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錯入蜀相關地理及其遺存研究

鄭萬泉 唐 飛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秦攻滅巴蜀的軍事兼并行動，是秦帝國戰爭史上的一個戰略舉措，也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通過這次軍事行動，秦將巴蜀地區納入秦漢帝國的地理版圖，促進了秦統一，加速了巴蜀文化匯入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華夏化歷史進程。司馬錯等人領軍入蜀，則是這一歷史事件的關鍵節點。

司馬錯為司馬遷的八世祖，其人在《史記》中雖無傳記，但司馬遷在滅蜀平叛、伐魏攻楚等關鍵歷史事件中對其著墨甚多。司馬錯一生經歷了秦惠文王、秦武王、秦昭襄王三朝，為秦國立下赫赫戰功，為后來秦始皇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其于公元前316年首次入蜀，隨后又連續兩次帶兵入蜀平叛，直至蜀地平定。

一直以來，學界多將研究重點聚焦在秦滅巴蜀的歷史意義上，對司馬錯舉兵入蜀的相關問題研究較少。該問題的提出，有助于促進對蜀道歷史變遷及道路網絡構建等問題的再思考，也有助于推動秦蜀古道歷史文化線路及其相關區域考古研究工作的進一步開展。

一 石牛道（金牛道）的歷史變遷

《華陽國志·蜀志》載，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遣“大夫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石牛道伐蜀。蜀王自于葭萌拒之，敗績。王遁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鄉，死于白鹿山，開明氏遂亡。凡王蜀十二世”［1］?？芍抉R錯入蜀的路線應是經“石牛道”（金牛道）入蜀，在“葭萌”發生了一次大型戰斗，蜀王戰敗，退至“武陽”后被秦軍所殺。下文即以石牛道上的白水關、葭萌等地為重點，對史料所載不同歷史階段石牛道（金牛道）的線路走向進行梳理。

戰國至秦漢時期史料中未見對金牛道路線的明確記載。無論是蜀人賂秦，還是司馬錯、張儀入蜀，以及數次針對蜀地的平叛，在文獻中都是寥寥數語；甚至到西漢時期張騫通西南夷，更始帝時李寶將兵攻蜀的具體路線，在史籍中也均未見記載。但有限的史料可以佐證，白水關是早期蜀道的重要節點。

“白水關”最早見于《后漢書》，共有兩條記載：一是建武元年（25年）公孫述自立為天子后，派遣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南鄭”［2］，“南鄭”即今漢中；二是陽嘉三年（134年）前后，李固在遭誣平反后，被貶而掛印歸家，“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杜門不交人事”［3］，“雒”應為現在的德陽廣漢市。從上述兩條記載可以明確至遲在東漢初年，白水關就已經是從漢中至成都的必經之地。

《三國志》中雖無關于白水關的直接記載，但裴松之在《先主傳》注中引用了《典略》的內容，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劉備“起館舍，筑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余區”［4］。實際上，建安二十三年（218年），在馬鳴閣就發生過一次重要戰斗，劉備“遣陳式等十余營絕馬鳴閣道，（徐）晃別征破之，賊自投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5］。而所謂“馬鳴閣”的位置一直以來并無疑義，即今地處白龍江左岸的三堆鎮，如清代縣志中就有關于馬鳴閣的記載，馬鳴閣“在治北五十里，白水之岸，……今白水岸粗石站之偏橋是也”［6］。這些史料表明，無論是白龍江畔的馬鳴閣，還是白水關，它們在三國時期仍然被認為是控制成都與漢中之間交通的軍事要地。

古人對道路的營建與使用一般具有延續性，結合東漢至三國時期史料記載，“我們有理由確信，先秦、秦漢時金牛道（古稱秦漢金牛道）均經白水關”［7］。

“葭萌”在秦漢時期又被寫作“葭明”，《漢書·地理志》載：“廣漢郡，……葭明，郪，新都，甸氐道，白水出徼外，東至葭明入漢……”顏師古注曰：“明音萌?！保?］西安市附近出土的秦代封泥中發現有“葭明丞印”，該印被認為是秦代葭明縣的縣丞用?。?］。湖北張家山M247出土《二年律令·秩律》中也有“葭明”作為六百石秩級的縣名［10］。

“葭萌”最早見于《史記·貨殖列傳》：“秦破趙，遷卓氏?！T遷虜少有余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保?1］“葭萌”作為地名則見于《華陽國志·蜀志》：“蜀王別封弟葭萌于漢中，號苴侯，命其邑曰葭萌焉?！保?2］

此時的葭萌邑，不僅是苴侯的封地，很可能也是古蜀北部的一個地方建置單位，其疆域應包括漢中盆地。任乃強《華陽國志校補圖注》認為“此苴侯始封之時間，當在周安王十五年（前387年），故安王二十五年（前377年）蜀由此區伐楚，取茲方”［13］。其依據應該是《史記·六國年表》中秦惠公十三年“蜀取我南鄭”［14］。由此，金國林認為“苴侯獲封時間即使不在周安王十五年，也應在此后不久。此時的葭萌邑疆域范圍應包括漢中平原至川北地區及甘東南地區”［15］。

葭萌作為一座城的記載主要出自《水經注》和《華陽國志》?！端涀ⅰぱ?、丹水》載：“白水又東南于吐費城南，即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漢水。西晉壽，即蜀王弟葭萌所封為苴侯邑，故遂名城為葭萌矣。劉備改曰漢壽，太康中，又曰晉壽。水有津關?！保?6］《華陽國志·漢中志》在“晉壽縣”條目下也稱：“本葭萌城，劉氏更曰漢壽?！髮④娰M祎葬此山”［17］。費祎墓在今昭化古城東南。

至于苴侯被封的“葭萌城”所在地，目前仍在探索。但通過上述史料可以明確，漢晉時期“漢壽城”“晉壽城”的位置應當就是現在的昭化古城。

金國林根據《三國志》中對劉備克蜀和魏軍伐蜀的描述，推測漢晉時期石牛道南段（自葭萌至成都）路線為“由葭萌（今昭化，劉備最初駐守之地）經劍閣（今劍門關，姜維拒鐘會之處）、梓潼縣（今梓潼，王連拒劉備處）、涪縣（今綿陽，劉璋自成都迎劉備，劉璋遣張任、劉璝拒劉備處）、綿竹（今德陽黃許鎮，李嚴降劉備處、鄧艾破諸葛瞻處）、雒縣（今廣漢，劉備、龐統攻雒時龐統喪生處），最后至成都”［18］。

唐宋時期的金牛道已不將白水關作為主線，而是從勉縣向西南，經寧強縣大安鎮、代家壩鎮，到達陽平關鎮，隨后沿嘉陵江而下，過燕子砭后，直接折南繼續沿嘉陵江東岸，經籌筆驛，直抵廣元?！遁浀丶o勝》載：“籌筆驛，在綿谷縣，去（利）州北九十九里，舊傳諸葛武侯出師嘗駐此?！保?9］廣元千佛崖最早開鑿于北魏晚期，而其興盛于唐代的建造歷史，也從側面佐證嘉陵江道在唐宋時期已成為蜀道中的主要通道。唐玄宗、唐僖宗均由此道入蜀。

元明清時期的金牛道，因史料記載較多，不再一一贅述。其路線大體為從寧強大安鎮西南的烈金壩向南而行，經五丁峽，過今寧強縣城折向西南，翻越七盤關進入四川境內，隨后過中子鋪、朝天嶺、明月峽直達廣元。

自蜀道申遺及《中國蜀道》［20］出版以來，金牛道廣元段不同歷史時期的路線（圖一）在學界已基本形成共識，大體可分為四個階段——先秦時期、兩漢至魏晉時期、唐宋時期、元明清時期。

二 現有考古材料對先秦蜀道的佐證

（一）“白水關”附近先秦遺存的考古發現

白水關位于今青川縣沙州鎮北部，因修建寶珠寺水庫而被淹沒，它是連接秦隴與巴蜀的重要節點，是古石牛道上一處重要的軍事關隘。

西漢時，曾在此地設立白水縣城。蜀漢時，白水縣屬陰平郡?！叮ǖ拦猓┱鸦h志》載：“漢白水縣故城在今治北一百四十里白水鎮北之西皇壩，城垣故跡猶存，扼陽平、陰平之要，而地勢亦平曠，白水、西谷兩環之?！保?1］

20世紀80年代，此地陸續出土戰國秦漢時期遺物，如都家壩出土的四孔玉石刀、“九年相邦呂不韋造”銘文銅戈、銅矛、“秦半兩”銅錢等［22］。

1990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在開展白龍江寶珠寺水電站考古調查時，確認了白水縣城遺址的位置，其地望在當時沙州鎮江邊八隊一帶。白龍江沿岸發現有粗石棧、石碥道、棧道孔等遺跡［23］。

1996年，為配合寶珠寺水電站建設，在沙州鎮丁家碥、五里埡、都家壩三處墓地清理發掘了數十座漢代土坑墓和磚室墓，出土了豐富的遺物［24］。

1979—1980年［25］、2010年［26］，在青川縣郝家坪墓地先后發掘了100余座墓葬，經整理研究發現該墓地具有鮮明的秦文化因素，推測為由關中秦地前往當地的移民墓地。尤其是M50出土了秦武王二年（前309年）“王命丞相戊更修為田律”木牘，木牘記載了秦武王二年有關農田管理的法律條文，其內容主要有更修田律、律令內容、修改封疆、修道治澮、筑堤修橋、疏通河道等幾件大事，是研究秦國田律在蜀地推行情況以及探討商鞅變法和秦國土地制度的實物證據，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不僅如此，“武王二年”木牘的發現，表明在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前316年）張儀、司馬錯入蜀之后，秦人很快就展開了對巴蜀地區的治理，并將其作為向長江南岸及長江中下游地區推進的重要基地。司馬錯在秦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發隴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27］，以及蜀守若于秦昭襄王三十年（前277年）“取巫郡及江南為黔中郡”［28］的史實都證明了當年司馬錯在與張儀廷辯時的高瞻遠矚。

白龍江沿岸發現的棧道與碥道，佐證了兩漢時期該區域是作為聯系漢中與成都兩地的重要通道；白水縣城舊治的確認，以及在沙州鎮發現的多個漢代墓地，證明了沙州鎮至少在兩漢時期應該是一處較為重要的區域中心，而四孔玉石刀、“九年相邦呂不韋造”銘文銅戈等重要文物的出土則從另一方面證明了該區域的重要性。

因此，在沙州鎮及青川縣城附近發現的諸多考古遺存，都表明這一區域在先秦兩漢時期的重要性。盡管目前還沒有直接提及“白水關”的實物出土，但結合文獻記載和考古資料來看，“白水關”的地望在沙州鎮是可以肯定的，而這一點位的確定對討論先秦金牛道的開通、走向，以及秦滅巴蜀所經過的路線等問題都具有重要的啟示和實證作用。

（二）“葭萌關”附近先秦遺存的考古發現

1954年［29］、1995年［30］，在昭化寶輪院墓地（現屬利州區）先后發掘了25座船棺墓，出土陶器、銅器、鐵器、秦半兩錢等文物約280件。其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具有秦和巴蜀文化因素，該墓地是秦并巴蜀后，在“葭萌邑”范圍內一處戰國晚期至秦的墓地。

2013—2014年，在昭化鎮大坪子墓地的發掘中，清理了戰國至明清時期的墓葬79座，出土各類隨葬品1300余件（組）［31］。從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判斷，該墓地應是戰國晚期至秦漢時期形成的。該墓地毗鄰昭化古城，按照墓地多分布在城址附近的現象進行推斷，不排除現昭化古城很可能也是秦滅蜀后至東漢末期的政治中心。

2022年以來，我們圍繞昭化古城，在嘉陵江、白龍江、清江河的交匯地區持續開展考古工作，新發現1處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3處十二橋文化遺址以及10余處漢代至明清時期的遺址和墓地。

盡管現在昭化古城主要為明清時期遺存，但其現存的一段漢代古城墻，以及古城西門外側的茍家坪遺址均表明昭化古城的歷史上延至兩漢時期應該是肯定的，而更早的“葭萌邑”目前尚在探索之中。

但是從早年發現的寶輪船棺墓群，到近年來先后發現的擺宴壩遺址、石盤村遺址、先鋒村遺址、天雄村遺址等一系列商周時期古遺址來看，這些遺址集中分布在嘉陵江、白龍江、清江河的交匯處。再結合秦封泥中與“葭明丞印”同時出現的還有“漢大府丞”“漢中底印”與“閬中丞印”，表明秦時在“漢中”與“閬中”之間確實存在“葭明”，也就是葭萌的建置單位。

綜合上述考古發現，大體可以判斷先秦時期的“葭萌關”或“葭萌城”很可能就位于陵江、白龍江、清江河的交匯區域，也就是現在的寶輪鎮與昭化古城一線。但古城與古關的確定必須要有明確的考古遺存來佐證，就目前的考古材料還無法確認其確切位置。

（三）金牛道南段先秦遺存的考古發現

1988—2004年，德陽什邡城關戰國秦漢墓地的發掘，共清理戰國至西漢時期墓葬98座，出土隨葬品1096件［32］。

2011—2012年，在德陽羅江縣周家壩船棺墓地發掘了戰國至秦漢時期墓葬83座，出土器物260余件［33］。

2020年，綿陽茅針寺M1出土秦“三年呂不韋”銅戈，戈銘為“三年相邦呂不韋造，寺工詟，丞義，工成”十五字，內背面鑄有“寺工”二字［34］（圖二）。

圖二 石牛道附近重要文物點分布圖

除上述墓葬資料外，金牛道南段目前還存有3處兩漢至三國時期的郡治、縣治遺址，分別是作為西漢廣漢郡郡治的梓潼西壩遺址、位于德陽旌陽區的綿竹古城遺址、位于成都青白江區的新都城遺址。盡管這些古城遺址的年代略晚，但道路是城址的連接線、城址是道路的交匯點，就如前文所言，一條道路應該有其延續性，尤其是在梓潼以南的路段，已經屬于成都平原區域，受自然災害影響而發生大范圍改道、改線的可能性較低。

因此，結合兩漢時期金牛道南線的大體位置和沿線發現的先秦時期遺存，可推知先秦時期金牛道南段的路線應與兩漢至三國時期基本一致。

（四）武陽城的考古發現

如果說成都是金牛道南端的起點，那位于成都南部的“武陽”則是古蜀開明王朝的終點?！度A陽國志·蜀志》記載，蜀王在葭萌關之戰失敗后，“王遁走，至武陽，為秦軍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鄉，死于白鹿山，開明氏遂亡”。

至于秦滅巴蜀時武陽是否建置的問題，在宋、清史料中也多為推測，如《太平寰宇記》云“故武陽城，在縣東北十五里。相傳云秦惠王時，張儀所筑”［35］?！蹲x史方輿紀要》載“武陽城，縣東十里。相傳蜀國故城也。秦惠王使張儀伐蜀，開明拒戰不勝，退走武陽，即此。秦因置武陽縣。漢因之”［36］。而史料中關于武陽城建設的明確記載則來自《華陽國志·蜀志》，“太初四年，益州刺史任安城武陽”［37］。太初四年為公元前101年，結合當時犍為郡其他縣治的情況，此時的營建很可能為擴建或改建。因此，武陽很可能也是秦漢郡縣制中較早設置的地區之一。

武陽故城遺址自20世紀80年代發現以來，期間歷經多次考古調查與勘探，“該城平面呈扇形，城的東側和北側設有壕溝，面積23萬平方米。鉆探發現有城門和道路等設施。此外在城址的外圍發現有成片的墓地和窯址”［38］。但歷年的考古結果均表明該城址的時代為漢晉時期，并未發現先秦時期遺存。

三 司馬錯入蜀的行軍路線

結合歷年來對金牛道的研究及金牛道沿線的考古成果，推知司馬錯入蜀時的行軍路線應沿先秦時期的金牛道而行，以白水關為重要節點，其路線大體為：自陜西咸陽經褒斜道至漢中向西，至勉縣向西南，經寧強縣大安鎮（古金牛驛、金牛關）、陽平關鎮（古陽安關、關城），自燕子砭鎮西南渡過嘉陵江，由陜西寧強縣廣坪鎮抵四川青川縣沙州鎮（古白水關），沿白龍江西南至利州區寶輪鎮，溯清江河西岸至今劍閣縣城，沿大劍溪雷鳴谷而上，越劍門關經武連驛抵梓潼縣，歷綿陽市（古涪城）、廣漢市（古雒城）至成都（圖三）。

圖三 司馬錯入蜀路線示意圖

但這條線路的確定仍是采用“連點成線”的方式，目前在關鍵節點上仍存在不少問題，例如沙州鎮至三堆鎮已被寶珠寺水庫所淹沒，幾條河流兩岸的很多關鍵區域多被現代建筑所疊壓，均已無法開展進一步工作；葭萌城邑或葭萌關的確切地點尚需進一步探索；目前寶輪鎮至下寺鎮、劍門關路段除寶輪船棺墓地外，尚未發現有其他先秦時期遺存等等。

因此，繼續以廣元為中心開展蜀道沿線地下遺存的考古工作，以戰國至兩漢、三國時期遺存為核心關注時段，重點開展對古城址、古聚落的調查與勘探；同時開展對蜀道的系統考古調查，梳理金牛道的走向及其與東側米倉道、荔枝道，西側陰平道之間的次級交通孔道，不僅對探索司馬錯入蜀的確切路線具有現實意義，更對探索古代大蜀道各個時期交通網絡體系具有重大價值。

盡管目前已經可以對不同時期的蜀道變遷做出一個大概論斷，盡管不同學者對先秦時期路線的走向還有不同的認知，但蜀道在任何歷史階段都不是簡單的一條道路，而應該是一個包括不同等級道路的干線與支線交織的交通網絡系統。在這個系統中，無論是一條道路的廢棄與重生，還是干線與支線的角色轉換，都是歷史進程中的表象和縮影。

在大蜀道的歷史框架下，諸如新石器時代、商周、三國、唐宋等不同的歷史階段都書寫了精彩的篇章，留下了大量的遺址、墓地、城址等重要文化遺存和歷史故事，這對探索甘青地區彩陶文明的入川路徑、闡釋巴蜀地區納入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進程等重大課題都具有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