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爾士實用主義準則的意義問題

盧德平

皮爾士在實用主義準則里提出了意義問題，關乎其思想精髓。實用主義意義并不等同于觀念本身，而是指從觀念到對象的結果這一“有意義”的認知過程。意義的“有意義”基于觀念到信念、信念到習慣、習慣到行動的創新性功能。創新不是用甲觀念替代乙觀念的“元觀念”轉換，而是指創新了不同于觀念本身的行動及其效果。創新的結果是從觀念外展、創新出來的行動后果。觀念的創新性價值不在于觀念本身，而在于觸發行動，改變觀念之外狀況，產生觀念之外后果的動態特性。從“意義”角度解釋實用主義準則，有助于破解皮爾士“任何觀念其全部意義存在于可構想的實際效果之中”①EP2：145. 參見C. S. Peirce，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1893—1913） （EP2）， Vol. 2，The Peirce Edition Project （ed.），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8?？紤]到國際皮爾士學界的引用慣例，本文的EP1/2 為書名首字母縮寫，冒號后面的阿拉伯數字為引文頁碼。這一實用主義思想之 謎。

一、意義的誕生

在“哈佛實用主義系列演講”（1903）中，皮爾士指出：“實用主義可被視為這樣的準則，即任何觀念其全部意義存在于可構想的實際效果之中——未必是針對可預料的具體場合影響我們行動的后果，而是在任何可構想的場合決定我們應該如何審慎行動，以及如何采取實際方式行動的后果……”①EP2：145.從這一實用主義論述可以看出，關于觀念與對象的關系，皮爾士提出了不同于康德的思考方向。②參見I. Kant， Critique of the Pure Reas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在康德看來，觀念綜合了感知的多樣性，并將多樣性還原為統一性，達成了對對象的認知。這條線索從對象延伸到觀念，完成于觀念本身。皮爾士反之，將關于對象的認知，從觀念轉向圍繞對象實踐之后的效果。換言之，即從對象到觀念，再返回對象自身，返回的驗證是對象產生的效果。這一過程經過了觀念產生信念，信念引導習慣，習慣設定行動，行動激發效果等幾個關鍵環節。

皮爾士所謂對象的效果，意味著插入上述四個環節，將過程的時間性引入對象的空間性，將關于對象的靜態觀照轉變為動態的過程性實踐。觀念不再是認識的終點，而是出發點。在這種差異之中，誕生了認知的意義。就皮爾士實用主義意義的指向而言，對于對象效果的指涉，產生了意義，取決于兩個方面：一是效果異類于觀念，外化于對象，是異構性差異構成的意義“區分鏈”?！皡^分鏈”是將意義從觀念場域外移出來，經由行動，作用于對象，落實于效果而構成的；二是在意義的實現方式上，不單純停留于差異本身對意義的彰顯，而是在邏輯上勾勒了一條從觀念開始，經由信念、習慣、行動，最終達到效果的“因果驅動鏈”。這是皮爾士實用主義意義觀的兩個主要特征。

觀念與行動、對象、效果之間的異構轉化說明，意義的生產在于“新”。也就是說，異構產生了動態的變化，擺脫了靜態性，構成了意義在于“新”的必然內涵。意義是準則的核心內容。在區分和聯系的雙維軸線上，從觀念到對象的效果的“區分鏈”，實現了“有意義”的認知轉化?！坝幸饬x”，在于區分出的差異預設著新意，瓦解了舊的認知條件，構造著新的認知形態?！皡^分鏈”說明了意義的動態發展特性，以及差異中的連續性。一個差異等于“探究”的一個階段，由“懷疑”引發，而破除懷疑，實施探究，力圖實現的就是認知。探究的意義就在于這種替代性的區分。對象是認知“區分鏈”的樞紐，使得各種探究、各種區分、各種除舊布新圍繞著須臾不可偏離的中心進行。同時，意義的產生又需要承接先前的條件，“因果驅動鏈”推動著意義的邏輯生產。對意義的認知以共同體的“最終意見”為目標，實現了統一性的聯系，其中蘊含著從前提到結論的邏輯關 系。

可以看出，皮爾士探尋意義，實質上是重新定位觀念和對象的關系，認為以其他更“有意義”的方式才能顯示出觀念的意義，并予以科學精神的確認。這種確認，是對意義“寬度”的延展，而非對其“深度”的下沉。意義的“寬度”在實用主義準則里有充分的體現。將觀念的意義設定為觀念之外對象的實際效果，就將意義轉化為包括觀念、對象、行動、效果等多個意義外延在內的“寬度”，從而走出觀念的“深度”沉思。

意義產生于“寬度”上的區分①參見J.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82. pp. 1—28。，而非“深度”上的自我論證。也就是說，新的樣態區別于此前的狀態，使前一種狀態消失，而以新的樣態彰顯出意義的創新。意義本質上在于創新，意義的實質內涵在于“有意義”。有意義的區分在于：將觀念從認知的目的轉變為手段，產生了信念，信念成為觀念的目的。同樣，將信念轉化為習慣，也實現了從目的到手段的轉化，習慣成為信念的目的。習慣到行動，行動到效果，同樣也實現了手段和目的的輪換，產生了有意義的區分。在這樣的區分中，每一環節都不再是單項的節點，而是相對于前一環節的新環節，同時后一環節是對前一環節的推進和發展，使新的意義獲得了證實。因此，意義的“有意義”，不僅僅在于皮爾士繼承于康德但又區別于康德，而且在于其為實用主義準則提供了支撐和具現。

在康德那里，對象分化為感知的對象和理解的對象。當感知上升為觀念，多樣性被還原為統一性時，感知的對象消失，觀念的對象產生。觀念的對象不再是語境限制下的具體感知對象，而是經過觀念的加工，獲得普遍性，成為可以傳播、共享的知識?？档抡J為，觀念是對對象的表現（中譯本譯為“表象”），相對于感覺，訴諸更高級的認知能力，圍繞對象的認知要求，需要表現清晰化②參見康德：《實用人類學》，李秋零譯，載《康德著作全集》 （第7 卷），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127—131 頁。，實現認知的統一性。值得注意的是，康德的這些思想，在皮爾士《新范疇清單》 （1867）、《關于人的一定能力的問題》 （1868）、《四種無能的后果》 （1868）、《如何使我們的觀念清晰》（1878）等論著中殘留不少痕跡。③參見EP1：11—55；124—141，C. S. Peirce，The Essential Peirce: Selected Philosophical Writings （1867—1893）（EP1） Vol. 1， Nathan Houser and Christian Kloesel （eds.）， Bloomington &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2.例如，在《新范疇清單》中，皮爾士指出：“觀念的功能是將感覺印象的多樣性還原為統一性，其有效性在于，倘不引入觀念，就不可能將意識的內容還原為統一性?！雹蹺P1：1.

另一方面，隨著知識的擴散，對象成為一種抽象的范疇，可以運用于同類性質的具體對象。認知由此走向了實踐。正是認知向實踐的轉向，將形而上學的認識問題轉化為實用主義的實踐問題?？梢哉f，意義誕生于這一轉換的“無間道”界面。例如，在認知和實踐的“無間道”界面，皮爾士提出“習慣”，一方面具有心理的傾向性，和信念緊密銜接，另一方面又和行動密切相關，直接誘發、調節、規范著行動。也就是說，習慣一方面屬于心靈側面，另一方面又和心靈之外的行動連接。①盧德平、梁昱：《解釋項”及意義的認知》，載《外語與外語教學》2022年第6 期，第60 頁。正如皮爾士所言，“習慣是什么，取決于‘何時’和‘如何’引發我們行動。就‘何時’而言，對行動的每一種刺激都源自感覺；而就‘如何’而言，行動的每一種目的都在于產生某種可感知的結果”“我們的行動絕對指涉影響感覺的因素，而我們的習慣具有和我們的行動同樣的效果；我們的信念就是習慣，我們的觀念就是信念”②EP1： 131.。皮爾士這一理論設計，就性質而言，一是試圖解決意義過程中諸環節合理銜接的問題，二是回答從觀念到對象效果之間的異構轉換問題。

正如上文所說，觀念的對象通過還原而成為共享性知識，在皮爾士的實用主義思想那里，屬于認知的第一階段，表現為“直接對象”，以“直接解釋項”呼應。隨之產生的“動態對象”則處于認知的第二階段。③參見EP2： 477—491。第一階段是借用已有的知識，對象是既已表征的對象。這一階段是已經完成的認知?！爸苯咏忉岉棥弊鳛橹R，其傳播本身標志著完成了先前的認識。但第一階段“直接解釋項”所體現的關于對象的認知，實質上也來自對無數語境抽象的結果。第二階段則是對當下語境化對象的認識，涉及的是“動態對象”和“動態解釋項”，開啟了新的認知?？梢钥闯?，第二階段相對于第一階段，以差異顯示出認知的新意義。顯然，關于對象的認知，不僅僅是為了生產知識，更是為了產生意義。當意義獲得共識，處于流通，就轉化為知識。知識是對意義的臨時告別，但知識的不斷豐富又取決于意義的不斷建 構。

被符號表征的“直接對象”成為當下語境認知的基礎?！爸苯訉ο蟆焙彤斚碌摹皠討B對象”形成可知識類比的相似關系。也正是在這種相似關系之中，“直接對象”在功能上轉換為“動態對象”，成為后者的參考知識。也就是說，“動態對象”的出現，使表征的對象嫁接到新的語境，實現了現實性的轉化。與“直接對象”相比較，“動態對象”置身于當下的語境，不僅是認識的對象，而且是體驗的對象。體驗向效果延展，解釋了“動態解釋項”之于“動態對象”效果的關聯?！爸苯咏忉岉棥彼峁┑闹R僅僅限于符號本身承載的內容?！皠討B解釋項”所彰顯的，則是對現實性對象的認知，歸攏于效果，體現出實用主義思想的實質指 向。

依托新的語境，對相關對象開展認知，一方面是借鑒“直接解釋項”抽象出來的共同知識，另一方面在具體語境下產生了新的意義?？梢钥闯?，“直接對象”和“動態對象”的差異，以及從共識性認知轉到對具體語境下的認知，催生了意義。必要性在于，“動態對象”在和“直接對象”重疊之后對后者提供了新的補充意義。因此，“直接對象”和“動態對象”經歷了一個二合一的過程。對“動態對象”的認知，以關于“直接對象”的知識為基礎，本身構成新的認知目 的。

歸納而言，將外在于觀念的對象的效果作為意義的坐標，反映了皮爾士在探求“實在”真理性的過程上，依據邏輯，卻又走出邏輯的實用主義思路。雖然皮爾士始終認為邏輯是通向實在真理的規范途徑，但聚焦于具有實際關聯的效果，使觀念的“清晰性”指向了對“實在”的確證，從而走出了單純在觀念之間進行思辨和論證的困境。這一貢獻正如阿培爾所闡明的，“皮爾士從意義批評入手，其原創性思想正在于此”①Karl-Otto Apel， Charles S. Peirce: From Pragmatism to Pragmaticism， Amherst：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1， p. 25.。

二、意義的符號運行

可以看出，在皮爾士實用主義思想里，對象構成認知的起點，是探尋意義的坐標，同時又是意義的歸結。起點和歸結不是原封不動畫等號，而是為了勾畫全部意義的探尋過程。符號是表現對象的手段。符號作為知識的載體，雖賦予對象以特有的視角，但根本上受制于對象。圍繞同一對象，呈現出多種“符號視點”情境。②J. Randsell， “Kinds of Determinant of Semiosis”， Transactions of Charles S. Peirce Society， Vol. 49， No. 4，2013， pp. 541—552.不同的符號，其間有形式的沿襲，但更多是內容的延伸。這樣的內容延伸，通過“解釋項”的轉介構成了認知的交換平臺。關于對象形成了多少認識，其間有何差別，都可以在解釋項里找到答案。那么符號在皮爾士實用主義意義問題上究竟扮演何種角色？符號是對對象的表征，是外化觀念的方法，也是傳達意義的載體。對于對象的表征，是將符號視點投射過去的表征，也是以符號所攜帶的知識為前提對歸結于對象的邏輯結論的探尋。離開了符號的運行，關于對象的各種認知，由此獲得的各種意義，都無法實現匯通，做出新舊認知的對 比。

需要注意的是，觀念的創新，蘊含著從心靈到行動兩種場域的轉化。不僅存在場域內外不一致的問題，而且存在從觀念如何轉化為行動的復雜路徑問題。這些問題可以進一步分解為：從心理動因向社會功能轉換的問題，主體性選擇和共同體規范關聯的問題，內在意向與外化符號匯流的問題等。統一性作為皮爾士規范科學的宗旨，又深藏于這些問題背后。意義是實現實用主義準則內在統一的目的性驅動，而符號則是其外在統一的轉換線索。符號作為“轉換線索”是指，符號中介觀念、傳播觀念，使觀念向信念，乃至習慣、行動轉化，獲得了社會性特征。觀念和對象之間存在質的區分，人們借助經驗，通過感知，以主體為樞紐形成關于客觀對象的觀念，但通過符號的轉介，觀念和非觀念的習慣、行動及其效果才能實現統一的匯通。

作為“轉換線索”的符號，和皮爾士實用主義的概念工具存在內在的聯系。對于觀念、信念、習慣、行動、效果等的理解，可以看出，皮爾士依據“直接解釋項”“動態解釋項”“最終解釋項”等符號中介，對這一認知過程進行了因果論的回溯。

第一，效果是對對象的改變，甚至包括對對象所依托語境的調整；作為一種動力學結果，效果必然追溯到形成效果的行動。這一步驟解決了狀態和過程的匯通問題。第二，行動之所以能實施，又取決于信念孕育的習慣。第三，信念是觀念的目的，而習慣又被設定為信念的目的。這樣一條因果鏈，構成了皮爾士實用主義準則得以實踐的理 由。

意義的歸結點是對象，對象是認知的目的，但同時又是認知開發的資源，總是向不同的認知階段、認知能力敞開不同的潛能。對象僅僅是被開發的資源，而非認知的接受站。它不能接納，而只能輸出。也就是說，觀念在衍生，認知在深化，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認知的能動性上，是認知在傳遞、延伸、深化，而非對象本身在演變。正是因為對象未改變，無論出現多少種符號，都是符號主體圍繞同一對象開展的交流，是在用不同的符號表征同一對象。表征出來的對象，是進入符號之中的對象，隨著符號的變化而不同，但對象本身依舊不變。因此這里出現的是兩種性質不同的對象：一種是對象本身，一種是符號加工過的對象。前者同一，后者差異。雖然由符號轉述、傳遞、聚焦過的對象發生了符號學的變化，但就表征的原初形態而言，對象依舊?？梢钥吹?，正是由于對象成為意義的歸結，各種符號才能據此形成有機的聯系。人們探尋的意義如何豐富，探尋的路徑如何復雜，都不能脫離共同的對象這一前提。符號化的對象產生了變化，但作為認知目標的對象并未變更。否則，相關的認知就脫離了坐標，失去了聯 系。

皮爾士指出：“符號的對象是一件事，其意義是另一件事。對象是事物或場合，但不確定，而符號則是對對象的應用。意義是附加于對象上的觀念，或通過假設，或通過命令，或通過陳述?！雹貱P：5.6，小數點前面數字為卷期，后面數字為節數。參見Peirce，C. S.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Sanders Peirce （CP）， Vol. I-VI， Charles Hartshorne and Paul Weiss （eds.）， 1931—1935； Vol. VII-VIII， Arthur W. Burks （ed.） ，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皮爾士的這段論述闡明了意義和符號的關系問題?！盎蛲ㄟ^假設，或通過命令，或通過陳述”是運行意義的符號方式，而意義的內涵是觀念認知，是“附加于對象上的觀念”。皮爾士的實用主義意義觀，不僅僅局限于對符號“表征”（representation）作用的說明，而是要揭示出符號在整個意義“區分鏈”或“因果驅動鏈”中的重要功能。也就是說，對象需要借助符號進行認知和表征，“符號則是對對象的應用”。同樣，對于對象的意義附加，又不得不借助假設、命令、陳述等典型的語言符號來運行。顯然，區別于康德，皮爾士關于意義運行的符號方式的論斷，顯示了實用主義意義觀的推進。

雖然皮爾士認為符號學在其規范科學體系里屬于邏輯學范疇，但我們從邏輯學、倫理學、美學這三個規范科學的核心成分就可以看出，所有關于知識的探尋，都是在回答意義問題的前提下才能構成成立的理由。①參見J. Liszka， Charles Peirce on Ethics， Esthetics and the Normative Science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21。也就是說，規范科學需要回答的是知識探究的目的性問題，而目的性又分解為目的的價值、達成目的的手段、實現目的的路徑，以及目的是否獲得確證，目的在確證之后是否成為進一步延伸的前提等諸多環節。皮爾士從規范科學的角度設定符號學的位置，說明從觀念到效果之間的復雜“區分鏈”，在疊加上符號之后，牽涉多個方面。置身其中的意義運行需要考慮到邏輯學、倫理學、美學等不同視角。既要考慮“區分鏈”和“因果驅動鏈”的邏輯印證，也要考慮信念受干擾的倫理學因素，還要考慮符號介入之后對“直接對象”和“動態對象”的美學對接。

皮爾士的符號學理論，也只有放在實用主義意義觀的前提下才可考察其成立的理由。也就是說，符號過程、解釋項、三性，以及對象對于符號的決定關系，符號對對象的表現關系等基本符號學思想，與意義問題存在著密切的聯系。為破解意義問題，皮爾士提出了實用主義準則，而破解實用主義意義的工具或手段，則是運行意義的符號。就符號和意義的關系而言，皮爾士指出：“通過直陳句表達的判斷屬于思想的模糊形式，其唯一的意義在于具備施行實際行動的傾向，而這種傾向是通過條件句表達的，條件句內含歸結子句的祈使語態?！雹贓P2：135.語言符號的意義不在于表述既有的事實、狀態，乃至后果，而是創造出一種不同于既有狀況的后果。皮爾士對直陳句和條件句的功能區分，說明了語言符號既和觀念聯系，也和行動聯系，通過直陳句表達一種判斷，而通過條件句實施一種行動。

可以看出，語言符號具有雙重介入能力，既能銜接觀念層面，也能銜接行動層面。語言符號的中介性決定其介入于從觀念到效果這一意義過程的特殊價值。這也是皮爾士為其實用主義思想構建符號學體系的重要原因。語言符號介入觀念和銜接行動的雙重特性，在后來奧斯汀的言語行為理論那里獲得了長足的推進。③參見J.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55。這一發展線索說明，符號作為意義運行的載體，構成了皮爾士實用主義意義觀的獨特價值。

符號的基本功能是替代他物，傳遞關于他物的知識。①CP： 1.339.符號的這種能力來源于人們對符號賦予的知識。換言之，符號是承載認知成果的媒介。依據符號，意味著可以借鑒其中盛放的知識，通過對符號肌理的辨析，清晰得出既有知識的軌跡和方法。

關于符號和對象之間的關系，皮爾士還闡述道：“符號首先因為參與對象的特性而決定于對象，這種情況就是我說的‘圖像符號’（icon）。其次，就與個別對象的關系而言，符號是真正、個別存在的，這種情況就是我所說的‘標引符號’（index）。再次，按照或多或少的確定性，符號可以作為習慣（也包括自然傾向）的結果解釋為指涉相關對象，這就是我所說的‘抽象符號’（symbol）?！雹贑P：4.531.圖像符號、標引符號、抽象符號三種符號表征方式，實質反映了認知的類型。這些類型要么是依據符號的知識肌理與當下對象在外表、結構、組織、過程上進行類比，展開對對象的認知；要么是依據因果鏈中的時空維度，控制符號一端，來表征另一端對象的規律性變化；要么是依據共識性意見來規定對象的邏輯結論，或標記社會所認可的意義邊界。

符號的引入，使對象成為符號可以雕琢的對象?！爸苯訉ο蟆迸c“動態對象”重疊，實質是符號的重疊，也就是用現有的符號來對當下語境下的對象進行新特征的雕琢。語境下的對象既是“直接對象”又是“動態對象”。這一雙重身份，正是符號賦予的。既有的符號是對其他無數對象的范疇化概括，適用于當下的對象，說明其與此前其他對象存在性質上的相似。認識的安全性依賴于符號既有的知識。經過邏輯論證，經過共同體的辯論，在區分和差異中尋找到確定性知識，是知識安全的保證。也是利用既有知識，從“直接對象”走向“動態對象”的前提。但是，當下對象處于特定語境，又產生了現實語境影響下的新屬性、新特征。雕琢出這些新特性、新特征，或者說，通過從觀念到行動的擠壓，使得當下的對象孕育出新特性、新特征。這說明，皮爾士實用主義準則的意義問題處于安全和創新的統一關系之中。

認知是一個冒險的過程。從安全走向創新，通過差異和區分實現意義。這一矛盾的冒險過程，離不開符號的輔佐和運行。是符號將一定的觀念標記為信念，可以供行動者參照、檢驗，也為行動者的行動習慣提供了合理化依據。例如，制定一個年度計劃，分別用符號清晰標記，那么后來的行動就會按照這個符號鏈運行。這說明，行動者認為一年之內可以成功實施這些行動，并且擁有成功的信念。行動的先后次序既是時間坐標上的設置，又受制于內在的邏輯線索。這樣論證過的計劃表就反映了行動者的信念體系。隨著時間的流逝，當一定的信念受到其他因素干擾時，人們可能會動搖信念，或改變信念，其行動軌跡由此發生很大變化。計劃表是用符號外化出的信念，在時間向度上規范著未來的行動，也時時刻刻發揮著校準信念的作用?？梢钥闯?，在意義運行的過程中，每一個環節，包括信念、習慣、行動等，都離不開符號的輔助、規范、調 節。

簡而言之，符號既是對觀念的規范性約束，又是對習慣的向導性提示，同時還是對對象效果的記載、傳遞、分析、比勘。符號由此督促行動，使得行動主體角色凸顯，并標記、識別、誘發出效果，來衡量認知的進展，驗證雕琢的成效?？梢哉f，意義在符號的替代中運行。符號雖決定于對象，但有別于對象。通過符號的運行，產生了關于對象的新角度、新側面、新態度，由此生產出新的意義。

三、意義的開放

皮爾士指出：“……歸納規則從長遠看能成立，這一點可以從實在是最終意見的對象這一原則里推導出來，最終意見可以通過充分的探究來實現?！雹貱P：2.693.他的這一經典論述，不單純是把“最終意見”確立為邏輯論證的終極標準，而是對邏輯和社會兩個方面進行了理論整合。但這里隱藏著的問題是，意義面臨著開放和閉合的矛盾狀況。

一方面，皮爾士所追求的“最終意見”僅僅是邏輯意義上的，可以視作對真理的無限探尋。從這一意義上說，是將“最終意見”當作意義創新的目標，需要將意義不斷置于開放的狀態。無論觀念向信念開放，還是信念向習慣開放，或習慣向行動開放，都是在創造差異，使得意義在區分中得以實現。

另一方面，從共同體的構成特性而言，“最終意見”構成共同體的認知基礎。也正是由于存在一定的共識性意見，才能形成共同體成員的紐帶。但為了共同體紐帶而謀求統一的“最終意見”，又終結了意義得以產生的區分性。當社會將邏輯上的“最終意見”現實化時，則封閉了現實中的差異，使意義創新封閉于現實語境。不難看到，“最終意見”的現實化通常獲得制度性保護。也就是說，制度設計總是傾向于將邏輯的“最終意見”轉化為現實中的準繩，成為現實化的“最終意見”?，F實化的“最終意見”消弭了意見的不同，使得意義的產生失去了區分的條件，實質上是將邏輯理想變形為對意義的現實限制。

意義的這種現實制約又和人的發展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在區分或差異中構建意義，關聯到行動主體“有意義”的發展。在皮爾士看來，觀念對于對象的表現，不僅僅停留于確證對象是否真值，也不僅僅是一種反思性觀照，更重要的是觀念要和行動產生聯系，要以行動的結果來證明和落實觀念的意義。觀念的價值或意義，在于要和其他活動要素合作，改變對象認知的條件，調整對象既有的屬性，使之更好地符合主體人的需求。①參見EP1：109—141；EP2：133—225；331—433。

可以看出，意義的不停頓構建，蘊含著意義的開放性。在皮爾士實用主義思想里，“最終意見”作為認知探尋的理想點，表面看指意義的歸結，但就目標而言，實質意味著意義的開放。皮爾士認為共同體是無限和不確定的，說明任何共識性意見都是為了協作而達成的一種暫時的狀態，對于對象的認知和探究是無窮盡的。這樣的觀點在皮爾士關于“最終解釋項”的解釋里有大量表述。

在皮爾士哲學里，意義的不停頓構建是通過符號運行的，符號的分離和組合，目的是以符號的差異性和多樣性來構建意義。從當代社會符號使用的趨勢看，語言交流方式的多樣化，交流手段的技術化，實現了符號最大限度的分離和組合，為意義創造帶來了更多的機會。其中不僅包括語言符號，而且包括其他多模態符號。時代的這一變化不是偶然的，而是植根于人們對于意義開放性的需求?？梢哉f，皮爾士的意義開放性主張，是用“最終意見”闡述真實意義的開放。

解釋表達的規律，預測未來社會的意義構建軌跡，是研究實用主義哲學的使命。這是本文探討皮爾士實用主義意義觀的主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