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普惠金融與民生可持續發展
——“數據之治”的中國實踐

賈帥帥，廖建萍，王泉焱

（1.廣州大學廣東金融發展與數據科學研究中心，廣東 廣州 510405；2.廣州大學經濟與統計學院，廣東 廣州 510006）

一、引言

2015 年9 月聯合國發展峰會審議通過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該議程針對社會、經濟與環境提出了17 項促進全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戰略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中國是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支持者，通過貫徹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堅定不移地履行可持續發展承諾。習近平總書記在向聯合國第四屆世界數據論壇所致的賀信中提到，將積極分享中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監測實踐和經驗，以“數據之治”助力落實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本文遵循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構造反映中國民生領域可持續發展的統計指數，從數字普惠金融角度解析中國以“數據之治”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內在機理，以期形成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以促進全球范圍內落實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金融天然具有資源配置的作用，能夠推動民生可持續發展，增強人民幸福感。但是，出于商業因素的考量，金融機構在提供金融服務的過程中難免存在傾向性，使得金融資源的分布往往存在一定的失衡，小微企業、農民、低收入群體、殘疾人等特殊群體所掌握的金融資源偏少，公益服務項目、社會保障體系、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融資難度比較大。數字普惠金融在降低金融服務成本、擴大金融服務可達范圍、提升金融服務成效等方面具有先天優勢，對于推動發展中國家和低收入群體民生可持續發展具有重大意義（Jia et al.，2021）[1]。

學者們從優化就業結構（冉光和、唐滔，2021）[2]、推動區域創新（董樹功、楊峙林，2023）[3]、縮小城鄉收入差距（田瑤、郭立宏，2022）[4]等多個角度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對民生問題的影響，為實現數字普惠金融促進民生可持續發展提供了有益的研究視角。然而，從單一視角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對民生問題的影響，難以準確揭示數字普惠金融的綜合效應，也難以全面反映其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已由高速發展轉為高質量發展，而高質量發展必定要求具有長遠的可持續性。有鑒于此，這里結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和新發展理念，從高質量、可持續的多維度內涵出發，以綜合視角研究數字普惠金融促進中國民生可持續發展的實踐，監測評估其進展狀況，并分析數字普惠金融驅動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內在機理和實現路徑。

首先，本文在已有文獻的基礎上，結合高質量發展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內涵，構造綜合反映民生領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綜合指數，系統評估我國各?。ㄗ灾螀^、直轄市）的民生發展水平，監測各區域民生可持續發展情況。其次，基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探究數字普惠金融以及其分指數（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對我國民生可持續發展的影響。最后，探索數字普惠金融影響我國民生可持續發展的傳導機制，并且提出相應的建議，為促進我國民生發展朝著更平衡、更充分、更可持續的方向發展提供參考，也有利于總結可復制、可推廣的中國經驗。

二、文獻綜述、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文獻綜述

1.民生發展水平監測研究進展。目前有關民生領域發展水平監測的研究主要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從經濟、社會、環境等單個維度對民生發展狀況進行監測。于洋等（2021）[5]構建了我國城市經濟發展狀況監測體系，李金昌和余衛（2022）[6]構建了評價共同富裕過程與結果的指標體系，喻蕾（2021）[7]構建了反映文化產業高質量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單維監測的導向性強，但難以反映民生發展的綜合進展。另一類是從多維的視角對民生發展水平進行測度。張興祥等（2018）[8]在全國性問卷調查的基礎上，采用LASSO 篩選法構建了適合我國本土化測度國民幸福感的指標體系。高和榮和周宇（2022）[9]結合國家統計局對民生指數（DLI）的論述，從七個維度構建反映民生發展水平的指標體系，并對其區域差距及影響因素進行分析，認為中國基本型民生發展水平存在顯著的空間異質性。多維監測具有綜合性和全面性的優勢，有利于更好地監測民生發展水平，但是維度遴選的科學性與可實現性具有較大難度。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宗旨是推動各國民眾共享發展機遇，對該議程開展研究必然將與民生可持續發展相關的議題置于優先位置。鮮祖德等（2020）[10]從全球、區域和國別層面系統梳理可持續發展目標監測進展，從優化數據報送機制、拓寬數據來源和建立本土化監測指標等方面提出了完善可持續發展目標監測的建議。盧善龍等（2021）[11]在實現聯合國SDGs 目標6 的監測中，指出現有監測評估中缺乏可持續指標數據集以及優良評估系統，提出了完善數據采集系統的建議。在此基礎上，王慧娟和蘭宗敏（2022）[12]構建中國城市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并實現了對我國298 個樣本城市的監測分析，進而依據不同類型城市的時空特征與排名提出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

考慮到民生發展的可持續性，而聯合國2030 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是實現發展均衡性與可持續性監測的國際主流框架，這里充分借鑒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指標體系，構建民生領域可持續發展測度體系，以實現民生可持續發展目標的統計監測。

2.數字普惠金融促進民生可持續發展的研究進展。近幾年，由于數字化改革的有力推進，普惠金融得到了深度發展。學者們從促進經濟增長、縮小收入差距、優化產業結構、激勵創新創業等角度對數字普惠金融影響民生發展的作用效果進行評價，凸顯了數字普惠金融在促進民生可持續發展中的關鍵作用。在促進經濟增長方面，胡淑蘭等（2023）[13]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數能夠有效地促進經濟包容性增長，并且這種促進作用在中西部地區更為明顯。不少文獻也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傅利福等（2021）[14]認為數字普惠金融對經濟增長的驅動作用主要是通過財富渠道和創新渠道實現的，余江龍等（2022）[15]則指出數字普惠金融主要通過提升地區資本配置效率和地區創業水平促進各地區的經濟增長。在縮小收入差距方面，田瑤和郭立宏（2022）[4]基于CFPS 數據和PKU-DFIIC 數字普惠金融指數，指出數字普惠金融能從整體上降低收入差距。張勛等（2019）[16]指出數字金融在落后地區發展更快，對低收入群體的增收效果更好，認為數字金融促進了包容性增長。楊怡等（2022）[17]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評估了數字普惠金融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能夠通過提升農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這一途徑抑制城鄉收入差距的進一步擴大。賀建風和吳慧（2023）[18]研究證實數字普惠金融能夠促進農村數字技術類消費從而彌合城鄉“數字鴻溝”，闡釋了數字普惠金融在縮小城鄉消費差距方面的作用機理。在優化產業結構方面，杜金岷等（2020）[19]通過系統GMM 方法研究發現，數字普惠金融能夠促進我國產業結構優化，并且對產業結構合理化、高級化和產業內部演化作用更為明顯。在激勵創新創業方面，翟仁祥和宣昌勇（2022）[20]在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城市創業活躍度的影響后，發現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提升城市創業活力，且這種作用存在區域異質性，在非核心區域城市更為顯著。喬彬等（2022）[21]提出要積極發揮數字普惠金融對重污染行業綠色轉型的作用，促使企業向可持續發展方向轉型，用金融手段促進企業綠色創新。

目前大多學者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民生發展水平的影響都是從經濟發展、社會發展或者生態環境某一個視角進行的，缺少從總體上的探索，同時從覆蓋廣度、使用深度等分層視角進一步進行機制研究還有所欠缺，有必要加強對數字普惠金融促進民生可持續發展綜合效應的分析，并通過分層觀察對數字普惠金融促進民生可持續發展的機制進行識別。

綜上所述，從多維角度開展可持續發展監測更具科學性，但其維度遴選是需要審慎關注的重點。目前有關數字普惠金融推動民生可持續發展的研究也存在綜合性不強且識別機制不夠細致的問題，據此擬針對有關問題進行探索研究。本文可能的創新和貢獻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將我國新發展理念的成功實踐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相結合，構造能夠反映民生領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綜合指數，在此基礎上評估各地區民生可持續發展狀況，以實現民生可持續發展監測的多維性、科學性與適用性。第二，在數字化轉型持續推進與數字普惠金融影響日漸廣泛的背景下，基于雙向固定效應模型探究數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數對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影響，進一步闡釋數字金融促進民生可持續發展的機理。第三，立足于數字普惠金融對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作用效果，根據中國各地區民生可持續發展進程監測評估狀況，并提出對策建議，為相關部門改善民生，增強人民幸福感、獲得感、安全感提供思路與方向。

（二）理論機制與研究假設

1.數字普惠金融對民生可持續發展的總體影響。首先，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數字化技術降低金融服務的成本，提高金融服務的效率和質量，為企業和個人提供更加便捷與高效的金融服務，從而實現經濟增長。其次，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提高金融可得性，打破傳統金融服務的地域和群體限制，使更多的人享受到金融服務，從而具有抑制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優化產業結構、提升城市創業創新活躍度等效果，有效促進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最后，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推動重點污染行業的綠色轉型，從而促進生態環境的健康發展。綜上，數字普惠金融在促進民生可持續發展的各個方面都具有積極作用。據此，本文提出假設1。

H1：數字普惠金融能夠從總體上提高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

2.數字普惠金融影響民生可持續發展的機制。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編制的“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1—2020 年）”不僅測度了我國數字普惠金融綜合發展水平，而且編制了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指數，共同反映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情況（郭峰等，2020）[22]。已有研究證實，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能在不同程度上促進經濟增長（肖威，2021）[23]和共同富裕（劉心怡等，2022）[24]，縮小城鄉差距（汪亞楠等，2020）[25]。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有助于從更大范圍內提高支付的便捷性，數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有助于增加支付的應用場景，數字普惠金融數字化程度有助于提高數字化交易占比并降低交易成本，最終都能夠有力地促進民生可持續發展。據此，本文提出假設2。

H2：數字普惠金融從覆蓋廣度、使用深度與數字化程度三個維度促進民生可持續發展。

3.數字普惠金融影響民生可持續發展的作用路徑。其一，有研究表明，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提高女性、農民工等弱勢群體的就業質量（郭晴等，2022）[26]，也可以通過收入效應、就業效應進而提升社會保障水平（汪亞楠等，2020）[25]。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有效突破時空限制，為農村及偏遠地區提供金融服務，支持農村經濟發展，有利于降低就業門檻、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使更多的人能夠自主創業和就業，實現就業公平。就業是民生之本，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最大的民生工程。就業公平體現了以人民為中心的思想，使得每個人都可以融入社會、共享發展成果、實現自我價值和社會價值。因此，數字普惠金融通過促進就業改善民生，并實現民生可持續發展。其二，數字普惠金融能夠推動科技創新，提高民生水平。梁榜和張建華（2019）[27]從城市層面與微觀企業層面發現，數字普惠金融對技術創新具有正向作用，并且其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均能促進創新水平的提高。同時，劉思明等（2019）[28]發現一國的創新驅動力與經濟高質量發展密切相關，創新驅動力越大，經濟高質量發展水平越高，進而改善民生，實現民生可持續發展。此外，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科技創新，以數字化、智能化的方式提供金融服務，降低金融服務的門檻，解決傳統金融無法覆蓋到的人群的金融需求，提高金融包容度，促進社會公平，進而推動民生可持續發展。據此，本文提出假設3a 和假設3b。

H3a：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促進就業公平改善民生，實現民生可持續發展。

H3b：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提高創新水平改善民生，實現民生可持續發展。

三、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水平測算與趨勢分析

（一）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構建

高質量發展既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根本體現，也是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的必然要求。高質量發展（HQD）必然在表現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理念的同時，關注減少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是繼千年發展目標（MGDs）之后，國際社會為徹底解決社會、經濟和環境三個維度全球發展問題所提出的目標。高質量發展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是相輔相成的，高質量發展是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根本途徑，只有在可持續發展理論支持下才能保持高質量發展的長久性。構建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不僅需要考慮高質量發展與可持續發展內涵的多重性，還需考慮二者之間的關系。

圖1 展示了綜合中國高質量發展的成功實踐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構建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測度體系的邏輯。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體系是一個包含高質量與可持續發展的綜合性整體。經濟發展既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發展的基礎和支撐，又是實現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最基本要求。人民生活水平直接關系到人民的生活質量和幸福感，既是民生發展的核心目標，也是貫徹新發展理念、積極適應我國主要矛盾變化的重要方面。良好的生態環境能夠維護人民的生存和健康，是民生發展的重要保障。綜合而言，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體系是一個復雜的交互系統，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和生態環境相輔相成，經濟發展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礎，人民生活是衡量民生水平的重要指標，生態環境是民生發展的重要保障。

圖1 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測度體系的邏輯圖

根據對文獻的總結，在把握高質量發展和可持續發展內涵以及二者關系的基礎上，結合中國區域發展的現狀構建指標體系，將經濟發展、人民生活、生態環境作為測度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一級指標?？紤]到一級指標的內涵，基于科學性、系統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則選取30 個二級指標共同反映民生領域可持續發展水平，并將其與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及高質量發展五大理念相對應，具體指標體系見表1。

表1 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

1.經濟發展維度。經濟發展是實現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與動力，是貫徹新發展理念、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經濟體系的支撐。實現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要符合新發展理念。第一，創新發展理念鼓勵企業創新，促進經濟轉型，在此選取規模以上工業企業R&D 經費占地區生產總值比重和萬人專利授權數量作為反映創新發展理念的指標，兩項指標均對應聯合國SDGs 的第9 項目標。第二，協調發展鼓勵各地區均衡發展，在此選取地區GDP 增長率和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作為反映區域均衡發展水平的指標，對應聯合國SDGs 的第10 項目標?？紤]到投資推動未來民生發展的先導性作用，尤其是信息基礎設施在數字經濟時代的關鍵作用，將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服務固定投資作為觀察區域均衡發展的先導性指標，對應聯合國SDGs 的第9 項目標。第三，綠色發展理念是民生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集中體現在生態環境維度。第四，開放發展理念鼓勵持續提高對外貿易與人員往來的開放程度。進出口總額集中體現了一國對外貿易的規模和開放水平，國際旅游外匯收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一個地區的人員開放程度，在此選取這兩項指標作為反映開放發展理念的指標，均對應聯合國SDGs 的第17 項目標。第五，共享發展理念在經濟層面主要體現為發展機會的共享。測度經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水平，經濟總量是必不可少的指標，但是直接使用地方GDP 來反映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忽略了經濟發展的質量、效益以及區域之間的差異，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選取全員勞動生產率和人均地區GDP 共同反映一個地區共享發展機遇的基本情況。鑒于二者的基礎性作用，均可對應聯合國SDGs 的第1、2、8 項目標。

2.人民生活維度。人民生活是衡量民生水平的核心指標，不僅包括人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如收入、教育、醫療和基本社會保障等，還包括社會公平、人身安全等方面。在人民物質生活水平方面，選取城鄉收入比（體現共享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10項目標）、城鎮登記失業率（體現共享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8 項目標）和基尼系數（體現協調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10 項目標）反映收入水平，選取教育經費占本級財政支出比重（體現共享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4 項目標）和本科畢業人數占總人口比重（體現共享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4 項目標）衡量教育水平，選取萬人醫院床位數（體現共享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3項目標）和瘧疾預防中心數量（體現共享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3 項目標）反映醫療水平，選取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體現共享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16 項目標）、人均糧食產量（體現共享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2 項目標）和人均用水量（體現共享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6 項目標）來衡量基本社會保障水平。在社會公平方面，性別問題在就業、人口等方面的矛盾更為突出，在此選取女性就業人數占總就業人數比例（體現協調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5 項目標）和女性人口數占總人口比例（體現協調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5 項目標）作為反映社會公平程度的指標。在人身安全方面，選取犯罪率作為衡量指標。

3.生態環境維度。生態文明建設是實現民生可持續和高質量發展的必然要求。推動生態文明的發展要考慮節能減排和生態循環等多個因素的綜合影響，在此選取二氧化硫排放量（體現綠色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13 項目標）、人均化學需氧量排放量（體現綠色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14項目標）、空氣中的PM2.5 濃度（體現綠色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15 項目標）和生活垃圾清運量（體現綠色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6 項目標）來衡量污染排放程度，選取森林覆蓋率（體現綠色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11 項目標）、建成區綠化覆蓋率（體現綠色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11 項目標）、城市天然氣總供應（體現綠色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7 項和第12 項目標）和城市發電量（體現綠色發展理念，對應聯合國SDGs 第7 項和第12 項目標）共同反映生態循環建設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從高質量發展的視角可以在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個維度對候選指標進行分類，從可持續發展的視角可以對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17 項目標①進行分類，而對指標的遴選還需要參照已有文獻的做法和中國官方統計體系，因此該指標體系的確定既具有科學性，又具有一定的主觀性。但是，考慮到經濟社會現實的復雜性和統計指標之間的關聯性，目前的入選指標一般并非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而是綜合了科學性、目的性與可操作性的結果。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進出口總額、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參保人數、二氧化硫排放量等公開統計數據外，指標體系中大部分二級指標是由公開數據簡單構造而成，便于保障研究的可行性與可比性。在滿足研究目的的前提下，指標的遴選以科學性和可操作性為依據，這是符合慣例和現實的。

（二）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測度方法

通過對可持續發展水平測度文獻進行梳理，發現現有研究文獻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涂正革等，2022）[29]、變異系數法（張勛等，2019）[16]和熵值法（皮建才和宋大強，2021）[30]進行測度。熵值法能夠在考慮多個指標權重影響的同時，在指標間相關性較弱的情況下更好地處理指標間的相互影響，并且可以根據具體情況進行調整和適應，具有靈活性和可操作性，易于實現（陳夢根等，2020）[31]?；诖?，這里采用熵值法對指標數據進行處理。

第一步，去除指標量綱。本文指標體系包括30項測量指標，這些指標中不僅包含正向指標、負向指標，而且還包含方向不明確的適度指標。②式（1）和式（2）中，Yijt表示第t年第i個指標第j個省份無量綱化后的指標值，Xijt為原始數據，Xi，max和Xi，mim分別表示第i個指標所在省份原始數據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對于正向指標：

對于負向指標：

第二步，計算指標比重和指標信息熵。式（3）和式（4）中，Pijt為第t年第i個指標第j個省份占第t年所有省份第i個指標的權重，Hit為第t年第i個指標的信息熵。

第三步，計算指標熵值。式（5）中，代表第t年第i個指標的權重。

第四步，計算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水平得分。式（6）中，為第t年第j個省份民生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數。

（三）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指數趨勢分析

根據前述步驟，計算得到民生可持續發展指數的權重系數如表2 表示，計算得出2011—2021 年全國31 個?。ㄗ灾螀^、直轄市，不包含港澳臺地區）民生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數如表3 所示，以年度均值體現的全國各?。ㄗ灾螀^、直轄市）民生發展水平如圖2 所示，按大區劃分的全國各地區民生發展水平如表4 所示。

表2 指標權重

表3 2011—2021 年各?。ㄗ灾螀^、直轄市）民生發展水平得分

表4 各地區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平均得分

圖2 2011—2021 年各省份民生發展指數空間格局

從表2 可知，二級指標中城市天然氣總供應、人均用水量、萬人專利授權數量、國際旅游外匯收入、進出口總額和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的權重均超過6%，是影響民生可持續發展的核心指標。由此可知，經濟發展是衡量民生領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水平最重要的一級指標，表明經濟發展在改善民生、促進民生可持續發展方面處于最重要的位置。指標權重低于1%的二級指標包括空氣中的PM2.5 濃度、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建成區綠化覆蓋率等，這些指標大多數都屬于生態環境維度，表明生態環境的改善對于提高民生水平作用有限。通過計算，經濟發展維度的權重為46.96%，人民生活維度的權重為33.73%，而生態環境維度的權重為19.33%，這與核心指標所占比例結論一致，進一步說明了決定民生發展水平的關鍵在于經濟發展狀況。鑒于熵值法會對分散程度較大的指標給予較大的權重，因此權重較大的指標既反映出區域之間差距較大，也為相對落后的地區指明了努力方向?？陀^上來講，著力發展經濟、改善生活是提高民生可持續發展最有力、最直接的方向，這既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科學之處，也是部分地區“重發展輕環?！钡母?。但是也應該意識到，“綠水青山也是金山銀山”，提升環保意識尤其要堅決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錯誤理念，在新發展理念的指導下追求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為全球可持續發展積累可推廣、可復制的中國經驗。

根據表3，從民生發展水平總指數均值的角度可以發現，2011—2021 年我國民生發展水平總指數為0.272，且綜合排名高于均值的省份共有14 個，按大小順序排列依次為廣東、江蘇、山東、浙江、北京、上海、河南、福建、四川、湖北、河北、安徽、湖南、黑龍江。其中，廣東處于全國領先的地位，綜合指數為0.531，其次是江蘇，綜合指數為0.470。大多數省份的分值都在0.2 到0.3 之間，而海南、西藏、青海、貴州、寧夏的得分較低，皆小于0.2，其中青海的綜合指數最低，僅為0.144。由圖2 也可以直觀地看出，沿海地區民生發展水平較高，而內陸省份民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

從時間發展趨勢來看，我國各?。ㄗ灾螀^、直轄市）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均呈現出波動上升的趨勢，并且在2017 年我國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超越了0.272。這說明，我國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總體上在不斷提高，民生建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從增量的視角看，廣東省和江蘇省的增量最大，遼寧省和西藏自治區的增量最小。廣東、北京、上海、山東、江蘇和浙江在萬人專利授權數量、進出口總額、制造業固定資產投資等核心指標上水平較高，從而導致其增量較大，而青海、貴州、寧夏在這些指標上水平都不高，從而導致其增量較小。從增速的角度看，總體上呈現出復雜的波動，幾乎每個省的增速都存在正向增長和負向增長的交替現象，這就導致了青海、西藏等省份在某個階段增速很快，卻由于不能維持正向增長，而在總體上表現為增量不大，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較低。

總體上來看，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高的省份，其增速更快，增量也更多。由此可知，各省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雖然都在提高，但差異卻在進一步拉大，且隨著時間發展呈現出擴大的趨勢。民生建設是一項需要持之以恒的長期事業，要堅持“一茬接著一茬干”“一張藍圖繪到底”。

根據表4 分地區統計的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均值來看，華東地區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平均得分最高，其次是中南地區，接著是西南、華北以及西北地區，最后是東北地區。華北、華東和中南地區的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年平均得分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而東北、西南和西北地區則低于全國平均水平。從增量的角度來看，華北、華東、中南地區遙遙領先于東北和西北地區。從增速的角度來看，所有地區均呈現出正向增長，但華北、華東、中南和西南地區增速遠高于東北和西北地區。究其原因，華北、華東和中南地區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天然的經濟發展優勢以及政府的大力支持吸引了大量人口和投資，具備了良好的物質基礎、人才基礎和資源基礎，發達城市較多，成為了國家經濟、文化、政治的中心，從而帶動了教育、科技、醫療等方面的持續發展，實現了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提高。西南和西北地區則因其自然條件惡劣、經濟基礎薄弱等原因，導致城市化進程相對較慢，經濟發展相對滯后，從而呈現出民生水平相對較低的狀態。在東北地區，主要依賴的重工業及資源開發產業已逐漸落后，地理位置原因使得運輸成本高、市場規模小以及人口老齡化率高，導致勞動力減少，經濟增長動力不足，區域財政壓力大，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較低且增速變緩。由此可知，全國各地區雖然民生發展可持續水平在不斷提高，但差距也在進一步拉大，這與表3 中全國各省市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雖然都在提高但差異卻在進一步擴大的趨勢相互印證。

根據前文理論分析，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于改善民生領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具有關鍵作用。這里通過對數字普惠金融推動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進行計量分析，理清其影響機制，進一步總結中國通過“數據之治”實現民生可持續發展的寶貴經驗，以期為自身及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有益借鑒。

四、數字普惠金融促進民生可持續發展的機制

（一）研究設計

1.變量選擇。（1）被解釋變量：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水平總指數（PDI）。根據民生領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指標體系，將我國31 個省份2011—2021 年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得分乘以100 得到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水平總指數，作為被解釋變量。（2）核心解釋變量：數字普惠金融指數（DIFI）。采用目前公認的最具有權威性的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編制的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2011—2020 年）來衡量，選取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DIFI）以及覆蓋廣度（CB）、使用深度（UD）、數字化程度（DIGI）分別作為核心解釋變量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對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的影響。其中，2021 年數據通過移動平均法填補。（3）控制變量。為了減少遺漏變量而導致的估計偏誤，選取人口密度（PD）、經濟密度（ED）、政府對經濟的干預（GOVE）和城鎮化（URBAN）作為控制變量。人口密度用單位國土面積所容納的以萬人計的常住人口數量來衡量，城市人口密度越高，民生項目的人均占有率越低，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水平越低。經濟密度用單位國土面積所創造的以億元計的地區生產總值來衡量，經濟發展水平越高，投入民生建設的資金越多，從而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越高。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用財政支出占地區生產總值的比重來衡量，政府干預可以促進公共服務的提供和公共資源的優化配置，從而提高社會福利水平。城鎮化用地區城鎮人口數占年末常住總人口數的比例來衡量，城鄉之間教育、醫療等各方面的資源具有顯著差異，從而造成城鄉民生發展水平之間的差異。城市化水平越高，越多的人能夠擁有城市資源，從而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越高?？刂迫丝诿芏?、經濟密度、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城鎮化等指標，有利于提高分析結論的可靠性。

2.模型設定。（1）基準回歸模型。這里以省級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度量該省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狀況，并評估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對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水平總指數是否具有統計上的顯著影響。根據豪斯曼檢驗結果，檢驗統計量的值為19.35，在1%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在回歸分析中應當控制時間和省份效應?；诖?，選擇構建如下雙向固定效應模型（Two-way FE）：

其中：i表示各?。ㄗ灾螀^、直轄市）；t代表年份；PDIit表示第i個省份第t年的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水平總指數；DIFIit表示第i個省份第t年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controlsit代表多個控制變量，包括人口密度、經濟密度、政府對經濟的干預和城鎮化；λt代表時間固定效應；μi代表地區固定效應；εit表示隨機擾動項。

為進一步考察數字普惠金融影響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路徑，將數字普惠金融的分指數覆蓋廣度、使用深度、數字化程度分別放入回歸模型中，模型設定如下：

其中，DIFI_indexit表示第i個省份第t年的覆蓋廣度指數、使用深度指數和數字化程度指數，其余變量和模型（7）含義相同。

（2）機制檢驗模型。為了進一步深入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如何影響民生可持續發展，這里參考王丹利和陸銘（2020）[32]的機制檢驗方法，在模型（8）的基礎上引入核心解釋變量與機制變量的交互項，構建模型如下：

其中，Mit為機制變量。若機制變量的系數β3顯著，則說明數字普惠金融是通過影響機制變量Mit進而影響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

（二）實證結果分析

1.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析見表5，民生發展水平均值為27.259，其最大值為66.1，最小值為10.3，標準差為9.374，說明我國各區域之間民生發展水平差距明顯。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均值為226.803，說明我國數字普惠金融整體發展良好，這正是我國大力推廣數字普惠金融的結果。使用深度、覆蓋廣度和數字化程度均值都在200 以上，說明數字普惠金融的各個方面都呈現出健康的發展狀態，其中數字化程度的均值最高，離散程度也最大，表明數字化程度的提高是數字普惠金融增長的重要動力。

表5 變量的描述性統計

圖3 展示了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水平總指數與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及其分指數的關系，可以看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及其三個分指數均與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水平總指數呈現顯著的正向關系。

圖3 數字普惠金融與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散點圖

2.基準回歸結果分析。根據豪斯曼檢驗結果，基準回歸選用控制年份和省份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表6 為基準回歸結果。表6 的列（1）為未加入控制變量的數字普惠金融對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影響，列（2）為加入控制變量的數字普惠金融對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影響，列（3）至列（5）分別研究了數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覆蓋廣度和數字化程度對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影響。

表6 基準回歸

根據回歸結果可知，加入控制變量前后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表明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顯著改善民生，促進民生向高質量、可持續的方向發展，由此假設1 成立。

為探究數字普惠金融影響我國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作用路徑，在此考察數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覆蓋廣度和數字化程度這三個分指數對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影響。結果發現，數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覆蓋廣度和數字化程度的回歸系數分別在5%和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與假設2 完全符合，說明三個分指標對提升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都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比較系數大小發現，三個分指標系數差距較大，系數最大的是覆蓋廣度，其次是使用深度，最后是數字化程度?？紤]到覆蓋廣度是取對數后進行回歸，由此認為它們的系數差距不大，說明三個分指標在改善民生、提升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上具有同等的正向作用。

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分別從不同的途徑促進民生可持續發展，為改善民生起到了重要作用。通過郭峰等（2020）[22]對數字普惠金融總指數（DIFI）及其具體指標的說明，能夠發現數字普惠金融指數促進民生可持續發展的內在機理。第一，擴大數字普惠金融的覆蓋廣度能夠提高金融的包容性，讓無法獲得傳統金融服務的人群獲得借貸、儲蓄等金融服務，通過提高金融支付、信貸等服務的便利性來促進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保護生態環境。同時，數字普惠金融覆蓋廣度的擴大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為無法獲得傳統融資渠道的中小微企業提供融資支持，促進經濟發展，提高居民收入，從而提升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第二，提高數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能夠讓更多的人認識并且學習到數字金融知識，促進支付、信貸、保險、投資等業務的發展，從而合理規劃自己的經濟行為，并在多個層面改善自己的生活水平。第三，提升數字普惠金融數字化水平，通過支付的移動化和便利化以及貸款的實惠化可以有效降低金融交易費用，節約時間成本，為貧困人群提供更多有效的金融服務，從而提高生活品質，降低貧困發生率，有效推動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正向增長。綜合來看，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對于改善貧困地區生活水平、推動農村發展、促進經濟發展都有著積極的正向作用。

3.穩健性檢驗與內生性問題。（1）穩健性檢驗?；诨貧w結果穩健性的考量，從替換被解釋變量和核心解釋變量的角度出發，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影響。經濟發展是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一個核心維度，民生發展水平的高低關鍵在于經濟發展狀況。經濟發展是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總體發展的重要指標，它包含了產業結構、投資環境、科技創新等多個方面，對民生發展起決定性作用。民生可持續發展包含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和生態環境三個維度，由民生可持續發展測度結果可知，經濟發展維度相關指標在三個維度中所占比例最大，與民生可持續發展方向保持了最大的一致性。因此，這里利用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總指數中所占分量最大的分指數經濟發展（PDIed）替換民生發可持續發展總指數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7 的列（1）至列（5）。與此同時，采用田霖（2020）[33]測度的互聯網金融背景下2011—2015 年我國省級金融包容指數（IFI）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替換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進行穩健性檢驗，結果見表7 的列（6）。

表7 穩健性檢驗

表7 列（1）至列（5）結果顯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及其三個分指標的回歸系數與基準回歸結果相近，即數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覆蓋廣度、數字化程度均對經濟發展類的民生可持續發展指數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該結論與前文基本一致，表明基準回歸結果是穩健的。列（6）結果顯示，以互聯網金融包容指數作為核心解釋變量，數字普惠金融對提高民生發展水平仍然具有正向作用。替換核心解釋變量后的檢驗結果與基準回歸結果保持一致，說明數字普惠金融對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估計結果是穩健的。

（2）內生性問題。為了防止出現反向因果問題，即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提升將促進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此處將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及其分指數做滯后一階處理，考察滯后一期數字普惠金融對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影響，結果見表8。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及其分指數的系數均為正，且基本顯著，說明前一期的數字普惠金融對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具有促進作用。通過與表6 對比，發現對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做滯后一期處理后，模型擬合回歸系數明顯減小，說明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受到當期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影響更大。

表8 內生性檢驗：核心解釋變量滯后一期

影響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因素眾多，因此難免會出現遺漏變量導致的內生性問題。為檢驗數字普惠金融是否受到遺漏變量的影響，借鑒已有文獻的做法（胡淑蘭等，2023）[13]，采用1998 年郵電業務總量與2011—2021 年互聯網寬帶接入用戶數的交互項（INTER）作為數字普惠金融指數的工具變量，運用兩階段最小二乘法來識別數字普惠金融與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之間的因果關系，結果見表9。列（1）和列（3）分別為考慮控制變量和不考慮控制變量情形下第一階段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工具變量對數字普惠金融具有顯著的正向作用，這與理論預期相符。列（2）和列（4）分別為考慮控制變量和不考慮控制變量情形下第二階段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數字普惠金融指數對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這與基準回歸結果一致，說明結論具有可靠性。

表9 內生性檢驗：工具變量法

4.傳導機制分析。數字普惠金融對提升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其影響機制還待進一步分析。數字普惠金融能夠借助互聯網等技術手段降低金融服務的門檻和成本，讓低收入人群也能獲得金融服務，并且數字普惠金融對創業創新（馮永琦、蔡嘉慧，2020）[34]、提高就業率（陸鳳芝等，2022）[35]有顯著的正向作用。由此，從促進公平就業（EM）和創新水平（IN）兩個方面對數字普惠金融影響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傳導機制進行分析，結果見表10。

表10 傳導機制檢驗

在基準模型中加入數字普惠金融與機制變量的交互項，由表10 列（1）、列（2）可以看出，數字普惠金融與就業公平的交互項系數均顯著小于零，說明就業公平是數字普惠金融影響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機制變量。就業公平是通過城鄉個體就業人數的比值來衡量的，比值越低，就業越公平。由此認為，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促進就業公平來提高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這是符合邏輯的，一般而言，城市居民比農村居民具有天然的信息優勢，因而更具就業優勢，而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提升支付的便利性、提高金融服務的可得性而縮小城鄉居民的就業難度，顯著提升農村居民收入和民生資源的獲取機會，進而提升整體的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水平。由列（3）、列（4）可知，數字普惠金融與創新的交互項系數顯著為正，說明創新也是數字普惠金融影響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機制變量，數字普惠金融能夠通過提高創新水平來改善民生，促進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數字普惠金融的發展提高了小微企業等弱勢群體的金融獲得性，能夠有效促進經濟發展和技術創新，進而改善民生。

通過比較系數大小發現，數字普惠金融通過促進就業公平比促進創新發展更能提高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這可能意味著在考察期2011—2021 年間，就業是最大的民生問題，促進就業是改善民生的根本，這對于尚處于發展中的經濟體具有較強的可借鑒性。綜上，假設3 成立，即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促進就業公平和提高創新水平進而改善民生，提高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

五、研究結論與對策建議

（一）研究結論

基于2011—2021 年我國31 個省份的面板數據，使用熵值法構建衡量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水平的綜合指數，監測不同省份的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現狀，使用雙向固定效應模型研究數字普惠金融對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影響。進一步，利用IV-2SLS 進行內生性檢驗，并選取就業公平和創新水平相關指標進行機制檢驗，研究數字普惠金融提高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傳導機制，得到了三點研究結論。

第一，經濟發展維度是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核心維度，對區域民生發展水平起決定性作用。從區域上看，雖然各地區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都在提升，但區域之間的差距卻呈現出擴大趨勢。華東和中南地區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高，其增速和增量也最大。東北和西北地區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低，增量小的同時也表現出增速緩的趨勢。整體上來看，各地區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呈現出較大的差距，并且隨著時間的變化進一步擴大，這反映出采取積極舉措縮小地區間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差異的必要性。

第二，數字普惠金融能夠從整體上為提高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助力，且其分指數（覆蓋廣度、使用深度和數字化程度）也能在同等程度上改善民生，促進民生可持續發展，這一結論在一系列穩健性檢驗之后仍然成立。數字普惠金融有力地推動中國實現民生高質量可持續發展，是實現“數據之治”的關鍵舉措，這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可推廣、可復制的經驗。

第三，從傳導機制來看，數字普惠金融可以通過推動社會就業公平來改善民生，也可以通過提高創新水平來提升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相比而言，促進就業公平對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的提升效果更明顯。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可以借鑒中國以數字普惠金融發展推動民生高質量發展的“數據之治”經驗以及“優先解決就業問題，進而推動民生改善”的經驗。

（二）對策建議

其一，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的理念，以發展作為推動民生改善的動力，結合各地實際統籌經濟發展與民生改善。廣東、江蘇、浙江、福建、山東等沿海省份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高、增量大、增速快，這些地區應當持續充分發揮其沿海的區位優勢，加大對外開放力度，不斷吸引外資，發展經濟。北京、上海、安徽、河南等省份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較高，增速較緩，這些地區應當繼續加快科技創新，提高產業技術水平，推動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以促進社會經濟的持續發展。同時，應當進一步加大對社會保障、教育、醫療等領域的投入，將財政支出向這些領域傾斜，實現民生的高質量與可持續發展。對于黑龍江、西藏、陜西、甘肅、青海、寧夏等省份，應當通過加大投資、減稅降費、優化產業結構等方式扶持經濟發展，還可以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提高交通運輸能力，從而促進經濟發展。此外，可以發展適合當地的新型農業，提高農業生產水平，從而帶動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為促進各地區民生的均衡發展，可以從優化資源配置、確保資源公平分配的視角來考量，例如，通過轉移支付、專項補貼等方式，實現經濟發展好的地區“幫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地區，從而降低民生發展差距進一步擴大的趨勢。

其二，重視數字普惠金融對民生可持續發展的正向作用。應當拓寬金融的服務面，開展金融知識普及和培訓活動，加強對農村地區和貧困人群的金融扶持力度，引入更多的數字金融技術，降低融資門檻，鼓勵小微企業的發展。加大對金融科技發展的投入，提高數字化服務程度，解決偏遠地區支付難等問題。鼓勵和支持數字普惠金融在教育、醫療、文化、旅游等領域的應用，構建數字普惠金融與其他產業的聯動發展機制，加快建設數字中國，助力“數字之治”。

其三，暢通數字普惠金融推動就業、促進創新的渠道，進而推動民生可持續發展。一方面，可以通過建立數字普惠金融體系，利用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幫助低收入人群更方便地獲得小額信貸，充分發揮金融服務的支撐作用。通過建立數字化人才招聘平臺，減小信息壁壘，為求職者提供更多的選擇和機會，推動就業公平，提高民生可持續發展水平。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金融機構、科技企業和政府的深入合作，實現資源共享和技術互補，提高技術創新水平，推動民生高質量和可持續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