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影響因素及效用:來自Meta分析的證據

林民望 胡忠寶

(福州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 福建福州 350108)

隨著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居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但隨之而來的是生活垃圾產量不斷增多。2020年12月,生態環境部發布的《2020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顯示,各地區的生活垃圾產生量和處理量一直呈逐年上升趨勢,“垃圾圍城”現象愈發嚴重。(1)《2020年全國大、中城市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年報》,https://www.mee.gov.cn/,2020年12月28日。習近平同志自2016年以來曾多次針對垃圾分類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包括“推行垃圾分類,關鍵是要加強科學管理、形成長效機制、推動習慣養成”(2)習近平:《讓人民群眾有更多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第345頁。、“要實施垃圾分類和減量化、資源化,加強白色污染治理,加強危險廢物醫療廢物收集處理,強化重金屬污染防治,重視新污染物治理”(3)習近平:《努力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四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第364頁。等等。推行垃圾分類已然成為環境治理的重要工作內容。按照《“十四五”城鎮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設施發展規劃》要求,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的垃圾分類處理系統要于2025年底基本建成。(4)《“十四五”城鎮生活垃圾分類和處理設施發展規劃》,https://www.gov.cn/,2021年5月6日。然而,各地區在工作推進中經常面臨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激勵方面的難題, 即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不強。因此,準確識別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關鍵影響因素,在實踐層面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學術界對垃圾分類意愿的影響因素開展了大量實證研究。然而,既有研究存在許多結論不一致的情況。例如,年齡與居民垃圾分類意愿的關系在不同研究中呈現出相互矛盾的結論。故而,我們很難明確地知道哪些因素顯著影響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以及變量關系如何被進一步解釋。Meta分析,又稱元分析、薈萃分析,是對以往的實證研究結果進行分析的統計方法,可以對不同研究樣本的定量研究發現進行再分析,從而對變量間關系進行更準確的估計,同時檢驗變量間關系的異質性。(5)Lipsey M.W. and Wilson D.B., Practical meta-analysis. SAGE publications, Inc, 2001.Meta分析能夠幫助厘清和解釋各影響因素與生活垃圾分類意愿之間的變量關系,豐富和發展與垃圾分類意愿相關的理論解釋框架。而目前國內學術界尚未采用Meta分析對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影響因素進行研究。

基于此,本文將對101項獨立實證研究進行Meta分析,旨在解決以下問題:(1)盡可能全面識別出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關鍵影響因素,并分析其合并效應及異質性。(2)通過關系強度分析找出與居民分類行為相關性較強的因素,并檢驗情境因素(地區文化)、時間因素(出版年份)和測量因素(被試人群)對于各變量之間的調節作用,從而較為完整解釋各影響因素與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之間的內在機制。

一、文獻回顧

大量的研究檢驗了包括年齡、性別、家庭人口、文化程度在內的人口特征因素與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之間的關系。例如,Feng等研究發現文化程度較高的年輕女性具有更高的垃圾分類意愿。(6)Feng H., Michaels J.L., Bell S.E., “Social Capital’s Influence on Environmental Concern in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2010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62,no.6(2019),pp.844-864.但基于不同樣本的研究,并不能綜合得出一致性的結論。具體到收入因素,Wang等通過實證分析得出家庭收入是影響居民垃圾分類意愿的重要因素,即來自高收入家庭的人具有較高強度的垃圾分類意愿(7)Wang H., Ma Y.,Yang S.,et al., “The Spillover Influence of Household Waste Sorting on Green Consumption Behavior by Mediation of Environmental Concern: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vol.17,no.23(2020),p.9110.;而劉霽瑤等的研究則得出家庭的高收入反而降低了垃圾分類意愿(8)劉霽瑤、賈亞娟、池書瑤,等:《污染認知、村莊情感對農戶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影響研究》,《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1年第10期。。關于文化程度因素,同樣存在研究結論不一致的情況,張靜和吳麗麗研究表明文化程度對于居民的生活垃圾分類意愿有積極促進作用(9)張靜、吳麗麗:《互聯網使用、非農就業與農戶垃圾分類意愿》,《生態經濟》2021年第9期。;而Meneses and Palacio的研究顯示受教育程度與生活垃圾分類意愿之間無顯著關系(10)Meneses G.D. and Palacio A.B., “Recycling behavior: a multidimensional approach”, Environment &Behavior, vol.37,no.6(2005),pp.837-860.。

也有許多實證研究檢驗了人口特征以外的其他因素對于居民垃圾分類意愿的影響。一是制度因素,如有無完善的政策法規、積極的宣傳教育、激勵制度等。在法規制度方面,Miafodzyeva等(11)Miafodzyeva S., Brandt N., Andersson M., “Recycling Behaviour of Householders Living in Multicultural Urban Area: A Case Study of Jarva, Stockholm Sweden”, Waste Management and Research, vol.31,no.5(2013),pp.447-457.、姜利娜和趙霞(12)姜利娜、趙霞:《制度環境如何影響村民的生活垃圾分類意愿——基于京津冀三省市村民的實證考察》,《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21年第5期。分別對瑞典、中國居民的垃圾分類行為進行研究,發現居住地若存在并實施相關法規政策,則能顯著提高當地公民的垃圾分類參與意愿。在垃圾分類的宣傳教育方面,劉霽瑤等認為通過加強對垃圾分類相關知識的宣傳教育,能夠顯著提高居民的行為意向。(13)劉霽瑤、賈亞娟、池書瑤,等:《污染認知、村莊情感對農戶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影響研究》,《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1年第10期。在激勵制度方面,Lombrano(14)Lombrano A.,“Cost efficiency in the management of solid urban waste”, Resources Conservation and Recycling, vol.53,no.11(2009),pp.601-611.、丁志華等(15)丁志華、張鑫、王亞維:《信息激勵對垃圾分類意愿的影響研究》,《中國礦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年第6期。研究得出,垃圾分類激勵制度對于居民的行為意向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二是個體行為態度因素,許多研究借鑒Ajzen的計劃行為理論(16)Ajzen I．,“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50, no.2(1991),pp.179-211.,認為個體的行為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由行為意向進行合理解釋,而個體的行為意向又由行為態度和主觀規范決定?；诖?王曉楠研究發現居民對于垃圾分類的態度、主觀規范和感知行為控制均對其垃圾分類意愿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17)王曉楠:《城市居民垃圾分類行為影響路徑研究——差異化意愿與行動》,《中國環境科學》2020年第8期。問錦尚等研究發現態度、主觀規范、知覺行為控制對生活垃圾分類行為起到促進作用。(18)問錦尚、張越、方向明:《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類行為研究——基于全國五省的調查分析》,《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9年第7期。修新田等進一步發現感知行為控制因素與居民的垃圾分類意愿的相關性最強,態度與主觀規范等影響因素的顯著性較低。(19)修新田、林婉玲、肖錦, 等:《農林類高校大學生參與垃圾分類行為影響因素實證分析》,《林業經濟》2021年第6期。

通過上述文獻回顧,可以發現關于垃圾分類意愿受何種因素影響,既有實證存在研究結論不一致甚至相互矛盾的現象,使得準確辨別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影響因素變得十分困難,同時也無法有效輔助政府決策。在循證治理理念推行當下,本文試圖通過元分析方法將眾多實證研究的結果進行再分析,系統檢驗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影響因素,從而為更好地執行垃圾分類工作提供有價值的決策參考。

二、研究設計

(一)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Meta分析法分析居民生活垃圾分類行為意愿的影響因素及其調節變量。近年來,Mete分析法已經從自然科學領域逐步擴散并被應用于社會科學領域。通過整合多個關于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獨立研究,用客觀的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一個更具普適性的結論,可以此解決不同研究發現之間的爭論。本文嚴格按照Meta分析法的步驟開展研究,首先通過國內外權威數據庫檢索相關主題的實證研究,將符合研究要求的文獻進行獨立編碼;然后對編碼的相關系數進行效應值的合并;再依次進行描述性分析、發表偏倚和異質性的檢驗、亞組分析;最后對分析結果進行討論。

(二)文獻檢索和數據編碼

進行Meta分析需要大量的文獻和數據支持,而實證研究的數據來源于實踐。2015年之前生活垃圾分類處于試點階段,多數試點地區提出在2015年全面推行生活垃圾分類處理。同時國家五個部委決定于2015年評估總結試點建設效果,為后續制度化建設奠定基礎。2017 年《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20)《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實施方案》,https://www.gov.cn/,2017年3月30日。公布,中國開始推行強制性垃圾分類。2019 年上海開展了“史上最嚴的垃圾分類”措施。

相伴隨的是,自2015年之后,關于居民生活垃圾分析意愿的微觀研究開始大量涌現。因此,本文將2015—2022年發表的相關實證論文納入研究,所有論文均使用問卷調查法搜集數據。為克服發表偏倚問題,并擴大分析樣本的涵蓋范圍,本文盡可能在多個數據庫進行檢索,包括Web of Science等外文數據庫以及CNKI、萬方等中文數據庫。本文以“garbage sorting”作為關鍵詞進行英文文獻檢索,并以“垃圾分類意愿”作為主題詞進行中文文獻檢索。首次檢索得到204篇英文文獻和314篇中文文獻,為了提高分析結果的規范程度,本文對納入分析樣本的文獻設定如下篩選標準:(1)文獻必須是有關垃圾分類意愿影響因素識別的研究;(2)文獻必須是獨立研究;(3)文獻必須是實證研究,排除純理論和綜述型研究;(4)文獻必須報告相關影響因素的相關系數,或者報告可以根據相關公式轉化為相關系數的β值、t值、P值等。最終通過篩選得到75篇中文文獻和26篇英文文獻。具體檢索流程如圖1所示。

圖1 元分析研究樣本具體篩選流程

文獻的編碼具有較強的主觀性且工作量較大,在正式編碼之前,本文制訂了編碼手冊。為了保證編碼的準確性,分別由兩位研究者單獨進行編碼,形成編碼表。編碼的主要內容是研究作者、年份、地區、樣本數、被試人群、相關系數等,同時對地區文化、出版年份、被試人群3個調節變量進行編碼。一個獨立實證研究為一個編碼單位。首次編碼完成后進行交叉核對,編碼者一致性信度系數達到0.845。不一致內容主要由編碼失誤和主觀判斷差異所導致,兩位編碼者通過勘正錯誤和合作商討的方式處理不一致的編碼內容。本文選取相關系數作為效應量進行分析,為了保證數據的穩定性,將相關系數使用Fisher's Z計算公式進行轉換,使效應值呈正態分布。在CMA(Comprehensive Meta-Analysis)軟件中導入研究的樣本量和相關系數,可以自動實現這一數據轉化。

Fisher's Z計算公式如公式(1)所示。Q統計值是效應值的加權平方差,如公式(2)所示。

(1)

(2)

三、 數據分析

(一)發表偏倚檢驗

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僅將應用頻次大于等于4的變量納入到研究中。由于大部分變量的Q統計量顯著并且I2>df(Q),所以本文采用隨機效應模型。通過對搜集文獻內容及相關理論的理解和歸納,本文總結提煉出一個“人口特征—心理認知—社會情境”框架將居民垃圾分類意愿的影響因素分為三個維度(表1)。

表1 影響因素分析框架

是否存在發表偏倚是進行Meta分析之前需要著重考慮的問題。一般認為,與主流觀點一致以及變量之間相關系數顯著的研究更容易得到發表,相關系數不顯著的研究則容易被忽視,導致變量之間的平均效應量被夸大,從而影響分析有效性。常用于檢驗發表偏倚的方法有漏斗圖法、剪補法、失效安全系數法等,由于本文涉及變量較多,且篇幅有限,故采用Rosenthal的失效安全系數法(Fail-safe N)(21)Rosenthal R.,“The file drawer problem and tolerance for null result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86,no.3(1979),pp.638-641.來檢驗發表偏倚。失效安全系數用于估計究竟需要多少不顯著結果的樣本可使研究結論發生逆轉,計算公式見式(3),其中Z為各獨立研究的Z值,K為納入研究的個數。從計算結果(表2)看,除了激勵機制之外,其余與垃圾分類意愿相關的所有影響因素均滿足失效安全系數均大于推薦值(5K+10)的要求,因此,可以判斷本文Meta元分析的效應量是有效的,不存在嚴重的發表偏倚問題。

表2 發表偏倚檢驗結果

(3)

考慮到部分研究所報告的效應值可能存在極端值,本文進一步使用逐一剔除法進行敏感性分析,以保證Meta分析結果的可信度。本文分別對各項研究進行剔除,剩余研究的合并效應量變化較小,均落于未剔除前效應值的95%置信區間之內,并且合并結果沒有發生方向改變(如從有統計學意義變成無統計學意義)。以政策制度變量為例,使用逐一剔除法進行分析的結果如表3所示,任意一項研究結果被剔除,對垃圾分類意愿的合并效應量(0.419—0.516)影響都較小,且新合并效應量點估計值均落在總體分析95%置信區間內,說明所剔除文獻對結果的影響不顯著,Meta分析結果穩定。

表3 敏感性分析結果(政策制度變量)

(二)異質性檢驗

本文采用Q值和I-squared這兩個統計指標來檢驗樣本的異質性。(22)Hedges L. V. and Olkin I., Statistical Methods for Meta-analysis. Orlando: Academic Press,2014,pp.53-55.若Q值>K-1,I2>0.6并且P值達到顯著性水平,則認為該研究納入的樣本存在異質性。表4報告了所有變量效應值的Q值和I2值,其中激勵機制這一因素的異質性檢驗水平不顯著,具有同質性的關系,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其余因素的異質性檢驗的顯著性均大于0.05,并且Q>df(Q),I2>0.6,研究樣本具有異質性,需采用隨機效應模型(23)Murray J., Farrington D.P., Sekol I., “Children’s antisocial behavior, mental health, drug use, and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after parental incarcer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138,no.2(2012),pp.175-210.。效應值存在異質性可能源于樣本隨機誤差,也有可能源于效應值之間差異。

表4 主效應分析和異質性檢驗結果

(三)主效應分析

1. 人口特征因素

潘明明研究發現女性的生活垃圾分類意愿更高(24)潘明明:《環境新聞報道促進農村居民垃圾分類了嗎——基于豫、鄂、皖三省調研數據的實證研究》,《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1年第1期。,可能的原因是女性對于有害物質的抵抗力較差,并且家庭的家務勞動一般由女性承擔,使其對于垃圾分類的敏感性更強。然而,本文通過Meta分析結果發現性別與垃圾分類意愿的相關性并不顯著(r=-0.016,n.s.)?？赡艿脑蛟谟陔S著經濟不斷發展,家庭中的男性和女性的文化差異、分工歧視現象在逐漸減少。同時,本文發現人口特征因素中的年齡、收入、家庭人口、文化程度均與居民垃圾分類意愿呈正相關關系?？赡艿脑蚴歉呤杖肴后w或老年人群體的專業知識涵養和道德素質較高,更了解有害垃圾的危害性,而家庭人口較多的群體更加關心家人的身體健康,所以他們在同水平下的垃圾分類意愿較強。文化程度越高的居民環境價值觀越強,擁有生態意識和環保意識,對于垃圾分類的行為意向越高。人口特征因素中居民的政治面貌與其垃圾分類行為意向相關性最強(r=0.207,p<0.001),說明具有黨員身份的居民能夠以身作則、更加積極響應政府垃圾分類政策。

2. 心理認知因素

Ajzen于1991年提出了計劃行為理論(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指出人的行為是其意愿的反映,而行為意愿又受到行為態度、主觀規范和感知行為控制的影響。(25)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vol.50,no.2(1991),pp.179-211.在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語境下,行為態度主要指居民對垃圾分類所持的積極或消極態度,包括對于環保行為的認知、對分類行為的感知效用等;主觀規范是居民在考慮是否采取分類行為所感受到的社會壓力;感知行為控制是指居民根據自己的經驗和資源,對于進行垃圾分類行為預期的阻礙。Meta分析結果證實了態度(r=0.321,p<0.001)、主觀規范(r=0.274,p<0.001)、感知行為控制(r=0.255,p<0.001)均與居民生活垃圾分類行為意向呈正相關關系。

Schwartz于1977年提出的“規范-激活”模型認為個體對環境的態度主要取決于其最基本的價值取向,包括道德規范、責任意識和結果意識,進而引導個體的環境責任行為。(26)Schwartz S.H., “Normative influences on altruism”,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vol.10(1977),pp.221-279.個人對于分類行為的責任感以及對于行為后果的意識程度將激活個人的道德規范,而道德義務感越強,進行垃圾分類的意向就越強。結果意識是指居民對于環保行為帶來不利后果的意識,責任意識表示行為的出發點是獲得其他人認可,其通過影響居民的責任感控制居民是否采取分類行為。本文的分析結果表明,責任意識(r=0.167,p<0.001)和道德規范(r=0.375,p<0.001)與居民分類行為意愿呈正相關關系,而結果意識(r=0.087,n.s.)與居民分類行為意愿的相關性不顯著。

居民對于垃圾分類知識的了解程度,包括居民在垃圾分類時所必需的相關知識以及對垃圾分類規則的了解等,也是影響其分類行為意向的重要因素。個人的環保意識越強,其對垃圾分類重要性認知也越強。表4也給出了垃圾分類知識這一影響因素的分析結果,具有較為顯著的相關性(r=0.134,p<0.001)。與此同時,居民的環境關心水平與其分類意愿的相關性較強(r=0.334,p<0.001),表明具有高環境關心水平的居民更有可能在生活中參與垃圾分類。

3. 社會情境因素

Liu等在對中國大學生低碳環保行為進行影響因素分析時,發現政府推出的政策以及規章制度能夠顯著提高大學生的環保行為意愿。(27)Liu Y., Liu R., Jiang X., “What drives low-carbon consumption behavior of Chinese college students? The regulation of situational factors”, Natural Hazards,no.95(2019),pp.173-191.宣傳教育有助于垃圾分類相關知識和信息在社區中傳播,使居民更加了解有害垃圾的危害并提高其對分類行為的感知效用,從而提高居民垃圾分類的積極性。如表4所示,主效應分析的結果表明垃圾分類政策制度(r=0.466,p<0.001)、宣傳教育(r=0.293,p<0.001)的推行與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顯著正相關。

Leonardi等提出社會資本有助于提高人們對于行為的參與,并且從人際關系角度,將信任、關系網絡、規范作為社會資本的三大要素。(28)Leonardi R., Nanetti R. Y., Putnam R. D.,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NJ, US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89.社會網絡的規模越大,越能夠加強居民之間的交流互動,從而幫助垃圾分類知識和信息進行傳遞。當居民認識到垃圾分類行為的正面效益,也更可能參與垃圾分類。社區信任程度的提高能夠促進社區居民之間形成共同價值認同,能夠促進良性交流、分享垃圾分類經驗,對于提高居民的積極性意義重大。社會規范是指社區居民在長期的共同生活過程中互相交流而形成的行為準則和相似價值觀,社會規范會對居民行為施加有形或無形的壓力,居民垃圾分類意愿會受到由社區人際關系建立起來的社會規范的影響。本文的分析結果證實了社會資本理論中的社會網絡(r=0.316,p<0.001)、社會信任(r=0.267,p<0.001)、社會規范(r=0.352,p<0.001)均與居民垃圾分類意愿呈顯著相關關系。

(四) 調節效應檢驗分析

通過前述異質性檢驗,可以發現大部分影響因素與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關系之間存在顯著的異質性。為了找出異質性的來源,本文對樣本進行分組進一步評估地區文化、出版年份、被試人群這三個潛在調節變量的可能影響。分組規則如下:地區文化(東部、中部、西部)、出版年份(2018、2019、2020、2021、2020)、被試人群(城鎮居民、農村居民)。將調節因素分組之后,選取每個文獻數大于2(K>2)的亞組進行調節效應分析。表5匯報了每個亞組效應值的可視化結果。

表5 調節效應檢驗分析的可視化結果

根據橫向關系來看,地區文化、出版年份、被試人群這3個調節變量均能調節8個以上的亞組效應值,其中出版年份和被試人群這兩個調節變量更是能調節10個和14個亞組效應值。這三個調節變量均對年齡、感知行為控制與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關系無顯著調節作用。其余15個變量與行為意愿之間的關系,大多有兩個或以上的調節變量對其有顯著調節作用。根據有顯著調節作用的下標來看:(1)考察地區文化的調節效應,本文發現與研究地區為西部和中部的實證研究相比,基于東部地區的研究普遍發現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居民態度、社會網絡、社會規范和政策制度之間的相關性更強。個人道德規范和環境關心水平在基于西部地區的研究中與居民行為意愿相關性更強。與東部和西部地區的研究相比,基于中部地區的研究顯示居民收入、垃圾分類知識與垃圾分類意愿的關系更強,且調節效應均顯著(QB的P值均小于0.05)。而地區文化對于性別、年齡、人口等剩余變量的影響無顯著調節作用(QB的P值均大于0.05)。(2)考察出版年份的調節效應,本文發現出版年份對于年齡、感知行為控制與居民垃圾分類意愿的關系無顯著調節作用(QB的P值均大于0.05),剩余的15個變量除政策制度外,其與居民垃圾分類意愿關系均受到出版年份的顯著調節(QB的P值顯著小于0.05)。其中,相比其他年份的研究,在2021年的研究中,文化程度、政治面貌、主觀規范、環境關心水平、社會規范以及垃圾分類宣傳教育與居民垃圾分類意愿的相關性更強,且調節效應均顯著。(3)考察被試人群的調節效應,本文發現與研究樣本為城鎮居民的研究相比,在樣本為農村居民的研究中,性別、人口、收入、文化程度、政治面貌、個人道德規范以及環境關心水平對于居民垃圾分類行為意愿的影響程度更高,且調節效應均顯著(QB的P值顯著小于0.05),而居民態度、社會網絡、社會規范則相反。綜上所述,地區文化、出版年份以及被試人群均能起到調節效應,這說明樣本對象的身份、地區以及研究的時間差異都會影響最終的研究結果。原因在于居民所在地區的經濟、環境以及文化都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同時研究對象的身份也存在差異,一部分是城鎮居民,另一部分是農村居民。上述這些差異會進一步影響居民的個體認知、規范以及對垃圾分類行為的態度等。而居民個體對于垃圾分類的認知、習慣等也會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產生差異,從而最終影響到居民的分類意愿。

四、討論與結論

(一)結果討論

本文通過多種檢索策略對國內外關于垃圾分類的文獻進行了全面檢索,對于篩選后的101篇實證文獻進行Meta分析,識別并篩選了18個顯著影響居民垃圾分類意愿的因素,一方面對這些影響因素與居民行為意愿的相關關系強度進行了總結分析,另一方面通過異質性檢驗和亞組分析檢驗地區文化、出版年份以及被試人群作為調節變量的調節效應。

1. 相關關系強度分析

本文借鑒馬鴻佳等對關系強度的劃分標準(29)馬鴻佳、肖彬、王春蕾:《大數據能力影響因素及效用:基于元分析的研究》,《南開管理評論》2023年第2期。,發現所關注的影響因素與居民垃圾分類意愿的相關性均為低相關性和中相關性,結果如圖2所示。沒有高度相關因素的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本文所納入的文獻不存在發表偏倚的問題,另一方面可能是本文在對每個變量與居民行為意愿相關系數的編碼過程中,將顯著和不顯著的效應值都納入研究,導致了變量之間相關關系強度較低。

圖2 垃圾分類意愿與影響因素之間的相關關系強度

心理認知層面的居民態度、個人道德規范、環境關心水平與居民的垃圾分類意愿中度相關,說明這些變量對于垃圾分類意愿的影響程度較高。其中,態度是指居民對于垃圾分類這一行為正面或者負面的評價,也是垃圾分類意愿影響因素中重要的預測變量。該研究發現與Tonglet等的觀點(30)Tonglet M., Phillips P. S., Bates M. P., “Determining the drivers for householder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 Waste minimisation compared to recycling”, Resources Conservation &Recycling, vol.42,no.1(2004),pp.27-48.一致,即居民對于垃圾分類的態度直接決定了其行為意愿。同時,居民的道德責任感越強、對于環境的關心水平越強,有助于其建立良好的環保意識和價值觀,從而增強其垃圾分類意愿。張郁和萬心雨研究發現市民參與垃圾分類的積極性顯著受到個人道德規范的影響(31)張郁、萬心雨:《個體規范、社會規范對城市居民垃圾分類的影響研究》,《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21第7期。,同時賈亞娟和趙敏娟的研究也表明環境關心水平是居民分類意愿的重要影響因素(32)賈亞娟、趙敏娟:《納入農戶偏好的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研究——基于選擇實驗法的實證分析》,《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6期。。

社會情境層面的政策制度、社會規范、社會網絡因素也是影響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重要變量。包括相關獎懲政策和法律約束在內的政策制度,能夠直接影響社區居民對垃圾分類的認知,培養其分類習慣。正如孫巖和江凌的研究表明,完善的獎懲措施可以有效促進居民產生行為意向。(33)孫巖、江凌:《居民能源消費行為研究評述》,《資源科學》2013年第4期。而社會網絡和社會規范能夠通過營造社區環境氛圍以及塑造社區居民的共同價值觀等路徑影響居民垃圾分類行為。賈亞娟和趙敏娟的研究證實社會網絡和社會規范對于農戶生活垃圾分類行為具有顯著促進作用。(34)賈亞娟、趙敏娟:《納入農戶偏好的農村生活垃圾分類治理研究——基于選擇實驗法的實證分析》,《中國地質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年第6期。

人口特征因素中年齡、收入、家庭人口、文化程度以及政治面貌與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低度相關,而性別則不相關。心理認知層面的主觀規范、責任意識、垃圾分類知識、感知行為控制等因素也與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低度相關,而結果意識則不相關。社會情境層面的社會信任、宣傳教育等因素也是低度相關。盡管上述因素對于居民垃圾分類意愿的影響較弱或沒有影響,但仍需要注意這些因素可能在不同情境對居民分類行為產生更強的影響,因為其研究結論存在較大差異性。以主觀規范的影響為例,Stoeva和Alriksson的研究發現(35)Stoeva K. and Alriksson S., “Influence of recycling programmes on waste separation behavior”, Waste Management, no.68(2017),pp.732-741.與Nguyen等的研究發現(36)Nguyen TTP., Zhu D., Le N.P., “Factors influencing waste separation intention of residential household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Evidence from Hanoi, Vietnam”, Habitat International, no.48(2015),pp.169-176.就截然相反。

2. 調節變量的作用

本文將地區文化、出版年份及被試人群作為調節變量,經過亞組分析發現這三個調節變量能夠解釋部分變量間的異質性。例如,劉霽瑤等研究發現文化程度與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關系具有高度相關性(37)劉霽瑤、賈亞娟、池書瑤,等:《污染認知、村莊情感對農戶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影響研究》,《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21年第10期。,但問錦尚等的研究結果表明文化程度與其分類意愿為低度相關(38)問錦尚、張越、方向明:《城市居民生活垃圾分類行為研究——基于全國五省的調查分析》,《干旱區資源與環境》2019年第7期。。兩項研究產生不同結論的原因可能是被試人群的差異,前者的研究樣本為農村居民,而后者為城鎮居民。通過分組分析發現,與城鎮居民相比,在被試人群為農村居民的情況下,文化程度對于居民分類意愿的影響更為顯著。同時,地區文化、出版年份目前也被廣泛應用于元分析的亞組分析中(39)蘇濤、陳春花、崔小雨,等:《信任之下,其效何如——來自Meta分析的證據》,《南開管理評論》2017年第4期。,本文的亞組分析結果證實了地區文化、出版年份及被試人群是影響居民分類意愿與變量之間關系的重要因素。具體結果如圖3。

圖3 元分析具體結果

對于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影響因素,地區文化的調節效應沒有確定的方向。在基于不同地區的相關研究中,研究樣本為國內東部地區的研究得出居民態度、社會網絡、社會規范和政策制度對于居民的分類行為意愿影響程度更高的結論,而國內研究對象為西部地區和中部地區的研究則分別得出個人道德規范、環境關心水平和居民收入、垃圾分類知識對居民生活分類意愿影響程度更高的結論。同時,本文通過Meta分析進一步發現出版年份對于收入、政治面貌、垃圾分類知識、政策制度、垃圾分類宣傳教育與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變量關系具有顯著正向調節作用,對文化程度、態度、主觀規范、責任意識、社會網絡與居民分類行為意愿的變量關系具有顯著負向調節作用。上述發現表明,人口特征因素中的收入和政治面貌、社會情境維度中的政策制度、垃圾分類宣傳教育等變量在時間情境的影響下對于人們分類行為意愿的影響越來越顯著。

本文通過異質性檢驗得出有1組變量關系具有同質性,剩余的17組變量關系均存在異質性。加入情境、時間和測量因素后,對于15組變量的關系起到了調節作用,緩解了相同變量的影響存在結論不一致的問題,但仍然有3組變量關系的異質性未得到解決。

(二)結論與不足

基于現有研究成果,本文總結歸納出一個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影響因素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即“人口特征—心理認知—社會情境”框架,揭示了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影響因素及其效用。既有實證研究可能相互矛盾或者模糊不清,本文進一步檢驗變量間關系的異質性,通過加入地區文化、出版年份以及被試人群三個調節變量,發現其有效降低了部分變量之間關系的異質性,緩解了研究結論不一致的問題。此外,本文通過對影響因素進行相關強度分析,識別出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的重要影響變量,并且通過亞組分析探討了在不同情境下居民生活垃圾分類意愿與影響因素之間的相關性。本文的研究發現對地方政府生活垃圾分類政策的制定以及后續垃圾分類工作的開展具有理論指導意義。

首先,各地區需要完善和靈活制定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和管理系統。各地區要針對不同地區和不同人群制定相應的垃圾分類政策,提高垃圾分類政策執行的靈活性;也要加強對生活垃圾源頭分類、垃圾投放運輸的監管,以及提高垃圾分類設施在社區的覆蓋度。其次,各地區需要建立健全垃圾分類政策激勵機制?？梢猿浞终{動企業和社會資本參與分類政策實施,在社區樹立典范并給予獎勵,提高居民對分類行為的認同感,充分調動居民積極性。最后,各地區需要建立健全信息傳播與反饋機制。各地區應積極普及垃圾分類知識,提升居民的環保意識和對垃圾分類的認知;與此同時建立信息反饋機制,提高垃圾分類處理費用與處理效果等信息公開性和透明度,并加強對垃圾處理全過程的監督,使垃圾管理系統得到有效改善。

然而,本文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1)小部分變量之間的關系分析只包含少量的研究,在進行亞組分析時,分組后的亞組只涉及少量的研究和數據,從而影響調節效應分析的有效性。未來可以進一步納入更多的分析樣本,提升Meta分析結果的精確性。(2)為保證納入的文獻數量,同絕大多數Meta分析研究范式一樣,采納變量的標準是選擇定義維度上相似而非相同。雖然不一定會造成統計偏差,但如果能夠保證Meta分析納入的文獻對變量的定義完全相同,會得到更加可靠的分析結果。(3)部分變量間的異質性尚未得到解決,受限于文章所收集文獻數量及文章篇幅,僅選取了地區文化、出版年份、被試人群作為本文的調節變量,未來研究可以考慮個體特征、樣本量和測量工具等調節變量。

因此,各地區需要完善和靈活制定生活垃圾分類制度和管理系統,建立健全垃圾分類政策激勵機制和信息傳播與反饋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