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chools 聯盟視野下的LIS 國際化與信息融合
——iSchools 聯盟執行主席Michael Seadle 教授學術訪談

采訪、整理：周力虹 王迪

Michael Seadle

（德國洪堡大學圖書館學與信息科學學院，柏林，10099 / Berlin School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Humboldt-Universit?t zu Berlin, Berlin, 10099）

受訪人簡介

Michael Seadle教授是一名杰出的信息科學學家與歷史學家，曾任德國洪堡大學圖書情報學院院長、人文社會科學學部部長。于2014年至2016年擔任iSchools 聯盟主席，2017年開始擔任iSchools 聯盟執行主席（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iSchools Organization）。2016年，作為創始人之一，在德國洪堡大學設立Humboldt-Elsevier 高級數據和文本中心（HEADT 中心）。其研究興趣包括數字圖書館及其評估、用戶研究、長期保存、開放檔案行動、知識產權、信息科學史等。出版了多部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學術專著，在世界頂級期刊、會議發表多篇論文，擔任Library Hi Tech、World Digital Librarie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等期刊的編委。

1 iSchools 聯盟回顧與展望

1.1 學科國際化

周力虹（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教授）：Michael Seadle 教授，您好！非常感謝您接受我們的訪談邀請。我們都知道，您作為創始人之一，從2000年初就開始參與世界頂尖信息學院聯盟（iSchools 聯盟）運動了。您也曾擔任世界頂尖學府——德國洪堡大學信息學院的院長，洪堡大學是iSchools 聯盟在歐洲地區的代表性成員之一。同時，您還常年擔任iSchools 聯盟的執行主席?？梢哉f，您是整個iSchools 聯盟的靈魂人物之一。根據您多年參與iSchools 聯盟的經歷，您如何看待iSchools 聯盟以及在過去幾十年間它為整個LIS 學科所帶來的影響？

Prof.Michael Seadle：我認為我們最核心的貢獻是為整個學科帶來了國際化。實際上在美國、英國，甚至德國，我們學科領域中人為設置了太多的界限。人們不愿意與其他語言、文化的學者交流溝通。而iSchools 聯盟最初的創始人，也就是大家所熟知的“Gang of Four”，他們發起iSchools聯盟運動的初衷就是為了促進交流。雖然那時候，他們對于到底應該與誰、就什么問題進行交流還不甚清晰。所以聯盟最初的國際化進程是很緩慢的，成員主要分布在美國和加拿大。也有新加坡的院校（注：新加坡管理大學）加入iSchools 聯盟，但那是因為當時新加坡的院長是美國人，也與美國的院長們相熟識。真正為聯盟帶來巨大變化的，是華盛頓大學的HarryBruce 教授。他接管華盛頓大學信息學院之后，整個聯盟的國際化進程有了顯著的提升。密歇根州立大學也推動了這一進程，尤其是當時的副院長，Olivia Frost 教授，她主辦了iSchools 聯盟在密歇根的年會（注：iConference 2006）。也是在那次年會上，洪堡大學受邀加入iSchools 聯盟。而這種突破北美界限的國際化是前所未有的。雖然這種國際化突破在當時并非出于一種主觀的推動，更多是作為一種朋友間的邀請，但這一行動確實突破了聯盟原有的邊界，帶領學者們來到了舒適圈之外。我認為這才是真正改變LIS 領域學者思想的行動。不僅僅是英國、美國和德國，我們學科領域的地域分布范圍其實非常廣闊，也有很大的語言和文化差異。我認為這是iSchools 聯盟與其他領域內的國際組織之間最典型的差異之一。

1.2 身份認同

周力虹：您認為iSchools 聯盟所有成員之間共享的一種身份認同應該是怎樣的？

Prof.Michael Seadle：我將從我自己的理解和設想來回答這個問題。我認為我們的身份認同應該是所有的信息，雖然這可能有點難以理解。我經常給我的學生們講的一個比喻就是歷史。歷史學家們回顧過去，將過去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這其中并沒有設置明確的界限。對于歷史學家來說，所有過往都是他們的研究對象；對于我們來說，所有的信息同樣也都是我們的研究對象。作為信息學家，我們并不渺小。我最近正在寫一本關于信息科學的書。在書中我也闡述了這一觀點，我們對信息的解讀和融合正是我們區別于其他學科學者對信息領域認知的最核心特征。而這一特征源自圖書館學。試想如果你擁有一座很好的圖書館，你就擁有了海量的信息。作為圖書館員，我們會怎么做呢？我們會將信息資源進行整合，確保人們能夠在最恰當的時間獲取解決其真正問題的最恰當的信息。而這正是一個最經典的信息科學行為。只不過在當今這個時代，我們利用的不再是實體形式的圖書和期刊罷了。同時，我們也認為信息是一種可以穿越時間和空間的物質。我們不會因為信息不是英語、德語或法語就不進行處理。反之，我們會思考如何處理漢語、日語、各種非洲本土語言的信息，因為這些全都是信息資源，而如何突破這些信息的語言邊界限制正是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信息交流正是這一問題的具體表現之一。我們是通過逐字逐詞的交流來理解信息的。所以語言很重要，文化也很重要，因為一種文化環境下的信息含義會與另一種文化環境下的產生巨大區別。而這些問題尚未得到學者們的充分重視?，F在，很多人以為互聯網營造了一種單一文化環境，但這顯然是錯誤的?；ヂ摼W雖然推動了信息的緩慢融合以及跨文化的相互理解，但這顯然與單一文化并不一致。

王迪（中國人民大學信息資源管理學院講師）：正如您所說，信息科學的本源是來自圖書館學。但我在與很多iSchools聯盟學者交流的過程中，經常能感受到他們對于LIS學科領域共同身份喪失的焦慮，尤其是現在面臨更多來自計算機科學和數據科學的融合和沖擊，圖書館學逐漸被稀釋。在您看來，iSchools聯盟作為LIS學科領域典型的學術社群之一，我們的核心和邊界究竟是什么呢？

Prof.Michael Seadle：身份認同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很多時候它代表了一個學科的定義。在很多北美國家，學科的邊界通常是非常清晰的，因為會直接影響學院所能爭取的資源。在歐洲，情況稍有不同。但很多具有組織架構的學科通常會通過劃分清晰學科邊界的行為來進行自我保護。但對于我們信息科學，包括圖書館學來說，這種“筑墻”行為毫無益處。我們其實正是需要打破這種邊界，因為信息是泛在的。當有人來到圖書館，說：“我想要一本關于馬克思的書”。你會給他一本哲學書，還是一本歷史書？你是否會給他一本介紹不同國家對馬克思觀點進行不同解讀的書？這種書通常本身就會打破很多學科邊界。如果對方是一名經濟學家，你可能又會提供給他完全不同的資源。

我們正是這樣打破學科邊界傳統的。但不可否認的是，我們確實在一定程度上面臨著一種身份危機。歷史學因為是一個古老的學科所以能夠規避這一問題。從人類進行書寫開始就已經存在具體可考的歷史了。我們可以追溯到希羅多德，我們可以追溯到各類經典作家。中國同樣具有燦爛的有文字記錄的歷史?？鬃右惭芯繗v史。但歷史學家并不會產生關于歷史學究竟是什么的疑惑，而我們學科一直都有。正因如此，我們才更需要深入思考究竟什么是信息，我們在處理信息的方式上與其他學科的區別是什么，我們看待問題的視角是怎樣的。但我們往往在培養學生時，在這一點上做得并不好。我們需要讓我們的學生拋棄他們之前固有的思考方式，并不能只從單一主體思考你從哪里獲取信息，以及不同信息是怎樣交互的，因為信息科學領域從來不存在單一主體。對于這個問題，我最喜歡舉的例子就是烹飪。你得到了一個菜譜，這是一個好的開端，但并不是全部。你還需要對菜譜里列出的原料有所了解，比如這些原料是如何互相搭配的，你能從哪里得到這些原料，如何判斷原料的質量。你還需要對烹飪所使用的工具有所了解，比如像爐子和烤箱是怎樣工作的？如果我們談到行為問題，你還需要了解將要享用這道菜的人，他們究竟想要的是什么菜，他們的個人喜好是什么？所以說，有趣的烹飪問題實際上就是有趣的信息問題，因為這個烹飪行為的過程就融合了很多真實的信息交互行為。

王迪：確實如此。我記得之前在我參加的一次iSchools 聯盟歐洲地區的博士論壇中，一位英國的博士生，他的畢業論文就是關于烹飪行為的研究。這個簡單的例子就可以很好地闡釋我們的學科內核。正如您所說，我們學科的本質是關于如何處理信息。我們需要了解這個過程中涉及的工具和技術。但當今世界，這些信息與數據技術都處于一種飛速發展的階段，特別是時下大熱的人工智能技術。那在您看來，iSchools 聯盟和LIS 學科在未來發展過程中，可能會面臨哪些核心挑戰？

Prof.Michael Seadle：我認為，AI 為我們學科帶來的挑戰應該不會勝過身份認同帶來的挑戰。AI 給我們提供了一種新的研究思路。AI 并不關心它從哪里獲取信息，它只是把所有形式的信息都進行融合。在我看來，AI 實際上是一種對信息科學的應用。它提供了很多信息科學可以研究和應用的情境。比如，AI 可以制造虛假數據，可以將數據用在完全不適宜的場景里。但信息的應用場景實際上是非常重要的?；氐絼偛盼遗e的烹飪的例子。我有一個博士生非常擅長烹飪，但她對幾乎所有食品都過敏。所以如果有人想做一些她能吃的菜肴，就需要仔細思考到底可以使用哪些材料。這絕不僅僅是找一個菜譜就能夠解決的問題，而是如何能夠真正利用信息的問題。所以，身為信息科學領域的學者，我們要清楚地認識到，我們專業不是僅僅找到一個事實、一條數據記錄就可以滿足的，我們更需要關注信息與場景的結合，我們學科的本質就在于此。

王迪：我個人非常贊同您的這一觀點。相比于技術，我們更應該關注信息的應用。

Prof.Michael Seadle：是的。技術雖然很重要，但并不是我們的目標，而只是一種工具。

王迪：說到這一點，我們都知道iSchools聯盟倡導一種人、信息和技術的連接。但我們領域的學者們對這三者之間的平衡其實持有不同的觀點。有一些學者認為，人在這三者中應該居于最核心的位置，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我們應該更加關注信息本身。那在您看來，這三者是否有哪一種要素位于核心地位？或者三者的地位是非常均衡的？

Prof.Michael Seadle：我認為我們應該不要關注某一點。我們不應僅僅關注技術，雖然技術非常有用。我們也不應僅僅關注信息資源。我們最應該關注的是融合，是如何用正確的信息解決正確的問題。另一個我經常舉的例子是木匠。我的祖父就是一位家具木匠。我也學習過一些木匠手藝?？梢哉f，木匠最核心的技能就是當面臨一個任務時，知道哪個工具是最有效的。信息科學也是如此。你是需要建模，還是需要可視化？你是否需要進行檢驗，并將結果展示給關注這一問題的人？我們學科其實融合了很多東西，其中有技術，有信息，也有實踐。我們在努力駕馭信息。所以，如果有人說，信息科學只關注某一問題而不關注另一問題，并且給學科劃分清晰的界限，那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這就是一種對信息科學的削弱。所以，我們可能會在某種情境下不考慮某個要素，但并不會將這個要素徹底從專業領域中區分出去。

王迪：我們上面主要討論了LIS學科的核心。那作為iSchools聯盟的執行主席，您對整個聯盟未來的發展和規劃是怎樣的？您認為未來iSchools聯盟的核心又是什么？

Prof.Michael Seadle：我的計劃是退休。Slava 和Katharina 可以很好地將這個組織繼續發展壯大。這個組織會改變，因為他們與我是不一樣的人。我希望，在Slava 和Katharina 的努力下，iSchools聯盟的國際化程度可以進一步提升。我們聯盟并不僅僅屬于某一個區域，信息領域是非常廣闊和豐富的。我認為這一點尤為重要。所以，我非常注重將中國融入這個組織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能夠提供一種全新的文化視角。英國和美國在某種程度可以假設他們擁有相同的文化，德國需要視情況而定。而中國和印度都是古老的文明，都擁有強大的文化。他們能夠帶來非典型西方的看待信息源的思考方式。

在iSchools 聯盟中也存在以市場為導向的思維方式，比如以學歷和就業作為核心競爭力。洪堡大學并不會這樣做。我們不是市場導向的。但我也非常理解為什么這些學院需要這樣做，因為如果他們不營銷，就無法獲得支持科研的資源。但另一方面，你如何對待學生，如何對待學術組織也取決于你的文化視角。在這一點上，美國與德國就存在很大的不同。德國并不收學費。我們讓學生來學校就讀是因為想讓他們來學習知識，這對我們很重要。你甚至可以整個人生都做一名德國博士生來獲得學位。你只需要花費像交通費這樣的基本雜費。美國與德國在很多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我對iSchools 聯盟的一個擔憂是他們更喜愛美國的營銷模式，對成員征收會費。而我個人的態度更加偏左，過分強調金錢實際上削弱了這個學科。但這確實是很多學院進行營銷的方式。他們用就業來說服學生來此就讀。但是在過去，人們來圖書館學學院就讀，是因為他們真的很熱愛圖書館，認為圖書館學很有趣。他們希望成為所有信息資源的核心，能夠幫助人們獲取最適合他們的信息。但現在，從數量上來說，圖書館的工作職位越來越少了。職位數量減少了，但經濟壓力，特別是美國民眾歸還學費貸款的壓力卻增加了。所以人們必須找到一個高薪酬的工作。這也就是為什么數據科學這樣的分支會越來越誘人。因為它聽上去更加有技術含量，更加像是一種必備的日常工作。所以人們會認為，如果我是一名“數據科學家”，我就能找到一份工作，因為你仍然只是一名“信息科學家”。但數據只是信息的一個很小的組成部分，它缺失了背景信息，并且很多時候，它僅僅只是一個時髦的名詞而已。

王迪：確實如此。所以，之前我發現美國一些iSchools院長的觀念已經產生了一些變化時，感覺非常驚訝。有幾位院長說，他們認為圖書館學現在實際上正在復興，特別是當下對信息倫理、社會公平、數字人文等問題的關注，都為圖書館學帶來了復興的機遇。他們認為，實際上信息科學才是真正被數據科學稀釋和削弱的領域。您如何看待這種觀點呢？

Prof.Michael Seadle：如果圖書館學正在復興，那我會非常高興。但是，這種“這是圖書館學”、“這是信息科學”的觀點，實際上還是一種劃分界限的行為。這是一種非常美式的思維，我不認為這會有所幫助。我認為數據科學是可以屬于我們信息領域的研究范疇，很多計算機科學的問題同樣也是信息科學的問題。很少有人真正做嚴格意義上的純計算機研究，很多人甚至自己也不確定自己在做的研究究竟屬于哪種學科范疇。很多人只是將不同來源的信息匯集在一起。我之前也從事過系統設計開發的工作，但我的工作方式相比于資源驅動型而言，更多的是邏輯驅動型。你如何讓這一系列的代碼、機器和芯片理解這些信息并完成任務。這與開發游戲有很大不同。你需要思考，作為一名信息工程師，你可以如何設計工具，將各個零部件組合起來，讓它們和諧地完成一個復雜的任務。所以，我對iSchools 聯盟未來發展的其中一個期望就是，這個聯盟能夠讓人們的思維更加廣闊，用一種更加融合的方式看待問題。

1.3 區域合作

王迪：您剛才提到了不同地區的iSchools成員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我們都知道，新冠疫情極大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和研究方式?，F在，有更多的學術活動是通過線上的方式開展的，學者們也已經習慣了線上溝通和合作。而另一方面，iSchools聯盟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推動區域和國際間的學術交流合作。那在您看來，iSchools聯盟在促進區域合作方面，都發揮了哪些作用？采取了哪些行動？在后疫情時代又有哪些新的計劃？

Prof.Michael Seadle：某種程度來說，疫情實際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機遇。我不喜歡新冠，但它確實讓我們重新思考我們可以如何進行溝通。它讓我們能夠利用一些像Zoom 這樣的工具來為交流溝通創造平臺。而這正是經典的信息科學所關注的話題。在疫情之下，我們面臨一個難題：我們不能進行面對面的交流。那我們應該怎么解決這個問題呢？我們通過技術和組織來解決，我們通過縝密的思考來解決。這個問題的本質是什么？我們解決問題需要什么信息？作為信息科學家，我們面對難題時絕不會選擇舉手投降，說我們無能為力，我們沒有資源。我們會找到資源，我們會找到工具。真正的信息科學家能夠很好地解決各類問題，因為他們可以靈活運用各種不同類型的信息資源。如果我們不能將信息有效融合，如果我們不能發現邊界之外的資源，我們就失職了。

同時，iSchools 聯盟也在建設個人會員制度，我們向個人會員發送新聞，共同建設我們的科研社群。社群是非常重要的。這里我可以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我住的公寓有兩部電梯，但其中一個壞了。因此，公寓中所有住戶都只能擠進一個小電梯里。我之前在電梯里與鄰居們閑聊的時候談到，其實只有一部電梯也是有好處的。雖然這么多人只能擠一個小電梯，但我們有了比之前更多的交流機會，我們的社群更加壯大了。對iSchools 聯盟來說也是如此。雖然我們的成員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但是我們盡力將社群中的成員聚集起來。尤其是通過參加線下的會議，你可以更好地跟大家坐在一起吃頓飯或散散步，這都可以壯大我們的社群。當然，這不是唯一途徑。更重要的是，我們要讓大家有機會停下來思考，與其他人交流，與其他人討論我感興趣的話題。這種交流才能夠真正壯大我們的科研社群。這也是我認為我們應從疫情中吸取的經驗。如果我們不能從歷史中學到經驗，那我們就有可能繼續犯錯。沒有人喜歡疫情，它帶來了很多悲劇。但你可以從中吸取教訓，你可以開發新的工具，建立新的架構，積極進行思考。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我們iSchools 聯盟實際上比其他很多組織要做得更好。我們積極嘗試了開展線上虛擬會議，而不是執著于在一個實體地點召開會議。這樣大家就不需要花費大量金錢飛到會場再飛回來。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我們要培養新一代的青年學者。他們很多人可能并沒有大量的資金，但我們必須要積極將他們納入我們的科研社群，為他們提供機會。我們可以利用多種信息資源，我們可以利用各種信息工具，我們可以廣泛與他人建立聯系，啟發他們進行全新的思考。

周力虹：我知道iSchools聯盟這幾年在區域合作方面進行了很多新穎的嘗試。比如歐洲地區的主席Kora，專門為博士生建立了一個交流社群；亞太地區的主席Atsuyuki倡導建立了青年學者委員會（iNext）。

Prof.Michael Seadle：是的，你說的這些都是非常好的例子。就Kora 而言，歐洲地區已經形成了定期的博士論壇制度。我們廣泛邀請歐洲和歐洲之外的學者們參與到博士論壇中?，F在負責主辦博士論壇的學生，一個來自法國，一個來自克羅地亞。這一博士論壇的初衷是為了推動博士研究生與他人共享他們的研究信息，為他們提供一個良好的交流平臺。而亞太地區的iNext也有類似的組織架構，不過iNext 主要聚焦亞洲，而非歐洲。這兩個區域存在一定的傳統差異。iNext 的理念和初衷，與Atsuyuki 的前任亞太主席，也就是Shigeo 的理念高度一致。

我認為，人們應該更加充分地認識到Shigeo 在建設信息科學社群方面做出的巨大貢獻，不僅局限在亞洲，他對全球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他理解學者們需要進行相互之間的溝通交流。他雖然身為計算機科學家，但充分理解信息的來源是廣泛而復雜的。作為一名出色的計算機科學家，他深知我們必須要有高質和可靠的信息源，我們也必須進行跨學科邊界的合作。然而，目前北美地區還沒有開展類似的活動，除了雞尾酒會。在iSchools聯盟建立初期，雞尾酒會為iSchools 院長們提供了很好的交流溝通渠道。但我更希望能夠說服北美地區的院長們開展類似iNext 和博士論壇的活動。在歐洲，由于歐盟的政策，我們可以非常輕松地進行學生的交流互換。但美國對學生的交流互換有很多限制，非常困難，但并不是完全不可能。作為信息科學家，當我們看到這些阻礙交流與合作的障礙時，我們的工作就是構思解決問題的方式。我們如何能夠通過信息科學的方式，去推動學生參與交流。我們已經成功在其他兩個地區開展了此類活動，我認為北美同樣可以做到。

王迪：從我個人參與iSchools聯盟活動的感受，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友好和包容的組織，尤其對于青年學者。我們可以通過與各位前輩交流，得到很多啟發。iSchools聯盟也在積極推動青年學者參與科研社群的交流，就像您剛才提到的線上會議。

Prof.Michael Seadle：雖然不是所有人都喜歡我們的線上會議，但有時候，缺少經費支持的博士后可能很難參加線下會議，這會導致我們將這部分學者排除在科研社群之外，而這是不對的。我們在收集信息時，有時會希望直接排除特定類型的信息。但我們需要明確知道這類信息對解決問題毫無用處，才能夠做出排除信息的決定?？墒?，在社群交流方面，我們應該盡最大可能地包容。我們應盡量將更多的人員匯集起來，否則我們其實就失去了資源。我本身是在一個非常國際化的環境下長大的。我父親是德國人，母親說法語，我自己在英國的學校長大。所以，很多我身邊的人覺得習以為常的事在我看來會非常奇怪。我總是試圖突破這些障礙。我在本科生階段學習了中國歷史，雖然不多，但我花了大量時間學習。我曾與很多印度人共同工作，也教過來自巴基斯坦的博士生。我們可以從不同的人身上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2 洪堡大學信息學院概況

王迪：可以請您簡單介紹一下洪堡大學信息學院的教學和研究情況嗎？

Prof.Michael Seadle：洪堡大學iSchool 的情況一直都在變化。他們當年邀請我前來擔任院長時，希望我能夠為學院帶來變革。那時，洪堡大學iSchool 非常傳統，他們的研究聚焦在文獻計量學上。我并不是說文獻計量學有什么不好。但文獻計量學主要對數據的含義和質量進行假設，雖然不一定是錯誤的，但這種假設需要與一定的背景信息結合。同時，他們會對數據進行計算，雖然他們可能并不了解這些結果背后的機制。當時，洪堡大學邀請我和我的好友Peter 前來，他是計算機中心的主任。我們二人的觀念更加開闊，我們希望不僅融合技術和圖書館學，更要聚焦于人們如何思考和處理信息問題。直到現在，我們仍然與計算機科學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一起開展了很多項目。我們現在有來自歷史學和哲學的學生。所以，我們一直希望突破學院的孤島印象，也就是只與圖書館合作，只考慮實體資源的管理。我們希望從一個更廣闊的視角去思考信息，與哲學家合作，與歷史學家合作，與民族志學家合作，從而更好地理解我們為自己設定的阻礙，進而突破這些阻礙。這并不容易，尤其是在機構背景下。這種思考注重對學院定位的界定，也就是你所在的機構對于學校而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究竟是什么。但之前，我們學院對自己的界定過于狹隘了，過于非黑即白了。我們的邊界是信息，信息是泛在的。我們應該更加包容，而不是更加隔絕。我想，我認為可以說，洪堡大學信息學院已經進行了徹底的改變。我們變得更加強大了。

我是在機緣巧合之下成為洪堡大學iSchool 院長的，因為前任院長離職去了其他學校，而人們認為我很擅長進行管理。但實際上，我只是知道如何與人們溝通。信息科學實際上對于人事管理來說相當重要。我具有歷史學博士的背景，所以歷史學家們會很高興地對我說：“你是我們當中的一員！太好了，我們可以與你交流?！苯搪毴藛T中也有民族志學家，而我也用了很多民族志學的方法。所以他們也對我說：“你是我們當中的一員，我們可以與你溝通！”當然，與哲學家們溝通稍微有點挑戰，我們的哲學系非常優秀。我也可以與邏輯學家溝通，因為我本身也研究邏輯學，邏輯學是計算機科學的基礎。所以，我有這一黃金機遇，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去將我們的信息學院融入到一個更廣闊的學術背景中。我認為這才是最重要的，也是我們最應該堅持的方向。

王迪：您剛才提到洪堡大學信息學院進行了徹底的變革。那您認為，進行變革后的洪堡大學iSchool與其他iSchool相比，有哪些顯著的優勢?

Prof.Michael Seadle：我認為我們的一大優勢是我們規模比較小，所以我們可以進行非常充分的溝通。我當院長時開始實行的一項行動就是，每星期全院老師們會在某天中午一起享用午餐，來建設我們的科研社群。通過這種方式，我至少可以知道每位員工在做什么研究。沒有神奇的魔法方式可以直接解決這類問題。但午餐是一種很好的共享信息的方式。我們通過與其他人溝通交流來共享信息。我認為這也是我們為整個學校帶來的一大優勢。我們非常善于共享信息。我不是完美的，沒有人是完美的，但哪怕是一位年輕的學者，也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很快速地融入我們的科研社群。

周力虹：我注意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就是似乎洪堡大學的iSchool是德國唯一的一所教授圖書館學并訓練圖書館員的機構，對嗎？

Prof.Michael Seadle：是的，我們是唯一可以授予圖書館學博士學位的機構。

周力虹：可以說，你們代表了德國在圖書館與信息科學領域的視角與前沿，對嗎？

Prof.Michael Seadle：實際上，洪堡大學是全球博士學位的起源。早在19世紀，我們最早提出了博士學位。洪堡大學也是世界最早的大學。直到二戰時期，我們都擁有數量最多的諾貝爾獎。雖然之后我們的實力有所下降，但后來我們的排名又上升了。我本人并不相信排名，但洪堡大學的排名確實提升了。哈佛當然會以自己是哈佛而自豪。牛津和劍橋也會認為自己很卓越。但我們同樣有自己的優勢，雖然這些優勢會隨著時間的發展而產生變化。但這也提醒我們，在看待自身發展時，有時候要學會忘記。不過，忘記并不意味著這些優勢就不存在了。

王迪：談到自身發展，您認為洪堡大學信息學院未來的前進方向是怎樣的？

Prof.Michael Seadle：我們目前的一大優勢是我們擁有全校最年輕的教師結構，我們并沒有深陷于過去的傳統。不過我們仍然保持了互相交流溝通的良好習慣。這里我要著重介紹一下Elke 的做法（注：Elke Greifeneder 是洪堡大學信息學院的現任院長）。她非常懂得引導博士生，為他們提供機會進行自己感興趣的研究。這些研究問題不一定是我們專業的傳統關注領域，但一定是非常有趣的，也必須能夠解決人們關注的現實信息問題。我想分享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的名言，如果你想獲得成功，你應當為自己爭取盡可能多的聰明的朋友，跟他們分享你的項目，告訴他們你感興趣的問題，之后不要干涉他們，讓他們自由地工作，他們會找到解決辦法，他們會創造新的事物。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而這也正是我們的做法——找到那些聰慧而富有潛力的年輕人。所以，我們現在擁有洪堡大學最年輕的教師結構，非常有創造力。我正是從他們身上看到學院的未來。要對年輕而聰慧的新生代充滿信心。

王迪：作為iSchools聯盟的執行主席，同時也作為洪堡大學iSchool的資深教授，您認為iSchools聯盟對于洪堡大學的發展，都起到了哪些作用呢？

Prof.Michael Seadle：我認為我是學院目前參與iSchools 聯盟活動最積極的學者了。如果我退休，這一狀況可能會改變。如果一個資深學者長期代表一個機構，通常會在客觀上影響其他年輕學者的參與度。但我們的博士生對于參加各類iSchools 聯盟的會議和活動非常積極。他們是學院的未來。這些博士生中有一些非常優秀。未來，我們希望能夠通過iSchools 聯盟更好地促進學生的交流和互訪。因為在德國，我們是唯一能夠授予博士學位的信息學院，所以，如果我們想讓學生去其他學校交流，有時選擇的余地會非常有限。

3 學術誠信與人工智能

王迪：我們都知道您現在關注的研究主題是學術誠信?？煞裾埬唵谓榻B一下自己目前的研究？

Prof.Michael Seadle：我已經就學術誠信出版了幾部專著。我也是洪堡大學和國家層級的學術誠信委員會成員。我知道很多人覺得研究學術誠信更像是要識別那些違規者，這也確實是其中一種途徑。但我認為，通過研究學術誠信，與其給這些違規者貼上邪惡的標簽并且懲罰他們，不如真正去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了這些人要去違反學術誠信原則。只有真正了解這些行為的動因，才能更好地應對學術誠信問題。我們希望了解是什么原因導致他們陷入必須要多發一篇論文的高壓境地，是什么原因導致他們沒有時間而不得不使用ChatGPT 來寫作，是什么給他們帶來了如此巨大的壓力。對于剽竊，我之所以認為剽竊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是因為我們有很多工具來檢測剽竊，有些工具非常高效，但有時它們會過度比對文字，導致得出毫無參考價值的結論。

我最喜歡舉的一個例子就是，有一個人被指控進行了抄襲，僅僅因為他引用了一本書中的事實，那就是Pommern 是德國東北部的一個州。確實，很多人都說過這句話，你可以在很多文字中找到這句話。但這并不是剽竊，這只是個客觀事實。如果每次引用一個事實都被視作剽竊，那將使“剽竊”的界定變得毫無意義。但如果文字重復的比例很高，那就需要引起重視，尤其是不符合使用情境的文章或虛假的信息。知識產權是屬于產權領域的問題，當然，其中也包含倫理因素。但為什么很多人不得不違規呢？其實在很多情況下，人們并不是被迫違規，比如他們只是希望使用其他語言中的正確詞匯。這是人之常情。我們需要區分這種無心之舉與真正的蓄意偽造。

這里我可以再舉一個例子。我們有一位博士生的畢業論文里使用了一些醫療信息。由于這名學生并不是很理解這些醫療信息，所以就從其他文章中進行了復制粘貼，來確保其中沒有錯誤，而論文的相關腳注并不夠充分。雖然這名學生只是為了確保論文中的信息是正確的，不是為了欺騙他人，但很遺憾，當時學校的學術誠信委員會投票仍然認定這是剽竊，當然我是投了反對票的。這一認定結果當中也包含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學者之間的評定差異。結果，這名學生因此失去了博士學位。而我后來幫助這名學生在庭審中勝訴了，所以之前說必須刪除的這些醫療信息內容又能夠添加回來。

這就說明，誠信問題從來都不簡單。我們不是在討論一種對錯問題，也不是在討論誰偷了誰的東西。我們需要關注的實際上是“怎么樣”的問題，也就是人們怎樣查找信息，又是如何在一定背景下使用這些信息。這就是為什么每當人們希望將誠信問題的判定用一種很簡單的方程來替代時，我都會提醒人們停下來謹慎思考。我們需要仔細思考可能會帶來的更廣泛的影響。比如美國公司他們制造并售賣關于新冠的虛假數據，這些公司很貪婪，無需替他們辯護。但是我們需要區分那些毫不知情而使用了這些虛假數據的學者。

王迪：根據您的介紹，我個人的理解是，對于很多學術誠信問題，實際上都不是非黑即白的，在二者之間，存在一個相當巨大的灰色區域。

Prof.Michael Seadle：是的，這也正是我經常會打的一個比喻。

王迪：我也很贊同您的觀點，就是現在我們更加難以界定何為剽竊。就如您剛才所說，比如ChatGPT能夠從開放互聯網中獲取各類信息和知識。那對于這種AI程序生成的文字，我們就更難界定到底哪些屬于抄襲，在生成文字的過程中又使用了哪些信息。

Prof.Michael Seadle：你可以讓ChatGPT 告訴你它使用了哪些信息。

王迪：雖然ChatGPT并不一定會告訴你實情。

Prof.Michael Seadle：確實如此。它并沒有一個必須說真話的機制。目前，ChatGPT 存在很多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它常常進行編造，來讓結果看上去似乎很合理。新一代的AI 可能不會這樣做了。但問題是，你怎么能準確判斷哪些內容是AI 系統生成的，哪些是人工書寫的，這其實是一個很有意思的研究課題。所以，我們必須要進行測試。我們可以讓ChatGPT 生成一些文章，來測試人們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判斷這些文章是否是人類原創的，還是仿照現有文章生成的。通過這類測試，我們可以充分了解AI 程序的能力上限。這樣才能知道如何判斷人們是否用AI 程序來造假。我們同樣需要從倫理的角度仔細思考，到底在寫作中使用AI程序意味著什么。我們每個人都會使用搜索引擎來檢索信息。搜索引擎同樣也是一種自動化的工具。如果我通過一個系統檢索一條引文，我是在作弊嗎？我想很多人都不會認為這是作弊，因為我們對這種行為已經習以為常了。那如果我告訴ChatGPT 查找這條引文，它也只是在做與搜索引擎同樣的事而已。那如果我告訴ChatGPT 替我歸納一下這篇引文，我是否就是越界了呢？這些問題都是現階段我們尚無法回答的，也是我們在未來需要仔細思考的重要問題。我雖然一直在思考這些問題，但并不過分擔心。學生們一定會作弊，他們自古以來就會作弊。但他們作弊實際上最終是在欺騙自己，因為如果他們僅僅使用某項工具來圖省事的話，最終會什么都沒學到。所以，我擔心的并不是學生是否作弊的問題，而是我們是否在欺騙自己，我們是否會因為使用這些工具而削弱了我們身為學者的能力。如果我們不使用這些工具，也不思考如何用一種科學的方式來正確使用這些工具，我們是否同樣是在犯錯呢？這正是我希望研究和解決的問題。而這也正是一種經典的信息科學問題。因為ChatGPT 就是一種能夠跨越很多界限提供信息的工具，但我們對它尚不夠了解。這也正是信息科學令人興奮之處。我們可以邊用ChatGPT 邊說，我很喜歡處理這些問題，我希望能夠解決這些問題。我們想要去了解在這種背景下信息意味著什么，以及我們如何去使用這些信息。所以，現在實際上有一個相當有趣的全新世界擺在我們面前，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嶄新的課題。

周力虹：非常感謝您今天接受我們的訪談。我對于這些科研誠信的研究問題非常感興趣。希望未來有機會與您繼續探討。

王迪：非常感謝您今天與我們分享了這么多有趣的知識和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