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與“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理論的建構

【摘?要】在民族危亡之際的近代中國，“中國民族是否確為衰老，抑尚在少壯”堪稱是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受時代的影響，憂心民族前途的顧頡剛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建立了“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的民族理論。從學術淵源的角度來講，顧頡剛之所以能夠建立這一民族理論，受到了梁啟超、楊度、李大釗、孫伏園等相關論述的影響。但是，這一理論并非前人論述的簡單延續，不僅具有深厚的歷史根基，而且具有指導現實的品格?？梢哉f，顧頡剛“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理論的建立，不僅增進了中華民族的理論自信，還完善了關于中華民族現狀的民族理論。

【關鍵詞】顧頡剛；“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理論建構；民族自信

【作?者】湯瑩，山東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助理研究員。山東濟南，250100。

【中圖分類號】D63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4X（2023）05-0036-0008

近代，民族問題成為中國知識分子共同關注的話題。著名歷史學家顧頡剛先生參與其中，甚至可以說是引領了這一話題研究的進展。顧頡剛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率先提出“打破民族出于一元的觀念”，打破了根深蒂固的“民族一元論”，為并世學者建立民族多源論提供了前提性條件；^［1］抗日戰爭爆發之后，顧頡剛又于1939年建設性地提出“中華民族是一個”理論，捍衛了中華民族的統一性，為后世學者建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理論提供了基礎性條件。^［2］由此而言，顧頡剛不僅沖破了傳統民族理論，還初步建立了現代民族理論。

除此之外，顧頡剛還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初對“中國民族是否確為衰老，抑尚在少壯”這一關乎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現實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建立了“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的民族理論?？梢哉f，這一民族理論不僅增進了中華民族的理論自信，還完善了關于中華民族現狀的民族理論。然而，目前僅有個別研究對這一民族理論予以關注^［3］，且并不充分。因此，本文擬從學術史的角度對顧頡剛“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理論建構的來龍去脈進行一次較為系統的分析與考察，進而探討這一理論在現代中國民族理論史上的思想價值與學術意義。

一、“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理論建構緣由及歷程

我國著名民族史研究專家王鐘翰先生曾指出，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我國學壇上之所以能崛起一批后來難以逾越的大師、巨匠”，除了“他們在西方新思潮影響下摒棄傳統的信條”之外，還在于他們“身處社會劇烈動蕩之際”，在思想深處憂心民族的興亡與國家的前途，可以說，“他們在學術上的探索，構成了追求民族獨立、自由、平等、富強這一時代主旋律中獨特的樂章”。^［4］349顧頡剛即是這批大師中的一位。

對中華民族已經“衰老”論的批判，正是顧頡剛憂心民族興亡、關注國家前途的集中體現。近代以來，西方列強為了實現侵華的目的，廣泛散播中華民族已經“衰老”的輿論。正如顧頡剛總結的：“在清朝時，常聽人家稱中國為‘老大帝國，表示其奄奄待盡的衰態。辛亥革命后，帝國取消了，但老大還是老大?！?sub>［5］331但是，顧頡剛卻不同意這種論調，認為“如果中國真老大了，那么由衰病到死亡，為期已不遠，我們只有坐以待斃而已，還存什么希望，還能鼓起什么工作的勇氣”^［5］333？由此，顧頡剛開始深入研究這一問題。

1922年《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的編纂是顧頡剛對這一問題進行研究的開端。在這部歷史教科書中，顧頡剛特別關注民族問題，如其在第一編“總說”中表示“民族的方面”是“歷史演進的各方面”的主要方面，進而言之，“民族的方面，自有他們的來源和分合，影響于文化極大；凡異民族的接觸、沖突和融合的情形，我們都該注意”。^［6］7然后，顧頡剛專門對“構成中國歷史的諸民族”進行了簡要概述。^{［6］9～12}

尤為值得關注的是，顧頡剛接下來還對中國歷史進行了“史期的區分”，而民族情況則是重要標準。第一時期為秦以前，“雖時起紛擾，互爭雄長，而受到外族的影響極少，只是境內各部自由活動的自然現象”，故為“域內文明的成人時代”；第二時期從秦初到五代之末，北方許多新民族征服了中國北部，中原的文化南遷避亂，但“中國文明終究同化了那些新民族……造成隋、唐的統一帝國”，進而言之，到了漢、魏，中國民族的文化已有暮氣，但因“中間吸收了這許多民族上和精神上的新血……演成唐朝的燦爛時期”，故為“中國民族文化的蛻變時代”；第三時期從宋初到明末，“這時代最重大的事件是遼、金、元的侵入和中國近世文明的演進”，是為“中國民族的爭存時代”；第四時期為清朝，“因為它自己也是外來入主的異族，所以對于其他外族很采用懷柔的政策……后來西洋的勢力漸漸東逼，西洋的物質文明和學術思想也便一擁而入”，故為“東西文明的接近時代”；第五期為中華民國，為“中國文明的世界化時代”。^{［6］13～15}此后，顧頡剛還在正文中貫徹了上述“總說”。

總而言之，民族問題是這部《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的主要關注問題。而顧頡剛通過這部歷史教科書，向世人展現了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中華民族雖然已經有了幾千年的歷史，但經過民族間的交流和融合，直到當前仍然在不斷前進。誠如顧頡剛后來強調的，自己當時“不愿意隨便鈔書完事”，于是便“在這部書里給予中學生一些暗示，使他們增進對于自己民族前途的自信力”。^［5］109稍顯遺憾的是，“商務印書館急于出版，這部教科書竟不能稱心編好”^［6］111。因此，當沈尹默于1924年10月邀請顧頡剛為孔德學校編寫歷史講義之時，顧頡剛欣然接受了這一工作。不過，由于“事務太忙”，故未能編寫出一部完整的“國史”。^［7］54現存《國史講話》只是截取了從宋到元的這一段歷史。對此，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解釋說，如果“沒有五胡、契丹、女真、蒙古的侵入，使得漢族人得到一點新血液”，那么，漢族恐怕“不能茍延到今日”。^［8］78此外，顧頡剛在《我為什么要寫“中華民族是一個”》一文中則指出：“現在遼、夏、金、元、清的大量同化已歷千年，我們的民族必將又有一度光輝的創造?！?sup>［5］111簡而言之，顧頡剛是想通過講述這一段歷史，來證明“中華民族尚在少壯”。

不過顧頡剛在上述文本中的表述有些隱而不彰，且徘徊在歷史與現實的經驗層面。直到1926年，顧頡剛出版《古史辨》第一冊，其在《自序》中才自覺地將自己的研究上升到理論層面。顧頡剛首先強調說，自己的心中一向有一個歷史問題，即“中國民族是否確為衰老，抑尚在少壯”，一般認為，中國民族似乎早已“衰老”，從歷史的角度來講，“戰國時，我國的文化固然為了許多民族的新結合而非常壯健”，但漢代以后“便因君主的專制和儒教的壟斷已經死氣沉沉”，要不是“我們吸收了一些鄰族的新血液，恐怕也不能茍延到今了。更為嚴重的是，現在西方列強來侵略我們，他們的文化高于我們，不會被我們同化；他們的經濟侵略又逼得我們人民的生計困苦到了極端，誘起我們許多無謂的內爭”^{［8］77～78}。由此而言，“我們民族真是衰老已甚，滅亡之期迫在目前”^［8］78。但是，顧頡剛并沒有因此而悲觀。顧頡剛接著表示：“若換了一種樂觀的眼光看去，原還有許多生路可尋”，就少數民族而言，“滿、蒙、回、藏諸族現在還在度漁獵畜牧的生活，可以看作上古時代的人民……還不說到壯盛”，更不能說“衰老”；再就漢族而言，它的文化雖是“衰老”，但由于專制時代“禮不下庶人”，教育未能普及，故“這衰老的文化并沒有和民眾發生多大的關系……若單就漢族中的智識階級看，他們的思想與生活確免不了衰老的批評，但合了全中國的民族而觀，還只可說幼稚……現在國勢如此貧弱，實在僅是病的狀態，而不是老的狀態”。^［8］78最后，顧頡剛還針對這一“病的狀態”提出了解決方案：其一，“只要教育家的手腕高超，正可利用了病的狀態來喚起國民的健康的要求”；其二，生計固然困苦，但可以通過開發“未經開發的富源”，來增加生產；其三，“內爭固然繼續不已，但或反足以激動人民參預政治的自覺心，使得他們因切身的利害而起作內部的團結”；其四，“體質固然衰弱，但教育方法和生育觀念的改變也足以漸漸造成強壯的青年”，總之，“只要各民族能夠得到相當的教育，能夠發生自覺的努力，中國的前途終究是有望的”。^{［8］78～79}

由上而言，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不僅提出了“中國民族是否確為衰老，抑尚在少壯”這一重大的現實問題，還明確主張“中華民族尚在少壯”。因此，該書的出版，標志著顧頡剛初步建立了“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的民族理論。此后，顧頡剛還以這一民族理論為基礎，公開發表《中華民族的團結》《如何使中華民族團結起來》《中華民族是一個》《我為什么要寫“中華民族是一個”》等論文，從而進一步完善了“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的這一民族理論。

二、“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理論思想資源

一般來講，“治學的大道，是繼續前賢的未竟之業，聚沙積薪，繼長增高，所謂站在巨人的肩上，自然登高望遠”^［9］。顧頡剛正是承接了前賢的相關民族論述，進而建立了“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的民族理論。

近代以來，較早思考中華民族是否衰老問題的是梁啟超。戊戌變法之后，梁啟超被迫流亡日本。是時，“日本人之稱我中國也，曰老大帝國”^［10］221。梁啟超不同意此說，遂于1900年2月在《清議報》上發表《少年中國說》，對此說進行了回應。梁啟超指出，“我中國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問題也……立乎今日以指疇昔……而今頹然老矣”^［10］222。但以現代國家的標準來看，古昔之中國，未嘗有國家，只有朝廷。進而言之，“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于世界，而今乃萌芽云爾”，正所謂“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者乎”^［10］223。要而言之，梁啟超認為，中國并非“老大帝國”，而是“少年中國”。此后，梁啟超還深入中華民族的歷史，對這一問題進行了探討。尤其至1921年，梁啟超講學于南開大學，“裒理舊業，益以新知”^［11］256，撰寫了“中國通史”之第一部《中國歷史研究法》，以示一部通史如何作法。梁啟超在該書第一章《史之意義及其范圍》中表示，自己擬撰寫一部“現代中國人所需要之中國史”，而這部“中國史”的重要內容在于“說明中國民族成立發展之跡而推求其所以能保存盛大之故，且察其有無衰敗之征……說明中國民族在人類全體上之位置及其特征，與其將來對于人類所應負之責任”。^{［11］261～262}1922年，梁啟超在清華及北京高師演講《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并作為其撰寫“中國通史”之第二部《五千年史勢鳥瞰》的一部分。按照梁啟超的總結，此文的目的在于使學者認識到“中華民族為一極復雜而極鞏固之民族……此復雜、鞏固之民族，乃出極大之代價所構成……此民族在將來，絕不至衰落，而且有更擴大之可能性”^［11］398。由此可見，中華民族是否衰老正是這部“中國史”要回答的主要問題之一，而梁啟超已認定中華民族并未衰老，而且“有更擴大之可能性”，甚至肩負著“將來對于人類所應負之責任”。如前所述，顧頡剛的基本觀點是中華民族并未衰老，而尚在少壯。對照之下，二者的觀點基本一致。而早在1904年，年僅十二歲的顧頡剛便在私塾功課之外選讀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等文章。^［12］481至1921年10月，顧頡剛更是讀了梁啟超《中國歷史研究法》的稿本，并表示要參考該書第一章中的若干“意見”編纂歷史教科書。^［13］172而在其編纂《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的過程中，還閱讀了梁啟超的《五千年史勢鳥瞰》。^［13］235據此而言，顧頡剛之所以能夠建立“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的理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梁啟超“少年中國”及相關民族論述的啟發。

在晚清時期，對中華民族是否衰老問題進行回應的還有楊度。1902年11月，湖南留日學生為了“擴充本國見聞，增益國民智識”^［14］，在日本東京創辦了《游學譯編》。楊度在《〈游學譯編〉敘》的開篇即強調說：“今日外人之訶我中國也，不曰老大帝國，則曰幼稚時代。我國之人，聞而惡之……此無足怪也，過渡時代之現象則然也……雖然，其論中國則當矣……但天下萬事萬物之進化，何一非老大與幼稚兩現象后先相禪以成之者耶，又何一非老大與幼稚兩現象同時并立以成之者耶？推之歐洲各國而皆然，推之日本亦何莫不然?！?sup>［15］由此言之，“則我中國者，以東洋文明之固有，而得老大之名；以西洋文明之將來，而得幼稚之名。乘此迎新去舊之時，而善用其老大與幼稚，則一變而為地球上最少年之一國?！?sup>［15］可見，楊度認為，或可論中國為“老大帝國”與“幼稚時代”，但經過善用，可變為“最少年之一國”。對照之下，楊度的上述觀點與顧頡剛的“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的理論有一致之處。而顧頡剛于1945年曾表示，“近百年為中國蛻變之期，政治文化皆呈新舊交替之色彩……基于觀變之好奇心，一紙不肯輕棄……清末雜志，足以表見革新之精神者……雖未完整，亦皆備有”^［16］259。此外，清末“廣學會、作新社、廣智書局、江南制造局等處之新學書籍，亦皆搜羅”^［16］259。檢視清末雜志，《游學譯編》無疑“足以表見革新之精神”，且該雜志自第二期始，以上海廣智書局作為總代派處。由此推論，顧頡剛應該藏有《游學譯編》，并看過楊度的《〈游學譯編〉敘》。因此，顧頡剛之所以主張“中華民族尚在少壯”，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楊度相關論述的影響。

中華民國成立之后，對中華民族是否衰老問題的討論依然存在。這一時期率先正面回應這一問題的是李大釗。1913年底，李大釗東渡日本留學。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后，日本加緊侵華。袁世凱為了稱帝，尋求日本人的幫助，與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于是，“異族之覘吾國者，輒曰：支那者老大之邦也。支那之民族，瀕滅之民族也。支那之國家，待亡之國家也”^［17］312。李大釗完全不同意這一說法。1916年3月至4月間，時在日本參加反袁斗爭的李大釗撰寫了《青春》一文，對這一說法進行了回應。李大釗表示：“吾之國族，已閱長久之歷史，而此長久之歷史，積塵重壓，以桎梏其生命而臻于衰敝者，又寧容諱？然而吾族青年所當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齦齦辯證白首中國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國之再生。吾族今后之能否立足于世界，不在白首中國之茍延殘喘，而在青春中國之投胎復活?！?sup>［17］312～313此后，李大釗先后撰寫《〈晨鐘〉之使命》《新中華民族主義》，鄭重地重申了上述觀點。^{［17］328～329，477}要而言之，李大釗并不諱言“白首之中國”，但要創造“青春中國”。對照之下，顧頡剛的“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的理論與李大釗的“青春中國”說有共同的期待。再查李大釗三篇文章的出處，《青春》發表在《新青年》，《〈晨鐘〉之使命》發表在《晨報》的前身《晨鐘報》的創刊號，《新中華民族主義》發表在《甲寅》日刊。而當李大釗發表這三篇文章的時候，顧頡剛正在北京大學讀書，非常關注《新青年》《甲寅》等雜志。^{［18］233、247、256～260}此外，李大釗于1917年進入北京大學，任圖書館主任，而顧頡剛于1921年畢業于北京大學之后，任圖書館編目員，與李大釗有一段共事的經歷^［19］，其間還曾整理過《新青年》與《甲寅》^{［13］162～164}。由此而言，顧頡剛主張“中華民族尚在少壯”，應該還受到李大釗“青春中國”說的影響。

在“五四”時期，關心中華民族是否衰老問題的不乏其人，值得一提的是孫伏園。1920年12月，孫伏園的弟弟孫福熙赴法勤工儉學。途中，孫福熙寫下了十篇游記，記錄了途經各地的所見所聞，然后寄給孫伏園。1921年1月11日至3月21日，這些游記以《赴法途中漫畫》為題刊發在孫伏園主持的《晨報副刊》上。此后，郭紹虞又將此文轉錄到《新潮》雜志。孫伏園還為此專門寫了一個“按語”，認為孫福熙“這次赴歐，經過許多土地……這些土地上住著的，竟可說是沒有一個少壯的民族——不是衰老，便是幼稚”，自己和孫福熙也是“衰老民族中的幼稚者”，因此，孫伏園在文中對于他們所受的苦痛，猶如感同身受，而自己則希望經過這些地方的人，應該如孫福熙一樣，“響響的替他們也就是替自己叫幾聲”，這可能對于人類問題的大解決提供一點益處。^［20］由此可見，孫伏園認為，當時的中國已是“衰老民族”，但仍然有希望變為“少壯的民族”。如前所述，顧頡剛認為中華民族并未衰老，而尚在少壯。對照之下，顧頡剛與孫伏園的觀點略有不同，但所用的核心詞匯卻完全一致。尤為需要指出的是，1920年10月，新潮社改選第三屆職員，顧頡剛與孫伏園任編輯。^［21］此后，二人時有工作上的往來。此外，自1921年后，顧頡剛還專門訂閱《晨報》，且“按月裝訂保存”^［16］259。因此，顧頡剛當看過孫福熙的《赴法途中漫畫》與孫伏園的“按語”。由此而言，顧頡剛主張中華民族并未衰老，而尚在少壯，當是借鑒了孫伏園的用語。

由上可知，在顧頡剛之前，梁啟超、楊度、李大釗、孫伏園等人都非常關注中華民族是否衰老的問題，且在不同程度上對列強關于中國是“老大帝國”“幼稚時代”等說法進行了批駁。而顧頡剛對這些論述都有一定的了解。因此，這些學人的相關論述就為顧頡剛進一步提出“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的理論提供了較為充分的思想資源。

三、歷史依據與現實建言

當然，顧頡剛并沒有限于上述學人的相關論述，而是在這些論述的基礎上進一步建立了“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的理論。歸納起來，這一民族理論的特質有以下兩點：

其一，“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理論具有深厚的歷史根基。前已指出，顧頡剛在《現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與《國史講話》中即已暗示中華民族尚在少壯，并用歷史事實予以說明。但由于議題所限，相關闡述較為分散。直到1939年5月，顧頡剛在《益世報·邊疆周刊》發表《我為什么要寫“中華民族是一個”》，強調“中華民族尚在少壯”并不是“杜造事實”，而是有歷史證據的支持，然后對此進行了專門闡述。首先，顧頡剛提出，“中國民族的生存年齡太長久了”，但因時常吸收“淺化而強壯的異族血液”，從而由“衰老”回復到“少壯”，因此，“整部的中國歷史的主要問題就是內外各族的融合問題”。_［6］109至于內外各族之所以能夠融合，主要因為“中國人向來沒有很固執的種族觀念”，進言之，“明明是兩個不同的種族”，甚至“是很有仇恨歷史的兩個種族”，但只要能在一個政府之下一起生活，“大家可以通婚，大家可以采取了對方的長處而改變自己的生活型式……中國民族就永遠在同化過程之中，也永遠在擴大范圍之中，也就永遠在長生不老之中”。^{［6］109～110}然后，顧頡剛對歷史上“內外各族的融合”進行了回顧。具體而言，在先秦時期的“商和周，一個起于東方，一個起于西方，決不是一個種族……商人在中原生息了一千多年，文化高了，大家喜歡享樂，俾晝作夜地喝酒尋歡”，眼看著走向衰老，而“周人挾其新興的銳勢將商朝打滅，論理周人出于西羌”，完全有摧殘中原文化的可能，但實際上卻安然承受了商的文化，并將之發揚光大，“姬姜諸姓本非諸夏，但入據中原之后馬上成了諸夏，和向來住在中原的人民互通婚姻，于是這衰老的種族又得了新生命”。^［5］110周人封建諸侯于四方，初意僅是鎮壓反抗，擴張勢力，但因其“沒有固執的種族觀念，和當地人民日漸融洽，把諸夏的文化、語言和血統擴張到諸夏范圍之外的區域里去，七八百年之中把東夷、北戎、西戎、赤狄、白狄、群蠻、百濮等等族類融化得干干凈凈，到秦始皇手里就不費大力氣就把當時的‘天下統一了……秦漢之后，又有匈奴、鮮卑、氐、羌諸族的問題，似乎要把漢人壓倒，到了五胡亂華，中國土地失掉大半，用了偏狹的種族觀念來看，當然是中國的大不幸；但從大處著想，則漸漸衰老的中國民族又得了救星。因為，這班入據中原的雄主只是想搶地盤，并不是堅持了他們的種族觀念而想把漢人消滅或驅除”，況且這些民族“寄居內地已久，受中國文化的陶冶已深，所以和漢人雜居也不會發生什么種族問題”。^［5］110事實上，不但不會發生民族問題，而且還會消弭民族問題?！皾h人受了五胡的壓迫，許多有地位的人逃到南方，從長江以南直到南海就完全開發了，許多南方部族就并入漢人的隊伍里……有這樣的大混合，所以會有隋唐的統一，在種族上、文化上都大大地表現這返老還童的新氣象……唐代有突厥、回紇、吐谷渾、吐蕃諸族問題，宋代又有契丹、女真、西夏、蒙古諸族問題，但結果還是同以前一樣，有的全部并入漢人里去了，有的也讓一部分并入漢人里去了?！?sup>［5］110～111最后，顧頡剛總結說：“我們的民族所以能夠這樣的永存，就因為我們大度包容，我們肯吸收新的血液，我們不存什么狹隘的成見，所以有極強的向心力，進來一批就同化一批，質的方面愈雜糅，量的方面愈擴大；糾紛是一時的、表面的，而統一則是經常的、核心的……經兩周的大量同化而有秦漢的文藝和武功，經南北朝的大量同化而有隋唐的文藝和武功，都因所取者弘，所蓄者厚，而有高度的升華，現在遼、夏、金、元、清的大量同化已歷千年，我們的民族必將又有一度光輝的創造……我們民族正將日新又新，而何有于衰老？”^［5］111

其二，“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理論具備指導現實的品格。前已指出，顧頡剛明確認識到，正是過往中國各民族的不斷融合，才一再使衰老的民族回復到少壯。于是，顧頡剛在《我們應該歡迎蒙古人》和《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提出“鼓勵與異民族通婚”等現實建言，從而推進融合的進程。但此后的情況非常的復雜嚴峻?！熬乓话耸伦儭敝?，時局進一步惡化，偽滿洲國在“民族自決”的口號下成立。^［5］112“七七事變”爆發之后，顧頡剛被迫離開北平，前往西北進行教育考察。而經過一段時間的實地考察，顧頡剛又得知，“帝國主義者在我們同胞間專作離間破壞的工作”，尤其是日本和英國正在西北、西南諸省圖劃組織分裂中國的陰謀。^{［5］82～83}面對這一困難的時局，顧頡剛進一步以“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為理論前提，大力呼吁國內各民族團結起來。1937年1月，顧頡剛發表人生中的第一篇政論——《中華民族的團結》一文，旗幟鮮明地說道：“要使中國成為一個獨立自由的國家”，必須先“團結國內各種族”，那么，“怎樣可以團結起來呢？”顧頡剛接著開列了三方面的初步工作：一是經濟的建設，“應當鼓勵農業和工業的專家多到邊地去，指導當地人民增進出產技術，使得他們能用自力來開發”，從而擺脫邊疆人民的貧困，與此同時，“鐵道、公路、航路、飛行、郵電等交通網都應當次第設置，使全國各處的消息靈通，運輸便利，實收地域分工的厚利”；二是文化的建設，“不但要保存當地的語言文字，更要發展當地的文學和藝術，充實他們的智慧遺產”；三是行政方面的建設，應該拔擢邊地人才，掃除舊有漢人腐敗勢力。^{［5］49～51}最后，顧頡剛呼吁說，“中華民族的團結是一件大事情……希望大家心里常存著這個問題，共同討論，來對付當前這個迫切的局面”^［5］52。此后，顧頡剛繼續思考這一問題。1937年10月，正在西北實地考察的顧頡剛在蘭州演講《如何可使中華民族團結起來》，再次強調中國“已融化了許多種族結為一個民族，而且融化的工作至今不曾停止”，其時要做三方面工作：第一“應使各族的文化可以交流”；第二，“必須創作一部新式的中國通史……激發各族的同情心，使得民族情緒永遠保持”；第三，“應在邊地造成有力的輿論”。^{［5］59～63}此外，顧頡剛還提出，應“興辦學校及民眾教育，使邊民的智識增高；便利交通，提倡旅行，使邊民與內地人士的接觸加密”^［5］64。

近代以來，中華民族是否已經衰老，已經成為亟需解決的重大現實問題。面對這一問題，顧頡剛不僅用堅實的歷史事實建立了“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的理論，而且還以這一理論為基礎為現實建言?？梢?，“中華民族尚在少壯”是一個兼顧現實與歷史雙重品格的民族理論。

四、學術價值與研究啟示

“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的理論不僅是顧頡剛民族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還在中國近現代民族理論的建構上具有較為特殊的思想價值與學術意義。

第一，增進中華民族的理論自信，激發國內各民族團結起來的民族情緒。近代以來，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后，西力東漸，民族危機不斷加深。其間，西方列強為了摧毀中華民族的自信心，杜造出了中華民族已經衰老的輿論。隨著這些輿論的廣泛傳播，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備受打擊。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梁啟超、李大釗等有識之士起而予以回應，相繼提出“少年中國”“青春中華”的觀點，重建了中華民族的理論自信。然而，五四運動之后，民族危機并沒有解除，中華民族衰老的輿論依舊甚囂塵上。有鑒于此，憂心民族前途的顧頡剛于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回應了中華民族已經衰老的質疑，正式提出了“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的理論，并從歷史的角度進行了初步論證?！熬乓话耸伦儭北l之后，中國更是處于“有史以來最艱危的時代”^［5］116。因此，顧頡剛又在“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的理論信念下，提出了“使各族團結起來”的現實建策?？梢哉f，“中華民族是否確為衰老，抑尚在少壯”的提出，在當時“不啻是驚心動魄的一問，起死回生的一問”^［22］359。而其提供的答案——“中華民族尚在少壯”及其建策，猶如一針強心劑，激勵了國人的民族自信。

第二，完善關于中華民族現狀的民族理論，推動了近現代中國民族理論研究的發展。在近現代中國民族理論研究史上，梁啟超率先使用了“中華民族”的概念，并對中華民族的起源、中華民族的融合以及中華民族的現狀提出了一整套系統的看法。此后，一大批學者投入到中華民族的相關問題研究之中，但這些研究大多止步于事實的陳述，而未能進一步提升到理論建構層面。顧頡剛則是為數不多的例外，顧頡剛先是在中華民族的起源問題上提出了“古代民族不出于一元論”的民族理論，后又在中華民族的演進問題上提出了“中華民族是一個”的民族理論。而如本文所述，顧頡剛還在中華民族的現狀問題上建立了“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的民族理論?？梢哉f，這三個民族理論構成了“三位一體”的顧頡剛民族研究理論體系，從而推動甚至引領了近現代中國民族理論研究的發展。

除了上述思想價值與學術意義外，通過系統考察顧頡剛“中華民族尚在少壯”理論的建構，還可以為當前的顧頡剛研究乃至中國近現代學術史研究提供一些啟示。

其一，學術研究要“以民族前途為憂，生民休戚為念”。僅就本文而言，顧頡剛在《古史辨》第一冊《自序》中即強調說，中華民族是否衰老，“這真是關系我們的生死存亡的一個最重大的歷史問題……非費多年的功夫去研究決不能清楚知道”，自己“生丁離亂之際，感觸所及，自然和他人一樣地有志救國”，但自己“既沒有政治的興趣，又沒有社會活動的才能……不能和他人合作”，于是就想用這個問題的研究做自己的救國事業，以盡國民一分子的責任。^［8］79而且，顧頡剛還表示，自己“在研究別種問題時，都不愿與實用發生關系；惟有這一個問題，卻希望供給政治家、教育家、社會改造家的參考，而獲得一點效果”^［8］79。顧頡剛的這一學術報國的情懷，贏得了時人的贊許。周予同即表示，只有像顧頡剛這樣“沉醉于學術”“超功利的”“無所為而為”，才能“學術救國”。^［23］當代學者則進一步指出，顧頡剛的這一學術報國的路徑顯然“與王國維的私忠舊主相反”，也與梁啟超、胡適在“學術與政治之間”奔走不同，可以說，顧頡剛是一位純學人，但有著政治關懷與牽引，即“只以民族前途為憂，生民休戚為念”。^［24］190時過境遷，中華民族是否衰老早已不是一個問題，但顧頡剛這一學術報國的情懷與路徑，則應該引起學界高度重視。^［25］

其二，學術研究雖然要關注現實，但同時要保持學術客觀性。從理論上來講，學術的求真與致用并不矛盾，即歷史學的本質在于求真，致用則應該建立在求真的基礎之上。但是，如在抗日戰爭的特殊時期，學者們為了維護民族、國家大業，有時則會遭遇求真與致用的兩難，甚至不得不被迫暫時舍棄了求真。^［26］然而，仍有部分學者在這種特殊時期實現求真與致用的兩全，顧頡剛即是其中一位。僅就顧頡剛的民族研究而言，部分學者認為，受民族危機的影響，顧頡剛放棄了“古代民族不出于一元”的“疑古”立場，而轉向論證“中華民族是一個”，進而對顧頡剛民族研究的學術客觀性提出了質疑。^［27］但其實，仔細研讀相關文獻^{［5］109～110}，顧頡剛從未放棄“古代民族不出于一元”的“疑古”立場，而是以此為前提建立了“中華民族是一個”的理論。而且顧頡剛還強調“中華民族是一個……這話固然到了現在才說出口來，但默默地實行卻有了二千數百年的歷史了”^［5］96。再就本文而言，顧頡剛在抗戰爆發后的1939年發表《我為什么要寫“中華民族是一個”》曾強調“中華民族尚在少壯”并不是其“杜造事實”，實在有著“歷史的證據”的支撐。由此可見，在“中國有史以來最危險的時代”，顧頡剛都沒有放棄求真，而是在求真的基礎上，實現了學以致用。這份珍貴的學術品質，尤值得我們傳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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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 JIEGA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Y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IS STILL YOUNG AND VIGOROUS”

Tang Ying

Abstract：In modern China when facing substantial national crisis，“Whether the Chinese Nation is Aging or still Young and Vigorous” is quite a vital realistic question that concerns the survival of the Chinese nation. Influenced by the times，Gu Jiegang，who worried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thought deeply about this question and established the national theory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is still Young and Vigoro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origin，the reason that Gu Jiegang was able to establish this national theory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related arguments by Liang Qichao，Yang Du，Li Dazhao and Sun Fuyuan. However，this theory is not just a simple continuation of previous people's arguments，but has deep historical roots as well as the character to guide reality.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Gu Jiegang's theory that “The Chinese Nation is still Young and Strong” has not only enhanced the China's theoretical confidence，but also improve the national theories about the status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Gu Jiegang；“The Chinese Nation is still Young and Vigorous”；theory construction；national confidence

〔責任編輯：農世杰〕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多卷本《20世紀中國史學通史》”（17ZDA1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