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數字人文實踐及啟示*

董夢苑 湯書昆,2

（1.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科技傳播系，合肥 230026；2. 中國科學院科學傳播研究中心，合肥 230026）

數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來源于人文計算（Humanities Computing）領域，它是將數字化的現代信息技術運用到傳統人文研究和教學之中的跨學科研究范式[1]，促成人文科學、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之間的深度融合。數字人文的產生可追溯到20世紀40年代末[2]，發端于文學和語言學領域[3]。由于互聯網的普及和信息技術的發展，可計算的人文知識不再僅局限于文學和語言學，不斷向音樂、歷史學、圖書情報學等領域擴展[4]。隨著數字原生（Born-Digital）人文數據量的不斷增加，現代人文學科正朝著可計算的方向迅速發展。作為交叉融合數字信息技術與人文社科的新興學科，數字人文在圖書館領域展現出發展前景，受到廣泛關注。圖書館珍藏有大量的實物館藏資源，對這些資源進行保存、重組、研究以及應用是圖書館的重要使命，而數字人文為圖書館的發展帶來新的活力。世界各國的高校圖書館開展了豐富多樣的數字人文實踐[5]，歐美發達國家重視數字人文建設，專門設置數字人文崗位[6]，成立數字人文研究中心，在平臺搭建、技術服務以及設施建設[7]等方面較為成熟。與國外相比，我國高校圖書館與數字人文結合較晚，數字人文研究方興未艾[8]。

英國作為數字學術的起源地[9]，為數字人文領域研究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ies）作為英國最大的高校圖書館，開展了多元化的數字人文實踐，革新了傳統知識交流方式，達成知識共享的目的，獲得了豐富的數字人文實踐經驗。結合高校圖書館數字人文服務發展的現狀，將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數字人文實踐歸納為指導路線、機構設置、數字化計劃、數字人文服務4個層面。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形成金字塔狀的穩固數字人文實踐結構，在堅實的理論基礎和明確的指導路線的引領下，不斷調整和完善機構設置，實施多方合作的數字化計劃，以用戶為中心提供研究支持、素養培育以及資源共享等數字人文服務。

1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數字人文的指導路線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旨在適應快速變化的數字環境和學術需求，提供出色的服務來支持高校的學習、教學和研究過程。為順應時代發展，將數字人文納入戰略規劃，在《博德利圖書館戰略（2022—2027）》[Bodleian Libraries Strategy（2022-2027）][10]中提出“確保牛津大學保持在全球學術教學和研究中的最前沿地位，引領信息世界和圖書館的發展，確保圖書館的可持續發展”3個主要目標。在該戰略的引領下，博德利圖書館積極推動服務的轉型，開展實體資源和數字資源服務，以改善對圖書館館藏（如圖書、電子期刊、數據、手稿和檔案）的訪問體驗；與牛津大學畢業生群體交流合作，對圖書館服務進行設計以滿足他們的具體需求；改善圖書館的空間以支持學術研究；開展新形式的數字化學術服務，提升與研究伙伴合作的能力，并提供基于研究生命周期的專業支持；創設具有包容性的數字化公眾參與項目。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通過制定明確的指導路線，確立了數字人文在支持教學和科研方面的關鍵地位，將其視為支持學習、教學和研究的關鍵領域之一。明確的指導路線為數字人文的發展提供了藍圖，使其能夠在該領域持續創新，并為學術界提供最佳的數字人文服務。為了順應時代的趨勢，博德利圖書館積極關注數字人文領域的最新發展，制定出擴大數字圖書館藏品規模的數字化計劃，不斷調整和優化服務策略，保護和共享原生數字館藏，滿足全球不同的用戶群體對數字人文資源和工具不斷增長的需求。博德利圖書館的努力不僅推動了數字人文的發展，還促進了知識交流和學術合作。在指導路線的引領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在數字人文領域樹立了良好的聲譽，為學術界和社會做出了積極的貢獻。

2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數字人文機構設置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采用包括管理層、項目團隊、支持部門以及外部合作伙伴四大關鍵要素在內的機構設置方式，旨在為數字人文項目的規劃、實施和管理提供有效的組織協調和項目支持。通過這種綜合的機構設置，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能夠高效管理，廣泛吸納人才，充分利用內部和外部資源，協同工作，確保數字人文項目的高效運行和優質服務的提供。

2.1 管理層

管理層是機構設置的核心，負責整體的戰略規劃和決策。管理層的責任是確保數字人文項目與圖書館的整體目標和戰略規劃保持一致，并為項目提供必要的資源。管理層與包括服務對象在內的利益相關者、內部機構、其他外部相關部門等保持著緊密合作，以推動數字人文實踐的發展和持續改進。在管理規范上，博德利圖書館以用戶為中心，聽取讀者的意見，關注他們使用圖書館服務的體驗，并且盡一切可能提升數字人文的包容性和多樣性，充分發揮圖書館在高校中的作用。在工作形式上，博德利圖書館采用混合工作模式，在線上優化數字人文遠程工作技術，在線下拓展圖書館辦公空間。管理層制定并且實施具備創新性、高效性、多樣性和包容性的工作計劃，遵循高校的教育政策，爭做數字人文領域卓越和創新的典范。

2.2 項目團隊

項目團隊是負責執行和評估具體數字人文項目的核心力量。該團隊由專業人員組成，包括數字人文專家、圖書館員和技術人員等，他們擁有相關的學術背景和專業技能。項目團隊的職責包括項目規劃、資源分配、技術實施以及項目成果評估。他們與學術部門、研究機構以及其他合作伙伴建立了密切的合作關系，確保數字人文項目的順利進行。目前，牛津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已經有302名研究人員[11]，形成了一個跨學科、跨院系和跨部門的數字人文研究人才網絡。

2.3 支持部門

支持部門提供項目所需的各類支持服務，包括技術支持、數據管理、版權和法律事務咨詢、培訓和用戶支持等。支持部門與項目團隊緊密合作，提供必要的資源和專業知識，還負責維護數字人文平臺，為用戶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博德利圖書館廣泛招賢納士以提供數字人文支持，根據發展的不同階段，不斷調整崗位需求，招募戰略計劃協調員、業務數據分析師、電子資源高級助理、高級圖書館助理、信息專家等專業人士，為圖書館的數字人文發展注入新的力量。

2.4 外部合作伙伴

與外部合作伙伴合作是圖書館數字人文可持續性發展的重要環節。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與相關學術部門、其他圖書館、文化機構、技術公司、贊助商等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推動數字人文實踐的發展。例如，在尋求學術支持上，聯合牛津大學研究檔案中心（Oxford Text Archive，OTA）啟動了OTA COVID-19收集項目[12]；在搭建本地合作中，和埃塞俄比亞和厄立特里亞社區成員共同策展，加深人們對中世紀手稿的認識[13]；在探尋歷史典籍時，聯合慈善機構樂施會（Oxfam）整理出彌足珍貴的歷史檔案，并且嘗試數據化存儲[14]。這些合作伙伴提供專業知識、資源和技術支持，促進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數字人文項目的跨學科合作和創新。

3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數字化計劃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主要以“數字博德利”（Digital Bodleian）計劃和數字人文交叉研究中心（TORCH DH）為核心推動數字人文實踐。不僅拓寬了圖書館的服務范圍，也推動了牛津大學人文學科的數字化轉型和創新研究，為學術界和社會帶來了豐富的知識資源和深遠的影響。

3.1 “數字博德利”

博德利圖書館一直致力于使用現代技術進行數字化儲存，“數字博德利”計劃就是要逐步將圖書館的館藏資源數字化，對牛津大學獨特收藏品的訪問服務進行開發和維護。從2020年6月起，“數字博德利”計劃使用戶能夠在線上提供來自世界各地圖書館的數百萬冊數字化圖書，允許用戶搜索和建立數字化作品的集合，并閱讀公共領域的作品[15]。在“數字博德利”的基礎上，博德利圖書館進一步加強數字存儲庫的數字保存功能，推動擴大數字圖書館藏品規模和范圍，提升館藏的多樣性與廣泛性，促進館藏的管理、發現、訪問、使用和長期保存。截至2023年6月，博德利圖書館已數字化超過1 350萬件館藏印刷品，還有146萬本電子書、142 500本電子期刊、總長超過28 000米的檔案和手稿，以及大量的其他格式的資料[16]?！皵底植┑吕碧峁┫冗M的查找和檢索功能，用戶可以輕松地訪問所需信息。此外，“數字博德利”還致力于數字文獻的保護和數字檔案的管理，進一步加強數字存儲庫的數字保存功能，確保這些寶貴的文化遺產能夠得到有效的保存和傳播。數字化儲存和訪問使得全球范圍內的學者能夠方便地獲取和利用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資源，從而推動學術研究和跨學科合作。

3.2 數字人文交叉研究中心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與牛津大學人文科學研究中心（TORCH）、牛津大學互聯網部門（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OII）、IT服務部門（IT Services）、牛津大學數字研究中心（Oxford E-Research Centre，OeRC）聯合發起成立牛津大學數字人文交叉研究中心[17]。該中心是博德利圖書館數字化計劃的重要一環，旨在整合牛津大學的人文學科資源，將先進的數字化技術和工具應用于學術研究領域，實現這些學科與信息技術的深度交叉融合。作為一個跨學科的研究中心，該中心致力于融合數字技術與人文學科的研究，通過數字化工具和方法，提供新的研究途徑和視角，推動人文學科的發展和創新，促進學術界對人文領域的深入理解，推進跨學科合作和知識交流。數字人文交叉研究中心通過整合計算機科學、數據分析和人文學科的方法和理論，探索數字時代人文學科發展的新方向。該中心的研究項目涉及文化遺產保護、數字檔案管理、文本分析、虛擬現實等領域，為學術界提供了一個跨學科交流和合作的平臺。

4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數字人文服務

博德利圖書館在數字人文實踐中積極轉型，調整高校圖書館的常規服務方式，重新定義用戶服務，在數字人文研究支持、數字人文素養培育以及數字人文資源共享上積極滿足用戶的需求，促進學術交流和知識共享，提升用戶對數字人文的參與感和體驗感。

4.1 數字人文研究支持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一直致力于利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如大數據分析、語義網、地理信息系統（GIS）等，以元數據記錄為基礎，為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提供前所未有的學術支持。這些技術為研究者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視角和方法，推動了學術研究的進步。在大數據方面，博德利圖書館積極參與數據收集、整理和分析工作，為研究人員提供了豐富的數據資源。這些數據不僅包括歷史文獻的數字化版本，還包括社會、文化和科學領域的各種數據集，從而幫助研究者深入探討各種復雜的問題，從不同維度解讀歷史和社會現象。此外，語義網技術使得研究者能夠更好地理解和利用文獻資料。通過構建語義鏈接，博德利圖書館幫助研究者將不同領域的知識融合在一起，促進了跨學科研究的發展。這種方法不僅提高了學術研究的效率，還促進了知識的交流和創新。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不僅廣泛運用現代信息技術手段，還充分利用豐富的特色館藏提供研究支持。特色館藏中，瑤族專輯記錄了中國早期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生活圖景[18]，博德利圖書館將瑤族專輯中的數據與地理信息系統和語義網技術相結合，方便研究者探索瑤族社會特征與地理環境的關系，進一步拓寬他們的研究視角。這種跨學科的數字人文方法有助于將特色館藏與更廣泛的人文社科研究范疇聯系起來，從而為學術研究和文化保護工作提供新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博德利圖書館還專設獎學金，助力數字人文研究。博德利圖書館攜手圣智集團（Cengage Group）旗下的蓋爾公司（Gale）設置數字人文獎學金，鼓勵亞太地區學者使用數字人文工具，支持數字人文領域的跨地區學術研究及交流協作。博德利圖書館也肩負著公共教育的責任感，舉辦主題展覽，并且扶持一些小眾藝術家，為該領域的研究提供一定的支持與幫助。

4.2 數字人文素養培育

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通過數字人文工作坊和培訓課程，幫助用戶掌握數字人文工具的使用方法，培養他們的數字化思維。博德利圖書館提供包括揭示知識單元以及挖掘知識關聯在內的知識服務，最有效地為用戶提供有用的技術和信息。博德利圖書館IT學習中心（IT Learning Centre）開設“數據研究”“數據管理計劃”“元數據和引文”“信息存儲和安全”“數據保護”等課程[19]，為用戶提供數字人文的學習指導，支持學生和研究人員在數字人文研究和項目實施中學習和成長。博德利圖書館通過組織學術研討會、講座等活動，為研究者提供學習交流的平臺。這種跨學科的交流和合作有助于不同領域的學者共同探討問題、分享經驗、激發創新思維。博德利圖書館針對牛津大學的學生以及全體教職工，定期開設涵蓋信息發現、學術資料檢索、最新研究追蹤、研究數據管理等內容的技能工作坊（ISkills Workshops）。博德利圖書館提供的數字人文素養培育服務可以幫助用戶從多個學科視角獲取新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推動數字人文研究的跨界發展。

博德利圖書館還面向社會公眾提供數字人文素養培訓，打破知識屏障。與當地學校開展社區項目，每年有數百萬年輕人有機會參觀圖書館，能夠接受數字人文的教育和培訓。特別是在每年暑期，博德利圖書館與校內學術部門聯合開展牛津大學數字人文暑期學校（DHOxSS），為學者、學生和IT、圖書館、檔案館、文化遺產及相關產業社會人士等任何對數字人文感興趣的人提供學習機會，以此激勵更多人加入數字人文的學習社群。暑期學校的授課模式為專家講座，2023年博德利圖書館開設涉及檔案數字化、人文數據以及數字文本的學習課程。

4.3 數字人文資源共享

博德利圖書館鼓勵用戶共享數字人文成果和資源，促進知識交流和合作。通過數字化文獻的共享、數字人文平臺的開放和合作伙伴關系的建立，博德利圖書館推動數字人文資源的廣泛共享，促進學術界和社會大眾對數字人文的共同理解和應用。牛津大學有許多部門和團體產出了大量的學術出版物和研究成果，基于此，博德利圖書館走在學術成果共享的最前沿，利用高校圖書館的資源優勢，開設牛津研究數據（Research Data Oxford）專門網站，將牛津大學的項目報告、專著、期刊文章和出版物等傳統研究成果通過數據技術進行有效利用和共享；實施數據管理計劃（Data Management Planning），根據不同項目的學科和性質進行專業化的數據管理[20]。為解決研究項目的數據管理、保存和共享問題，博德利圖書館公開有關學科館員網絡的信息，開設數據培訓與支持專欄，其中平均每年達2 600份的“牛津在線閱讀列表”（ORLO）為148門教學課程提供數據支持，獲得來自180多個國家用戶的526 388次訪問[21]。

博德利圖書館為牛津大學需要文獻資料的研究人員和學生提供數據服務，為各研究中心提供數據中介和信息交換服務，為學術部門的研究提供最新的數據來源。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作為傳播知識的重要橋梁，在官方網站上將最新的研究成果數字化，比如：開設OTA COVID-19和氣候研究合集，匯集牛津大學在該研究領域的期刊文章、會議論文、工作論文、預印本等，為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員提供參考。除此之外，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改變大眾對高校圖書館的刻板印象，不斷擴大讀者群，專門設置面向公眾的空間。在線上，“數字博德利”珍貴手稿和數字資源面向大眾免費開放；在線下，平均每年約有200萬的讀者訪問該館數字人文空間[22]。

5 對我國高校圖書館數字人文實踐的啟示

5.1 以特色館藏之本筑根基

特色館藏作為高校圖書館之“本”，被置于圖書館內涵建設與外延發展的交叉點上[23]，是圖書館文化內涵的個性化標記，也是高校在知識交流中對外傳播的重要亮點。博德利圖書館珍藏有大量的古代手稿，通過深入挖掘和整理這些館藏資源，發掘其中蘊含的數字人文研究價值，為各國提供獨特的研究素材和資料。這樣不僅能充分展現圖書館的獨特性，還可以推動知識共享與交流，為數字人文研究提供重要的資源支持和創新動力。因此，根據自身特點實現數字人文價值最大化成為我國高校圖書館需要完成的一項至關重要的任務。

我國不乏特色館藏資源，但是很多高校圖書館在資源建設上多圍繞學科建設配置圖書文獻資料，館藏同質化現象較為嚴重，對于自身特色的打造缺乏前瞻性規劃。我國高校圖書館應通過對館藏資源的系統研究和深度挖掘，發現其中的獨特價值和學術潛力。在特色館藏的基礎上，通過數字化、展覽和學術交流等方式，凸顯館藏特色與數字人文研究的價值，把特色館藏的價值標準從單一的經濟價值取向轉化為多元的精神價值取向。這不僅可以拓展數字人文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為學者和研究者提供豐富的研究資源，還可以增強圖書館在知識交流中的社會影響力。

5.2 以服務創新之舉拓前路

服務創新可謂是高校圖書館進步之“梯”，高校圖書館是知識傳播的中心，創新圖書館服務是促進知識交流的重要途徑，數字人文是高校圖書館服務轉型的重要契機。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以用戶為中心，在指導路線的引領下明確組織架構，從指導路線、機構設置、數字化計劃、數字人文服務4個層面探索數字人文實踐的創新方式，在數字人文研究支持、數字人文素養培育、數字人文資源共享等方面做出努力，創新高校圖書館數字人文服務方式，促進學術交流和知識共享。

我國高校圖書館基本可提供常規數字人文服務，但是和國外相比整體創新不足，無法滿足用戶多元化需求，限制了知識交流的廣泛實現。牛津大學德利圖書館的服務創新可歸納為時間、空間、內容三大維度，為我國高校圖書館的服務創新提供可借鑒的思路。在時間維度上，實現時間最大化延伸，達成服務不間斷提供。在空間維度上，我國高校圖書館為滿足讀者多元化的學習需求，提供研討自習等服務空間，比如北京師范大學圖書館“師樾廳”[24]、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研討間”[25]，但是未能有效融合知識交流和學術科研作用。而以博德利圖書館為代表的國外高校圖書館則更注重提供學術服務，創新性提供視聽體驗。我國也可以采取類似的方式將數字人文巧妙嵌入物理空間，提升學習體驗。在內容維度上，高校圖書館充分考慮包括殘障人士在內的不同用戶群體的需求，針對不同學科的特點整理數字化學習資源，結合社會熱點問題開放最新研究成果，在數字加持下提供用戶指向型創新服務。

5.3 以協同合作之意謀發展

協同合作方為高校圖書館發展之“道”，數字人文研究需要跨越學科邊界，融合不同領域的專業知識和資源。博德利圖書館通過積極尋求社會化協同合作，成立數字人文交叉研究中心，基于多方資源優勢構建數字人文的知識網絡[26]，成功地將數字人文的發展推向了新的高度。通過合作互助，研究者能夠共同克服數字人文研究中的挑戰，推動研究方法的不斷創新和改進。這些合作模式聯合多方主體，涵蓋多個學科領域，擁有多種實現方式。高校圖書館可與多方共同探索數字人文研究的前沿問題和方法，促進跨學科的學術交流與合作，實現資源的最大化利用和知識的全方位流通，達成“1+1＞2”[27]協同效果，推動我國數字人文研究的創新與發展。

我國數字人文相較于國外起步較晚，跨學科、跨院校乃至跨國界的交流合作是快速推進高校圖書館數字人文建設的重要方式。在新文科背景下，我國重視高校圖書館的知識傳播和教育樞紐功能，也在積極組建數字人文中心，比如武漢大學數字人文研究中心[28]、南京大學高研院數字人文創研中心[29]等。我國高校圖書館可以借鑒博德利圖書館進行多方位協同合作的經驗：在數字人文議程中重視與研究者和學者的合作，組織相關研討會、講座和工作坊學術活動，促進學術交流和知識共享，提升數字人文研究的質量和影響力；注重與技術支持機構和數字人文項目團隊合作，幫助研究者掌握數字人文研究所需的工具和技能，為用戶提供更加全面和專業的支持；與出版商、檔案館、博物館等機構建立合作伙伴關系，共同獲取和整合數字化文獻、檔案和其他資源；采取“項目驅動”的方式與學生、研究者、圖書館工作人員、社會群體等多方主體形成知識交流與共享關系網絡，打破知識壁壘。通過社會化協同合作的方式，促進知識的共享和傳承，提升整個研究社群的數字素養和技術能力。

6 結語

通過對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的案例研究，揭示高校圖書館數字人文實踐的關鍵要素。博德利圖書館通過數字人文實踐豐富了學術資源，加強了圖書館與學術社群的聯系，建立了廣泛的合作網絡，推動了學術成果的共享與推廣。然而，數字人文實踐也對高校圖書館提出了轉型和創新的新要求。借鑒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數字人文實踐的成功經驗，我國高校圖書館應加強數字化資源建設，挖掘特色館藏，打造自身特色，提升服務創新能力，并與其他機構形成良好的合作機制，積極推動知識的共享與交流。通過這些努力，我國高校圖書館的數字人文實踐將邁入新的發展階段，促進學術研究與知識交流的蓬勃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