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綱》“總體性”思想的當代運用
——論列斐伏爾的“都市空間”理論

閆 婧

當下，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理論已遭到普遍質疑，全球化不再被理解為均質的資本空間轉移過程，而是一個多重權力關系體系建構的歷史進程。因而，從理論上把握這一進程的實質及其作用機制，尤其是民族國家在其中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20 世紀初期，列寧關于帝國主義的理論，從政治角度揭示了金融資本積累進程中國際關系的不平衡性，不過，從今天來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并沒有成為列寧意義上的“食利國”，而是借助于金融資本進一步發展了其工業的優勢地位。而在盧森堡對馬克思主義世界圖景的想象中，政治強力下的資本主義對其“外部空間”的占據與吸納，使得資本積累從一開始就包含著世界性的空間及社會的不平等趨勢，“資本從它問世之日起就一直被驅使向非資本主義階層和民族進行擴張……這是殖民主義政治，‘開發’政治和資本輸出”。①羅莎·盧森堡、尼·布哈林著：《帝國主義與資本積累》，柴金如等譯，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9 頁。但盧森堡沒有意識到，在資本世界化的過程中，“原始積累”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可以重復發生，這也是全球化導致的發達國家內部民粹情緒高漲的原因所 在。

列寧與盧森堡的這兩種理論路徑都試圖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世界化，把握為民族國家介入下的空間差異化及其社會不平衡發展進程，如今看來各有局限性。法國馬克思主義者列斐伏爾在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未全面展開之際，已經預知到這一進程的不平衡性，以及國家以都市空間為機制推進這一進程的實質。為了闡明這一進程，列斐伏爾借助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1857—1858年手稿）》 （后文簡稱《大綱》）中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總體性”構思，將世界范圍內普遍的都市化進程視為這一“總體性”構思的具體化，并拓展了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論述。列斐伏爾對全球化進程的實質及其空間機制的分析，對深入理解資本主義的發展規律以及中國的都市化進程，提供了重要的理論資 源。

一、《大綱》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總體性”構思

《大綱》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重要文本。近年來，隨著學界相關研究的推進，《大綱》中政治經濟學批判思想獨特的理論價值越來越受到重視。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指出《大綱》是研究《資本論》的“唯一的全方位的指南”②馬塞羅·默斯托編：《馬克思的〈大綱〉——〈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150年》，閆月梅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 頁。；特雷爾·卡弗（Terrell Carver）則發掘出《大綱》中“異化”思想的社會理論維度，其將資產階級經濟進程理解為一個“長期的創造‘社會本身’的過程”③同上書，第95 頁。；列斐伏爾則特別強調《大綱》中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總體性”構思，并借此把握了20 世紀后半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危機中轉型的必然性及其實 質。

“總體性”概念經由盧卡奇提出，在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中得到了不斷的豐富與發展。在列斐伏爾看來，盧卡奇將對總體性的理解封閉在無產階級意識中，因此，列斐伏爾對“總體性”的理解“更接近于布洛赫而非盧卡奇，即總體性總是向未來敞開的”④Martin Jay， Marxism and Totality: The Adventures of a Concept from Lukacs to Haberma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p. 295.?！翱傮w性”之開放的可能性則被深植于資本主義的生產及其生產方式之中，列斐伏爾問道：“今天馬克思的總體性在什么地方被證明了？也許它存在于生產方式之中，這就是資本主義?！辟Y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包含著差異和沖突的，以至于這一總體總是能夠“立即重新獲得并隱藏著活躍的矛盾”①亨利·列斐伏爾：《馬克思的社會學》，謝永康、毛林林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 頁。。換言之，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如何吸納矛盾并獲得新的發展，是列斐伏爾的總體性思想的要旨。在列斐伏爾看來，在《大綱》中，馬克思基于對不同歷史階段的諸生產方式的差異性及其關系的考察，以及對自然與社會、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等等差異的考察，是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展開所面對的矛盾關系的思考，因此，與《資本論》著力于對資本邏輯本身的論述不同，《大綱》發展了“一個差異化的項目，一個更富有成果的計劃”②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劉懷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版，第149 頁。。

在《大綱》中，馬克思闡明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脫胎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歷史事實。為了駁斥凱里和巴師夏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視為“社會生產和交往的永恒的正常關系”，③《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正文第4 頁。馬克思闡明了雇傭勞動的歷史前提：“雇傭勞動是從奴隸制和農奴制的解體中產生的”。④同上書，第15 頁。在資本主義萌發的過程中，資本促進了一些依附于土地的宗法關系的衰亡，使得農奴、貧民、無地農民、租地佃農等成為了“自由勞動力”，雇傭勞動才成為可能。馬克思斷言，土地所有制是孕育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母體”，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土地所有者的歷史表明了封建地主逐步轉化為地租所得者，世襲的半交代役租的而且常常是不自由的終身租佃者逐步轉化為現代租地農場主，以及依附于土地而沒有遷徙自由的農奴和徭役農民逐步轉化為農業短工的過程，這種歷史也許事實上就是現代資本的形成史”⑤同上書，第208 頁。。

土地所有制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意義，并不限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期，馬克思對其進行了更為本質性的說明?！巴恋厮袡嗟膲艛嗍琴Y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個歷史前提，并且始終是它的基礎”⑥《資本論》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96 頁。，這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是一個一經誕生就能夠脫離“母體”獨立運行的系統，從封建制解體到雇傭勞動形成的過程也不能被視為“資本的生產方式的歷史性發生的最后一個完成步驟”⑦內田弘：《新版〈政治經濟學批判大綱〉的研究》，王青、李萍等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231 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始終與土地所有制這一歷史前提處于一種辯證關系中，這種關系的辯證性表現為，“在作為整體發展時，把土地所有權既設定為自己的條件又設定為自己的對立面”⑧《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237 頁。，換言之，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既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也構成了資本發展的前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過對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化不斷地獲取發展的必要條件，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與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馬克思斷言，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總體性”特征，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通過轉化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一個各種生產方式共存的有機系統，“這種有機體制本身作為一個總體有自己的各種前提，而它向總體的發展過程就在于：使社會的一切要素從屬于自己，或者把自己還缺乏的器官從社會中創造出來”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第237 頁。。在列斐伏爾那里，“都市空間”就是被資本主義的有機系統創造出來的新的器官或機制。

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總體性”的構思，成為列斐伏爾理解20 世紀后半期資本主義危機及其轉型的理論基礎。在列斐伏爾看來，法國68 運動帶來的資本主義世界的劇烈動蕩，是一次普遍的都市危機，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社會內部都市化趨于完成的必然結果?？焖俚亩际谢倪M程同時也意味著城鄉差異的消失②都市化進程并非不可逆，一方面20 世紀70年代以后的郊區化以及近些年來的再中心化，體現的正是列斐伏爾所謂的都市發展通過自否定的形式，不斷擴展的進程，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全球化導致的去都市化，例如底特律，這種現象實是全球資本主義中不平衡發展的結果。，意味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前提幾乎耗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總體性”結構嚴重失衡。列斐伏爾認為，列寧對馬克思有關地租理論的闡釋盡管鮮為人知，卻對危機形成提供了獨到的解釋。列寧指出，俄國的地主與上層資產階級聯合而成的政府，對土地形成了雙重壟斷，除了對土地的資本主義開發進行壟斷外，還“以財產權的方式對土地所有權進行壟斷”③Henri Lefebvre， On the Rural: Economy， Sociology， Geography， 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22， p. 124.。通過土地改革使得原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向土地國有制轉變，這一過程“徹底根除農奴制，摧毀土地占有的壟斷，消滅絕對地租”④《列寧全集》第25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7 頁。，為資本主義的發展掃清了土地所有制的障礙，使俄國資本主義全面而迅速地發展起來。列寧對俄國土地問題的考察，法國、意大利南部、西班牙等發達國家都有體現，可以說，“20 世紀上半葉，農業改革和農民革命重塑了地球表面”⑤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ai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1992，p. 55.。列斐伏爾的實證觀察證實了列寧的判斷，在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資產階級國家已經進入到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前提的生產中，這一舉措既加速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加速了資本主義危機的到 來。

危機也催生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型，一種新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誕生了，“這種危機意味著生產關系的再生產問世了”⑥亨利·勒菲弗：《空間與政治》，李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5 頁。。這里的“生產關系再生產”并非指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理論中，社會文化機構的意識形態功能及其對再生產的介入，而是列斐伏爾對資本全球化進程的本質性把握。全球化不僅是經濟的全球化，更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不同民族間的展開與重構，“生產關系在‘世界性’的框架中并沒有消失，正如其在一個總體性的‘生產方式’框架中依然存在一樣”①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 201.。列斐伏爾意指，如果全面都市化，也就是社會的中產階級化，意味著發達國家內部資產主義所依賴的雇傭勞動的歷史前提已經瀕臨極限，那么，通過在世界范圍內建構與發展中國家及欠發達國家的不平衡關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推動了農業民族內部的封建制生產關系向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轉化，重建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前提及其“總體性”結 構。

鑒于國家在新的生產方式中的主導性作用，列斐伏爾稱之為“國家生產方式”。在國家生產方式中，政治的確如新自由主義所宣稱的退出了經濟與社會領域，但其轉入了空間規劃這一具有戰略性意義的領域，因為，“空間規劃處理的是‘流動性’問題”②Ibid.，政治通過對資本及其各類要素的“流動性”的操控，全面負擔起發展經濟的責任。因此，國家生產方式不僅不排斥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相反它為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創造條件，“都市空間”成為政治發揮作用的工具。借助于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列斐伏爾發展了其空間拜物教批判，揭示出“都市空間”的意識形態性質及其作為資本全球化的空間基礎的意 義。

二、“都市空間”生產下的資本全球化

20 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全球化進程尚未全面展開，列斐伏爾已經敏銳地把握到這一進程的不平衡性及其空間特征。在列斐伏爾看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始從空間中的生產向空間本身的生產轉變，實是轉向了全球性的“都市空間”的生產，并開啟了一個由政治所介入的普遍都市化進 程。

對于列斐伏爾而言，對變化中的社會關系進行把握，空間無疑是最佳方式。家庭關系、交換關系、政治關系等都在不同的空間中展開，空間既是社會關系的載體，又為其變化提供了基礎?？焖俚墓I化進程催生出“都市空間”，“都市”意味著“集中與集中化”③亨利·勒菲弗：《空間與政治》，第149 頁。，財富、信息、決策、生產等在空間中聚集形成“都市中心”，小徑、公路、鐵路又將都市中心連接起來，形成了“連續不斷、層層疊疊地糾纏在一起的網絡”④同上書，第593 頁。。20 世紀80年代以來，資本空間轉移與世界性的都市化進程呈現出顯著一體化關系，隨著生產以及交換在世界范圍內的展開，一個涵蓋地方的、地區的、國家的和國際的多層次全球性都市網絡浮現出來，列斐伏爾形象地稱之為“千層糕一般的結構”①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第129 頁。。作為一種形式的都市“是三重空間（物質的、意識形態及制度性的、符號及情感的）生產過程的結果”②Stefan Kipfer， Kanishka Goonewardena， “Colonization and the New Imperialism： On the Meaning of Urbicide Today”， Theory & Event， Vol. 10， Iss. 2， 2007， p. 1.。與古典城市更為內聚的特征不同，都市空間天然具有對國家甚至世界性的操控力。都市網絡的操控力源自其歷史延承，都市空間不僅沒有與傳統城市隔斷，而且還整合了既有的交換中心的結果，如勞動力市場、原材料市場、金融交易市場等，因此，既有的社會交往秩序也被植入這個新的都市形態中，成為其影響資本流動、政治權力的空間基礎。都市空間的操控性根源于其空間拜物教性質，逐漸成熟的都市空間網絡日益決定著生產、消費等活動的等級及價值，其賦予“特殊位置相關的角色和價值”③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第460 頁。，或者，用哈維的話來說，都市中區位更有利的生產者，“可以賺取超額利潤”。④大衛·哈維：《資本的限度》，張寅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第524 頁。

都市空間是“一體化”的，并成為資本主義向世界拓展的有力機制。資本對空間的碎片化與零售是空間生產的根本動力，都市空間被不同的功能所分割，產業的、居住的、消費的空間等等，這些空間內部再細化出層級，如居住空間中的別墅、中產住宅、普通住宅、公共住房等?？臻g越細化，社會關系就越隔絕，商品交換擺脫了傳統社會關系的束縛，社會關系也隨之個體化，更容易被資本所操縱；“碎片化”的空間又是均質的，其導致的空間混亂使得國家介入都市空間成為必要，借助于對空間的整體性規劃，“國家掌控了空間的碎片化趨勢”⑤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p. 212.。國家是空間生產規則的制定者，準確地說，一種“均質性”的都市空間是國家權力與空間規劃知識合謀的產物，其體現了抽象空間理念對經驗性空間的主宰，也是“笛卡爾式的理性主義”在空間規劃及其實踐中的體現?！熬|性”使得都市空間易于被復制與再現，由此，都市空間無論在哪個國家和地區，在外形、功能與使用規則上都存在一種高度相似性；均質性的都市空間的內在又是等級化的，“等級性”強化了都市空間的一體化，都市網絡蘊含著從國家層面到地方的多重統攝關系，國家的意志逐層傳遞，“它從強大的首都和世界城市向最貧窮和所謂的‘欠發達’地區和國家延伸”⑥Ibid.， p. 215.，貫徹并轉化著地方性。從表面上看，都市空間兼具了“均質性、碎片性和等級性”⑦Ibid.， p. 212.等矛盾的特點，正是這些矛盾的特性使得都市空間充滿可復制性與延伸 性。

列斐伏爾斷定，當都市空間在民族層面發展為一個從中心到地方的系統性空間時，這個總體性的社會空間已經具有國家空間的性質，因為，“社會各領域的循環系統構成的金字塔式的總循環系統就是國家”①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p. 225.，在這個黑格爾主義的國家中，都市空間成為了市民社會內部的政治國家部分，與作為政治國家中的市民社會的官僚機構形成了統一性。國家通過對都市空間進行管理與生產，來促進經濟的世界性流動，“國家官僚主義的行為、按照（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要求對空間所進行的管理，也就是按照生產關系的再生產的要求來對空間所進行的管理”②亨利·勒菲弗：《空間與政治》，第5 頁。。因此，如果說民族國家主權的根基在于其領土，那么，當經濟溢出其民族的邊界時，這種具有操控性又可復制的都市空間“對于國家的意義要甚于領土對民族的意義”③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pp. 213—214.。

國家基于對都市空間生產條件的三重壟斷，介入世界性的都市化進程：“國家對能源的壟斷占據首位，國家監督能源的流通與分配”④Ibid.， p. 130.，當下，能源壟斷對地緣政治的意義已經不言而喻。電力供應及通訊設施的鋪設對世界性的都市化格局具有基礎性意義，與電力相比，都市對汽車的依賴使得石油更具戰略性意義，列斐伏爾在20世紀中期就“由對地租的研究，最終引向了對石油問題的關注”⑤Stuart Elden， Adam David Morton， “Thinking Past Henri Lefebvre： Introducing‘The Theory of Ground Rent and Rural Sociology’”， Antipode， Vol. 48， No. 1， 2016， p. 59.，其已經預測到石油壟斷對國家競爭及其都市化進程不平衡性的意義；全球化是信息技術革命推動的，盡管技術革命本身有其客觀規律，但國家對高科技企業的發展及其全球化有著重要的推動作用，除了制定相關產業政策外，國家“還有針對性地與特定的企業進行溝通”⑥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p. 132.扶持高科技企業快速發展并向全球擴張，IBM 是這方面的典型。國家并由此掌控了世界范圍內的流動性數據，另一方面，也借助于跨國公司掌控世界范圍內地流動性數據，介入國際經濟與政治事務，當下，跨國公司與其國家的關系已經不言自明，臉書（Facebook）即是典型；再次，“國家對國內與國外貿易市場的關聯進行控制”⑦Ibid.， p. 133.，發達國家形成國際聯盟對國際流動的規則進行掌控，但國際性大都市的諸多社會文化機構也往往具有限定國際流通的權力，其作為在全球產業布局中的決策者與規則制定者，即產業鏈的高端部分，履行著國家機構的職 能。

通過對能源資源、通信技術和流通規則的壟斷，資產階級國家對世界性都市空間生產進行全面控制。世界性的多重都市空間生產正是在這樣一種不平衡的國家秩序中展開的，這就是列斐伏爾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從空間中的生產轉向了空間本身的生產”的含義?！翱臻g本身的生產”并不僅僅指不動產的商品化帶來的巨額利潤，更指不平衡的“都市空間”的世界延伸。因此，對都市空間本身的生產，與空間中的物生產并不矛盾，正是由于國家世界性的都市網絡空間體系的生產，空間中的物的生產才得以繼續進行。資本主義國家通過推動都市空間網絡的世界化延伸，在城鄉之間、小城市與大城市之間、區域中心與國家中心、國家中心與國際大都市等不同等級的空間形態之間，建構出一個內部互聯的有機系統，使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總體性在世界范圍內得以重建，并使得資本主義獲得了巨大發展，但列斐伏爾也發現了這一進程的辯證性與歷史性。

三、 列斐伏爾空間理論的意義與反思

列斐伏爾對全球化進程的空間批判，是馬克思有關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總體性”構思的當代運用，也推進了馬克思關于資產階級社會的歷史性與暫時性的論述?？臻g理論有益于形成對都市化進程的意識形態批判，但缺乏對東方國家都市化進程的辯證性認 識。

列斐伏爾“空間”理論旨在于在后現代的語境中重新展開對“歷史性”問題的思考。正如蘇賈所言，列斐伏爾所開創的空間視角，并不排除理解的歷史性和社會性視角，恰恰相反，“一種再度興起的、結合空間性的清晰想象的批判性視角，開始給歷史和社會研究注入思想與闡釋的新模式”①愛德華·W.索亞：《后大都市：城市和區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鈞等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9 頁。列斐伏爾的理論努力展現了其對“歷史性”問題的重視。在列斐伏爾看來，馬克思主義內部長期存在的經濟決定論及其唯科學主義傾向，都源自馬克思思想的闡釋者們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誤解，并由此導致的將政治經濟學批判與唯物史觀割裂的傾向。在早年的《辯證唯物主義》 （1939年）一書中，列斐伏爾通過將異化的人的活動置于導致其異化的社會機制中②Stefan Kipfer， Dialectical Materialsi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 p. xxiv.，從而試圖將哲學人類學的異化理論與政治經濟學批判關聯起來?？臻g理論則在此基礎上，發展了《大綱》中政治經濟學批判中的“歷史 性”。

在這個問題上，盧森堡的“資本積累論”啟發了列斐伏爾。盧森堡關于資本主義的崩潰論在今天看來早已過時，但是，列斐伏爾卻從中發現了其獨特的理論價值。盧森堡斷定，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需要非資本主義環境的存在，這就要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同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形成一種“中心—邊緣”的依賴關系，而政治在其中起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盧森堡得出結論，擴大再生產階段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是延長資本主義壽命的歷史方法，它也是帶領資本主義走向迅速結束的一個可靠手段”①羅莎·盧森堡：《資本積累論》，彭塵舜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59年版，第359 頁。，在列斐伏爾看來，盧森堡“資本積累論”最深刻的洞見在于，“盧森堡的思想表明了一種辯證的雙重的關系或一種雙重的運動”，一方面資本主義所根植于其中的“中心”，需要外圍地區作為其外部市場和資料來源，另一方面資本主義又通過扶持當地的資產階級而將之“納入資本主義的范圍”②亨利·列菲弗爾：《論國家》，李青宜等譯，重慶：重慶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 頁。。列斐伏爾在盧森堡的理論中，發現了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性、辯證性的理 解。

盧森堡的洞見在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中得到了整合與發展，一方面，列斐伏爾在《大綱》中發掘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總體性”構思，并通過空間批判將這一構思運用到對全球化進程的解釋，這樣馬克思的“生產方式”概念就不再僅僅從屬于一種結構性的解讀，即作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總和，而是獲得了一種歷史性的解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作為一個總體，從未被系統化，也從未完成”③Henri Lefebvre， The Survival of Capitalis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6， p. 7.，而是通過開發出新的都市空間的工具，在世界范圍內重構出一種“總體性”。同時，列斐伏爾也指明了盧森堡理論的癥結所在。盧森堡認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的實現，同時也必然帶來資本主義的崩潰。列斐伏爾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的全面展開，也就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普遍都市化進程，這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的崩潰，而是為人類社會的解放準備了前提條 件。

在列斐伏爾看來，在世界范圍內展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應從馬克思“政治異化”的思想去理解。一般地看，同勞動異化體現了人的活動對人的否定一樣，政治異化體現了政治和國家作為人“創造的東西獲得了自身的生命并奴役著他”④亨利·列斐伏爾：《馬克思的社會學》，第4 頁。的現實，政治作為人讓渡自身的權利的結果，反過來統治了人。簡言之，就是奧爾曼所說的工人對政治的冷漠感，“在國家中人們并不承認政治活動的具體產品是他們自己得到的”⑤伯特爾·奧爾曼：《馬克思的異化理論》，王貴賢譯，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88—289 頁。。但是，列斐伏爾認為，與勞動異化不同在于，“政治異化”是人類社會最高也是最后的異化形式，這同馬克思對人類解放的論述有關。馬克思曾指出，“只有當現實的個人把抽象的公民復歸于自身，并且作為個人，在自己的經驗生活、自己的個體勞動、自己的個體關系中間，成為類存在物的時候，只有當人認識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會力量，并把這種力量組織起來因而不再把社會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離的時候，只有到了那個時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8—189 頁。。在列斐伏爾看來，這段表述中馬克思強調了人類解放的前提即是社會以國家的形式實現對自身的組織，爾后國家向社會復歸，即“國家根據市民的需要管理著社會、管理著社會帶有普遍性的事務，這些需要是共同的、社會的，而不是個人的”②亨利·列菲弗爾：《論國家》，第167 頁。。而政治異化體現了異化的總體性，國家生產方式達到了一種異化總體性，即在于國家通過掌控了經濟而掌控了社會關系，并推進了世界范圍的普遍異化，但與此同時，普遍的都市化進程本身，也意味著社會以國家的形式對自身的組織。在全球性的都市空間網絡中，個體已經具備了從地域性局限的個體向馬克思意義上的“具備世界視野個體”的轉變的可能性，因此，一種普遍的都市化也將意味著生產方式的實現與完成及其人類解放進程的開啟。列斐伏爾借助于空間理論激活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歷史性的分析，推進了馬克思對資本主義方式的歷史性和暫時性的判 斷。

以“空間”作為理解“歷史”的概念工具，根本上跟列斐伏爾對政治的高度敏感度相關。列斐伏爾同法共有著深刻的關聯，不僅如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設想，列斐伏爾對政治最初的敏感很可能來自其早期從事鄉村社會學的經歷，因為，在都市中已經被物的交換所遮蔽的政治機制，在鄉村中則以顯著的方式存在著，這一點，列斐伏爾在其著作中也多次強調，而都市空間則是把握政治權力的獨特方式。如果說每一種社會關系都有其所依附的空間載體，政治關系就體現在“都市空間”中，都市中心通過交互網絡形成的一體化空間，正體現了國家權力對社會的穿 透。

列斐伏爾有關都市空間的理論，本身就蘊含了對都市空間的意識形態批判。都市意識形態批判不僅指包括各種娛樂、休閑、消費、文化在內的都市生活方式，而是最終指向都市化本身，因為，“普遍性的都市化是殖民主義延伸的一個形式”③Henri Lefebvre， Marxist Thought and the C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p. 148.。首先，“都市空間”并非一個客觀而中立的空間形式，而是以資本主義土地私有制為基礎，以資本化空間的生產為動力的，都市空間的抽象性是西方理性主義傳統在都市空間實踐中的展開，東方國家的都市化進程需要一種符合自身利益及其社會發展規律的都市化理論和道路；其次，在全球化進程中，東方國家的都市化固然是其自身工業化及其信息化進程的結果，這一點馬克思在《形態》中已經闡明，但是，東方國家的都市化并不外在于、獨立于整個世界的都市化進程，其同時也是發達國家成熟的都市空間普遍延伸與整合的結果。資本主義國家通過壟斷都市發展所需要的物質及其社會條件，將其他國家的都市化進程，納入既有的國際關系秩序中，以全球化對地方化的轉化介入到其他國家的城鄉關系中，使得城鄉關系具有了世界意義，而全球性都市空間網絡的形成又鞏固了既定的不平衡的國際秩序。因此，東方國家的具有“主體性”的都市化進程本身即構成了當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 判。

不過，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未能為東方國家的都市化進程進行定向。我們應當意識到，列斐伏爾思想中不乏“自治”傾向。列斐伏爾從《大綱》中馬克思有關“差異化”的論述出發，其不是將差異性視為方法論，而是賦予了本體的含義，這同法國哲學反還原論的傾向是一致的。但是同時，列斐伏爾將國家視為一種“同一性”趨勢，主張以基于差異性的社會自治來抵抗這一趨勢，并認為就馬克思對“國家消亡”的主張看，“馬克思的目標與無政府主義者的目標并不是相反的”①Henri Lefebvre， State， Space， World: Selected Essays， p. 139.。與此不同，東方國家的都市化進程盡管承接西方資本空間轉移而起，但其日漸成熟的都市空間越來越承載著東方國家在世界市場中發展民族經濟，推動民族復興的重任，這些理論訴求是一種具有后現代傾向的都市空間理論所難以支撐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