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融合到融匯: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更好結合

盧曉中 王嵩迪

(華南師范大學粵港澳大灣區教育發展高等研究院，廣東 廣州 510631)

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1]，并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體”統籌發展，重申了科教興國戰略部署，凸顯了教育和科技在國家發展中的關鍵地位及二者間的緊密聯系。 歷史經驗表明，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二者之間有著高度關聯，而在新時代背景下，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科技封鎖的國際環境以及我國高等教育邁入普及化新階段等內外部條件的變化，更需要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的相互融合、統籌謀劃、協同發展，進一步破解高等教育與科技領域中存在的封閉運行、彼此割據的問題，促進二者間的結合走向更廣領域、更深層次、更高水平。 科教融匯理念為新時代促進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的更好結合提供了方向指引與路徑遵循，本文嘗試厘清二者更好結合的時代意蘊，并在科教融匯理念下對二者更好結合的要求及實現策略進行深入闡釋。

一、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關系的歷史流變

高等教育的發展與科學技術進步之間存在著緊密的歷史聯系。 雖然大學在產生及此后發展的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僅是知識傳播的機構，但正如阿什比所言，“任何類型的大學都是遺傳與環境的產物”[2]，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變革，高等教育與科技之間越來越緊密地聯系到一起。 第一次科技革命的爆發對高等教育產生了深刻影響，以牛頓力學為代表的近代科學取得非凡成就，大學中開始大量開設自然科學課程并設立自然科學的教授席位[3]，以滿足工業生產對知識創造和人才培養的需要；洪堡關于大學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思想也得到廣泛宣揚，科學研究開始成為大學的重要使命，為二者后續的緊密結合奠定了基礎。 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高等教育開始發揮重要作用。 在洪堡辦學思想的影響下，德國研究型大學快速發展，產生了一批科技創新成果與專業技術人才，成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重要策源地[4]；美國出現了旨在以科學技術服務社會發展的贈地學院，推動了高等教育與科學技術的相互滲透與結合。 而后，高等教育與科技界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加速融合，表現為高校為前沿技術的誕生提供廣泛的研究基礎和人才支撐，并與產業密切合作加快推動技術發展與商業化進程。[5]而當下在以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中，跨學科、跨領域、跨行業的知識生產活動持續發生，呼喚著高等教育從根本上變革知識生產模式、人才培養模式、教育教學模式，更好地引領科技創新發展。

可見，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之間存在著歷史耦合，二者相互影響、相互促進、互為基礎。 一方面，高等教育適應科技創新的要求。 科技革命的產生與發展催生了對高等教育的新訴求，高等教育通過變革自身的功能地位、重構核心價值體系、改革層次結構、改變專業設置、豐富教育內容等，強化與產業發展之間的聯系，以適應外部環境的需要，保障和提升高等教育的地位。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引領科技創新的發展。高等教育的科技功能和高等學校的科研職能決定了其可以通過創新型人才培養、前沿科學研究及科技成果轉化等引領科技創新，推動新一輪科技革命的產生與發展。 如通過高質量的教學活動培養科技創新人才、通過參與知識轉移活動來推動和發展高科技產業和新興產業等。 而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二者間的這種適應與引領關系在不同歷史時期、不同社會背景下呈現出不同的具體表征。 在我國，改革開放后伴隨著世界科技革命的發展，科技競爭成為國家綜合實力競爭的重點，科技創新逐步被擺到了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地位，鄧小平提出“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的科學論斷成為重要指導。 而后，高等教育的科技功能開始得到重視，1985 年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和《中共中央關于教育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對高?？萍脊ぷ髯龀雒鞔_指示。 20 世紀90 年代開始的“985 工程”“211 工程”極大地提高了我國高等教育的質量與水平，提升了高等教育在科技創新中的貢獻度。 邁入21 世紀，創新被作為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驅動力，2002 年發布的《關于充分發揮高等學?？萍紕撔伦饔玫娜舾梢庖姟分羞M一步強調發揮高校在國家科技創新中的重要作用，提高高?？萍紕撔履芰?，將我國科技和教育事業發展推向新階段。 進入新時代，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的“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基礎性、戰略性支撐”[6]，賦予了高等教育新的戰略定位和歷史使命，強調以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更好地支撐與引領科技創新，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 以上這些政策目標與導向都揭示出不同時期我國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間的密切關系，而要在新時代促進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走向更好結合，就必須準確把握當下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關系的時代意蘊。

二、從結合到更好結合: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關系的時代意蘊

邁入新時代，我國高等教育內外部條件都發生巨大變化，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間的關系進入新階段，高等教育對于科技創新的適應與引領作用也呈現出新樣態，需要在充分把握二者關系時代意蘊的基礎上，促進二者從結合走向更好結合。 下面從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的內在要求、我國科技與高等教育發展的內外部環境入手，對促進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更好結合的時代內涵與要求做系統闡釋。

(一)知識生產模式轉型背景下高等教育角色定位的新要求

科技創新的實現是知識、科學與技術三者的統一，它強調科學知識的積累、科學研究的發現以及科技成果的轉化，其中知識是根基，科技創新以知識創新作為基礎[7]，而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必然會帶來科技創新模式的變革。 與此同時，高等教育以知識作為“工作的基本材料”，伯頓·克拉克指出，高等教育的目的即在于知識的發現、保存、提煉、傳授和應用[8]，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也將在根本上影響高等教育的知識生產、傳播與應用的活動，并重新塑造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之間的關系。 因此，新時代知識本身的生產與發展的特點就構成了促進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更好結合的內在規律與基本遵循。

隨著社會的發展與知識、技術的不斷進步，特別是進入20 世紀中葉，一個更加復雜而綜合的社會圖景逐漸在人類面前展開，過度專業化、單一化的知識體系愈加難以滿足高度復雜的社會生產需要與社會問題的解決，學科知識的跨界交叉、滲透整合成為必然趨勢。 在這一趨勢下，吉本斯等人敏銳地指出，知識生產模式及其配套的社會建制已經發生重大變革，一種新的知識生產模式2 正在逐步取代組織化的知識生產模式1。 這種新的知識生產模式需要眾多知識生產者圍繞同一個復雜問題共同開展工作，知識生產愈加呈現出社會彌散性的特征，這也意味著以學科為基礎的知識生產模式向應用問題模式擴散，知識更多地在一個更為廣闊的社會空間被更多元的知識生產者共同創造出來。[9]傳統上高等教育通過開展科學研究、知識創造為科技創新提供必需的知識基礎，然而伴隨著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政府、企業、研究機構等多元主體也開始承擔起科學研究的任務，大學的知識壟斷地位被逐步消解，轉而成為知識生產復合體中的一環。 而這種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必將對大學地位產生嚴重的沖擊與挑戰，對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間的關系進行重塑。

對大學而言，其賴以生存的知識邊界已經變得模糊，面對這種知識生產模式的轉型以及隨之而來的知識爆炸、知識經濟的到來、知識社會的出現，雷丁斯曾失望地指出“大學現已是一個衰敗的機構，它不可避免地卷入到消費主義的大潮之中，被迫成為該王國的一個屬官”[10]。 德蘭迪卻認為，大學不一定成為雷丁斯所說的“廢墟”，而更可能“成為一個充滿沖突的場所，知識模式的重組意味著大學的革新而不是終結”[11]。 但無論是雷丁斯還是德蘭迪，他們都看到了身處于急速變化著的知識社會中大學的未來棲身之所，即成為一個更加開放的場所，否則將難逃被其他機構所超越甚至是取代的命運。 一個更加“開放的場所”強調的正是將大學重塑為一個能夠增進不同學科間新的聯系、大學與國家和社會間新的聯系的交往場所，完成大學“尚未嘗試過的任務——成為目前已有的、正在生產的各類知識互相交流的一個場所”[12]。 因此，在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的時代背景下，科技創新的場所、主體已從大學場域中溢出，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從結合走向更好結合首先需要重新思考高等教育這一社會機構的功能與價值，重新審視與定位自身在科技創新中的角色與作用。

(二)科技封鎖背景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新要求

新時代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的更好結合要建立在充分把握外部國際環境的基礎上。 科技創新已經成為當今國際戰略競爭的核心領域，各主要大國在科技創新方面的競爭愈發白熱化。 歷次科技革命的歷史經驗也表明，誰能夠引領科技革命的浪潮，誰就能夠在國際舞臺上占據有利地位。 然而，在當前復雜多變的國際環境中，地緣政治對國家間的科技合作與競爭的影響作用愈加顯著，技術封鎖、出口管制以及知識產權爭端等問題頻頻發生，極大限制了知識和技術的流動，減緩了創新的速度。 特別是在中美關系嬗變的背景下，中美之間的科技競爭日益激烈，美國新單邊主義者鼓吹科技脫鉤、企圖遏制和封鎖我國科技線的單邊主義行動使科技創新與地緣政治的相互影響越來越大。 而要應對惡劣的外部國際環境和嚴峻挑戰，關鍵在于提升自身的科技創新能力。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環境錯綜復雜，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重塑，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加，科技創新成為國際戰略博弈的主戰場。[13]為此，我們必須做好充分準備，努力提升我國科技創新能力，而高等教育在其中應當更有作為，主動擔負起推進國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歷史使命。

黨的二十大對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做出部署，要求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的更好結合要在根本上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實現提供支撐。 一方面，更好結合要求高等教育能從源頭和根本上解決重大關鍵技術問題。 科技自立自強要求科技創新是在更高層次上的、面向國家發展重大領域的、面向原始創新的；相應地，高?？蒲谢顒拥拈_展需要更加聚焦國家戰略需要、瞄準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突破“卡脖子”難題，特別是注重發揮高校在基礎研究中的獨特優勢，促進原始創新，把握世界科技競爭的制高點。 另一方面，更好結合要求高等教育能培養出一流的科技領軍人才和可堪大用的青年科技人才后備軍。 科技自立自強離不開科技人才支撐；相應地，高校人才培養活動的開展需要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能力，著力造就高素質拔尖創新人才。 高等教育的高質量發展、科研與育人功能的有效發揮，是國家科技自立自強的基礎，走好科技創新這步先手棋，引領第四次科技革命浪潮，我國就能夠在未來激烈的國際競爭中把握主動權。[14]因此，在新時代錯綜復雜、科技封鎖的外部國際環境下，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從結合走向更好結合必須以提高我國科技創新能力、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旨歸，充分發揮高水平科學研究與人才培養優勢為科技創新提供堅實支撐與強大助力。

(三)邁入普及化背景下構建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的新要求

我國高等教育已正式進入普及化新階段，普及化階段的到來意味著高等教育發展與改革的不確定性風險和未知挑戰隨之而來。 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更好結合，構建起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同樣是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發展的內在要求。 在普及化新階段，我國高等教育發展速度迅猛、規模宏大，然而普及化的意義并非只是規模上更大，更意味著結構體系更加完善、對國家發展的影響力和貢獻力更強、與經濟社會之間的關系更加協同。 但目前我國高等教育體系的構建仍主要沿襲了精英化階段的“金字塔”結構，并在大眾化階段實現層類多元的發展，還尚未形成適合普及化階段的高等教育體系，存在分類發展不充分、區域發展不均衡、多元主體參與共同治理機制不完善以及信息技術的沖擊等問題。[15]因此，普及化階段我國高等教育發展亟須從追求人才數量的增長、規模的擴張轉變為追求高等教育內涵式發展，構建起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

普及化階段我國高等教育發展要走內涵式發展之路，對于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更好結合提出了新要求、帶來了新挑戰。 一是普及化階段的高等教育結構要更加合理，意味著高等教育人才培養的層次、科類結構與產業結構的匹配性要進一步增強，要適應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革命需要，培養出助推產業轉型升級的高層次創新人才，為科技創新提供強有力的人才支撐；二是普及化階段的高等教育服務國家重大戰略的能力要進一步增強，意味著高等教育要勇于承擔起解決“卡脖子”技術難題的重任[16]，加強基礎研究、加快原始創新，產出高水平科技創新成果支撐國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三是普及化階段的高等教育與其他社會機構的聯結更加緊密，意味著面對政府、產業以及其他社會機構等愈加多元的科技創新參與主體，利益相關者與利益訴求持續增多，高等教育需要完善多元參與的治理體制機制，促進科技創新主體間的合作更加緊密、關系更加協同。 因此，促進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從結合走向更好結合還需要充分把握普及化新階段高等教育發展所面臨的新問題與新挑戰，立足高等教育發展規律走內涵式發展之路，構建起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實現高等教育發展與科技創新間的良性互動。

總之，新時代賦予了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二者之間關系以新內涵，從“結合”走向“更好結合”需要牢牢把握時代要求，重新思考高等教育的價值與功能，定位高等教育在科技創新中的角色與作用，以提升國家科技創新能力、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為旨歸，立足普及化新階段高等教育發展特點與要求，以構建高質量高等教育體系為根本路徑，在充分遵循當下科技創新內在規律、科技創新外部要求以及高等教育發展特點的基礎上實現新時代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的更好結合。

三、從融合到融匯: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更好結合的再闡釋

新時代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的更好結合被賦予了豐富的時代意蘊，而“科教融匯”理念的提出為二者更好結合提供了方向指引與具體的路徑遵循。 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統籌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協同創新，推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17]，“三融”首次在政策文件中被同時提出，其中原本“科教融合”的表述更改為“科教融匯”。 從“融合”到“融匯”的更新正指明了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更好結合的方向路徑。 “融合”一詞重在強調主體間交互的深度，即狹義層面上的教學與科研二者之間以及廣義層面上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二者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深度；相較而言，“融匯”一詞更有“匯聚”的意涵，更加強調了交互的廣度，即深度融合的實現要通過廣泛匯聚相關事物，集聚起來而后強化與深化內在關系、融為一體[18]。 新時代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從“結合”走向“更好結合”，需要從“融合”走向更廣闊意義上的“融匯”，即進一步拓展對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二者關系范疇的認識，在多維、立體、交叉、動態的關系樣態中厘清參與主體、要素的特點，相互關系與地位，把握高等教育在其中的角色與功能定位，構建起良性互動機制。

(一)科技創新活動中參與主體范疇的再認識

在科教融匯視域下，科技創新活動的參與主體更加豐富多元，高等教育不再占據知識生產的壟斷地位，需要重新認識不同參與主體的角色及其相互關系，這是知識生產模式轉型背景下把握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關系的應然要求。 模式2 下知識生產的應用情境性、跨學科性、人員的異質性與組織多樣性、社會問責性等特點，使得知識創新活動無法再局限于單一主體內部，高等學校的單一力量也不能滿足社會資源有效整合及創新能力高效提升的要求，多主體間協同創新的傾向愈加明顯。 與此同時，伴隨著大科學時代的到來，大科學項目的開展、大科學工程的實施等影響人類進程的知識生產工程都迫切呼喚著高校、企業、政府、社會的協同參與，而這些項目與工程的開展也進一步推動了科技創新活動的多元化，跨學科、跨主體乃至跨越國界的常態化。

“三螺旋”(triple helix)理論為認識科技創新活動中的參與主體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指導，該理論認為在科技創新過程中大學、產業、政府三方相互作用、密切合作，同時每一方都保持自己的獨特身份。 產業是生產的場所，提供市場需求和實際應用；政府是契約關系的來源，主要提供政策支持和資金，保障產業與大學之間穩定的相互作用；大學則是知識經濟的生產力要素，是新知識和新技術的主要來源。 此外，大學、產業與政府之間并非簡單的兩兩互動，還存在著三方交疊(Overlap)的核心單元，孕育出創新系統的三邊網絡與混成組織，如技術轉移辦公室、大學科技園、孵化器等，這種“交疊”構成了創新系統的核心，也是推動科技創新的關鍵(圖1)。[19]

圖1 三螺旋相互作用的創新模式和混成組織

而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社會分工的進一步細化，傳統三螺旋模型已無法完整呈現出互動主體間的關系樣貌，學者們進一步發展出了其修正模型，提出了四螺旋、五螺旋，乃至多螺旋等多種協同創新范式[20-21]，關注到了在大學、產業、政府三大主體以外科研機構、中介機構、金融機構、風投機構及社會公眾等更多主體的作用，他們共同形構了協同創新模型[22]。 其中科研機構能夠補充大學知識和技術生產的功能，更靈活地為產業提供知識服務；中介機構如各種類型的孵化器、創新中心等促進和協調不同利益相關者間的合作關系；金融機構、風險投資機構提供靈活的資金支持，降低創新風險；而社會公眾從投資、消費、政策影響等多角度參與到科技創新活動中。 因此，以科教融匯理念為指引，新時代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更好結合首先需要對科技創新活動中參與主體的范疇進行再認識。 高校應意識到科技創新活動早已溢出大學組織的圍墻，參與主體愈加多元、創新系統愈加復雜，更好結合的實現需要建立在充分匯聚多元主體的基礎上，進而厘清參與主體的范疇、在科技創新活動中的角色與作用，明確高等教育在其中的獨特價值與地位，并致力于打破不同主體間原有的組織邊界，匯聚與凝結多方力量，構建起協同合作的新型組織關系。

(二)高等教育在科技創新活動中角色的再定位

科技創新活動中參與主體愈加多元，不同的創新主體有著各自的優勢和創新潛力。 在科教融匯理念下，高等教育亟須明確在科技創新中的角色定位、發展方向，突出自身特點與優勢，更好地適應與引領科技創新發展，在科技封鎖背景下為加快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做出更大貢獻。 傳統上，高等學校就是控制高深知識和方法的社會機構，高深知識的屬性使其區別于其他社會機構。 雖然當前知識生產越來越呈現出社會彌散性，但高等學校在高深知識生產特別是基礎研究方面仍保持領軍地位，是基礎研究的主力軍也是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重大原始創新成果往往萌發于深厚的基礎研究，產生于學科交叉領域，大學在這兩方面具有天然優勢?！盵23]據統計，自然科學領域諾貝爾獎獲得者有70%以上來自大學(圖2)；在我國，高校作為第一完成單位獲國家科學技術獎的占比也連年保持高比例(圖3)，大量具有標志性意義的重大科技成果均來自高校。 這些成績充分彰顯出高校在科技創新體系中的重要引領性地位，特別是在基礎研究和重大原始創新中的獨特優勢與作用。 因此，新時代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更好結合必須進一步明確并夯實高校在基礎研究上的根基性地位。 高校應結合自身學科優勢主動布局謀劃，使基礎研究重點與國家重大科技戰略目標保持一致；堅持交叉融合、協同攻關，匯聚多學科資源有組織開展前沿性基礎研究，為基礎研究重大突破提供持續動能；政府也應持之以恒加大對基礎研究的投入力度，支持高?；A研究平臺及團隊建設。

圖2 2013—2023 年間三大自然科學領域諾貝爾獎獲得者所屬單位為大學的比例

圖3 2013—2020 年高校作為第一完成單位獲國家科學技術獎項目數占授獎總數比例

此外，人才培養是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務，高等學校在為科技創新提供人才隊伍支撐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科技封鎖背景下，高校更應提升科技創新人才自主培養能力，將高等教育人才培養體系與科技創新體系更好結合，為科技產業轉型發展提供需要的人力資源，同時以高素質科技人才培養引領科技創新的持續涌現。 然而，我國高校創新人才培養與科技產業之間還存在不匹配、不協調的問題。 筆者團隊在對廣東省集成電路學科專業集群與產業集群協同創新能力進行評價時就發現，雖然在2018—2021年間產業和學科綜合評價指數總體呈上升趨勢，但存在著學科集群發展綜合評價滯后于產業集群發展的問題(表1)，協同度仍然不足。 因此，新時代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更好結合必須進一步明確高校在高素質科技創新人才培養上的使命擔當。 高校應以科技創新能力培養為目標，加緊變革傳統教育教學方式、組織模式，探索科技創新人才培養體制機制，提升科技創新人才自主培養能力；同時主動與產業發展相協同，瞄準世界科技和產業發展前沿，持續縮小高校所育人才與產業所需人才在類型、層次、質量上的差距，真正培養出能夠對接產業需求、適應并引領科技前沿的高素質科技創新人才。

表1 產業發展與學科發展綜合評價指數對比

(三)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協同機制的再構建

在科教融匯理念指導下，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的更好結合遵循著在廣泛“匯聚”的基礎上走向深度“融合”的道路，因而在充分把握科技創新活動中參與主體的范疇、明晰高等教育在科技創新活動中的角色定位后，深度融合的實現就需要建構起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協同互動的有效機制，真正改變高等教育與科技互不相關、各自運行的割據狀態，實現教育鏈、人才鏈、創新鏈與產業鏈的有效銜接。

1.凝聚共同利益與價值，推進理念與目標協同

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協同機制的構建首先需要凝聚多元創新主體間的利益與價值，在共同理念與目標指引下促進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的更好結合。 在科技創新活動中，各創新主體在功能地位、發展目標和利益訴求上存在一定差異，高校以科學研究為導向更多追求公共利益，而企業和產業則追求經濟收益的最大化，必然會帶來創新過程中的風險分擔和利益分享等問題。 因此，首先應當凝聚推動科技創新服務國家戰略和經濟社會發展的共識，以此為基礎建立合作框架，明晰各方責任與義務，并構建與完善風險管理和利益共享機制，形成穩定的戰略伙伴關系。 高校作為重要創新主體，應當主動尋求與其他創新主體之間的共同利益，著眼于長遠發展，扮演好多元主體間“協調器”的角色，激發與帶動其他主體共同投入到科技創新活動之中，推動多方協同合作，借助多元創新主體的力量共同為科技創新提供持續有力支撐，從零和博弈走向多贏共生。

2.加快實施高水平科研合作，推進知識技術創新協同

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協同機制的構建應充分把握高等教育在科技創新中的特點與優勢。 高校作為基礎研究的主力軍，在知識創新中扮演引領角色，而目前我國面臨的許多“卡脖子”技術難題的根源在于基礎理論研究的滯后。 因此高校更應立足知識創新的前沿陣地，面向生產中的尖端問題，努力實現重大科學發現和基礎理論問題的新突破。 同時，這些重大科學與技術問題的突破也越來越依賴高校與外部創新主體間的高水平科研合作，特別是以有組織的方式開展知識與技術的協同創新。 高?？梢酝ㄟ^把服務國家重大戰略需求作為科研的主攻方向，圍繞戰略需求和行業企業轉型發展需要設立重點合作項目，建立重大任務組織機制。 通過搭建實驗室和科研平臺，推進重大創新基地實體化建設等，為各類創新主體開展高水平科研合作提供平臺空間，實現知識、人才與資源的流動與共享，激發創新潛力與創新效能。[24]此外，高校還應進一步提升高水平科研成果的轉化，建立專門的科技轉移機構，大力推進以技術需求為導向的成果轉化，將知識產出與科技成果商業化更好銜接起來，源源不斷地為市場提供高質量科技供給。

3.深化人才培養供給側與產業需求側耦合，推進育人協同

高校是人才培養主陣地，高校通過培養具有創新能力和科技創新意識的高素質人才，為科技創新提供堅實的人才基礎。 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的更好結合需要構建起協同育人機制，促進人才培養供給側與產業需求側深度耦合。 高等教育需要進一步以產業發展為導向，構建學科專業育人新結構。 一方面，深化學科專業供給側改革，加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區域支柱產業等相關學科專業建設力度。 高校學科專業調整需牢牢把握國家發展、區域發展和產業發展需求，注重前瞻性，堅持服務與支撐產業技術轉型與創新發展。 可以通過進一步擴大高校學科與專業設置自主權，鼓勵高校有計劃地自主設置具有特色的學科專業，逐步形成具有國際影響力、競爭力的產教深度融合的一流學科群，例如重點支持人工智能、新能源、物聯網等領域人才培養。 另一方面，持續深化教育教學改革，通過開展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跨學科跨學院大類招生培養、本碩博貫通培養等，提升適應未來技術變革和產業發展的高素質創新型人才培養能力。 同時，在高校教學中積極變革教育理念和培養方式，促進教學與科研相互結合、相互促進，吸引學生不斷投身基礎研究領域，培養科學精神和創新意識，探索我國創新人才自主培養之路。

4.優化高等教育結構體系，推進全方位多層次協同

科教融匯視域下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的協同是一項復雜的系統性工程，高等教育系統與科技創新系統有著各自特點與運行規律，又深度交織融合在一起。 新時代我國高等教育邁入普及化初級階段，這一發展階段的系統性特征與發展方向深刻影響著二者關系，高等教育結構體系的整體優化能夠全方位、多層次地為科教創新提供更好支撐。 普及化階段要求高等教育結構更加多元、分層分類發展，滿足不同學習者的發展需求，同時滿足經濟社會發展對各級各類人才的需求。[25]對于產業發展來說，科技產業鏈對于高素質人才的需求同樣是分層分類的，既需要頭部研究型大學培養的拔尖創新型人才，也需要高素質的應用型人才和技術型人才。[26]普及化階段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的更好結合需要厘清不同層次與類型高等教育的功能與定位，既注重研究型大學高層次科技創新人才培養能力的提升，也注重培養高素質應用型創新人才的應用型高校和培養高素質技術技能創新人才的職業高等院校人才培養質量的升級，從而在科技創新的各個階段、不同環節全面提升高等教育的支撐能力。

總之，在新時代促進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更好結合需牢牢把握其時代意蘊，認識到知識生產模式轉型、科技封鎖的國際環境以及我國高等教育邁入普及化新階段等內外部條件的變化對二者互動關系、參與主體、角色定位以及協同機制的影響與要求。 科教融匯理念為把握這一問題提供了方向指引與路徑遵循。 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從結合走向更好結合應在廣泛“匯聚”的基礎上走向更深層次的“融合”，即充分認識與凝聚科技創新活動中的多元參與主體、厘清高等教育角色定位，并進一步構建高等教育與科技創新協同機制，從目標協同、知識技術創新協同、科技創新人才培養協同到結構體系的全方位、多層次協同，推動高等教育更好地服務與引領科技創新，落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支撐中華民族復興偉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