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周來祥美學中的“物性”思想之演變

高 峻

[山東師范大學，濟南 250014]

引 言

當代中國著名美學家周來祥先生(1929.8.12—2011.06.30)，不但經歷了中國當代第一次美學大討論，同時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美學”發展繁榮的積極踐行者和辛勤奉獻者，如其治美學近六十載，創建“和諧美學學派”，八十高齡還重新招收博士研究生等。(1)參見鄒華、李增杰：《周來祥學案》，《上海文化》2016年第10期。季羨林先生贊譽：“周來祥教授獨樹和諧美的大旗，既能自圓其說，又是獨辟蹊徑，不落窠臼，巍然挺立于美學之林，為中國美學界增光添彩?！?2)季羨林：《美學文選》，《光明日報》1999年3月12日第5版。張岱年先生也曾高度評價：“周來祥同志提出‘美是和諧’，并作了詳細的論證，這是具有重要理論意義的。周來祥同志宣揚‘美是和諧’，是對于當代美學的一項重要貢獻?！?3)張岱年：《談〈周來祥美學文選〉》，《光明日報》1999年8月13日第5版。

周來祥先生之“和諧美學”(又稱“和諧論美學”或“和諧自由論美學”)作為中國當代美學的重要學派之一，其理論核心以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抽象上升到具體”與“邏輯與歷史的統一”為方法原則，堅持美是審美關系的和諧自由說，提出“三大美”論——古代的和諧美、近現代的崇高、丑、荒誕及當代的辯證和諧美，并融合了中西美學思想及古今藝術形態。

“和諧美學”之發展歷程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1)改革開放至1985年(方法論年，第二次美學熱期間)為形成期，(4)到底以何年作為周來祥美學思想分界點仍存在爭議，這主要是關注點不同而導致的。如鄒華“以1987年重論美與崇高的關系為標志”把周來祥先生的和諧美學思想分為前、后兩期。(參見鄒華：《崇高的歷史提升與更新——周來祥美學簡論》，《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2008年第2期。)本文以1985年，即“方法論年”為界限，其一是為顯示思想轉變時更大之文化背景，其二時周先生之代表著作《美學問題論稿》《論美是和諧》均于1984年已出版，而《現代自然科學方法與美學研究》一文則表發于1986年?！懊朗呛椭C”觀點的提出；(2)1986年至20世紀末為完善期，以自然科學方法(系統論等)完善辯證思維，以及崇高、丑及荒誕等范疇的發展；(3)21世紀為成熟期，超越二元對立思維，結合“和諧社會”理念，倡導現代辯證和諧?？v觀“和諧美學”思想之形成、完善與成熟歷程，可發現其與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當代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及思想等領域休戚相關，并直接關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美學的自我建構及中國式理論話語的生成。

中國當代文藝及美學的發展邏輯，其深層是“物性”思想的演變，即對馬克思主義之“物”的闡釋和解讀時所產生的斷裂、揚棄與聚合。這種“物性”思想，為中國新時期(改革開放以來)美學之“中國特色”的獨特體現，其根本上是馬克思主義美學之中國化的產物。追溯其發端，則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第一次美學大討論時)對于馬克思之物質客觀性的強調。改革開放以后的發展，如20世紀七八十年代“實踐美學”把人的主體性納入物性的思考中；90年代的“生命美學”揭示了生命系統中物的本能欲望與原始智慧，而“生態美學”則說明了物的系統本質；21世紀的“身體美學”又指明了人的物性維度及與世界的一體性，“生活美學”則進一步凸顯了“精神”(審美)的物性特征；另當代藝術的具體實踐亦是朝向“物性身體”和“物性材料”的積極探索與不斷深化。(5)參見朱立元：《當代中國文藝理論的演進與思考》，《中國社會科學》2018年第11期；蔣永青：《中國當代藝術的邏輯起點》，《文藝研究》2011年第3期。故本文欲從“物性”思想之演變的視角，分析周來祥先生“和諧美學”各階段“物性”之維，以解釋其思想的美學史意義。

一、改革開放前的“物性”思想：客觀物與形式觀

“和諧美學”思想的具體形成雖是改革開放以后，然每一種思想必有其根源，只有“追本溯源”，從源頭出發才能更好地梳理思想發展之脈絡。周來祥先生美學之源，則為其改革開放前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相關的馬克思主義美學之探索。

新中國成立初期年，社會物質生產力較低，在政治權力話語的引導下，學術界開啟“唯物”或“唯心”的討論，并堅持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在社會實際活動中，卻過于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而陷于唯心主義之泥潭。通過周來祥先生1957年合著出版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的原則》、1958年的《乘風集》以及相關論文中關于“客觀物”及“形式”的討論，我們可以管窺先生之美學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物性”思想之形態。

《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的原則》及《乘風集》旨在批判胡適、胡風、俞平伯等的資產階級唯心論美學，從而樹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辯證-歷史唯物論”新美學。書中指出馬克思主義物質(客觀現實)第一性，意識第二性原則；宇宙的實質是物質，世界的同一性就在于它的物質性；又勞動(物質生產實踐)創造了人類，也創造了藝術(思想形式的上層建筑)。(6)參見周來祥、石戈：《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的原則》，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4-5頁；周來祥：《乘風集》，上海：新文藝出版社，1958年，第23-24頁。這里的“物質”是指“客觀物”(實物)，按物理學相關定義即“質量的空間分布”，它強調了物質的客觀性(獨立于意識)及本源性(宇宙的本質)意義。其實質是“唯物主義一元論”，意識(精神)是人腦對客觀現實的反映，而反映如何可能？因為意識具有物質性(現代腦科學，如“意念控制機械手”可佐證)，這也就超越了傳統形而上學關于“物質—精神”的二元對立局限。這種對“客觀物”的關注，有利于推動當代日常實用之物的意義維度(生活美學)研究，并促進藝術的及物性。

除了強調馬克思之“客觀物”外，周來祥先生五六十年代的“物性”思想還體現在有關“形式”問題的討論中。該時期受政治意識形態影響較強，以“十七年文學”為例，要求反映時代精神，題材多限于“歌頌、回憶、斗爭”，重在塑造典型和英雄形象，而忽略形式的創造或對形式持否定的態度。周來祥先生則反對情節(它同時也是內容的因素)是構成藝術形式的因素?！?7)周來祥、石戈：《馬克思列寧主義美學的原則》，第90-91頁。我們可以看出“情節” 把“形式—內容”作分裂的二元對立的理解，“在政治方向、文藝方向問題解決之后，只要作品的思想感情是健康的，其藝術形式是愈美愈好”。(8)周來祥：《淺談藝術的形式美》(1962)，《美學問題論稿》，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10頁。何謂藝術形式呢？它是“藝術對現實作美學的、感性的反映時，所使用的諸物質材料的總和，就是將藝術形象固定和表現時所使用的諸物質手段的總和。藝術語言、結構，(9)周來祥先生稱“情節”為內形式，其與“內容”具有同一性?！靶问骄哂须p重的形式，相對于藝術的主題思想和情感觀念來說，人物、情節、場面是內形式。內形式和藝術內容直接相關，人物、情節、場面的任何變化都會影響到藝術的觀念意蘊，在這個意義上，內形式也就是內容?！?參見周來祥：《論形式美》，《論美是和諧》，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53頁；周來祥：《文學藝術的審美特征和美學規律》，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34頁。)它同時可以作為形式和內容，這也就取消其兩者間的決然對立?！邦伾?、聲音、線條(形體)是構成藝術形式美的物質材料。各種藝術所使用的自然材料是不同的，文學運用語言，音樂使用聲音，繪畫利用顏色，雕塑則離不開石膏、木、石等物質材料?！?10)周來祥：《淺談藝術的形式美》(1962)，《美學問題論稿》，第105頁。周來祥先生充分肯定了物質材料具有自身“形式美”的意義：“形式美指自然物質材料的美及其在空間、時間排列組合上的形式規律的美。這種美就其自身而言就是一種獨立的美，是不依賴于其他內容的?！?11)周來祥：《論形式美》，《論美是和諧》，第143頁。這些“物質材料”，周先生有時亦稱其為“藝術媒介”(12)周來祥：《論形式美》，《論美是和諧》，第153頁。，因此他反對完全棄絕內容的現代“形式主義”(如野獸派)，認為他們把“人降低到動物之下”(13)周來祥：《淺談藝術的形式美》(1962)，《美學問題論稿》，第102頁。。而后現代主義思想家?？略枋鲴R奈的繪畫為“實物畫”，認為其畫作中的畫框、畫布、色彩、線條等物質材料具有自身的藝術韻味，形式同時也即就是容，而非作為媒介存在才有意義。(14)參見[法]?？拢骸恶R奈的繪畫：米歇爾·?？?，一種目光》，謝強、馬月譯，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13-43頁。

二、改革開放初的“物性”思想：關系說與和諧論

改革開放以后，思想受政治權力話語的束縛減弱，加上西方現當代思想的譯介與傳播，從而促成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二次“美學熱”，有學者稱此時期為“新啟蒙”(主體性覺醒)時代(15)參見賀桂梅：《新啟蒙知識檔案：80年代中國文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李澤厚等先生通過對馬克思之《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研究，形成了以“實踐”為邏輯起點，以“辯證—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的中國現當美學的主導流派——實踐美學，其最終發展為四大獨立形態：李澤厚“社會積淀美學”、周來祥“和諧美學”、蔣孔陽“自由創造美學”、劉綱紀“實踐本體論美學”。

以李澤厚先生為代表的“實踐美學”強調實踐(尤其是物質生產實踐)，自然的人化，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是美和審美關系產生的根源。這相較“主觀派”(呂熒)(16)對此學界仍有爭論。如鄒華認為：中國近現代美學研究曾根據呂熒關于美是人的一種觀念的論點，把他的美學思想歸為主觀論一派，但這不過是以美學觀點表面上的相似而作的歸類。事實上，呂熒與主觀論有著很大的差別。主觀論以美感的能動性和創造性論證美；呂熒的全部美學則是以生活論證意識，以生活論證美。(參見周來祥主編：《中國美學主潮》，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726頁。)、“客觀派”(蔡儀)和“主客觀統一派”(朱光潛)有了深化，因為只有通過“實踐”，“異質同構”的對象世界與主體之人的關系才得以可能，才使得人能夠以審美的方式來把握世界。但是“實踐”(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仍只說明了包含審美關系在內的人對社會、自然之一切對象性、自由關系的來源，并未能顯示指出美和審美關系的特質。

正是在與“實踐美學”的論爭與區分之中，周來祥先生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和諧美學”思想體系。周來祥先生認為在生產實踐中創造了人的對象和主體自身，并形成了人與自然的審美(美)、實踐(善)和認識(真)等三種對象性、自由關系。(17)周來祥：《馬克思的“人化自然”學說和美的本質》(1983)，《論美是和諧》，第125頁。只有“和諧”才是美的獨特性質，“人的勞動實踐，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是美產生的根源和一般的本質，和諧自由則是美的根本特征。美的特征也是美的本質的表現，和諧是人與自然、主體與客體、合目的性與合規律性的統一，這和諧的統一也就是自由”。(18)周來祥：《論美是和諧》(1981)，《美學問題論稿》，第83頁；周來祥：《論美是和諧》，第119-120頁?？梢姾椭C實際乃是一種關系屬性。

周來祥先生曾總結其“美是和諧自由關系”的說法，認為其有兩個區別與其他美學流派的重要特點：一是在美的本源上主張主客體的客觀關系說，二是在美的本質特征上主張關系的和諧自由說。(19)周來祥：《再論美是和諧》(1985)，《再論美是和諧》，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192頁。

何謂“關系”？“關”為牽系、涉及；“系”是關聯、牽掛。它揭示的是“物”與自身及他物的親密性可能。黑格爾曾說：“實存著的東西包含有相對性，也包含有與別的實存著的東西多方面的聯系于自己本身內，并且作為根據反映在自身內。這樣，實存便叫做‘物’?！?20)[德]黑格爾：《小邏輯》，賀麟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第267頁。這是說“物”并非孤立存在的，到馬克思則言“事物的普遍聯系性”。周來祥先生在《藝術典型的辯證思考》(1981)一文中便指出“事物的本質就是關系，就是事物的內在矛盾，事物的根據、內因”。(21)周來祥、欒貽信：《藝術典型的辯證思考》(1981)，《美學問題論稿》，第264頁。此后引入自然科學方法中的“系統論”以及對“二元對立”觀念的辨析，都是對“關系”范疇理解的進一步理解與闡釋：“關系就是一種存在，屬于本體，而且其比那最早的實體存在還更深化一步。事物的本質不僅是由過這一事物本身來決定的，并不僅僅是這一事物本身的屬性。一個事物，它的本質是在一定的關系中決定的?！?22)參見周來祥、戴阿寶：《我與新中國美學發展五十年》(2004訪談)，《三論美是和諧》，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493頁。這指明世界的本體或本質是由實體(物)與實體(物)之間的關系共同構成的。(23)周來祥先生認為物質有兩種存在形態，一種是實物或實體的物質，如物理世界的中子、質子、電子、夸克等。一種是各種實物之間相互作用所形成的關系“場”的存在形態，如“引力場”“電磁場”，愛因斯坦也曾沉思過支配各種場的關系的“統一場”。(參見周來祥：《文藝美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年，第104頁。)“關系”范疇提出的意義在于它將具體物放在物與物之間的關系結構上來把握，此超越了實體性、對象性思維，而上升為關系性和系統性思維，從而能在綜合與整體的觀照下全面而具體地把握(事)物的性質和變化。

在對“關系”的探索中，周來祥先生提出美學是研究審美關系的科學，并認為審美關系作為人與現實對象(自然、社會)的一種關系。它有客觀的方面——美的本質、美的形態；主觀方面——美感、審美類型、審美理想；以及主客觀統一產生的高級形態——藝術。故而美學研究應以審美關系為軸心、為中介，把美、審美、藝術這三個方面辯證地統一起來。(24)周來祥：《論美學研究的對象》(1980)，《美學問題論稿》，第4頁；周來祥：《美學三講》，《論美是和諧》，第250頁。到20世紀90年代時蔣孔陽先生同樣把“審美關系”當作美學研究的出發點和根本問題，如他在1993年出版的《美學新論》中打破了美的實體論而進入美的關系論；到《美在創造中》(1997)則進一步確立了關系性思維。

何謂“和諧”？“和”為協調、一體，“諧”是調和、統一。它關聯于西方之“harmony”范疇與中國古典“中和”之美。最早在《我們時代的美是對立的和諧統一》(1980)一文中，周來祥先生就正式提出“美是和諧”的理念，并指出其“不是指廣義的美(它包括崇高、優美等)，而是指狹義的美，只是優美。美是和諧是內容與形式的和諧，是真與善的和諧，是主體實踐自由地符合著客觀規律。它的感性特征是小、柔、曲，滑、細、靜”。(25)周來祥：《我們時代的美是對立的和諧統一》(1980)，《美學問題論稿》，第84頁。故而“崇高”并非“和諧”而為“對立”。在《論美是和諧》(1981)中又進一步概括為 ：“美是和諧，是人和自然，主體和客體，理性和感性，自由和必然，實踐活動的合目的性和客觀世界的規律性的和諧統一?！?26)周來祥：《論美是和諧》，《美學問題論稿》，第30頁；周來祥：《 論美是和諧》，第73頁?？梢姟昂椭C”乃是“物”(27)廣義的“物”除指自然外，還包含社會和人的維度。如周來祥先生認為：《樂記》所說的“物”不僅是指具體的物，而且還接近于“物質”這樣一個抽象概括的哲學范疇，“政治”包括在“物”之中。(參見周來祥：《中國古典美學和古典文藝理論的奠基石——論公孫尼子的《樂記》》，《美學問題論稿》，第456頁。)又“人類主體是整個物質世界發展的一個環節，就主體的整體而言是一個感性的物質存在?！?參見周來祥：《文藝美學》，第106頁。)(廣義)的關聯一體狀態，是人與物(自然)、人與人(社會)、人與自身之間關系的統一。到《再論美是和諧》(1985)，周來祥先生進一步明晰：“和諧是一個深刻的美學和哲學范疇。它起碼包括這樣緊密聯系的四層含義：(1)形式的和諧。人、物、藝術、外在因素的大小、比例及其組合的均衡、和諧(形式美)。(2)內容的和諧，即主觀與客觀、心與物、情感與理智的和諧(內容美)。(3)形式和內容的和諧統一(生活美，特別是藝術美更以此為主要的要求)。從唯物主義說，首先是內容的和諧，內容的和諧要求著形式的和諧，并規定著內容和形式之間的和諧統一。(4)而內容的和諧又決定于主體與客體、人與自然、個性與社會的和諧自由的關系，這種和諧自由的關系集中體現為完美的、全面發展的人(在藝術中則體現為理想的典型和意境)?！?28)周來祥：《再論美是和諧》(1985)，《再論美是和諧》，第190-191頁?！昂椭C”揭示了“物”之間的一體親密關系。形式和內容的區分，并非源始境域，而是抽象思維的結果。形式美及內容美均是即客觀物(實物)與人之身體感覺的相互構建、(29)周來祥先生稱為“主客體的‘雙向同構’關系”。(參見周來祥：《論文學主體性及其歷史演變——兼評劉再復同志的《論文學的主體性》(1986)，《再論美是和諧》，第454頁。)親密顯現。

三、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物性”思想：系統論與物的歷史性

1985年，中國當代文藝界稱其為“方法論年”，這一年由“舊三論”(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等深化至“新三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系統科學理論進一步從自然科學方法向人文科學(尤其是美學研究)方法拓展。(30)可參見顏檳：《怎樣對待美學研究的不同方法——1985年美學方法論探討述評》，《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2期。此時開始至20世紀末為和諧美學發展的第三階段。此時期涌現出了繼“實踐美學”之后的又一個中國當代重要美學流派——生命美學。(31)生命美學流派以潘知常的《生命美學》《生命的詩境》《生命美學論稿》《生命美學的視界》和封孝倫的《人類生命系統中的美學》《生命之思》為代表，其認為美學研究的邏輯起點并非“實踐”而是人類系統中的“生命活動”，強調“物”與人的同構性，突出了審美活動的超功利性和自由意義。受時代的影響，和諧美學的研究與生命美學一樣都帶有明顯的系統論思維方法痕跡。因從系統論的整體屬性出發研究美，周來祥先生認為美不是對象本身的一種屬性，美非純客觀的，也非純主觀的，而是由和諧自由的審美關系所規定的關系屬性、系統整體屬性。(32)參見周來祥：《 再論美是和諧》，自序第1頁。

那么，“系統論”又是什么呢？“系統論”實際是對“關系”范疇的進一步深化。其由貝塔朗菲(Bertalanffy)在《一般系統理論基礎、發展和應用》(1968)中確立。系統論認為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個系統，系統是普遍存在的。系統的屬性決定要素(事物)的屬性，事物一旦進入某個系統，就會在其本體屬性上增添新的系統屬性。故要素(事物)具有雙重屬性：一是它的本體屬性；二是系統的整體屬性，即系統質。在這兩種屬性中，尤以系統質為根本。事物的質首先是由系統質來決定的，對事物的認識首先是把它放在特定的系統中，把握其系統整體屬性。同時系統論指出，系統的結構決定系統的功能，不同的結構具有不同的功能；同時，功能又反作用于結構，對結構產生制約作用。(33)參見周來祥：《現代自然科學方法與美學研究》(1986)，《再論美是和諧》，第82-83頁；周來祥：《文藝美學》，第39頁。例如，一棵樹，其本體屬性即為木質，當其在自然系統中，它的系統質為生命(吸收陽光、雨露、養料而生長)，而當其在人類社會的系統中，它的系統質可能為用具(木桌椅)、景觀(綠化)等。而系統的結構與功能的相互作用，足球運動中的陣型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如進攻型的“三三四”、防守型的“一四三二”(混凝土型)等。

系統論還認為系統具有自組織性原則，其體現在系統的自發生、自運動、自調節、自發展、自實現的整個過程之中。即任何系統作為開放系統，都能通過與環境進行適當交流而不斷地調整自身的行動，無須外力干預而憑借內部矛盾的運動實現自身的發展。這同普利高津(Prigogine)創立的“耗散結構理論”(1969)具有共通之處。耗散結構理論則認為在一個遠離平衡的開放系統中，通過與外界環境信息的相互交換、相互滲透，它有一種自組織、自調節的力量，不斷地克服無序性，當變化達到一定閾值時，可能發生突變，從而使事物從原來的無序狀態轉變為一種時間、空間或功能的有序狀態。(34)參見周來祥：《系統論原則與美學、文藝學的方法論》(1987)，《再論美是和諧》，第108頁；周來祥：《文藝美學》，第42頁。系統論思維，尤其是“系統質”概念，是對傳統絕對“客觀物”觀念及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超越，其對于當代超越形而上學思維模式的探索具體積極的意義。

周來祥先生和諧美學體系的重要特征是堅持“邏輯”與“歷史”的統一。由于“邏輯”是指思維(概念)自身的辯證運動，因而體現周來祥先生“物性”思想的主要是“歷史”范疇，即物的歷史性。周來祥先生認為美、崇高，丑、荒誕等并不是自古迄今都存在著的永恒并列范疇。它們之間有一種歷史的發展，美是古代的總范疇，崇高是近代的總范疇，而丑與荒誕則是現當代的總范疇。古代的美是單純的主客體未經分化的樸素和諧一元美，而近代的崇高(廣義)則是對立的復雜多元的美。到了現今，隨著社會主義的發展，馬克思主義辯證思維替代形而上學思維，新的時代將創造一種新型的辯證和諧美。(35)參見周來祥：《在矛盾、沖突、激蕩中追求著和諧》(1991)，《再論美是和諧》，第5-7頁。以上所討論的“美”(廣義)的歷史性，實際也就是人(主體)與物(客體)之關系的歷史性。從主體(人)而言，古代時依存于客體(物或對象)，感性與理性是均衡和完滿的，缺乏自覺與個性意識；到近代以來，或高揚理性，或感性主導，最后則是主體的矛盾、消解。從客體來看，古代和諧中的人與物一體未分，客體是基礎；近代崇高中的客體，特別是現實主義中的客體是本質的、必然的，而不是經驗的類型的；而在丑的客體中，特別是在自然主義中，更向個別、感性、偶然、純客觀方向發展；到了荒誕，則完全否定了客體本體的統一性本質，一切都變成為無中心、無深度、無意義。(36)參見周來祥：《古代的美·近代的美·現代的美》，長春：東北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前言第3-6頁。此言“物”的歷史性，或“物”的時間性，是對傳統形而上學思維模式中永恒不變之“物”理念的消解，突顯了“物”自身的變化與創造性。只是這里的歷史性(時間性)仍然是一種“線性”時間(過去、現在、未來)觀念，它只能描述已發生的卻不能很好地說明“未來”對于當下之“物”的經驗構成的意義。

四、21世紀的“物性”思想：超二元對立與物的現實性

自20世紀末21世紀初始，如何超越“二元對立”思維模式，逐漸成了中國當代文藝美學討論的基本問題與研究方法變革的關鍵路徑。已近耄耋之年的周來祥先生仍筆耕不輟，力圖實現自我超越，通過對“二元對立”概念的辨析、對“和諧社會”理念的闡釋，更加豐富與完善了其和諧美學理論體系。此時期“生態美學”(37)由于生態環境問題嚴重，20世紀六七十年代西方形成了反思人類的生活方式的“生態美學”。而中國當代生態美學的倡導人物是曾繁仁先生(周來祥先生山東大學同事)，代表著作如《生態存在論美學論稿》、《生態美學導論》等。生態美學是一種系統論思維模式，倡導普遍聯系、生態平衡、物種平等，從而實現了主體與客體、感性與理性等二元對立范疇的統一。生態美學的興起受“物”(自然、社會)的現實性影響，其內在特征乃是生命性，及其延伸的宜人性，是對人類中心主義的超越。而周來祥先生亦曾撰文專門討論生態美學。(參見周來祥：《生態主義和生態美學》(2006)，《三論美是和諧》，第73頁。)成為影響廣泛的美學流派之一，與“生態美學”一致而集中體現周來祥先生“物性”思想形態的是“超二元對立”理念及“物的現實性”相關問題。

關于“二元對立”，周來祥先生認為事物的矛盾(差異)可分為“對立”與非對立的“雜多”兩種。二元對立是指矛盾的雙方在本質上截然相反且相互依存，如美與丑、善與惡、正與反、是與非等。而非對立的雜多，本質上并非完全不同，如酸與甜、咸、辣，如東與北、西與南，其性質各自獨立。(38)參見周來祥：《論哲學、美學中主客二元對立模式的產生、發展及辯證的解決》(2005)，《三論美是和諧》，第2頁。周先生又把“對立”分為絕對的對立和辯證的對立。絕對的對立即雙方彼此之間就不能相互滲透、相互融合。如“物自體”(康德)概念，主客二元對立觀念等。(39)參見周來祥：《論哲學、美學中主客二元對立模式的產生、發展及辯證的解決》(2005)，《三論美是和諧》，第4-5頁。而“二元對立”的解決需要辯證思維方式：矛盾思維與和諧思維。矛盾思維著眼于斗爭，即一方消滅一方；而和諧思維則強調統一，雙方相互融合。(40)參見周來祥：《辯證思維·矛盾思維·和諧思維》(2007)，《三論美是和諧》，第73頁。而事物在和諧中誕生，在和諧中運動，和諧貫穿于事物發生發展的全過程。正因為和諧是普遍存在的，并且存在于一切事物自始至終運動的全過程，和諧才是萬事萬物發生、發展的根本動力，才是事物存在的內在根據。(41)參見周來祥：《現代辯證和諧論與和諧的普遍性》(2006)，《三論美是和諧》，第52頁。有學者認為周來祥先生事實上把差異作為了本質存在，因為周先生對于事物存在的劃分就只有本質對立和非本質對立(即雜多)。 (參見周紀文：《和諧論美學思想研究》，濟南：齊魯出版社，2007年，第286頁。)這其實沒有很好地理解周先生的意思。事物產生之前的“混沌一體”狀態便是原始的和諧，“和諧”一旦開始分別，于是事物產生，物與物便有差異，而這種差異可能為對立，也可能只是雜多。主客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是近代的產物，在古代則是主客未分、一體和諧的前二元對立狀態。(42)參見周來祥、韓貽杰：《半個多世紀的和諧》(2007訪談)，《三論美是和諧》，第511頁；周來祥：《文藝美學》，第138-139頁。主體與客體的分化，人從自然中獨立出來，對象化的力量大大提高了人改造自然、塑造社會的能力，因而從某方面可以說二元對立是人類文明的開端。但“二元對立”模式在當今產生了諸多惡果，如人與物的隔閡、人與人的冷漠等，因而我們需要超越二元對立，重尋世界的親密性。但對于其超越，周來祥先生曾引用馬克思的觀點，認為這不只是一個理論問題，而且是一個現實的、實踐的問題。馬克思指出：“理論的對立本身的解決，只有通過實踐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實踐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主客對立的解決絕不只是認識的任務，而是一個現實生活的任務，而哲學未能解決這個任務，正因為哲學把這僅僅看作理論的任務?！?43)參見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27頁；周來祥：《論哲學、美學中主客二元對立模式的產生、發展及辯證的解決》(2005)，《三論美是和諧》，第17頁。不單需要認識和解釋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因此與作為思維方式的“超二元對立”相關的是“物的現實性”問題。

有研究者指出：“‘和諧美學’不但是‘和諧社會’現實的反映和審美的總結，同時它也直接參與、促進、影響‘和諧社會’的構建?！椭C美學’思想從現代辯證思維的方式出發，吸收和強調了傳統思維和文化的合理成分，關注人與自然、社會及人的和諧統一，對建立‘和諧社會’有極為迫切的現實意義?！?44)劉繼平：《和諧自由論美學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23頁。在當今中國，周來祥先生認為“物”的現實性，就是指“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時代狀況及現實基礎，其是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人與自身、主體與對象高度和諧統一的社會。(45)周來祥：《從和諧美學看和諧社會》(2007)，《三論美是和諧》，第77頁。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構建，不但創造了徹底解決和超越二元對立思維模式的現實基礎，同時又開創了辯證和諧大發展的時代。(46)參見周來祥、韓貽杰：《半個多世紀的和諧》(2007訪談)，《三論美是和諧》，第511頁。如它為現代和諧美學的發展提供了物質基礎，且其自身就是新型和諧美的現實展現。周來祥先生對“物的現實性”問題的強調，指明了理論研究的社會責任與擔當，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導意義。

結 語

改革開放以來正式形成、發展、成熟的周來祥先生之“和諧美學”理論體系，以其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物性”思想——“客觀物”與“形式”探討為思想基礎和根源，并伴隨著中國近四十年的美學發展之邏輯。其中的“物性”思想不斷生成和演變，形成了豐富、獨特、而又具有當代意義的諸種形態：20世紀改革開放初，與李澤厚先生等以“實踐”為邏輯起點的“實踐美學”相異，倡導“關系說”與“和諧論”；至八九十年代，形成了同“生命美學”相區分而又聯系的“系統論”與“物的歷史性”；21世紀，再一次自我超越，生成與“生態美學”呼應的“超二元對立”與“物的現實性”。周來祥先生和諧美學中的“物性”思想之演變，究其本質是其美學思想與時代之政治、社會、思想等相互促進的結果。而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形成的各具自身特色的中國新時期美學流派，如“生命美學”“生態美學”“身體美學”“生活美學”等之“物性”思想又是如何演變的呢？這是值得繼續探究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