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金牛道北段改線的地理背景與考古學證據

鄧阿蓮（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

金牛道，又稱石牛道，是秦蜀古道中的巴山通道之一，溝通漢中盆地與四川盆地，歷代都是川北交通中最重要的國家官道。以昭化古城或廣元城為界，可將其主干線分為南、北兩段，這兩段在歷史上都曾有過改道。南段改道的時代較晚，持續時間不長，大約在明洪武至清康熙年間，因此可考的文獻也較多，脈絡基本清晰，已有學者對這次改線的原因和過程做過細致梳理與論證［1］。而北段的改道情況則復雜很多。首先是時代早且持續時間長，從戰國持續至元明清三代；其次是改線次數更多，分別在隋唐和元代有過兩次大的變化；然后是涉及的地理范圍較大，包含多條地理通道；最后，也是最大的難點在于這兩次改道的具體時間和成因都缺乏直接的文獻證據，僅能通過少量有關戰爭的記載以及文人墨客的詩詞歌賦等來進行推測，以往的蜀道研究對此已有過一些探討。

清人李元就已提出：“漢晉大道由陽平關入蜀，緣白水東岸行，渡清水，經小劍戍西南，由劍溪古石牛道入蜀?！保?］嚴耕望將自白水關沿白水河谷至昭化的路線視為漢魏時代由秦（經漢中）、隴（經陰平）入蜀的正道，其中白水為必經之地，“蓋當時路線，東路由漢中西行入陽安關口，西渡嘉陵江至白水；西路由陰平橋頭東南行亦至白水，與東路會合，再南至漢壽入劍閣也”［3］，即白龍江下游河谷同時是漢晉金牛道和陰平道的正道。黃盛璋提出，秦嶺通道接入劍閣道的位置自漢魏至明清時期是不斷變化的，“秦嶺入川通道都會于劍閣道，其合并之點，漢、魏、六朝在葭萌，隋、唐、五代、宋在三泉，元、明、清則在廣元之神宣驛”［4］。史念海根據唐三泉縣位于今寧強縣陽平關鎮附近提出，“金牛道當在嘉陵江畔，與后來經過寧強縣的道路不同”［5］。李之勤則首次比較全面地梳理了這兩次改道的歷史文獻證據以及不同時期道路的具體走向，并認為這種變化“既與當時政治軍事形勢、沿線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有密切聯系，也是金牛道北段選線不斷優化的表現”［6］。孫啟祥的看法和論點基本與李相同，同時他也提出魏晉南北朝時期金牛道沿線戰事頻繁，唐宋金牛道雖已開始興起，但“有些仍自白水關道行，亦不乏沿嘉陵江出兵者”的觀點［7］，即漢晉金牛道和唐宋金牛道可能是并存過的。孫華在對蜀道年代的分期分段中，也認同了以上學者的看法［8］。

可見學術界對金牛道北段改道過程的看法基本一致，相關文獻材料也得到了較好的梳理，不過始終缺乏從政區規劃的角度討論這一范圍內行政中心的設置與轉移，也未從自然環境出發考慮不同線路之間的地形差異，尤其沒有利用考古發掘和田野調查的實物材料來進行佐證，因此本文嘗試在這幾個方面略做分析。

一 金牛道北段的變遷與政區規劃

（一）漢晉金牛道

漢晉金牛道通常又被稱為“白水道”，因為能夠確定漢晉時期金牛道北段走向的最主要證據就是“白水”，其中包括三個層面：白水關，也稱關頭，是陽平關以南、昭化以北最重要的關隘；白水縣，東晉以前這一空間范圍內唯一、最大的行政據點；白水河谷（白龍江河谷），此間最便利的自然通道。上述學者整理的文獻材料基本就是從這三個角度出發對其進行驗證的。

目前有關白水關最早的記載是東漢初期公孫述割據蜀地稱帝后，下令開白水關以鞏固領土?！逗鬂h書·公孫述傳》載：“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北守南鄭；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捍關。于是盡有益州之地?！保?］這不僅說明東漢初年白水關是蜀地通往南鄭地區（漢中）最重要的關口，也反映了通過此關口的路線應該形成已久?！逗鬂h書·隗囂傳》載，針對公孫述的割據行動，漢光武帝要求隗囂從天水伐蜀，隗囂拒言“白水險阻，棧閣絕敗”［10］，可見自隴右前往蜀地也需要走白水江。東漢中期，李固曾被朝廷調任廣漢雒城縣令，他在任職途中到達了白水關?！逗鬂h書·李固傳》載：“出為廣漢雒令，至白水關，解印綬，還漢中?！保?1］李賢注引《梁州記》曰：“關城西南百八十里有白水關，昔李固解印綬處也?！钡搅藮|漢末年，劉備為奪取益州與劉璋發生了益州之戰，其中多次涉及白水軍、白水關（關頭）等地。劉備順利入主成都后，在成都至白水關的道路上設置了許多館舍亭障，以保障道路通行?！度龂尽な裰尽份d建安十七年（212年）：“璋敕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責以無禮，斬之?！迸崴芍ⅲ骸啊兜渎浴吩唬骸畟溆谑瞧痧^舍，筑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余區?！保?2］通過這場戰爭可以看出白水關在漢晉時期軍事地理上的重要性，如《三國志·蜀志》載法正言：“又魚復與關頭實為益州福禍之門，今二門悉開，堅城皆下，諸軍并破，兵將俱盡，而敵家數道并進，已入心腹，坐守都、雒，存亡之勢，昭然可見?！保?3］“魚復”為重慶奉節白帝城，“關頭”即白水關，分別為南、北兩方向取水路和陸路入蜀的重要關口。以上幾條文獻便是漢晉時期入蜀需經過白水關的主要證據。

另外，還需分析漢晉南北朝時期這一地區的行政區劃設置。兩漢時期，金牛道北段行經地屬廣漢、武都和漢中三郡管轄，以廣漢郡為主?！稘h書·地理志》載：“廣漢郡，……縣十三：梓潼、汁方、涪、雒、綿竹、廣漢、葭明、郪、新都、甸氐道、白水、剛氐道、陰平道?！保?4］根據《中國歷史地圖集》中所繪西漢、東漢時期的《益州刺史部北部》圖［15］可見，漢代在沔陽縣西南、文縣以東、葭萌（葭明）縣以北的范圍內，只有白水縣這一個行政據點。道路的修建不僅能夠連接起始目的地，還能帶動沿線地區的發展，因此在古代交通的選線規劃和發展演變過程中，作為樞紐的節點和路線本身同樣重要，點、線結合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交通路網。兩漢時期的行政區劃證明了此時金牛道北段的選線必然會從白水縣沿白龍江河谷南下到達昭化附近，而不會取用當時還沒有行政據點的嘉陵江河谷。三國至西晉時期，雖然這一范圍內郡一級的行政設置有所變化，如章武元年（221年）分廣漢郡北部設立“梓潼郡”。但這期間梓潼郡屬地唯一增加的“漢德縣”在今昭化以南，并不在金牛道北段的行經地上，可見此時縣一級行政區劃也并無大的變動。

直至東晉孝武帝太元年間，今廣元市區附近才開始有了正式行政區劃設置?！稌x書·地理志》載：“后孝武分梓潼北界立晉壽郡，統晉壽、白水、邵歡、興安四縣?！保?6］邵歡縣（又稱昭歡縣）的地望不明，有學者推測可能在朝天區嘉陵江邊的沙河鎮附近［17］。興安縣則是后世利州治所，即今廣元城所在地。在其后的南北朝時期，興安縣發展迅速，南齊在此建置東晉壽郡，北魏改為西益州，梁改為黎州，西魏廢帝三年改為利州（利州名稱之始），北周沿襲不變，興安縣皆為其治所?！端鍟さ乩碇尽份d：“后魏立益州，世號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又改曰利州，置總管府。大業初府廢?！保?8］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東晉南北朝時期在嘉陵江沿岸興起了興安縣，這很可能會影響交通路線的選擇，但漢晉金牛道的關鍵節點——白水縣在此時不僅并未沒落，反而在劉宋時期被升為了白水郡?！遁浀貜V記·利州路》載：“白水鎮，故白水縣地，……宋曰平周，后又曰平興，置白水郡?！保?9］這再次印證了孫啟祥所言，取白龍江、嘉陵江河谷的兩條金牛道路線在南北朝時期應該是并行過的。只是金牛道北段自南北朝開始的逐步改道，使得早期金牛道路線走向這一重要史實，常因模糊了不同道路的使用時間界限而湮沒無聞。

（二）唐宋金牛道

到了唐宋時期，金牛道北段自今燕子砭鎮以南與漢晉金牛道分離，改走嘉陵江河谷，因此又被稱為“嘉陵道”。關于唐宋金牛道的路線與地望，可考文獻更多，如嘉陵江沿途的三泉、利州（綿谷）、益昌等行政據點以及大量驛站、山川河流等名稱頻繁出現在各種歷史記載中，相關的考證文章也層出不窮，以嚴耕望《金牛成都驛道》一文最為翔實完備。根據嚴先生的考證，北段的行經地由北向南大致是：自金?？h至三泉縣，然后沿嘉陵江東岸經老君祠、九井灘、五盤嶺、嘉川驛、籌筆驛、龍門閣、朝天嶺、望云嶺、小漫天嶺、深渡驛、大漫天嶺、石柜閣、佛龕、綿谷縣、桔柏渡至益昌縣［20］。唐宋時期關于戰爭行軍、文人商旅出游、官員赴職等取用金牛道的記載非常多，嘉陵道上有了空前繁忙的景象，最直接的體現便是蜀道詩歌的大量涌現，但地望考證和詩文研究都不是本文的重點，在此主要關注唐宋時期廣元城的興起與發展。

隋罷州置郡，改利州為義城郡，領縣七，將治所興安縣改為綿谷縣。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又改義城郡復為利州，二年置利州總管府，貞觀六年（632年）府罷。天寶元年（742年）改曰益昌郡，乾元元年（758年）復曰利州，屬山南西道，乾寧四年（897年）置利州昭武軍。唐代武士彟、顏真卿、崔寧、沈長源等多位名臣均曾任利州刺史，貞元年間歐陽詹行經利州時見其地物阜民豐，特作長詩《益昌行》贊美州牧沈長源的為政佳績。五代基本沿襲唐制，今廣元城同時為縣、州、軍治所。

北宋初年仍置利州昭武軍。開寶五年（972年），改所屬益昌縣為“昭化縣”，此為昭化名稱之始。咸平四年（1001年）置利州路，景祐四年（1037年）改昭武軍為寧武軍，仍屬利州路，治興元府（漢中），但是管理全路錢糧賦稅的轉運使署卻設在利州，說明當時廣元一帶經濟繁榮，是川北地區軍商物資的重要籌集和中轉地，如天圣年間司馬光之父司馬池曾至利州出任利州路轉運使［21］。

南宋置利州益川郡都督府，寧武軍節度仍置，分利州路為東、西兩路，后又屢分屢合。與北宋相比，南宋時期川北陜南地區的戰略地位有了較大變化，主要是因為“陜西路的多數州縣在南宋初期便已淪入金人之手，到紹興十四年（1144年），原陜西路中僅階、成、岷、鳳四州為南宋政權所有，故并四州入利州路。南宋實際能掌控的西部前沿戰區主要就是四川”［22］。川北陜南一帶由北宋的內陸地區，在南宋轉變為邊戰前線，利州在政治、軍事、交通等方面的重要性愈加突出，因此南宋朝廷曾將不少核心部門和常設機構設置于利州。例如南宋初期四川宣撫司治所本在綿、閬之間，胡世將將其移至鳳州河池縣，后經鄭剛中推薦，因利州戰略地位十分關鍵而移治利州?！端问贰む崉傊袀鳌份d：“鄭剛中……，為四川宣撫副使。剛中治蜀，頗有方略。宣撫司舊在綿、閬間，及胡世將代吳玠，就居河池，饋餉不繼。剛中奏：利州在潭毒關內，與興、洋諸關聲援相接，乞移司利州?！保?3］南宋全國四大總領所之四川總領所在設立之初就治于利州，四川轉運司、四川制置司等機構也都先后自成都移治利州［24］。另外，南宋還在利州設置鑄錢監以掌造錢幣［25］。

隋至宋，綿谷縣及其上級行政區劃的名稱雖歷經更改，但今廣元城所在地自隋代起便成為了整個金牛道北段行經地（甚至更大）范圍內的政治中心，這一點一直持續至明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廣元由州降縣以前，共維持了約800年。廣元城是唐宋時期的川北軍事重鎮，憑借其地理優勢，不僅代替白水縣成為了漢中平原與成都平原交通線上的新節點，更是發展為上連關中、西接隴南、南達成都、水接重慶乃至整個長江峽路的核心交通樞紐，如北宋宰相宋琪所言：“又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勢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桔柏江，去劍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余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于此破蜀，至今廟貌存焉。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州，并為要沖，請選有武略重臣鎮守之?！保?6］因利州之重要性，在宋代還被稱為“小益州”，《輿地紀勝》引《圖經》曰：“時人又呼為小益，對成都之為大益也?！保?7］

廣元城的興起也帶動了其南側同樣位于嘉陵江沿岸益昌縣（昭化古城）的發展。昭化憑借地處白龍、嘉陵兩江交匯處以及金牛道北段水路和南段陸路交接轉運點的特殊位置，也成為金牛道上的重要交通樞紐，古城東北角外跨嘉陵江的桔柏渡更是頻繁出現在許多重要的歷史事件之中?！顿Y治通鑒》載同光三年（925年）：“蜀主聞王宗勛等敗，自利州倍道西走，斷桔柏津浮梁；命中書令、判六軍諸衛事王宗弼將大軍守利州，且令斬王宗勛等三招討?！保?8］《舊五代史·康延孝傳》載同光四年：“繼岌至利州。是夜，守吉柏津使密告魏王曰：‘得紹琛文字，令斷吉柏浮梁?！^岌懼，乃令梁漢颙以兵控吉柏津?！保?9］

唐宋時期廣元城的發展與金牛道北段的路線選擇有非常密切的關系，白水、白水關開始逐漸從相關文獻中淡出。隋改白水縣為景谷縣，到了唐以后則直接降為白水鎮。至遲從隋代開始，金牛道北段正式從廣元城通過，白龍江河谷一線就基本廢棄了。不過這里說的“廢棄”并非指這條路徹底不通行，而是指其不再是金牛道北段的主干道，但仍然是甘肅文縣地區民間和軍事上入蜀的通道。如大歷十四年（779年），吐蕃與南詔分三路寇唐，“一出茂州，一出扶、文，一出黎、雅，……東川出兵，自江油趨白壩，與山南兵合擊吐蕃、南詔，破之”［30］。

（三）元明清金牛道

金牛道北段在元代發生了第二次大改道。也是從元代開始，金牛道的具體路線有了正式的文獻記錄。據元《析津志》記載，從褒城至成都需要依次經過沔陽、金牛、羅村、鎮寧、朝天、廣元、臨江、劍門、隆慶、垂泉、伯壩、綿州、羅江、漢州等地［31］?？梢姵煲阅系穆肪€延續了唐宋時期的走向，最大的變化在于朝天以北，行經地包括“羅村”和“鎮寧”二站。羅村站的位置，李之勤認為在“今寧強縣城東郊的羅村壩”［32］，德山認為在“烈金壩西南滴水鋪”［33］，嘉靖《陜西通志》載：“羅村驛舊基，在州北三里?！保?4］筆者認為取其中“州北三里”一說更為可信?！傲_村壩”是今天的村鎮名，與古地名之間雖可能有延續，但羅村壩在今寧強縣城以東約5千米，距離較遠，與縣城之間還隔著一條玉帶河。元明清金牛道北段的走向是自寧羌州北面而來，穿州城后轉向西南方向直接通往四川，應該并不會經過今天羅村壩的位置，因此羅村站位于縣城不遠處“州北三里”的可能性更大。而滴水鋪雖也在州北，但是與《析津志》記載的距離金牛站“50里”的里數不夠?！版倢帯闭镜牡赝膊幻?，不過肯定在寧強與朝天之間，除《析津志》外，僅在元李祖仁《廣元路復行古道記》［35］中還有提及，尚不見于其他明清時期的文獻中。

元代廣元城的重要性并未削減，反而在元朝廷對陜西和四川的版圖規劃中始終占著舉足輕重的地位，其軍事戰略功能也不斷被強化。早在元憲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就看中了廣元的戰略優勢，命汪德臣修筑利州城，長期在此屯兵屯田?！对贰椬诒炯o》載：“三年癸丑春正月，汪田哥修治利州，且屯田，蜀人莫敢侵軼?！保?6］《元史·李德輝傳》也載：“時汪世顯宿兵利州，扼四川衿喉，以規進取?！保?7］元初置都元帥府，至元年間還曾將整個陜西四川行中書省從西安移治利州十余年?！对贰ぐ俟僦尽份d：“陜西等處行中書省。中統元年（1260年），以商挺領秦蜀五路四川行省事。三年，改立陜西四川行中書省，治京兆。至元三年（1266年），移治利州。十七年（1280年），復還京兆?！保?8］就在此間的至元十四年（1277年），正式改利州路為“廣元路”，又繼置廣元府，廣元之名始于此，寓意“廣播元廷之德威”。更名的原因和過程在元章霔的《廣元府記碑》中有非常詳細的記載（圖一）。此碑原立于廣元縣城政府街舊縣衙門口，1974年遷入皇澤寺內作為文物保管，碑文則收錄于嘉慶《四川通志》、道光《保寧府志》、民國《廣元縣志稿》等眾多地方志中，概述了廣元城是蒙宋爭奪蜀地戰爭中的重要軍事據點：

今上皇帝龍飛之十八年，至元丁丑，升利州為廣元府?！瓪q在丙辰秋九月，闊端太子提兵下蜀，徑入成都，不四旬，而東西兩川從風而靡。丁酉以后，進討連年，自利以西，浸為榛莽。癸丑冬，先皇帝畀今上以平宋事，上以利為秦蜀咽喉，命鞏昌路便宜都總帥汪德臣移屯于此，為久駐計，寓兵于農，敵來則御，敵去則耕，南人不敢越足北向……。廣元之義，其在《易》則曰廣大配天地，其在《春秋》則謂一為元，今天下一統，其亦廣元二字有以開其先乎！昔雍君開中勝，以西益為西蜀要沖，升曰成都，皆取其據要會也?？っ浉?，在昔有之，矧今我國朝文軌一家，梯航萬國，亙古以來，未有盛也，利之為郡，內而朝庭，外而川蜀，近而關陜，遠而云南，諸郡將觀國光，貢方物，使轍交馳，軍帥行旅，何莫不頌圣天子明見萬里，以府加之，非侈也?！粢灾菝?，今遷曰府，廣配乾坤，元歸宗主，偉哉圣君，德輩（備）文武，對揚天休，播名砆碔。

特仕佐郎廣元路儒學教授章霔文

特仕佐郎廣元路總管府知事王世明立石

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六月記［39］

正是因為對于元代的陜南川北地區而言，廣元城如此重要，所以在金牛道北段的第二次改線過程中，廣元城附近的道路就不可能有改動，發生變化的應是朝天以北經寧羌通往烈金壩的路段。明清時期，這一范圍內的行政區劃也有較大改變，最重要的是寧羌衛、寧羌州的相繼設立。明以前，今寧強縣城附近并未設置行政據點。兩宋時屬三泉縣，元屬大安縣，洪武三年（1370年）撤銷大安縣，改屬沔州?！睹魇贰さ乩碇尽份d：“寧羌州（本寧羌衛）。洪武三十年（1397年）九月以沔縣之大安地置。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六月置州，屬府?！保?0］明《雍大記》所載更為詳細：“洪武三十年，于沔縣之羊鹿坪開設寧羌衛，隸陜西都司。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設州治于衛之南，隸漢中府，領縣二?！保?1］洪武三十年設立寧羌衛，自此寧強才正式有了政區設置。上述元代羅村站與明寧羌衛之間的關系目前雖然還不明確，但是根據道路的沿用規律而言，很有可能羅村站就在寧羌衛附近，也正是因為元代金牛道北段從這里經過，帶動了沿線社會經濟的發展，從而促成了明清寧羌衛的誕生。到了明中期成化二十二年，又升寧羌衛為寧羌州。清代廢衛存州，直到民國年間才廢州設寧羌縣。

明清時期各類史書、地方志、游記數量龐大，對金牛道的位置、路程、環境乃至風土人情都有很詳細的記載，可知金牛道北段的走向延續了元代。不過洪武以后廣元城的政區地位有所下降，主要原因是閬中（保寧府）的興起，一方面使得廣元被降為縣，隸屬于保寧府；另一方面也導致金牛道南段的路線發生了重大改變［42］，不過這并未影響到金牛道北段尤其是廣元城以北的道路規劃。

二 金牛道北段的地理背景

通過對漢晉至元明清時期金牛道北段政區設置和沿途城市發展演變情況的分析，已經基本明確了這兩次改道的政治背景。但在文獻記載的人文背景之外，研究歷史地理最不能忽略的就是地理環境本身的情況，因為從古至今，道路的選擇都與地形、水文等因素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擇利避害是首要原則，再加上金牛道北段改道歷史十分復雜，更加需要考慮其中的自然條件。

嘉陵江自寧強陽平關鎮流至今燕子砭鎮島灣村附近時突然向東南折，形成了一個近90°的轉角，漢晉時期的入川通道在此并沒有順嘉陵江直接南下，而是與嘉陵江分離后繼續向西南方向走陸路通往廣坪鎮，繼而到達青川縣沙州鎮（古白水關）附近。沙州鎮在白龍江沿岸，其下游約60千米處是白龍江與嘉陵江交匯處的昭化古城，沙州和昭化之間的道路直接取白龍江下游河谷是毋庸置疑的。漢晉金牛道北段為何會放棄嘉陵江河谷，選行燕子砭和沙州之間這大約60千米的陸路部分。在東起漢中盆地、西至涪江河谷這一范圍內，除南北向的嘉陵江河谷以及西北—東南走向的白龍江河谷外，還有一條東北—西南走向、總長約200千米的山間谷地貫穿東西，形成一條比較直的自然通道，谷地以南為龍門山脈，以北為摩天嶺，中間一部分屬喬莊（西谷水）河谷。這條谷地南側的山體還有一個著名的地質構造——龍門山斷裂帶（圖二），不過谷地本身在歷史文獻和現代地理學中都沒有正式名稱（圖二標志為“青川谷地”）。

圖二 金牛道北段沿線地形圖

人類最初開發交通，必定會首先考慮利用這種自然形成的通道，因此漢晉（包括更早）金牛道北段就取用了這條谷地的北側部分。時至今日，沙州鎮經青川新縣城至青溪古鎮（原青川縣城）的543國道和121縣道也是從這條谷地中通過的。然而這條谷地的重要性不限于此，其北端為漢中盆地，嘉陵江、白龍江、清江河（又名清水河、清竹河）均從谷地中穿過，谷地的南端又止于青溪，而青溪距離涪江河谷已經不遠，陰平道上極其重要的關口“江油關”就位于青溪南側的涪江邊上，自江油關順江南下就是綿陽。因此這條谷地雖從未被命名，但它在歷史上一定發揮過非常重要的作用。

白龍江是嘉陵江的支流，嘉陵江發源于陜西鳳縣秦嶺的代王山。黃盛璋早已提出嘉陵江對于川陜交通的重要性：“嘉陵江從陜甘兩省邊界地方奔騰而來，切穿了秦嶺，切穿了大巴山，到了昭化以后，又匯來一支來自西固、武都的白龍江，流勢就更加浩大，把盆地的北緣在廣元、昭化附近切開了一個缺口，除了這條大水以外，就沒有第二條河切穿巴山與岷山山地?！保?3］那么早期金牛道在昭化以北，又為何會選擇白龍江而不是嘉陵江河谷作為交通通道呢？雖然如今由于寶珠寺水電站的修建，白龍江下游的水文情況已經發生了重大改變。但是通過實地勘察仍然可以看出，沙州鎮以南的白龍江河谷明顯比陽平關至昭化之間的嘉陵江河谷更加寬闊，對早期金牛道而言這自然意味著更好的通行條件，尤其是三堆鎮以南的河谷兩岸地勢平緩，多數路段不僅不需要修建棧道，可從河流階地上直接通過，還能在河岸上形成一定規模的鄉鎮聚集點，例如石龍村老街。而昭化古城以上的嘉陵江上游河谷“深切于崇山峻嶺之中，……多數地段河谷狹窄、水流湍急，河床滿布卵石，……時常有崩塌、滑坡或泥石流發生。上游河道中多礁石與巖灘”［44］。同時，與嘉陵道、七盤關道上曾布設多處險要關口不同，白龍江道上著錄于世的重要關口實際上只有白水關一處。白水關雖為漢晉時期金牛道北段最核心的關隘，實際上其本身地勢卻并不險峻，它的重要性主要是基于所處地理位置的關鍵性，即位于青川谷地與白龍江的交叉點上，可同時把控四個方向的交通命脈。

在白龍江與嘉陵江交匯處之上僅幾千米處，又有一條名為清江河的河流匯入白龍江。清江河發源于青川縣西北與甘肅文縣交界的摩天嶺大草坪，向東南經青溪古鎮流至竹園壩，在竹園壩突然東北折，經上寺、下寺，最后在寶輪鎮附近匯入白龍江。清江河使龍門山脈和劍門山脈之間又形成了一條東起寶輪鎮、西至竹園壩的河谷，并且與上述穿過青川縣城的那條谷地基本是平行的。清江河谷的交通功能在于，自白龍江邊的寶輪鎮順此河谷而上，大約20千米就可直接到達下寺（今劍閣新縣城），不必經過昭化古城，而下寺的對面就是大、小劍溪與清江河的交匯處，也就是說自下寺轉而向南，溯劍溪而上便可到達大劍溪的發源地——劍門關。只不過相較于更為寬闊的清江下游河谷［45］，劍溪一線的道路肯定是十分艱難的。即使在現代化交通的選線和建設過程中，清江河谷仍然發揮著重要的通行功能，建國后修建的寶成鐵路以及2017年才通車的西成高速鐵路均取行清江河谷以繞開劍門之險。

綜上，龍門山脈以北、以南的這兩條谷地，加上自甘肅而來的白龍江下游河谷，為南北朝以前的人們開發蜀地交通提供了最關鍵的地理條件。

到了隋及唐宋時期，嘉陵道成為金牛道北段的正道，古道自陽平關直接順嘉陵江南下經廣元到達昭化，不必繞行白龍江，比漢晉金牛道便捷，但是谷深崖絕、道狹路險，道路的開發與建設工程也應該更為浩大。廣元城的選址位于嘉陵江東岸，是取嘉陵江道南下劍閣的必經之地，這里雖仍為山區，但是在嘉陵江和南河（古漢壽水）的交匯處形成了一個相對寬闊的沖積平原，這也是嘉陵江上游（昭化以上）沿岸最大的一處沖積平原，不僅有支撐城鎮發展的水文和地形條件，更重要的是能夠有效把控嘉陵江道這條新興的南北要途。自此廣元城便成為金牛道北段行經地的政治中心和最大聚落，嘉陵江也開始在川陜蜀道乃至溝通長江峽路的交通網絡中承擔著非常重要的水運任務。唐明皇回京后因思念入蜀途中所見嘉陵江水，命吳道子前去寫生，便有了古代繪畫史上“嘉陵江三百余里山水，一日而畢”［46］的傳奇，嘉陵山水也因此聞名于世。南宋李曾伯在《丁亥紀蜀百韻》中描述了“牙檣嘉陵來，舳艫尾聯屬”［47］的繁榮景象，陸游也在取嘉陵江水路入蜀途中寫下《自三泉泛嘉陵至利州》《赴成都泛舟自三泉至益昌謀以明年下三峽》［48］等詩。

自元代開始，金牛道北段的北側部分又再次放棄了嘉陵江，選擇從烈金壩轉向正南，經五丁峽至寧強縣城，翻七盤山入蜀，沿潛溪河（古潛水）經中子鋪、神宣驛在朝天與唐宋金牛道匯合，這條路線一直為明清及民國時期沿用，即川陜公路的路線。與唐宋嘉陵道相比，元代改道后，朝天以北的部分失去了嘉陵江水路的支持，似乎更加“坎坷”。關于元明清三代金牛道再次改道的原因，孫啟祥認為“緣于人們對交通便捷的要求和寧羌州的設置”［49］。也就是說到了封建社會晚期，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尤其是道路修筑技術的進步，使得影響交通路線選擇的各種因素的優先級可能產生了一些變化，自然環境的決定權重應該有所下降。在綜合了地形條件、修筑技術以及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狀況之后，元代金牛道便再次改道，選擇從寧羌州通過。

三 金牛道北段改道的考古學證據

不僅是金牛道北段，整個蜀道交通研究都始終以文獻資料為主，和考古材料之間相對割裂。蜀道不僅是歷史地理學的重要研究課題，也應該是交通考古需要重點關注的內容，如藍勇曾建議歷史交通地理的研究需要樹立“考古學情懷”［50］。道路遺存的年代判斷是目前最大的困難之一，而考古學有獨立于傳統史學研究的斷代方法，不僅能根據道路附近相關遺存判斷年代，也可以利用地層學和類型學對道路的形制進行排列分析［51］。

本文收集整理了金牛道北段沿線發掘的考古遺跡以及出土的部分可移動文物，并將其標志在地圖上，然后根據它們的分布情況與不同時期的交通路線，尤其是文獻記載不清楚的早期金牛道路線進行對照驗證。

（一）先秦時期

先秦時代是四川古代交通史的萌芽時期，在歷史文獻中可以找到一些關于蜀地與中原、云貴地區之間存在往來的記錄，例如“石牛糞金、五丁開道”的傳說以及“棧道千里，通于蜀漢”的秦國版圖等，但是僅根據文獻并不能證實其具體路線。對于先秦時期川陜蜀道交通的討論，考古材料的發現是極其重要的。

金牛道北段行經范圍內的戰國遺跡并不多（圖三），主要集中在青川縣境內和利州區南側，包括郝家坪戰國墓地［52］、都家壩戰國墓地［53］、南豐村戰國墓地［54］、寶輪鎮戰國船棺墓地［55］、寶輪轉運站遺址［56］以及沙州鎮征集的戰國呂不韋銅戈［57］、寶輪鎮征集到的多件戰國巴蜀式銅器［58］等。另外在北端的漢中平原也曾發現過3座戰國巴蜀式墓葬［59］，西南端平武縣響巖鎮清理過一個戰國土坑木槨墓群［60］。

圖三 金牛道北段先秦至漢代遺跡分布示意圖

在青川郝家坪墓地發掘了100余座戰國時期的墓葬，是四川戰國中晚期的第一大墓葬群，出土了包括秦武王二年木牘在內的500余件器物，而且木牘的內容多數都與道路的修治制度有關［61］，這為研究先秦移民入蜀，秦、楚、蜀之間的文化交流，蜀道的形成和使用，秦滅蜀的歷史進程等問題提供了珍貴史料。秦武王二年即周赧王六年（前309年），這一年秦國丞相甘茂伐蜀，秦《田律》便發布到了今喬莊鎮附近。而當時的喬莊應該沒有縣一級的行政設置，那么能解釋這里出現大量秦文化因素的器物，多半是由于此地處于彼時的交通要道上。都家壩、南豐村戰國土坑墓地分別位于沙州鎮白龍江的北、南兩岸，是1990年對寶珠寺水庫淹沒區進行文物考古調查時發現的。都家壩遺址靠山面水，坐北朝南，共暴露土坑墓和磚室墓50余座，以土坑墓為主，較大規模的墓葬長4.2、寬3.3米，稍小者長2.4、寬1.2米，出土了不少銅、玉器，其中銅兵器既有中原因素也有巴蜀風格，尤其是長達63厘米的四孔大理石玉刀（圖四），更是四川戰國墓中的首次發現。2021年4月我們在調查廣元市境內古道時，恰逢白龍湖水位下降，都家壩墓地部分暴露，在現場可以清楚看到大量當年發掘留下的墓壙。

圖四 都家壩戰國墓地出土四孔玉刀

寶輪鎮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寶輪戰國船棺墓地位于一處三級臺地上，南距清江河谷不足1千米，東距白龍江約5千米，1954—1955年共清理墓葬26座，其中20座為船棺葬，為戰國晚期巴人墓地。轉運站遺址位于寶輪船棺墓地西側，出土文物與之近似。根據《廣元文物志》記載，建國以來，廣元市文物管理所在寶輪鎮附近征集到了多件戰國時期的巴蜀式銅器［62］，例如1983年廣元縣文管所在寶輪土產門市部回收了2柄戰國巴式花斑紋柳葉形劍等，推測這些銅器原也是寶輪船棺葬的隨葬器物。1986年漢中市城北發現的3座戰國墓是在漢中地區首次發現保存完整的巴蜀式墓葬。2006年平武響巖鎮墓地清理戰國土坑木槨墓15座，出土了綿陽市境內年代最早的漆木器，經調查和勘探，此地是一處重要的戰國墓群，墓葬數量可達上百座。

觀察以上幾處遺址的位置，漢中發掘的巴蜀式戰國墓位于金牛道北側起點漢中平原內；都家壩、南豐村戰國墓地以及呂不韋銅戈的出土地點都在沙州鎮，也就是古白水關附近；寶輪船棺墓地位于清江河與白龍江交匯處，更偏向靠近清江河谷一側。而嘉陵道沿線卻從未發現過這一時期的考古遺存，包括昭化古城附近的遺址也基本沒有明確早于漢代的。這足夠證明先秦金牛道北段走向是自白水關南下至寶輪，然后轉向西南取清江河谷通往劍閣方向。

需要注意的是，青川郝家坪墓地雖然看似不在漢晉金牛道北段的路線上，但它正處于上文指出的“青川谷地”中央，這仍然可以證明先秦時期秦人入蜀就是走的這條谷地，并且有一部分秦人并未選擇在白水關附近順白龍江河谷南下，而是在跨越了白龍江后繼續沿著這條山間谷地向西南行，到達今喬莊鎮所在位置。平武響巖鎮墓地在江油關南側的涪江邊上，說明發源于岷山并穿越了龍門山的涪江河谷，在戰國時期也曾作為交通通道使用，并且很可能與郝家坪墓地所在的谷地之間發生過一定聯系。

（二）秦漢時期

漢代金牛道北段沿線的遺跡主要集中于四處：

第一處仍然是白水關附近，包括古白水縣城址［63］及其附近多處漢墓群，如五里埡漢墓群［64］、丁家碥漢墓群［65］、永紅村漢墓群［66］等。1957年修筑青（川）昭（化）公路時，在白水關以下黃毛峽中的魯班巖工地出土了漢代農業工具鐵鍤2件，其上鑄有“蜀郡”二字，當為漢代此路通行的實證（圖五）［67］。這種帶有“蜀郡”字樣的漢代鐵鍤在涼山州和云南省境內都有多次發現［68］，反映了蜀地手工業產品大規模向外輸出。白水縣是兩漢時期川北地區的重要行政據點，其城址附近存在較多漢墓群也是非常合理的。

圖五 魯班巖出土漢代鐵鍤

第二處是昭化古城附近。代表性遺跡有古城東門外嘉陵江邊的大坪子漢墓群，2013年共發現墓葬70余座，大部分屬于西漢中晚期的土坑木槨墓，少量墓葬年代或許能早至戰國晚期或西漢早期，且部分墓葬的隨葬品規格較高，這個墓地的發現對研究昭化古城的發展歷史有重要作用［69］。1985年，在昭化城關村地下1.5米處發現8件西漢時期的銅器和1件陶罐，銅器為鈁2、鍾2、蒜頭壺2、鍪2，這些器物可能出自1座土坑墓［70］。另外在昭化古城北側不遠處的鴨浮村［71］、土基壩［72］、跑馬梁［73］等地都曾過發現過許多漢代墓葬?！霸谡鸦囊恍┑貐^，漢墓漢磚隨處可見，如昭化曲回麻柳灣一帶，掘地一公尺，能見漢磚成行，似城基”［74］。昭化古城附近漢墓的大量發現，證明此地至少在西漢時期就已經興起，并且很快就成為了金牛道上一處重要的聚落。

第三處是寧強陽平關鎮附近。在寧強縣南部發現的漢代遺跡較少，僅以陽平關附近略多，包括小魚山墓群、陽平關墓群等，東漢朔寧王隗囂生母之印“朔寧王太后璽”也發現于陽平關鎮［75］，而寧強境內在陽平關以南唯一的漢墓群——廣坪漢墓［76］又正好位于青川谷地內。在1949—1995年間寧強縣征集的秦漢銅器中，也以陽平關附近出土最多［77］。證明漢代陽平關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為無論是漢晉還是唐宋時期，這里都是取金牛道南下入蜀的必經之地。

第四處是朝天區北側。根據《中國文物地圖集·四川分冊》的統計，在朝天區北部共發現8處漢墓［78］，全為東漢時期的磚室墓，其中6處都在朝天鎮以北的嘉陵江和潛溪河兩岸，但是規模都非常小，基本只有2～3座墓葬，而且比較分散，不像白水關和昭化古城附近的漢墓群那樣集中（圖三）。

廣元城附近迄今為止尚未發現過任何漢代遺址。

漢晉金牛道的白龍江下游河谷還有一個重要的名字——馬鳴閣道。就道路本體而言，在寶珠寺水庫修建以前，沿途許多地點都留存有棧道遺跡，著名者如飛鵝峽、小石關子、稅家沱、粗石棧、魯班巖、牛毛旋、干龍洞等等，白水關（今五里埡）附近營盤梁、養馬溝等地名也沿用至今。從清代縣志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們就已注意到這些棧道，并將其視為漢晉入蜀的要道。乾隆《昭化縣志·古跡》載：“馬鳴閣在治北五十里白水之岸，……即今白水岸粗石站之偏橋是也，古之閣道，三國時軍旅往來經此，蓋橋閣者驛道要區?！保?9］道光《重修昭化縣志·津梁》載：“棧橋在白水岸，有故跡十余所，皆石鑿圜孔，以立橫梁，其孔深二三尺，每孔相去不及一丈，粗石棧更鑿平穴，布受版木，蓋諸棧之中惟粗石棧最險，舊有碑刻棧道銘，今毀?！保?0］20世紀80年代編寫的《青川縣交通志》也稱：“今青川縣白河鄉稅家沱一代遺址尚存，與上述形狀相吻合?！保?1］1990年黃家祥曾考察過這段古道，他的描述與清代縣志基本相同：“這條古棧道至今保存較為完好，既能見到‘鑿山通道’的‘儋道’，又能見到‘山高谷深’‘鑿石架空’的棧道架設毀后遺留下來的棧道孔，斷斷續續，長達50公里?！@里的棧道孔多是圓形，很少方形?？讖竭_0.7米，深有1米左右。如其中廣元市境內牛毛旋處的棧道孔，孔與孔之間相距約2.5米，連綿不斷，長達50余米?！保?2］這些遺跡本應為漢晉時期金牛道北段的道路遺存，但是2021年我們考察白龍江河谷時，這些棧道已全部被淹沒在寶珠寺水庫下面，僅收集到三堆鎮文化站提供的一些老照片。

漢代遺址的分布情況說明：漢代金牛道北段主干道的路線應該與先秦時期是一致的；昭化古城代替寶輪成為了金牛道南、北段新的分界點；廣元城尚未興起；朝天區北部發現的幾處零散的磚室墓可能是東漢時期有少量人群順嘉陵江形成的自然通道南下的嘗試，并非正道所經，他們似乎也都沒有到達過廣元城附近。

（三）魏晉南北朝時期

六朝時期的遺址均發現于利州區境內，主要有崖墓和石窟造像兩類。

崖墓共5處，有廣元縣城對面、嘉陵江西岸的鞍子梁西晉崖墓［83］（1座）和王家灣崖墓［84］（10余座）2處，寶輪屋基坡南北朝崖墓群［85］（52座）和與寶輪隔白龍江相望的梁家坡南北朝崖墓群［86］（50余座）2處，最南邊的1處是赤化鎮石羊村秦嶺碥崖墓群（12座）。其中梁家坡崖墓群位于利州區石龍鄉肖家村，梁家坡為一地勢低緩的山坡，呈南北走向，東面為地勢平坦的農田，西邊為山坡，寶成鐵路從山腳穿過。整個山坡上崖墓多達50余座，多數墓口暴露在外，已被破壞。1999年在該處挖基建房時挖出墓葬8座，廣元市文管所隨即進行了搶救性清理，出土瓷器7件，有盤口壺、碗、碟、四系蓋罐等，釉色青黃，燒結較好；銅器1件，為四耳串鍋，已銹蝕殘破；余皆陶器，多為夾砂灰陶，有盤、缽、釜、甑、唾壺、四系罐等。根據瓷器特征初步判斷為南北朝時期的崖墓。屋基坡崖墓群是廣元地區發掘的規模最大的南北朝崖墓群，保存完好，出土器物數量和類型豐富，包括M23所出一方“陰平太守”銅印，為研究南北朝時期的郡縣僑置及交通路線等問題提供了重要資料。

依托于首次改道后的金牛道，自魏晉南北朝時期開始廣元城內及附近出現了許多石窟造像，包括始鑿于北魏晚期的千佛崖、皇澤寺遺址以及廣元城關豫劇團基建工地分別在1983、1986年先后出土的10余尊佛教石刻造像［87］。2001年廣元市北街棉紡廠基建工地又出土1尊佛頭像，與1983年豫劇團出土佛像的地方緊鄰，原應是一個寺廟的遺物［88］。這一批造像的年代從北魏延續至唐，包括北魏劉約造像碑、北魏鎏金石佛座像、北魏圓雕觀音身軀等重要文物，尤其是帶有“北魏延昌三年”的紀年造像是在四川首次發現的有明確紀年的北魏造像，不僅對于研究四川境內的佛教造像藝術及石窟分期有重要意義，也是廣元城市發展史上的關鍵證據。1958—1990年間，廣元市人民醫院先后多次興修、擴建，亦出土大批南北朝至宋代的文物，如南北朝蓮花紋青瓷盤、青釉劃花蓮瓣紋碗等，是一處重要的瓷器窖藏遺址［89］（圖六）。

圖六 金牛道北段魏晉南北朝至宋代遺跡分布示意圖

廣元城及其附近發現的這些六朝遺存，證明廣元城至遲在南北朝時期就已經興起，并成為金牛道北段上的重要節點；白龍江南、北兩岸分別發現的屋基坡、梁家坡崖墓是昭化古城以北規模最大的兩處南北朝崖墓群；秦嶺碥崖墓群的墓葬數量雖然不多，但正位于寶輪與下寺之間的清江河谷邊上。根據這三處崖墓群的分布情況推測，南北朝時期“白龍江—清江河谷”一線應該仍在使用，并與后世的唐宋嘉陵道同時通行。

（四）唐宋時期

到了唐宋時期，金牛道北段改走嘉陵江一線，發現的考古遺址也基本集中在廣元城附近，昭化古城附近目前只發現少量宋墓，如曲回村清理南宋石室墓1座［90］。

唐代遺址除豫劇團出土的唐代造像外，均為廣元城附近的摩崖造像，其中幾處大型的造像都分布在嘉陵江沿岸，從北至南依次為千佛崖、皇澤寺、五郎廟和觀音巖石窟，體現了唐代嘉陵江河谷作為交通通道的重要性。觀音巖位于今廣元市區以南9千米的嘉陵江東岸，順江而下便是昭化古城，留存至今的《釋迦牟尼佛像贊》等題記反映了此處石窟系唐天寶至元和年間京師弟子經此遠征南詔返回長安途中所開鑿［91］，是這一時期川北蜀道交通的主要證據之一。另外在城東雪峰村附近也有3處始鑿于唐代的摩崖造像（討口石、劍分石、白佛巖）［92］，相距僅幾十米，但是規模都非常小，只有2～3龕，并且多數只剩龕窟并無佛像了。

宋代遺存較多，包括城北約6千米的瓷窯鋪窯址［93］以及廣元縣城內發現的大量文物窖藏，如大西門宋代文物窖藏和井巷子宋代瓷器窖藏［94］，市人民醫院窖藏，南門搬運站窖藏和利州賓館工地出土宋代瓷器和銅器［95］等。1958年大西門窖藏出土了20余件宋代器物，包括2件國家一級文物：宋廣元窯醬釉玳瑁紋瓷碗和宋龍泉窯粉青斗笠碗。市人民醫院窖藏亦出了大批宋代文物，如宋直柄銅勺、鈞窯瓷瓶、廣元窯醬釉粉盒、龍泉窯青釉清河銘文高足杯等。廣元縣城附近及嘉陵江沿線還發掘了大量宋墓，如張家溝北宋磚室墓［96］、下西南宋杜光世墓［97］、水柜村南宋王光祖墓［98］、朝天周興禮家族墓［99］、八廟村宋代石室墓［100］等，以南宋墓葬為主。此外還有兩處南宋時期的小型摩崖石刻，雪峰寺［101］和神仙洞［102］（圖五）。

以上遺址證明南北朝以后，金牛道正式從廣元城通過，在廣元城附近發現大量唐宋時期的遺址，而漢晉金牛道以及寶輪鎮、清江河谷一帶也就徹底衰落了。

唐宋金牛道北段的古道本體受現代交通建設影響嚴重，保存狀況極差。朝天以南經廣元至昭化的路段早在民國時期修建川陜公路的過程中就已基本被完全摧毀，僅明月峽、千佛崖景區內有少量遺存。川陜公路和108國道在朝天以北雖走的是元明清金牛道路線，但1988年朝（天）陽（平關）公路的修建也對嘉陵江沿線古道造成了嚴重毀壞，我們僅調查到2處遺存：朝天鎮清風峽棧道和三灘溝碥道。清風峽棧道南側緊鄰朝天城區，位于嘉陵江東岸絕壁上、現代公路下方，總長度大約300米，目前可見?？?0余個，不同于馬鳴閣道的圓形?？?，清風峽的?？卓诰史叫?，約40厘米見方，深70～95厘米，外寬內窄，且?？撞辉谕桓叨?，大致可見上下兩層布局。峽谷南端原有南宋“淳熙丙午年（1186年）仲春橋閣官劉君用改修”題記一方［103］，是判斷唐宋金牛道路線走向的關鍵證據，但今已不知所在。三灘溝碥道位于清風峽棧道以北約5千米處，也在嘉陵江東岸現代公路的下方，系于石灰巖峭壁上開鑿而成的凹槽形碥道，距水面約5米。北端因公路修建泥土掩埋情況不明，南端比較明顯，保存較好，推測始鑿于唐?，F存碥道長度至少500米（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時登記為1600米），局部有垮塌，路面寬度約1、高約1.5～2米，不太平整。大灘鎮水觀音附近直至近代也有60余個?？?，孔眼規格與明月峽相同，近方形，但已在朝陽公路的修建過程中被破壞了。

（五）元明清時期

到了第二次改道后的元明清三代，不僅歷史文獻對金牛道的記載已經十分清楚，田野調查所獲這一時期的道路本體以及相關遺存也較多，不在此贅述。但是元以后，我們還可以看到另一個問題：雖然此時金牛道北段的官方驛路已經固定為寧強—七盤關一線，被放棄的白龍江河谷、朝天以北的嘉陵江河谷、清江河谷等自然地理通道已非正道，卻仍然在作為“間道”通行，尤其是在晚期的許多戰役中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

明崇禎十年（1637年）十月，李自成等攻破寧羌州、七盤關，分其黨為三路攻廣元入蜀：“一由黃壩攻七盤關，一由黎（梨）樹口、麥坪入廣元，一由陽平過青岡坪、土門塔向白水?！保?04］次年，李自成走白水還秦，并試圖再次從陽平關、白水入蜀，但并未成功?！督椏芗o略》載崇禎十一年（1638年）：“官兵破賊于梓潼，賊分隊還秦，自成走白水。六月，官兵至陽平關，自成由陽平、白水謀再入蜀，不果?！保?05］

清康熙年間，勇略將軍趙良棟奉命平定四川境內吳三桂余黨的叛亂，他“自秦州取道階文，大敗吳之茂，聞漢中下，議由陽平關直渡白水，由江油徑走成都”［106］，并于康熙十九年（1680年）正月一日過白龍江，陸續追賊于石峽溝、青川城、青箐山、舊州壩（今平武縣江油關鎮）等地，當時“保寧實不知有此一路官兵從白水壩過江前來”［107］，最終在正月十一日順利到達成都。清嘉慶五年（1800年），參贊大臣德楞泰入川平定白蓮教起義，到達武連驛時探得賊匪由劍州元山場等處向西跨過驛路，并“向彰明、江油一帶奔竄，系趨龍安赴白水街、略陽之路”，為了防止賊匪從江油繼續向北與甘肅接應，德楞泰立即從武連驛走小路繞出江油之“重華堰、箐林口”，直接控制了這條經白水街至略陽的“龍安要徑”［108］。清人王介在其《形勢險要圖說》一文中也指出，劍閣雖是秦蜀大道所經，但清水河谷上可通平武摩天嶺，白水河谷北可達甘肅文縣，這些“歧道小逕”仍然十分重要：“與甘涼諸部落息響應聞，有事之時，比族蠢動，晝夜可叩關矣。蓋攻者窺所不備，而守者勿謂有可憂有不必憂，……而歧道小逕尤為喫重，前事可鑒矣?！保?09］

到了民國時期也是如此。根據民國七年（1918年）廣元市境內一場戰役的軍事部署可以看出，當時廣元以南的寶輪院—清水河、桔柏渡—昭化城、梅嶺關—來蘇寨等路線都可以通往劍閣：“劉部范世杰屯翰林壩，扼清水河防□渡；賴心輝守筆架山，瞰桔柏高瞻紅崖，防水陸；鐘部吳震踞梅嶺關防中路；唐廷牧營羅川壩，臨深溪防側翼。超兵匯劍門，欲以奇兵攻筆架山，摧堅陷陣，正兵渡桔柏津，循大道趨廣元山路，兵連戰失利，敗射箭河，心輝時以鉅炮擊昭化城，超兵不能駐，復繞道寶輪院襲清水河，世杰擊碎渡船，更扎筏奮進，世杰力拒，又炸沉之，超氣稍奪，退劍閣復計。踰日，呂超計定，遣彭遠耀、王維綱出來蘇寨，越太公寺取梅嶺關?！保?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