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歷史哲學視域中文明新形態的可能性及其根本意義

李育書

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歷史目標不是靜態的，而是不斷發展和向前推進的，其發展的過程正是世界精神實現的過程，一個國家的最高使命在于使得自己的特殊原則上升為普遍原則從而成為世界歷史的一個環節。依此理解，文明新形態首先要擺脫特殊性，提出普遍性的方案；其次要超越現有文明，提出新的替代性方案。在此意義上，要建構文明新形態，它既不能簡單回到傳統，也不能照搬模仿；而是在達到現有文明高度的基礎上實現突破與創造，提出新的原則并代表歷史發展的更高階段，最終獲得世界歷史意義。

文明新形態；世界歷史意義；普遍性；替代性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人類文明新形態成了理論界學術界學習研究的熱點話題，但這種熱議往往忽視了該問題的歷史維度。實際上，德國哲學家黑格爾200年前在法哲學、歷史哲學講座中已對文明的形態做出了區分，并提出了文明形態演進的歷史依據。黑格爾的觀點深刻影響了馬克思，并對今天文明新形態的探討提供了重要啟發?；诖?，本文將主要以黑格爾的歷史哲學為依據，探討文明新形態的可能性并說明其在世界歷史中所具有的根本意義，為當下的文明新形態理論的學習研究提供他山之鑒。

一、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思想

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是與其法哲學緊密相聯的，在其法哲學設定中，國與國作為個體彼此處于爭斗之中，國與國之間的關系是搖擺不定的，既沒有具有執行力的裁判官來裁判這種關系，也不存在調節國家關系的道德原則，此時，評判國家關系和衡量國家地位的唯一的、最高的裁判官便是普遍的絕對精神，即世界歷史，這就引入了歷史哲學。

黑格爾認為，在世界歷史面前，各個民族、各個國家本身代表了世界歷史發展的特殊性，此時惟有讓自己的特殊性在世界歷史的發展過程中獲得普遍性，成為世界精神的一個部分，這才是決定一個民族能夠超出其他民族獲得世界歷史地位的事件。在黑格爾看來，世界歷史不是無意識、無理性事件的陳列，而是體現了理性內在要求的發展過程，甚至各個民族精神只是理性用來實現自身的必要環節。在世界精神的展開中，國家、民族都按照其特殊的原則興起興盛，在發展自身的同時推動人類文明的發展，最終在歷史發展中獲得自己的地位。在世界歷史的發展中，那些卓越的民族可以代表一個階段的世界精神，“這個民族在世界歷史的這個時期就是統治的民族；它在歷史中創造了新紀元，但只能是一次的”［1］。因此，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來說，成為世界歷史的一個環節，把自身的原則上升為世界精神的一個部分，這才是對這個民族之崇高歷史地位的最高肯定。

按照黑格爾的劃分，世界歷史可以分為四個階段，它們分別由東方王國、希臘、羅馬和日耳曼創造或代表。東方王國是人類文明的“幼年階段”，也是每個國家都會經歷的出發點，“這第一個王國是從家長制的自然整體中產生的、內部還沒有分裂的、實體性的世界觀”［2］。在東方王國中，個別人格沉沒于整體性之中，毫無權利，個性也無從彰顯；同時，因為個體的自由被淹沒，東方王國也是死氣沉沉的，在文明初期就奠定了基本樣態，在之后上千年的時間里毫無發展與變化，它的安靜與無生氣最終導致了東方的衰敗與沉陷。

希臘文明因此取代東方文明并代表了人類文明的“青年時期”，“因為這里漸有個性的形成”［3］，只不過這種個體性發展還不充分，它主要體現于藝術之中。這種個體性使得希臘發展朝氣蓬勃，但也與希臘的倫理生活發生了沖突，最終帶來了希臘社會的解體，希臘的精神整體也分解為一批特殊的民族精神。

羅馬文明是人類的“壯年階段”，羅馬帶來了普遍的自由，當然它只是形式上的普遍，羅馬人并未真正獲得政治的自由，他們只能在私法領域擴張自己的欲望，這使得羅馬公民成了墮落的群體，他們無所事事、冷酷貪婪、醉心于各種享受，就如孟德斯鳩評價羅馬人那樣，“自從他們失去大權并且不再從事征戰的那個時候起，他們就變成了天下一切民族中最可惡的一個民族”［4］。羅馬精神的腐敗最終帶來了羅馬的衰亡，“造成普遍災禍和倫理生活的毀滅”［5］。

羅馬的衰敗讓人們開始轉向內在的生活，他們“離開了無上帝的世界，在自身中追求一種和諧”［6］，但最終完成這種調和的是日耳曼民族。在黑格爾看來，自從中世紀以來，歐洲社會就面臨著兩個王國的對立，前者是塵世的王國，后者是以教會為代表的彼岸世界即“精神的王國”。在漫長的中世紀，這兩個王國經常處于對立和斗爭之中，在斗爭中，精神王國降為平庸的塵世，而世俗王國也探索出自己的理性形式。最終在日耳曼這里，“‘精神’存在于‘世俗的事物’之中，并且使后者發展為一種獨立的、有機的存在。國家所占的地位不再低于教會，而且不再附屬于教會了。后者不擁有任何特權，精神的東西對于國家也不再陌生了”［7］。由此，日耳曼民族實現了二者的調和，使得國家不再是精神的對立之物而具有了精神屬性，自由也找到了自身的“真理”。黑格爾因此高度肯定了日耳曼的歷史地位，并把它看作是歷史的終點、人類文明的“老年狀態”。

黑格爾把日耳曼看作是世界歷史的終點，這一思想遭受了很多批評，批評者認為黑格爾是在為普魯士王國的政治現實辯護，充分說明了他作為普魯士“官方哲學家”的身份。實際上，這一批評過于表面，我們要看到黑格爾這一主張所表達的基本邏輯，很明顯，黑格爾的深刻之處恰恰在于看到雜亂無章的歷史背后所體現的精神的發展，他從精神發展環節的角度對不同的國家與民族做出肯定，把不同文明形態看作有內在邏輯的世界歷史呈現過程更具有了不起的深意，而這個深意正是進一步評價歷史目標的重要依據。

二、文明形態演進的歷史依據

對于一個國家、一個文明形態而言，其根本使命不在于表達特殊性，而在于使得自身的特殊性原則發展為普遍性原則，并由自身來代表某一階段的世界精神。正如黑格爾指出的，“各種具體理念，即各種民族精神，在絕對的普遍性這一具體理念中，即在世界精神中，具有它們的真理和規定；它們侍立在世界精神王座的周圍，作為它的現實化的執行者、和它的莊嚴的見證和飾物而出現”［8］。而對于世界歷史來說，它有沒有具體的目標呢？在黑格爾看來，不同民族精神只是世界精神之發展不同階段的體現，不同國家所設定的歷史目標只是理性精神發展的一個環節，世界精神自身需要通過不同階段的民族精神達到自我實現。因此，就認識整個世界歷史的發展和文明形態的演進而言，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就具有了鮮明特征，這些特征構成了我們今日討論文明形態演進的重要依據。

首先，歷史的目標不是靜態和給定的。在這一點上，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不同于康德的歷史哲學，康德的歷史哲學以目的王國、永久和平為目標，主張人類不斷地“朝著世界的美好前進”［9］；而黑格爾沒有明確描繪歷史的靜態的終點，他所描繪的更多是理性的實現、世界精神的發展，歷史的最終目標是世界精神的實現，至于世界精神所實現的具體的樣態，黑格爾也未多加描述，至多描述了歷史終點階段的文明形態的原則。因而，我們可以說，黑格爾只是原則性地說明了歷史目標在于世界精神的實現之中，但這個目標既不是具體和詳細的，也不是靜止不變的，如果我們像期待康德歷史哲學一般來期待黑格爾描述一個具體的狀態，那是會多少有點失望的，因為黑格爾確實沒有描繪出具體的“彼岸”理想，但這并不意味著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就失去了規范性的意義，其規范性、指引性的意義主要體現為自由與理性的實現。

其次，歷史發展體現為不同文明的依次交替與世界歷史的整體演進。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不存在絕對靜態的目標，而是把目標付諸歷史的發展之中，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先后出現不同的文明形態，它們各自代表一種原則，各自在歷史上產生深遠影響。在黑格爾的劃分中，東方、希臘、羅馬和日耳曼的文明分別代表了人類文明的幼年、青年、壯年、老年階段，在精神的發展過程中的老年并不像自然界那樣意味著衰老，反而是“充滿的成熟和力量”［10］。由此可見，歷史發展是一個文明代替另一個文明從而不斷向前推進的過程，它既非循環往復，也非停滯不前。黑格爾認為，歷史發展體現為在既有原則的基礎上會萌發出更高的原則，這個更高原則會成為下一個階段的代表，它們依次交替構成了世界歷史發展的過程，“在它一部分保全、一部分變化的原則里，乃是一個更新的、事實上又是更高的形態的發源地和誕生地”［11］，發展的依據就在于更高的原則取代上一個原則，并形成一個新的文明形態。

最后，文明形態之“新”的依據在于它契合了世界歷史的發展，體現了自由與理性的實現，這實際上也意味著，要對文明之“新”作出評判，須跳出該文明以獲得更高的視角。就如維柯（Giambattista Vico）曾指出的那樣，人類文明有共同的基礎，“起源于互不相識的各民族之間的一致的觀念，必有一個共同的真理基礎”［12］。我們需要確立這個共同的基礎并在共同的基礎上對單個文明做出評價，在黑格爾這里，評價的標準是世界精神。黑格爾認為世界精神最終具有高于一切的權利，它才具有評判的資格，“從這種辯證法產生出普遍精神，即世界精神，它既不受限制，同時又創造著自己；正是這種精神，在作為世界法庭的世界歷史中，對這些有限精神行使著它的權利，它的高于一切的權利”［13］。歷史發展過程中雖然表現為不同文明先后相續，但它們都表達了共同的內容，從而才成為世界歷史的一個階段。在黑格爾這里，歷史發展過程始終受到理性的制約，始終要把作為特殊性的原則上升為普遍的原則，這個過程正是自由不斷發展，從一個人的自由到少數人的自由再到多數人的自由最后到自由獲得現實性的過程，就如黑格爾指出的，“‘世界歷史’不過是‘自由的概念’的發展”［14］。在這個過程中，歷史發展的指向也一直是自由與理性的實現，這一標準是超越于具體文明之上的世界歷史提供的普遍標準，以一個文明自身為標準是無法證明自身之“新”的，它需要跳出現有文明，在文明比較與世界歷史發展中證明自身的“新”。

就此而言，黑格爾雖然沒有設定具體的、靜態的歷史目標，但實際上，黑格爾還是在歷史發展中設定了目標，那就是自由和理性的實現，這是歷史的真正的目標，也是判定文明為“新”的標準所在，一個文明只有表達出自由和理性的內在要求，才有資格被稱為“新”的文明形態。世界歷史以此為原則不斷進行自我實現，不斷向前推進，自由與理性一直支配著這個過程。在此意義上，歷史的目標既是確定的，更具有評價性意義，歷史的確可能沒有靜止不變的終點，但對于歷史是否在向前推進、文明新形態是否成立等問題上是有明確評價標準的，黑格爾歷史哲學的更深刻意義正在于它提供了歷史評判的標準。

三、黑格爾歷史哲學對馬克思歷史學說的影響及其理論地位

在哲學史上，黑格爾關于歷史目標思想的影響是深遠的，它既影響了馬克思對歷史之靜態目標的批判，也影響了馬克思的歷史目標思想，并通過馬克思主義產生了深遠而廣泛的影響。

在批判歷史的靜態目標方面，馬克思高度肯定黑格爾的重要原因正在于對歷史發展“過程”的強調，馬克思指出黑格爾辯證法的偉大之處首先在于“把人的自我產生看做一個過程”［15］，雖然這一用語最初的語境在于討論勞動問題，但他由此肯定了黑格爾辯證法的功績在于“過程”。馬克思稱贊黑格爾“同以往的哲學相反，他能把哲學的各個環節加以總括”［16］，馬克思站在黑格爾的基礎上，認為歷史的目標不是被憑空設想出來的，更不是一個與社會生活無關的彼岸的目標，當前的政治與歷史理論是抽象和靜止的，它以“虛幻的離群索居和固定不變狀態中的人”［17］為前提進行理論的抽象，完全忽視了真實的歷史過程。因此，馬克思總體接受了黑格爾對靜態目標的批判態度，否定了抽象政治目標的獨立地位，選擇從實際社會經濟生活來考察上述觀念，這是黑格爾對馬克思的重要影響之一。

黑格爾根據自由的實現程度來區分人類歷史的不同階段這一思想也影響了馬克思。馬克思把社會歷史劃分為人類依次經歷的三大形態：“人的依賴關系（起初完全是自然發生的），是最初的社會形式，在這種形式下，人的生產能力只是在狹小的范圍內和孤立的地點上發展著。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這種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體系。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的生產能力成為從屬于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是第三個階段。第二個階段為第三個階段創造條件?！保?8］很明顯，馬克思區分這三個階段的重要依據是自由的實現程度，第一階段人的自由依賴于物，自由受到極大限制，第二階段擴展了人的自由，第三階段最終實現人的全面自由。馬克思的這一思想產生了廣泛的解釋力和影響力，進一步豐富了歷史目標理論的類型。當然，馬克思并不同意黑格爾把歷史發展的邏輯建立在理性發展基礎之上，認為黑格爾陷入了“邏輯神秘主義”，在根本上屬于“脫離現實精神和現實自然界的抽象形式、思維形式、邏輯范疇”［19］。馬克思更加注重從社會經濟關系的發展去揭示歷史發展的動力與目標，“用生產力為基礎的社會結構的演進史來代替黑格爾的精神結構的演進史”［20］。盡管如此，馬克思依然堅持認為歷史發展是一個過程，必定是一種形態取代另一種形態，不斷擴展人的自由，最終通向歷史的最高階段，這在根本上體現了黑格爾思想的影響。

總的說來，馬克思雖然對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唯心主義”特征有所批判，但在根本問題上還是高度肯定并實際運用了黑格爾歷史哲學的基本原則，馬克思既批判了靜態的歷史目標，也確立了人類歷史動態進步的觀點。馬克思與黑格爾都認為，人類的歷史是不斷向前發展的，是動態進步的，是新的形態不斷取代舊的形態的過程。當前，關于文明形態演進的研究和論述正是主要借助于黑格爾和馬克思的歷史哲學而提出來的，馬克思對黑格爾的肯定也說明了黑格爾歷史哲學本身的理論地位，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回到黑格爾歷史哲學，主要以黑格爾歷史哲學對文明新形態的規定為依據，對當前流行的種種文明新形態的觀點做出考察，說明這一主張的理論合法性與現實意義。

四、文明新形態的理論可能性及其歷史意義

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不同文明新舊交替、先后相續，很多文明既試圖為其他文明提供范本，也試圖由自身代表歷史發展方向，從而獲得自己的世界歷史意義，這是黑格爾歷史哲學揭示的歷史過程和指明的歷史方向。在世界歷史意義之美好愿景的許諾之下，人們開啟了對文明新形態的探索，并提出了種種文明新形態的主張。對此，我們需要借助歷史哲學先對這些“新形態”本身作出甄別，進而說明文明形態何以為“新”和文明新形態的根本意義。

首先，文明新形態本身須具有普遍性意義。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中，從古至今的文明形態成千上萬，真正具有代表性意義的只有四種，這就意味著具體的文明形態必須包含普遍性的意義，在它所處的這一個階段發揮典范性作用，表達這一歷史階段的精神與價值。我們以黑格爾所舉的希臘文明為例，在希臘的鼎盛時期，同時盛行著埃及、希伯來、波斯等不同的文明，但毫無疑問，在此階段只有希臘人深刻地揭示了自由的積極意義并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自由，因此，希臘文明才是同期諸多文明形態中的佼佼者，并由此代表了人類文明的青年時期。此時，這一繁盛于愛琴海一帶、地域并不廣袤的文明就不再是特殊的、局限于其地域的文明了，而是具有普遍意義之世界精神的一個環節。在這方面，就如黑格爾指出的，“‘精神’為了要使它自己成為客觀的，并且使它的存在成為思想的對象，因此一方面它破壞了它的存在的確定形式，另一方面卻對于它所包括的普遍的東西，獲得了一種理解，而且因此給了它的固有的原則一個新的決定”［21］。

當然，世界歷史之普遍也是由諸多特殊構成的，我們也不能離開特殊來抽象地談論普遍，更不可從外界強行頒布一個“普遍”，普遍存在于特殊之中并由特殊發展而來。但特殊最終之所以能超出自己的特殊而走向普遍，根本上在于它在回答自身問題的同時還回答了人類面臨之共性問題，它對自己問題的回答也是提出了共性問題的解決方案，這是特殊獲得普遍的一般過程。在回答共性問題的過程中，特殊性尤其需要學習和借鑒其他文明，既在文明交流中為自身引入新的元素，更通過學習和借鑒來認識并回應普遍問題，從而使自己能夠進入世界歷史之中，這是文明新形態獲得普遍性的首要理論前提。

其次，文明新形態對現有文明形態具有替代性意義。文明新形態需要在發展階段上實現對現有形態的超越，真正代表了新的精神，這是新形態必須具備的內涵。黑格爾討論希臘文明向羅馬文明過渡時指出，希臘雖然發展了自由，但希臘的自由更多體現為藝術的自由，它還沒有實現更為普遍的自由，而羅馬的自由具有普遍的形式，因此，就自由的發展而言，羅馬對希臘的替代是因為羅馬的自由具有更高意義。這一過程就如黑格爾的評價所強調的，“這樣一來，民族精神實體的特性是被改變了，就是說，它的原則已經變成了另一個事實上更高的一個原則了”［22］。因此，文明新形態具有新的意義是因為文明本身的原則代替了現有的原則，成為了文明更高階段的原則，它具有對現有文明的替代性意義。進而言之，文明在獲得普遍性之后，它不能停留于對現有文明的模仿，而是要實現對現有文明規則的超越，它需要在占有現有文明成果的基礎上有所揚棄，需要揭示并克服現有文明的根本缺陷，提出人類文明下一階段的發展方案，以此展示出自身對現有文明的根本優勢，真正成為現有文明的下一個階段，這才能發揮出對現有文明的替代性作用。

在此，有必要進一步指出的是，創建文明新形態離不開對傳統的學習和借鑒，更離不開對現有文明的學習和借鑒，但上述學習借鑒決不是對過去的懷舊和對現有的模仿，在其根本上它是一個全新的創造。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Karl Jaspers）也曾對此做出深刻分析，在他看來，歷史上雖然文藝復興把自己看作是對古典的復興，德國宗教改革把自己看作是對最初基督教的重振，但是“二者同時并首先是新西方具有開創性的創造”［23］。這就說明新形態的創建離不開對傳統進行新的創造，它絕不是要回到過去。同樣，創建新的文明形態也不能停留于現有文明，它需要在學習的基礎上超越現有文明，也如雅斯貝斯考察猶太人和希臘人最初學習巴比倫與埃及文明的歷史過程時指出的那樣，“猶太人和希臘人按照它們的樣子，通過向它們學習，然后脫離它們，再超越它們而逐漸發展起來，創立了西方的基礎”［24］。在創建文明新形態的過程中，作為新形態的文明絕不是要回到過去，也不是要停留于現有的文明，而是需要在深刻把握現有文明的基礎上進行全新的創造，這才可能真正超越過去的乃至現有的文明，從而成為“新”的文明。

當前，有些研究者對新形態的理解往往停留于“多樣性”，認為新形態代表著現有主導形態之外的一種新的形態。這一理解對于把握和推介文明新形態有一定意義，這種新形態證明了現有文明形態不是“定于一尊”和唯一正確的，在現有形態之外還具有新的可能性，這種新的可能性說明不同國家需要選擇適合自己國情的發展道路。但是，黑格爾所強調的文明“新”形態主要不在于“多樣”，而在于它的原則所具有的“普遍”和“替代”意義。就如黑格爾指出的那樣，在世界歷史發展中，民族精神首先需要擺脫特殊性從而獲得普遍性，在此基礎上，還要使得自身所提出的普遍性能夠發揮對現有普遍性的替代性作用，“推翻一個先前統治世界的原則”［25］，從而推動歷史不斷向前發展，而我們之所以把歷史的變化看作是一種發展而不是倒退，其依據正在于它是自由與理性的實現。因此，文明新形態的根本意義也就在于，它在占有現有文明成果的同時，超越了現有文明、提出了新的方案，這一方案本身契合了世界歷史的要求，推動了人類歷史的不斷進展。

最后，現階段的文明新形態建構需要在理解現代性的基礎上深刻回應現代性問題。我們正處于現代性的規定之中，這就決定了：我們既需要現成地占有現有文明的成果，以達到現代性的高度，確保方案不是一個前現代的方案；還需要深刻洞見現代性的缺陷以超越現代性?，F代性最突出意義在于對人的自由的表達，黑格爾曾多次指出，現代自由以主觀性為原則，現代性極大地表達與發展了人的自由。在今天，以回避主體自由的方式來構建新的文明是不可接受的。因此，我們必須首先尊重主體自由，并把主體自由納入其中，使之成為文明新形態之必備內容，文明新形態能否實現首先取決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實現了主體自由的原則。在這方面，當前要建構新形態就離不開對現有文明的占有，通過這種占有獲得普遍性，使自身在高度上不低于現有文明，在此意義上，就如學者指出的那樣，“新的文明類型以克服并同時占有（即所謂‘揚棄’）現代－資本主義文明為前提”［26］。

當然，現代社會以來，人們也深陷現代性的種種危機之中，思想家們也一直在反思現代性危機的根源所在。黑格爾是為數不多的在現代性剛剛展開之時便對現代性提出批判的重要思想家，他把上述危機歸咎于現代社會的主觀性泛濫，還通過引入倫理性因素來克服主觀性的泛濫。黑格爾的工作既有助于我們深刻認識現代文明的內在缺陷，也在客觀上說明了當下創建文明新形態的必要性。黑格爾提出的通過主體與倫理的和解來應對現代危機的方案也是值得肯定的，主體性不是無節制的主體性，主體性需要具有倫理的內容。當前，開創文明新形態需要超越流行的現代性話語，克服主體性的弊端，這就需要回到倫理，即回到習俗傳統當中為主體性引入限制，但和解并不是摒棄，主體性依然需要在倫理中獲得表達與生長。因此，在創建文明新形態的過程中，傳統是可以發揮一定作用的，但它無法提供新文明形態所需要的關鍵元素，新的元素只能是在主體性基礎上，通過融合消化各種傳統元素，通過回應新的問題以及進一步理論創造才有可能實現，這是一種新的文明形態能夠形成的關鍵所在。

結語

人類歷史發展至今，出現過成百上千的文明與文化形態，即使依湯因比（Arnold Toynbee）的劃分，至少也有過幾十個文明形態，這些文明形態紛繁多樣，有些文明產生了恒久的影響，有些成了別的文明的“衛星文明”，還有些則成了“失落的文明”［27］。借助于黑格爾的歷史哲學，并通過馬克思的進一步闡釋，我們得以發現，文明形態的演進是具有內在邏輯的。很多文明形態最初散居各地、偏居一隅，并未進入世界歷史之中；而從一種地域性、特殊性的文明上升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文明，這是它進入世界歷史的第一步，此時它必須具備普遍性的內容；而在人類歷史長河中，一種文明取代另一種文明也是因為它提出了更高的原則并契合了世界精神的發展。在此意義上，作為新形態的文明必然既具有普遍性的內容，也代表了文明的更高階段，這樣的文明新形態才有可能，也才值得期待。

回顧人類歷史發展過程，我們不難發現，并不是所有的文明形態都能延續，遑論產生世界歷史的影響。一個文明要能夠得以延續，舊的文明要獲得新生，并成為新的世界原則之體現，離不開它自身的發展與轉化。人們常說的“舊邦新命”的“新”實際上便是一種新的發展與突破。在這方面，就如雅斯貝斯指出的那樣，中國、印度的文明曾經與埃及、巴比倫的文明同時誕生，但如今“中國、印度與西方是比肩的，不僅因為它們直到今天依然延續，而且因為它們實現了突破”［28］。文明新形態之“新”的根本依據在于它包含了創新與突破，而不在于一味強調自己的古老。開創文明新形態需要學習借鑒現有文明以獲得普遍性，這確保了它能夠與時代同步而不落后于時代；當然，文明新形態也不能停留于對現有文明的模仿與復制，而是要深刻揭示現有文明的原則與困境，并由此提出更高階段的原則，這是一個全新創造的過程。學習、借鑒和超越都以達到同時代文明的高度以及揭示同時代文明的缺陷為前提，這個過程離不開向外學習借鑒，更離不開自主突破?！伴]門造車”般地提出一個新的形態是沒有生命力的，“新瓶裝舊酒”式的新形態更不是真正的文明新形態，其“新形態”只是被制造出來的一個新詞而已。

當前，也許是文明“新形態”的愿景過于美好，人們已經迫不及待地要實現這一形態，但是，提出美好愿望是輕松的，提出并不會自動地帶來文明的新的形態。真正實現文明新形態的過程是艱難的，也是漫長的，希臘文明取代東方文明成為下一個歷史原則經歷了他們對波斯帝國入侵的上百年的抗爭，一代代希臘人為了捍衛他們的自由也付出了巨大的乃至生命的代價，希臘人取得希波戰爭的勝利因而成了“世界歷史性的勝利”［29］。羅馬文明取代希臘文明成為下一階段的世界精神也用了上百年的時間，羅馬人首先需要克服亞平寧半島的貧瘠狀況和地貌上的四分五裂并立足，隨后“開始用全力向外發展，在世界歷史舞臺上大顯其身手”［30］，由此成就了“羅馬最美麗的時期”，這一過程歷時近500年。因此，創建文明新形態同樣不是輕輕松松就能實現的，“能否完成這項任務，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去完成這項任務，乃是一種艱巨的考驗”［31］，它需要思想上進行艱難卓絕的探索，也需要行動上進行艱難的抗爭才有可能，也正是因為人類為此付出的艱難卓絕的奮斗，它才會異常瑰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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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ossibility and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of New Forms of

Civilizat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Hegel’s Historical Philosophy

Li Yushu

In Hegel’s philosophy of history，the historical goal is not static，but constantly evolving and advancing.The process of its development is precisely the process of realizing the world spirit，and the highest mission of a state is to elevate its special principles to universal principles and become a part of world history.According to Hegel，the basis of the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 lies in its compatibility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world history，which means that it first needs to break away from its uniqueness and providing universal solutions，and secondly to propose new alternative solutions beyond existing civilizations.In this sense，to construct a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it cannot simply return to tradition or imitate others;but first，to reach the height of existing civilization and achieve breakthroughs and creations on this basis，proposes new principles and represents a higher stag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and ultimately gains the meaning in world history.

New Form of Civilization;the Meaning in World History;Universality;Alternatively

方 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