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沖突中對抗性群體心理的生成機理及疏解路徑
——基于塔爾德社會理論的分析

張龍輝，王 寒

（1.東北師范大學，吉林 長春 130117；2.南開大學，天津 300350）

黨的二十大指出，要及時將矛盾糾紛化解在萌芽狀態，強化社會治安整體防控，以提升社會治理效能。我國“十四五”規劃指出，增強突發公共事件應急處置能力是“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為此需要“健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危機干預機制”，加強社會治安防控，提升社會治安專業化、立體化水平，以有效化解社會矛盾糾紛，維護社會穩定和安全。群體心理作為社會心理的組成部分，對于群體行動的開展和社會治安維護具有重要作用。塔爾德（Jean Gabriel Tarde）在對孔德（Auguste Comte）和涂爾干（Emile Durkheim）社會學思想進行繼承和批判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理論體系，認為社會現象在本質上是一種心理現象，社會關系在本質上是一種模仿關系，而傳播則推動純粹心理上的集體的形成。在塔爾德看來，傳播使基于身體接觸的“群眾”向沒有身體接觸的純粹心理上的“公眾”演化，模仿則推動“公眾”向“暴民”的轉化，群體心理的形成受傳播和模仿的影響，從而闡釋了社會生活中群體的形成和群體心理的建構問題。

在公共沖突中，群體情感的傳播、公眾輿論的形成以及個體情緒的醞釀都與沖突的傳播密切相關，尤其是在“無直接利益沖突”的公共沖突中，社會沖突的參與者與沖突事件本身并沒有直接利益關系，但卻因傳播帶來的情感和價值擴散效應而形成共鳴，將原本不存在直接利益關系的個體組合成具有共同情感基礎和心理特征的群體。傳播在作為純粹精神上的集體形成過程中起著決定性作用，它推動了基于身體接觸的“群眾”向作為純粹精神上的組合的“公眾”的轉化，但作為具有共同情感基礎和價值內核的群體心理的形成還需要模仿的推動。在公共沖突中，身處核心地位的意見領袖和身體鄰近的群體成為公眾模仿的對象，且隨著傳播技術的發展，尤其是智能傳播技術的社會化應用，意識形態的跨境傳播速度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公眾模仿的對象也更加突破了物理空間的限制，身體鄰近不再是公眾模仿的唯一條件，公眾可以借助智能傳播平臺模仿其他物理空間內的行為，從而使公眾的模仿突破了時空要素的限制，群體情緒和群體氛圍的傳播、個體對他人的模仿成為影響群體心理建構的重要因素。從塔爾德社會理論譜系中的傳播與模仿的角度探討公共沖突中對抗性群體心理的生成機理，為防止沖突擴散、消解極端群體心理對立、提升社會治安防控能力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

一、公共沖突中影響群體心理塑造的傳播與模仿

作為法國社會學的創始人之一，塔爾德用“模仿說”來解釋社會心理現象，認為傳播推動了純粹精神上的集合的形成，傳播與模仿成為塔爾德探討社會秩序建構和社會心理生成的重要理論基礎。在公共沖突中，雖然群體氛圍、個體經歷、個體價值觀以及外部環境刺激都會影響群體心理的建構，但這些影響因素對群體心理的影響都可歸入傳播與模仿互動的角度進行分析，傳播與模仿成為影響群體心理建構的重要因素。

（一）塔爾德社會理論譜系中的傳播與模仿

塔爾德的社會學理論受孔德影響，他堅持孔德的道德學是生物學也是社會學的二分法觀點，認為心理學既是生理的也是社會的，從而推動了社會心理學的發展。他認為社會學與心理學密不可分，不應將社會與個人分開，而應區分三種形式的心理或心理間關系，即模仿、發明和對立，并將對社會的研究“專注于個人模仿和互動的動態和混合過程”［1］45，認為模仿是一種社會關系，“在這種關系中，某人自愿或非自愿地把他或她作為一個模型，而其他人有意識或無意識地模仿他或她”［2］，模仿在本質上是一種復制行為，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思想和行為的復制。

塔爾德用模仿解釋社會心理問題，他認為社會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模仿的關系，這種模仿的傾向使人類能夠有效地重復動作［1］49，模仿是所有社會相似性的原因，“社會因此可以被定義為一群易于相互模仿的存在”［3］68。塔爾德把社會事實歸結為普遍存在的模仿行為，認為社會的人通過普遍的模仿而組成相互聯系的整體，“社會是由人組成的，把單個的個人連接成社會的紐帶就是模仿”［4］，模仿催生個體的“心理印記”，進而推動人們頭腦中集體思維的形成［5］143，模仿的最終結果是普遍對立的存在?；诖?，塔爾德認為社會的本質是“一個大腦對另一個大腦的影響”，這種影響是通過模仿來實現的?！叭祟惥奂F象中的一切都是社會性的，而不是生命性的，都帶有模仿的印記”［6］，從而揭示了思想在社會環境中的真正傳播。在社會心理的建構方面，他認為精英是模仿之源，他們能夠確保社會信念的統一，群體心理的統一是群體成員對群體精英或意見領袖模仿的結果［7］，從而強調社會精英在大眾心理塑造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群體的形成問題上，塔爾德提出了“群眾”和“公眾”的概念，①在塔爾德的話語體系中，“群眾”“公眾”“群體”分別對應英文the crowd、the public 和the mass，因此本文的“群眾”概念不具有中國現代語境中的“人民大眾”的政治含義。他認為群眾是指存在身體接觸的群體，而公眾則是指純粹精神上的集合，它由分散的個體組成，不存在身體的接觸，傳播在此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塔爾德強調大眾媒介的政治社會化功能［8］，他認為，“公眾”的形成需要借助特定的傳播手段，沒有傳播的參與就難以打破物理空間對群體形成的限制，也難以超越身體的接觸形成純粹精神上的組合，印刷術等傳播技術的發展順應了這一需求，使公眾心理的建構越來越不依靠身體鄰近這一基礎。因此，傳播成為推動群體建構的重要因素，傳播技術的發展對于群體的形成速度、群體的規模以及群體的空間分布具有重要推動作用。

整體而言，在塔爾德的理論譜系中，解決社會凝聚力問題的關鍵是傳播社會思想的通信技術以及接觸這些思想可能導致的模仿，而不是難以改變的制度或社會存在的基本形式。社會的驅動力是在創新和模仿的過程中發現的，“有效治理的范圍受到被統治者的忠誠和身份的限制，這又與模仿和傳播的限制相對應”［9］，這些限制可以看作是不斷擴大產生公眾思想的“新聞工作”。傳播和模仿成為塔爾德社會理論譜系中解釋社會現象和心理問題的重要概念，其中傳播是形成群體的重要動力，因為傳播的存在使擺脫身體接觸的、純粹精神上的組合成為可能，而模仿則推動群體心理的建構，在使群體的心理趨于統一的同時促進不同群體間普遍心理對立的存在。在公共沖突中，傳播是催生群體的重要因素，對傳播的需要以及報紙等傳播媒介的推動使“群眾”向“公眾”轉化，從而形成了不以身體接觸為特征的純粹精神上的組合。而“信念”和“欲望”是產生模仿的基本要素［10］，“信念”和“欲望”是塔爾德人格理論的重要元素，正如塔爾德所說，“信念和欲望通過社會模仿而擴散并逐漸制度化，從而產生與之相應的心理狀態：‘輕信’和‘順從’”［5］28。因此，在塔爾德的社會理論中，傳播與模仿是催生群體心理的重要因素，傳播和模仿共同推動群體心理的建構。

（二）傳播與模仿互動下公共沖突中的群體心理類型

傳播和模仿的互動關系存在四種情況，即高傳播高模仿的互動關系、低傳播高模仿的互動關系、低傳播低模仿的互動關系和高傳播低模仿的互動關系。在公共沖突中，群體心理呈現多樣的形態，既有激進的對抗性心理，也存在沉默心理，還存在“頑固的心理”現象，即雖然受群體情緒傳播的影響，但并未對群體激進情緒和對抗心理進行模仿的現象。從傳播與模仿互動關系的角度而言，公共沖突中的群體心理形態可分為四種基本類型，即基于高傳播和高模仿的從眾型心理、基于低傳播和高模仿的模仿主導型心理、基于低傳播和低模仿的沉默型心理、基于高傳播和低模仿的傳播主導型心理（見圖1）。

圖1 傳播和模仿互動下的群體心理類型

基于高傳播和高模仿生成的從眾型心理是公共沖突中群體心理的第一種類型，也是公共沖突中最常見的一種心理類型。從眾型心理有兩個向度，一個是激進、對抗向度的心理在群體內的傳播和模仿，最終形成對抗性的從眾群體心理，這一群體心理會給政府政治過程和社會公共秩序的穩定帶來沖擊；另一個是溫和、理性向度的心理在群體內的傳播和模仿，最終形成有利于政治系統穩定的溫和型從眾群體心理。在高傳播和高模仿的推動下，激進對抗的情緒、心理和行為不僅會在群體內部和社會中進行傳播，還會在群體傳播和環境刺激的影響下引發社會性的模仿行為。其結果是公共沖突中的激進情緒、激進心理和對抗性行為的進一步擴散，從而增加社會治安的防控壓力。一般而言，越是具有鼓動性和感染力的情感和心理，其傳播和被模仿的速度越快，而群體內的激進情緒和對抗心理恰恰具有強大的鼓動性和感染力，因此，公共沖突中激進的群體心理傳播最快，在外部環境刺激下引發的模仿行為也最多。當然，高傳播高模仿的群體心理不必然導致激進對抗的群體心理，一些富有感染性和鼓動性的情緒、情境也會催生溫和理性的、有利于公共秩序恢復的群體心理?；诟邆鞑ズ透吣７碌膹谋娦腿后w心理是最為活躍的、影響范圍最大的群體心理，其中對抗性從眾型心理對社會的破壞性最大，也是本文研究的重點。

基于低傳播和高模仿生成的模仿主導型心理是公共沖突中群體心理的第二種類型。在這種類型下，受傳播速度和傳播效率的限制，群體在規模和凝聚力上較弱，雖然群體內部也存在強烈的模仿行為，且形成了特定的群體心理。但由于這一群體及其心理未能在社會中廣泛擴散，其結果就是雖然因模仿而導致了社會對立，但這種對立未曾在社會中擴散，因此其對社會的影響僅限于群體本身。整體而言，受弱傳播行為的影響，群體的規模得到限制，公共沖突中的激進情緒、對抗怨恨心理被限制在一定范圍內，未曾外溢擴散向社會，群體內的模仿行為雖然也會造成對立，但這種對立并未因傳播的推動而造成普遍的對立狀態，引發社會性治安問題的概率較小。

基于低傳播和低模仿生成的沉默型心理是公共沖突中群體心理的第三種類型。在這種類型下，公共沖突中的傳播行為和模仿行為都較弱，公眾對激進對抗情緒和溫和理性的情感都持冷漠或沉默態度，但這種情況在公共沖突中較為少見。這是因為，公共沖突的沖突性使其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傳播性和社會影響性，公共沖突本身也會成為社會中備受關注的焦點，從而得以在社會中快速擴散。而公共沖突在社會中的傳播會導致普遍模仿行為的發生，進而推動公共沖突中群體心理的趨同和情感的相似，最終導致基于共同行動的群體行為。而低傳播和低模仿則削弱了公共沖突中的激進情緒和對抗心理的傳播，在一定程度上阻斷了公眾對沖突心理的模仿，弱化了公共沖突中因傳播和模仿導致的普遍的社會對立，化解了公共沖突的破壞性。因此，在受傳播和模仿互動而形成的幾種群體心理中，這種情況是導致社會對立最弱的情境，也是對社會破壞最弱的情境。

基于高傳播和低模仿生成的傳播主導型心理是公共沖突中群體心理的第四種類型。在這種類型下，社會中的思想、情感和行為具有較強的傳播性，互聯網絡、廣播、電視等成為推動其擴散的重要傳播媒介，借助傳播媒介的傳播，人們可以了解到其他個體的思想、情感和行為等，并基于此建構特定的社會關系，形成特定的群體。但群體心理的建構除了依靠較強的傳播之外，還需要群體內普遍的模仿行為，沒有模仿的介入或公眾模仿行為偏弱，難以形成群體的“心理印記”，也難以導致普遍的社會對立?？梢哉f，在塔爾德社會理論看來，傳播雖然能夠造成情感、思想和價值的擴散，但模仿才是造成對立的根源，只有傳播沒有模仿，就難以形成普遍的對立。在高傳播和低模仿互動情境下，群體成員對群體意見領袖和群體情感的模仿欲望不強，導致群體意見領袖對群體成員控制力的減弱，群體情感傳播對群體成員的心理和情感的影響力相對較弱，群體心理表現為較弱的心理對立和破壞傾向。整體而言，傳播與模仿互動下公共沖突中的群體心理類型如表1 所示。

表1 傳播與模仿互動下的公共沖突群體心理類型

二、公共沖突中對抗性群體心理的生成機理

在塔爾德的社會理論譜系中，傳播能夠推動基于身體接觸和空間鄰近的“群眾”向純粹精神組合的“公眾”轉化，使群體的范疇由鄰近空間內存在身體接觸的多個個體的組合擴展為不同空間內多個個體純粹精神上的組合，“公眾”和“群眾”共同構成了公共生活中的群體（見表2），從而將社會學意義上的群體由群眾向公眾擴展?，F代傳播技術的發展推動了傳播技術和傳播范式的變革，信息生產的智能化、信息傳播的精準化、傳播結構的去中心化以及傳播渠道的多元化成為現代傳播的顯著特征?，F代傳播的這些變革加速了思想、情感的跨境傳播，提升了不同物理空間內個體交流的速度和頻率，使不存在身體接觸的純粹精神上的公眾日益增多，并使塔爾德理論視域中的“傳播”呈現新的特征。而模仿對情感的擴散、行為的趨同和精神的統一起著重要作用，通過對他人精神、情感的模仿，在社會中塑造精神和情感的相似性，精神和情感相似性形成的結果就是共同心理特征的生成。整體而言，在塔爾德社會理論視域下，公共沖突中的對抗性群體心理的生成機理如下。

表2 社會學意義上的群眾、公眾與群體及其關系

（一）傳播推動群體的形成和情感的外溢

在公共沖突中，人們基于特定的利益訴求或者以觀望的態度無意識地聚集在一起，這些聚集在一起的個體組成了最初的群體形態，即“群眾”，他們處于相同或相鄰的物理空間，且具有頻繁的身體接觸和面對面的交流。在這一階段，怨恨、對抗情緒或者激進觀點在相同或相鄰空間內的群體成員間傳播，但隨著怨恨、對抗情緒或者激進觀點向群體外的擴散與傳播，尤其是在互聯網以及智能傳播平臺日益普及的今天，情感、思想的傳播突破了交通及地域等因素的限制，出現了超空間擴散現象，并向虛擬空間延伸。情感和思想的超空間擴散使共同認知的形成和社會關系的建構不再必然依靠相同或鄰近空間內的身體接觸，超空間交流成為不同個體間交流的重要方式，進而擴大群眾的規模，并推動了“群眾”向“公眾”的演化進程。同時，現代傳播技術的發展推動了傳播的個性化、大眾化、社會化，提升人們獲取信息的能力，借助即時交互性傳播技術增強受眾對公共沖突的沉浸式虛擬“臨場互動”［11］，強化受眾對其他物理空間內發生的公共沖突的直觀感受和切身體悟。而深度偽造技術以及音視頻剪輯技術則使謠言和虛假信息的生成和傳播看起來更具“可信性”，其結果是進一步使公共沖突內的激進情緒和對抗心理向其他物理空間蔓延，從而導致了群體激進情緒和對抗心理的外溢。

如在美國弗洛伊德事件中，美國警察在逮捕弗洛伊德過程中，對其呼救、呻吟置之不理，最終導致其死亡。警察“跪殺”弗洛伊德的視頻在網絡上的擴散增強了公眾的直觀感受，將原本互不關聯的個體在網絡上或現實生活中聚集起來，并迅速引發了強烈的社會輿論，圍繞這一事件形成了基于身體鄰近和超越物理空間的網絡群體，他們通過互聯網絡傳播視頻、表達觀點、形成輿論、影響情緒。隨著事情的發酵，一些激進情緒和對抗心理也逐漸在社會中傳播，進而激發了美國社會中久已存在的矛盾，原本局限于一地的事件以及特定事件的矛盾開始外溢，最終成為治安問題。

（二）模仿催生共同心理印記和共同行動

雖然傳播推動了群體的形成和情感的外溢，但作為具有共同情感基礎和價值內核的群體心理的形成還需要模仿的推動，在塔爾德看來，社會關系的形成和社會心理的塑造過程都存在普遍的模仿行為。在一個具有強烈激進情緒的場域內，如公共沖突中，厭惡的情感和激進的情緒會很快受到模仿，受此影響，“每個人的厭煩就因此而加倍。群眾里的個人在道德上就最大限度地趨同”［5］224。受環境刺激和社會情感影響，很多模仿行為都表現出無意識和不自覺的特征［3］68，這一特征在公共沖突中尤為明顯。同時，在塔爾德看來，模仿既存在由內心到外表的模仿，也存在與地位、距離等相關的模仿，“地位最高、距離最近的人是最容易成為模仿對象的人”［12］161，與社會主導性文化越靠近、與制度化的傳統越接近越容易被模仿。同時，現代傳播技術的發展推動了傳播模式的變革，現代傳播中的沉浸式臨場感知以及共情傳播效應縮短了模仿者與被模仿者的空間距離和心理距離，強化了公共沖突參與者對激進情緒、抵觸心理和怨恨情感的模仿，任何外顯的政治行為都受內在心理的驅動［13］，而這能夠加快群體內模仿的速度和效率。

模仿的結果是群體內共同心理印記的形成和普遍社會對立的出現，原本分散的個體受情感共鳴、相同或相似經歷等的影響逐漸就某一事件達成共識，形成共同社會心理。而對行動的模仿則會催生共同的行動，尤其是在現代傳播技術的推動下，個體對他人的模仿突破了身體鄰近的條件限制，借助智能傳播載體，人們可以及時了解其他物理空間內的群體行為，采取超越物理空間的共同行動。在弗洛伊德事件中，激進情緒、對抗心理首先在與弗洛伊德具有相同膚色、相同階級階層和相同境遇的群體中傳播，并在明尼蘇達州爆發了抗議示威活動。在激進情緒、外部環境的刺激下，對抗心理在越來越多的人中間傳播，并被廣泛模仿，他們借助傳播媒介或具體行動向政府表達不滿，最終形成了以反對種族歧視、呼吁社會公平為內容的群體心理。但受外部環境刺激和對抗性心理影響，激進的甚至極端的群體心理開始在社會中傳播，并被廣泛模仿，最終使一個偶發事件演變成在美國多個城市爆發大規模沖突的社會性問題。

（三）傳播與模仿共振形成對抗性群體心理

在公共沖突對抗性群體心理形成過程中，傳播與模仿缺一不可。傳播與模仿的共振既能夠加速公共沖突中怨恨心理、激進情緒等對抗心理的傳播與擴散，還能夠增強社會模仿效應，擴大對抗性心理的影響范圍，通過普遍的模仿在社會中形成共同心理印記，使群體具有了共同的情感特性和穩定的心理基礎。正如上文所說，高傳播和高模仿會催生從眾型群體心理，公共沖突中激進情緒和怨恨心理等對抗心理的高傳播與高模仿會加劇對抗心理在社會中的擴散，并可能會在外部環境的刺激下出現大規模的社會模仿行為，進而沖擊社會公共秩序，擾亂人們的正常生活。因此，傳播與模仿的共振使公共沖突中的激進情緒、對抗心理得以廣泛傳播，并在現代傳播模式的影響下被廣泛模仿。公共沖突中的參與者通過模仿他人的思想、情緒，逐漸形成思想、情緒的相似性，不同個體的思想、情緒逐漸相似、趨同，最終在群體中形成集體的共同“心理印記”，繼而形成具有共同價值認知、群體特征和情感特點的對抗性群體心理。

在外部環境刺激下對抗性群體心理會演化成對抗性群體行為，引發社會沖突，沖擊社會秩序，帶來一系列的社會治安風險。美國弗洛伊德事件就很好的詮釋了傳播與模仿共振對公共沖突中對抗性群體心理的影響，隨著事件的發酵和情感的傳播，越來越多的民眾形成了情感共鳴，同情、支持、聲援弗洛伊德及其家屬，并反對種族歧視，呼吁社會平等。但隨著極端激進情緒的擴散以及公眾模仿行為的增多，原本在明尼蘇達州一地爆發的抗議示威活動快速向其他地方蔓延，最終演變成多地并發的大規模騷亂、搶劫以及沖突事件。公共沖突中的對抗性群體心理最終演變為對抗性群體行動，且在多個地方出現了失控現象，激進情緒的傳播、外部環境的刺激以及社會化的模仿使偶發事件變成了大規模的社會沖突，造成了嚴峻的社會治安形勢。

三、公共沖突中對抗性群體心理引發的治安風險

公共沖突中對抗性群體心理的生成伴隨著激進情緒和對抗心理的傳播與模仿，使公共沖突中的激進情緒和對抗心理向社會擴散，增強了對抗性群體心理的社會化影響。對抗性群體心理的蔓延會加劇政府與社會的對立，弱化政府公信力，導致作為群體成員的個體的責任意識消失，催生責任分散效應，甚至還會導致群體心理極化，引發嚴重的社會對立，進而誘發一系列治安風險。

（一）導致信息傳播彌散化，誘發政府公信力危機

公共沖突中對抗性群體心理的蔓延會導致群體成員思想的混亂，他們的自主意識受外部環境和群體意見領袖的影響較大，從而出現對群體意見領袖盲目的信任，其思想、情感和行為易被群體意見領袖或外部激進情緒影響。因此，公共沖突中情感、心理的傳播會使主流意識形態傳播遭遇意識形態多元、個體意識結構失衡等困境，并強化群體意見領袖對群體成員的影響和控制，導致群體間普遍對立的存在。群體的對立、意見領袖對群體成員控制的加深會弱化政府在社會心理引領中的主導作用，激進的對抗性群體心理也使作為群體成員的個體難以接受政府的疏導，甚至質疑政府在處理公共沖突時的輿情引導和調查結果。尤其是隨著智媒時代的到來，智能傳播的去中心化特征弱化了政府對信息傳播的主導權，掌握有智能傳播資源的公眾、社會團體、科技巨頭公司分享了原本由政府主導的信息傳播權，從而使信息傳播主導權向社會擴散，出現信息傳播彌散化現象，進而引發大數據背景下政府在治安治理方面專業能力不足的問題［14］，出現了信息傳播國家敘事與社會敘事分離的情況，嚴重影響國家與社會在治安治理中的互動合作，不利于國家治安治理現代化的實現。

公共沖突中對抗群體心理傳播的這一現象會弱化政府在公共沖突治理中的公信力和治理權威，在大多數群體性治安事件的公共沖突中，沖突的雙方往往是政府與社會，一般表現為社會大眾對政府的不信任，并在偶發事件的刺激下而爆發公共沖突。而在公共沖突爆發初期，信息傳播和輿論導向尤為重要，但在“后真相時代”，真相的傳播往往會被謠言所覆蓋，且在對抗性群體心理的推動下出現激進情緒，對政府的信息披露和處置措施表現出抵觸心理或不信任態度。公共沖突的蔓延、對抗性群體心理的傳播進一步沖擊了群體成員對政府的信任，引發政府公信力危機，嚴重的還會沖擊政府合法性。在現實政治生活中，因偶發的社會治安事件演變成社會沖突，進而導致國家政權更迭的現象屢見不鮮。政府公信力的弱化會進一步消解政府處置公共沖突的權威，降低政府遏制對抗性群體心理傳播的效果，嚴重的還會導致公共沖突的失控，引發社會性的秩序危機。

（二）催生責任分散效應，加劇社會秩序維護風險

公共沖突中對抗性群體心理的高傳播性和高模仿性加速了激進情緒、對抗行為的傳播和擴散，受外部環境的刺激和個體意識缺失的影響，原本作為獨立個體時謹小慎微、敬畏法律、富有責任感的“公眾”演變成責任意識缺失、情緒多變且容易訴諸暴力的“暴民”?！肮姟毕颉氨┟瘛钡霓D化會加劇激進情緒對群體成員的心理渲染，個體責任意識的缺失會加劇公共沖突對社會安定秩序的沖擊，引發社會治安風險。正如當時眾多社會學家，如古斯塔夫·勒龐、西庇阿·西蓋勒（Scipio Sighele）、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所認為的那樣，引發沖突并對社會秩序造成破壞的唯一罪魁禍首是因模仿他人而呈現非理性的群眾，面對因激進情緒和對抗心理而引發的群體行為給社會秩序帶來的破壞，雖然“懲罰群眾有道理，但你辦不到”［15］，這會催生責任分散效應。

在責任分散效應的推動下，個體不再是推動社會和諧、安全、有序的主體，而是在公共危機中出現了法律責任、倫理責任以及社會責任等的缺失［16］，個體責任缺失既是公共沖突中對抗性群體心理擴散的結果，也是加劇公共沖突烈度和破壞性的誘因。受個體責任缺失的影響，個體在群體性公共治安事件中變得肆無忌憚，社會倫理、法律規范對個體行為的約束大為減少，并引發不良示范效應，增強公眾對對抗性行為的仿效。大多數群體性治安事件中，在群體氛圍、激進情緒等的渲染下，個體變得越來越狂躁，且在法不責眾心理驅使下變得越來越肆無忌憚，群體的聚集、激進情緒的擴散增強了公眾對極端行為的模仿，且群體的規模越大這種趨勢越明顯，這一特點使作為群體成員的個體成為勒龐口中的“烏合之眾”。這會使原本理性的個體逐漸趨于情緒化和極端化，并在外部環境刺激下導致普遍的心理對立，從而引發對抗性破壞行為。在此情境下，個體會做出原本不敢做的事情，如打砸焚燒車輛、沖擊政府機關，給社會公共秩序帶來嚴重沖擊，加劇社會治安嚴峻形勢。

（三）導致群體心理極化，激化社會對立風險

公共沖突中對抗性群體心理的大范圍傳播和社會化模仿會導致群體心理的極化，形成普遍的心理對立，造成極端情感和對抗情緒的社會性化。群體極化指的是群體中的成員經過對其最早具有的某種態度傾向的互動、交流和共振，推動這種態度傾向的強化和發展，最終形成極端的態度和觀點［17］，群體極化包括群體心理的極化與群體行動的極化。作為一種群體化的心理傾向，群體極化具有情緒化和非理性、去個性化和匿名化等特征，它是極端情緒或觀點在群體內傳播的結果，對群體情緒和價值具有強化作用。群體心理極化的結果是群體中原本多元的態度傾向、理性的價值判斷和個性化的意見表達被情緒化、非理性、匿名性以及單一化的群體特征所取代，導致群體心理特征的內卷化、情緒宣泄的極端化和行為選擇的對抗化。群體心理的極化會導致群體行動的極化，極端的群體態度和群體心理會使公共沖突中多元的群體，尤其是對立的群體之間難以形成共識，導致群體在參與政治事務過程中采取極端的、激進的、對抗的或者情緒化的群體行為。

群體心理的極化在導致群體心理極端化和單一化的同時，還會引發群體成員對群體意見領袖的盲目信任，加劇極端情緒在群體內的傳播，增強群體成員對群體意見領袖的模仿效應。在公共沖突中，對抗性群體心理的蔓延會強化群體間的對抗性，不同的群體固守自身的認知或情感，并在傳播的推動下在社會中形成多元的對抗性群體心理。如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不同的群體秉持不同的立場，彼此沖突的立場間甚至發生激烈的對抗，引發廣泛的社會沖突，這些對抗性群體心理有著各自的核心價值和利益訴求，在極化的群體心理驅動下對立，模仿行為的廣泛發生則進一步加劇了心理的、普遍的對立，激化社會對立風險。對抗性群體心理的這些影響會導致社會矛盾的不可調和，甚至在固守極化群體心理的過程中發生沖突，給社會秩序帶來消極影響。

四、公共沖突中對抗性群體心理的疏解路徑

公共沖突中對抗性群體心理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公共沖突之初，對抗性群體心理并未普遍存在，而是在傳播與模仿的推動下逐漸向社會擴散，進而催生普遍的對抗性心理，給公共秩序帶來沖擊。要想控制沖突的擴散、緩解群體心理的對立程度、減少公共沖突對社會的破壞性，就需要從影響對抗性群體心理形成的傳播和模仿著手，尋求規制對抗性群體心理的有效路徑，以消解對抗性群體心理對社會秩序的沖擊。

（一）強化政府信息傳播主導權，控制沖突擴散范圍

傳播是推動沖突擴散的重要力量，互聯網絡、報紙、電視等傳播媒介的傳播以及個體間的交流、爭論都會推動對立情緒、怨恨心理、激進思想的擴散，沖突的擴散擴大了對抗心理和抵制情緒被感知的范圍，塑造了公眾的模仿對象，加速了公眾的模仿行為，為群體心理的生成和對立提供了組織基礎。要想化解對抗性群體心理的消極影響，就需要在公共沖突發生的初期強化政府對社會輿論的主導權，有效引導社會輿論，重塑主流意識形態對公眾思想、心理和行為的引導，以控制沖突的擴散范圍，有效防止群體極端情緒傳播。在傳播智能化趨勢日益明朗的今天，智能傳播的去中心化弱化了政府對信息傳播和社會輿論的主導權和控制權，一些科技巨頭公司和技術精英憑借對智能傳播技術的控制和算法資本的操縱分享了社會中的信息傳播權和輿論主導權，從而加劇了政府控制激進、對抗信息擴散的難度。這就需要政府在處置公共沖突時掌握信息發布的主導權，加強對極端思潮、激進情緒等的傳播監管，杜絕謠言、虛假信息的傳播。

政府在信息披露中的主導性作用發揮需要其順應當前智能傳播的發展趨勢，重視抖音、快手、微信、微博、Twitter 等智能傳播平臺的信息放大效應，增強政府對網絡信息傳播的控制能力，掌握網絡輿論話語權，克服信息披露過程中的“修辭結構單一與表達過于理性”“話語霸權的立場預設”以及“事后補救導向為主”的政府輿情回應范式［18］，完善政府應對輿情傳播的回應路徑，提升政府在輿情應對過程中的話語力。同時還要強化對算法傳播的規制，建立制度化的智能傳播監管機制，規范算法傳播和生成式AI 服務的政策法規，以規范社會傳播行為。如2023 年7 月出臺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務管理暫行辦法》明確規定生成式AI 不得生成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安全穩定以及宣揚極端思想、暴力的內容，對于具有輿論屬性或社會動員能力的生成式AI 服務還要開展必要的安全評估。

（二）引導社會模仿行為。緩解群體心理對立

思想的形成、心理的塑造和情感的傳播與個體的模仿行為密不可分。在公共沖突中，單純的社會傳播雖然能夠推動沖突的擴散和群體的形成，但模仿行為的開展才是生成群體心理、引發群體對立的主導因素。隨著模仿行為的大范圍開展，個體的自我意識逐漸喪失，在群體情感和外部環境的刺激下，群體成員往往做出作為社會個體所不敢做出的事情，從而推動作為群體的“公眾”向“暴民”演化。同時，公眾在參與社會互動時，往往“具有自動模仿他人動作的傾向”［19］，這種模仿既存在動作的模仿，又存在心理的模仿。模仿在個人身上產生的結果是特定“心理印記”的形成，是作為人格基本成分的信念和欲望的制度化，模仿行為的發生會導致兩個結果，即控制和對立，其中控制指的是群體意見領袖（社會精英）對普通群體成員（普通大眾）的控制，對立指的是基于模仿形成的純粹精神上的組合間的對立。

因此，要減少對抗性群體心理對社會秩序的沖擊和破壞，還需要引導社會模仿行為，在控制沖突擴散的同時，依靠外在的強制力削弱作為群體成員的個體對對抗、破壞、憤懣、怨恨心理和行為的模仿。如我國《治安管理處罰法》明確規定，對于散布謠言、故意擾亂公共秩序、煽動策劃非法集會、擾亂機關企事業單位正常秩序等行為，視其情節予以相應的處罰。這能夠有效阻斷極端群體行為傳播路徑，弱化因模仿行為而出現的群體對立，緩解或者遏制對抗性群體心理對公共秩序的破壞。對社會模仿行為的引導還需要借助傳播媒介對個體進行思想的引導和榜樣的塑造，通過塑造正面榜樣來引導公眾的模仿行為。同時，還需要提升公眾的媒介素養和理性思維能力，防止其在喧囂的群體情感和外部環境的刺激下出現個體獨立個性的喪失和無意識模仿行為，以保持相對穩定的心理狀態，從而削弱群體意見領袖以及外部環境對個體心理的控制，推動作為群體成員個體的自主意識的恢復，弱化群體心理對立。

（三）優化傳播與模仿互動關系，消解公共沖突破壞傾向

傳播和模仿行為對沖突的擴散、群體的形成和群體心理的塑造產生影響，其中，傳播在推動作為純粹精神上的群體生成的同時，增強了個體模仿群體意見領袖、其他個體情緒和心理的可能性，而模仿則能夠強化群體意見領袖對群體成員的控制、導致不同群體間的心理對立。在塔爾德看來，模仿是一種從內心到外表的模仿，即先模仿他人的思想和心理，再模仿他人的行為，在模仿的過程中，地位越高、距離越近的人越容易被模仿，認為“生氣勃勃的權威人士對柔弱的人具有不可抗拒的影響力”［12］143，從而闡釋了社會精英在模仿中的主導作用。正如勒龐在其《烏合之眾：大眾心理研究》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作為群體成員的個體的思想、心理和行為總會被群體意見領袖所左右，群體意見領袖通過將公眾塑造成無意識的“烏合之眾”來推動群體情感的傳播、引導公眾心理的塑造。

因此，對公共沖突中對抗性群體心理的規制，消解群體心理的對抗性和破壞性，還需要從傳播與模仿互動的角度著手，以消解其破壞傾向。傳播與模仿的互動推動著群體情緒的擴散和對立心理的塑造，傳播使基于身體接觸的“群眾”轉化為以純粹精神為內在關聯的“公眾”，而模仿則使作為“公眾”的個體成為具有對立、破壞心理的“暴民”，這些“暴民”受群體意見領袖的控制和外部環境的刺激，以極端破壞行為參與公共沖突。這就需要優化傳播與模仿的互動，從整體上實現傳播與模仿互動關系的均衡，既要防止因過度傳播導致的沖突擴散和群體規模擴大，也要隔斷公共沖突中對抵制情緒、怨恨、對抗心理的模仿路徑，弱化群體意見領袖對群體成員的控制，使傳播成為政府主導下的傳播，模仿成為政府主導下的模仿，從而將社會中的傳播和模仿行為控制在秩序允許的范圍之內，尋求傳播和模仿的動態均衡，通過有目的的傳播和有針對性地模仿化解公共沖突中對抗性群體心理的破壞傾向。

（四）完善心理疏解機制，防止群體心理極化

當公共沖突中的極端情緒、怨恨心理擴散之后，往往會在社會中形成對立的群體心理，而在這一群體心理形成之前可能并不被其他人所察覺。針對這一情況，當公共沖突中的對抗性群體心理已經形成時，就需要借助心理疏解機制，強化對群體心理，尤其是極端對抗性群體心理的疏導，以防止群體心理極化。群體認同、外部環境刺激、群體情感渲染以及其他個體的支持都會成為影響個體心理塑造和行為選擇的重要因素，當個體成為作為群體成員的個體時，“群際情緒、群體認同將個體內在的情緒喚醒”，從而使群體及作為群體成員個體的“態度極化及行為極化的可能性增大”［20］。據此，對個體的心理疏導需要削弱極端情緒、極端行為對個體的刺激，緩和極端群體心理對群體成員的影響，為群體成員的心理宣泄和情感表達提供多樣化的渠道。心理的對抗大多是利益的沖突，這就需要拓展沖突中的利益表達渠道，使沖突雙方得以進行積極的溝通，從而消解群體間的緊張對立情緒，弱化群體心理的對抗性。

同時，極端群體心理的擴散和群體情感認知的高度統一會導致群體決策的極端化，群體心理向著冒險或保守的一極傾斜，從而引發激進或保守的群體行為，群體的心理極化往往呈現激進、對抗和破壞特征，因此，規制群體心理的對立和破壞傾向還需要防止群體心理極化。防止群體心理極化需要建構完善的心理預測預警機制，當發生心理對抗時，能夠及時對群體心理形成的邏輯進行溯源和分析，對沖突可能導致的群體心理及相關行為進行有效預測，增強對群體心理的預判能力，阻斷群體心理極端化邏輯，有效應對因群體心理極化造成的對抗性破壞行為。在應對基層社會治安事件中的群體心理極化時，可以借助“聲望”“榮譽”等實現非正式互動，通過對情感資源的動員強化沖突雙方的心理融合，并借助個體聲望對激進的群體“在更廣泛的時空場域發揮引領效應”［21］，以消解極端心理對群體的影響，將更多的組織和個體吸納進社會治安的協同治理體系之中，鏟除心理極化的生發情境。

結 論

在塔爾德的社會理論譜系中，傳播和模仿是其重要組成部分，其中傳播為傳統的基于身體接觸的“公眾”向純粹精神上的結合的“群眾”轉化提供了條件，而模仿則推動群體內基于共同價值基礎和情感訴求的群體心理的形成，對極端群體心理的模仿甚至會推動“公眾”向“暴民”的演化。在公共沖突中，傳播行為的出現推動了極端情緒、激進思想的擴散，進而形成了存在直接利益關系的群體，并在傳播行為的推動下進一步形成了無直接利益關系但有情感共鳴的群體，從而擴大了群體規模和影響范圍。受激進情感和對抗心理的影響，公共沖突中傳播行為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會加速個體間的模仿速度和模仿范圍，并在此基礎上建構基于共同“心理印記”的群體心理，且這一群體心理在群體情感氛圍和外部環境刺激下大多呈現對抗性和無意識性，進而給社會公共秩序的維護帶來較大壓力。因此，需要從傳播與模仿的角度探討公共沖突中對抗性群體心理的疏解路徑，以有效防止沖突的擴散、化解激進對抗群體心理的形成，消解對抗性群體心理對社會秩序和政治運行的沖擊，切實提升社會治安防控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