補貼模式優化與農機裝備制造企業高質量發展

薛 洲 耿獻輝 高 強

一、引言

黨的二十大提出要加快建設農業強國,設施裝備配套完善是建設農業強國的基本內涵之一(唐仁健,2022),而農業設施裝備的完善需要高水平的農業科技創新能力作為支撐(薛洲、高強,2023)。進入新世紀以來,農機裝備制造行業的快速發展為我國農業生產方式的轉型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有效應對了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與勞動力成本快速上升所引發的問題,發揮了節本增效、提質減損、穩產增產的重要作用,對保障糧食安全意義深遠(徐志剛等,2022)?，F如今,我國已經是全球農機制造第一大國,但是行業內大企業不強、小企業不專的現象依然普遍存在(周應恒等,2017;孫凝暉等,2020),高端農機產品和精密液壓、農用傳感器等關鍵零部件依賴進口(羅錫文,2019),農業行業存在明顯的“卡脖子”問題,以上短板制約了我國農業機械化向全程全面高質量發展階段邁進。自2016年起,歷年“中央一號”文件都對農機裝備行業的發展做出部署,明確提出要“提高我國農機裝備研發水平”,《“十四五”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規劃》、《“十四五”農業機械化發展規劃》等政策文件均將推動農機裝備研發創新列為“十四五”期間重點專項任務,充分表明我國對農機行業發展的高度重視,促進農機行業高質量發展已成為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議題。

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內容較豐富,而創新是推動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動力(金碚,2018;張占斌、畢照卿,2022)。在促進企業創新發展上,產業政策被廣泛運用,如通過政府補貼來促進企業創新(江飛濤、李曉萍,2010;余明桂等,2016)。我國并未出臺專門針對農機行業創新發展的產業政策,而是從2004年開始實施聚焦需求端的農機購置補貼政策,政策的核心目標在于促進我國農業機械化水平的提高。但農機購置補貼對農機購買需求的政策干預會進一步傳導到供給端,客觀上,政策的實施對農機裝備制造企業(下文簡稱農機企業)形成了產業政策的效果,對農機企業的生產經營行為已產生深刻影響。農機購置補貼雖然有效刺激了農機企業的生產積極性,但農機企業獲得補貼資格后卻顯著抑制了技術創新(周應恒等,2016)。從政策設計看,定額補貼模式成為影響企業創新的重要政策因素,不少農機企業為了獲得更高的補貼,有意只提高發動機功率而保持其他配件功率不變,出現了“大馬拉小車”現象,并不利于企業創新(徐峰、劉德普,2018;薛洲等,2021)。長此以往,農機購置補貼政策不僅不能成為農機企業創新的推動力,反而成為農機行業高質量發展的阻礙。推動農機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核心在于促進農機企業創新,本文基于現行定額補貼模式不利于農機企業創新發展的現實背景,探討農機購置補貼政策的可能優化策略。

為緩解政策所產生的負向溢出效應,本文提出差異化定額補貼的政策優化方案,即根據產品質量對同一檔內的農機裝備繼續進行分等分級,一方面降低低質量農機裝備的補貼標準,另一方面提高高質量農機裝備的補貼標準。那么,這一政策變動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本文擬從補貼模式優化的視角切入,從理論上分析當前補貼模式與農機購置補貼政策創新之“憂”的關系,并呈現一種更為優化的補貼模式以解決農機企業創新難的困境。本文的邊際貢獻具體如下:一是已有的文獻主要從農戶層面探討農機購置補貼的優化方向,而本文關注到補貼政策對農機企業所產生的溢出影響,從企業視角出發探討農機購置補貼政策可能的優化方向,拓寬了已有文獻的研究邊界。二是相比于現有文獻,本文考慮到產品的垂直差異,通過構建理論模型更為嚴謹地探討補貼模式變動對農機企業創新所產生的積極影響。

二、農機購置補貼政策的模式演變歷程

補貼方式及標準的設計是農機購置補貼政策的核心內容之一。在政策試點階段,各省均采用從價補貼模式,但從2010年起,農機管理部門對補貼模式進行了調整,轉而實施定額補貼模式,該補貼模式一直使用至今。

(一)從價補貼階段

從價補貼是指農機管理部門根據產業急需程度,針對不同種類的農機產品制定不同的補貼比例,同一種類的農機產品補貼比例相同,補貼金額的高低取決于產品售價與補貼比例。但在從價補貼模式實施后,農機管理部門發現了以下幾個問題:一是有不少農機具納入補貼范圍后立即漲價,產品價格的上升幅度甚至超過了補貼標準,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補貼政策對購機農戶的扶持力度(陸建珍、徐翔,2014;路玉彬、孔祥智,2018)。二是在確定補貼目錄之前,農機企業需要先向農機管理部門上報產品價格及參數,根據中標價格來確定補貼金額,部分廠家在選型時高報產品價格,出現了企業套取補貼資金的情況(張宗毅,2021)。三是各省農機管理部門每年會收到大量的申報材料,如果要去核實每件產品的報價是否真實則需要花費巨大精力,政策執行成本較高。管理部門也難以核實產品的真實市場價格,存在一定的尋租空間。

(二)定額補貼階段

為解決實施從價補貼所存在的問題,2010年的《農機購置補貼實施指導意見》明確指出要實施定額補貼標準。定額補貼是農機購置補貼政策中關于補貼標準的一種設定,具體是指對同一種類、同一檔次的農機產品在省域內實行統一的補貼標準。定額補貼模式呈現出以下幾點特征:(1)對農機產品進行分檔分級的指標較為簡單,絕大多數農機產品依據結構參數進行分檔分級,如拖拉機功率、打捆機幅寬等(徐峰等,2019)。(2)對于同一檔內不同品牌的農機產品都實行統一的補貼金額,補貼金額以市場上該類產品銷售均價的30%為標準。(3)不同檔的農機產品補貼金額不同,分檔等級越高則補貼金額越高,不同檔產品之間補貼金額呈現出階梯型特征(如圖1所示)?？梢园l現,定額補貼模式下農機產品的補貼標準與產品質量的聯系并不緊密。

定額補貼模式在政策執行上具有一定優勢,對市場上同類同檔農機產品實行統一的補貼標準,有效抑制了企業虛報產品價格行為的發生,而且補貼方式簡單明了,便于執行與操作,也有利于減少尋租空間(張宗毅,2021)。但是,定額補貼會誘導企業以“降質+套補”的方式展開價格競爭,進而造成市場競爭機制扭曲與社會資源錯配,進而導致行業內出現“劣幣驅逐良幣”現象(薛洲等,2021)。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同樣存在實施定額補貼后導致新能源車企為了延長續駛里程(獲得更高補貼)而犧牲車輛其他性能指標的問題(陳洲等,2021),該類現象的出現并不利于行業轉型升級發展。

三、定額補貼模式的創新之“憂”源從何來?

定額補貼模式下,同檔同類農機產品的補貼標準相同,但不同企業的產品質量存在差異,產品售價也并不相同,最終導致不同企業產品的實際補貼比例不同,進而影響農業經營主體的購機行為。同時,由于定額補貼分檔分級標準設計并不嚴謹,農機企業存有套取補貼的空間。以上兩方面因素疊加,會進一步影響農機企業的創新行為。

(一)農機購置補貼實施前的市場需求均衡分析

基于John(1986)的模型,本文通過構造垂直差異化模型來說明定額補貼對農戶農機購買決策的影響,提出了如下幾點假設:

假設1:在某一檔內,市場上只有兩家農機企業生產拖拉機,一種是企業1生產的高質量農機H,售價為PH,另一種是企業2生產的低質量農機L,售價為PL。一般而言,質量越好的農機其售價越高,因此PH>PL。

假設2:農戶總數為N,由于農戶個人能力的差異,其利用農機進行農業生產所能獲得的收益回報也存在差異,將農戶使用農機后的回報能力設定為θ,0<θ≤1,呈右偏分布f(θ)。

假設3:農戶可用于購買農機的最大金額為R,農機購置補貼為S;農戶購買高質量農機所能產生的最大收益為YH,購買低質量農機所能產生的最大收益為YL。高質量農機所帶來的最大收益大于低質量農機所能產生的最大收益,即YH>YL。

根據上述假設可知,農戶以價格PH購買高質量農機H,購買高質量農機所得到的凈收益為θYH-PH;農戶以價格PL購買低質量農機L,購買低質量農機所得到的凈收益為θYL-PL。在沒有補貼的情形下,存在如下兩個臨界點:

一是當農戶購買高質量農機H和低質量農機L所帶來的凈收益相同時,即θYH-PH=θYL-PL,可以得到第一個臨界點θ1=(PH-PL)/(YH-YL)。

二是農戶購買低質量農機的凈收益為0,即θYL-PL=0,得到另一個臨界點θ2=PL/YL。當不考慮農戶購買能力時,農戶個人能力θ處于θ1<θ≤1的范圍內時,農戶會選擇購買高質量農機H(如圖2);當農戶的個人能力處于θ2<θ≤θ1時,農戶會選擇購買低質量農機L;當農戶的個人能力處于0<θ≤θ2時,農戶不會購買農機。

圖2 不存在流動性約束時農戶購買農機的概率分布

(二)定額補貼模式下的市場需求均衡分析

現實中,我國農戶存在明顯的流動性約束,根據農戶流動性約束程度的高低,我們將農戶進一步細分為以下5類(如表1):一是農戶可以購買任何類型的農機,這類農戶占比為α1;二是農戶可以購買低質量農機L,但是買不起高質量農機H,獲得農機購置補貼后可以購買高質量農機H,農戶占比為α2;三是農戶可以購買低質量農機L,但是買不起高質量農機H,獲得農機購置補貼后依然買不起高質量農機H,農戶占比為α3;四是農戶原本買不起農機,獲得補貼后可以購買低質量農機L,農戶占比為α4;五是農戶原本買不起農機,獲得補貼后依然買不起低質量農機L,農戶占比為α5?，F實中,由于高質量農機產品售價較高,現行補貼標準對高質量農機產品的補貼比例低,外加流動性約束的影響,大多數農戶即使獲得補貼后,依然無法購買高質量農機H。因此,類型3和類型4的農戶占比相對更高。

表1 基于農戶流動性約束的分類

當實施定額補貼后,無論農機產品質量高低,每臺農機的補貼金額均為S。針對5種不同類型的農戶,定額補貼對不同質量農機產品的市場需求將產生異質性影響(如表2所示),具體分析如下:

表2 不同情形下定額補貼對高質量農機市場和低質量農機市場需求變化的影響

(1)針對類型1的農戶而言,農戶有足夠的資金購買任何類型的農機裝備,對于農機的選擇取決于其個人能力θ。當實施定額補貼政策后,由于第一個均衡點并未發生變化,因此高質量農機H的市場需求并不會發生變化。而第二個均衡點左移后,購買低質量農機L的農戶比重會增加(如圖3中的陰影面積),相應的市場需求會增加A1。

圖3 定額補貼模式下農戶購買農機的均衡點變化

圖4 差異化定額補貼影響企業創新的作用機制圖

(2)針對類型2的農戶而言,并不是所有的農戶在獲得定額補貼S后都會購買高質量農機H,只有當個人能力θ>(PH-PL)/(YH-YL)時,其獲得補貼金額S之后才會選擇購買高質量農機H,購買高質量農機H的農戶會增加B2。當農戶個人能力在(PL-S)/YL<θ

(3)針對類型3的農戶而言,由于農戶獲得補貼金額S后依然無法購買高質量農機H,因此只會增加低質量農機L的購買量,低質量農機L的需求量會增加A3。

(4)針對類型4的農戶而言,農戶在獲得補貼后依然無法購買高質量農機H,所以獲得補貼S后只會增加低質量農機L的需求。當農戶的個人能力θ>(PL-S)/YL時,其購買農機的凈收益會大于0,因此會選擇購買低質量農機L,低質量農機L的需求量會增加A4。

(5)針對類型5的農戶而言,這類農戶即使在獲得補貼后也難以負擔任何類型的農機產品,這類農戶的農機購買行為并不受補貼政策的影響,因此不會對兩類農機產品的需求產生影響。

當定額補貼模式實施后,低質量農機L市場需求的變化量DL=A1+A2+A3+A4,高質量農機H市場需求的變化量DH=B2?；谏鲜龇治隹梢园l現,只有在情形2中定額補貼才會增加高質量農機H的購買量,在其他幾種情形下,補貼政策只能增加低質量農機L的市場需求量。在定額補貼模式下,農機購置補貼主要是增加了低質量農機L的市場需求,而對高質量農機產品H銷售的帶動作用要弱于對低質量農機產品L的帶動作用。定額補貼模式導致社會資源在生產高質量農機與低質量農機企業之間的分配被扭曲,更多的社會資源流向生產低質量農機裝備的企業。定額補貼模式的實施對兩類農機企業創新的影響具體如下:一是高質量農機的創新能力更強,但在政策的扭曲下只獲得更少的社會資源,政策對高質量農機裝備生產企業創新的激勵明顯不足。二是低質量市場需求的擴張會吸引更多生產低質量農機裝備的企業加入,隨著市場需求的飽和,行業競爭逐步加劇。行業競爭程度的提高本應激勵農機企業創新,但相比于創新的高成本與高風險性,部分生產低質量農機裝備的農機企業選擇采取“套取補貼資金+降低產品質量”的策略,以降低成本的方式參與市場競爭,沖擊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這樣不僅會導致農機企業減少創新投入,還誘發農機企業生產“大馬拉小車”的產品,導致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產業困局(薛洲等,2021)。

四、差異化定額補貼模式如何以“優”解“憂”?

農機購置補貼是一種消費端補貼,消費端補貼影響企業創新的基本邏輯是補貼會促進消費者購買某種商品進而擴大該商品的市場規模,市場規模擴張會進一步激勵生產端的企業創新(Finkelstein,2004;Clemens,2013;Zhang和Nie,2021)?？紤]到產品的垂直差異之后,定額補貼模式下的消費端補貼會對不同質量農機產品的市場需求產生異質性影響,當實施差異化定額補貼后,不同類型農機產品的市場需求將會發生進一步變化。根據“需求引致創新”理論(Schmookler,1966)可知,市場需求的擴張有助于促進企業創新。

(一)概念界定

差異化定額補貼是指在定額補貼的基礎上針對同一檔內不同質量的農機產品實行差異化的補貼標準。例如對某一檔內的農機產品而言(如表3所示),低質量的農機產品補貼λS(0<λ<1),而高質量的農機產品補貼βS(β>1)。在差異化定額補貼模式下,低質量農機的補貼金額相比于定額補貼下降1-λ倍,而高質量農機的補貼將會提高β-1倍。

表3 不同補貼模式的比較

(二)差異化定額補貼模式下的市場需求均衡

表4 差異化定額補貼對高質量農機市場和低質量農機市場需求變化的影響

(5)針對類型5的農戶而言,受流動性約束的影響,所有農戶都不會購買農機,因此,政策對這類農戶的購機行為并不產生影響。

(三)差異化定額補貼模式實施后對農機企業創新的影響

相比于定額補貼,實施差異化定額補貼后,低質量農機L的市場需求變動量為:

(1)

而高質量農機H的市場需求變動量為:

(2)

可以發現,當實施差異化定額補貼后,低質量農機L的市場份額減少,而高質量農機H的市場份額增加。當λ越小時,低質量農機L的市場需求減少越多,而當β越大時,高質量農機H的市場需求增加越多。當差異化定額補貼實施后,市場需求會發生結構性變化,表現為低質量農機需求減少,高質量農機的需求增加,而需求的變動會進一步影響農機企業的創新行為。

當低質量農機市場需求減少時,會加劇行業內生產低質量農機企業之間的競爭,有助于淘汰部分落后產能,同時競爭的加劇可能會引起農機企業兩種不同的應對策略:一是生產“大馬拉小車”產品,相比于選擇創新所面臨的外部性和不確定性,生產“大馬拉小車”產品是低質量農機生產企業利潤最大化的選擇,但是當差異化定額補貼實施之后,由表1可知,不同檔農機產品的最低補貼額度會下降至λS,最低補貼額度之差會下降1-λ倍。農機企業之所以選擇生產“大馬拉小車”產品是因為不同檔農機產品的補貼額度之差較大,存在較大的套補空間(1)需要說明的是本文在分析時只認為生產低質量農機產品的企業會開展“大馬拉小車”式競爭,這一假設符合現實,因為“大馬拉小車”產品首先是從小農機生產企業中出現,部分大企業在受到沖擊后進而選擇跟進,詳見薛洲等(2021)一文對此現象的解釋。。當不同檔產品的補貼額度之差下降時,農機企業選擇生產“大馬拉小車”產品的動力會下降,一定程度上會減少“大馬拉小車”產品的出現,一方面會降低資源在農機企業之間的不合理配置,另一方面會減少對市場競爭機制的扭曲,進而有助于農機企業開展研發創新活動。二是根據新古典經濟理論可知,競爭的加劇會促進企業創新,創新可能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方面是繼續生產低質量農機,通過創新來實現產品生產成本的降低,為農戶提供物美價廉的農機裝備;另一方面是研發新技術來推動產品質量提升。

基于前文分析可知,高質量農機產品的市場需求會增加,那么,部分原本生產低質量農機產品的企業可能會轉向市場需求出現擴張的新領域,進而尋找新的利潤增長點。進一步參考Lee(2003)的理論模型,分析高質量農機市場需求增加與企業創新之間的關系。將農機企業的利潤函數寫為如下形式:

∏(r,p)=pm(r,p,D)Q-c(r)m(r,p,D)Q-r

(3)

其中,r是研發投入,p是農機產品價格,Q是指農機市場的最大市場需求,c(r)是企業的邊際生產成本,m是指農機企業的市場份額,受自身創新能力、產品價格和競爭對手的特征D等因素的影響。

當對企業利潤函數對價格求一階導時,可以得到:

m+(p-c)mp=0

(4)

當對企業利潤函數對研發投入求一階導時,可以得到:

(p-c)Qmr-(mQcr+1)=0

(5)

進一步求解市場份額的價格彈性(εpm)和市場份額的研發彈性(εrm),可得:

εpm=-(p/m)mp

(6)

εrm=(r/m)mr

(7)

假設Φ=1+mQcr,表示創新的邊際成本,指創新研發本身帶來的成本增加(1單位)與創新成功后通過提高生產技術所產生的邊際成本效應之和。企業的研發水平可以寫為如下形式:

(8)

根據式(8)可以發現,當市場需求擴張之后,企業的研發投入會隨之提高,企業的創新水平會相應提升。企業的創新活動受到利潤的刺激和目標市場大小的影響(Schmookler,1966),在正常的市場競爭環境中,市場規模的擴大會促進企業增加生產要素投入,進而激勵生產端的企業創新(Acemoglu和Linn,2004;Finkelstein,2004)。當高質量農機市場規模擴大時,市場上的農機企業因追求利潤最大化而自愿開展創新,以期生產市場所需要的高質量農機產品進而獲取更多利潤。因此,市場規模越大市場需求越強,更加容易激勵企業增加要素投入,并進行技術創新(陳豐龍和徐康寧,2012)。同時,范紅忠(2007)認為較大的市場需求規模能夠分攤企業創新的成本,會降低企業進行創新的市場風險,為企業創新成功進而盈利提供了可靠保證。因此,當實行差異化定額補貼后,高質量農機市場需求的擴張會吸引農機企業去研發高質量農機,進而能夠促進農機企業技術創新。

五、對實施差異化定額補貼模式的進一步思考

本文雖然在理論層面驗證了實施差異化定額補貼后會對農機企業創新產生積極影響,但是現實中還需要考慮政策變化對以下兩方面的影響:一是差異化定額補貼政策的實施對農機補貼資金總額的影響,二是新政策執行是否存在難點,需要哪些支撐條件,這兩方面關系到政策能否順利落地。

(一)實施差異化定額補貼對政策實施成本的影響

進一步,我們來分析實施差異化定額補貼對補貼資金總額的影響。購買一臺低質量農機的購買補貼金額會減少(1-λ)S,增加1單位高質量農機產品的購買會增加(β-1)S的補貼金額。根據《2021-2023年農機購置補貼實施指導意見》可知,農機產品補貼金額的測算比例可在15%～35%的區間內浮動(2)定額補貼標準為同檔同類農機產品市場均價的30%。,也就是說λ最低可以設置為0.5,β最高可以設置為1.17。依照以上參數設定,購買一臺低質量農機節約的補貼資金大約等價于購買三臺高質量農機所增加的補貼金額。一般而言,購買低質量農機的農戶數量會多于購買高質量農機的農戶數量,因此,補貼標準的變動并不會增加補貼資金總額。同時,由于總體購機農戶的減少,也會帶來總補貼資金的下降?；谏鲜龇治?我們認為實施差異化定額補貼并不會增加政府的財政負擔。

(二)實行差異化定額補貼模式需要的支撐條件

1.降低低質量農機的補貼額是改變現階段農機創新困境的關鍵

現階段的農機購置補貼政策已經具有一定差異化定額補貼的特性,以動力機械產品為例,驅動方式為四驅的拖拉機補貼金額更高,從2017年開始,具有動力換擋或動力換向技術的拖拉機也給予了更高的補貼金額。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新的補貼標準出臺后并未激勵國內農機企業去研發該技術,現階段國內只有少數幾家企業掌握了該技術?？赡艿脑蛟谟?一是動力換擋技術雖好,但由于產品售價較高且補貼標準低,國內能夠購買裝備該技術農機的農戶并不多,并未形成一定的市場需求,因此,難以激勵農機企業去研發該項技術。二是受“大馬拉小車”現象的影響,企業正常的研發投入無法獲得合理的市場回報,企業不愿意增加研發創新投入(薛洲等,2021)。三是以2019年江蘇補貼標準為例(如表5所示),140馬力段具有動力換擋技術的拖拉機比不具有該技術的拖拉機補貼金額高5000元,而140馬力普通拖拉機的補貼額為45000元,160馬力的補貼額為53000元,企業選擇生產“大馬拉小車”產品可以提高8000元的補貼額,而生產動力換擋拖拉機只能提高5000元的補貼額?？紤]到研發動力換擋技術不僅需要投入大量資金,而且面臨著技術研發、產品市場等諸多不確定性,所以,農機企業更傾向于選擇前者。因此,在提高具有先進技術產品補貼標準的同時還需要降低基礎產品的補貼標準。

表5 2019年江蘇省四輪驅動拖拉機補貼金額(單位:元)

2.制定分檔分級標準是實施差異化定額補貼模式的重點

如何依據產品質量進行分檔分級是實施差異化定額補貼的最大難點,而現階段,國家層面只是設定了各類農機產品的最低質量標準,而并未給出產品質量的高低分類標準。每臺農機可以服務的作業面積是衡量農機產品質量的金標準,但是現實中缺乏足夠多場地和時間去實地檢驗每臺農機產品的性能,且很多農機的試驗、檢查也會受到季節限制。以動力機械產品為例,現行的做法是在產品功率的基礎上依據產品技術先進性來進一步分檔分級,如機具是否具備動力換擋或動力換向技術。

現實中,我們很難說裝配先進技術的農機產品就是高質量農機,如具有動力換擋技術的拖拉機很難與高質量農機直接畫等號,因此需要將能夠體現產品主要作業性能的相關參數納入到分檔分級標準中。以動力機械為例,動力機械主要是發揮牽引作用,同時,國產農機質量不高的重要表現是產品可靠性差,無故障作業時間短,經常耽誤農時,因此可以選擇產品牽引力和無故障作業時間來作為產品分檔分級的標準之一,在同一檔內,無故障作業時間更長和產品牽引力更大的農機產品可制定更高的補貼標準。

參考新能源購置補貼中補貼調整系數的設定方式,動力機械產品的補貼金額=基礎補貼金額×牽引力調整系數×無故障作業時間調整系數,當牽引動力在較低參數范圍內時調整系數設置為σ(σ<1),當處于中等參數范圍內時調整系數設置為δ,當處于高參數范圍內時調整系數設置為ω(ω>1),無故障作業時間調整系數的設置同上。新參數的檢驗可以納入農機推廣鑒定一起實施,充分使用農機推廣鑒定中的企業產品檢測數據,如產品可靠性評價數據。那么,新補貼模式的實施就不會過多地帶來額外政策執行成本的增加。

3.動態調整差異化定額補貼的分檔分級標準

當農機企業預期通過技術升級達到更高的補貼標準所能帶來的收益大于技術升級的投入時,則會選擇升級技術。對于企業來說,政策門檻的存在會干預產品技術指標的分布,使得大量產品的技術指標集中在政策門檻附近(陳洲等,2021)。Salle和Slemrod(2012)在分析美國燃油車燃油經濟性評級時發現,由于評級時會對評分進行四舍五入,所以許多車企傾向于將車型油耗評分的小數部分調整到0.5,這樣就可獲得更高的評級。當設定某一技術門檻為高質量農機時,一段時間內會激勵農機企業加大投入達到更高的技術水平進而獲得更高的補貼標準,大量的農機企業會聚集在某一技術門檻的最低標準處。因此,農機管理部門需要動態調整分檔分級標準,每隔幾年對分級標準進行更新,逐步提高技術水平參數。

4.積極利用金融手段來支持農戶購機用機

根據前文的理論分析可知,流動性約束是影響農戶購機行為的重要因素之一?，F實中,農機經銷商為農戶墊資的情況十分常見,待補貼資金下發后農戶再補齊剩余購機款項(薛洲和高強,2023),農戶購機時的資金壓力較大。流動性約束對農戶購機行為的影響主要表現為以下兩個方面:一是部分農戶由于流動性約束的影響,缺乏足夠資金無法購買農機;二是部分農戶受制于流動性約束,退而求其次選擇購買低一檔的農機產品,并不能選擇適合于自身的農機產品進行農業生產。當實施差異化定額補貼之后,無法購買農機的農戶數量會增加,會導致類型4和類型5中的部分農戶無法再購買農機,相對而言,政策實施會影響低收入群體就業,造成上述群體社會福利的損失。由于實施差異化定額補貼后,補貼資金總額降低,可以將多出的資金配套實施農機信貸服務,進而緩解農戶的流動性約束,提升農民購機用機能力,助推農機購置補貼政策的順利實施。

5.需要更為堅實的農機裝備鑒定能力作為支撐

農機推廣鑒定是農機企業申請補貼資質的前提條件,但現實中的農機鑒定機構不多,鑒定需求遠大于鑒定供給能力。同時,由于部分省份沒有農機鑒定機構,在“誰鑒定誰負責”的背景下,少數農機鑒定機構并不愿意為外省農機企業提供鑒定。因此,現階段以公益性農機裝備鑒定機構為主的鑒定體系,并沒有很好地滿足市場對農機鑒定的現實需求。雖然從2018年起,農業農村部規定農機企業只要滿足農業機械推廣鑒定證書、農機強制性產品認證證書和農機自愿性產品認證證書三類資質之一即可,但是大多數農機企業依然是以向公益性農機裝備鑒定機構申請鑒定為主。實施差異化定額補貼政策會對裝備鑒定帶來新挑戰,需要更為堅實的裝備鑒定能力作為支撐。因此,在加強公益性農機鑒定隊伍建設的同時,我們需要積極引入社會力量,充分發揮第三方檢驗檢測機構在農機鑒定中的作用,多方面拓展農機鑒定有效供給能力。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農機裝備行業的發展關系到我國糧食安全以及農業強國的建設進程。本文在現有定額補貼的基礎上提出差異化的定額補貼模式,以期通過補貼模式優化來改善資源在企業間的錯配以及減少市場競爭機制的扭曲,進而激勵農機企業科技創新,推動農機企業高質量發展。通過理論分析,發現實施差異化定額補貼模式會導致市場需求出現結構性變化,具體表現為低質量農機的需求減少而高質量農機需求增加,低質量農機需求的減少會加劇生產低質量農機企業之間的競爭,有助于激勵企業創新和淘汰落后低端產能,而高端農機市場需求的擴張會促進企業增加研發投入,進而激勵生產端的企業創新,有助于推動農機行業高質量發展。為順利推動差異化定額補貼模式實施,我們還需要考慮到分檔分級標準的制定、分檔分級標準對產品技術指標的影響、農戶流動性約束以及農機裝備鑒定供給服務能力等問題。

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完善農機性能評價機制,實現優機優補”。本文所提出的政策優化思路與新一輪指導意見相一致,即根據產品質量對同一檔內的產品繼續進行分等分級,一方面降低低質量農機產品的補貼標準,另一方面提高高質量農機產品的補貼標準。為了促進差異化定額補貼模式的落地,本文提出了以下幾點政策建議:第一,在定額補貼的基礎上,將能夠反映產品性能的參數納入到分檔分級指標體系中,進一步突出對技術評價先進性和機具穩定性的要求;鼓勵生產企業、高校、科研院所、行業協會等相關主體直接參與分檔分級指標體系的制定工作,探索實施差異化定額補貼。農機管理部門需要動態調整分檔分級標準,每隔幾年對分級標準進行更新升級,逐步提高技術水平參數。第二,提高農機裝備鑒定供給服務能力?；谛路謾n分級標準,完善鑒定大綱體系,強化能夠反映機具關鍵性能的考核和評價要求;創新工作機制,調動公益性農機鑒定機構的工作積極性,充分釋放農機鑒定機構的空間和潛力;積極引入市場化的鑒定機構,進一步發揮社會檢驗檢測機構在農機鑒定中的作用,強化農機鑒定機構與社會檢查機構之間的協同配合能力。第三,流動性約束影響著農戶購機與用機,降低低質量農機產品補貼標準會增大農業經營主體的購機壓力,可參考日本、韓國等農情相似的國家提供農機貸款貼息等金融扶持,構建綜合性農機扶持政策體系。

由于具體參數未知,本文并不能預估差異化定額補貼政策實施后對農戶購買量、政府補貼資金支出和社會福利的具體影響。同時,本文只是從理論層面驗證了差異化定額補貼實施后會對企業創新行為產生正向激勵作用,缺乏現實企業層面的數據對上述假說的驗證,當然上述問題是作者未來努力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