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時期《解放日報》的發行與傳閱工作

吳 鋒，楊曉萍

(1.西安交通大學新聞與新媒體學院；2.西安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陜西 西安 710049)

黨的二十大明確要求“牢牢掌握黨對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全面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鞏固壯大奮進新時代的主流思想輿論”。黨報黨刊是黨的意識形態工作的主陣地，是治國理政的重要資源，發行工作是黨媒實現傳播價值的主要環節，也是黨媒落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的直接手段，還是鞏固黨和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網的重要工具[1]。但是，在黨報黨刊的百年發行實踐中，一直面臨諸多復雜挑戰：誰來領導發行？如何避免發行浪費及攤派發行？組織內外的發行應如何貫通？如何衡量并強化發行效果？……這些長期困擾我黨報刊發行管理工作的深層問題至今仍未得到有效破解，有的問題在新形勢下表現得更加復雜尖銳。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也是最好的清醒劑”。延安時期是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新聞思想和黨報管理模式的成型期，也是中國特色黨報發行體系的成型期。在我黨隊伍迅速擴大、根據地分散隔離、敵我斗爭異常尖銳的情況下，《解放日報》作為黨中央的“耳目喉舌”，突破戰爭封鎖和運輸環境限制，不僅在組織“整個邊區的政治、文化生活”中發揮關鍵作用[2]，而且將黨中央的政策主張傳遞到全國甚至國外，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貢獻最大、影響最大的一份革命報紙[3]。延安時期《解放日報》所形成的黨報發行組織領導框架、經營管理模式、信息傳播方式和終端傳閱經驗，以及由此形成的黨報黨刊發行工作方法論，至今仍然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借鑒價值。

作為我黨歷史上第一份綜合類大型中央機關日報，延安《解放日報》歷來備受關注。目前學界對其辦報思想、內容和改版事件研究成果頗豐，但對該報發行問題的專門研究較少。本文試圖從發行視角回答在皖南事變后邊區遭受嚴酷的經濟和新聞封鎖背景下，《解放日報》如何以僅約七千份的發行量，讓黨中央的聲音傳達到組織內外，實現思想和行動上的高度統一。以此為問題點，本文從報紙、日記、回憶錄和檔案等多種史料入手，系統研究《解放日報》在發行組織領導、經營管理、網絡運行和末端擴散等方面的獨特性，探討延安時期黨中央以《解放日報》作為媒介，如何構建全國性的黨報宣傳、組織和動員的運作機制和實踐場景，試圖為當今全媒體時代黨報黨刊如何突破發行困境提供借鑒。

一、組織領導：中央集中管理的頂層設計

延安時期黨的宣傳工作面臨極為復雜的斗爭環境，黨報能否正常編印，印刷后能否突破重重關卡順利送達讀者手中，都面臨極大障礙。黨管媒體不僅體現在對傳播內容的議程設置上，還體現在對發行組織和發行效果的管控上。

首先是組建中央至縣區的黨報發行管理機構。中央出版發行部是延安黨報黨刊的出版發行管理機構，承擔《解放日報》面向全國發行的職責。1939年抗戰進入困難時期，根據地面臨日軍的頻繁侵犯和國民黨的重重封鎖，為加強出版發行工作，滿足黨政軍民的精神需求，1939年3月中央頒發《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發行部的通知》，要求“從中央起至縣委止，一律設立發行部，支部委員會設發行干事，地委以上發行部除部長及必要的干事外，得依工作需要，設立巡視員若干人”。1939年9月中央出版發行部在中央黨報委員會發行科的基礎上成立，設有出版處、印刷處、發行處、秘書處和總務處等，并管理當時的新華書店、中央印刷廠和解放社等出版發行機構。依托新華書店、軍隊兵站和地下交通組織逐漸建立公開的、半公開的或秘密的發行網，受各級黨委直接領導，明確上下級的檢查匯報制度，培養專業發行干部，標志著黨報黨刊發行進入體系化、專業化運作的軌道。

其次是構建全鏈條的黨報發行管理體系。中央出版發行部和解放日報社同歸黨中央直管，在中央層面實現了黨對黨報編輯、印刷、發行和傳閱的統一領導，這表明黨中央對發行宣傳工作的高度重視。自創刊開始，解放日報社與新華社、中央出版發行部一起歸中央黨報委員會管理，秦邦憲(博古)兼任三個部門的最高領導。根據《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調整及精簡的決定》，1943年3月成立中共中央宣傳委員會，代替中央黨報委員會，管理中央宣傳部、解放日報社(包括新華社、中央廣播電臺)、中央出版局、中央黨校、文委等部門的工作，實現對宣傳教育事業的統一集中領導。由毛澤東、王稼祥、秦邦憲、凱豐組成中央宣傳委員會，每周(或每兩周)召開例會1次，必要時召開臨時會議[4]。我黨最高領導直接掛帥并集中管理《解放日報》編輯、出版、發行甚至宣傳教育，實行從黨報內容編輯到發行渠道、傳閱效果的全鏈條管控，這樣集中的領導方式和組織架構，在黨的歷史上極為罕見。這種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模式，在戰時環境迅速變化的情況下，便于在發行中最大限度減少內部協調成本，調動黨內外各界人士積極參與發行工作，保障黨中央的思想和政策以《解放日報》為核心通過各種渠道貫徹到基層群眾，是我黨在當時特殊政治和軍事條件下的一大創新。

二、經營管理：政治資源的高效配給

“皖南事變”后經濟和新聞封鎖加劇，《解放日報》以較少的印刷量成為稀缺的政治資源，如何高效配給保障中央黨報的組織宣傳功能，并在經濟領域實現新聞事業的可持續發展，是《解放日報》發行的核心問題。

(一)事業化管理

延安時期黨報實行政治效益優先的事業化管理模式。黨報是否具備商品屬性，曾是我黨發行思想史上爭論的焦點議題。黨內有意見認為，黨報是革命斗爭的工具，應該免費供給。1941年張聞天提出出版發行工作需要事業化，但不簡單的營業化[5]，1941年7月中宣部明確提出“廢止非黨內刊物的贈送制度，建立發行網與同讀者有聯系的發行工作”[6]，黨報黨刊改為購買制，開啟了黨報全面事業化管理階段?！八^事業化，不等于純粹的營業化，而是要收回一定的代價，一方面還要為廣大群眾服務，我們要克服過去那種無代價的分發與無目的的贈送，另一方面也要改變一些人們認為書報不要錢的游擊觀點，而是要在一定的原則下收回一定的代價，繼續擴大我們的事業”[7]。延安時期黨報由贈送變為先看報后付款，最終成為先付款后看報，承認黨報的商品屬性，認為遵循商品交易規律可以更好地服務讀者，壯大黨報事業，這是我黨發行史上的巨大進步。

《解放日報》1941年5月創刊，從創刊起就完全執行中央事業化的方針，實行征訂制?！督夥湃請蟆穭摽柹?，發行科即明確零售或訂閱“一律須現款交易，恕不記賬或贈送”，預訂“須按月付清，無預繳報費，則停止發報”。山東戰郵工作人員回憶“機關報紙是由上邊統一預訂支款”[8]，報刊訂閱費用在內部納入各級黨政機關的正常預算。同時，制定了一系列促銷措施，剛創刊時，“本外阜各贈閱三天，各批售戶試銷三天”[9]。并鼓勵分銷，“若每日認銷數在十份以上及非自閱者，可享有每份實價大洋七分的批發價格優惠”，分銷須正式來函，預繳報費一月，并制定了分銷管理和獎勵制度，同時聲明因局勢困難導致報紙不能如期收到，“分銷處取得地方當局或郵局通訊站之單據以資證明，本報可負擔半數”損失[10]。

事業化管理的核心是在一定的原則下收回代價，這個原則表現為遠低于成本的定價?！督夥湃請蟆穭偘l刊時出版一小張，在報頭位置標明價格，鼓勵長期訂閱；半年后改出一大張，因篇幅增加，報費亦略有變動。后因戰爭原因，通貨膨脹嚴重，報紙零售價格“茲因紙張油墨奇貴”進行總計6次調整(見表1)?！胺苍杏啈?，均按新定價縮短期數發給”。1942年初“紙張二千余刀，總十余萬元”[11]，按照一刀100張計算，每張紙價格約0.5元，高于同期《解放日報》0.2元的零售價格。從創刊到1944年，《解放日報》發行價格的漲幅(100倍)也遠低于新華書店出版的日歷價格的漲幅(550倍)。此外，《解放日報》對特殊群體實行贈送，比如公共場所的貼報，本市通訊員半價優惠和外縣通訊員免費贈送[12]，以及組織外部的輿論領袖，比如長期給橋兒溝天主教堂傳教士張崇一女士贈送一份[13]。

表1 延安《解放日報》價格變動情況(1)《解放日報》，1944年之前價格在報頭位置都有標注，后面三次改價依次見1944年2月25日，1945年1月31日和1945年6月1日《解放日報》第一版報頭位置發行科啟示.

(二)精準配給

《解放日報》印刷量基本維持在七千份左右，一直難以滿足訂閱需求，作為重要且稀缺的政治資源，《解放日報》對“誰”發行成為新民主主義計劃體制下發行工作的核心問題，也是影響發行效果的關鍵要素。

明確《解放日報》核心目標讀者為黨政軍體系內部的中高層干部和知識分子。1941年7月4日，針對報紙雜志“分工不明，彼此重復”的嚴重問題，中央宣傳部規定中央局、中央分局的黨報，讀者對象主要是區級以上的干部、小學教員與一般知識分子，并要求各邊區除該黨報外，還必須辦針對廣大群眾和普通黨員的通俗報紙[14]?！督夥湃請蟆返陌l行對象“主要是面向群眾的帶頭人——干部說話，特別是面向中高級干部說話”[15]，通過影響最有影響力的讀者形成更廣泛的影響力。

為此，《解放日報》在黨政軍體系以及學校、企事業等公家單位實行精準配給。除對中高層干部按個人進行重點保障外，軍政體系內，中央規定黨報須保障軍隊中每連一份，地方上每區兩份[16]，每縣經常保存一份[17]。同時，《解放日報》作為專業技術人才的特殊津貼之一，按照級別分配不同份數。學校尤其是高校也是重點群體，比如中央黨校一窯配給一份。是否配給《解放日報》甚至成為干部身份的象征。據蕭軍日記記載，他在延安從事文藝創作期間有分配報紙，但1943年11月搬到延安縣按非干部身份待遇后則無報紙，其間給博古寫信要解放報無果[18]，直到1944年3月回到中央黨校才拿到過去四個月的報紙和文件[19]。

將面向群眾的社會發行納入計劃發行范疇，實行統籌管理?！督夥湃請蟆穭摽潦荚谏鐣线M行廣泛促銷，但不足一月就因訂閱者日益增加，造紙產量不足，因此決定暫停本市訂閱，同時針對已經訂閱的機關、學校、部隊、團體等用戶照減份數[20]。在保障地方上每區兩份，紅軍中每連一份需求的基礎上，由發行部主導根據需求實行統籌分配。一方面，邊區內部“各民教館和宣傳部要經常給新華書店報告群眾需要什么書報，數量多少。新華書店即可按此需要發行，糾正以往下邊不報告，上邊盲目發行的情況”[21]；另一方面，“各種報紙能夠按照需要與可能增加份數，并以分區及縣為單位，統一籌劃調劑，保證每個讀報組、通訊組與黑板報編委會都有它所需要的報紙”[22]，由此形成以讀報組為核心的從下到上的需求搜集和從上到下的統籌分配，盡量緩解“邊區自造的紙基本都供給《解放日報》和《群眾報》，但也常常感到不夠分配的情況”[23]。

三、網絡運行：多元融合的傳播手段

發行網絡包括發行和流通兩部分，本質是信息產品銷售和傳播過程，在戰時環境下，報紙作為組織的血脈，如何暢通是最薄弱、最困難的環節?！督夥湃請蟆纷鳛橹醒霗C關報，依靠遍布全國的銷售網絡以及靈活多樣的融合發行，保證了黨中央聲音的廣泛傳播。

(一)內外分離的發行網絡

《解放日報》實行內外分離的發行體制，對內由發行部各級組織負責。發行部建立了從中央、邊委、分委、縣委和區委五級發行組織，“在地方黨省委內設立發行分所，由黨的宣傳部領導進行工作，在紅軍中由軍團政治部設立發行分所(獨立軍與軍團同)”，實施統一訂閱，逐級分配。各級發行人員除了負責當地的報刊分配和訂閱外，還負責監督改進組織內部、本地新華書店、郵政通訊以及讀報組等的工作。

新華書店是《解放日報》對外的總經銷機構?！督夥湃請蟆穭摽跏?，“惟因創刊伊始，準備倉促，對發行事宜，尚未齊備，暫委托新華書店辦理”[24]。事實上，《解放日報》一直由新華書店負責發行。新華書店1939年建制后相繼在陜甘寧邊區各縣，以及晉綏、晉冀魯豫、晉察冀、山東和華中等設立分支店及推銷處，形成總店、分店、支店、代/分銷處和郵購代辦戶等多級組織；同時與各地黨報的發行機構，比如《新華日報》營業部、生活書店、新知書店等建立業務聯系，實現延安和全國各黨報發行機構之間的相互發行，并提供零售、訂閱、批發、分發、郵購和配送等多種服務。同時招募各機關主體、報社、書店、商號和學校等組織設立分銷處，并通過集市售賣、與戲劇一同下鄉等形式，組織各地民教館、合作社、書攤、貨郎擔子、下鄉團體或個體、小販、學生等代為推銷，實行書報下鄉[25]。新華書店全國性的網絡建設是《解放日報》發行的重要保障，也成為新中國出版發行工作的“搖籃”。

(二)靈活多樣的流通網絡

在中國共產黨局部執政的戰時環境中，《解放日報》依環境不同采取多種流通方式。作為公開報刊，在根據地尤其是陜甘寧邊區干線運輸由邊區通訊站(1946年改為邊區郵政管理局)負責，末端配送則由各地發行組織負責。延安市內的運輸從剛創刊的讀者自取變為由新華書店配送。剛創刊時，《解放日報》下午四點出版，中央首長和中央機關的通訊員到中央印刷廠的收發室領取，晚上七點左右送達。后來新華書店成立發行隊伍，派專人送達讀者所在機關收發室，保證讀者當日見到書報[26]?？h到區鄉之間的轉遞實施群眾路線。比如富縣“在區鄉間已建立了定時的收發制度，皆由區府文書兼管，每三天由區府指定免除或減輕負擔的群眾到縣上或各區送信一次”[27]。

面向其他根據地、國統區和淪陷區，隨著局勢變化和技術發展，流通手段呈多元化。國共通郵期間，凡屬邊區境外郵件，由中華郵政遞送[28]。但因國民黨實行嚴格郵檢，包括寄給蔣介石、馮玉祥、陳誠、周恩來等領導的報紙都被西安郵政特檢處沒收[29]。我黨通過掛號郵寄、中途替換等“偽裝”方式秘密發行。據檔案記載，1941年國民黨郵檢曾發現一掛刷內為《解放日報》三份，因包皮破爛露出報紙，并因此扣留信件，查處膚施新華書店，并在公函中聲稱“所云該件值價數萬元，何至付以掛刷寄送”[30]。1944年查處一郵件暗藏有《解放日報》社論二份，根據封套下口有被拆開重粘模樣，推測為中途暗藏[31]。國共在郵線上的隱秘戰斗，由此可見一斑。

正因如此，中共要求中央到省區各級黨委必須建立自己的印刷所出版地方報紙，翻印中央黨報及書籍小冊子，盡量設立鉛印，不行油印[32]。延安的出版物盡可能通過我軍的兵站或黨的秘密交通線，輸送巖本和紙型，爭取在大后方、國統區和淪陷區就地翻印發行。1942年12月，在異常嚴峻的戰爭環境中，中央提出“報紙發行以各該地區之不受敵人封鎖阻隔的基本地區為主，使用大批人力財力，去組織通過封鎖線的發行網是不必要的”[33]。

延安時期報社合一的新聞體制是我黨媒體融合傳播的發軔，廣播逐漸成為《解放日報》拓展發行范圍以及對外宣傳最有力的武器。因當時邊區內部發行“靠著人的兩條腿跑路”[34]，報紙很容易新聞變舊聞。而“國統區”和“淪陷區”因新聞封鎖，報紙更難發行。為此，1940年，中央領導創建延安新華廣播電臺，歸屬新華社，與解放日報社統一管理，新華社抄收的稿件供《解放日報》采用，《解放日報》刊載的重要文章由新華社對外廣播，這種報社合一的模式無形中開了我黨媒體融合的先例。1941年5月，中央要求“各地應經常及時接收新華社廣播，沒有收音機的應不惜代價設立之，各地報紙應經常發表新華社廣播?！盵35]廣播事業的發展使其逐漸成為中國共產黨新聞傳播的主要工具，到達國內各大城市，以及舊金山、菲律賓、莫斯科等[36]，成為戰爭年代黨報對外，尤其是“國統區”和“淪陷區”傳播最有力的武器。

四、末端擴散：組織化的傳閱推廣

《解放日報》的精準發行并不以“入手”為結束，“入手”之后如何進一步擴散進而“入腦”，讓每一份報紙的影響最大化才是關鍵。

影響最有影響力的人，并形成二次傳播是《解放日報》群眾動員的核心路徑。在《解放日報》的創刊詞中，毛澤東同志指出“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國宣達……重要文章……應作為黨內、學校內、機關部隊內的討論與教育材料”[37]?！督夥湃請蟆芬灾醒朦h報權威和政府公文性質成為干部重要的工作方式和教育方式，并以此影響更廣泛的群眾。比如王恩茂在延屬地委工作期間，多次將《解放日報》的內容作為部隊的教育材料[38]。同時，《解放日報》也通過知識分子實現更加廣泛的二次傳播。比如在學校，教員“每天把解放報貼在布告板上給孩子們看。有比較適合的文章，教員就在晚上給他們(高年級學生)讀；有時也選報紙上的文章給他們做國語或常識教材?！盵39]

在基層，《解放日報》以組織化的傳閱機制多層次向外擴散。其一，在黨政干部之中，尤其是基層，通過集體學習討論克服基層干部文化水平不高的問題。比如吳堡“解放日報有三個能看得下去，但還不能徹底了解?！庇谑菦Q定解放日報集體讀。凡是在家的干部，早飯前一律參加[40]。其二，《解放日報》在基層軍民中形成固定的傳閱機制。軍隊中每連只有一份《解放日報》，“文化程度低的叫人念給他聽，讓報紙長期休息的現象是很少的，總是從這個排傳到那個排，從這個班傳到那個班，直到字跡模糊才交給文書保存”[41]。在群眾中“每逢發來的報紙，上面有記號的，一定給群眾讀。讀畢的報紙沿村傳送，由支差負責，每份報全鄉都要看到，不能停在一個地方，轉送要快?！盵42]其三，即使個人訂閱的報紙，也通過共同閱讀擴散，比如武子明訂了一份報，與北關文化鄉退伍軍人共同閱讀，使武子明的縫衣店成為退伍軍人活動的中心[43]。

此外，公共貼報也是動員群眾的重要渠道?！督夥湃請蟆穭摽跗?，為了方便干部群眾閱讀，中央出版發行部和中央印刷廠把原來的貼報欄從3處增加到40多處[44]，其中“東關、新市場口在報紙張貼出來時，就擠滿了讀者。橋鎮鄉的貼報，更供給了來往行人的閱讀”[45]。各個學校、民教館和書店等都設有閱覽室，內設《解放日報》貼報，成為讀者閱讀和討論的重要空間。同時，貼報和組織傳閱的相互結合，比如離東報紙“先給讀報組員輪流傳閱，然后每個組員，至少要向三個不識字的人，進行宣傳”，“讀過的宣傳品，不許毀壞或涂污，要有計劃地貼在大路口，或接敵區的村莊”，“每一周各小組舉行會議一次，檢討小組的讀報及宣傳工作”[46]。

最重要的，黨的新聞宣傳機構圍繞《解放日報》，通過各級黨報黨刊、演講培訓和秧歌表演等多種媒介的二次傳播，共同建構了中國共產黨以《解放日報》為核心的宣傳體系。在此大宣傳系統的影響下，《解放日報》在基層農村產生了廣泛動員效果。趙超構曾提及“報紙小冊子好比球場上的啦啦隊，提高嗓子，向勞動英雄不斷喝彩。每天《解放日報》第二版上所披露的，大多是生產消息……所有這些消息，跟著一陣喝彩的聲音，送到窮鄉僻角去。于是有人向某人‘看齊’了。有人向某人‘挑戰’了，”真是太火熱了！[47]

五、《解放日報》發行實踐的歷史地位及當代啟示

延安時期以《解放日報》為代表的發行實踐標志著中國特色黨報發行思想和發行模式的基本成型。延安時期《解放日報》發行工作不僅奠定了中國共產黨黨報發行機制的基本范型，而且構建了一整套黨報發行方法論，其基本理念和方法體系大多沿用至今，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該模式以實現報紙宣傳效果最大化為目標，在戰時物資極端匱乏和新聞重重封鎖的情況下，充分發揮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能動性。

第一，發行組織保障上，中國共產黨對黨報發行絕對領導的新聞管理體制是黨報形成巨大影響力的根本保障。區別于其他性質的報刊，黨對黨報的絕對領導不僅體現在對采寫編評等黨報內容的掌控上，而且體現在對黨報的發行渠道和傳播過程的掌控上。(1)黨中央對黨報發行渠道和閱讀效果的一元化集中管理是黨報影響力形成的基礎?！督夥湃請蟆纷鳛橹醒霗C關報，是“領導黨的工作，統一和指導黨的工作的中心”[48]，黨中央實行新聞、出版、發行、印刷甚至宣傳教育為一體的黨中央一元化集中領導，且由毛澤東同志直接掛帥，確?！督夥湃請蟆肪?、發、閱全鏈條直達讀者頭腦中。這種少見的高度集中的領導模式，在戰時環境下最大化地保障黨中央聲音的傳播效果。(2)以黨組織為核心的組織發行是保障黨報影響力落地的抓手。沒有組織工作也就不能把宣傳鼓動工作變成物質的力量，制度化組織化一直是我黨的特色工作模式?！督夥湃請蟆飞钊肴罕姷陌l行是以黨組織為核心進行推廣擴散，形成以黨員為基礎的“黨報—通訊員—讀報組”的三級制度化、組織化的傳播系統，將閱報的大眾傳播變為組織傳播，將個體閱報行為變為群體讀報行為，擴大讀報群體和傳播效果，實現全黨讀報全員讀報。這是我黨報紙區別于其他性質報紙的最大特征，這種優良模式也一直延續至今。

第二，發行效果界定上，黨報的發行以閱讀甚至讀懂為落腳點，實現從物理發行到入腦入心思想宣傳的延伸，這是黨報發行的本質初衷和落腳點。以讀報為載體實現黨報的思想宣傳和群眾動員，從根本上保障黨報的影響力，這是我黨從建黨就形成的優良傳統。黨報發行效果不以發行數量衡量，而以影響讀者的數量和質量作為最終目的，這一核心思想原則貫徹于延安時期《解放日報》發行的組織管理、發行制度、發行過程和發行結果管控之中，實現教育宣傳與內容編輯和發行一體化管理，明確組織內外的教育閱讀制度，并以黨組織為核心建立閱讀組織提升傳閱率和傳閱質量，從廣度和深度上實現黨報宣傳動員效果最大化。

第三，發行過程管控上，以發行效果為核心明確發行對象、發行方式和發行機制，是黨報形成巨大的影響力的關鍵支撐。(1)發行對象上，中宣部明確各級報紙定位，避免彼此重復，《解放日報》的讀者為區級以上的干部、小學教員與一般知識分子，與邊區群眾報定位為基層干部和廣大群眾有明顯區別，體現了發行對象的有效性，并通過最有影響力的讀者影響更廣泛的人群。(2)發行方式上，因邊區紙張匱乏，加之戰爭導致交通成本太高，中宣部明確不使用大批人力財力去組織通過封鎖線，對“國統區”及“淪陷區”的發行，則以廣播和翻印為主，尤其是廣播代替報紙發行，成為《解放日報》在“國統區”和“淪陷區”傳播的主要媒介。且隨著戰爭形勢的變化，解放日報社和新華社從早期以報為主到后期以社為主，甚至過渡到社取代報的階段，傳播媒介選擇的核心標準是發行成本和效益之間的權衡。(3)發行機制上，實行基于讀者需求而非攤派或盲目地發行，發行部根據從下往上匯報的發行需求，統籌黨政軍民系統的發行數量，實現從上到下的逐級分配，是保障社會效益的發行效果的核心考量。以黨報發行效果而非發行量為最終考量，明確發行對象、選擇多元發行方式并形成需求和計劃相結合的發行制度，是《解放日報》以較少的印量形成巨大影響力的關鍵。

第四，在運行機制上，遵循經濟規律，初步形成黨報事業化發行管理模式，在保障政治效益優先的基礎上實現黨報的可持續發展。黨報是否應具備商品屬性一直是黨報發行經營思想的爭論點，延安時期明確由“贈送制”改為“購買制”，開啟黨報事業化管理階段?！督夥湃請蟆芬环矫嫱ㄟ^發行和廣告進行經營，并遵循經濟規律調整價格，體現了黨報的商品屬性，符合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多元經濟屬性，同時在物質極端匱乏的情況下，緩解了黨報經營可持續性的問題；另一方面，通過遠低于成本的定價，以及優先保障組織內最低需求的統籌分配制，在保障社會效益的基礎上，實現政治屬性與商品屬性的完美統一。這個發行管理原則也一直延續至今，黨報事業持續發展的經營屬性一直存在。

在延安時期中共局部執政建設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實驗”中，為最大化發揮每份報紙的宣傳效果，政黨權力從組織、制度和管理等多維度融入《解放日報》發行過程之中，與當時高度政治化和高度組織化的社會相互構建，使《解放日報》以僅約七千份的印刷量，成為新民主主義時期最有戰斗力的思想武器，實現了黨政軍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的空前統一，為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今全媒體背景下傳統黨報發行陷入困境，借鑒《解放日報》的發行理念，回歸讓每份報紙效果最大化的初衷，摒棄以發行量為要求的攤派制度，創新全媒體場域黨報多元融合發行模式，借助政黨權力構筑平臺傳播優勢，充分發揮遍布各類主體的基層黨組織優勢，以強力支撐鞏固壯大奮進新時代主流思想輿論這一時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