期，1920年9月，第167、170—171頁。由于王完白擔任細菌學組主席期間盡職盡責，頗受表彰，“在王醫士不過盡其犧牲博愛之天職，而在本會得此賢能之代表，實受其賜?！雹佟锻跬臧揍t士之熱心公益》，《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5卷第3期，1919年9月，第107頁。

與前五次會議均在上海江蘇省教育會開會不同，第六次會議改在北京召開，由北京協和醫學院承辦。與會團體增至二十個②分別為教育部、博醫會、中華民國醫藥學會、中華醫學會、江蘇省教育會、理科教授研究會、中國科學社、華東教育會、中華博物學會、北京中國化學支會、北京大學、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沈陽高等師范學校、成都高等師范學校、廣州高等師范學校、北京工業專門學校、北京農業專門學校、山西農業專門學校、北京物理學會、丙辰學社。，盛況空前，細菌學組出席代表有湯爾和、孟合理、寶福德、謝恩增、嚴智鐘、葛成勛、楊自沂、費學禮、李光綸、王完白、陳宗賢、俞鳳賓、鄭章成、龐斌、鄒秉文。實際上俞鳳賓因“事冗”未能出席。③《科學名詞審查會第六屆之年會》，《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6卷第3期，1920年9月，第133頁。1920 年7 月4 日，按例開預備大會，公推教育部代表湯爾和為主席，中華醫學會代表王完白為書記，7 月5 日至12 日每日開分組審查會，其中細菌學組仍推王完白為主席，另推程樹榛為書記，“先審查細菌學之分類及各論，繼再審查免疫學名詞，至十日午間已經完畢。關于總論之名詞，已于上屆審查，故細菌學名詞已全部告竣，本屆即可結束?！雹芡跬臧祝骸犊茖W名詞審查會第六屆年會記要》，《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6卷第3期，1920年9月，第160—161頁。其中免疫學名詞與細菌分類名詞均為中華醫學會名詞部草擬，“今屆已通過”。⑤《科學名詞審查會第六屆之年會》，第133頁。

1920 年相關人士少量刊行了第六次審查會審議通過的細菌學名詞，1922 至1923 年，科學名詞審查會校對并印刷一本《細菌學名詞（中英對照本）》，以及重編、校對及印刷一本《細菌學名詞》（拉丁、英文、德文、日文、舊譯名、決定名等項俱備本）。⑥《科學名詞審查會第九次大會紀事：編?？茖W名詞報告》，《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9 卷第3 期，1923 年9 月，第264—265頁。1924 年科學名詞審查會在蘇州召開第十次大會，細菌總論、免疫學、細菌名稱、細菌分類名詞作為醫學名詞本的第七本，“征集意見已期滿，待校正送印”⑦《科學名詞審查會第十次大會在蘇開會記》，《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10卷第5期，1924年10月，第427頁。，到了1925 年審查校正本已出版⑧《第十一屆科學名詞審查會在杭開會記》，《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11卷第4期，1925年8月，第308頁。，但最終直至科學名詞審查會結束，上述細菌學名詞與醫學組織學、病理學名詞的命運一樣，仍處于“審定本待印”狀態，并未面向市場發行。⑨《科學名詞審查會十二年間已審查、審定之名詞一覽表》，《中華醫學雜志》（上海）第14 卷第3 期，1928 年6 月，第187頁。

事后湯爾和曾指出此次細菌學名詞審查本的諸多缺點：“一曰沖突。組織學名，先已審定，而細菌名詞，有與組織關聯者，多不一致。如Protoplasma，組織本譯作原漿，而細菌本仍作原形質；Chromatin，組織本作染色質，而細菌本作核染體，Fusiform 即Spindelform，組織本作梭狀，而細菌本仍作紡錘狀”?！岸换焱?，如七二頁第一三九字Tuberculin 譯作結核菌苗，而八八頁之Tuberculosevaccin亦作結核菌苗。又如Alexin， Komplement， Cytase，意雖一物而字各不同，一律譯作補體，Amboceptor，Fixateur， Fixator， Substance， sensibilisatrice，Praeparator， Kopula，計六字，一律譯作介體，不加區別，于義于文，極多障礙?！薄叭晃窗?，尤關重要者，如Opsonine 一字，其義為健康血清中一成分，當白血球攝取細菌之際，加以烹調，使成美味，故日籍多作調理素，而細菌本作食菌素，Bakteriotropine 亦作食菌素，后加括弧以單性、復性別之，于定義似嫌未治?！彪m然名詞定名為“至難之業”，但對于組織本與細菌本之間相互矛盾之處，湯爾和“甚愿名詞會諸君，于適當時期之內，匯通已定名詞而審查一過，庶乎可以折中至當”。⑩志賀潔：《近世病原微生物及免疫學》，湯爾和譯，上海：商務印書館，1928年，“譯者弁言”，第1—2頁。

1932 年此項名詞并入科學名詞審查會出版的《醫學名詞匯編》，“其間整理補充，頗見精審，然總而計之，不過六百八十余則而已”。與此同時，市面上還有其他細菌學名詞書籍，如湯爾和翻譯的《近世病原微生物及免疫學》（1928），“計附免疫學譯名百數十余則”。又如湯飛凡翻譯的《秦氏細菌學》（1932），“計附細菌學名詞三百四十余則”。二者“一簡一繁，俱不失為佳構，惜乎未經公開討核，蔚為大觀，尚不能使各方注目”。1932 年國立編譯館成立后，隨即著手編訂細菌學及免疫學名詞。1933 年6月擬訂初稿，后送交教育部細菌學免疫學名詞審查委員會顏福慶、劉瑞恒、伍連德、湯爾和、陳宗賢、潘驥、程樹榛、李振翩、宋國賓、湯飛凡、林宗揚、魯德馨、楊粟滄、余?、金寶善、李濤、趙士卿等人修訂，由趙士卿主負責此事，經1934 年2 月第二次審核，8 月第三次審校，“始竣其業”，于同年10 月28日呈請教育部正式刊布。①本段及以下三段引文分別參見國立編譯館編訂：《細菌學免疫學名詞》，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年，序，序，凡例，第1—230頁。

從表面上來看，此次審查從初審到刊布耗費時間只有一年多，“各方學者見仁見智，主張紛歧，然幾經討論之后，終于調融而為一”。實際上若從1917 年第三次醫學名詞審查會決議草擬微生物學名詞算起，細菌學名詞審查工作已有17 年之久，然而即便如此，相比較其他學科名詞審查而言，細菌學名詞審訂工作已屬較快完成。

具體言之，教育部公布的《細菌學免疫學名詞》，以意譯為主，必要時從音譯，“凡屬他種學科之名詞，而在本科目中常須征引者，亦擇要列入；惟在譯名之后加注「從某」字樣，以示此項名詞須以各該科目公布之名詞為準”，“譯名之后加有*號者，為尚未完全決定之名詞，此項名詞另編一表，附在本書之后，以待改版時重付討論決定”，“決定名中加有［］者，為可用可省之字”，“「德名」「英名」等欄中所列之西文字，系指某國通用之名詞而言，故亦間有他國文字列入”。

書內分細菌學與免疫學兩部分，每部分又分十余類目，將同物異名匯集在一起，總計二千余則名詞。其中細菌學名詞分為一般名稱、細菌形態學、細菌生理學、酵素、嗜菌體、消毒及滅菌、細菌培養、檢查法、流行病學、細菌分類名詞、裂殖菌、真菌、螺旋體、超視微生物等14 個條目，免疫醫學名詞開列免疫性及免疫法、毒素、溶解及溶素、殺菌素及其他、抗毒素及抗毒血清、抗溶素、抗抗體、抗酵素及其他抗體、側鎖說、血清診斷、調理素及親素、過敏性、細菌質、結核菌素、菌苗、接種、免疫療法及化學療法等17 個條目，另有附錄為參考名，以及中西文索引，西文索引分別用（L.）（D.）（E.）（F.）表示拉丁文、德文、英文和法文，方便讀者查閱。因此，很難說和制漢語取得了絕對勝利，應該說此書是各種譯詞在諸多審查原則約束下相互妥協的產物。

最終部頒的《細菌學免疫學名詞》、湯爾和翻譯的《近世病原微生物及免疫學》、湯飛凡翻譯的《秦氏細菌學》三本書在民國細菌學界影響較大，雖然背后醫學脈絡略有差異，但基本譯名已漸近統一，這不得不歸功于此時細菌學名詞審查的貢獻，即便審定本沒有正式出版，但整個審定過程已然深切影響到每一位參與的民國細菌學家，也正因為如此才有了后來繼續譯介國外細菌學說時的“默契”，但又難以稱得上“共識”。

結語

就學科之內來說，細菌學漸次入華后，細菌學譯名紛繁復雜，起初并沒有統一的標準。此后在博醫會的提倡下，在江蘇省教育會、醫學名詞審查會、科學名詞審查會、國立編譯館等組織與機構的努力下，細菌學名詞審查工作得以在醫學名詞審查框架下前置進行，經過近二十年反復審查，最終形成了“部定本”——《細菌學免疫學名詞》。透過“部定本”可知，本土譯詞、歐美譯詞與和制漢語之間的詞匯競爭可以調和，但難以出現一方徹底勝利的情形。就其審定過程來看，與其說是審定取得了重要“共識”，倒不如說是參與審定的細菌學家逐漸有了某種“默契”，正是這種“默契”影響了后來細菌學在近代中國的繼續成長。當然，就學科之外而言，細菌學專業知識進入近代中國并融入日常生活的歷史情節同樣錯落有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