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索菲亞大教堂:羅馬權力具象化的政治符號式建筑

蘇圣捷

摘? ?要： 圣索菲亞大教堂是聯合國認定的世界文化遺產，它見證了博斯普魯斯海峽波詭云譎的歷史變遷。多年以來，學界對于圣索菲亞大教堂歷史價值的討論，基本在文化藝術和宗教的領域中展開。實際上， 一千多年以來，從文明史和政治史的角度觀察，圣索菲亞大教堂更是羅馬文明傳統下帝國政治符號的象征。從這個角度出發，文章梳理分析了作為羅馬政治符號具象化的圣索菲亞大教堂的歷史變遷階段和特點：拜占庭帝國將圣索菲亞大教堂視為東正教意識文化形態的中心，拉丁帝國將圣索菲亞大教堂回歸天主教視為拉丁人重建羅馬帝國的標志性事件，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則將圣索菲亞大教堂的清真寺改造視為其繼承羅馬這一普世帝國政治合法性的象征。因此，圣索菲亞大教堂不僅具有文化和建筑的美學價值，更是自中世紀以來，作為羅馬帝國正統性繼承這一政治符號的具象化表達和傳承載體。圣索菲亞大教堂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的物質凝結，其發揮的獨特作用，對東歐東正教文明區域的形成、沖突與重新整合影響深遠，直到現在。

關鍵詞： 圣索菲亞大教堂；政治符號；羅馬帝國

中圖分類號：K374.3;G0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8634（2023）06-0125-（08）

DOI：10.13852/J.CNKI.JSHNU.2023.06.013

一、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圣索菲亞大教堂

圣索菲亞大教堂建于公元6世紀?！笆ニ鞣苼啞保℉agia Sophia）的希臘文原意為“神圣智慧”，是東羅馬帝國皇帝查士丁尼主導下建造的拜占庭建筑代表作。作為建筑本身，它是一個古代工程學、建筑學的杰出作品。拜占庭史學家普羅柯比（Procopius）在《論建筑》中這樣寫道：“教堂成了偉大的奇觀，使每個看到它的人震驚，使那些無法親眼得見、只能聽聞傳說的人難以置信 ……那金碧輝煌的穹頂看起來不像是落在磚石結構實體上，而像是從天上懸掛下來覆蓋著這個空間。雖然人們認真地察看穹頂的每一邊，瞪大眼睛皺起眉頭觀察每個細節，但還是不能理解這批能工巧匠到底是如何構建出來如此的杰作，人們離開那兒時總是深受震撼……查士丁尼和建筑大師安提米烏斯、伊西多爾運用了許多新穎的技術方法，使如同懸在半空當中的教堂，穩如磐石般矗立在人們的視野中?！?1 作為拜占庭建筑技術的最高結晶，由于其標志性的拜占庭建筑風格以及15世紀奧斯曼征服后融合于其中的奧斯曼建筑風格和技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85年以該建筑作為主要元素，將包括圣索菲亞大教堂在內的整個伊斯坦布爾地區指定為世界文化遺產。1

然而，圣索菲亞大教堂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的世界文化遺產，原因不僅在于它是建筑上的奇觀，更重要的是它見證了博斯普魯斯海峽區域超過1500年跨度的歷史變遷。它不僅是東正教中最雄偉的教堂，更是“東正教世界精神中心”這一觀念的具體體現。而東正教是東羅馬帝國——也就是中世紀拜占庭帝國——所依托的帝國意識形態，因此圣索菲亞大教堂在其宗教性之外，漸漸附加上了政治性，即羅馬正統性的因素。而這種歷史觀念的構建，反過來影響了這一區域后繼的征服者和統治者。第四次十字軍東征之后，在東羅馬拜占庭版圖上，無論是西歐人建立的拉丁帝國還是諸分裂帝國，都將圣索菲亞大教堂視為繼承羅馬政治正統性的唯一符號，如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將一個祛除了基督教影響的圣索菲亞清真寺視為奧斯曼帝國對羅馬帝國正統性的繼承。圣索菲亞大教堂作為一個意識形態的物質凝結，對東歐東正教文明區域的形成、沖突與再整合影響深遠，直到現在。2 而國內學界以往關于圣索菲亞大教堂的研究，基本囿于宗教和藝術領域，多少忽視了上述它的政治歷史價值。3 近年來，有安冬的論文從文化兩重性探討了圣索菲亞大教堂，其結論提出“文化的世界性是共性，民族性是個性，二者具有共性和個性的辯證關系”，4 擴展了研究的文化視野。英文世界對圣索菲亞大教堂從各個角度和方面都進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在大教堂所在地土耳其恢復奧斯曼時期圣索菲亞大教堂的清真寺地位，改變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指定其作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博物館身份之后，討論更是比較熱烈。作者們主要討論了1453年之后奧斯曼帝國保留圣索菲亞大教堂的各種原因，例如拜占庭在奧斯曼政治身份中的位置，5 1934年凱末爾將大教堂改造為博物館的考量，6 等等。不過，大多數學者都從圣索菲亞博物館作為土耳其世俗身份的象征進行宗教沖突方面的探討，所以在政治領域更多的研究集中于近代，尤其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時期。鮮少有學者從圣索菲亞大教堂自中世紀開始就作為東歐區域特定的政治符號傳承的角度，討論大教堂的身份定位與東歐地區獨特的文明特點之間的關系。但是，要理解和更好地解決區域的矛盾、沖突，就不能不溯源這一關系的歷史成因。

本文認為，圣索菲亞大教堂之所以會引起如此之多的爭議，其重要原因就在于它是一個東歐地區的政治象征符號。由于宏偉壯觀和持久性，出色的建筑經常被人們當作符號來使用。作為政治符號的建筑在人類社會中十分常見。例如，中國傳統的宮殿建筑就在城墻高度、平面布局和內飾外飾方面體現封建社會的宗法和禮教制度，從而在國家治理中發揮獨到的作用。7 一般說來，政治象征符號在社會群體層面起到意識整合的功能，而在國家層面則有凝聚認同的功效。8 圣索菲亞大教堂作為一個宗教圣殿，起到的就是凝聚認同的功能。即在此圣地舉行的宗教儀式無疑代表著本宗教的正統性，從而凝聚本宗教甚至是周邊其他信仰相似宗教的信徒的認同。而圣索菲亞大教堂作為由東羅馬帝國最偉大的君主查士丁尼修建、象征著羅馬普世帝國榮耀的建筑，又起到了意識整合功能。它象征著羅馬普世帝國的統治心態，占據圣索菲亞大教堂意味著無論當下國家的領土狀態為何，所在國在法理上就繼承了羅馬帝國的正統，擁有了統治歷史上羅馬廣闊領土和臣民的正當性和權威性的可能。我們暫且將這種正當性和權威性表達為“羅馬權力”。

二、作為羅馬帝國象征的圣索菲亞

大教堂的歷史變遷

本文認為，在中世紀時期，大教堂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符號，成了一個普世、超越民族的羅馬帝國正統性政治標志，進而支撐東歐地緣政治穩定的具象化建筑。曾據有博斯普魯斯海峽的每個階段性文明代表，都試圖通過宣示對大教堂的所有權，來對境內和境外的各種勢力昭告自己繼承了來自羅馬帝國的政治合法性。以下將分四個時期闡述圣索菲亞大教堂作為政治符號的形成與變遷歷史。1

1.作為東羅馬帝國2 東正教意識形態集中象征時期（537—1204）

在這一時期，圣索菲亞大教堂同時具有兩個重要的屬性：

（1）作為東羅馬帝國象征

圣索菲亞大教堂由東羅馬皇帝查士丁尼在537年建造完成。雖然是一座教堂，但是其建造行為本身帶有查士丁尼的政治考量。其原址上曾經分別于4和5世紀先后建有兩個教堂，但是在“尼卡暴亂”3 中，教堂被燒毀。4 雖然查士丁尼平定了暴亂，但已經對他的統治造成了打擊。由于他的政治對手西羅馬帝國公主安妮西亞·尤利安娜曾經贊助建造了好幾座教堂，于是他也不惜工本建造了圣索菲亞大教堂，以標志他既征服了暴亂，同時又是一位了不起的基督教君主。在教堂落成的那天，查士丁尼向天舉手，高聲大叫道：“榮耀歸主，而我被他選中完成這項偉業。哦，所羅門，我超過了你！”5 他特別提到所羅門，以強化他作為基督教君主的地位。在圣經《舊約》中記載，以色列國王所羅門建造了著名的“所羅門圣殿”，位于耶路撒冷，其中存放著裝有“摩西十誡”的約柜。查士丁尼通過宣稱圣索菲亞大教堂比所羅門圣殿宏偉壯麗，暗示他堪比圣經《舊約》中最有智慧的所羅門王。這種類比無疑是加強他作為基督教君主合法性的重要證明。相對應的是，尤利安娜贊助建造的教堂中也鐫刻著她超過所羅門的銘文：“她……擁有超過所羅門王的智慧，建造了世世代代都應贊許的富饒而輝煌的教堂，以接待上帝?！? 因此，查士丁尼的這句話是對他政治對手遺產的直接回應。在這個意義上，圣索菲亞大教堂不僅是一座宗教教堂，也是皇帝威權的政治象征。

重要的是，大教堂在之后數個世紀也成為拜占庭皇帝合法性的重要組成部分?；适页蓡T在著名的皇宮“紫室”中出生后，將會被帶到圣索菲亞大教堂，換上白袍，接受命名。一年之后，他會再被帶到圣索菲亞大教堂進行隆重洗禮。在繼位之時，則要由以圣索菲亞為座堂的普世牧首為他加冕。7 通過這一系列的儀式，圣索菲亞大教堂和拜占庭皇帝的合法性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由此，圣索菲亞大教堂樹立起宗教意義之外作為國家權力象征的政治形象。

（2）作為基督宗教共同圣殿的圣索菲亞大教堂

“拜占庭聯邦”是史學家迪米特里·奧博倫斯基發明的一個詞，用以形容歷史上拜占庭帝國創建的東正教文化圈。該文化圈以拜占庭帝國為核心，幾乎囊括了整個現代東歐區。在中世紀，文化圈內各個民族受過教育的階層都接受了拜占庭文明，結果他們為同一個文化傳統添磚加瓦。這一文化傳統包含了許多要素，包括法學上遵守共同的拜占庭—羅馬法，政治上以拜占庭為名義共主等，1 而其中最重要的之一就是對東正教的信仰。圣索菲亞大教堂在此期間成為跨文化圈共同的文化標志，起到了凝聚和延續拜占庭文明的獨特作用。

圣索菲亞大教堂作為東正教核心城市君士坦丁堡的核心教堂，具有非凡的意識形態領袖地位。在整個中世紀，前往圣索菲亞大教堂朝圣的東歐和俄羅斯人絡繹不絕。大教堂被認為是上帝將人接入天堂的入口。2

圣索菲亞大教堂東正教文化圈的影響，也可以從羅斯人皈依東正教的歷史故事中得到證明。在1113年基輔編訂的《第一編年史》（Primary Chronicles）中記載，986年，基輔大公弗拉基米爾試圖決定他應當信哪個宗教。他討厭穆斯林的割禮和禁酒，也不喜歡猶太教，因為猶太族裔失去了祖國。他派去德國的使節回來報告說，看到的天主教堂僵硬而簡樸，對圣索菲亞大教堂的奢華美麗卻印象深刻：“我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地上還是天堂。我們也無法用語言來形容這種美麗?！?3 在12世紀的俄國人看來，圣索菲亞大教堂的華美壯麗是東正教相對其他宗教和文化無可比擬的優勢，也是他們宗教自豪感的重要來源。同時，東歐各國開始模仿圣索菲亞大教堂建造自己的教堂。一直到20世紀，圣索菲亞大教堂還是東歐教堂的模仿樣板，1926年貝爾格萊德興建的圣薩瓦（St. Sava）教堂依然在仿照圣索菲亞大教堂的模式，這種模式被認為是一種國家主義的象征被塞爾維亞人接受了。4

所以，圣索菲亞大教堂在中世紀乃至以后的歷史時期，在整合東歐區域民族信仰與整體感的意識形態中具有無可比擬的符號指引力。應該說，拜占庭帝國的文化精英和政治家們完全意識到了圣索菲亞大教堂的這一歷史政治價值，也充分地維護大教堂的特殊身份。通過以圣索菲亞大教堂為建筑標志的東正教的傳播，拜占庭在其東面和北面建立起了一個東正教文化圈。文化圈內的斯拉夫民族通過東正教的紐帶，具象到對圣索菲亞大教堂的模仿和崇敬，在文化上和拜占庭聯系在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紀天主教也對圣索菲亞大教堂懷有一定的敬意。雖然1054年的“大裂教”標志著天主教與東正教的徹底分道揚鑣，但是分別繼承了東西羅馬版圖中宗教傳承的教民們自有他們追溯共同淵源的文化心結。無論在之前還是之后，兩教之間都保持著一定的交流，圣索菲亞大教堂則被視為天主教和東正教共同的宗教場所。著名的法國圣德尼修道院院長敘熱，曾經將自己的修道院與圣索菲亞大教堂做過對比。在他看來，12世紀的法蘭西應當努力地趕上東方帝國的宏偉壯麗。5 圣索菲亞大教堂內也保有許多天主教認可的圣物，其中最重要的無疑是一級圣物“真十字架的碎片”。意大利北部商業城邦在大教堂所在地君士坦丁堡有自己的貿易區，無論是普通拉丁天主教徒還是前來朝圣的信徒都在此地受到歡迎，宗教禮儀上的差別并不妨礙天主教對東正教圣索菲亞大教堂的尊重和認可。

2.作為西歐人建立的拉丁帝國合法性根基的短暫的天主教堂時期（1204—1261）

1204年的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是天主教在世界范圍內的勢力擴張，教宗英諾森三世是這次東征的發起者。缺衣少食的天主教十字軍戰士攻占富裕的君士坦丁堡后大肆掠奪，對東正教象征的圣索菲亞大教堂更是進行了掠奪式破壞。13世紀的《歷史》記載，十字軍戰士“不放過神的房屋和他的仆人，把大教堂華美的裝飾剝走，搶走無價懸吊飾物……貴重金屬制成的祭壇也被搶走……被摔成碎片分發給士兵們”。1

除了物質上的掠奪，更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堡天主教區的建立。繼承了拜占庭版圖的拉丁帝國統治者面對的是非常嚴峻的形勢：建國的十字軍的宗教領袖英諾森三世已將他們革除了天主教教籍，而他們統治的又是信奉東正教的人民，在諸多觀念和禮儀上與他們格格不入。2 為了解決第一個問題，他們首先想到的是就圣索菲亞大教堂對拜占庭區域文化的凝聚力加以利用。他們首先設立了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理論上他繼承了羅馬帝國時期五大教區的中君士坦丁堡主教的管轄范圍。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代替普世牧首的位置，隨后這位大主教宣布原東正教普世牧首對教宗的絕罰已經由新的天主教大主教取消。然后，他們以東西方教會重新共融為籌碼，試圖讓英諾森三世取消對他們的絕罰。他們提出重新共融的歷史性標志，便是邀請教宗前來圣索菲亞大教堂主持彌撒：“我們邀請最神圣的父親前來觀賞，現在已經驅盡了邪惡的羅馬帝國最華美的教堂中舉行的最正統的拉丁儀式。這正是公教教會（Catholica）3普世性的最好證明?！?

同時為了強調西部教會的正統羅馬身份，以消弭東正教在拜占庭帝國版圖內的影響力，拉丁帝國統治者采取的是非常激進的宗教政策。他們完全禁止東正教的儀式崇拜，并且，作為宗教上標志性的象征，他們將圣索菲亞大教堂徹底改造成了天主教堂。同時，天主教堂繼承了東正教時期的一切政治功能，包括為皇帝加冕等儀制。拉丁帝國的統治者認為這種做法延續了羅馬帝國在當地的傳統。在政治上，延續之前東正教的奢華儀式，能夠滿足統治者的自尊心，并向周邊的東正教國家宣告是拉丁帝國繼承了羅馬帝國法統。但事與愿違，這種強硬的作風被拜占庭境內的東正教教民視為偷竊了東正教神圣的傳統，加劇了天主教和東正教之間的對立。在天主教拉丁帝國統治的57年間，圣索菲亞大教堂成為拜占庭境內東正教教民反抗拉丁帝國的一個象征。其中最著名的是位于特拉布宗（Trebizond）的拜占庭勢力建造了“仿圣索菲亞大教堂”，以堅持標識其東正教拜占庭身份。5

3.作為重建的拜占庭帝國政治正統性源泉的地區化東正教標志時期（1261—1453）

1261年，作為入侵者的拉丁帝國終結，拜占庭對君士坦丁堡恢復了統治。但新生拜占庭帝國的統治范圍也局限在君士坦丁堡周邊，已經不復昔日東羅馬帝國領土橫跨歐亞非三大洲的盛景。經歷了嚴酷的天主教化拉丁帝國時期的拜占庭人，在這一時期愈發把東正教作為帝國的身份標識，而一個東正教的圣索菲亞大教堂理所當然地成為帝國的精神象征和團結標志。

經過了拉丁帝國的打擊，拜占庭帝國的威信掃地，因此東正教已經不再具有之前的文化聯盟功能。例如1344—1345年，在一幅描述保加爾人伊凡·亞歷山大（Ivan Alexander）被耶穌加冕的畫像中，耶穌被稱為“沙皇中的沙皇、永恒之沙皇”，而伊凡則被稱為“所有希臘和保加爾人的沙皇”。6 由于拜占庭不再是一個地區大國，在這一時期，拜占庭帝國的東正教愈發地區化。圣索菲亞大教堂成為地區化東正教意識形態的象征。在這座羅馬權力象征的建筑物中施行的希臘禮儀形式的東正教，是新生拜占庭帝國的意識形態核心。然而拜占庭皇帝，尤其以米海爾八世為首，出于政治考慮，則認為必須與西方的天主教會保持良好關系，否則可能又會招來十字軍東征。1 但這一政策取向與當時民眾的宗教感情產生了沖突，其后果是，大教堂在1261年之后與5世紀不同，與皇權的關系愈發疏離，不再具有跨宗教紐帶的功能；大教堂不再對天主教開放，同時也無法作為東正教對外的窗口。圣索菲亞大教堂由作為昔日東羅馬帝國的政治遺產的標志，縮小為龜縮于君士坦丁堡一城的拜占庭民眾帝國心態的支撐，因此對圣索菲亞大教堂的任何變通性改變，都被東正教教民視為對拜占庭帝國身份本身的挑戰。連拜占庭皇帝本人也不能忽視這種東正教純潔的不容侵犯性。一個標志性的事件是，拜占庭帝國的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15世紀中葉在奧斯曼帝國的重重圍困之中無奈向教宗尼古拉斯五世求援，代價是皈依天主教，其結果導致了一場巨大的騷亂，圣索菲亞大教堂就是反對皇帝宗教決定的中心。在嚴厲鎮壓之下，君士坦丁十一世才在教堂完成了一次天主教拉丁禮的儀式。然而，同時期的拜占庭史學家對他的行為進行了嚴厲批評：“這是君士坦丁帕萊奧羅戈斯統治的第三年。他依然沒有被加冕，因為教會沒有領袖，并且因為他繼續執行他的兄弟和前任皇帝約翰帕萊奧洛戈斯所締結的所謂的‘聯合’，使教會陷入一片混亂。這場聯合是邪惡的，使上帝不悅、分裂教會、離散教民并徹底毀滅了我們。實話說，這是我們所有不幸的源泉?！? 拜占庭帝國的民眾將帝國文化存續的標志，寄托在圣索菲亞大教堂東正教化的純潔性之中，任何與東正教相沖突的禮儀都被視為對作為“羅馬帝國標志”的圣索菲亞大教堂的玷污。

4.奧斯曼帝國作為羅馬繼承者的象征、伊斯蘭教清真寺時期（1453—1500）

奧斯曼帝國的前身是東方來的突厥人伊斯蘭化之后定居建立的一個蘇丹國。而當蘇丹國攻城略地、不斷擴大疆域的同時，他們也將越來越多的民族納入自己治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崛起之后，亟須解決的問題就是作為外來的突厥民族統治境內阿拉伯人、亞美尼亞人、希臘人等數十個民族的合法性在哪里。奧斯曼帝國蘇丹的解決辦法是通過將自己視為羅馬這個世界性帝國的繼承人來宣稱自己統治的合法性：“羅馬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帝國，它的偉大在于力量、強悍和勇敢。我們是世界上最強悍勇敢的帝國，因而就是羅馬的繼承人?！? 1453年，奧斯曼帝國蘇丹穆罕默德二世繼承其父親貝亞茲德一世從一個區域強權轉變為世界性帝國的夙愿，終于攻陷了君士坦丁堡這座拜占庭的帝都，并且宣布一千年以來作為統治這片廣袤區域基督教權威圣地的圣索菲亞大教堂，成為伊斯蘭教占領這片土地象征的清真寺。穆罕默德二世通過保存圣索菲亞大教堂的帝國意象，來證明自己是拜占庭帝國與羅馬帝國合一的合法繼承人，以推動奧斯曼帝國繼續擴張的野心。4 在接下來的數個世紀內，奧斯曼帝國開始構建君士坦丁堡和圣索菲亞大教堂的新神話，君士坦丁堡被描繪為由一位神秘古波斯王沙達德的后裔所建，先知曾有預言：君士坦丁堡將會被穆斯林征服。穆罕默德將圣索菲亞大教堂改造為清真寺則標志著伊斯蘭教的最終勝利。5 而穆罕默德大帝在完成夙愿后，將圣索菲亞大教堂進一步指定為蘇丹的私產，試圖牢牢掌握對這座圣所的所有權。

然而，與對待拉丁帝國——天主教——的態度不同，在東正教教徒看來，信仰伊斯蘭教的奧斯曼人對君士坦丁堡的征服，既是上帝的懲罰，又是上帝的保護。拜占庭帝國在1261年之后疆域大大縮小，國力衰弱。面對奧斯曼人的進逼，15世紀中前期的拜占庭皇帝常常將東正教與天主教合一作為向教宗借兵以維持自己可憐疆域的手段，給東正教教徒留下了對天主教回歸的恐懼。相比之下，伊斯蘭教政權以征稅的代價允許他們信仰東正教，反而是東正教教民可以忍受的不便：“統治城市的是突厥頭巾總比天主教帽子好?！? 他們甚至認為奧斯曼人沒有拆毀大教堂，是上帝的神。因此，在經濟生活上并未受到太大壓迫的拜占庭人，對外來的奧斯曼人將圣索菲亞大教堂改建成清真寺沒有特別的抵觸，反而將其作為奧斯曼統治的象征接受下來；他們希望相安無事，滿足于在其他指定教堂進行宗教禮拜的宗教和平。默許清真寺改造的行為，讓圣索菲亞大教堂再次成為兩個宗教之間聯系的紐帶。

奧斯曼帝國并沒有對圣索菲亞大教堂去政治化。盡管其接受拉丁帝國的教訓，沒有繼承基督教加冕禮的儀式，但也不斷地把圣索菲亞大教堂同蘇丹的神圣權力聯系在一起。這種神圣權力并不是基于宗教，而是基于征服羅馬、建立普世帝國的記憶。從17世紀早期開始，新任蘇丹在繼位時依然要前往覲見穆罕默德二世的陵墓和他的清真寺，即圣索菲亞大教堂。同時，他在每周五還要模仿穆罕默德二世1453年在圣索菲亞大教堂舉行的儀式。1 到了19世紀，奧斯曼人進一步將這種強化奧斯曼帝國政治形象與威權的行為和民族主義的興起聯系起來。青年突厥黨人每年都會舉行君士坦丁堡征服紀念，以強化民族主義情緒。奧斯曼帝國試圖把當時流行的民族主義和伊斯蘭教意識形態結合起來，從而改造圣索菲亞大教堂作為羅馬帝國標志的性質，在伊斯蘭民族主義基礎上重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政治身份，擺脫帝國成立之初要借光“繼承羅馬帝國”的政治身份標識。然而這一轉變尚未完成，第一次世界大戰和接踵而來的帝國解體打斷了這一努力。

三、結語

圣索菲亞大教堂經歷了數個不同的時代，在各個時代中最為突出的便是宗教文明的復雜性：東正教、天主教和伊斯蘭教都曾經將它作為宗教圣殿，并舉行各種各樣的儀式。宗教建筑的身份定位隨著歷史的變遷，在數個不同宗教之間反復游移的情況并不罕見，除了圣索菲亞大教堂之外，還存在著不少宗教場所更迭與交錯的情況，如：在西班牙的科爾多瓦，梅斯基塔（La Mezquita）中世紀時曾是科爾多瓦的倭馬亞哈里發及其繼承者的主要清真寺，但在13世紀被卡斯蒂利亞的費迪南德三世（1217—1252）改建為大教堂；2 在印度的阿約提亞，莫臥兒皇帝巴布爾（1526—1530）在一個被認為是印度教神靈羅摩出生的地方建造了巴布里清真寺，3 該清真寺于1992年被印度教徒拆除，2019年印度法院裁決將該地交給印度教徒以改建為一座羅摩寺；4 在耶路撒冷，圣殿山對猶太人和穆斯林來說都是神圣的，這也使得兩個宗教之間的緊張關系時有加??；5 即使在土耳其境內，仍存在許多清真寺以前是重要的拜占庭教堂，如伊茲尼克和特拉布宗的喬拉教堂和圣母院6 等。

然而圣索菲亞大教堂與它們不同的是，它是一個普世帝國的政治象征。東歐文明區各個不同時期的政權在其中進行各自的宗教儀式——也就是前現代（Pre-modern）時期的意識形態——并不僅僅出于利用已有宗教空間的原因，而是希望能夠占據羅馬普世帝國的政治遺產，以鞏固自身政權的合法性。相比其宗教性，圣索菲亞大教堂的政治性是爭議的來源。各個時期的歷屆政權總是試圖將大教堂和統治合法性聯系在一起。東羅馬帝國前期，大教堂作為金碧輝煌的宗教圣殿統合國內，甚至地區人民的認同；拉丁帝國時期，大教堂回歸天主教是西部教會正統性的回歸；拜占庭帝國后期，大教堂的東正教是一個已經衰落的小國的國民對于往昔榮耀傳統的最后堅守；奧斯曼帝國時期，則是一個新生的多民族普世帝國建立其統治合法性的基石。因此，圣索菲亞大教堂作為一個跨文化的宗教地標，對于歷史上控制它的國家來說，既是一個本國文化凝聚力的中心，又是一個與他者文化交往的核心問題，是大教堂所在國國際影響力的重要部分。這一歷時一千五百年的文化積淀，深刻地影響了東歐區域的近現代政治格局和國際關系走向。

圣索菲亞大教堂位于土耳其的伊斯坦布爾，1935年，在土耳其共和國開創者凱末爾總統的推動下，將當時作為清真寺的圣索菲亞大教堂改建為博物館，原因是凱末爾總統把原來以伊斯蘭教為基礎、作為奧斯曼帝國劫后余生的土耳其，通過立法的形式規定為世俗國家，最大限度地擺脫與奧斯曼帝國的陰影與關聯。這是土耳其建立共和國、追隨現代化的關鍵一步。1985年，圣索菲亞大教堂作為博物館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世界文化遺產名錄。但在2020年，作為伊斯蘭主義者，意圖把作為世俗國家的土耳其重新改變為具有強烈伊斯蘭教民族主義國家色彩的土耳其總統宣布，將這座緣起于基督教信仰又浸潤于伊斯蘭文化并經過聯合國科教文組織認定的中性的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標志，重新改成強化土耳其伊斯蘭民族主義的清真寺。此舉引發世界輿論大嘩，各界持續不斷關注，成為一個跨文明討論的熱門話題。土耳其共和國幾十年間走過的曲折道路，反映的是世界范圍內文明融合的呼聲和趨勢，以及人類文明共同體建設道路上的必要性和艱難程度。土耳其境內圣索菲亞大教堂的定位之爭已經上升為文化塑形后的文明圓桌商議，具有如何在更大共識基礎上處理這一大類宗教文化遺產的示范價值，這正是全世界范圍內圣索菲亞大教堂所屬性質之改變萬眾矚目的深層原因。

Hagia Sophia： A Symbolic Political Architecture of Roman Power

SU Shengjie

Abstract： Hagia Sophia is a world heritage site designated by UNESCO， which has witnessed changes in history around Bosporus Strait. For many years， the academic discussion on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Hagia Sophia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fields of culture， art， and religion. In fact， for more than a thousand yea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ivilization history and political history， Hagia Sophia has become a symbol of imperial political symbols under the tradition of Roman civilization.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g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Hagia Sophia as a concrete symbol of Roman politics. The Byzantine Empire regards Hagia Sophia as the center of Orthodox ideology and culture， and that the Latin Empire regards the return of Hagia Sophia to Catholicism as a landmark event in the rebuilding of the Roman Empire by the Latins. The Ottoman Turkish Empire， on the other hand， regards the mosque renovation of Hagia Sophia as a symbol of its succession to the political legitimacy of the universal empire of Rome. Therefore， the Hagia Sophia has the aesthetic value of culture and architecture and serves as a concrete expression and inheritance carrier of the political symbol of the legitimacy of the Roman Empire since the Middle Ages. Furthermore， as a material condensation of ideology， Hagia Sophia plays a unique role in the formation， conflict， and reintegration of the Eastern European Orthodox civilization area， which has had a profound impact until now.

Key word： Hagia Sophia; political symbol; Roman Empire

（責任編輯：中?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