價值生產能力與村莊自主性
——基于山東省Z村的案例研究

劉京然，呂蕾莉

(甘肅農業大學 管理學院，蘭州 730070)

1 研究緣起

黨的二十大要求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并明確提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1]。當前中國城市化、市場化的浪潮使部分鄉村陷入了離散化，原子化的困境，鄉村社會發展的正常秩序被破壞，給鄉村振興的實現帶來了嚴峻挑戰。鄉村困境的實質是鄉村價值生產能力的消解導致的鄉村共同體的解構，造成了集體行動的困境和村莊公共性喪失，鄉村建設缺乏內生動力，村莊自主性難以發揮，致使村莊對資源的整合能力弱，承接資源能力差。村莊不僅是農民的生產生活單位，更是價值生產單位[2]。村莊價值生產能力作為村莊發展的內生動力能夠恢復傳統村莊的團結和整合，重拾鄉土社會中被忘卻的歸屬、認同、情感與信任，再造鄉村共同體，調動村莊的自主性，實現鄉村重建與振興。

賀雪峰將村莊價值生產能力分為兩類，即村莊既能夠給村民提供獲得物質性收益的能力，也能獲得價值性收益的能力[3]。物質收益能力能夠減輕村民的貨幣壓力，村民盡可能的少離開村莊，減少流動的村民將不同的價值觀念帶回村莊，使村民擁有標準的、統一的村莊主體意識。價值性的收益能夠使村民獲得體面與尊嚴，得到他人的好評與尊敬。村莊是一個熟人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大家共同生活，并且有未來仍然共同生活的預期，從而產生了村莊內部的道義評價機制，村民會為了長遠預期而注意自己的言行，期待履行村莊義務后獲得心理或精神層面的收益，把自己當作村莊的主體來看待。在村莊以內獲得經濟收入，并且在村莊內獲得人生價值。

綜上所述本文將以Z村為例，聚焦如何重構村莊價值生產能力，指出村莊共同體的存在形式，剖析村莊價值生產能力與村莊自主性的聯系。村莊價值生產能力分為物質收益能力與價值收益能力。集體資源的有效整合、現代化公司的運營方式、返鄉人才的優厚待遇構成了物質收益能力；道義評價機制的重塑、文化活動構成了價值收益能力。村莊價值生產能力的構建有利于再造利益共同體、價值共同體、文化共同體等新型共同體。同時村莊價值生產能力促使村莊共同體形成的同時，有利于村民廣泛參與，提升自主發展能力，使得村莊輿論監督有效和文化內容豐富，進而提升村莊的自主性。

2 文獻綜述

滕尼斯認為共同體屬性在鄉村社會得到了充分體現，在這個共同體內，人與人、自然、社會的密切聯系和相互統一形成了穩定的鄉村價值，規范著各主體之間基本關系結構，維系著人們正常的生產和生活秩序[4]；日本學者清水盛光和平野義太郎觀察村民的集體活動后認為中國村落存在自治的功能，村落在農民生產生活中的各個方面都具有共同體意義的相互依存關系，其根源是長期親密合作中形成的村民情感基礎，進而產生伴隨著自主的行為、思維以及感受等方式[4]；杜贊奇認為傳統國家通過文化網絡中的權威保持國家對村落價值的掌控[6]；村落因此成為生產生活共同體并由此產生了一定的自主性[7]；費孝通指出村民生產和生活的基本組織形式是家庭、家族及村落等初級群體，通過群體內血緣和地緣的支撐，村民彼此親密協作，生產以及生活的高度認同形成了村莊內公認的價值規范和社會輿論的監督[8]；村莊內部主要通過此類非制度性非正式的規范進行自我管理[9]；傳統的村落共同體能夠通過自身價值生產機制調動自身的資源解決其面臨的公共問題而不主要地依賴于外在的國家、市場等力量。

近代以來，封閉穩定的傳統鄉村共同體受到外部世界的影響，相對自治的狀態被打破。為保證稅源以支持戰爭，各種軍事和政權組織縣鄉政權從農村提取越來越多的資源，用于養活各類官員及其附從[10]。自上而下的攤派不但加重了農民負擔，而且導致鄉村精英大量外逃，加劇了鄉紳階層的分化，形成攫取私利的“贏利型經紀”致使農民經濟上的貧弱、生存難以保障的情況下，村莊也就難以自主，村莊共同體逐漸瓦解[11]。正是村莊價值生產能力趨于消解，導致了村莊共同體的衰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國家通過土地革命建立了黨和政府在農村的權威，為加強國家對農村資源的提取實行人民公社化制度，國家權力向農村全面滲透。這一時期農村與國家政權高度結合，村莊共同體是在政府行政力量主導下形成的政治共同體，農民從依托血緣和地緣轉向依賴黨和政府，價值認同被政治認同所取代[12]。在人民公社的框架下，村落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要接受上級政府的領導。依靠強有力的國家權力，社隊關系代替了傳統的血緣、地緣以及文化權力網絡聯系，構造了一個城鄉二元分割的中國。人民公社制度的建立強化了國家權力對鄉村的縱向管理，但消解了鄉村內部橫向聯系，使得共同體的溫情和價值體系崩塌，鄉村社會在一定程度上呈現出涂爾干所言的機械團結形態，鄉村共同體的自主性被壓榨到極致[13]。

人民公社體制廢除后，農民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村落的自主性得到一定恢復[14]。農民掙脫土地和鄉村的束縛，聯系村莊以外的廣闊世界，原有封閉、穩定的村莊共同體日益趨于瓦解。村民的日常生活與經濟來往的“脫域化”減少了對村莊的依賴，原先完備的村莊功能出現缺失，需要得到外界的彌補。這使得村民不管是作為一個“理性的小農”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還是在“生存優先”的倫理驅使下都傾向于向外界流動，大量農民進入城鎮務工或經商，使得很多村落空心化，因此消解了血緣、地緣建構起來的人際聯系和權力文化[15]。村莊成為“半熟人社會”以及“無主體熟人社會”[16]。同時，由于農村逐步走向開放，市場經濟、利益優位等價值觀不斷消解著傳統的村莊價值，破壞人民公社時期村莊保存的依附于血緣和地緣基礎上的價值體系，村莊失去了價值共同體和熟人社會的支持網絡功能，弱化了村民的吸引力和歸屬感[17]。農民走在個體化的道路上，從道德原則的生產到踐行和傳播都被市場主導，鄉村共同體的衰落，村莊自主性的消解也就成為某種必然的趨勢[17]。

村莊在社會結構性意義上走向衰落，似乎是當前中國社會正在發生的事實，但一個衰敗而無生機的村莊背離了共同富裕的發展目標[19]。黨的十九大提出 “鄉村振興戰略”，將農業、農村置于優先發展的地位。具有共同體意義的村莊在鄉村振興的背景下應該是重構，而不是終結[20]。一方面村莊擁有大量的常住人口和候鳥式流動的村民，他們在傳統道義價值以及現實利益價值等方面的影響下仍然存在著潛在的利益聯結、道義認同和情感歸屬，村莊還是利益、道義和情感的共同體[21]。另一方面鄉村振興在本質上來說便是鄉村價值生產再實現的過程[22]，傳統熟人社會的基本屬性、倫理道德等傳統村莊價值能夠在國家與社會中塑造第三領域，產生內生秩序的能力，能夠比國家權力成本更低、效率更高地解決村莊失序問題，對鄉村振興的實現具有重要意義[23]。

通過梳理前人的研究不難發現：在前現代化時期村莊內部存在穩定的價值生產機制，國家權力、市場經濟對村莊的聯系較少，村莊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保持著自主性，具有共同體的特性。隨著現代化進程的加深，國家、市場與鄉村的聯系不斷緊密，導致鄉村共同體不斷衰落。但村莊價值生產機制尚未完全消失，村莊共同體一直是社會結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鄉村振興從本質上來說是鄉村各要素再平衡、鄉村價值生產能力重建的過程。

3 村莊價值生產能力的構建

本文以山東省Z村作為案例說明。主要基于以下方面考慮：一是該村的發展具有典型性。Z村是內生發展的代表，價值生產能力較強，一方面Z村重視村民的主體作用，村民能夠參與日常經營活動的管理，利潤也以不同形式例如分紅、福利等方式分配給當地村民；另一方面Z村不斷增強對村莊發展的認識以及村莊價值的維護，村民對村莊的共識不斷加強。二是該村的集體經濟發達且鄉風文明、互惠機制、倫理道德等熟人社會的基本特征在該村有豐富的體現和表達，對理解價值生產能力的內涵具有重要意義。三是Z村在鄉村旅游的發展初期，政府等外部主體發揮的作用較小。村民在Z村發展壯大的過程中從服務的提供者轉變為集體經濟的管理者、村莊事務的參與者，村民主體性凸顯。

Z村位于淄博市博山區。全村坐落于魯山之上，森林覆蓋率達90%，全年平均氣溫26 ℃，風景優美，空氣清新。全村占地面積 186.667 hm2，共有364人。因為地處山區，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Z村發展受限，年人均收入僅不足 2 000元。2003年前集體收入只有 2 200元，負債8萬余元，村民收入主要依靠種植果品獲得，來源單一。全村年人均收入不足 2 000元，在這種極度貧困的情況下村民們紛紛選擇外出打工，全村360口人只剩了不到70口人在村內生活，村民們由于手頭拮據，閑來無事經常鬧事，產生民事、宅基地和經濟糾紛。為改善這種情況，2003年村兩委班子自籌資金1萬余元，說服5戶村民試營業農家樂。2011年，鄉村旅游公司成立，負責Z村鄉村旅游的運營。

目前，Z村農家樂營業數量達96戶，占全村總戶數的80%以上。2022年，Z村接待游客約30萬人次，綜合性收入 4 200 萬元，村集體收入420萬元，有效解決了集體“無錢辦事”的困境。目前，全村戶均15萬元以上存款，人均年收入從2003年的不足 2 000 元到現在5.2萬元，村民人均收入增長了20余倍。其“公司+集體+農戶”的全民入股、利益共享的模式被推廣至山東省乃至全國。

3.1 物質收益能力

(1)集體資源的有效整合。2006年Z村進行了集體產權改革，通過整合集體資源夯實鄉村旅游的發展基礎，流轉全村的 173.333 hm2土地，并對村莊的老舊房屋進行改造，組織村民以房屋、現金、山林等形式入股，在這一階段中Z村將集體資產作價評估共計60萬元，鼓勵全村村民以土地、山林、資金、勞動力入股共71.7萬元。2011年Z村的113戶、363名村民全部入股。股份構成為：村民占股份比例為78%，集體股份為18%，福利股份為4%。

分配上Z村提出“利益共享”，將整個旅游資源的收益分配給所有村民。并針對本村村民提出了四輪分配分別為①股份分紅，每股 3 000元，按照10%分紅。每年分四季度發放股民分紅，通過現金的形式公開支付。②村民福利。村內修建了可供村民全年免費就餐的大食堂，養老、醫療等保險費用由公司進行繳納。每逢節假日，公司都會對每一戶村民統一發放現金、油、米、面等福利；村集體及公司會對村內基礎設施的維護與新建進行預算，以使村民共享鄉村發展成果。③經營分成。根據公司財務記錄的承包戶的接待收入進行分成，公司為六成，經營戶為四成。④工資。村民負責所承包農家樂的經營服務以及擔任公司職務的底薪和績效。

(2)現代公司的運營方式。在集體資源的整合過程中Z村融合了現代公司的運營模式，自2006年開始，Z村籌建成立了旅游開發公司，利用現有的獨特地理景觀與生態氣候優勢，開發針對短途旅行和研學活動為主的鄉村旅游項目，帶動村集體經濟發展和農民群眾增收致富。把一家一戶的單獨經營改造成了公司制下的統籌經營，實現了小農經濟模式向現代公司模式的戰略轉型，成立負責全村旅游項目開發和運營的公司，另一方面Z村設立股東大會和村集體監督的新型治理方式，并以單體承包的方式將特色項目承包給村民，承包項目的村民按照公司制定的標準與價格經營，使Z村鄉村旅游實現了規范化，得到了快速發展。

(3)返鄉人才的優厚待遇。Z村還通過落實待遇保障、提供創業平臺等方式，來吸引和培養本地人、返鄉人。對回鄉創業的所有年輕村民給予優先入黨，集體土地免費使用的權利，并給予創業者第一年每月 1 500 元生活補助。除此之外Z村設立了創業啟動資金，項目經村集體采納后即可獲得500萬元的創業啟動資金。項目開始盈利后，10%的項目收益歸項目提出者所有。通過這些獎勵與政策Z村的村民不用背井離鄉便能夠賺到不菲的收入，目前全村的113戶中直接參與農家樂經營的就有103戶。

村民以自己的房屋、果園等資產入股獲得公司分紅，以不同的形式參與到集體經濟中，經濟收入的提高增強了村民的能動性與好客意識。形成了一個人人參與、各個積極、齊心合力發展農業和旅游業的新模式。村主任趙某說：“我們村里的老百姓都特別自豪，別人一問是哪個村的，我們的村民的腰桿子感覺都比別人的直。

目前，Z村戶均15萬元以上存款，人均年收入從2003年的不足 2 000 元到現在5.2萬元，村民人均收入增長了20余倍。通過十幾年的發展，中郝峪村村民的收入大幅提高，集體收入390萬元，有效解決了集體“無錢辦事”的困境。

3.2 價值收益能力

(1)道義評價機制的重塑。在發展鄉村旅游的過程中由于農家樂的數量增加，惡性競爭常發，為了搶客人矛盾凸顯，經營戶之間為了搶客人矛盾常發，經營戶與非經營戶的鄰居之間矛盾常發，很多村民因為壓價等惡性競爭陸續關門停業，嚴重影響了鄉村旅游的發展。到了2008年農家樂就只剩下8家在經營。

2006年年底，Z村村兩委為了挽救鄉村旅游，提出凡是愿意加入統一管理的農戶每戶獎勵 5 000 元用于改造硬件設施和標準化配備，農戶們紛紛加入并簽訂統一管理協議，開始了二次的農家樂提升和發展，2009 年五一正式開始了全村農家樂統一管理階段，但矛盾也變成了管理員和經營戶的矛盾。老經營戶嫌棄收入低、收入還要按月結、分配人員不均、不公平等問題天天發生。農戶又開始了私下接客、私下收費、私下降價，村兩委開始和管理員一起查，查到后拿著簽字的統一管理協議跟農戶溝通，但農戶開始耍賴不認賬，這樣持續了一年多，到最后沒有人愿意再去管理農家樂。在市場經濟的沖擊下村民更加重視個人利益，若沒有村莊的道義懲罰機制，無法形成人與人之間的壓力，村民只為私利著想，行事不講感情，人情，面子，只講利益、如此，村莊價值缺失，便不再遵守村莊規則和道德。

Z村通過建章立制約束村民的觀念和行為，通過傳統的道義評價機制恢復村莊內的道德和輿論壓力。首先便是統一規則擺正思想。Z村在《村規民約》的修訂過程中逐條逐項的與村民做進行交流做思想工作，吸納村民意見。將嚴禁酒后鬧事、打架斗毆，影響村民生活秩序等行為以及鄰里互助、尊老愛幼等傳統的村莊道義列入村規民約，凡有違反的村民視情況有不同程度的懲罰，例如，“凡本村村民在雪停后一日內，掃通左右前后鄰里道路，如不掃通一次罰款 50 元，從年內分紅或福利中扣除?！?/p>

筆者在Z村進行調研時遇到一村民晚上喝酒后大吵大鬧，村兩委很快就到達現場，對他處以罰款并讓他辭職回家反省的懲罰。

Z村中的精英，包括公司管理人員和村委會成員，重視鄉情和孝道，將“發揚尊老愛幼的好風氣，對不孝敬老人的兒女，只要老人找到村兩委一次，將其村民所在戶的責任田股分紅全部轉發給其老人?！睂懭肫渲?，獲得了村民的一致擁護。

Z村通過村規民約重建了村莊的道義評價機制，利用與村民福利聯結的方式內化自覺，利用制度化的村規民約實現村民行為自覺。村旅游公司趙經理在訪談中說到：“當他要鬧事的時候考慮考慮劃不劃算，自己就想開了，你在這吃了三兩千塊錢的虧，你想鬧事一考慮什么福利都會被取消，大食堂、保險、公墓、工作都沒了，同村的村民都戳脊梁骨。這個賬，老百姓算的清楚，哪個是該舍哪個該給的?！?/p>

除此以外，Z村設置了道德評議會用以推選鄉賢作為榜樣，以深化道德教育；舉辦“好媳婦”“好婆婆”“最美家庭”表彰會議，對評選出的十佳“好媳婦”、十佳“好婆婆”和五佳“最美家庭”分別予以表彰獎勵，弘揚互敬互愛、互讓互諒、相互尊重、相互扶持的家庭美德和社會公德，引導廣大村民重視家庭角色塑造，營造良好家風、淳樸民風和文明鄉風。近十年Z村沒有一例群眾上訪事件，沒有發生過擾亂社會治安的案件，更沒有發生一例刑事犯罪案件，村民的言行處處體現著淳樸的鄉風。

(2)文化生活的豐富。Z村還在村書記的主持下投資了2 000余萬元自主修建了農耕文化鄉村記憶博物館和文化大院，鄉村記憶博物館梳理了本村一些有代表性的歷史文物，極大豐富了本村歷史文化的有關內容，將本村的文化傳承保留了下來。而文化大院的修建，為廣場舞隊、秧歌隊、鑼鼓隊等鄉村文藝團體提供了硬件基礎，展現了村莊的風貌，村書記的夫人張某是Z村廣場舞隊隊的創立者，當初因為興趣愛好和廣場舞和短視頻軟件的流行，她經常在家中跳舞拍小視頻段子，但一直是自娛自樂，因為在多年農民原子化的過程中村里除了“喝酒打牌”等娛樂幾乎沒有將村民聚起來的活動，再加上這是新鮮事物，所以在剛開始時沒有得到多少人參與。隨著文化大院的修建，為廣場舞的萌芽提供了硬件基礎。她通過“大喇叭”和“微信群”推廣和“拉人”，湊齊了20多個人成立了廣場舞隊，很多村民初學時動作不太標準，她就對每個成員仔細講解，悉心鼓勵，村民們信心倍增，廣場舞隊的規模也不斷擴大，村民們更愿意出門交流、摒棄陋習，現在，舞蹈隊每年旅游淡季的閑暇時間就會鍛煉1～2 h。村委的鹿大姐在訪談中說：冬天我們會有書記夫人帶著我們跳舞，拍點小視頻，我們還有神風鑼鼓隊，還有廣場舞隊，天天都去鍛煉身體，練上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家一起聊聊家長里短，說說笑笑感覺這一天特別充實?！背恕皬V場舞”外，更多綿密的社會文化生活在村莊內舉行。每年年三十晚上Z村都會舉行全村春晚。在旅游的旺季每隔兩天也有篝火晚會，村民們會圍在一起看節目，聊一聊家常。這些文藝團體在娛樂的同時還利用抖音、快手等新媒體資源，在表演出Z村的文藝節目之外，還向外地觀眾以及在外的村民展示本地的文化風貌和精神生活，擴大地域特色文化的對外影響力。代言Z村的文旅產品，“兼職”了各村文化禮堂的日常維護和對外宣傳工作。在一系列綿密的文化活動中會產生各種“社會資本”[24]，不僅促進了村民之間的交流，也促進了村民與村領導之間的溝通，鄰里矛盾、婆媳矛盾在這種非正式場合中通過大家勸說進行調解。這一社會資本正是村莊價值生產能力的源泉。

4 村莊價值生產能力與村莊共同體再造

在《共同體與社會》中，滕尼斯將共同體闡釋為天然的。建立在人的本能、習慣和記憶為基礎上的群體結合類型，它是以人的本質意志為基礎形成的與社會對立的，彼此之間親密的有機聯系和默認一致的共同生活，主要有血緣、地緣、精神三類形式的共同體[25]。在農村社會結構急速調整的時代背景下，學界對村莊共同體的內涵與邊界的解釋也在不斷更新。但村莊行動的主體單元、村莊對內的保護機制與對外的排斥機制、相互依存關系、歸屬感、安全感和凝聚力等被認為是不可少的[26]。結合Z村的案例，本文將從利益、價值、文化三方面來闡述Z村的共同體形式。

4.1 利益共同體

Z村通過集體產權改革和“全民入股，利益共享”的分配制度將原子化的村民通過物質性的收益重新聚合在一起，村莊生產價值能力表現在利益捆綁帶來的物質收益，使依靠傳統血緣、地緣等社會關系聯結轉為依靠經濟利益進行聯結[27]。Z村共有113戶，全部參股開發鄉村旅游，其中直接參與鄉村旅游經營的達103家，每一個村民都能為村莊集體作貢獻，又能夠通過村莊集體獲得收益，越來越多的人回到了村里，形成了良性的循環，使得大家在發展集體經濟的過程中容易在共同利益上保持一致形成了較為有力的、能夠在鄉村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的“利益共同體”。

4.2 價值共同體

Z村的道義評價機制通過與村民福利聯結的方式內化自覺，利用制度化的村規民約實現村民行為自覺，同時道德評議會“好媳婦”“好婆婆”“最美家庭”表彰會議幫助村民獲得做人的體面與尊嚴得到他人的好評與尊敬。如此，村莊的道義評價機制能夠規范村民的行為，村民在乎表達性的收益，重視社會性的價值，村民把自己當作村莊的主體來體驗，時時刻刻注意自己的言行，維護自己的聲譽，履行村莊義務后期待獲得心理或精神層面的表達性收益，得到村莊的普遍承認和認可，對有損村莊形象和聲譽的人進行譴責或邊緣化，村莊就成為生活和倫理的共同體。

4.3 文化共同體

鄉村記憶博物館的修建能夠不斷強化本地村民對于共同居住的村落的情感和認同，通過梳理本村文化歷史的形式將村民聯系成為一個整體從而產生村莊共同體意識。Z村的文化廣場是一個公共交往場所，在給本村村民提供交流空間的同時，加入了綿密的文化活動，在一系列非日常的集體文化活動中，村民能夠從個體的日常勞作與生活中抽身出來，作為活動主體的個人或家庭，在活動中體會到村莊的集體情感。村莊層面的文化活動，既可以為農民提供村莊文化價值的享受，也可以為農民提供互相聯系的空間和機會，組織起來的文化活動使村民相互嵌入，一個村落正是通過集體之中自我感知，個體與村莊內部各主體建立并維持社會關系的紐帶，使他們意識到自己不僅生活在“社會之間”，更是生活在“村落之中”，成為村莊共同體得以維系的核心力量。

5 村莊價值生產能力與村莊自主性

村莊自主性即村莊能夠在自我維持內部秩序、滿足生產生活需要和解決公共問題的基礎上，面對國家、市場等外在力量介入時，可以自主選擇接受程度，自主生產價值認同，產生集體行動，并對村莊成員形成輿論監督[28]。村莊通過價值生產能力驅動村民主動參與村莊建設、維護村莊聲譽、踐行村莊規則、恪守村莊信用。村莊價值生產能力越強，村莊的自主性也越強，具體表現在村民有效參與、自主發展能力、村莊輿論有效及文化生活繁榮。

5.1 村民廣泛參與

Z村的村民作為股東，有權利參與Z村在發展過程中的決策制定等，因此在發展的過程中更多的扮演了“參與者”的角色。Z村村委也主動邀請村民參與村莊事務，改進和完善村民大會、村民議事會制度，落實三務公開，并成立監督委員會，拓展了村民參與村級事務的渠道，村民既參與村莊勞動，又參與村莊發展的決策、管理，使得Z村在發展過程中構成了村莊與村民的物質利益聯結，現代公司的運營模式以及人人共享的分配模式激發了村民對于參與村莊事務的主動性，使村民在提高經濟收入的基礎上，有動力利用各類資源，為村莊發展積極貢獻自己的力量，實現村民思想以及行動上對村莊內部事務的廣泛參與。

5.2 自主發展能力提升

在發展鄉村旅游以后，當時經營農家樂的五戶村民發展農家樂，經營了一年后，投入的本錢當年收回還得到了每戶 2 000 元的獎勵，Z村村民們看到農家樂發展是有希望的，便積極參與到鄉村旅游的經營中，強化了村民的“當地感”。村民以主人公的身份參與到村莊事務中，村莊自主性得以初步覺醒。而在鄉村旅游發展的初期階段因為自身存在發展的局限性，Z村的鄉村旅游曾一度陷入停滯。在此期間Z村意識到自身能力的不足，一方面，通過集體產權改革壯大集體經濟，通過多個子公司如合作社、教育培訓機構等提供多樣化服務以獲得相應的旅游收入，形成了一個人人參與、各個積極、齊心合力發展農業和旅游業的新模式。另一方面，積極加強與政府的聯系，承接政府為Z村提供的發展政策與項目支持，完善村莊基礎設施，一步步完善鄉村旅游的架構。在綜合運用各類資源的基礎上，自決村莊的發展方向與村民的未來規劃，在鄉村旅游的同質化競爭脫穎而出，自行解決村莊發展過程中的困境，是村莊自主性能夠充分發揮的關鍵。

5.3 村莊輿論有效

傳統農村社會封閉的環境使得村民不可能輕易脫離自己熟悉的熟人社會，而熟人社會的行為邏輯有賴于村莊內部的輿論監督，傳統鄉村內部熟人社會固有的“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等非正式的價值認同，使得村民不得不考慮封閉的社會空間里的道德輿論壓力及不良后果[29]。但市場中強調追逐個人利益，忽視社會公益的價值取向將經濟原則中的競爭、求利思想放大為社會原則，適用到市場之外的其他社會領域，最突出的表現就是將金錢作為價值判斷的標準，取代或部分取代了村莊既有的生活價值，損害了村莊的自主性。Z村以村規民約約束村民的行為，通過獎懲機制對村民行為進行引導，以“互相掃雪”等形式的互惠活動構建和諧的人際關系，并鼓勵通過推舉“鄉賢”“道德評議會”等多樣化的道義評價機制參與到集體事務中來，村民們自覺組建了非制度化的互助機制，為鄉村社會治理和公眾參與注入強有力的群眾基礎和情感基礎以促進村莊自主性的發揮。

5.4 文化生活繁榮

村莊自主性的內在是一種“我們感”和“集體感”的情感認同，文化活動的開展是貼合村民生活需求的、低成本的重建情感認同的實踐路徑[30]。農民的物質需求通過市場獲得滿足，而精神和情感的需求仍需從村莊熟人社會中汲取，Z村對于鄉村記憶博物館和文化廣場等硬件設施的完善以及廣場舞、鄉村春晚等文化活動的舉行為村民營造了互動的空間和平臺。通過文化活動的交流不僅豐富了村民的精神文明生活，而且培育了集體意識，深化了村民之于村莊的情感認同與文化聯結，提供了再造村莊文化共同體的典型案例，又遏止了鄉村社會原子化危機，為構建村莊的自主性提供凝聚力和認同感的支持。

6 結論與啟示

本文以Z村為案例分析了如何構建村莊價值生產能力，剖析共同體在Z村的存在形式，呈現村莊價值生產能力同村莊自主性的聯系。

村莊價值生產能力包括物質收益能力與文化建設能力，物質收益能力的構建包括集體資源的有效整合、現代公司化的運營模式以及返鄉人才的優厚待遇。物質收益能力的提高吸引村莊價值踐行主體的回歸，而共同生產和分配的體制強化了村莊共同利益，村民關心村莊建設，主體性被調動，結成了利益共同體。價值收益能力包括道德評價機制的重塑、文化生活的豐富。文化生活所帶來的表達性收益能夠使得村莊輿論有效，一個具有道德和輿論約束力的村莊，能夠為村民提供情感歸屬和集體意識，人們在乎價值收益，就能夠產生村民對于村莊的主體感，村莊就是情感與倫理的共同體。而村莊價值生產能力與村莊自主性的關系表現為村莊價值生產能力能夠使得村民廣泛參與村莊事務，提升自主發展能力，使得村莊輿論監督有效和文化內容豐富，從而提升村莊的自主性。

“每一個村莊就自成一個世界”。當前中國面臨現代化的重要轉型，農村是現代化過程中的蓄水池，是國家經濟實現軟著陸的關鍵點。如何將原子化的農民重新組織起來，激發鄉村的內生動力，讓農民成為發展的主體是鄉村振興實踐的重要內容，要激發廣大農民積極主動的意愿，讓廣大農民在鄉村振興中獲得更多的參與感和幸福感。因此，需要構建村莊價值生產能力，再造鄉村共同體，將農民視作鄉村振興的主體，進而早日實現鄉村振興戰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