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類主義與人類物種同一性

鐘煥林

一、引言

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一種被稱為“超人類主義（transhumanism）”的思潮在西方國家逐漸興起。這一思潮并非一種統一的和固定的理論或觀點，而是一種“被寬泛定義的思想運動”①Nick Bostrom， “In Defense of Posthuman Dignity，” Bioethics， Vol. 19， No. 3， 2005， p. 202.或“生命哲學”②Max More， “The Philosophy of Transhumanism，” in Max More & Natasha Vita-More （eds.）， The Transhumanist Reader，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2013， p. 3.。這種生命哲學關注人的完善和未來，并主張在人類所珍視的價值引導下，使用科技手段增強①所謂“增強”，是指通過科學技術（特別是生物技術）的應用對人的一種有意的干預，其旨在以直接作用于人體的方式，改善大多數或所有正常人通常都擁有的能力，或創造一種新的能力；參見Allen Buchanan，Beyond Humanity?: The Ethics of Biomedical Enhancement，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3。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學者主張通過與“治療（treatment or therapy）”的對比來定義“增強”（其背后的目的是反對超出治療限度的對人體的增強）；但正如很多學者所指出的，“增強”和“治療”的區分是缺乏充分根據的；參見 David B. Allen， Norman C. Fost， “Growth Hormone Therapy for Short Stature： Panacea or Pandora’s box?”， The Journal of Pediatrics， Vol. 117， No. 1， 1990， p. 18； 呂克·費希：《超人類革命》，周行譯， 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年版，第7 頁。人的體力、智力和情感能力，減輕不必要的痛苦，延長人的壽命，以超越人各方面的生物極限和現有存在形式。②例如，通過基因工程修復人類基因中的缺陷來增強人的體力、智力和情感能力，并改變由“自然彩票”的隨機分配而來的人類個體間自然稟賦的不平等；使用納米技術修復或合成人體組織和器官，克服疾病和衰老過程；用再生醫學幫助肢體殘疾患者重獲新生；甚至通過“上載（uploading）”來實現永生。

超人類主義這種對超越的追求，旨在從根本上改善人的境況，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存在性風險（existential risks）”，并盡可能地為未來生活提供保障和拓展可能的生存環境。這種超越并非宗教式的，它并不預設任何超自然力量或彼岸世界，而是肯定人的地位和價值，特別是肯定人自我完善的自由和能力；因此，通常被認為繼承了人文主義強調理性、強調進步、強調自我塑造和依靠人自身的力量建立更美好未來的優秀傳統③參見Nick Bostrom， “A History of Transhumanist Thought，” 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 Vol. 14，No. 1， 2005， pp. 1—25； Max More， “The Philosophy of Transhumanism，” in Max More & Natasha Vita-More（eds.）， The Transhumanist Reader，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2013， pp. 3—17；呂克·費希：《超人類革命》，周行譯， 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年版。，并受到普遍歡迎——畢竟有誰不想變得更健康、更聰明、更美麗，并擁有更好的感知能力和更長的壽命呢？更不用說在極度痛苦折磨下的人們對改善自身境況的渴 望。

超人類主義的目標的實現十分依賴技術的進步?，F代高新科技的蓬勃發展，特別是生物技術的進步，讓我們看到了超人類主義的主張由理想變成現實的可能性，但也正是這些能夠直接增強人體的技術的進步，讓人們感到擔憂。其中憂心尤甚者被稱為生物保守主義者（bio-conservatives）。在他們看來，作為人（being human）是一種道德義務。他們擔心增強技術（例如基因技術）的運用會打破物種之間的界限，并帶來人類本質的改變，而這種改變是“對我們現有的物種同一性（species identity）④在哲學話語中，一物的本質通常被認為是使該物成其為該物并區別于他物的東西，而一物是其自身而非他物的這種性質（或者說，一物與且只與其自身之間才具有的那種關系）即是該物的同一性，因此一物的本質決定了其同一性。如果承認有所謂人類的本質，那么人類的本質的改變意味著人類將不再成其為人類（或者說存在的將不再是人類）。換言之，這意味著人類物種同一性的喪失，即人類這一物種的滅亡。的背離”⑤John Harris， Enhancing Evolu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9.。換言之，他們擔心“極端的增強有把我們變成完全不同的存在者的危險，以致我們將不配再被稱為人類。它將使我們成為‘后人類’”①Nicholas Agar， Humanity’s End: Why We Should Reject Radical Enhancemen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2010， p. 2.。

本文旨在回應生物保守主義者的這種擔憂并力圖證明：超人類主義的方案并不會危及人的本質和人類物種的同一性；并且，對人類個體的同一性和道德地位而言，人類物種的同一性（或者說我們的物種成員身份）并不重 要。

二、超人類主義的計劃不會損害人類物種的同一性

生物保守主義者擔心增強技術會改變人類的本質，并直接導致人類的滅亡。例如：喬治·安納斯（George Annas）、洛里·安德魯斯（Lori Andrews）等學者認為，“生物保守主義”一詞應當嚴格地從字面上去理解，其真正的含義就是要保存和守護人類這一物種，使其免于滅亡。②參見George Annas et al.， “Protecting the Endangered Human：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Prohibiting Cloning and Inheritable Alterations，” American Journal of Law & Medicine， Vol. 28， No. 2—3， 2002， p. 173。在他們看來，克隆和對人進行可遺傳的基因更改是一種特別形式的“反人類罪”。他們說：“通過將人類的進化掌握在我們自己手中，并將其引向一個有時被稱作‘后人類（posthuman）’的新物種的發展，這些技術可以改變人類自身的本質?！雹跧bid.， p. 153.無獨有偶，福山也說：“當代生物技術帶來的最大威脅是，它可能會改變人類的本性（human nature），從而使我們進入‘后人類’的歷史階段?！雹蹻rancis Fukuyama，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 p. 7.

我們認為，雖然極少有超人類主義者主張對人進行克隆，但安納斯和福山等人的觀點無疑代表了生物保守主義者的典型看法和深層擔憂——對人體的增強將改變人類的本質，進而直接導致人類物種的滅亡和新物種的產 生。

準確地說，一個事物的本質是無法改變的。所謂“改變一個事物的本質”只是一種不嚴格的表達，它的真正意義是使該事物不再存在，并讓另一個本質上不同的事物取而代之。因此，我把生物保守主義者的上述擔憂改述為：由于增強對人的改變，人類將演化成不再是人的新物種（或“后人類”）；換言之，人類將喪失其物種同一 性。

為了回應這種擔憂或反駁，我們首先必須注意到隱藏在這種擔憂背后的如下預設或信念：每一個物種都有固定的、唯一的本質，物種之間存在基于自然而非人為建構的、清晰的、固定的界限。簡而言之，每個物種的同一性是確定的。但是，“物種”概念出了名地難以定義（包括不能從基因的角度來定義）。①參見Jason S. Robert， Fran?oise Baylis， “Crossing Species Boundari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 Vol. 3，No. 3， 2003， pp. 1—13； Steve Clarke， Julian Savulescu， “Rethinking our Assumptions about Moral Status”，in Steve Clarke， Hazem Zohny & Julian Savulescu （eds.）， Rethinking Moral Stat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1—19； Marc Ereshefsky， “Species”， The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Summer 2022 Edition， Edward N. Zalta （ed.）， https：//plato.stanford.edu/archives/sum2022/entries/species/。正是因為這種困難，“言必稱人性”的福山不得不用一個未知數“X 因子（Factor X）”來指代人性或人的本質②參見 Francis Fukuyama，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pp. 149—150?！@頗具諷刺意味。在人類和后人類的物種界限確立起來前，我們沒有理由說人類被增強后就已然是一個新物種 了。

實際上，任何物種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生物的演化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生物的演化是一個過程或連續體（continuum），一切生物都從其他物質或生物演化而來，經由變異和自然選擇又演化成其他生物。一個物種與其說是生物界在共時性上的一個橫截面的一部分，不如說是眾多相互交織的演化過程中的一個演化過程的歷時性階段。從一個演化過程或連續體中任意截取一段稱為“人類”，并把另一段稱為“后人類”，難免失之武斷?！叭祟悺边@一概念具有很大的彈性，這個概念至少在理論上能夠容納對人的生物性增強。從早期人類到今天的人類，人類的情況已經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這并不能否定他們都是人類。同理，人類中的被增強者和未被增強者，雖然存在十分大的差異，但仍然可以同屬人類。當然，人類物種的同一性能夠耐受住多大程度的增強還有待進一步探討。但是，問題并非像生物保守主義者們想象的那樣簡單，我們絕不能一概而論地說對人類的增強必然會損害人類物種的本質和同一 性。

退一步講，即使我們承認人類有固定的本質和物種同一性，超人類主義的計劃的實施也未必會傷及人的這種本質和同一性。生物保守主義者要保證他們選定的人的本質特征被人類普遍共有（如果這不是不可能的），那么他們就只能把這些特征鎖定在類似于理性、道德選擇能力、語言、社會性等被人普遍例示的特征上。③Ibid.， p. 171.也就是說，他們只能給人的本質一個十分寬泛的定義。對人的增強并不會傷及這個被寬泛定義的人的本質，例如：認知能力增強帶來的結果是人的理性能力的提高，而不是對這種據稱是人的本質性能力的損害。如果超人類主義的計劃并不會損害人的本質，而是有利于人的本質的保存，那么它恰恰是鞏固了人類的物種同一性，而不是相反。并且，由于各方面能力的增強，人類將能夠更好地應對各種對人類生存造成嚴重威脅的風險，進而保存人類這一物 種。

再退一步講，即使對人體的增強和改造勢必會傷及人類的本質，這也需要在種群尺度上大規模地對人類個體進行增強才會威脅到人類物種的同一性①參見Norman Daniels， “Can Anyone Really Be Talking About Ethically Modifying Human Nature?”， in Julian Savulescu and Nick Bostrom （eds.）， Human Enhanc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41。；否則至多只會產生一些新的非人類個體、人類亞種或新的非人類物種。但這并不意味著人類物種同一性的喪失或整個人類的滅亡；也就是說，即使產生了不再是人類的“后人類”，后人類的出現和存在本身也并不意味著不再有人類存世，后人類和人類有可能共 存。

但很多生物保守主義者并不這么認為，他們擔心世界將從此分裂為分別由被增強者和未被增強者構成的兩個彼此對立的集團，這兩個集團的對立和沖突最終將導致人類的滅亡。例如：安納斯等學者認為，為了使人變得更好的基因修改一旦成功并廣泛實施，“一個新的物種或人類亞種就會出現。這個新的物種或‘后人類’，可能會把舊有的‘正?！艘暈榱拥热松踔烈靶U人，并認為可以奴役或屠殺他們。另一方面，那些正常人可能會把后人類視為威脅，并且如果做得到的話，可能要在后人類殺死或奴役自己之前先發制人地殺死他們。最終，正是這種可預測的大屠殺的可能性，使能造成物種改變的實驗成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并使不負責任的基因工程師成為潛在的生物恐怖分子”②George Annas et al.， “Protecting the Endangered Human：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Prohibiting Cloning and Inheritable Alterations”， p. 162.。

這與擔心整個人類不知不覺地逐漸演化為后人類不同，而是擔心人類和后人類之間的沖突直接導致人類的滅亡。他們擔心的這種可能性值得我們嚴肅對待；但是，他們對后人類未來的構想過于簡單化了。鑒于超人類主義尊重每個人選擇自身存在形態的自由③參見Anders Sandberg， “Morphological Freedom—Why We Not Just Want It， but Need It”， in Max More & Natasha Vita-More （eds.）， The Transhumanist Reader，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2013， pp. 56—64。，如果我們暫時假定對人的增強必然會損害人類的本質，那么當超人類主義的計劃被實施，在人類之外肯定會出現因自主增強而產生的新物種。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世界將分裂為兩個對立的物種或集團?；谝环N簡單的二分法把整個世界劃分為兩個對立的物種的做法，得不到經驗證據的支持。這一點已有論者指出，例如：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認為，跟未被增強的人的能力的自然差別類似，被不同程度增強的個體在能力方面構成一個連續體，世界因此分裂成截然對立的兩極的情況不太可能出現；并且，即使在今天，原則上人口中身高較高的90%的人完全有能力消滅或奴役另10%的人，但在一個被很好地組織的社會里這并未發生。④參見Nick Bostrom， “In Defense of Posthuman Dignity”， Bioethics， Vol. 19， No. 3， 2005， pp. 207—208。我們贊同波斯特洛姆的上述看法。安納斯等生物保守主義者構想的這種情況并非什么“可預測的可能性（predictable potential）”，而只是一種未能得到證據支持的抽象的可能性或臆 想。

另外，即使真的出現非人類物種，這些物種也極有可能不止一種。換言之，后人類也可能有很多種。這些新物種（以及人類）將不僅在某些能力上表現出不同程度，還將彼此擁有完全不同類型的能力和存在形態。如果說波斯特洛姆主要是通過指出能力的更多“程度”來反對生物保守主義者對世界的簡單化的二元劃分，而我在此要強調的則是我們還可以通過指出更多的“維度”（即更多種類的能力和存在形式）來反對這種對世界的簡單化。如果對人類進行增強的最終結果是一個人類和后人類共存的世界，那么那個世界也將是一個更加多元的世界，而不會是個兩極對立的世界。智能生物將以多種形態存在，而不僅僅是以人這種形式存在，他們甚至不再是生物有機體。他們的能力、需求、利益和生存條件也將與我們的不同，并呈現出極大的多樣性。多樣化的后人類物種將與人類千差萬別，例如：他們可能不會再追求功名利祿，沒有飲食需要，甚至可能不需要呼吸，生活在水中或另外一個遙遠的星球。這種多樣性將更有助于后人類與人類的和平共處。人們常常以為一個趨同的世界更有利于穩定，但實際上一個多元互補的世界才可能真正和諧。彼此相同的訴求可能導致沖突，因為能滿足這種訴求的資源是有限的，但多樣化的訴求將避免這種沖突。人類和后人類可以長期共存，直至由于自然演化過程或其他原因人類退出歷史舞臺為 止。

當然，我們必須承認，超人類主義中有一個被稱為“生物控制超人類主義”的激進的流派。這一流派與“生物性超人類主義”不同，它認為當前人類的保存和完善并非目的，創造一個新的超級物種才是目的。這一激進的流派含有一個人機混合的控制論計劃，是真正意義上的后人類主義。這種后人類主義不僅依賴生物科學與技術，更重視人工智能和機器人技術的運用，其目標是創造超越生物人的幾近永生的超級人工智能物。①參見呂克·費希：《超人類革命》，周行譯，長沙：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7年版，第38—43 頁。

但是，即使這種激進形式的超人類主義也不仇視人類，且尊重每一個人選擇自身形態的自由，它在理論上允許人類和后人類的共存?！昂笕祟悾╬osthuman）”的概念跟“死后的（posthumous）”沒有關系，它并不意味著人類歷史終結之后的存在，而僅僅意味著后于人類產生的智能物。②參見 Humanity+ （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 “Transhumanist FAQ”， https://www.humanityplus.org/transhumanistfaq，訪問日期：2023年6 月6 日。也許未來有一天某種超級智能生命形式將產生，他們的存在可能會構成對人類的“存在性風險（existential risk）”。但是，首先，這多半不會是因為他們像生物保守主義者說的那樣認為人類是劣等的或野蠻的，可以被屠殺或奴役。他們可能既不愛人類，也不恨人類，而只是不在乎人類，就像我們不在乎一塊沒有智力的石頭一樣。①參見Eliezer Yudkowsk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Positive and Negative Factor in Global Risk”， in Nick Bostrom and Milan M. ?irkovi? （eds.）， Global Catastrophic Risk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p. 308—345；Nick Bostrom， Superintelligence: Paths， Dangers， Strateg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其次，他們是否真的會對人類造成威脅還不能斷定。超人類主義者已經意識到超級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風險，在未有安全和妥善的方案之前超人類主義者并不主張貿然行動。②參見Humanity+， “Transhumanist Declaration （2012）”， in Max More & Natasha Vita-More （eds.）， The Transhumanist Reader，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Publishing， 2013， pp. 54—55。并且，超級智能生命的時代還未到來，發展中出現的問題只能在發展中解決，我們需要一步一步地走向未來，不忽略可能的風險，也不錯過可能的機遇。超人類主義也不是一個具體的行動指南，而只是一個框架性的構想，它將不斷地進行細化和完善。但可以肯定的是，我們需要更強的自身能力來解決這些問題和應對各種風險，而對人的增強是達到這一目的有效方 式。

生物保守主義者可能要反駁說，雖然后人類滅亡人類的可能性比較小，但這種風險畢竟存在，為什么要冒這個險呢？對此，我們要說的是，絕對安全的事情是沒有的，世界本身充滿著不確定性。能夠造成人類滅亡的風險遠不止對人體進行增強這一種。天文災害、地質災害、氣候變暖、全球性傳染病、大饑荒和核戰爭等等，都可以造成人類的毀滅。人類如果不增強自身、不斷超越自身極限并提高應對風險的能力，將難以處理這些已知的和尚未知的存在性風險。如果我們不是謹慎但又勇敢地向前走，我們將有可能錯失適應變化和戰勝危險的機會。更不用說，對于處在痛苦中的人而言，我們錯過的每一天都是莫大的損 失。

我們看到，即使我們為了論辯的需要一再讓步，仍然不能得出超人類主義計劃的實施必將導致人類滅亡的結論。實質上，我們甚至可以論證超人類主義的實踐有利于人類物種的保存，因為對人的增強有利于提高人類應對各種已知的和尚未知的各種“存在性風險（existential risk）”的能力?？傊?，對人的謹慎的生物性增強導致人類滅亡的可能性很??；即使對人的增強促生了后人類，后人類的存在與人類的保存也并不沖突，因為新物種的產生和存在并不需要以一個舊物種的滅亡為前 提。

三、人類物種的同一性并不重要

我們知道，在浩瀚的宇宙中，人類的存在極其偶然和渺小，并且按照自然規律，任何一種生物最終都要滅亡。那么我們不禁要問，生物保守主義者為什么執著于保存人類這一物種？我們為什么一定要作為人而存在，如果我們雖然不再是人類卻在各方面勝于人類？簡而言之，人類物種的同一性為什么這么重要？

這顯然不能僅僅從生物多樣性或生態保護的角度去理解，否則我們只要給生物保守主義者劃定一個自然保護區（可能是整個地球）就可以了，而且我們只需要談生物學或動物行為學就夠了，而不用涉及復雜的哲學爭 論。

生物保守主義者的主張和訴求背后顯然另有原因，即他們心中的如下信念：第一，我們都是人，人類整體的滅亡意味著每個人類個體的死亡，但這并非我們所愿——每個人都希望他那個最親愛的自我能夠繼續存在；第二，“人”或“人類”這個概念具有道德意義，人是萬物之靈長，正是我們的人類物種成員身份賦予我們獨特的道德地位和價 值。

現在讓我們先來討論第一個原因。人們對人類物種同一性的關切，有時是源自對全人類命運的考慮，“但我們對同一性的興趣也是出于更加個人化的原因。因為我們并不是一般地以人的方式去生活；而是作為我們自己，作為個體，去愿望、行動、繁榮和衰落”①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Beyond Therapy: Bio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Washington，DC： PCB， 2003， p. 293. http://hdl.handle.net/10822/559341，2023-06-06.。美國前總統小布什的生物倫理委員會（主要由生物保守主義者構成）的上述看法表明，他們對人類物種同一性的重視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對人類個體同一性②在本文中我們用“個體同一性（identity of individuals）”表示（人類或非人類）個體的同一性，以區別于“人的同一性（identity of human beings）”和“人格同一性（personal identity）”。后兩個術語通常被不加區分地被使用（并用“personal identity”一詞指代），但實質上二者是有區別的：“人格同一性”這一術語背后隱含著一個關于人的形而上學預設，即把人（human being）看作在本質上是（擁有）人格者（person），而不是人類動物（human animals）；但“個人同一性”這一個術語沒有這種預設，它在形而上學上是中立的，只表示人的同一性，而不管人是否在本質上就是人格者。的關切。這很好理解。人們擔心人類的滅亡，往往是因為擔心作為人類個體的“我”的滅亡。即使不是擔心自我的滅亡，也是擔心其他人類個體的滅亡，因為人類無非是人類個體的集合。也就是說，在生物保守主義者對人類物種同一性的重視背后，隱藏著他們的如下看法：人類整體的滅亡意味著每個人類個體的死 亡。

在有的情況下，他們的這種看法是沒有問題的。比如說，由于宇宙中某種有害射線暴的強烈輻射，地球上的所有生物被瞬間滅活——在這種情況下，整個人類的滅亡無疑意味著每個人類個體的死亡。也就是說，此時人類物種同一性的喪失意味著所有人類個體同一性的喪失，因為前者以后者為前 提。

但是，人類物種的滅亡本身并不蘊含著每個人類個體的死亡。認為前者必然蘊含后者的觀點，實際上預設了（人類）個體同一性的保存必須以其物種成員身份的保有為前提。換言之，它預設了人在本質上就是人（homo sapiens）。①參見Mark Walker， “Cognitive Enhancement and the Identity Objection，” Journal of Evolution and Technology，Vol. 18， No. 1， 2008， p. 112； Allen Buchanan， “Human Nature and Enhancement”， Bioethics， Vol. 23， No. 3，2009， p. 144 （note 7） 。但這個預設是十分可疑的，因為一個個體有可能改變其物種成員身份，即它有可能先歸屬于某一個物種隨后又變成另一個物種的一員。通俗地說，人類的滅亡并不意味著作為人類個體的“我”不能從中幸存，因為“我”可以不是人（例如可以變成后人類）。也就是說，人類物種的滅亡這一事實本身只意味著不再有“人”存在，而不意味著一個人類個體不能變成其他物種的成員而仍然是其自身。②反之亦然。即使所有人的個人同一性同時喪失，也不意味著整個人類物種同一性的喪失。一個人的“個人同一性”的喪失意味著不再有此人，但不意味著不再有人（即某人的“個人同一性”的喪失不意味著其“個體同一性”的喪失）。一個個體有可能先后作為不同的“人”存在。簡而言之，沒有人不意味著沒有“我”（雖然我不再是人），沒有“我”也不意味著沒有人（雖然那個人不再是我）。

這種觀點得到我們的直覺和經驗的支持。在神話故事（例如《聊齋志異》和《西游記》）中，某一個體轉變其物種成員身份仍保持其同一性的情節比比皆是：一只狐貍、一條蛇、一只烏龜或一只鳥，甚至一個琵琶或一株牡丹花，都可以修煉成人而仍不改其為同一的個體；反過來，一個神或得道的人可以變鳥、變蛇、變魚，甚至變成一座廟。我們雖然認為這些故事和情節不是真的，但很自然地接受了這類虛構故事，我們并不覺得這是完全不可想象的。這即是說，我們的直覺并不反對個體事物改變其物種成員身份的可能 性。

并且，經驗事實也不反對這種可能性。例如，當一只蝌蚪逐漸變為一只青蛙后，我們認為彼時的蝌蚪就是此時的青蛙，它原來是蝌蚪，現在變為青蛙了——蝌蚪和青蛙都是同一的個體的不同存在階段和形態。（同樣的分析也適用于昆蟲化蝶的過程。）從生物形態上看，一只蝌蚪和一只青蛙相差很大（例如蝌蚪用鰓呼吸，青蛙主要靠肺呼吸）。雖然現有生物學并不把它們當作兩個物種，但它們的差別之大并不亞于兩個物種的差別。但是，這并不妨礙它們是同一的個體這一事實。同理，我們認為一個人類個體改變其生物形態和物種成員身份后，仍然完全有可能保有其個體同一性。換言之，一個人有可能先作為人類存在，然后又作為后人類繼續存 在。

如果我們預設了人在本質上就是（具有）人格者（person）并在同一性問題上持一種“還原論觀點”③參見 Derek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86， p. 210。，那么毫無疑問人類個體同一性的保存并不需要以其人類物種成員身份的保存為前提。一個人格者完全可以保持心理上或物理上的連續性和聯系性并因此仍然是同一的個體，即使在被增強后他不再是人類（homo sapiens）。

即使我們不作關于人的本質和同一性的上述預設，而是持一種生物觀點或動物主義立場①參見Eric T. Olson， The Human Animal: Personal Identity Without Psycholog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pp. 16—21。，這也依然不會影響我們的結論。例如，在同一性問題上持生物觀點的德格拉茲亞（David DeGrazia）也認為我們有可能改變我們的物種成員身份。他說，對于保持我們的個體同一性而言，重要的不是隸屬于某一特定的生物物種，而是隸屬于某個生物種類（biological kind）。②參見 David DeGrazia， Human Identity and Bio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pp. 48—49。也就是說，我們只需在本質上是某種活著的動物或生物有機體就足以保證我們的個體同一性，而并不需要在本質上就是人類。例如，我們可以成為某種（新的）人科動物（hominid species）的一員而仍然保持我們的個體同一性，盡管目前人科動物僅存一屬一種（即人 類）。

總之，人類物種同一性的喪失并不必然蘊含著每個人類個體的同一性的喪失。也就是說，即使對人的增強的結果是整個人類的滅亡，這也不意味著每個目前屬于人類的個體的滅亡。生物保守主義者試圖把人類物種保存的重要性嫁接在人類個體同一性的重要性之上的做法是徒勞的，因為人類物種同一性的保存對人類個體的同一性的保存不是必需 的。

更何況人類個體同一性的重要性本身也存在爭議。眾所周知，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曾雄辯地指出個人同一性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關系-R”（即心理上的聯系性和連續性）。③參見 Derek Parfit， Reasons and Persons， chapters 12—13； Derek Parfit， “The Unimportance of Identity，” in Shaun Gallagher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elf，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p. 419—441。即使我們承認個人同一性是重要的，超人類主義的計劃也并不會損害個人同一性。對一個人各方面能力的增強如何能夠使其不再是其自身呢？除非我們認為人在本質上必須是人，并且超人類主義計劃會使人不再是人——但這兩點都已被我們證明是十分可疑 的。

在結束我們這一節的討論之前，還需要特別注意的是，我們這里談論的同一性是指“號數上的同一性（numerical identity）”；但正如德格拉茲亞所指出的，人們經?；煜疤枖瞪系耐恍裕╪umerical identity）”和“敘事同一性（narrative identity）”這兩個概念。前者指一個事物和其自身之間的關系，它決定一個事物歷經變化之后是否幸存的標準；后者指一個個體的自我概念，即他如何定義和看待他自身，它涉及的是一個個體對自我的形象、角色、經歷和價值觀的認同。前者是關于形而上學或概念的，后者則是有關價值和內在心理的。④參見David DeGrazia， “Enhancement Technologies and Human Identity，” Journal of Medicine and Philosophy，Vol. 30， No. 3， pp. 264—266。

人們對同一性的關切通常并不是關于號數上的同一性的，而是關于敘事同一性的。例如，當一個人在經歷青春期迷?；蛑心晡C時，他內心中那個“我是誰”的追問并不是關于號數上的同一性的，而只是關于敘事同一性的。他不是對自己在經歷各種變化之后是否還活著這個問題有所疑惑，而是存在一個自我認同的危機。我們希望保有我們號數上的同一性，絕大多數時候只是希望將來會有一個個體和我保持敘事上的同一性——他把我認同為自己，擁有我的記憶、情感和價值觀等等，并去實現我的愿望和追 求。

生物保守主義者對同一性的關切也主要是對敘事同一性的關切。雖然他們認為在被增強后“我們有‘變成另一個人（turning into someone else）’的風險”①參見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Beyond Therapy: Bio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p. 300。，但這主要是說增強會使我們對自我的認知產生困惑，而不是說增強真的會使我們成為另一個個體。也就是說，他們把“同一性”和“自我認知（sense of self）”（也就是“敘事同一性”）當作相同的概念。②Ibid.， p. 215.

毫無疑問，一個人的敘事同一性至少對其自身而言是重要的。但對人的增強如何會損害人的敘事同一性呢？生物保守主義者認為，這是因為在被增強后“我可能會更好、更強、更快樂，但我不知道這是如何做到的。我不再是自我轉變的動因，而是造成改變的力量的被動承受者”③Ibid.， p. 294.。也就是說，我們可能會有更強的體力、智力和情感控制能力并因此獲得更大的成就和更好的狀態，但這不是由我們的“真實經歷”得到的，我們不能理解這種更高的能力和更好狀態的意義，因而這種好的東西是“廉價的”?？偠灾?，他們認為“極端增強提供不了對我們而言很有價值的經驗，同時它也往往會損害那些經受它的人的同一性。這種損害表現為對自傳式記憶中的聯系構成威脅，這種記憶解釋了何為人的歷時同一性或者一個人對歷時的自我的理解”④Nicholas Agar， Truly Human Enhancement: A Philosophical Defense of Limit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2014， p. 55.。

生物保守主義者的這種看法似是而非。首先，通過增強獲得的能力和狀態與天然獲得的能力和狀態并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對于自己的天然稟賦我們也同樣不能理解其來源和作用機制，但這不妨礙我們憑借自己的天賦能力獲得非凡的經歷和成就。在被增強后，我們只是在更高的層次上面向更多的可能性去愿望、去經驗、去行動。被增強也不意味著無所不能，我們同樣需要發揮我們的主動性，我們不會成為被動的承受者，而仍然是自身生活和意義的創造 者。

其次，只要增強是一種自主選擇且不是特別突然和劇烈，我們的敘事同一性就不會受到損害。這種能力的增強至多只會成為一個奇特的體驗（就和平常生活中某種新奇的非凡體驗一樣，我們能夠適應這種新的變化），而不會損害對敘事同一性至關重要的所謂自傳式記憶。也就是說，我們將能夠把增強前后的經驗和記憶結合在一個統一的自我敘事之中。另外，即使增強會損害自傳式記憶，認為對自傳式記憶的損害會導致人歷時的同一性（號數上的同一性）的喪失的看法仍然是可疑的，因為它預設了個人同一性問題上的記憶標準或心理標準（其正確性在形而上學仍有待證 明）。

再次，即使是生物保守主義者，他們也承認生物醫學技術有時有利于同一性的保存，例如通過延緩阿爾茲海默癥的侵蝕而保留我們的完整記憶，或通過控制抑郁來恢復我們正常生活的能力。①參見 The President’s Council on Bioethics， Beyond Therapy: Biotechnolog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pp. 293—294。完整的記憶和正常的情感能力是維持敘事同一性的關鍵因素。生物保守主義者總是傾向于把超人類主義改善我們情感能力和情緒的計劃想象成一個可怖的“美麗新世界”②參見 Francis Fukuyama，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pp. 4—7。，但這實際上是一種對超人類主義構想的歪曲。我們相信，只要稍微了解一下抑郁癥患者對控制自身情緒的渴望就會同意這一點。被抑郁情緒折磨的人通常認為在被藥物治療后的狀態才是“更真實的自我”，而不是相反。最后，敘事同一性雖然重要，但并非不能改變。在實際生活中我們對自我的理解和認同經常發生巨大變化，如果這種變化大體說是好的，那就值得歡迎。事實是，隨著生活的變化和自我的成長，每個人的敘事同一性都在不斷地打破和重建中。這也正是自我塑造和成長的題中之 義。

接下來，讓我們來考慮生物保守主義者認為人類物種同一性之所以重要的第二個原 因。

生物保守主義者普遍相信，“人類”這個概念具有道德意義，并且人類物種的成員這一身份是我們能夠享有道德地位和權利的理由和根據；因此，保證人類物種的同一性和我們的物種成員身份十分重要。例如，安納斯等學者認為，“人類物種成員身份是人權之含義及其實現的核心”③George Annas et al.， “Protecting the Endangered Human：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Prohibiting Cloning and Inheritable Alterations，” p. 153.。這實際上是把人權等同于“人的權利”，即把人權看作是專屬于人的東西；換言之，他們認為只有人類物種的成員才配享有完全的道德地位（full moral status）并得到平等的尊重。這種認為個體的道德地位取決于其所屬的物種的觀點被稱為“物種主義（speciesism）”④或譯為“物種歧視”。由于“歧視”一詞本身蘊含著否定和貶義，這里我們采用“物種主義”這一更為中性的表達。。

物種主義的困難在于很難說明為什么物種概念具有道德相關性，特別是很難說明為什么人類這一物種具有高于其他物種的道德地位。正如德格拉茲亞和米拉姆所指出的，成為人只是成為同屬一個生物演化系列的一群動物的一員，這一生物事實本身并不是人的道德地位的合理根據；并且，“每一個人都是無數個種類（包括生物種類）的成員。例如，一個人既是人類的一員，又是人科動物、靈長類、哺乳動物、脊椎動物、動物、生物有機體等生物種類的一員。把物種單獨挑出來作為與道德地位相關的生物種類的做法是武斷的”①David DeGrazia and Joseph Millum， A Theory of Bioeth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1，pp. 181—182.。

生物保守主義者要避免這種困難，使自身免于“物種歧視”的指責，就必須給出一個合理的解釋。他們的解釋通常訴諸人類物種的獨特性，即人所特有某些能力。例如，福山說：“物種主義未必就是人類無知和自私的偏見，而是一種關于人類尊嚴的信念，這一信念可以基于對人的獨特性的實證性觀點得到辯護?！雹贔rancis Fukuyama，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p. 147.換言之，他認為“人類身上有某種獨特的東西，它賦予這一物種的每個成員高于自然世界其他成員的道德地位”。③Ibid.， p. 160.

這種對物種主義的解釋或辯護顯然不能成功，即使我們承認人類如其所言地具有某些獨特的性質或能力（例如意識、理性、語言，等）。首先，并非所有人類個體都具有這些能力。有的人（例如嬰兒、殘疾人和某些病人）并不具有（或完全具有）這些能力，但我們仍然把他們當作具有同等道德地位的人來尊重。即使我們像物種主義者經常辯解的那樣，只要求大多數人類個體具有（或潛在地具有）這些能力，問題仍然揮之不去：“如果一個物種的成員的道德地位被證明是基于該物種成年的普通成員碰巧擁有的那些能力，那么仍然不清楚的是為什么該物種中缺乏這些能力的成員應該被賦予完全的道德地位?！雹躍teve Clarke and Julian Savulescu， “Rethinking our Assumptions about Moral Status，” in Steve Clarke， Hazem Zohny and Julian Savulescu （eds.）， Rethinking Moral Statu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21， pp. 6—7.其次，這些能力有可能被其他物種的成員所具有，沒有理由認為被增強后的人類個體或后人類個體不能具有這種能力。由此看來，人類物種成員身份對享有完全的道德地位而言并非必要 的。

更為嚴重的是，生物保守主義者把一個物種具備何種典型能力這一點設立為裁定其成員應該被賦予何種道德地位和權利的最終標準的做法，會允許根據不同物種和一個物種內部不同個體具有（或不具有）某些能力的程度來劃定道德地位和權利的等級。①生物保守主義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例如，福山說：“乍看起來，把人的尊嚴建基于人類具有某種獨一無二的特征這一事實之上的自然權利理論，似乎會允許根據這一物種的所有單個成員享有那些特征的不同程度來劃分權利的等級?！眳⒁奆rancis Fukuyama，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2， p. 174。這無異于在價值領域建立起一種基于能力的叢林法則。正是出于他們內心所執有的這種根據能力的有無或大小來劃定道德地位和權利的法則，生物保守主義者擔心“超人類主義的第一個犧牲品可能就是平等”②Francis Fukuyama， “Transhumanism”， Foreign Policy， No. 144， 2004， p. 42.——這正是他們所持有的這條法則的邏輯結論。因為，被技術所增強或改變者在能力上可能高于或低于人，按照他們的法則，這些在能力上與人不平等的新物種或人類亞種就會相應地在道德地位上與現有人類不平等。他們擔憂，一方面，在能力上低于人的物種將“受到不平等的待遇或被剝奪人權”③George Annas et al.， “Protecting the Endangered Human： Toward an International Treaty Prohibiting Cloning and Inheritable Alterations，” p. 154.；另一方面，在能力上高于人的物種將聲索高于人的地位和權利。④參見 Francis Fukuyama， Our Posthuman Future: Consequences of 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pp. 9—10； Francis Fukuyama， “Transhumanism”， Foreign Policy， No. 144， 2004， p. 42。

生物保守主義者的這種擔憂或理論困境完全是作繭自縛。正如道德個體主義（moral individualism）所揭示的那樣，“能力的差異對權利產生影響的方式，不是由此創造一個重要性或價值的等級，而是決定對某個生物而言，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壞事”，而物種成員身份本身則完全是不重要的。⑤參見 Martha C. Nussbaum，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06， p. 360。這就是說，一個物種的成員身份和一個物種的典型能力本身并不是其成員所享有的道德價值、地位或權利的根據，而只是規定什么對其成員而言是利好或傷害，或者說規定什么對其成員而言構成一種權利。只要放棄其物種主義立場（但這顯然不是他們所樂意的），生物保守主義者的困境就迎刃而解 了。

其實，在道德地位這個問題上，我們并非只有物種主義這一種選擇。對道德地位問題的合理解釋，可以以一種與物種同一性和物種成員身份無涉的方式回應生物保守主義者對平等的關切。我們這里試舉兩例：首先，正如布坎南（Allen Buchanan）所說，道德地位（moral status）和人權（human rights）都是“門檻概念（threshold concept）”。一旦在能力或其他方面的某個門檻被達到了，達到這個門檻的個體都應享有完全平等的道德地位和權利，不管這些個體在能力方面表現出多大程度的差異，即使這些能力是構成那個門檻的關鍵因素時也是如此。⑥參見Allen Buchanan， “Moral Status and Human Enhancement”，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37， No. 4，pp. 357—359。此外，還存在另一種意義上的“門檻”：道德地位和基本權利都具有不可讓渡性和不可侵犯性，一旦獲得，其他具有更高道德地位的物種或個體的存在也不能對其構成挑戰。①參見Allen Buchanan， “Moral Status and Human Enhancement”，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Vol. 37， No. 4，pp. 364—369。也就是說，被增強者或后人類并不擁有比現有的人更高的道德地位；并且，即使被增強者或后人類具有更強和更多的能力并因此享有比現有人類更高的道德地位和更多的權利，也不代表現有人類已然獲得的道德地位會受到損害或其享有的權利會相應減少——這里不存在一個此消彼長的關 系。

其次，大多數道德理論（包括物種主義）都認為一個事物是什么決定了它應該享有什么樣的道德地位和權利，但正如貢克爾（David Gunkel）在討論機器人的道德地位和權利問題時所指出的，這里還存在一條與此完全不同的理論道路。他沿著伊曼努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所倡導的“倫理學先于本體論”的思路前進，認為在道德生活中我們首先面對的是一群進入我們生活的匿名的他者，我們有義務在對他們是什么有所了解之前就做出回應。道德考慮不應該基于預先決定好的本體論標準或能力，而應該直面實際的社會關系和互動。也就是說，道德地位問題并不取決于我們所面對的他者在本質上是什么，而在于他/它出現我們面前時我們應該如何回應；不在于他者的內在性質，而在于我們和他者的外在關系。②參見 David Gunkel， “The Other Question： Can and Should Robots Have Rights?”，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Vol. 20， No. 2， pp. 95—97。貢克爾的這一思路對我們的啟示是，當我們考慮應該賦予一個對象怎樣的道德地位時，首要的問題不是追問這一對象是否是人類，而是要看它與我們處在什么樣的關系或互動中。簡而言之，擁有完全的道德地位并不要求以擁有人類物種成員身份作為必要前 提。

當然，我們承認個體的道德地位問題本身十分復雜，限于主題和篇幅本文無力給這個問題一個決定性的答案。但是，我相信上文所舉的兩種對道德地位問題的合理解釋足以說明物種主義并非我們的必然選擇。并且，鑒于物種主義的理論缺陷和它所面臨的理論困難，我們有理由認為生物保守主義者基于物種主義立場在道德地位問題上對我們的物種同一性（或物種成員身份）的關切和擔憂沒有充分的理論根據和必要。

綜上所述，對人的個體同一性和道德地位而言，人類物種的同一性并不重要。當然，我們并沒有說人類物種的同一性或人類的延存在其他方面也不重要。超人類主義者并不期待或愿望人類的滅亡，他們和生物保守主義者一樣希望人類能盡可能長久地生活在這個世界 上。

四、結論

超人類主義計劃的實施并不會危及人的本質和人類物種的同一性，它并不會加速人類的滅亡；相反，它將增強人類應對各種存在性風險的能力，有利于人類物種和人類文明的保存。并且，對人的個體同一性和道德地位而言，人類物種的同一性并不重要，生物保守主義者基于這方面的考慮對人類物種同一性之執著缺乏合理的根據。超人類主義者可以理解生物保守主義者對我們這個物種的留戀，既不希望人類的滅亡，也不恐懼人類的滅亡，更不促使人的滅亡。超人類主義者只是認為，既然人類終有一天要退出歷史舞臺，就不如順應變化并保存人類最珍視的東西，而不是沉迷于為人類唱挽歌，因為真正重要的并非人類這個物種的保存，而是人類文明和價值的延 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