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下的共同富裕：機遇、挑戰與應對*

謝宜澤

內容提要：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同向而行。一方面，數字經濟擴大了經濟增量和就業空間，通過增效賦能提升了全要素生產率，優化了經濟存量，為共同富裕奠定了更充裕的物質基礎，提供了更多元的收入分配渠道；另一方面，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促進效應受到數字技術和數字治理水平的制約，而且數字經濟的發展仍不平衡不充分，同時它也在創造新的收入不平等，使廣大低技能勞動者遭遇結構性失業風險。為加速數字經濟時代的共同富裕歷史進程，應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數字技術，全面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轉型；規范數字經濟發展，按照共同富裕的實踐要求完善數字治理體系；全方位強化數字教育，提升全民數字素養，加速彌合數字技能鴻溝，全面釋放數字紅利。

隨著5G、大數據、云計算、區塊鏈、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快速發展，人類社會正在朝著數字經濟的方向加速演進。面對這一不可逆轉的時代大勢，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要求：“加快發展數字經濟，促進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6，22、30頁。。與此同時，在順利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后，面對后全面小康時代中國向何處去的重大時代課題，習近平鄭重地作出了“現在，已經到了扎實推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階段”的重要論斷，(2)習近平：《扎實推動共同富?！?，《求是》2021年第20期。為全國各族人民指明了前進方向。黨的二十大報告也再次重申：“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并要求到2035年“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3)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36，22、30頁。數字經濟作為繼農業經濟、工業經濟之后的主要經濟形態，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鮮明特征和本質要求，在“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交接點，二者歷史性地交匯在從“富起來”走向“強起來”的中國，形成一股同向而行的聚合之勢。那么，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對全體人民共同富裕而言，究竟意味著什么？它將帶來何種機遇，又將形成哪些挑戰，以及面對這些機遇與挑戰，我們應當如何做出積極有為的主動應對？是值得人們深思的問題。針對上述時代之問，本文試圖進行一個較為全面的討論。

一、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一個分析框架

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均屬于復合型概念。數字經濟一詞誕生于20世紀90年代，由美國學者唐·泰普斯科特首次提出。(4)Don Tapscott，The Digital Economy：Promise and Peril in the Age of Networked Intelligence，New York：McGraw-Hill，1996，pp.12-60.隨著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數字經濟的內涵和外延也在不斷發生變化。如今數字經濟普遍被認為是以使用數字化的知識和信息作為關鍵生產要素、以現代信息網絡作為重要載體、以信息通信技術的有效使用作為效率提升和經濟結構優化的重要推動力的一系列經濟活動。(5)G20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Initiative，September 5，2016.它通常包括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兩種典型形態，主要呈現信息化引領、開放化融合、泛在化普惠三個方面的顯著特征。(6)梅宏：《大數據與數字經濟》，《求是》2022年第2期。相比于西方發達國家，我國數字經濟起步較晚，1996年的規模為430億美元，僅相當于美國的1/63、日本的1/23、英國的1/6。(7)馬化騰等：《數字經濟：中國創新增長新動能》，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年，第14頁。進入21世紀后，我國數字經濟開始加速發展，后發先至，逐漸成為國民經濟的主導力量。2016—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經從22.6萬億元增長至45.5萬億元，占GDP的比重從30.3%提升至39.8%。(8)數字經濟數據源于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2022年7月；GDP數據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如果橫向比較，2021年我國數字經濟規模為7.1萬億美元，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位，相當于德國、英國、法國、意大利等歐洲主要國家的總和。(9)數據源于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年)》，2022年12月。在全球數字經濟發展格局中，當前中國、美國、歐盟已成三足鼎立之勢。

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是中國共產黨矢志不渝的初心與使命。它可被視為“富?！边@一前置要素和“共同”這一價值取向的有機融合，故而天然包含了經濟持續增長和分配更加公平兩個維度，(10)謝宜澤、胡鞍鋼：《基于診斷法的共同富裕之路——以示范區浙江為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22年第11期。反映了共同富裕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方面的要求。在過去一百年，黨帶領全國人民先后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改革開放中進一步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消滅絕對貧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已經為最終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制度基礎、物質基礎和實踐基礎。經過新中國成立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數十余載趕超式發展，2021年我國GDP達到114.4萬億元，占世界經濟總量比重的18.5%，人均GDP達到12 551美元，即將步入世界銀行所界定的高收入國家行列；(11)數據源于國家統計局：《新理念引領新發展，新時代開創新局面——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社會發展成就系列報告之一》，2022年9月13日。在收入分配方面，雖然當前我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數仍高于0.4的國際警戒線，但相較于2008年的峰值(0.491)，已經有所下降，2021年這一系數為0.466。(12)數據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據測算，以模擬的2035年共同富裕階段性目標為基準，2019年我國共同富裕綜合實現程度達到67%，比2011年提高了9.8個百分點。(13)呂光明、陳欣悅：《2035年共同富裕階段目標實現指數監測研究》，《統計研究》2022年第4期。從全球范圍來看，在所考察的162個經濟體中，2020年中國的共同富裕程度接近世界平均水平。(14)萬海遠、陳基平：《共同富裕的理論內涵與量化方法》，《財貿經濟》2021年第12期。

立足于數字經濟的兩種形態和共同富裕的兩個維度，本文構造了關于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的一般性分析框架(如圖1所示)。在這一框架當中，數字經濟影響共同富裕的傳導機制可以歸結為四條路徑：一是數字經濟通過數字產業化影響經濟增長；二是數字經濟通過數字產業化影響分配公平；三是數字經濟通過產業數字化影響經濟增長；四是數字經濟通過產業數字化影響分配公平。其中，第一和第三條路徑主要是通過影響共同富裕的富裕之維進而影響共同富裕的整體實現；第二和第四條路徑則主要是通過影響共同富裕的共同之維進而影響共同富裕的整體實現。當然，無論是數字產業化還是產業數字化，它們對共同富裕的富裕之維或共同之維的影響都存在正反兩個方面。

圖1 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的分析框架(15)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二、數字產業化下共同富裕的機遇與挑戰

數字產業化即信息通信產業，它屬于數字經濟的基礎部分，是數字經濟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具體包括電子信息制造業、電信業、軟件業、信息技術服務業、互聯網業以及云計算、物聯網、大數據等新興業態。2021年我國數字產業化規模達到8.35萬億元，占數字經濟總量比重的18.3%，占GDP比重的7.3%，(16)數據源于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2022年7月。與第一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大致相當，是國民經濟的先導產業和主導產業之一。

(一)數字產業化影響共同富裕的經濟增長路徑

科技是第一生產力。每一次科技革命不僅會帶領人類進入一個全新的時代，同時也會催生一些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新興產業。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創了人類的蒸汽時代，同時誕生了運用機器生產機器的機器制造業；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創了人類的電氣時代，同時也誕生了作為能源生產的電力工業。肇始于20世紀下半葉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亦是如此，它不僅開創了人類的信息時代，而且催生了作為信息時代基石的信息產業。進入21世紀后，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人類正在迅速從信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時代邁向數字(Digital Technology，DT)時代，信息產業的內容也在不斷擴充。這些產業一方面成為新的經濟增長點，成為經濟結構當中最具有活力的部分，直接推動著經濟增長。比如，1990—2020年我國電信業務總量從109.6億元增長至13.7萬億元，三十年間增長了上千倍，其占GDP的比重也由原來的0.6%提升至13.5%；與此同時，2010—2020年我國軟件業務收入也從1.4萬億元增長至8.2萬億元，占GDP比重由3.3%提升至8%。另一方面，數字產業化所形成的網絡基礎設施，正在產生著不可估量的正外部效應。2012—2021年我國網民規模從5.4億增長至10.3億，互聯網普及率從39.7%提升至72.9%，移動電話普及率由82.5部/百人增長至116.3部/百人，電子商務銷售額則由2013年的5.7萬億元增長至22.8萬億元，(17)數據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整整翻了兩番。這些均有效改善了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信息不對稱局面，降低了人們信息獲取和交易的成本，激活了社會閑置資產，拓寬了人們的生活半徑，極大地促進了信息、資金以及商品的流通，間接拉動了經濟增長。所以，無論是對經濟增長的直接作用還是間接作用，數字產業化都擴大了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

數字產業化極大地拓展了經濟增長的空間，而且與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所催生的機器制造業和電力工業相比，數字產業呈現出規模報酬遞增、綠色低碳環保等優良屬性，更契合新發展理念和高質量發展的實踐要求。不過，即便如此，數字產業化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也存在現實條件的制約。

一方面是數字技術水平的制約。數字技術是數字產業化的源動力，因此，數字技術的進步程度決定了數字產業化促進經濟增長的限度。而數字技術與任何技術一樣，它的進步方式無非通過兩條路徑，即內源式的自主創新和外源式的引進吸收。按照技術擴散的一般性規律，后發國家的技術進步通常先是向發達國家引進技術，然后進行技術模仿，再進行自主創新。如今我國數字技術正處于吸收引進向自主創新路徑轉換的關鍵過渡期，此時如果內部的自主創新體系尚未完全建立，而又遭逢外部的技術封鎖或技術壓制，那么，這將引發潛在的數字經濟安全風險，擴大數字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

當今世界正在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科技競爭已經成為國家間競爭最核心的部分。在科技競爭當中，信息技術競爭又幾乎是最為關鍵和激烈的領域。近年來，美國以泛化的國家安全為由，率先挑起對華貿易戰并向科技戰延伸，不但將我國部分科技企業、科研機構和高等院校列入所謂的“實體清單”(Entity List)，阻礙正常的學術交流與合作；而且實施“小院高墻”策略，推出《芯片與科學法案》，對我國半導體產業進行出口管制、技術脫鉤和極限施壓，試圖遲滯我國產業結構轉型升級的步伐。在這一國際背景下，通信網絡、集成電路、基礎軟件、核心電子元器件等的前沿技術成為影響我國數字產業安全的“卡脖子”技術。更主要的是，這些關鍵共性技術是整個制造業體系的基石，牽一發而動全身，具有極強的溢出效應。因此，美國的數字霸權主義行徑不僅阻礙了全球的互聯互通，而且它對全球產業鏈、價值鏈和創新鏈的破壞將制約著我國數字產業的迭代升級，對我國未來一段時期數字經濟的繼續發展壯大造成一定沖擊，進而成為影響我國共同富裕歷史進程的最大外部變量。

另一方面是數字治理水平的制約。英國演化經濟學家卡蘿塔·佩蕾絲指出：“技術革命在財富創造潛力上的充分展開起先產生出相當混亂而矛盾的社會后果，此后則需要一次重大的制度重組?！?18)〔英〕卡蘿塔·佩蕾絲：《技術革命與金融資本：泡沫與黃金時代的動力學》，田方萌等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第29—30頁。換言之，技術創新對社會秩序而言不啻為一次震蕩，為了實現技術與社會的再度耦合，技術變革與制度變革或治理變革需要相伴而行。這意味著數字治理的制度構建和能力提升速度也必須契合數字技術的發展速度，否則，數字產業化對經濟增長的負面作用將無法得到有效預防和及時糾正，從而演變為妨礙經濟增長的“異己”力量。

以數字產業化重要表現形式的平臺經濟為例，互聯網平臺作為一種中介組織，它本身不從事生產也不進行消費，而是依靠規模優勢和信息優勢進行線上撮合，從而縮短商品生產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推動商品價值的實現，加快商品周轉和貨幣流通的速度。(19)謝富勝、吳越、王生升：《平臺經濟全球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中國社會科學》2019年第12期。因此，平臺經濟存在著推動全社會資源配置效率提升和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面。與此同時，互聯網平臺作為一種新型經濟形態，它具有準公共產品的性質，但依然無法擺脫資本逐利的屬性。為了競爭流量搶奪用戶，避免陷入只有少量用戶加入的小規模網絡均衡，互聯網平臺往往運用“先予后取”的贏利策略。在初創期，在風險投資的資金支持下采取“燒錢”模式快速擴張，讓利于商家與消費者，獲取稀缺的注意力資源；等到用戶數量達到一定規模，在行業領域獲得一家獨大壟斷優勢后，互聯網平臺則逐漸暴露資本的本性，通過各種方式將流量變現，攫取超額的壟斷租金。比如，在供給端，大型平臺運用其與商家、勞動者的不對稱依賴，濫用市場支配地位，逼迫商家對接入平臺排他性地“二選一”或者壓榨平臺勞動者。有的對中小平臺企業進行“降維打擊”和“獵殺式并購”，以構筑難以逾越的市場壁壘；(20)王天曉、吳宏政：《面向中國式現代化：平臺經濟高質量發展助力共同富裕的戰略抉擇》，《新疆社會科學》2023年第4期。在需求端，則運用強大的算力和不斷優化的算法根據年齡、職業、習慣、收入、偏好等信息對消費者進行數字“畫像”，進行精準的廣告投送和商品推介，營造信息繭房(Information Cocoons)和加劇圈層文化，運用大數據“殺熟”，形成差異化的價格歧視。這些既擠壓了生產端利潤又侵蝕了消費者剩余，擾亂了正常的市場秩序，阻礙了社會總福利水平的提升，甚至推動著數字產業化與經濟增長的關系走向反面，當然也與共同富裕的實踐要求背道而馳。

(二)數字產業化影響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路徑

沒有就業就沒有收入，就業是參與收入分配的前提條件。數字經濟影響共同富裕收入分配之維的主要渠道在于就業。既有研究表明，技術變革對就業市場的影響大體可以分為三種效應，即破壞效應、轉移效應和創造效應。(21)Brucker Matthias，Marcelo LaFleurand Ingo Pitterle，The Impact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on Labor Markets and Income Distribution，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Social Affairs Frontier Issues，July 31，2017.數字經濟作為數字技術衍生的經濟形態，從理論上而言，它對就業市場的影響亦無外乎表現為以上三種效應。

數字產業化對就業市場既存在轉移效應也存在創造效應。轉移效應主要表現為消費互聯網的興起將商品零售、社會服務等部分工作由線下轉移到線上。這更多影響的是就業的方式，而對就業的總量或結構影響較小。數字產業化作為完全因科學技術發展而產生的新興產業，它對原有經濟活動而言，屬于擴大活動邊界的增量調整，將有效帶動就業總量的擴張，所以，數字產業化影響就業更主要的是創造效應。2018年我國數字經濟領域提供的就業崗位已經達到1.91億個，占全年總就業人數的24.6%，其中，數字產業化部分的就業崗位達到1220萬個。(22)數據源于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年)》，2019年4月。如果單純從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城鎮單位就業人數來看，2003—2021年，已經從117萬人增加至519萬人，(23)數據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在過去不到二十年的時間里增長了4.4倍，成為所有分類行業當中就業增長最為迅速的領域。此外，依托數字技術的平臺經濟也催生了許多新的就業形態，各式各樣的靈活就業模式為廣大勞動者提供了許多新的就業機會，外賣騎手、網絡客服、直播帶貨、網約車司機等成為新生代勞動者重要的職業選擇。當前我國靈活就業人員已達2億人左右，一些平臺的外賣騎手達到400多萬人；在平臺上從事主播以及相關從業人員達到160多萬。(24)數據源自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1年國民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2022年1月17日。這些新興職業的技能門檻較低、工作時間寬松，工資也高于農民工的平均值，(25)李力行、周廣肅：《平臺經濟下的勞動就業和收入分配：變化趨勢與政策應對》，《國際經濟評論》2022年第2期。擴大和提高了低收入者的收入來源和收入水平?！霸瓶头钡嚷殬I打破了傳統職業對工作的時空限制，更是為廣大行動不便的殘障人士提供了就業以及創收的可能。所以，借由就業創造這一渠道，數字產業化可以有效激發人們的潛能，吸納閑散勞動力，從而提升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善收入分配局面，推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社會的形成。

數字產業化擴大了就業空間，為許多勞動者創造和增加了收入，但由于其巨大的規模效應和高人力資本特征，數字產業化也顯示出極強的“造富”能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不同行業以及行業內部不同人群之間的收入不平等。信息產業或數字產業一直屬于社會高薪行業。從平均工資來看，2021年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年均工資達到20.2萬元，是所有行業當中最高的，為全體城鎮單位就業人員的1.9倍。(26)數據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而且數字產業的某些特殊人群，比如一些互聯網巨頭的領導層和明星員工，他們的收入或財富更是高到普通人永遠無法企及的地步。據《福布斯》發布的排名，2022年中國內地富豪榜的前10名中，一半為大型互聯網平臺的創始人，平均財富高達261.6億美元；(27)數據源于《2022福布斯中國內地富豪榜》，2022年11月10日。既有研究表明，為了爭奪具有高創新潛力的明星員工或保證老員工的忠誠度，相比于其他市場結構相對穩定的行業，軟件行業通常許諾以高工資和股票期權等資本收入作為績效獎勵。(28)Andersson Fredrik，et al.，Reaching for the Stars：Who Pays for Talent in Innovative Industries？The Economic Journal，2009(119)，pp.308-332.除此之外，數字產業化過程中的一些新興行業逐漸呈現兩極分化、“贏者通吃”的趨勢。比如，網絡直播等的流量和收入開始往頭部主播加速集中，使之獲取了與其社會貢獻完全不成比例的高額收入，造成行業內部收入嚴重的苦樂不均。

三、產業數字化下共同富裕的機遇與挑戰

產業數字化指的是傳統產業由于應用數字技術所帶來的生產數量和生產效率的提升，它的實質是傳統產業與數字技術的深度融合。馬克思曾經指出：“手推磨產生的是封建主的社會，蒸汽磨產生的是工業資本家的社會?！?29)《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22頁。產業數字化雖然沒有改變人類“推磨”的方式，但它在加入了數據這一重要的生產要素后，基于海量數據所產生的信息與知識，優化了人類“推磨”的決策和流程，提高了人類“推磨”的效率，大大推動了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從而具有了等同于生產工具變革的重要意義。隨著數字技術的深入發展，產業數字化已經成為我國數字經濟的主要形態以及驅動數字經濟發展的主引擎。據測算，2021年我國產業數字化規模達到37.2萬億元，約為2016年的2.1倍，占數字經濟比重的81.7%，占GDP比重的32.5%。(30)數據源于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2022年7月。

(一)產業數字化影響共同富裕的經濟增長路徑

根據索洛模型的分解，經濟增長的源泉可以歸結為勞動投入的增加、資本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三個方面。(31)Solow Robert，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1)，pp.65-94.產業數字化是對傳統產業進行數字化改造以創造條件讓數據這一要素參與生產的過程，因此，它不涉及勞動要素或資本要素投入的增加，而主要是通過提升全要素生產率來影響共同富裕的經濟增長之維。進一步地，產業數字化之所以可以有效提升全要素生產率，關鍵在于它對生產工具的增效賦能。

生產工具是衡量生產力水平高低的重要標志。以往歷次科技革命首先改變的都是人類從事社會生產所必需的生產工具，通過改變生產工具提高勞動效率，進而推動經濟總量加速增長和社會財富加速積累。不過，在工業時代，無論是蒸汽機還是內燃機，生產工具變革本質上改變的都是能量轉換的方式。與之不同的是，數字時代的生產工具變革主要是對已有生產工具的智能化改造，使之在數據、算法和網絡的共同作用下自動地進行更及時的、更精準的決策和操作，從而全方位降低企業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財務成本，提升企業的勞動生產效率、資本使用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有效對沖因老齡化和少子化引發的人口紅利逐漸消失的負面影響。既有研究表明，相比于非數字化企業，數字化企業的全要素生產率和平均利潤率更高，成本費用率更低，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具有顯著的促進作用。(32)趙宸宇、王文春、李雪松：《數字化轉型如何影響企業全要素生產率》，《財貿經濟》2021年第7期。除此之外，還有研究指出，經濟的數字化轉型通過優化服務分工、提升產業協同、創造數字孿生三個并存又繼起的步驟，推動著全社會經濟活動效率的提高，為經濟增長提供新的動力源泉。(33)江小涓、靳景：《數字技術提升經濟效率：服務分工、產業協同和數實孿生》，《管理世界》2022年第12期。

作為數字時代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產業數字化對經濟增長的挑戰不在于它本身存在何種弊端，而在于當前它在全國范圍內發展不充分與不平衡的格局，這嚴重制約著其潛能的整體釋放。首先，產業數字化發展不充分主要表現為我國數字技術的產業滲透率與世界先進水平存在一定差距。近年來，尤其是新冠疫情爆發后，在“無接觸”式經濟的倒逼之下，我國不同產業尤其是服務業的數字化轉型不斷提速，應用場景不斷豐富，數字經濟滲透率均有了明顯提升。2016—2020年，我國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數字經濟滲透率分別從6.2%、16.8%和29.6%提升至8.9%、21%和40.7%。(34)數據源于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年4月。然而，與美國、英國、日本等全球代表性國家相比，除第一產業滲透率略高于8.6%的平均水平之外，我國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滲透率均低于24.3%和45.3%的平均水平。如果與世界先進國家比較，則其中的差距更為明顯。比如，在第一產業，英國的數字經濟滲透率已經超過30%；在第二產業，德國、韓國的數字經濟滲透率已經達到40%以上；而在第三產業，英國、德國、美國的數字經濟滲透率已經高于60%。(35)全球層面以及各個國家的數據為2021年。數據源于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全球數字經濟白皮書(2022年)》，2022年12月。在上述對比中可以瞥見我國產業數字化轉型的巨大空間。

其次，產業數字化發展不平衡主要表現為我國不同地區之間的數字化轉型程度存在較大差異。隨著數字經濟的飛速發展，不同地方政府都敏銳地察覺到產業數字化勢不可擋，也都紛紛有意識地出臺政策進行提前布局，但不同地區的數字化轉型結果卻不盡相同，東部地區的發展程度明顯高于中西部地區。從產業數字化占GDP比重來看，2020年東部地區絕大部分省份均超過30%，上海更是高達45.1%；而在中西部地區，除了湖北和重慶之外，其余省份基本處于20%—30%之間。(36)數據源于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1年4月。如果從城市空間觀察，產業數字化已經形成“兩超八極”格局，它們全部位于一線和二線城市，(37)“兩超”指的是北京和上海兩個產業數字化的超級牽引城市；“八極”指的是福州、大連、廣州、重慶、西安、深圳、南京、蘇州。詳見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報告(2022年)》，2022年7月。而且在這一格局當中，除了重慶和西安兩座西部城市屬于增長極之外，北京和上海兩個超級核心以及其余六個增長極均位于東部沿海地區，它們成為全國產業數字化技術、方案和人才的輸出地，牽引著周邊地區的數字化轉型。此外，值得警惕的是，在摩爾定律的主導下，數字時代的技術迭代呈幾何級態勢，其速率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為迅捷，因此，東部地區數字化轉型的先發優勢與中西部地區的后發劣勢隨著時間推移可能進一步拉大，甚至固化為產業數字化的區域鴻溝，從而擴大區域間產業數字化本已存在的不平衡局面，進而影響不同地區共建共同富裕社會的整體步伐。

(二)產業數字化影響共同富裕的收入分配路徑

與數字產業化類似，產業數字化和收入分配并不存在直接的聯系，前者對后者的影響主要也是以就業為中介。不過，與數字產業化不同，產業數字化對就業的影響主要是創造效應和破壞效應，而且二者的力量均不容忽視。

首先，在產業數字化轉型大潮的帶動下，許多新型職業應運而生。比如，數字化解決方案設計師、農業數字化技術員、數字孿生應用技術員、物聯網安裝調試員，這些都已明確列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新職業目錄。當前以數字化新職業為代表的就業市場需求旺盛、就業前景廣闊，短時間內仍處于嚴重的供不應求狀態。據測算，2018年我國產業數字化就業崗位達到1.78億個，占全年就業人數的23.5%。(38)數據源于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與就業白皮書(2019年)》，2019年4月。即便如此，目前我國人工智能方面的人才缺口仍然超過500萬，預計2025年缺口將突破1000萬，屆時物聯網行業的人才需求缺口總量也將超過1600萬，大數據行業的人才需求規模將在2000萬左右，數字化管理師的市場需求量和從業數量將呈現井噴式增長，將覆蓋全部一級行業和全部96個二級行業。(39)數據源于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阿里釘釘：《新職業在線學習平臺發展報告》，2020年7月。產業數字化新職業的誕生及其海量需求不僅將改變未來職業版圖，也將成為廣大勞動者參與社會財富創造和分配的重要渠道。

其次，產業數字化在創造就業的同時，也將引發就業毀滅。其原因主要在于產業數字化導致資本有機構成的提高和單位生產效率的躍升，這使得在生產和提供同等數量商品和服務的前提下，所需要的勞動投入和勞動時間趨于下降。這一過程主要是通過“機器換人”產生的替代效應發生作用。數字化、智能化的機器設備不僅極大地解放了從事簡單勞動的體力勞動者，也極大地解放了一部分從事復雜勞動的腦力勞動者。在數字化的生產場景之中，勞動者的角色恰如馬克思所預言的那樣：“勞動表現為不再象以前那樣被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相反地，表現為人以生產過程的監督者和調節者的身份同生產過程本身發生關系?！?40)《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18頁。這一方面推動了人的自由全面發展，讓人們擁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從事更富有創造性的活動，彰顯了人作為有意識的類存在物的本質屬性；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將廣大勞動者暴露在失業風險之中。研究表明，1990—2007年每千名美國工人中每增加1個機器人，全美就業人口比例就會降低0.2個百分點。(41)Acemoglu Daron and Restrepo Pascual，Robots and Jobs：Evidence from US Labor Markets，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20(6)，pp.2188-2244.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報告預計，到2025年，新技術的引進和人機之間勞動分工的轉變將導致全球8500萬個工作崗位消失；而且相對于2020年，幾乎所有生產任務都傾向于更多地使用機器，只不過在信息檢索、數據處理、傳統勞動等方面替代地多一些，在人類依舊保持相對優勢的管理、推理、決策、溝通等方面替代地少一些。(42)World Economic Forum，The Future of Jobs Report 2020，October 2020.如今我國正處于數字化轉型期，經濟結構新老業態的快速交替將加劇產業數字化對就業市場的創造效應和破壞效應，形成暫時的結構性失業風險，處于全球價值鏈中低端的勞動密集型行業，這種態勢將更為嚴峻。

四、數字經濟時代加速推動共同富裕的政策應對

數字經濟乃大勢所趨。無論是數字產業化還是產業數字化，它們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當然，也必將深刻影響著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歷史進程。根據前文的分析，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既是不可多得的機遇，也是無法回避的挑戰，而且機遇與挑戰之間可以相互轉化。因此，若要最大限度地運用數字經濟加速推動共同富裕，關鍵在于更好地發揮有為政府的積極作用，從技術、產業、治理和社會等層面多管齊下，采取適當的公共政策因勢利導，讓數字經濟對共同富裕的正面效應最大化、負面效應最小化，努力促成挑戰向機遇的有效轉化。

(一)在技術層面，集中力量攻克核心技術，實現數字技術高水平自立自強

數字技術是數字經濟的技術基石，是驅動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這一數字經濟雙螺旋交替攀升的原始動力。它不僅決定了數字經濟的發展高度，也影響著數字經濟的產業安全。在時間維度層面，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沿著同一方向展開，故而數字技術也構成了共同富裕的技術基石，決定著共同富裕的行動進程與質量成色。面對部分關鍵核心數字技術受制于人的境況以及美國等國家的極限施壓和技術脫鉤，必須放棄以市場換技術的幻想，改變長期以來“造不如買、買不如租”的“拿來主義”思維慣性，充分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新型舉國體制優勢、超大規模市場優勢，(43)習近平：《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我國數字經濟》，《求是》2022年第2期。更加自覺地落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提升內源式的原始創新能力，加快自主創新步伐。一方面，盡快補齊技術短板，集中力量攻克數字時代軟件和硬件方面的“卡脖子”技術，實現關鍵核心技術的自主可控和國產替代；另一方面，做長技術長板，換道超車，掌握一批數字時代的殺手锏、顛覆性、非對稱技術，不斷增強對抗甚至反制西方數字霸權主義技術霸凌的底氣和實力。依托強大的科技實力加速推動數字產業化，打造具有國際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牢牢把握數字經濟的發展主動權，為扎實推動共同富裕提供扎實的技術支撐。

(二)在產業層面，全面推進產業數字化轉型，擴大數字時代共同富裕的社會財富

產業數字化是推動發展方式轉變以及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的重要抓手，也是數字時代做優做大共同富?！暗案狻钡谋对銎?。在日趨激烈的全球產業數字化競爭中，應當充分發揮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等市場失靈領域的不可替代作用，從環境、意愿、能力三位一體的視角全面推進數字技術與實體經濟的融合，尤其是針對第一和第二產業以及中西部地區和三四線城市，更需要充分發揮產業政策和“東數西算”等區域政策的調節作用，彌合產業間和區域間的產業數字化轉型差距，推動數字化紅利向不同產業和不同區域全面滲透。首先，需要統籌推進5G基站、工業互聯網、大數據中心等網絡和算力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速推進道路、建筑、電網、物流等傳統基礎設施的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加快數字中國建設，為產業數字化全面轉型營造良好的外部環境，掃除企業“不能轉”的各類制約因素；其次，針對企業數字化改造的前期投入，設計激勵相容的稅收抵免和貼息貸款等支持政策，降低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門檻和成本，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充足的內生動力，逐步引導企業在生產、營銷、管理等各個環節形成數字化思維，消除企業“不敢轉”的畏難情緒，增強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意愿；最后，立足企業數字化轉型痛點和難點，培育一批既懂技術知識又懂行業知識的專業數字化轉型服務供應商，推廣一批面向不同類型企業的數字化應用典型方案，鼓勵有條件的企業自建或與互聯網科技公司共建數字平臺，形成數字化轉型的示范效應，多管齊下破解企業“不會轉”的現實困境，提升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能力。

(三)在治理層面，規范數字經濟發展，健全完善適應共同富裕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

為了確保數字經濟始終前進在共同富裕的軌道，應當運用共同富裕的價值理性引導數字技術的工具理性，扭轉數字經濟治理落后于數字經濟實踐的“治理赤字”局面，在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同時規范數字經濟發展，形成現代化的數字經濟治理體系，積極引導科技向善。在宏觀的頂層設計層面，結合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則和目標安排優化數字經濟的戰略規劃和評價體系，賦予數字技術正確的價值觀，擴大數字經濟與共同富裕的契合面；在中觀的法律制度層面，明確數字經濟時代勞資雙方以及生產者、互聯網平臺和消費者之間的權利邊界，運用法治手段規范遏制算法亂象，推動算法黑箱透明化，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引導平臺經濟從流量為王、野蠻生長的草莽階段向有序競爭、多元共治的規范階段平穩過渡，重點保護作為共同富裕主體的勞動者和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將數字經濟新就業群體納入社會保障范圍之內，塑造平等公正的數字化生產關系；在微觀的監管執行層面，主動破解長期以來的行業監管和屬地監管的思維定勢，按照數字經濟客觀運行規律重塑監管理念、監管主體、監管責任和監管手段，強化跨部門、跨層級、跨區域協同監管，積極預防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共同打擊不正當競爭，動態把握鼓勵數字技術應用創新和反對數字平臺惡意壟斷的平衡點。

(四)在社會層面，全方位強化數字教育，面向共同富裕不斷提升全體人民數字素養

數字鴻溝一般表現為數字接入、數字技能和數字福利三個不同層面的不平等。隨著寬帶中國等戰略規劃的深入實施，如今我國數字接入不平等的鴻溝已經基本彌合。數字技能不平等成為當前數字鴻溝最集中的表現形式，這也是數字經濟時代結構性失業產生的根本原因。而數字技能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則在于數字教育的滯后與失衡。數字教育是數字時代的基礎性工程，是數字時代實現數字化生存避免淪為“數字窮人”的治本之策，也是縮小數字鴻溝、共享數字紅利的重要途徑。因此，破解數字時代的共富難題終極突破口在于將數字教育全方位融入國民教育體系。這不僅需要在高等教育和職業教育階段開設數字專業，規?；囵B數字技術專門人才，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強勁的人才支撐，也需要在義務教育階段進階式地有機融入數字教育的內容，提高全民的數字素養和數字學習能力；不僅需要在學校教育階段重視數字教育，也需要立足于數字時代的知識結構，針對下崗失業特定人群，面向再就業提供靈活的數字技能公共培訓，通過教育培訓改變人力資本結構以適應變化的就業結構；不僅需要通過規范化的渠道提供數字教育，也需要面向全體人民開展新時代數字掃盲運動，完成全體人民尤其是數字移民(Digital Immigrants)等數字弱勢群體的數字啟蒙，加速推動數字技能的擴散，提升全民共建數字時代共同富裕社會的參與感和獲得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