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結構變動對中國邊疆安全的影響與治理路徑

【摘?要】人是守邊固疆、興邊強邊的根本，人口結構變化關乎邊疆地區發展格局。以人為核心的邊疆治理是維護邊疆安全的關鍵。改革開放以來，邊疆地區人口結構呈現人口增長率下降、人口老齡化加重、流動人口比重增加、民族結構固化、人口城鎮化率提升但分布不均、人口素質提高但仍然較低的變化特點，對邊疆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文化安全和生態安全等產生一定影響。因此，要從聚民實邊、富民興邊、惠民穩邊、文化潤邊、生態固邊等五個方面著手，積極應對人口結構變化對邊疆安全的挑戰，促進邊疆地區持續穩定與繁榮發展。

【關鍵詞】人口結構變動；邊疆地區；邊疆安全；邊疆治理

【作?者】李海鵬，中南民族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湖北武漢，430000。

【中圖分類號】D633，C9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454X（2023）05-0009-0009

習近平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上明確指出：“國家安全是民族復興的根基，社會穩定是國家強盛的前提?！辈娬{：“必須堅定不移貫徹總體國家安全觀，把維護國家安全貫穿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程，確保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sup>［1］邊疆地區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的核心區域，邊疆安全治理是國家安全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口作為區域發展的基本要素，其結構變化決定著邊疆地區發展格局和安全格局。因此，深入研究中國邊疆地區^①人口結構變化對邊疆安全的影響及治理路徑，對制定邊疆地區差別化區域支持政策、推動邊疆安全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

當前，邊疆安全研究備受關注，李俊清和聶玉霞^［2］利用CiteSpace軟件對中國知網2001～2021年2242篇邊疆安全研究的核心期刊和CSSCI文獻進行計量分析，發現邊疆治理、生態安全、社會穩定、邊疆民族地區、國家安全等是當前邊疆安全研究的熱點。從學科維度看，現有邊疆安全研究主要包括五類：第一，從政治學角度分析邊疆政治安全，如史云貴^［3］發現傳統與非傳統交織的政治安全挑戰正在席卷著我國邊疆地區，李庚倫^［4］則提出應從邊疆政治架構的建設與鞏固、國內政治生態環境的治理與完善以及國際政治生態環境的應對與合作等三個方面來完善邊疆政治安全治理。第二，從管理學角度分析邊疆安全政策，如周建新^［5］主張由國家整體規劃“邊疆經濟帶”，夏文貴和霍文玲^［6］主張設計體系化的邊民政策，張高原^［7］提出推動邊疆生態安全屏障建設，黃新華^［8］主張邊疆地區應大力發展生態工業等循環經濟以改善經濟發展模式，支持物流、文化旅游等第三產業發展以優化產業結構，構建創新型產業集群以提升市場主體創新能力。第三，從歷史學角度分析邊疆治理的歷史經驗，如徐兆壽^［9］從五涼時期河西走廊的邊疆治理經驗中總結出初級治理、中級治理和高級治理的治理之道，楊明洪^［10］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西藏治理經驗中總結出維護“人民”治理這個“底色”是邊疆治理走向長治久安的根本方向，郭紋廷^［11］認為應以中華文化為核心增進文化認同，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第四，從民族學角度分析邊疆民族地區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路徑，如蒲麗霞和賈友軍^［12］發現邊疆地區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受到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西方政治思潮、狹隘民族意識等現實挑戰，并提出加強共同歷史宣傳教育、加快經濟發展、強化政治認同、推動中華文化引領等四條實踐路徑；李冬青^［13］發現以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為基礎、以現代化為引領進行新時代文化建設，是總體國家安全觀背景下邊疆民族地區文化建設的基本路徑。第五，從人口學角度分析邊疆地區人口安全問題，如羅可越^［14］以云南和廣西邊境地帶為研究對象，利用“六普”、2011年云南和廣西統計年鑒、2017年中國流動人口動態監測調查數據等對西南邊境流入人口進行分析，發現西南邊境地區流入人口多為青壯年男性且跨省流入人口占比達45.31%，生活狀況較差；賈玉梅^［15］利用2005～2009年人口相關數據進行研究，發現黑龍江省邊境18個縣（市、區）人口總量減少、城市化進程緩慢、人口安全問題嚴重；段成榮等^［16］發現2000年以來，中國邊境地區人口凈流出日益嚴重，邊疆地區人口安全缺乏數量、質量保障。

總的來說，現有研究較集中于從政治學、管理學、歷史學和民族學等學科視角出發對邊疆安全問題進行分析，而以人口學為切入點分析人口結構變化與邊疆安全的研究較少，且有可進一步突破的空間：第一，從研究內容來看，現有研究大都從部分地區或某個方面入手分析邊疆地區人口結構變動，系統研究邊疆地區整體人口結構變化的較少。第二，從數據運用來看，當前邊疆地區人口研究尚未將“七普”數據納入，研究時效性有所不足。第三，從研究視角來看，探究人口結構變化對邊疆安全影響的研究較少，尤其是對“人口結構變化”與“邊疆安全”內在關聯性研究不足?；诖?，本文嘗試利用1982～2020年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從人口數量、人口質量、人口城鎮化、流動人口、族別結構五個維度切入，深入剖析人口結構變化與邊疆安全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五個方面的內在邏輯關聯，并試圖摸索出治理路徑，進一步為人口結構變化背景下中國邊疆安全治理提供方向指引。

一、改革開放以來邊疆地區人口結構變化

人口結構變化是決定區域發展的基礎要素。^［17］改革開放以來，邊疆地區人口結構發生了較為顯著的變化，突出體現在人口數量、質量、城鎮化率、流動、族別結構等諸多方面，對邊疆地區發展格局和安全格局產生重要影響。

（一）人口數量變化：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部分地區出現人口負增長現象

人口數量變化主要是由于生育、死亡、遷移流動等人口現象引起的。區域發展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口數量，在邊疆地區維持一定人口規模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基礎。改革開放以來邊疆地區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2010～2020年僅為-0.58%，部分地區總人口負增長現象開始顯現。分區域看，邊疆地區人口數量變化可以分為三個類別：1.人口收縮型，主要為東北邊疆地區。1982年以來，該區域人口增長率持續降低，“人口退縮型”縣域從1982～1990年的2個增至2010～2020年的31個，2010～2020年僅有黑河市愛輝區和丹東市振安區人口處于增長狀態，區域人口負增長問題較為嚴重。2.人口緩慢增長型，主要為北部、新疆和西南邊疆地區。1982～1990年北部、新疆和西南邊疆地區人口年均增長率分別為1.39%、1.81%和1.96%，2010～2020年新疆和西南邊疆地區人口年均增長率僅有0.15%和0.23%，北部邊疆地區則下降至-1.81%，尤其是新疆北部、西南地區南部邊疆各縣人口數量減少較多。3.人口快速增長型，主要為西藏邊疆地區。1982～2020年該區域人口從21.03萬人增至37.65萬人，人口年均增長率為2.08%，其中2010～2020年人口年均增長率為1.29%，是同期其他邊疆地區的4倍以上。

（二）人口質量變化：人口受教育水平較低，人口老齡化持續加重

人口質量即人口素質，一般用人口受教育程度和年齡結構等指標表示。如表2所示：一方面，邊疆地區人口素質顯著提升。邊疆地區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從2000年的6.61年提升至2020年的8.57年，按照中國當前教育學制，已經基本達到9年義務教育水平。其中，東北、北部、新疆邊疆地區2000～2020年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高于邊疆地區平均水平，與全國平均水平基本一致，但西藏和西南邊疆地區處于邊疆地區平均水平以下，與全國平均水平相差較大。另一方面，邊疆地區人口年齡結構趨于老化。2000～2020年邊疆地區0～14歲人口比重下降，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人口“金字塔”形狀與全國基本一致，呈現出頂部稍寬的“紡錘型”結構模式。具體來看，2000～2020年邊疆地區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從5.79%增至11.66%，總體進入了老齡化社會，2020年甚至接近14%的“深度老齡化紅線”，尤其是東北邊疆地區已經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而同期邊疆地區0～14歲人口比重從23.83%降至18.54%，少子化趨勢明顯，其中東北、北部邊疆地區已經跌破了15%的“超少子化紅線”。但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邊疆地區少子化程度較低，尚處于少子化前期階段。由此可見，隨著邊疆地區人口自然增長率的持續降低，“一老一小”問題日益凸出，邊疆地區人口紅利將逐漸消失。

（三）人口城鎮化率變化：人口城鎮化率持續提升，“北高南低”差異明顯

人口城鎮化是指一個國家或地區由于經濟發展和科技進步，農村人口轉變為城鎮人口、農業人口轉變為非農業人口的過程。一個國家或地區的人口城鎮化水平，是其現代化程度的主要衡量指標。對于邊疆地區而言，城鎮扮演著整合邊疆社會、鞏固國家認同、集合戍邊力量、連接國際國內、感知抵御外部風險的重要角色，是維護邊疆安全和國家安全的重要空間。^［18］如表3所示，1990～2020年邊疆地區城鎮人口數量增長較快，人口城鎮化率快速提升，但區域差異十分顯著，呈現“北高南低”的態勢。具體來看，1990～2020年東北、北部邊疆地區城鎮化率遠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尤其是東北邊疆地區人口城鎮化率2020年達70.57%，已經進入城鎮化發展后期階段，而新疆、西藏和西南邊疆地區人口城鎮化率低于邊疆地區平均水平，其中西藏邊疆地區人口城鎮化率僅為23.68%，仍處于城鎮化初級發展階段。

（四）流動人口變化：人口流出與流入雙向增加，流動人口比重迅速提升

人口流動與遷入、遷出地經濟和社會文化發展狀況密切相關，一定程度的人口流動有利于增進邊疆地區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促進邊疆地區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如表4所示，2000～2020年邊疆地區從人口凈流入變為人口凈流出，2020年時人口凈流出達190.19萬人，但是人口流動狀況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可以分為三種類型：1.東北、北部邊疆地區為“人口外流風險型”區域。2000～2010年該區域人口流動狀況從人口凈流入變為人口凈流出，同期該區域人口出生率持續降低，面臨著人口低出生率與高流出率并存的發展困境。2.西藏邊疆地區為“人口相對封閉增長型”區域。該區域人口流入與流出基本保持平衡，同期人口出生率較高，因此人口凈增長率較高。3.新疆、西南邊疆地區為“人口相對穩定型”區域。盡管該區域出現人口凈流出現象，但是區域人口出生率較高，人口增速基本穩定。

（五）人口族別變化：少數民族人口數量增加，人口民族結構變化較小

推動邊疆地區形成各族嵌入式社會格局，創造各族群眾共居、共學、共事、共樂的社會條件，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維護邊疆安全的社會基礎。我國邊疆地區主要是少數民族人口聚居區，全國140個邊境縣（旗、市、市轄區）中，民族自治地方有107個。如表5所示，2000～2020年邊疆地區少數民族人口從1015.51萬人增至1063.47萬人，占總人口比重從46.11%增至48.62%。邊疆地區族別結構區域差異明顯，主要表現為四種情況：1.東北邊疆地區少數民族人口減少，且比重下降。2000～2020年該區域少數民族人口年均增速為-1.45%，占總人口比重從16.24%降至13.94%。2.北部邊疆地區少數民族人口減少，但比重上升。2000～2020年該區域少數民族人口與總人口增長率均持續下降，但總人口下降率高于少數民族人口下降率，因而產生少數民族比重不降反升的態勢。3.西藏和西南邊疆地區少數民族人口增加，但比重下降。這些地區少數民族人口比重均超過60%，尤其是西藏邊疆地區少數民族人口比重一直保持在90%以上。近年來，由于外來流入人口中漢族居多，加上部分少數民族群眾向外遷移，使得少數民族人口比重處于下降狀態。4.新疆邊疆地區少數民族人口增加，且比重上升。該地區人口生育率較高，且外來人口較少，使得少數民族人口及其占比均增加。

二、人口結構變化對中國邊疆安全的影響

當前，中國正處于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開局起步的關鍵時期，面對波詭云譎的國際環境和機遇與挑戰并存的國內形勢，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明確強調要樹立總體國家安全觀，把國家安全貫穿到黨和國家工作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類風險挑戰，筑牢國家安全屏障。人口結構變化關乎邊疆地區發展格局，進而對邊疆政治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文化安全、生態安全等產生了全方位的影響。

（一）人口結構變化對邊疆政治安全影響

邊疆地區面臨的政治安全問題包括外部政治安全問題和內部政治安全問題兩個方面，其中前者指外部勢力因領土爭端與軍事活動對我國領土主權的威脅、軍事侵略以及政治控制等問題，^［3］后者指邊疆地區基層政權不穩而造成的領土主權安全問題。^［19］從外部政治安全來看，邊疆地區人民在護邊養邊、巡邊衛邊、興邊睦鄰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當前由于邊疆地區人口增長率持續下降，尤其是我國北部、東北和西南部分邊疆地區人口老齡化和人口負增長現象較為嚴重，使得守邊固疆人口減少，一定程度上可能會導致外部勢力非法侵略、搶占土地等嚴重危及我國主權與安全的行為發生，加大邊防和公安部門的應對難度，給國家安全增添諸多隱患。^［20］從內部政治安全來看，伴隨人口老齡化、人口流失日益加劇，鄉村基層精英流失問題呈持續嚴峻之勢，對內部安全造成巨大沖擊。以西南邊疆地區為例，1990～2020年33個邊境縣鄉村人口減少了145.35萬人^①，尤其是部分抵邊村勞務大量輸出、人口生育率下降導致村莊內缺乏青壯年社會治理人才，加劇了邊疆地區基層治理壓力，危及邊疆地區基層政權的穩固。

（二）人口結構變化對邊疆經濟安全影響

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基礎。人口是區域經濟發展的首要因素，邊疆地區與內地在經濟總量、基礎設施建設、對外開放程度、市場體系建設等方面差距較大，當前人口結構變化可能會造成邊疆與內地經濟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對邊疆地區經濟安全造成重大影響。一是邊疆地區人口數量不足以支撐經濟快速發展。如2010～2020年西藏邊疆地區人口年均增速為1.29%，人均GDP增長295.74%，GDP增長率高達375.97%，而東北邊疆地區人口年均增速為-1.82%，人均GDP僅增長40.09%，GDP增長率僅17.65%^①，可見人口增長對于區域經濟發展貢獻較大，而人口減少勢必會造成經濟發展受阻。二是邊疆地區人口質量不足以支撐新型城鎮化建設。新型城鎮化發展需要素質較高的人才支撐，而邊疆地區人口受教育水平仍然較低，2020年邊疆地區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僅8.57年，尤其是西藏和西南邊疆地區分別僅有6.34年和7.82年，整體人才優勢不明顯，高新技術產業、高端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等新型產業實現持續發展的動力不足，難以支撐起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建設。三是邊疆地區人口流失嚴重阻礙鄉村振興。由于鄉村人口年齡結構逐漸老化導致邊疆地區鄉村振興建設主體缺失，產業發展缺乏相應人力資源保障，進而形成“青壯年勞動力流失—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惡性循環，進一步加深了鄉村振興所需人才資源的不足。

（三）人口結構變化對邊疆社會安全影響

社會安全是國家安全的保障，是夯實國家安全體系的社會基礎。邊疆地區正處于改革發展與社會轉型時期，區情、社情、民情與輿情異常復雜，極易引發各種社會問題與社會矛盾。^［21］當前，人口結構變動對邊疆社會安全主要造成以下四方面影響：第一，加劇發展不平衡。邊疆地區大量鄉村人口進城或向東部沿海等發達地區遷移，使得鄉村產業發展滯后，導致邊疆地區內部發展差距擴大，如西南邊疆地區2010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9579元，2020年增至19715元^②。第二，制約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格局形成。目前邊疆地區民族結構仍然單一，各族群眾嵌入式社會格局未能形成，民族空間分布和民族交往相對疏離，不利于進一步推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工作。^［22］第三，“未富先老”問題凸顯。邊疆地區人口年齡結構逐漸老化，但經濟發展速度仍然滯后，尤其是養老、醫療等基礎性社會問題凸出，造成邊疆社會“結構性緊張”^［23］，可能會影響邊疆社會穩定。第四，社會治理難度加大。邊疆地區流動人口迅速增多，尤其是境外流入人口增長較快，伴生的吸毒販毒、走私等問題急劇增加，^［24］加大邊疆地區社會治理難度。

（四）人口結構變化對邊疆文化安全影響

文化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靈魂。^［25］210人是文化承載的主體，邊疆地區人口結構變動對邊疆文化安全必然產生較大的影響。第一，人口受教育程度較低阻礙各民族間文化交流。當前邊疆地區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仍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尤其是西藏和西南邊疆地區尚處于小學畢業水平，嚴重制約邊疆地區人民群眾與內地的文化交流。第二，民族結構固化阻礙中華文化認同提升。由于民族結構固化，邊疆地區各族互嵌式社會結構尚未完全形成，部分群眾對中華文化的認同度還有待提升。第三，青壯年人口流失阻礙民族優秀文化傳承。邊疆地區是中華文化與其他文化的交匯地，擁有豐富的文化寶藏，是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場域。隨著青年人口流失、人口老齡化加劇，各族優秀傳統文化傳承后繼無人，許多寶貴的文化資源尤其是反映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資源流失，不利于邊疆地區各族人民國家認同的提升。

（五）人口結構變化對邊疆生態安全影響

我國邊疆地區具有豐富的生態資源，是全國重要生態源頭區域，也是全球生物多樣性熱點地區和脆弱地區。隨著經濟社會加速發展，邊疆地區人口分布出現“城鎮人口集聚”和“鄉村人口減少”的趨勢，人地關系在短時期內發生重構，對邊疆生態安全產生重大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鄉村人口密度減少導致有害生物入侵防范不力。邊疆地區人口數量減少和人口遷移導致部分區域人口密度下降，雖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生態恢復，但由于生態系統本身是越過行政界線的分隔而緊密聯系在一起的，這就造成鄰國有害生物入侵難以防范，增加邊疆生態風險。另一方面，城鎮人口增多導致部分區域生態壓力激增。隨著邊疆地區城鎮快速發展，城鎮化熱點地區水、土地和能源等資源需求增多，生活污水、COD、氨氮排放量、生活垃圾量、生活CO2排放量迅速增加，超過生態系統承載能力，威脅區域生態安全。

三、人口結構變化背景下中國邊疆安全的治理路徑

人是守邊固疆、興邊強邊的根本，維護邊疆安全乃至國家安全必須加強以人為核心的邊疆安全治理。在邊疆地區人口結構變化背景下，應從聚民實邊、富民興邊、惠民穩邊、文化潤邊、生態固邊等五個方面，進一步優化邊疆安全治理體系，破解人口結構變化帶來的邊疆安全治理難題。

（一）聚民實邊：保持邊疆地區人口合理規模

邊疆守土護邊實質是“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安全”，2017年10月習近平在給西藏隆子縣玉麥鄉卓嘎、央宗姐妹的回信中鼓勵和號召更多的邊民“守護神圣國土、建設幸福家園”。^［26］從人口的變遷規律來看，增加邊疆地區人口通常有兩個路徑，即提高人口出生率或人口遷入率。邊疆地區多為少數民族地區，新疆、西藏、西南邊疆地區等區域人口出生率較高。因此，增加邊疆地區人口重在引導內地人口向邊疆地區遷移：一方面，應支持邊疆地區實施人才引進計劃，加大對內地人口進入邊疆地區工作的補貼力度，尤其是增加管理、技術型人才的福利待遇，優化創新創業環境，加強就業創業支持，確保能夠吸引內地人口遷入并安居邊疆地區。另一方面，對邊疆地區鄉村振興戰略給予特殊支持，加大對邊疆地區文化旅游、特色農業等產業的支持力度，鼓勵邊疆地區流出人口返鄉創業振興鄉村，實現邊疆地區村寨“有人管、有人建、有人住”。

（二）富民興邊：提高邊疆地區經濟發展速度

富民興邊才能從根本上匯聚人口，改善人口結構，實現聚民實邊。隨著“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邊疆地區已經成為我國改革開放和對外經濟合作的窗口地區，邊疆城市成為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關鍵節點。因此，應當充分把握區域發展新機遇，依托邊疆口岸的集聚作用，承接內地產業轉移，推動邊疆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第一，持續加強實施興邊富民行動規劃。針對邊疆地區的重要戰略地位和特殊性，結合實際出臺差別化區域支持政策，完善“沿邊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邊境經濟合作區、跨境經濟合作區功能”，推動沿邊開發開放高質量發展。第二，建設特色新型口岸城鎮。應進一步加快口岸基礎設施建設，持續改善邊疆口岸通關條件，并依托口岸貿易、口岸加工、邊疆旅游等發展優勢，融合各類生產要素，^［27］形成產業聯動、城鎮互動、口岸推動的新型城鎮發展體系。第三，推動邊疆地區特色產業迭代升級。利用邊疆地區特有資源和地緣優勢，打造產品銷售與邊境貿易平臺，做大做強口岸經濟，^［28］促進邊疆地區產業高質量發展。第四，持續加強邊疆地區與內地的經濟合作。利用數字技術破解邊疆地區遠離內地市場的困境，創新對口支援、對口幫扶、對口合作等援助模式，推動邊疆地區與內地經濟聯動、協同發展。

（三）惠民穩邊：提升邊疆地區民生保障水平

提高民生保障水平才能從根本上消除發展不平衡、不充分，^［29］吸引內地人口進入邊疆且留在邊疆。因此，要制定邊疆地區專項扶持政策，持續加強公共服務資源供給，全面提升邊疆地區民生保障水平。第一，完善信息與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通暢的信息和便捷的交通是改變邊疆地區“邊緣”化格局，增加邊疆地區人口流入的基本條件。應優先布局邊疆地區5G通信網絡基站建設，全面提高5G網絡覆蓋率，加強邊疆地區高等級公路和高速鐵路的建設，強化邊疆地區與內地交通聯系，打破邊疆地區交通“孤島”局面。第二，優化公共服務供給方式。邊疆地區人口密度較低且遠離大城市，使得公共服務可達性較低，應創新推廣具有主動性、高效性和流動性且適應邊疆地區特殊環境的特殊公共服務供給方式。例如，內蒙古的烏蘭牧騎以“宣講+文藝”的方式將黨和國家的政策、精神傳達給群眾，呼倫貝爾的馬背小藥箱為群眾提供行走的醫療服務，內蒙古邊境牧區的集綜治、應急、公共服務等多種職能于一體的“草原110”立體化邊境防控體系，^［30］這些治理創新為邊疆地區居民提供了更加全面、高效的公共服務。第三，給予邊疆地區社會保障的特殊支持。長期以來，邊疆地區人民群眾自發護邊守邊，為維護國家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對邊疆地區社會保障建設給予特殊支持，使其達到國家平均水平合理且必要。應結合邊疆地區特殊地理區位，積極探索邊疆地區老齡化、地方病問題的解決方式，持續提升邊疆地區社會保障水平，確保各族群眾共享發展成果。

（四）文化潤邊：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

加強邊疆地區教育和文化建設，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強化邊疆地區國家認同，才能讓各族群眾在中華民族共同體建設中共獻智慧、共享成果。第一，加快普及國家通用語言教育。通過開設普通話教學課程、使用國家統編教材、建設“雙語”人才隊伍、實行民漢合校和混合編制等途徑，^［31］全面加強學前教育、義務教育、職業教育的通用語言文字教育，推動邊疆地區人民群眾夯實國家認同的語言基礎。第二，加強內地與邊疆地區教育互聯。完善教育“對口支援”政策，形成以人才交流為紐帶、課程體系為內容、管理技術為核心的格局，促進邊疆地區與內地教育聯動發展，實現文化價值共享、教育理念共通、實踐成效共顯。第三，建設邊疆地區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示范區。在文化遺產較為豐富的地區建設一批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展示區，通過大力挖掘體現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的文化遺產，遴選出一批反映各族群眾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的鮮活故事、代表人物，創作一批具有邊疆地區特色、彰顯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文學藝術精品，推動各族人民對中華文化認同感的提升。第四，全面推進文旅融合高質量發展。依托邊疆地區優秀傳統文化資源、自然生態資源和地理區位優勢，促進邊疆地區文化、旅游和生態產業融合發展，建設一批高質量的文旅融合景區，提升旅游促進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能力。^［32］

（五）生態固邊：發揮邊疆地區生態源頭作用

注重環境保護與生態治理，加強生態文明建設，促進邊疆地區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是邊疆安全治理的基本路向與價值追求之一。在人口結構變動背景下，應當積極探索邊疆地區生態安全治理的新方略：第一，探索邊疆地區生態預警數字化監測機制。推進邊疆地區“大數據+生態治理”建設，加快構建集生態環境動態監測、風險管控于一體的智能化治理體系，科學引進、管理、監測與評估外來生物品種，加強與鄰國生態環保政策溝通和生態環境信息互通，完善相關責任體制機制，及時化解各種生態風險隱患。第二，探索邊疆地區新型城鎮建設的特殊路徑。統籌邊疆地區城鄉建設，合理優化空間格局，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經濟發展與生態保護的協調發展，不斷強化邊疆地區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緩解邊疆地區生態危機。第三，探索邊疆地區國家生態補償特殊政策。結合邊疆地區人口收入和實際情況，設立邊疆地區國家生態補償基金，通過提高邊疆地區人口收入，推動邊疆地區人民群眾能主動讓利于生態，促進邊疆地區生態環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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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DEMOGRAPHIC CHANGE ON CHINA'S BORDER SECURITY AND THE GOVERNANCE PATH

Li Haipeng

Abstract：People are the root for border guarding and stability as well as for border prosperity and construction，and the change of demographic structure is related to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border regions. The border governance centering people is the key to maintaining border securit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the demographic structure in border regions has indicated such changing characteristics as the decrease of population growth rate，the intensification of population aging，the increase of mobile population proportion，the solidification of ethnic structure，the increase but uneven distribution of population urbanization rate，the improvement but relatively low level of population quality，which have produced certain impacts on border political security，economic security，social security，cultural securit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Therefore，it is necessary to start from five aspects as aggregating people to the border，enriching people to prosper the border，benefiting people to stabilize the border，nourishing the border with culture，and consolidating the border ecologically，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hallenges of demographic changes on border security and to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stability and prosperous development of border regions.

Keywords：Demographic change；border regions；border security；border governance

〔責任編輯：羅柳寧〕

*基金項目：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全面提高邊疆民族地區公共安全保障能力研究”（21ZDA116）。

①?本文研究的中國邊疆地區指中國陸地邊疆地區，具體包括內蒙古、遼寧、吉林、黑龍江、廣西、云南、西藏、甘肅、新疆等9個省區的140個邊境縣（市、區、旗）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58個邊境團場，鑒于數據可獲得性，本文最終選取136個邊境縣（市、區、旗）為研究對象，不包括霍爾果斯市、扎賁諾爾區、阿拉山口市、可克達拉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58個邊境團場。

①為便于比較分析，參考宋周鶯和祝巧玲（2020）將邊疆地區劃分為5個區域：東北邊疆地區為黑龍江、吉林、遼寧省邊境縣域組成，北部邊疆地區為內蒙古自治區和甘肅省邊境縣域組成，新疆邊疆地區為新疆自治區邊境縣域組成，西藏邊疆地區為西藏自治區邊境縣域組成，西南邊疆地區為云南省和廣西自治區邊境縣域組成。詳見宋周鶯，祝巧玲：《中國邊境地區的城鎮化格局及其驅動力》，載于《地理學報》，2020年第8期。

①人口凈流出=戶籍人口-常住人口，結果為正表示人口戶籍人口多于常住人口，反之，則常住人口多于戶籍人口。

①數據來源：1982～2020年各期全國人口普查數據。

①數據來源：《中國民族統計年鑒2011》，2021年的《西藏統計年鑒》《黑龍江統計年鑒》《吉林統計年鑒》《遼寧統計年鑒》。

②數據來源：2011年和2021年的《云南統計年鑒》《廣西統計年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