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中國踐行“友善”的三重維度

趙 琦

在當代中國，“友善”既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公民道德，也是維系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重要紐帶。早在2001年印發的《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中，友善就被列為公民道德的基本規范之一。在2013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的《關于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意見》中，友善被確立為公民個人層面的價值準則，與其他十一個價值準則一同構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新時代中國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進一步提出，“在全社會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積極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全面推進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①中共中央宣傳部教育局：《新時代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學習讀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0頁。。在2022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又多次提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出“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廣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等①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3、44 頁。。友善也是共同體的重要紐帶。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全國各族人民同心協力、踔厲奮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需要全體人民團結友 善。

在當代中國提出將友善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和公民的基本道德之前，中國人已經在建設公德的道路上探索了一個半世紀。1840年鴉片戰爭之后，中國被迫開啟現代化進程。當時的中國面臨的重要問題之一就是缺乏社會公德。梁啟超、梁漱溟、費孝通、賀麟、李澤厚等思想家都試圖建構適宜近現代中國的公德形態，為當代中國踐行友善價值與公民道德作出了理論預判。在當代，至少應當通過三重維度來踐行友善：以法律與制度對于人權的保障確立尊重他人的交往底線；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公共善即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事業凝聚人心，實現同道者的關愛互助；以及在各類公私共同體中培育友善的人。就“友善”本身而言，三重維度重重遞進。第一重維度確立了友善的底線，第二重維度確立了友善的現實基礎，第三重維度讓友善成為習慣成自然的美德。通過三重維度的協同并進，中國社會有望朝向“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友善型社會邁 進。

一、近現代思想家的理論預判

近現代的中國思想家為一個現代化中國所需要的友善公德提出了值得借鑒的理論探索。他們不僅反思了中國傳統道德與社會風俗對建設現代國家公民道德的利弊，也考察了西式公民道德的優劣，從而為當代中國更好地踐行友善作出了理論上的預判。一般認為，梁啟超開啟了對社會公德的研究，不過早在譚嗣同那里就能找到與友善相關的論述。譚嗣同提出改造舊五倫，他主張將五倫中最末一倫“朋友”提到首位②譚嗣同：《譚嗣同全集》，蔡尚思，方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291—293 頁。，意圖以自由、平等的朋友關系改變以君臣關系（第一倫）和家庭成員關系（第二倫父子、第三倫兄弟、第四倫夫婦）維系的傳統人倫秩序。具體而言，中國近現代思想家的探索為當代中國踐行友善公德提供了如下寶貴經 驗。

第一，近現代以來的思想家大多認為中國需要一種以所有人為對象、對所有人負責的道德。這種道德在當時被稱為“公德”，其內涵與當代的公民道德基本一致，只是強調了公民道德的公共性，從而凸顯其同“私德”相對立的內涵。一般認為，自梁啟超以來“儒家公德闕若論”獲得普遍接受。③陳喬見：《公私辨：歷史衍化與現在詮釋》，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3年版，第311 頁。在西方啟蒙理性推崇的博愛精神的對比下，不少中國近現代思想家認為傳統的儒家倫理在社會公德層面力不從心。梁啟超認為中國人最缺公德，如果這個現象不改變，國將無以為國①梁啟超：《新民說》，北京：商務印書館2016年版，第19 頁。。為此，他提出更為激進的新三倫：家族倫理、社會倫理，國家倫理。他認為儒家倫理只在家庭倫理方面較為完備，而社會倫理不止限于朋友一倫（第五倫），因為人不僅應對朋友負責，也應當對不相知的人具有責任?？梢?，比起譚嗣同，梁啟超更明確公德是對所有人的責 任。

而費孝通則更為明確指出傳統中國人生活在熟人社會中，缺乏現代陌生人社會需要的公德心。在其名作《鄉土中國》②該書是費孝通在20 世紀40年代的課程“鄉村社會學”的講課稿，初稿于1947年出版?！安钚蚋窬帧币徽碌拈_頭就展現出一副中國人偏私的素描——“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③費孝通：《鄉土中國》，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9 頁。。費孝通認為傳統中國社會遵循的是差序格局，它就像是“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被圈子的波紋所推及的就發生聯系”④同上書，第32 頁。。在差序格局中，每個人根據他人同自身關系的親疏遠近決定對他人的態度，社會關系因此成為親屬關系的外推。群己關系、公私界限模糊。人們只在意建立自己的小圈子，而對圈子之外的人漠不關心?，F代西方社會則是一種以個體為基礎的群體架構。每個群體類似捆柴，因為共同的約定進入特定的社會中，個體是獨立的存在，人們關心的是平等和個體權利。在對比中西社會結構差異后，費孝通把中國人的偏私歸于缺乏權利觀念，不重視個體的平 等。

第二，不同于現代西方主要從個體權利的角度確立公民道德，中國近現代思想家既重視從個體的角度也重視從群體的角度實現社會公德。梁漱溟主要從群體的角度理解公德。他認為公德是人類為過集體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而公共觀念是一切公德之本?！八^公共觀念，即指國民之于其國，地方人之于其地方，教徒之于其教，黨員之于其黨，合作社社員之于其社……如是之類的觀念”⑤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76 頁。。梁漱溟認為中國人缺乏群體生活的經驗，因此缺乏公共觀念，不過西方人的公德也非與生俱來。西方的公德“既鍛煉于血的斗爭，又培養于日常生活，其開端蓋在宗教組織，而從中古都市自治以還乃大為成功”⑥同上書，第322 頁。?？梢?，梁漱溟認識到公德的養成離不開“共同生活”的經驗。西歐中世紀的宗教組織與近現代之前的城市生活成就了西式公德，而中國人也需要在自己的群體生活中實現友善等公德。以李澤厚為代表的學者則主要從個體的角度談論公德。他們將社會公德看作以個體及其權利為本，并將群體利益建立在個體權利的基礎上。公德被看作不具有強制性的道德，是同個體權利、自由、平等等概念相關的道德規范。對于這類學者而言，友善大體是康德式的不完全道德義務，是個體對其他理性存在者個體的交往規 范。

第三，作為社會公德的友善與私德和私人情感不相違背。西方近現代的友善公德是以理性為基礎的公民道德，它排斥家庭與私人情感。相應的，現代西方的道德哲學將私人領域與私人情感排斥出公民道德的范疇，甚至將私人情感與友善的公德對立。然而，中國近現代思想家認識到公德與私德不應當矛盾或對立。梁啟超首先主張“道德之本體一而已，但其發表于外，則公私之名立焉”“私德公德，本并行不悖者，然提倡之者既有所偏，其末流或遂至相妨”①梁啟超：《論公德》，載《梁啟超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版，第51 頁。。即道德本來是一回事，只是著力點不同，才有了私德與公德的區別。他認為公德沒有得到提倡不能歸咎于儒家先賢，是因為古代社會限制人參與公共事務（所謂“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所致。而賀麟則更直接地質疑西式的無差別的友善。他認為一視同仁的友善在現實中很難實現，往往會淪為普遍的冷漠。而若不顧親疏遠近，則是不同親人友善，而同鄰人友善，不同鄰人友善，而同陌生人友善，這不但違背人的自然情感，也違背基本的倫理道德。相較之下，賀麟認為儒家推崇的愛有等差更符合人情與人性，只是友善應當是普遍的，因此他最終主張將愛推廣到所有人，從而實現一種兼顧等差之愛的普遍的友善。②賀麟：《哲學與哲學史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361—365 頁。

總體來看，西方的公民道德友善本質上是一種基于理性自我立法的不完全道德義務。西方友善公德的優點在于它是以所有公民為對象的道德，具有普遍與平等的特質。西式友善是一種在西方政治制度上誕生的以個體為本位的道德，它提倡對理性人及其人身、自由和財產權利的抽象尊重。為了實現無差別的平等，西式的友善將每個公民僅僅看作法律意義上的抽象個體，無視個人的性別、職業、經濟、政治狀況、價值觀念、宗教信仰等具體的差異及其可能帶來的需求差異。為了避免私人關系與個體偏好帶來的關愛程度上的差異，西式友善排除個體情感，將友善看作純粹律法式的道德義務。而出于理性的要求關愛他人，友善的程度必定很淺。正如義務論道德哲學的奠基者康德本人指出的“普遍的人類之愛中的善意雖然從范圍上看是最廣博的，但從程度上看卻是最小的，而且如果我說：我只是根據普遍的人類之愛關心這個人的福利，那么，我在這里所有的關切只是可能有的最小的關切。就這種關切而言，我只是不默然而已”③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張榮、李秋零譯，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28—229 頁。。西方現代的公民道德友善讓本應該是發自內心的關愛淪為冷冰冰的義務，而缺乏具體內容的友善也容易退化為一種表面功夫或虛偽的禮貌，甚至淪為惡意的掩 飾。近現代思想家的理論探索表明當代中國踐行友善既不能照搬西方的做法，它需要兼顧法與情、個體權利與群體團結，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然而，在當代中國的實際環境下，兼顧三者并不是直接針對這三個方面加以解決，而是要從全局入手，通過三個不同層次的維度來踐行友善。

二、基于法律和制度保障上的尊重

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核心價值與公民道德，友善應當以公民之間的彼此尊重為底線。雖為底線，但是能尊重所有同胞公民并非易事，對他人的尊重包括對他人人身與各項具體權利的尊重。在中國，互相尊重基于人民主人翁的地位。中國憲法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①《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22年版，第一章“總綱”，第2 條。。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本質和核心，它決定了每個中國人都是國家的主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

西方的友善公德基于法律對自然權利——人身、自由與財產權利的保障。對他人的尊重就是對其人身、自由與財產權利的尊重。不過自19 世紀以來，國際學界對自然權利的抽象性展開了多重批判，20 世紀以來的西方人權觀念試圖改變這一狀況，卻也只是將尊重的內容擴充為尊重他人提出各種要求的權利②Richard Dagger， “Rights”， Political Innovation and Conceptual Change， Terence Ball， James Farr and Russell L.Hanson， ed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 306.。當代中國實現友善價值也要仰仗法律對人權的保障，但是這種保障是具體而非抽象 的。

我國法律保護所有公民的人身、財產和人格權利?！吨腥A人民共和國憲法》明確規定“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任何公民享有憲法和法律規定的權利，同時必須履行憲法和法律規定的義務”③《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33 條。。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④同上書，第37 條。，“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⑤同上書，第一章“總綱”，第13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⑥同上書，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38 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⑦同上書，第39 條。。此外，憲法對保護公民自由的規定也頗為具體，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也有婚姻、宗教信仰、通信，以及進行科學研究、文學藝術創作和其他文化活動等方面的自由，只要“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權利”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第51 條。?？梢?，尊重公民的基本人身、財產和人格，尊重其所享有的各項自由和權利構成了我國保障公民個體權利的基本要求。每個守法的中國人都應當遵守憲法對人權的保障，并以此作為踐行友善的底線。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決定了我國人權事業的社會主義性質?！雹倭暯剑骸秷远ú灰谱咧袊藱喟l展道路更好推動我國人權事業發展》，《求是》，2022年第12 期。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決定了中國的人權事業是與時俱進和全面發展的事業。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以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作為自身的初心與使命。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國不斷破除近代中國在階級、民族、性別、人身依附等各個方面的壓迫與剝削，為人民平等參與經濟發展和分享勞動成果提供社會制度方面的保障。改革開放之后，隨著社會生產力的解放，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得到了更好的保障。1982年的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了現行憲法，全面系統規定了全體人民享有廣泛的公民權利、政治權利、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同年，中國開始擔任聯合國人權委員會成員。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1997年）明確提出“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權”②《中國共產黨尊重和保障人權的偉大實踐》，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zhengce/2021-06/24/content_5620505.htm，訪問日期：2023年7 月26 日。。2002年，“尊重和保障人權”作為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建設的重要目標再次寫入中共十六大報告。2004年3 月，“尊重和保障人權”被寫入憲法，開創了以憲法指引保障人權的新格局。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2007年）進一步倡導“尊重和保障人權，依法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平等參與、平等發展的權利”③同上。。同年，“尊重和保障人權”首次載入《中國共產黨章程》。2017年，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明確提出“加強人權法治保障，保證人民依法享有廣泛權利和自由”④同上。。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2022年）提出“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推動人權事業全面發展”⑤《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政府網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htm，訪問日期：2023年7 月26 日。。盡管目前中國在經濟發展、教育、社會保障方面的地區差異客觀存在，尊重和保障每個人的平等權利一直是國家發展的核心目 標。

馬克思早就告誡過沒有一種離開具體內容的抽象的權利和人格，平等和人格尊嚴作為人類社會的愿景，其實現必定是具體的。在現階段，我國堅持生存權、發展權是首要的基本人權，堅持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在生存權利方面，我國堅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命健康權保障水平，向全面小康與共同富裕不斷邁進。在經濟權利方面，我國保護公民私有財產，維護勞動者各項權益，不斷健全社會保障與救助制度。在社會權利方面，保障通信自由和信息安全，不斷提高居住和出行條件。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為人民謀幸福：新中國人權事業發展70年》，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參見第四條“切實保障人民各項權利”。而在文化權利方面，免費義務教育全面實現，城鄉公共文化體系逐步建立，公共文化設施逐步實現免費開放。到2022年底，全國廣播、電視節目綜合人口覆蓋率分別達99.38%、99.58%，公共數字文化服務能力大幅提升。在環境權利方面，中國確立了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建立并不斷完善生態環境保護法律體系。此外，國家也立法保護弱勢群體諸如婦女兒童的權利。公民普遍享有的政治、經濟、社會方面的平等權利為普遍的尊重確立了基 礎。

隨著黨和國家不斷加強人權法治宣傳教育的力度，近年來公民的人權意識不斷增強，尊重所有公民及其基本權利成為大多數公民的共識。然而，也需要看到的是由于中國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人與人的情況差異較大，同國家法律相悖的落后觀念仍沉渣泛起。譬如，忽視婦女與兒童權益保障的現象仍舊存在，甚至偶有拐賣婦女兒童的惡性案件發生。這些案件不僅是拐賣者少數人違法犯罪的問題，也同一些地區的民眾法律意識淡薄、價值觀念落后相關。一些人不知道收買婦女兒童構成犯罪，才會造成拐賣惡行屢禁不止。盡管我國在普法和宣傳人權政策上仍舊任重道遠，卻也應該看到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不斷推進，人民受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以及互聯網的不斷普及①截止到2022年6 月，中國的互聯網普及率為74.4%，https：//baike.so.com/doc/6585739-6799510.html，訪問日期：2023年7 月26 日。，對所有公民及其基本權利的尊重一定會成為更多人的共 識。

三、同道者的友善

在普遍尊重的基礎上，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與公民道德的友善要求公民在力所能及的限度內關愛與幫助他人。尊重他人意味著反對侮辱與侵犯他人，它構成友善的底線，卻不一定指向友善的情感與行為——關愛和幫助他人。鑒于個體道德行為的不可控性，踐行友善不能完全依靠個人自覺，它需要國家通過提高凝聚力實現同道者的友善。而有利于全體人民的共同事業是凝聚人心、匯聚民力，號召人民踐行友善的現實基礎。

對此，現代西方國家給我們提供了教訓。由于缺乏共同的事業，西方國家在凝聚民眾方面具有先天不足。西方公民個體的利益分歧在現實中常常演變為沖突與對抗，友善則慘遭拋棄。根據馬克思的看法，西方國家凝聚力不足的深層原因在于現代西方國家是虛假的共同體。西方現代國家本質上是資本的機器，其表現出來的相對獨立性也不過是為了協調個體資本家之間的利益同資產階級整體利益的矛盾、以及資產階級的眼前利益同長遠利益的矛盾罷了。從西方當代的政治理論與實踐來看，以捍衛個體權利作為政府合法性基礎的西方國家無力倡導法律規定的權利之外的友善內容。加強公民之間的團結友善在現實中往往淪為樹立外部敵人，人為制造同其他國家與文明的分歧①相關的研究眾多，譬如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就是其代表。學界將西方國家試圖建構想象的共同體以凝聚民心的做法稱為“民族主義”，參見孫向晨：《民族國家、文明國家與天下意識》，載《論家：個體與親親》，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19年版，第318—343 頁。。而即使制造出所謂的共同敵人，西方現代國家有限的凝聚力還是無法將大多數公民團結起來致力于公共善的共同事業，全體公民也就不可能具有同道者的友善。

中國具備凝聚民心的力量，因為黨和國家追求的事業是全體人民的共同事業。中共二十大報告的主題“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指出了中國人民團結奮斗的動力所在，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要實現這一目標，需要走中國式現代化的道路。我們不僅要實現全體人民物質上的共同富裕，也要實現精神上的富有、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不僅需要加強黨的團結統一，也需要全國各族人民萬眾一心，為全體中國人的共同事業團結奮 斗。

以人民的共同事業凝聚民心，人民就能實現大范圍的團結友善，國家就能成為一個友善和諧的共同體。古希臘哲學家比現代西方哲學家的認識更為深刻。他們認為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團結友善關鍵在于“共同”，即對幸福有一致的認識，并能齊心協力為之努力，亞里士多德稱之為“同心”②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廖申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1167a25—26。。他主張國家這一政治共同體應當以實現公共善為終極目標。公民的幸福（物質的自足和靈魂的完善）既是國家的目的，也是每個個體公民的幸福所在。而只有在一個致力于實現公共善的國家中，個體公民才可能團結在執政者的周圍，政治共同體即國家的事業才會被看作所有人的共同事業，公民彼此之間才會具有同道者的關愛之情，像朋友那樣互相幫助。

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從現在起，中國共產黨的中心任務就是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③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第21 頁。，以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為共同事業，使全體中國人民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全體中國人就能以同道者之間的友善之情，關愛互助、彼此促進。然而，在現實中一些極端利己主義的生存哲學仍有市場。當少數人不能以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共同事業為重，一旦與他人產生利益糾葛，就很難做到友善對待他人、合理處理紛爭。而一旦將個人利益置于集體利益與共同事業之上，其言行都是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欲，友善就不可能存在。而相反，若能以國家和人民的共同事業為己任，就能克制個人私欲，更好地踐行友善。

共產黨人之間的關愛互助是同道者友善的典范?！皩Υ疽翊禾彀愕臏嘏本褪枪伯a黨人踐行友善的寫照。毛澤東與朱德的團結友善是其中的典范。美國記者斯諾曾寫道，“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進程，如果沒有它的兩個孿生天才‘朱、毛’，是無法想象的，許多中國人實際上都把他們看作是一個人。毛澤東是這一斗爭的冷靜的政治頭腦，朱德是它的熱烈的心，以行動賦予了它的生命，他最后總結說“朱、毛的聯合不是互相競爭的，而是相輔相成的”①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281 頁。。外國友人發現了一個驚人的秘密，那就是共產黨之所以能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并帶領紅軍取得長征的勝利，這與中共主要領導人毛澤東、朱德的團結友善分不開。而兩人能實現團結友善的根本在于他們全心全意為無產階級的共同事業奮斗，輕視個人得失。而在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歷程中，不難看到黨內同志越能夠大公無私、團結友善，就越能凝聚民眾致力于黨和人民的宏偉事業，人民之間的紐帶也更緊密。

在當前，黨員同志之間的團結友善同樣有助于凝聚人心、匯聚民力，鼓舞更多中國人自覺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建設者。當中華民族各族同胞都能團結在中國共產黨的周圍，為人民的共同事業奮斗，他們彼此之間就會具有同道者的關愛之情，也更愿意互相幫助。在黨和國家以共同事業凝聚人心、匯聚民力、促進友善的同時，也為各類具體的共同體培育具有友善美德的人做好了準備。

四、培育友善的人

西方的公民道德友善重視律法式的義務、輕視情感；重視個體的獨立性、輕視各類共同體尤其是家庭對踐行友善的作用。然而，法律無法強制人們關愛與幫助他人，而以理性為基礎的義務論也很難要求友善。在義務論道德哲學的倡導者康德看來，只有完全義務才具有普遍的強制性，而友善屬于不完全義務。不完全義務是一些在任何情況下人人必須接受，但不必因此行動的原則。友善關涉他人的幸福，基于理性的義務論無法強制人們為促成他人的幸福而行動。因此，律法式的理性義務不能要求友善。而出于情感的友善行為被看作不具有道德價值，因為情感的道德性只能是“對出自我們的行動與義務法則相一致或者沖突這種意識的愉快或者不愉快”②康德：《道德形而上學》，第182 頁。。換言之，在義務論的道德哲學中，情感充其量是對道德原則的易感性。友善要具有道德性，只能是出于欲求他人幸福的理性的不完全義務。天性友善或出自情感關愛他人不被義務論看作是道德的。然而，康德本人也承認在其道德義務論的框架下，友善只是不默然而已③參見本文第一部分。，這種程度的友善基本瓦解了友善之為友善的主要內涵——關愛他人的情感與幫助他人的行 動。

筆者認為友善作為當代中國人的公民道德，的確應當具有義務的向度，但是它不能只停留于義務，而應該尋求更高維度的實現，那就是培育友善的人。即使出于道德義務，也很少有人能夠一直發自內心地關愛他人，這就需要完善人的道德情感，讓友善成為人的穩定的道德品質。不同于具體的友善行為，具有友善美德的人能更穩定、更好地踐行友善，因為美德作為優秀的品質其關鍵在于“習慣成自然”。友善的人具有真心關愛他人的道德情感，以及與人為善的習慣，因此能持久地踐行友善。進一步而言，友善雖然常常表現為具體的關愛與幫助他人的意愿和言行，但是要更好地踐行友善要求行為者具有實踐智慧，使其洞察他人的需要并采取恰當的行動。相比出于義務踐行友善，具備友善美德的人更可能在關愛他人的真情實感與與人為善的習慣養成中具備友善需要的實踐智慧。根據中國和西方美德理論，美德本身就以實踐智慧為主導，即友善的美德本身就包含實現該友善所需要的所有道德能力。又由于美德是穩定的品質，它不附屬于行為，而只屬于人本身。因此，培育友善的美德就是培育友善的人。

培育友善的人需要各類共同體的努力。中國傳統歷來重視家庭對于培育美德的作用。而在當代中國，既要重視家庭等私人共同體①中國古代沒有“共同體”這一表述，卻不乏各種共同體的觀念。而在當代語境中，共同體包括小到家庭、中到各類社會組織或群體，大到國家甚至全人類。共同體被認為是同“個體”相對的概念，其核心思想是共同生活或分享。，也要重視學校、單位、社區等公共的共同體對于培育友善的人的重要性。梁啟超與賀麟的研究②參見本文第一部分。表明公德與私德可以相輔相成，不能因為友善的普遍性而否認“親親”等自然情感。在儒家看來，以美德孝、悌為核心的“親親”是培育友善道德的第一步?！熬觿毡?，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說明血緣親情是普遍友善的發端之處，只有做好這個發端，才能把“仁”不斷向外推廣，實現對更多人的友善。儒家的看法有其合理之處。試想，一個人如果都不關愛自己的親人，又如何能對陌生人友善呢？而現代西方式的公民道德教育的結果往往是普遍冷漠：子女不對父母盡孝，兄弟姐妹成年后形同陌路，這樣的人恐怕也很難對陌生人友善。而“親親”未必就是自私的。正如當代學者郭齊勇與張志強指出，一些看似自私的“親親”之舉實際并非出于血緣私情，而是梁漱溟先生所說的“情理”?！扒槔黼m見著在感情上，卻必是無私的感情”③郭齊勇、張志強：《“親親相隱”的再討論——與廖名春、梁濤二先生商榷》，載《儒學與古今中西問題》，《現代儒學》第一輯，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年版，第80 頁。。因為情理強調的是人的真實處境中的真情實感，屬于人性的體現，所以親親雖然“就一己”之人情，但卻“不為私”，人情“看似是私，但其實是公德之基”④同上。?？兹谧尷娴睦幼钅苷f明親親的不為私。一個四歲的孩子懂得克制自己的欲望，謙讓哥哥與弟弟，這絕對不是對兄弟徇私，而是養成友善美德，成為友善之人的第一 步。

不過要讓友善真正成為公德之基，不僅要在家庭中培育友善，也要重視在學校、單位、社區等各類公共空間與共同體中培育友善的人。在這些共同體中，人們因為分享共同的學習、工作或生活空間而彼此交往。在學校中，培育學生友善的美德不但有助于杜絕校園霸凌，也有助于學生在和諧的環境中學習與成長。從小養成友善的美德，成人之后也更可能成為友善的公民。在工作單位，盡管人與人之間存在一定的競爭，但是相互學習、共同進步的友善氛圍比惡性競爭與排他更有利于共同體的長期進步，也更有利于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提倡友善美德的單位既能為職工提供良好的工作與發展環境，吸引更多的優秀人才，也更有可能實現自身的穩定發 展。

對培育友善的人而言，社區是不容忽視的共同體。社區是社會的縮影，它是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圍的人們組成的社會生活共同體。數字化服務的普及讓現代城市居民的社區參與度一度較低。許多鄰里之間只是點頭之交，甚至彼此不認識。在后疫情時代，人們普遍認識到建設“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友善型社區的重要性。全國各地紛紛出臺政策法規，指導社區更好開展惠民生、暖民心的舉措。例如，上海提出打造“宜居、宜業、宜游、宜學、宜養”的“15 分鐘社區生活圈”①參見上海市政府官方網頁https://www.shanghai.gov.cn/nw31406/20230223/f0567143e8834fc9b118537069da5 7de.html，訪問日期：2023年7 月26 日。，切實提升居民的獲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在不斷推進這些利民的友善舉措中，社區將不僅是物理上的居住空間，也將成為居民獲得生活必需品與文化和精神滋養的共同體。居民也不再只是某個小區某單元的住戶，而是能參與到梁漱溟當初急切盼望的群體生活中。社區搭建的文化娛樂、健身服務與商業服務平臺②諸如菜市場、運動場所、社區醫療平臺、文化交流平臺，托幼與老年食堂，等等。為居民提供了培育友善美德的理想空間。孩子們在玩耍中學習如何友善待人，成年人在參與社區的體育、文化與服務活動中彼此熟悉，對社區有更多的認同，從而更愿意為社區服務。社區共同體的建設將有助于培育友善的居民，而居民之間的關愛互助也有助于將社區共同體建設為更舒心的家園。作為微型的中國社會，人民共建共享的友善型社區在為人民成長和生活提供友好環境的同時，人民也更易于在社區中養成關愛他人、服務社會的友善美 德。

五、結語

作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與公民道德，以上三重維度總體上解決了近現代思想家提出的問題，兼顧了法與情、個體權利與群體團結，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第一重維度是基于法律之上，并在國家的制度保障上對個體及其權利的尊重。第二重維度更進一步，它是以中國式現代化的共同事業為基礎的同道者的團結友善，既兼顧群體團結，也容納了同道者之間的關愛之情。第三重維度則又進一步，它要求各類私人與公共領域培育友善的人，讓友善成為一種刻入人民性格中的美德。

當代中國不僅需要友善，也具備踐行友善的條件。隨著中國式現代化的不斷推進，實現友善的經濟與社會基礎必定會更加穩固，各項法律與制度保障必定會更加完善，也必定會有更多中國人自覺將個人前途置于國家發展的宏偉藍圖中。人們在平凡的學習、工作和生活中關愛他人、服務集體，促進各類共同體的良性發展。而一個具有友善美德的中華民族也必將致力于世界人民的團結友善，成為全球穩定與可持續發展的中堅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