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體視野中的意大利政治文化

信美利

摘? ?要： 意大利史研究長久以來呈現出相對“斷裂式”的發展態勢，即以古羅馬史、文藝復興史和法西斯史為特定主題，強調其各自獨特性、重要性，由此缺乏對意大利史作為完整研究對象的系統性、連貫性討論。實際上，意大利史可從整體視角切入，斷代研究方法并不排斥歷史延續性和內在邏輯的統一性。以法西斯意大利史為例，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策源地之一，學界對其外交政策的研究已取得豐碩成果，但以意大利本土及英語世界的研究者為主，中國學界的關注及成果較集中于個別研究者。以往研究傾向于將法西斯意大利外交“單獨”探討，認為其自成體系，明顯區別于自由政府時期，其強烈的投機色彩主要歸咎于法西斯黨和墨索里尼的個人作用。然而，法西斯意大利外交遵循的可稱為“現實主義”的路徑，在法西斯奪權后的若干年里，與自由政府時期的外交選擇并無本質區別，甚至二者均受到意大利傳統政治外交文化的影響，因其共同面臨意大利自統一以來就已形成的經濟基礎薄弱、國家實力欠缺、強權環伺等局面?！艾F實主義”是兩段不同歷史時期的共同選擇，法西斯意大利亦是整體意大利史中既特殊又具有某種關聯性、共性的歷史階段。

關鍵詞： 意大利史；法西斯；外交；現實主義；二戰

中圖分類號：K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8634（2023）06-0142-（10）

DOI：10.13852/J.CNKI.JSHNU.2023.06.015

對法西斯意大利外交政策的系統研究始于二戰結束之初，迫于法西斯暴政而流亡海外的反法西斯歷史學家對此項研究有拓荒之功。隨著法西斯時期外交檔案的陸續解密，1 意大利本土以及英語世界的研究者取得了豐碩的成果。梳理以往研究，歷史學家對意大利外交的闡釋大致分為傳統和修正兩派。2 前者持堅定的反法西斯立場，譴責與法西斯主義相關的一切，認為法西斯外交政策毫無連貫性，帶有明確的宣傳目的和機會主義色彩，忽視外交政策的長期影響。后者則在一定程度上為法西斯外交辯護，對意大利一戰后的修正主義（Revisionism）和帝國主義外交進行合理化解讀，認為法西斯外交政策仍然有規律可循。國內學者對該問題的專題研究相對較少，1 且側重史實梳理，主要聯系當時國際關系格局分析法西斯意大利外交選擇的兩面性，將法西斯政府的外交與自由政府時期（1870—1922）的外交視為涇渭分明的兩個討論主題，過于強調法西斯意大利外交政策的特殊性，缺乏對意大利與英、法、德各方關系及動因的具體分析。2 本文擬從意大利近現代歷史連續性的角度切入，分析二戰前法西斯意大利外交的過渡階段，討論其現實主義特征，追溯源流，闡釋其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演變，豐富該時期國際關系史的研究視角，加深對20世紀初意大利外交史的認識。

一

1922年10月29日，意大利國王授權國家法西斯黨黨魁墨索里尼組成新政府，這就是所謂“向羅馬進軍”的重要“成果”。3 由此，史學界一般也傾向于以1922年為界，將意大利現代史劃分為兩個基本討論時段，即1870年至1922年的自由政府時期和1922年至1943年的法西斯政府時期。但實際上，正如意大利史家薩爾瓦托雷利所說，“那只是一種迷惑人的炫耀”。4 墨索里尼組織的新政府中不僅有法西斯分子，還有眾多舊黨成員，在新議會中形成了一個支持政府的絕大多數派，反對黨少數派（包括人民黨、共和黨和社會黨的大部分）在法西斯壓制下放棄反法西斯聯合。盡管如此，在當時的力量對比情況下，國家法西斯黨遠不能與廣大工農群眾支持的社會黨和羅馬教廷扶持的人民黨相抗衡。為鞏固政權，墨索里尼領導的國家法西斯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5 1925年1月3日，墨索里尼在議會講話中宣布自由—立憲政權最終向法西斯政權過渡，至1926年，墨索里尼解散了除法西斯黨外的所有政黨，實現國家的法西斯化。

在此背景下，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并非自“向羅馬進軍”就開始改弦更張，而是經歷了一段過渡時期，大致從1922年至1933年。在此期間，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由政府時期意大利外交政策的延續。20世紀初，自由意大利不再堅持純粹的三國同盟政策以及與法國的緊張關系，轉而將三國同盟作為簡單的防衛工具和友誼象征，同時對法國采取友好態度，結束貿易戰，并締結地中海協定，放棄摩洛哥，而法國承諾不插手的黎波里。隨后意大利開始加緊在巴爾干，尤其對阿爾巴尼亞的爭奪，還對土耳其宣戰，迫使土耳其放棄的黎波里的主權；在利比亞進行戰爭，迫使各大國相繼承認利比亞并入意大利。6 可見，自由政府時期意大利已然開始靈活運用歐洲的矛盾擴張自己的勢力范圍。法西斯上臺后，尤其在過渡時期，其外交政策主要表現為繼續與英國結盟，維持歐洲大國均勢；不放棄一戰及之前的領土（殖民地）擴張計劃；在處理與法、德、蘇聯等國的關系上采取更加靈活、務實的外交手段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英、法主導建立凡爾賽體系，但意大利對英、法采取了不同且務實的外交方針。意大利的職業外交官們十分清楚，本國的財力和軍力均不足以與更強大繁榮的國家競爭。因此，他們必須堅持與英國結成傳統的盟友關系。在他們看來，法國和意大利之間“懸而未決”的一些問題，最好從英國方面進行突破。1 雖然英意之間存在自1919年以來拖延已久的殖民地補償問題，2 但雙方對于和談、和解的態度從未改變。1924年7月15日，英意之間就朱巴蘭領土割讓訂約。3 1925年12月，雙方又達成臨時協定，承認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亞東部的勢力范圍，這些都為意英結盟奠定了基礎。

而意大利與法國之間所謂的“懸而未決”的問題包括：

1.殖民地領土爭端。利比亞與法屬非洲赤道地區之間的邊界問題直到1935年才解決。4 整個20世紀二三十年代，與法國達成殖民地領土邊界協定一直是意大利外交的重要目標，但卻遲遲沒有實質性進展。意大利希望恢復其對尼斯和科西嘉島“歷史的”“民族的”權利。意大利還提出對突尼斯和法屬索馬里的領土要求，在意大利看來，這是一個“道義”問題，尤其是尼斯和科西嘉島，這關乎墨索里尼的“民族自豪感”以及其政權的民意基礎。此外還有突尼斯的意大利人地位問題。突尼斯是法國屬地，但其中的意大利居民人數多于法國居民——意大利人約8萬，而法國人只有5萬，于是，墨索里尼強調在突尼斯的意大利居民保留其意大利國籍，而不必默認轉為法國國籍。5

2.爭奪對巴爾干的統治權。法國在巴爾干地區有戰略和政治利益；意大利則主要是戰略和商業利益。法國期望在未來與德國或意大利發生戰爭時，能在巴爾干獲得其最重要的戰略盟友——南斯拉夫的支持，而對意大利與巴爾干國家的關系不僅僅是國家安全與政治威望問題，還是重大的商業利益問題。6

3.法國是反法西斯宣傳大本營。法西斯政權確立后，意大利的政治難民聯合一些法國非官方媒體積極開展反法西斯活動，其活動總部就設在巴黎。他們發表了大量宣傳反法西斯的文獻，在意大利前總理尼蒂（Francesco Nitti）和前外交部長斯福爾扎（Carlo Sforza）的率領下，他們得到了法國左翼分子的同情和大力支持。墨索里尼擔憂這種反法西斯潮流會越過阿爾卑斯山蔓延到意大利境內。7 此外，墨索里尼多年來一直視共濟會為反意大利的共產主義組織，在國內大肆打壓共濟會。由此，他將法國共濟會推向了反法西斯立場，而法國共濟會對法國政府的意大利政策具有相當大的影響。8

與此同時，法國和意大利彼此都擔憂對方倒向德國。對意大利而言，既然本國沒有實力在歐洲權力角逐場上獲得壓倒性優勢，那么，保持歐洲均勢于意大利更有利。一方面，墨索里尼并不希望法德和解；另一方面，墨索里尼也不愿看到法國針對德國有過激行動。法德若爆發爭端，意大利必定要插手甚至幫助法國人。以1923年的魯爾危機為例，墨索里尼強調意大利既缺煤田、原材料，又沒有足夠的黃金儲備，一直在“艱難求存，必須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拯救自己于水火的事業之中”，因此意大利只能在非經濟領域以及技術問題上部分參與，但也絕不缺席。數月之后，墨索里尼又呼吁將德國債務削減至合理程度，“不干涉德國內政，僅在道義上和政治上支持德國政府，有助于其重建秩序，實現財政復蘇”。1 因為德國也是意大利農產品的重要出口地，德國復蘇，特別是其經濟和財政狀況好轉對意大利有利。2 當然，法西斯意大利對德國的潛在實力和雄心也保持著高度警惕，尤其是德國吞并奧地利的企圖（Anschluss），因為德奧合并意味著德國將成為歐洲中部最強大的國家，勢必打破均勢。

為保持歐洲均勢，法西斯意大利積極為所謂“共同安全”出力。1925年10月15日，墨索里尼作為意大利外交部長出席了洛迦諾會議的最后討論，3 并簽署《洛迦諾公約》，這對意大利有若干益處，如避免意大利被三強（英、法、德）孤立，維護法、德之間的平衡，與英國站同一陣線，共同充當歐洲政治秩序的擔保人和法官角色，相當于擁有高于法、德的國際地位。4 墨索里尼解釋道：“這項旨在確保危險地區和平的協議，將緩和法德關系，從而營造歐洲各國關系新氛圍，意大利不能拒絕參加。與英國一樣，意大利是這項協議的保證國，因此也是整體和平的保障?！薄叭粑覀兺稐墮嗥?，就必定被歐洲大國之間的協議體系排除在外；其次，（若棄權）我們定會被孤立；再次，（若棄權）我們定會失去讓意大利在關鍵時刻與英國平起平坐的機會?！?

如果說與英、法、德幾個歐洲大國的關系已比較明顯地體現出法西斯意大利靈活、務實的外交風格，其對待蘇聯的態度則是將該風格發揮得更甚從前。法西斯在意大利國內宣揚反共，但意大利卻是歐洲唯一一個與蘇聯保持正常甚至友好關系的國家。墨索里尼強調，意大利承認蘇聯有利于實現商業利益，獲得本國缺乏的原材料，兩國經濟可實現“互補”，且均旨在建立工業化強國。1924年2月8日，意大利與蘇聯在羅馬簽署《商業和通航條約》。此舉在歐洲引起極大反響，意大利是第一個與蘇聯簽條約的大國，等于承認其政權。6

因此，不論是與英國結盟還是在處理法、德關系上的靈活度，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選擇從本質上與自由政府時期的外交存在連續性，包括其靈活、務實的突出特點，其實亦是自由政府時期一直延續下來的傳統。這種外交政策連續性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意大利國家發展的先天不足、后天乏力，而墨索里尼及其領導的國家法西斯黨利用這種發展缺陷，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攫取政權的同時也為現實主義外交選擇尋找合理性。

二

自1922至1926年法西斯國內政權鞏固之后，墨索里尼逐漸將事業重心轉向外交，法西斯意大利外交政策不可避免帶上墨索里尼的個人特色，其中最突出的特點是對宣傳效果的執著追求。二戰后意大利著名歷史學家薩爾韋米尼（Gaetano Salvemini）評價，墨索里尼在宣傳和制造神秘方面“天賦異稟”。7 他一改舊的緩慢耐心的談判模式，不惜代價只為實現巨大野心和立竿見影的外交效應。8 A. J. P. 泰勒和丹尼斯·麥克·史密斯也認為，墨索里尼每天隨時在調整其外交政策，目的就是為了進行極致地宣傳。迪諾爾福更是指出，對墨索里尼而言，基吉宮（Palazzo Chigi）并非外交部辦公地，而是宣傳部的“分部”，墨索里尼更像是宣傳部門的頭目。1

為了達到轟動性的宣傳效果并將個人威望最大化，墨索里尼幾乎是事必躬親地推動意大利與羅馬教廷達成和解。2早在1921年首次議會演講時，墨索里尼就宣稱“法西斯主義既沒有實踐過也從未宣揚過反教權主義”。3 自1923年1月開始，他個人親自與教廷國務卿進行秘密會晤，而后指派親信繼續談判。至1929年1月，雙方的艱難談判進入最后階段，在敲定最后部分條款時，墨索里尼親自加入談判小組。1月31日，在最后一次審閱這些條款的時候，“他（墨索里尼）從晚上9點一直工作至凌晨1點，他幾乎詳細斟酌了每一個字”。4 為了促成和解，墨索里尼對教廷提出的大部分條件均予以滿足。對教廷的領土主權要求，意大利國王伊曼紐爾三世（Vittorio Emanuele III，1900—1946年在位）一直持反對態度，墨索里尼不遺余力地游說國王，最終使國王同意繼續和談，并在領土主權（包括教會財產）方面做出讓步。5 而意大利當時面臨嚴重的財政困難，債臺高筑。6 即便如此，墨索里尼仍然承諾對教廷予以資金補償，包括總額為7億5千萬里拉的現金，以及10億里拉借款。7 通過與教廷達成和解，解決了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羅馬問題”（Questione Romana），為墨索里尼提供了一項無與倫比的個人宣傳素材?！兑獯罄嗣駡蟆罚↖l Popolo d’Italia）在《拉特蘭條約》簽署的當天刊文大肆歌頌“墨索里尼的功勞”“法西斯體制的勝利”及“和解條約將對意大利大有裨益”。文中稱《拉特蘭條約》是“法西斯體制在道義和政治上的偉大勝利”，而這基本歸功于墨索里尼杰出的外交才能，8 促成與羅馬教廷和解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法西斯意大利的對外擴張做準備。1920年秋，墨索里尼給意大利著名的民族主義詩人鄧南遮（Gabriele d'Annuzio）的信中寫道：“我相信在意大利向世界擴張的過程中，天主教主義可資成為最強有力的一個武器?！?

實現國家法西斯化之后的1926年5月29日，墨索里尼在參議院演說中較系統地宣揚帝國主義的合理性。他指出，每一個有生存欲望的人都有“帝國主義傾向”，因此，一個國家就是具有生存欲望的群體。任何國家都不可避免地有“權力欲望”，沒有權力，國家就會孱弱衰落，從而成為其他更加強大國家（在這些國家之中，“權力欲望”發展更充分）的犧牲品?！耙獯罄蹏髁x是意大利種族品質和道德尊嚴的結果。其次，也是這個起步太晚的民族進行經濟和智力擴張的必需品?！蹦骼锬釁拹骸案哒勯熣摗?，如“國際大團結”“國家之間的兄弟情誼”“國與國之間的友好關系”等。他深信，“沒有哪個國家奉行國際兄弟情誼的政策；每個國家都在高墻后保護著自己，而今這堵高墻是經濟和政治實力”。10

在墨索里尼的規劃中，地中海、巴爾干地區及東非是意大利對外擴張的主要目標。但在1935年入侵埃塞俄比亞之前，他主要進行戰爭準備，而他所設想的戰爭實際是僅限于殖民地的局部戰爭，并非歐洲本土再發生大戰。1929年1月8日，墨索里尼接受英美新聞社代表采訪時說：“意大利的擴張問題迫在眉睫，人民必須做好準備。但這不應該引起任何恐慌；我們的目標不是戰爭，而是準備。我認為，在1935年，某些情況的出現會改變歐洲局勢?！薄爸趁駭U張問題對意大利至關重要，必須像處理關乎整個世界的其他重大問題一樣予以重視。但大家得理解；我說的不是戰爭的威脅；我們可以通過和平友好的方式修訂條約體系?！? 因此，修正派歷史學家德費利切（Renzo De Felice）總結，墨索里尼外交政策的特點是“絕對的非戰性”。在1935年之前，意大利簽署了大量國際條約，借此排除歐洲沖突的可能性，同時強化意大利的國際影響力。2 曾任法西斯政府外交官、政治顧問的瓜里利亞（Raffaele Guariglia）3 在其回憶錄中評價道：“沒有哪個國家像墨索里尼領導的意大利那樣簽署過這么多的條約和協定；對所有遞送到手里的公約都來者不拒，哪怕與他的想法和目的背道而馳?！?

為了突出其個人及其領導的國家法西斯黨的外交成就，墨索里尼從上臺之初就開始批評自由政府外交的“軟弱”，使國內民族主義者、保守主義者以及公眾輿論相信，“國家被騙走了戰勝者的回報。這種不愉快的記憶給意大利一戰后二十年的外交政策蒙上了陰影”。5 墨索里尼急切地向本國人民證明，他擁有在國際事務上為意大利爭奪利益的獨特天賦，于是在1923年8月武力占領科孚島，6 并以退出國聯為威脅迫使英法妥協。在他看來，這次事件的順利解決對意大利國際威望提升大有裨益。英法的姑息無疑也鼓勵著墨索里尼后續的擴張冒險。7 在科孚島事件之后，1927年11月24日，意大利宣布與阿爾巴尼亞結成防御聯盟，將阿爾巴尼亞正式劃入意大利的勢力范圍。8

對于非洲殖民地的執著并非法西斯意大利獨有之外交選擇，但的確是在法西斯時期才獲得實質性進展，這同樣與墨索里尼及法西斯的“榮譽感”密不可分。意大利為了獲取并維護北非的殖民地“耗費巨大”，“帶來的滿足感和物質利益卻寥寥無幾，但墨索里尼決心以一己之力激發民眾的興趣，并喚醒人們對意大利海外資產的自豪感”。9 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后，在法西斯意大利看來，向非洲擴張顯得更加迫在眉睫。墨索里尼曾試圖“將歐洲變成發揮‘法西斯活力’的舞臺，來證明意大利的偉大”。但他不得不面對本國衰弱而對手強大的現實，“為了轉移意大利人對失業的注意力，改變其對國家的冷漠態度，意大利政府需要在海外取得一些令人眼花繚亂的成功”。10 如瓜里利亞（Raffaele Guariglia）所說，由于歷史、地理和政治契機等原因，埃塞俄比亞是意大利在非洲唯一可以進行新的殖民擴張的地區。將埃塞俄比亞當做原材料產地，有助于促進意大利經濟，同時埃塞俄比亞還可能吸收意大利移民。11

關于法西斯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的動機，史家們有多種解釋，其中兩個因素值得注意：一是經濟因素；二是宣傳因素。如前所述，法西斯上臺后需要完成國家的法西斯化，墨索里尼及國家法西斯黨在過渡時期基本延續了自由政府時期的外交方針，這一方面由意大利的客觀歷史條件決定；另一方面也是法西斯政權出于自身權力鞏固需要而做的主動選擇，他們認為必須盡可能用最少的時間完成對意大利的法西斯化。但法西斯的社會經濟改革努力并未像其預想的那樣成功，加之世界性經濟危機和大蕭條的打擊，墨索里尼轉而越來越寄希望于用外交來重振信心。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法西斯最初高漲的改革熱情已所剩無幾，“軍事帝國主義取代了社會變革，成為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存在的理由”。1 因此，墨索里尼入侵埃塞俄比亞基本上旨在解決國內經濟問題，恢復法西斯政權的威望。2 墨索里尼將入侵埃塞俄比亞的戰爭設計為“應對日益嚴重的社會和經濟壓力的安全閥”。3 可以說，“自埃塞俄比亞戰爭開始，外交政策日益成為法西斯政策的基石”。4 至于宣傳動機，也可以理解為墨索里尼不能容忍任何人威脅到他的獨裁權威，“天生的利己主義加劇了墨索里尼的嫉妒之心，這種嫉妒驅使他試圖與德國獨裁者相提并論，從而開始一系列冒險”。5 同時期，希特勒似乎更加狂熱，同樣沉溺于軍國主義口號的墨索里尼不甘心落后于人。6 他被自己的宣傳政策裹挾，愈發相信征服埃塞俄比亞將有助于解決意大利的問題。7

由此可見，除連續性之外，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確實存在某些獨特性，而這種獨特性與墨索里尼追求個人威望、法西斯政權轉嫁國內矛盾相關聯，尤其是其中的宣傳動機十分明顯。歷來史家們評價法西斯意大利外交常用“投機主義”“投機性”等詞匯，但究其深層原因或許可以用“現實主義”一詞來說明。

三

自國際關系成為一門學術研究以來，現實主義就一直是兩種傳統國際政治理論（另一種為自由主義）中的主流。對于現實主義者而言，國際政治就是各國之間為實現自身國家利益最大化而進行的權力爭奪。所謂國際秩序只是某種權力平衡機制作用下的結果。歸根結底，在國際政治體系中，在國家之上沒有任何其他的主權機構，國際政治更像一種“自助”體系，各國必須依靠自身的軍事實力來實現各自的目的。8 20世紀之前的現實主義理論也被稱為“古典現實主義”。許多當代現實主義作家經常聲稱其理論是古代思想傳統的一部分。這些古代思想傳統源于修昔底德（約公元前460—406）、馬基雅維利（1469—1527）、霍布斯（1588—1679）等人的思想。古典現實主義者強調，國際行為的基本準則是國家利益（raison d’état）。在國家疆域之外皆為無政府狀態，在此狀態下，國家生存沒有保障。所以，每個國家的核心利益一定是生存。與追求權力一樣，擴大國家利益也是一條必然鐵律，為達目的唯有“自助”（self-help）。9

若將現實主義作為一個整體流派來理解，會發現其主張中最突出的幾個特點：首先，國家主義是現實主義的核心。在世界政治舞臺上，所有其他行動主體皆不如國家重要。其次，每個國家的首要目標是生存，這也是所有政治領導人必須維護的最高國家利益。除此之外的其他目標，如經濟繁榮之類的都是次要的國家利益。為了維護國家安全，所有領導人都必須遵循“以結果來評判行為”的道德準則。最后，所謂“自助”，即除己之外，其他國家皆不可靠，均無法提供生存的保障。各國通過保持權力平衡來實現共存，對奉行現實主義的國家而言，只有當互動能使它比其他國家獲得更多利益的時候，有限的合作才可能實現。1

縱觀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可以說它正是這種現實主義的擁躉。但還需要指出一點，法西斯統治下的意大利所面臨的問題，不論內政、外交，實際上與自由政府時期并無本質差別，這正是造成前文所述的外交政策連續性的原因之一。即使墨索里尼和國家法西斯黨在過渡期之后的外交選擇顯現出更多的個性色彩，但其實也基本沒有脫離現實主義框架。就現實主義而言，意大利人的思想理論淵源基本可追溯至馬基雅維利及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兩個人物在歷史上曾被反復對比，他們的相似之處很多，同為佛羅倫薩人，幾乎同時生活于同一城市（前者生于1469年，后者生于1482年），都是年輕時便出任佛羅倫薩共和國駐外大使，從政并對統治術、權術十分感興趣，從政失敗后均選擇退隱，研讀和撰寫歷史著作，不約而同地得出共同的結論：無論對個人還是國家，爭取成功都是絕對必要、唯一正確的目標。2

基于這種現實主義以及成功決定論，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活動也能找到較為合理的解釋。需注意的是，墨索里尼對法西斯外交風格具有關鍵性作用，但現實主義并非完全是其個人選擇，確切說他是這種現實主義的“集大成者”，然而現實主義不僅影響著他一人。19世紀后期，意大利的統一從某種程度上就是這種現實主義外交的產物，比如王國第一任也是意大利人公認的偉人首相加富爾（Camillo Benso Cavour）。相較于首相角色，他扮演更成功的是外交活動家角色，他充分利用自己對國際局勢的熟悉促成了意大利王國的初步統一，并為之后完全的領土統一奠定基礎。3“錯綜復雜的外交形勢需要果敢的政治手腕才能予以利用”，“加富爾毫無疑問就是最好的政治家。當時的形勢需要這樣一個人物，即能認識到誠實并不總是最好的政策”。4 他的外交原則沿襲了現實主義的“精髓”，即目的決定手段，或者說為達成外交目的可不擇手段。他一方面依靠法國抵制奧地利，又勸誘奧地利以斷絕外交關系威脅法國，挑起法奧爭端，并擴大裂隙，催促法奧開戰，造成對意大利有利的形勢。5 1855年，加富爾適時派出軍隊參與英法聯軍對俄作戰（克里米亞戰爭），借此以戰勝國代表的身份參加戰后和會，名揚歐洲，提高了撒丁王國的國際地位，為之后撒丁王國爭奪意大利統一運動的領導權奠定基礎。6 加富爾于1861年便溘然長逝，在意大利史家看來，“他的去世是意大利，乃至整個歐洲的重大損失”。7

至法西斯意大利時期，墨索里尼及其主導的法西斯外交政策更是將現實主義發揮得“淋漓盡致”，集中體現為所謂的“鐘擺”政策或者“決定性權重”（politica del peso determinante）政策——充分利用歐洲大國之間的沖突，達成意大利目的。墨索里尼很早便意識到，必須摧毀歐洲現有的體系（英法主導的凡爾賽體系），制造不穩定的平衡局面。而過于強大的大國，如德國，必定威脅到這種平衡。法西斯意大利有必要在英法和德國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既造成二者的沖突，又保持相對的平衡，使意大利成為決定性力量，它站在哪邊就能起決定作用。然而，局勢的變化超出了墨索里尼的預期，現實是意大利本身并非大國，因此不得不從屬于一個強大的盟友，這就意味著“決定性權重”政策的失敗不可避免。8

1936年，隨著入侵埃塞俄比亞戰爭接近尾聲，歐洲和地中海地區出現了反法西斯浪潮，希臘、埃及、土耳其、南斯拉夫等國對此十分警覺，尤其加上西班牙和法國的中左聯合陣線的勝利，對墨索里尼而言是明顯的戰略威脅，是在地中海對法西斯意大利形成包圍圈的前奏。1 關于法西斯意大利參加西班牙內戰的原因，早期的解釋強調意識形態在墨索里尼決策中的重要性，認為意大利干預西班牙內戰的動機，一是敵視法國和西班牙的人民陣線政府；二是出于對蘇聯在西班牙滲透的擔憂。2 法西斯宣傳分子路易吉·維拉里（Luigi Villari）解釋說，“很明顯，世界共產主義在社會黨、共濟會和其他煽動性組織的協助下，正在準備一場巨大的動員，以確保紅色力量在西班牙占主導地位。為此，墨索里尼最終決定意大利向西班牙民族主義事業提供援助”。3 然而，結合墨索里尼和法西斯政府一直以來的外交表現，這里的意識形態動機實際上并不充分，現實主義仍然是這一決策的出發點，戰略和利益考慮大于意識形態因素。墨索里尼希望在馬德里建立一個傀儡政府，作為他與法國爭奪地中?？刂茩嗟幕I碼，“這將是對法國的西地中海勢力的致命打擊，意大利由此得以掌控西地中海霸權”。4 意大利尋求西班牙作為反法盟友，并希望在巴利阿里群島建立軍事基地，以阻斷法國與北非之間的通信。5 “（法西斯分子）早在布爾什維克主義成為危險之前就決定進行干預，他們最初的動機就是要確立法西斯主義和意大利在地中海的權威?！?

埃塞俄比亞戰爭和武裝干涉西班牙內戰消耗了法西斯意大利的大量精力，“決定性權重”的策略在面對復蘇、強大的德國時已漸趨無力。1938年，此前極力反對德國吞并奧地利的墨索里尼默許接受了這一事實，但也并非完全放棄“決定性權重”政策，而是繼續走現實主義路線。甚至在與德國簽署《鋼鐵條約》后，墨索里尼仍然尋求與西方大國達成協議。1939年5月22日，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簽署了一項名為《鋼鐵條約》的協議?！朵撹F條約》由兩部分組成：第一部分是德國和意大利之間長期信任與合作的公開聲明；第二部分是《秘密補充議定書》，支持締結軍事和經濟聯盟。墨索里尼曾希望通過與希特勒締結《鋼鐵條約》來防止戰爭，并認為戰爭被安全推遲到1943年。而這種結盟，在墨索里尼看來只是“暫時的”，但仍不失為維持歐洲和平的一個保障。7 墨索里尼誤判了德國局勢和戰爭形勢。他相信，即使將來德國構成威脅，戰爭也不會發生在他這一代。而意大利人民唯一應該做的就是在物質和道德方面創造新一代人數更多、更強大的法西斯力量。8 在墨索里尼看來，地區戰爭有可能爆發。但他直到1940年春天之前都沒有預料到歐洲內部的戰爭就這樣發生了，且德國已在西歐取得了巨大勝利。他設想的戰爭是“以修正主義之名只在局部地區內取得成功的戰爭”。9

1939年9月1日，德國攻擊波蘭，意大利人保持中立，稱之為“非交戰”政策。當時的墨索里尼并不希望德國壓垮英國，“與其說法西斯意大利想要獲得進入大西洋的自由，不如說意大利更希望避免變成第三帝國的一個省”。10 1939年9月至1940年10月期間，意大利外交的主要目標是通過談判實現和平，確保法西斯和民主兩種意識形態陣營之間的力量平衡。11 墨索里尼堅信，意大利通過干涉西班牙內戰可以順理成章地變成地中海的主要海洋大國，大大削弱英國力量，而這正是手握和平的基礎。同時，意大利加入海洋大國行列將有效牽制德國。此時他雖宣稱“非交戰”，但已經開始考慮支持希特勒，盡快結束局部戰爭，保證意大利在地中海和巴爾干的野心，同時也給以英法為首的民主國家陣營提供基于權力平衡而不是徹底摧毀某個國家的和平方案。1

綜上所述，二戰前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政策基本呈現出現實主義特點，這種現實主義既受悠久的意大利政治文化傳統的影響，也與其19世紀統一以來的歷史進程息息相關。而墨索里尼及其領導的國家法西斯黨也為這種現實主義外交注入了一些“新”的內容，這又與墨索里尼本人的性格、心理因素有關，同時也是意大利國家法西斯化之后的某種必然結果。因為，不論自由意大利還是法西斯意大利，其面臨的國內和國際困境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延續性，根本在于意大利作為民族國家先天發展不足，后天寄希望于通過法西斯的極端途徑跨越式發展，躋身歐洲大國行列，而這一選擇必定一敗涂地。

Italian Political Culture in a Holistic Perspective

— A Case Study of Realism in Fascist Italy

XIN Meili

Abstract： The study of Italian history has long shown a relatively “fractured” development， namely， the history of Ancient Rome， the Renaissance and the history of Fascism as a specific theme， emphasizing the uniqueness and importance of each of them， which lacks a systematic and coherent discussion of the history of Italy as a complete object of study. In fact， Italian history can be approached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and the method of interrupted studies does not exclude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the unity of internal logic. Taking the history of Fascist Italy as an example， as one of the fountainheads of the World War II， research on its foreign policy has been fruitful， but it has been dominated by researchers from Italy itself and the English-speaking world， while the attention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academic community have been more focused on individual researchers. Previous studies have tended to “isolate” Fascist Italian diplomacy， arguing that it was self-contained， clearly distinct from the period of liberal government， and that its strong speculative overtones were largely attributable to the personal role of the Fascist party and Mussolini. However， Fascist Italy’s diplomacy followed what might be called a “realist” path， which， in the years following the Fascist seizure of power， was not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diplomatic choices made during the period of liberal government， even if both were influenced by Italy’s traditional political-diplomatic culture， which was confronted with the weak economic foundations， the lack of national strength， and the presence of strong powers in the country， which had already been in place since the country’s unification. “Realism” is the common choice of two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and Fascist Italy is also a special but somehow related and common historical stage in the overall Italian history.

Key words： Italian history; fascism; diplomacy; realism; World War II

（責任編輯：中? ?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