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德良巡視與羅馬帝國西部邊疆的治理

許禮捷 徐曉旭

關鍵詞：羅馬帝國；羅馬行??；哈德良巡視；西部邊疆

哈德良皇帝（Hadrian，117—138年在位）的行省巡視一直以來都是研究羅馬早期行省治理的重要內容，也是與羅馬帝國“大戰略”論戰緊密相關的話題。1對于皇帝長期遠離首都不知疲倦地在帝國境內巡視的行為，1古典作家們曾展開熱烈的討論。2 1907年德國學者韋伯（W. Weber）首次將“哈德良旅程”（Itinera Hadriani）問題納入到現代史學研究，盡管某些假設存在局限性，但在當時無疑具有開創性意義。3格雷（W. D. Gray）則是二重論證的實踐典范，通過對埃及（Egypt）新出土紙草的釋讀，他糾正了古代文獻中的部分謬誤。1在考古和古典學的強勢主導下，基于考古資料整理與文獻考據的成果豐碩，2但也正因為研究理路的固定甚至僵化，基于綜合研究的嘗試都被視為硬塞給羅馬的現代發明，3從理論高度的解答似乎成為古典學者意識到卻又不愿觸碰的禁區。

哈德良巡視在綜合性與理論化研究上的突破，源自美國戰略學家勒特維克（Ed. Luttwake）的《羅馬帝國大戰略》的出版。4 1979年該書發行后便立刻在西方古典學界引發激烈的爭論，尖銳批評與贊美之聲并存，哈德良巡視的相關研究也在“大戰略”理論的論戰中出現巨大分歧。5近些年從區域史與地方治理角度詮釋哈德良的行省巡視，正逐漸成為學者理論創新的新陣地。伯利（A. Birley）在對萊茵—多瑙河流域（Rhein-Danube）和不列顛地區（Britannia）考察后認為，哈德良的巡視是皇帝完善地方基礎建設，提高信息利用率和行省統治力的方式。6而思貝勒（E. Speller）則更為直接地用“巡游的法庭”一詞來解釋哈德良巡視的本質。7新的研究也引起國內學者的積極回應，相較于國際學界的研究視角，國內學者多傾向于將哈德良的行省巡視視為某種帝國戰略的建構。宋立宏認為，哈德良巡視是一種行省管理制度的革新，是王權有效地介入地方管理的新模式。8馮定雄則通過哈德良在行省主導的基礎建設，闡釋道路在維持羅馬行省統治中的作用。

前人的成果極大豐富了相關研究的視域，但部分問題仍有待深入討論，羅馬帝國內部各行省因自身社會文化結構、地理環境等方面的差異，所面臨與亟待解決的問題也不盡相同，因此西部邊疆行省的治理政策與東部地區相比存在顯著的差異。此外，在討論體現區域特色的各項應對性措施時，哈德良巡視與治理中對以往政策經驗的繼承和延續現象也值得關注。本文將通過現存銘文與文獻的記載，再現哈德良在日耳曼（Germania）、不列顛、努米底亞（Numidia）以及阿非利加（Africa）等地的巡視與治理細節。通過這些宣傳兼具實際效用的措施，帝國統治者不僅向羅馬各階層傳遞了“帝國無邊界”（imperium sine fine）政策終止的信息，同時也進一步強化了邊疆行省的安全與統治秩序，皇帝在巡視期間的各類改革有效促進了西部邊疆行省的經濟興盛，并最終對當地城鎮的發展產生顯著影響。

一、哈德良在日耳曼與不列顛地區的巡視與治理

日耳曼與不列顛是羅馬帝國在西部面對蠻族的兩個主要地區，因此歷來受到羅馬統治者的重視。根據古代文獻的記載，哈德良在日耳曼地區的巡視與治理主要涉及邊境人工防御設施的修建與軍紀重整兩方面的內容。121年皇帝“巡行至高盧行?。℅allia），并通過多種慷慨的行為幫助了所有的居民。從那里前往日耳曼”。1文獻并沒有進一步敘述，哈德良究竟實施了哪些具體的政策來幫助當地居民，但從紀念錢幣上“高盧重建者”（restitutori Galliae）的稱頌來看，哈德良必然是通過捐贈等方式參與了當地的公共建設。2事實上，他這一次巡視的范圍不僅僅是日耳曼地區，還包括上多瑙河地區的兩個行省——雷蒂亞（Raetia）和諾里庫姆（Noricum）?？ㄎ鳛跛埂さ蠆W提及的“日耳曼的雪”，似乎也暗示121年的冬季哈德良是在日耳曼的邊境地區度過。3

在前哈德良時代，羅馬通常以山川、湖泊、河流等自然景物作為帝國與蠻族的邊界標志。4例如，在日耳曼北部地區，當圖密善（Domitian，81—96年在位）完成對卡蒂人（Chatti）的征服后，設立的邊界僅僅是將肥沃的威特勞平原（Wetterau）囊括在內的一段條形空地。同樣羅馬在日耳曼南部地區的部分邊界則是以美茵河（Main）為界標。盡管帝國在邊界的羅馬一側修建了部分簡易的哨塔，但軍事防御作用十分有限。直到圖拉真（Trajan，98—117年在位）時期為了強化對邊境的控制，部分位于腹地的輔助軍團才在皇帝的命令下調駐至邊界地區。

哈德良的到來則徹底改變了這種局面，一些被稱為“limites”的人工防御工事開始取代自然地標成為帝國新的邊界標志?！豆铝紓鳌酚涊d道：“在許多地區蠻族被人工防御工事而不是河流分隔，高大木樁被深插地底以城墻形式圍繞，哈德良通過這種方式阻斷了他們?！?不計其數的樹木被砍伐，并運往上日耳曼和雷蒂亞，然后精心制作成路障沿帝國邊界分布，整個防線花費數年時間才得以完工。此外，將邊境地區的木質堡壘和哨塔翻建為石制的工程也在哈德良支持下持續進行。6

在紀念皇帝到訪日耳曼的錢幣上，刻畫有哈德良騎馬向士兵訓話的場景，同時附有“日耳曼軍訓”（exercitus Germanicus）的字樣。7此外，“皇帝訓練”（discplin. Aug.）銘文的出現也清晰地展現皇帝巡視的主要目的，8即重建從奧古斯都時代開始日漸敗壞的軍紀，重振當地部隊的戰斗力，為此他推行了一系列的治理措施。哈德良要求士兵保持高強度的軍事訓練“就如同戰爭即將來臨一樣”，同時給予官兵大量的物質獎勵，其中少數精英更被授予榮譽頭銜，以此減少軍隊對改革政令的抵觸。9為整肅軍紀強化管理“他規定沒有人能不正當地離開軍營”，10在軍官的選拔方面規定只有資歷達到，“或他的年齡讓護民官的權威充滿審慎和成熟”，才會被授予護民官權力，1哈德良“他聲明士兵們的年齡，任何人不能違反古老的習俗，低于軍事能力的要求或者高于人類的允許（范圍）”。2他“努力弄明軍用物資并仔細調查諸行省的收入，以便填補任何情況下可能的疏漏”，通過確保后勤補給的方式保證軍隊戰斗力。3

為了更好地激勵官兵的熱誠，哈德良極力塑造自己的良好形象，他親臨軍隊與士兵同吃同住共同訓練，甚至通過全副武裝的長距離行軍來彰顯自己優良的軍事素養。4同時在生活上提倡節儉，哈德良“清除了軍營中的宴飲室、柱廊、地窖和涼亭”，禁止盛行的奢靡之風，為彰顯決心“平常他穿著沒有金飾腰帶，或者沒有珠寶鑲嵌扣環的最為普通的衣物，很少用象牙柄的劍”，時常與普通士兵交談并數次探訪慰問生病的傷員。5在巡視各行省期間皇帝親自到訪和考察了當地幾乎所有駐軍與防御工事，并關注軍用物品、武器、戰壕、壁壘和柵欄的整備情況，最終在哈德良以身作則的示范下，他制定的軍隊訓練準則傳遍整個帝國，直至卡西烏斯·迪奧所處時代仍在使用。6

從錢幣證據來看，與上日耳曼行省相鄰的另外兩個北部邊疆行省雷蒂亞和諾里庫姆，也是皇帝進行軍事改革的地區。值得注意的是，在錢幣的紀念銘文中除常規的“到達”（adventus）外，7“met. Nor.”的刻字似乎暗示皇帝曾經到訪或途徑了諾里庫姆南部的礦區。8在該行省總督駐地維盧努姆（Virunum）也樹起一座獻給皇帝的雕像。9此外，在諾里庫姆和雷蒂亞行省的紀念錢幣中，頻繁出現的“軍訓”（exercitus）一詞無疑揭示了哈德良此行治理與改革的主要任務。

盡管弗洛魯斯（Florus，1世紀中葉至2世紀中葉人）的諷刺詩將哈德良的巡視比作為某種形式的閑逛，但不列顛地區作為帝國的北部邊疆顯然得到了足夠的關注。文獻記載哈德良到達不列顛后“糾正了此地很多（事情）”，錢幣上出現“不列顛軍訓”（exerc. Britannicus）的銘文，也表明哈德良在日耳曼地區的軍事整肅政策被延續到當地。此外大量發行印有“皇帝遠征”（exped. Aug.）字樣的錢幣，進一步暗示哈德良可能抽調一定數量的部隊與他一同前往不列顛，因此不列顛行省的軍事治理在細節上與日耳曼地區存在差異。

銘文記載一位名為提圖斯·龐提烏斯·薩比努斯（Titus Pontius Sabinus，80/85—2世紀中期）的軍官“在不列顛遠征期間，統帥日耳曼第七軍團、奧古斯都第八軍團和初創第二十二軍團共3，000兵力的部隊”參與哈德良的巡視行程；日耳曼第七軍團原本駐扎在西班牙，而后兩個軍團則來自上日耳曼行省。1另有銘文提及西班牙第一軍團的軍事護民官馬爾庫斯·麥尼烏斯·阿格利巴（Marcus Maenius Agrippa，生卒年不詳）曾“被神哈德良選出，并送入不列顛遠征”。更有資料證實122年哈德良曾下令將奧盧斯·普拉托里烏斯·奈波斯（Aulus Platorius Nepos，生卒年不詳）統帥的勝利第六軍團，從原駐防地下日耳曼行省維提拉（Vetera）調至不列顛并編入當地的衛戍部隊。而這段記載的真實性被一篇追溯功績的碑銘證實，馬爾庫斯·龐提烏斯·雷利阿努斯（Marcus Pontius Laelianus，生卒年不詳）曾擔任“勝利第六軍團軍事護民官，并跟隨部隊從日耳曼調動進入不列顛”。從這些材料看，雖然無法確切知曉每支被征召軍團具體的任務細節，但從外地大量征召軍隊進入不列顛強化邊防的行為顯然是存在的。

圖拉真時期為了應對在帝國東部的征服戰爭，曾經從不列顛抽調了大量現役部隊和后備兵源，由于駐軍數量的減少，羅馬從不列顛北部福斯河（Forth）至克萊德河（Clyde）以南的地區撤離。有銘文記載一位名為提圖斯·哈特里烏斯·奈波斯（Titus Haterius Nepos，生卒年不詳，曾于120—124年任埃及總督）的軍官，曾在索爾威灣（Solway）北部的安娜河谷（Annan valley）統計當地居民人數。有學者據此認為他的這一舉動，可能是為了強迫該地的青年服役，以補充上日耳曼行省的駐守軍團人數。5哈德良初年，不列顛頻繁爆發的叛亂，在一定程度上與羅馬在不列顛的部隊數量減少、控制力量下降有關。因此哈德良抽調外地軍隊強化守備，是不列顛不同于其他行省的特色改革措施。

除了調集部隊增強當地的駐軍力量外，哈德良在不列顛邊境同樣修建了大量人工防御設施，其中最為后世所樂道的便是“哈德良長城”。古代文獻關于哈德良長城的記載十分匱乏，最早的明確記載見于《哈德良傳》。文獻提及哈德良“為了將羅馬人與蠻族分隔開來，他前所未有地修筑一條長8萬步的城墻”，“前所未有、最先”（primus）暗示他是首位在不列顛地區修筑如此大規模防御工事的人。同時文獻用“murus”（墻）而不是“cespiticius”（草皮墻）來指代哈德良長城，很明顯是向讀者傳達哈德良長城是用石頭而不是泥土修建的永久性防御工事。

另外一處值得注意是作者使用了“divideret”（分隔）一詞，強調哈德良修建城墻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的抵御來自北方蠻族的進攻。這一觀點也在之后《塞維魯傳》中被提及，“在他統治期間最大的榮譽是，通過修筑貫穿全島一邊至另一邊海岸的墻來保護不列顛。因此他獲得了不列顛尼庫斯的頭銜”。盡管文獻錯誤地將修建長城的工程當成塞維魯皇帝（Srverus，193—211年在位）的功績，但從“修筑貫穿全島的墻來保護不列顛”評價中，哈德良修建的人工防御設施顯然取代自然地標成為羅馬帝國新的可視邊界，除軍事功能外通過這種具象化的政策宣傳手段，羅馬調整“帝國無邊界”的傳統戰略，停止對外征服的訊息似乎也能迅速且有效地傳達給帝國的所有階層。

二、哈德良時期羅馬在北非地區統治秩序的強化與農業改革

哈德良時期羅馬統治下的北非，包括兩個地中海東部行省埃及、克里特與昔蘭尼（Creta et Cyrenaica）以及3個西部行省阿非利加（Africa Proconsularis）、毛里塔尼亞凱撒里亞（MauretaniaCaesariensis）和毛里塔尼亞廷吉塔那（Mauretania Tingitana）。由于北非諸行省戰略地位重要且富庶，因此一直以來都受到羅馬統治者的重視。1盡管西部三行省和北面的日耳曼、不列顛一樣都屬帝國邊疆，但由于北非南部存在廣袤沙漠天塹的遮蔽，羅馬承受蠻族入侵的壓力相較于帝國北部要小得多，哈德良的治理措施主要涉及軍紀整肅，雖然也存在修建人工防御工事的活動，但規模和數量都遠低于北方地區。此外通過新政促進邊境地區農業的發展，是皇帝巡視的另一項重要治理措施。

文獻記載哈德良將許多“恩惠”（beneficium）授予阿非利加諸行省，主要涉及公共設施的修建，有學者認為捐建的范圍不僅惠及城市也包括在邊境線附近的部分農耕區。3當地部分城市的政治地位被提升，“他將哈德里阿諾波利斯（Hadrianopolis）之名授予許多城市”。由提卡（Utica）是北非最為古老的城市曾在第三次布匿戰爭（Third PunicWar，前149—前146）期間被完全摧毀，后經凱撒（Caesar，前100—前44）重建于公元前36年獲得自治市（municipium）的地位。在哈德良的授權下由提卡與自治市布拉·雷吉亞（Bulla Regia），以及3個“異族城邦”泰奈（Thaenae）、扎馬·雷吉亞（Zama Regia）和拉雷斯（Lares）獲得了羅馬“殖民地”（colonia）頭銜。

哈德良在巡視期間對城市的提升顯然不是隨性而為，因為城市頭銜的改變不僅意味著城邦地位的提升，更能使當地居民獲得大量實質利益，其中最為顯著的就是公民權的變化。不同于意大利的自治市，行省的自治城邦僅擁有拉丁公民權（ius Latii），只有每年當選的城市長官及其家人才能獲得全權的羅馬公民權，作為一種帝國政府籠絡地方權貴的手段，羅馬公民權有限且平穩地在帝國行省上層中擴散。而當這些北非城邦獲得“殖民地”的頭銜時，它們的居民便獲得了羅馬公民權，因此哈德良對城市地位的提升無疑是給予當地民眾的巨大恩惠。如同帝國東部地區獲準加入泛希臘同盟的城邦一樣，這些獲得提升的城市在北非都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布拉和扎馬曾是努米底亞王國王室的居住地；拉雷斯和泰奈則是當地的歷史名城。此外還有10座北非的土著城邦被哈德良授予了“自治市”地位，它們也無一例外地是羅馬在北非維持統治的重要據點，其中多數城邦毗鄰當地最大的兩條河流——巴格拉達斯河（Bagradas）與米里亞那河（Miliana）。馬克塔里斯（Mactaris）位于扎馬西南，是一塊重要谷物產地的行政中心；而突尼斯塔馬萊（Turris Tamalleni）是卡普薩（Capsa）以南靠近邊境地區的一處綠洲；大圖布爾波（Thuburbo Maius）扼守連接迦太基城（Carthage）至撒哈拉（Sahara）的道路，同時該城還是哈德良近臣馬爾庫斯·維提烏斯·拉特羅（Marcus Vettius Latro，約1世紀—2世紀）的家鄉。

作為羅馬的南方邊疆北非西部3個行省一直被視為軍事區，因此整肅防務也必然是哈德良巡視治理的重要內容。羅馬在當地并沒有修建如同日耳曼和不列顛地區一樣的大型防御工事，例如毛里塔尼亞凱撒里亞和毛里塔尼亞廷吉塔，僅依靠道路、巡邏隊和零星的哨所來實現邊境管控。北非防御布局之所以會呈現這種特色，是因為當地自然環境限制，缺乏修建所需的木材或石料來連接大西洋至埃及間廣闊的邊境線；再者，只要控制邊境撒哈拉沙漠中的綠洲就能扼守住邊界。1從哈德良對當地駐軍的演講內容來看基于“方便運輸和操作”的原則，北非地區防御工事的建設主要以翻新越冬營地和泥制土墻為主。

邊疆地區修建的人工防御設施能否在抵御蠻族入侵中發揮實際效用，一直以來都是存在爭議的話題?，F代學者更傾向于認為這些人工防御設施作為帝國的可視邊界地標，以監控人口活動特別是蠻族的遷徙和流動為目的。3例如，北非蓋麥萊要塞（Gemellae）的主要功能便是控制當地居民隨季節變化而出現的游牧或者半游牧活動。哈德良在不列顛修建長城，則是為了將從事畜牧活動的塞爾各維人（Selgovae）和不列剛提斯人（Brigantes）分隔開來，防止他們與北部地區的游牧部落聯合。

拉姆貝斯（Lambaesis）是羅馬在阿非利加的軍事基地，哈德良視察時發表的大量演講直觀再現了當地軍事改革的相關細節?；实蹖W古斯都第三軍團在“輪替派往總督那里執行任務”，以及修建新防御設施期間仍未中斷“軍團訓練”（legio exercitatio）的行為表示贊賞。此后在對康馬格耐（Commagene）第六騎兵營士兵們的訓誡中，哈德良更為直接地強調軍隊按照規則進行訓練的重要性，“如果任意添加或者刪減，訓練將變得沒什么價值抑或太過困難”。上述兩篇演講詞都表明在日耳曼和不列顛地區強化軍事訓練的改革也在北非推行。

新的土地政策也被哈德良推廣到北非以推動邊疆地區的農業發展。在羅馬帝國對外征服的過程中，有大量的土地以征收的方式被皇帝占有，尼祿（Nero，54—68年在位）就曾一次處死了6名非法侵占阿非利加土地的官員并將土地充公沒收。8這些土地多數被出租給個人耕種并通過實物的方式征收賦稅，因此遍及全國的皇室土地一直以來都是羅馬的重要稅收來源，北非地區每年為帝國提供數量龐大的谷物。為了更好地提振農業生產擴大谷物種植面積，在邊境地區開墾的荒地被免除5到10年的賦稅。另外，哈德良的新政還規定，那些占有軍隊土地并種植葡萄和橄欖的人，將獲得土地的所有權和繼承權。事實上，羅馬鼓勵邊區農業屯墾的政策羅馬早已有之，例如在圖密善擊敗卡蒂人占有威特勞平原后，帝國就從高盧地區招募了大量人員前往邊界的羅馬一側開墾土地，“高盧的每個貧困冒險者占有了所有權存在疑問的土地。此后隨著邊界和防線拓展，它們變成了帝國的延伸和行省的一部分”，到了哈德良時期威特勞已經遍布移民者子嗣建立的屯墾農莊，并且能夠為駐扎在附近的軍隊提供充足糧食補給。

三、哈德良巡視與治理對邊疆行省的影響

哈德良巡視對在邊疆農業經濟和城鎮化的影響也值得關注。羅馬法律規定士兵在服役期間禁止占有土地，因此軍團在糧食方面的供給主要依靠所在行省，為保證谷物供應哈德良在巡視期間對于農業的改革措施，不僅刺激了當地土地開發和屯墾經濟的發展，也催生了羅馬農業人口與游牧民族之間互換貿易的繁榮，頻繁的互動活動帶動經濟成長與人口聚集，客觀上促進了城鎮在哈德良時期的持續發展。需要注意的是，羅馬駐軍對于糧食的需求并不一定都能提升當地的農業規模，各個地區之間存在較大差異。例如，不列顛北部高地和威爾士的農業并沒有因為附近駐軍的谷物需求而得到發展，畜牧業仍然是當地經濟的主體。而不列顛西南的格洛斯特（Gloucester）地區，則明顯受到駐軍谷物需求的刺激農業有了顯著的發展，可以說不列顛南部地區基本承擔了北方大部分駐軍的谷物供應。

哈德良在北非地區推動的改革具有明顯的代表性，兩份來自巴格拉達斯河谷的銘文記載了相關內容。第一份銘文證實早在哈德良登基的前一年即116年，羅馬就已經開始鼓勵邊區的土地開墾，帝國政府特別針對無花果、葡萄和橄欖等經濟作物的種植與加工給予諸多稅賦上的優惠。新開墾的無花果園和葡萄園被免除5年的稅賦，5年之后稅率依據舊有慣例為所獲收成的三分之一。在未開墾土地上種植橄欖被免除10年的賦稅，“10年之后，他應該將橄欖收成的三分之一給予該莊園的承租人（conductores）或管理人（vilici）”

第二份文件涉及“哈德良法令”（lex Hadriana），其內容顯示哈德良的改革不僅繼承了圖拉真末年的農業政策，而且還通過給予土地所有權的方式吸引民眾前往，進一步刺激荒地的屯墾與開發，新的法令規定：

因為我們皇帝不懈地關心，為持續守護人們的利益，他命令耕種所有適合橄欖、葡萄亦或谷物的土地，因此他具有遠見地許可授權被頒行給所有人去占有在布蘭迪阿努斯（Blandianus）和烏登斯（Udens）地區軍隊出租未開墾的部分，占有拉米那努斯（Laminanus）和多米提阿努斯（Domitianus）鄰接提斯德里塔努斯（Thysdritanus）未開墾的部分，以及承租者們未使用的部分。對那些占有者，所有、使用和繼承的權力被給予他的繼承人，在哈德良法令中它涉及未開墾土地和那些持續10年未被耕種的土地。

盡管北非地區的農業改革涉及范圍有限，稅賦的優惠程度也并不是最高，但對于貧困農民和退伍老兵來說獲得更多的土地和穩定的稅率才是他們最關心的事，5因此鼓勵土地開墾的新政對普通民眾極具吸引力，哈德良時期遺留下來的各類石碑銘文從側面較好地反映這一時期的發展情況。北非努米底亞直到涅爾瓦時期（Nerva，96—98年在位）仍有大量土地并未得到有效開發，但到了哈德良時期該地區南部開始出現大量刻有“錫古塔的公共土地”（ager publicus Siguitanorum）、“錫古塔被分配土地”（agro diviso Siguitanis）和“奇爾塔被劃撥土地”（agri accepti Cirtensium）等銘文的石碑。

2世紀之后伴隨屯墾規模與農業人口的穩步增長，當地的游牧民族也因屯墾經濟的發展更加頻繁地在農耕區與荒漠地區間流動。一塊來自私人農莊的石碑銘文暗示，早在圖拉真末年至哈德良初年間帝國政府就已經開始明令限制游牧民族的活動范圍，以防止季節性遷徙對谷物耕地和橄欖種植土地的破壞。7此外，哈德良任命專人勘察與重建了韋巴鄉（Vespasian，69—79年在位）時期在上巴格拉達斯河谷的眾多石碑，圖拉真時期姆蘇拉米人（Musulamii）在毛里塔尼亞凱撒里亞的活動區域，被精確地劃分為姆蘇拉米部落土地、殖民地土地與皇帝莊園土地等類型，這種模式也被哈德良推廣到賽提菲斯（Satifis）西南地區其他的“努米底亞部族”（gens Numidarum）中。

部落人口不僅給農業的發展帶來了季節性的勞動力，也極大刺激了共生性交換經濟的發展，最為直接的影響便是交換市場的繁榮。138年，一份授權某位元老莊園主的法令展示了市場設立的細節：

盧奇里烏斯·阿非利加努斯（Lucilius Africanus），最杰出之人，被允許在阿非利加行省，貝袞西亞（Beguensia）區域，姆蘇拉米人在卡塞（Casa）的領地，11月諾奈日（nonae）前4天與12月朔日前12天，此后每月諾奈日前4天與下月朔日前12天建立與主持集市，從事貿易的附近之人與外來人，應被允許聚集和碰面僅以利益為目的，不受來自任何人的傷害和騷擾。

法令條文暗示農耕居民與周邊游牧民族的互動在當時已相當普遍和頻繁，從“僅以利益為目的，不受來自任何人的傷害和騷擾”的相關規定來看，帝國政府并不排斥甚至保護經濟性的交往活動。同一時期其他銘文也反映了尼奇威斯（Nicives）和蘇布爾布內斯（Suburbures）的部落居民與大莊園簽訂契約的現象，北非地區的這些市場不僅是勞動力和物資的交易場所，最終也成為羅馬稅收和行政管理的據點。

哈德良的巡視對西部邊疆行省的另一個影響體現在當地城鎮的發展方面。在圖拉真與哈德良之后，官方設立新移民定居點的活動趨向終結，“殖民地”逐漸成為一種榮譽頭銜，此后出現的城鎮一部分是由前圖拉真時期的定居點和軍隊駐地發展形成，另一部分則是游牧部落聚居地被羅馬承認并賦予榮譽頭銜的結果。

在哈德良停止擴張政策的影響下，帝國在日耳曼、不列顛和北非地區的軍隊進一步向駐守性質的邊防軍轉變。羅馬士兵一直擁有較為穩定且不低的收入，軍團的駐地并不僅僅只有作戰部隊，還充斥著大量從事各色職業的服務人員，包括商人、巫師、演員、奴隸、甚至妓女等等，他們都是以部隊為盈利對象的寄生性群體，實際上形成了一個以軍團為中心的市鎮，這一狀況在無戰事的和平時期愈發突出。6在第二次布匿戰爭（前218—前202）后，羅馬名將西庇阿（Scipio Africanus，前236/5—約前183）在西班牙（Spain）看見軍隊日漸懈怠狀態后，下令清除軍團周圍的非戰斗人員。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不列顛地區，考古資料證實不僅有隨軍女眷和兒童在哈德良長城附近的文多蘭達（Vindolanda）要塞生活，還有各類民間商人與承包商為駐軍提供服務。

為了保持部隊的戰斗力，羅馬明文禁止百夫長以下的士兵結婚，士兵私自締結的婚姻不受法律保護，他們的子嗣也無法獲得羅馬公民權。但隨著時間推移帝國政府對普通士兵娶妻生子的行為逐漸默許，到了哈德良時期官方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士兵眷屬及其后代合法地位的局勢已經表現的十分明顯。為調解士兵私生子繼承權問題，哈德良曾專門與當時的埃及總督拉米烏斯·馬爾提阿里斯（Rammius Martialis，117—119年在任）通信溝通，希望后者能夠給予部分通融。8哈德良在巡視期間對駐軍所在地區基礎設施的完善，以及子女繼承權問題上的讓步，讓原本就生活在“戰友”（contubernales）人際關系網中，已經習慣了服役地區的生活環境并在當地娶妻生子組建家庭的老兵們，在退役之后更愿意居住在軍團駐地的附近。

邊疆行省經濟的發展與市場貿易的頻繁在促進民眾互動交流時，游牧部落首領出任帝國官職參與地方治理的現象也愈加普遍，而他們的聚居點因為對羅馬的“功績”（attributio）在得到官方承認被授予頭銜后，逐漸由曾經的“部落”（gens）正式轉變為帝國統治體系中的“城市”（civitas）。如弗拉維王朝（Flavian dynasty，69—96）時期被安置的奇尼提人（Cinithii），即便一直保持了在農耕與沙漠地區遷徙的傳統，他們的定居點在安東尼·庇護（Antoninus Pius，138—161年在位）時期依舊獲得了“自治市”地位，而他們的首領更早在哈德良時期就已經是吉格提（Gigthi）的地方顯貴。

四、結語

相較于羅馬東部的希臘化世界，帝國西部的地區并不存在復雜的民族沖突與宗教矛盾。同時由于當地受羅馬文化的顯著影響，帝國在此地的控制力遠超東部，威脅羅馬統治的隱患主要來自于外部，因此哈德良在巡視期間推行的政策，也與東部地區存在顯著的差異。如果說哈德良在希臘大陸和小亞的巡視，是為了整合不同民族勢力消除帝國的內部隱患，那么他在西部邊疆行省推行的軍事與農業改革，則是確保羅馬的外部安全。通過各項優惠措施，邊疆地區的農業得到開發，屯墾人口和退役老兵定居人數增加，游牧部落也在羅馬的地方治理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城鎮規模在哈德良時期不斷擴大。

不可否認，哈德良巡視是一次力圖突破空間地理限制，將羅馬中央控制力和皇帝權威深入地方社會治理的革新嘗試，但我們也不應該高估皇帝巡視在帝國行政管理中的實際成效。無論是不列顛、日耳曼地區的人工防御設施，還是北非地區的農業治理和邊區貿易，仍然依靠羅馬舊有的官僚系統來維系和管理。此外，巡視中固然存在大量基于地方差異和具體問題制定的應對性措施，但仍有諸如荒地屯墾、土地劃分等方面的改革，繼承并延續了前人的政策傳統和經驗，因此僅通過偶發性或者預見性的二元劃分，很難完整概述哈德良巡視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