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現代化視閾下城市化模式的“中國道路”*
——“資本邏輯”到“人本邏輯”空間重塑

劉 偉

內容提要：城市化與工業化是國家現代化的兩大引擎。當前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正處于全球資本空間生產流動，國家治理現代化的發展任務和人民對于美好生活的向往等眾多時空交織的空間變革之中。以“新型城鎮化”為載體的中國城市化道路摒棄了“資本邏輯”的價值誘導，堅持了“人本邏輯”的價值引導，使得城市化的空間規劃與生產不再成為資本生產-積累的工具，而是緊密服務于全體民眾的福利與和諧?！耙匀嗣駷橹行摹钡某鞘谢闹袊缆?，通過加強空間要素聚集，利用城市的經濟功能促進空間資源的均衡性分配、公共資源的平等性布置、空間權力的公平性保障、空間結構的合理布局，促進了城市空間的包容發展。中國的城市化進程不僅是一場政治經濟體制變革、國土空間的結構變革和生產要素的增長貢獻變革，同時也驗證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的發展正義性和正當性，構建了人類社會發展史中的城市新文明，賦予了人類空間命運體的新內涵。

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指出21世紀影響人類的文明進程有兩件事情，一件是以信息技術代表的新技術革命，第二件是中國的城市化。(1)吳良、吳唯佳、武延梅：《從世界城市化大趨勢看中國城市化發展》，《科學新聞》2003年第17期。國家現代化、城市化的進程實際上就是一個不斷提高資本循環與利用水平的過程，在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中“城市化成為我國擴大內需、調整結構、轉變方式的戰略重點和重要依托”(2)何樹平、戚義明：《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的發展演變及內涵要求》，《黨的文獻》2014年第3期。。資本主義城市化發展所表現的“集中與分散”主要是依靠自由市場機制的作用，實質上體現的是高度集中和高度分散的“雙重地域結構效應”(3)張鴻雁：《城市化理論重構與城市化發展戰略研究》，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20頁。。這種城市化運行邏輯將資本的生產功能擺在突出位置，核心就是利用資本的剝削功能實現了物質與精神的空間化改造，給人類社會帶來城市文明的同時，也引發了新形勢的空間正義危機。事實上，第三世界國家的城市為什么不可避免地采取成熟的西方城市的形式這一問題已經引發了質疑，導致的城市正義問題也引起了發展中國家的擔憂。什么類型的城市化模式應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理想模式？城市發展的主導邏輯還有其他的替代性方案嗎？如何在城市化中保障各個階層的城市發展權利？中國的城市化是否已經形成了一種不同于西方城市發展理論的新方案？目前，這些問題在城市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城市規劃與發展實踐中，已經逐漸引起學界廣泛的思考。

一、“資本邏輯”到“人本邏輯”：中國城市化的邏輯選擇

一個國家或者地區的經濟發展由總量增長和結構變化兩部分構成，城鎮化是促進經濟增長的重要原因。(4)Beettencourt，L.M.A.，The Origins of Scaling in Cities，Science，2013(340)，pp.1438-1441.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動力是生產要素的聚集與流動，核心是生產資料的配置效率。因此，促進生產要素的聚集和流動是空間經濟總量增長的關鍵，構成了空間城市化的核心驅動。大衛·哈維在《社會正義與城市》一書認為：“城市化的本質是資本生產的需要和產物”(5)Harvey D.，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Oxford，UK：Blackwell，1988，p.1.，城市化的過程是生產要素和生產關系不斷集中的過程，城市化的演進具有明顯的階段性，在空間上的體現是物質資料的匯聚和意識形態的凝聚，展現出不同的空間地表形態和空間精神文明，區域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遷移、勞動力從農業到非農產業的重新配置、自然景觀向城市景觀的轉化(如表1所示)。在城市化這一結構性變革中，體現了利用城鄉的空間變革消除阻礙生產要素流動和重新配置的體制障礙，從而把人力資源優勢轉化為高速經濟增長動力、顯著結構調整和深刻社會變遷的改革進程，也展示了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知識社會轉型這一現代化過程。因此，四十多年內嵌在現代化建設大潮里的城市化的進程，不僅揭示了城鄉管理體制變革、人口結構轉變、增長貢獻和分享效應的印跡，也成為中國提升空間生產力、促進經濟發展、實現分享過程的一個全方位縮影。

表1 (廣義)城市化演進三個階段特征 (6)羅淳：《中國“城市”的認識重構與實踐再思》，《人口研究》2013年第5期。

從當代中國城市化語境來講，準確地把握當代中國城市的發展問題，首先需要澄清與辨明中國城市化的邏輯選擇。中國城市化的核心問題不僅是人口的遷徙或者經濟發展，而是在完成城市化的同時完成了由落后農業體國家向新興工業體國家變革的進程。放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史中考量，中國的城市化進程是在傳統農業與工業化齊頭并進的大環境中產生的，公有制經濟制度讓國家通過計劃項目短時間內完成工業化的布局與起步，在無產階級政府的主導下迅速完成人口、土地、空間、資源的交互作用；在全球歷史背景中觀察，當西方國家的城市化已經步入尾聲，經濟開始出現滯漲局面的同時，中國的城市化才開始釋放其空間張力，不僅是在國內也在國外短時間內完成了城市化的資本積累與空間重塑?，F代中國的“城市社會”是在一種不平衡或矛盾格局中實現的，它前期源于計劃經濟的產物，在后半程卻又倚重于自由經濟的牽引，它同時體現“社會進程—空間形式”的變革形態，因而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具有世界范圍內的特殊性。張永生指出：“城市化的背后涉及的是偏好的內生變化及價值理論問題”(7)張永生：《城鎮化模式：從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城市與環境研究》2022年第1期。，透析中國多維度進階性的城市化進程，必須得到關注的是城市化的運行動機，即城市化的主導邏輯。在城市化的前半程，中國的城市化及其基礎——工業化都是由政府發起的，政府是城市化的唯一主體，其動力主要是政治性和社會性而非經濟性。(8)董鑒鴻主編：《中國城市建設史》，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4年，第385頁。中國的城市(化)建設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摒棄了資本聚集的市場規則，而是需要滿足空間經濟的平衡性、各階層平等性中完成城市化。在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速，城鄉資源要素的流通加速，國外資本的流入，讓市場機制開始起到了重要作用，西方的城市人口高度集中、生產力水平高度聚集的流派作為主要的理論引入模式，同時城市問題開始顯現出來，但是人民政府依舊掌握著城市發展方向的決定權。事實上，中國通過“制度性城市化”有著強烈的本土化“制度性動力體系”的特點，中國城市化過多依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力，減弱了資本的張力，保持了城市發展的韌性。在改革開放的四十多年間，通過“政府制度性安排”形成的高速的城市化運行，“政府著力推進城鄉規劃、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的一體化，促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9)黃俊堯：《城鄉融合發展政策的分析與思考——以浙江杭州、嘉興和溫州的相關政策為例》，《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22年第3期。在城市化和經濟增長之間實現了互通性的雙循環，走出了一條極富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城市化“中國道路”。

城市化的本質屬性是人的城鎮化，社會主義城市化跟資本主義城市化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主導邏輯的差異，追求資本積累和價值增值是資本主義的本質屬性，城市化只是它用來實現生產關系再生產的重要工具，是資本主義用來轉移危機、穩固自身統治秩序的重要手段。與資本主義城市化的資本邏輯主導不同的是社會主義城市化的主導邏輯變為了人本邏輯，從剝削和私有化為基礎的城市化轉變為滿足人類美好發展需求的城市化，空間正義已經成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城市化的邏輯選擇。公共利益性、協調性、整體性和動態性則構成了社會主義城市化的基本屬性，社會主義城市化不是以資本的積累作為城市發展的動力。社會主義的城市化道路使得空間的使用價值優于交換價值，自覺抵制了資本對公共空間的私有化侵占，空間的生產不再屈從于資本的邏輯，而是滿足全體城市居民自由發展的需要，將城市權利歸還給人們。這種邏輯主要體現在：第一，城市化與城市戰略的規劃是由人民政府決定的，社會主義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城市權利回到人民手中；第二，城市化與城市建設的投資是以政府為主體，抵制了資本對城市規劃的脅迫，不再以資本的擴張為首要目的，抵御了城市空間資本化的侵襲；第三，城市化的人口發展模式是由政府規劃的，不因種族、財富、階級、宗教差異人為制造障礙，各階層處于平等的地位，享有平等的空間權利；第四，土地的公有制屬性，抵御了資本對于土地的投機性，保證了民眾享有最基本的住房保障。在市場機制和體質剛性之間保持了適度的平衡，保證了中國的城市化道路沿著社會主義的制度框架內發展。

二、“人本邏輯”主導下中國城市化道路的體系建構

劉霞輝認為“城市化是一個經濟社會系統內人口和資源的時空再分布過程”(10)劉霞輝：《中國式城市化》，《湖南大學學報》2021年第5期。，城市化道路問題是一個空間發展格局問題，也是區域經濟布局問題，還是社會發展正義道路問題。大部分城市空間都處于加速“重構”中，降低城市化速度，重視城市化質量，提升城市化品質已經成為中國新型城鎮化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伴隨結構主義向人本主義發展理念的轉變，新型城鎮化應逐步實現從“人口城鎮化”到“人的城鎮化”的轉變”。(11)陳明星、葉超、陸大道、隋昱：《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理論內涵的認知與建構》，《地理學報》2019年第4期。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推進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加快農業人口轉移人口市民化”，保障和維護廣大人民的生存與發展的空間權利，這就是“人民的主體性”的充分體現。中國的新型城市化是以人民為核心利益的城市化，堅持將“以人為本”作為空間結構變革中最重要的空間力量。將人民群眾美好生活的總需求統一于中國式現代化的進程中，在空間人口轉化、空間資源轉化、空間交互轉化與公共產出轉化的循環演進中與城市化水平互促共進(如圖1所示)。從經濟、制度、創新與社會合作的視角去審視中國的城市發展邏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城市化是“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支配下的空間整體，(12)〔法〕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劉懷玉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21年，第83頁。我們不再是就城市論城市，而是把城市的發展放到更大的區域尺度當中去考量，平衡發展動能跟發展質量之間的關系，城市與個人的關系，城市與城市的關系。通過構建新的人口力量、新的交互力量、新的空間力量和新的產出力量分別取代傳統動力機制，在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之間做到了邏輯統一，形成持續的中國城市化發展的新動能，推進高質量的城市化發展新態勢。

圖1 新分析框架：城鎮化的內容及動力機制 (13)倪鵬飛、徐海東：《面向2035年的中國城鎮化》，《改革》2022年第8期。

第一，變革城鄉空間結構，取消城鄉空間壁壘。由于受歷史和體制因素影響，自工業計劃開始后所形成的城鄉關系是二元分割的空間結構，這種空間結構實質上是不平等空間生產關系的體現，主要表現在城鄉在資源要素和公共資源分配上的不平等，城鄉人口流動上的不對等。新型城鎮化要求有效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和城市內部“二元結構”，城鄉空間融合的過程是實現一元化城鄉空間結構的過程，通過不同空間結構關系或空間尺度有梯度推進城鄉融合的實現。(14)林聚任：《新城鄉空間重構與城鄉融合發展》，《山東大學學報》2022年第1期。改革開放后市場化機制的推進逐漸扭轉了這種空間結構，拆除阻礙城鄉生產要素的流動的制度性障礙，推動農村勞動力進入生產率更高的城市，并且根據實際發展形勢經歷了多次空間結構的調整，由單一性結構轉變為互惠性結構?！敖洕鲩L和非農就業擴大促進勞動力在城鄉、地區和產業間流動”(15)蔡昉：《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及其新內涵》，《光明日報》2018年8月14日。，部分地區通過大力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服務業，促進了當地中小企業快速發展，吸納和引導更多農業轉移人口積極就業創業，為農業轉移人口充分提供生存發展空間，既滿足了城市經濟的生產功能，也吸納了農村的富余勞動力。2022年中國常住人口城鎮化率已經達到65.22%，(16)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22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https：//www.gov.cn/xinwen/2023-02/28/content_5743623.htm，最后訪問時間：2023年2月28日。沿海部分地區已經超過70%。城鎮化率的快速提升，極大地改變了區域的空間城鄉結構，也離不開中國致力于消除城鄉的體制性壁壘所作的努力，已經呈現城鄉一體化的空間結構。

第二，變革空間人口結構，促進市民城市化的形成?？臻g的流動性主要是體現在生產要素的流動，人口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要素體現著空間變革的典型特征，是促成城市資源要素聚集的最佳驅動因素。城市化擴張之后的城市人口數量增加較快，但是他們大多居住在城鄉郊區，因為戶籍制度的束縛，在居住-發展之間會存在一定的縫隙。一方面，由于受到長期戶籍制度的慣性影響，目前，城市人口與鄉村人口在戶籍管理上存在較大的縫隙(如表2所示)，出現只就業不居住的現象，在城市與鄉村之間存在著較大的流動人口數量，在公共服務方面會出現城鄉不均衡問題?？臻g的人口置換也是空間重組的過程，各級政府高度重視城市郊區擴張對城市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造成的變化，逐漸弱化城市居民的“戶籍屬性”強化了“居住屬性”，增強了資本與人力資源的外部互補性，推動城鄉公共服務的均衡化、平等化，促進市民化城市的形成。中國新型城鎮化道路注重維護和保障農業轉移人口各方面權益，多措并舉促進農業轉移人口的市民化，確保農業轉移人口能夠真正實現同等化的城市發展權利，形成了生產功能運行和人居體驗提升的包容性發展。

表2 1990—2020年全國人口普查的城鎮化率與非農化率(17)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歷次人口普查數據匯編，城鄉的人口差異呈現出來目前突出的“半城市化”或“偽城市化”等不完全城市化現象，形成城鄉空間的隔閡化地帶，戶籍和居住的流動人群則是城市公共服務平等化的重點人群。

第三，促進空間生產要素聚集，提升空間經濟效益。流動空間的形成驅動了空間經濟活動從分散聚集轉化為集中聚集，也使得空間城市化呈現“聚中有散”的新變化，(18)主要體現在：在高端要素繼續向空間中心區域聚集的同時，低端要素開始向空間外圍擴散。在大尺度空間范圍內，要素產業從外圍向中心聚集的同時，在小尺度空間范圍內要素產業由中心向周邊擴散。在經濟欠發達區域，空間交互活動總體趨向聚集；在經濟發達的區域，空間交互活動總體趨向擴散。對于城市化帶來的空間經濟增長點，高質量發展的需要必然要求降低空間生產能耗，提升空間生產效率。首先，優化空間生產力布局，以中心-次中心-外圍的空間結構促進要素聚集，形成地理空間上的聚集效應，再構建經濟增長和社會保障的長期效應。其次，貫徹可持續發展理念和綠色低碳發展理念，不盲目進行老舊城區拆遷和改建，不斷優化城市生產和生活平衡性，在城市建設中不斷加強智慧、綠色技術的運用。再次，提升了生產資料的空間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率，不斷挖掘新的空間增長點。通過合理優化交通網絡、基礎設施建設等政策，促進城市內部多元化，外部城市的互補性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把城市更新行動列為高質量發展的具體內容之一，通過城市更新促進城市功能的提升與完善，降低盲目擴張城市土地面積，注重提高了空間的生產效率。最后，注重維護和保障城市原住民的各方面需求，以城市更新行動完善城市功能，提高城市的自我更新能力，滿足市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四，推動空間產出轉化，完善空間生產體系。都市圈作為中國城鎮化的主要空間載體和強大引擎，在中國城鎮化進程中極大發揮著引領帶動作用，依托都市圈、城市群的帶動作用和輻射能力形成城市協調發展新格局，促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目前，中國已經產生了影響全球經濟產業鏈的特大型城市，城市規模與數量得到了較大提升，“城市群+中心城市+中小城市”為主體的城鎮化空間格局戰略構想基本形成，形成了“承載力—吸引力—延續力—發展力”的空間產出良性循環。各大城市已經從簡單、單一的公共產品體系轉變為復雜、多樣的公共產品體系。新型城鎮化戰略的背景下，“支撐重大區域戰略實施，適應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空間需求”(19)高國力、劉?？骸墩{整優化新型城鎮化空間布局》，《經濟日報》2019年12月5日。，通過不同城市的空間生產分工協作，優化空間生產設計，降低空間生產成本，推動空間生產的集約高效。同時，通過優化城市內部之間、不同城市之間的產業鏈承接，培育特色產業性小城市，促進要素的自由流動，激發最大化的生產要素能效，促進新國家空間和新發展格局的形成(如圖2所示)。

圖2 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道路的典型特征 (20)孫立行：《中國特色新型城鎮化的科學內涵》，光明網-理論頻道，2013年12月18日。

三、從資本性到人民性：中國城市化道路中對于空間正義的重構

中國的城市化特殊之處在于它是由一個相對工業化程度較低的發展中國家，短時間內在工業化的浪潮中實現了城市化，實現對高生產率部門的進入為特征的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特別是在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城市化率從23.41%提高到65.22%，第二三產業就業比重由1978年的17.3%、12.2%上升為28.7%和47.7%，(21)張紅宇：《中國特色城鎮化道路的路徑探索——由土地制度創新引發的宏觀效應》，《求索》2022年第3期。在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之間保持了適度平衡(如圖3所示)。中國的城市化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同步實現了社會發展的高度穩定性，推動了中國與世界實現全方位對接。(22)劉金祥：《城市中國之道》，《中國社會科學報》2021年4月14日。關鍵在于中國的城市化秉持的人民主體原則，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以人為本”已成為踐行空間正義“中國方案”的內在要求。中國的新型城鎮化道路自覺抵制了資本對于城市化的過度轄制，減輕了在城市空間改造中無序性，保持了個人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適度平衡、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相互理解。

圖3 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與各階段的發展特征 (23)資料來源：劉秉鐮、朱俊豐：《新中國70年城鎮化發展：歷程、問題與展望》，《經濟與管理研究》2019年第11期。

第一，在空間規劃和空間生產中樹立了“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列斐伏爾認為“真正的社會主義必須生產出自己的社會空間”(24)潘可李：《亨利·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理論》，《南京師范大學學報》2015年第1期。，權力對于城市空間的建構與治理發揮著重要的影響。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模式，“人的全面發展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內在條件和必然要求”，樹立城鄉空間的發展正義，堅持城鄉協調發展，不進行城鄉空間的物理壁壘，注重公共服務的均衡化、平等化、普惠化。(25)余淑均：《人的全面發展視閾下的中國新型城鎮化建設思考》，《湖北社會科學》2018年第12期。以黨、政府、人民的“共謀”取代權力和資本的“合謀”，從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角度綜合城市空間規劃和賦能。從激勵制度的變革到生產方式的變革，在規劃中滿足不同城市主體對于各類空間權益的需求，理順城市主體的空間權益關系，以政治權力對空間及空間權益進行配置，對城市空間的生產要素、結構、功能、區劃的統籌布局中予以實現，在考察城市現有各功能區充分平衡配給?！爸袊厣背鞘幸巹潓猿稚鷳B-經濟-人文并重理念，例如：城市規劃的“一張圖”模式，城市破損區域更新、公益性公共交通、城市棚戶區改造、生態環境治理等都體現了縮小貧富差距，推進經濟型城市化向人居性城市化轉變，提升空間生產要素回報的均等化。

第二，增強空間的異質性，提升城市發展的包容度。城市化問題的背后是社會資源和價值的重新分配問題，中國的城市化道路尊重文化的多樣性，保持空間的彈性，更加注重對不同階層城市發展權益的保護，不能忽視對人文倫理和歷史記憶的元素，防止城市中少數精英依仗其政治經濟的居高地位對弱勢群體和階層進行文化歧視與空間壓制。政府通過合理均衡地配置公共資源和公共服務，在個人-企業-產業-城市-經濟體之間保持了空間溫度，城鄉統籌的設計形成了和諧共生的社會關系和人地和諧的空間關系，(26)劉耀彬：《中國新型城市化包容性發展的道路與政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第91頁。讓城市發展收益惠及全體城市居民。庫爾特·拉森認為“包容性發展最重要的是滿足金字塔最底端人群的需求，給他們提供公共服務和謀生機會?！?27)Von Tunzelm，Vir Gnia，Innovation in "Low-tech" Industr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407-432.中國在解決資本剩余吸收問題的同時，為鄉村人口的進一步城鎮化、吸收剩余勞動力、通過給貧困人口提供基本的保障性住房、基本的就業機會和基本的教育醫療服務以削弱社會的不滿等問題開辟一條新的道路。中國的城市化道路杜絕了資本對政治空間、公共空間的滲透與異化，重構資本的社會倫理屬性，打破區域生活固化造成的社會階層固化，從資本、技術、信息、自然資源的多重維度實現了人地關系的協調和不同群體的包容，利用政策賦能和市場驅動同步發力保持了城市化發展的長期動力不衰減，在可持續發展中形成了城市的包容性發展(如圖4所示)。

圖4 新型城鎮化包容性發展的作用機理 (28)圖片來自：劉耀彬：《中國新型城市化包容性發展的道路與政策》，第90頁。

第三，保障市民的公平發展生活的權利。社會主義空間生產是以人為本，在城市化進程中牢固樹立空間正義原則，尊重空間群體的差異性，強調了空間的包容性，回歸到人的主體性。無論任何機構和組織均沒有權力剝奪人民在城市中生存和發展的權利，以及他們平等享有的生存空間權利。與資本主義城市相比，中國的城市政府沒有接受資本家政治獻金的制約，可以獨立于資本之外做到自己的執政承諾，保證每一個社會階層都能行使自己的公共權利，充分發表自己的政治訴求。剩余勞動力的退出、流動和進入，構成了中國特色城市化的過程和內涵，也是總結發展經驗，提煉其一般意義以及揭示進一步改革和發展方向的有益角度。在城市化中樹立收入的階層正義，綜合利用各種方式縮小各階層的收入差距，進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打擊非法收入，抑制過度的財產性收入，逐步提高勞動收入；在空間里構建平等的生產關系和分配關系，抵制空間階層的固化效應，使最窮困、最無助的弱者也有活下去、發展好的機會，降低了城市化中晚期可能會出現的“內卷效應”。

第四，形成多元協同的空間治理建構。通過重構政府-社會-市場的空間位置，保持了必要的空間制度彈性，建立健全空間公共權力的參與協調機制，使得人口的城市化、社會的城市化、產業的城市化加速融合形成。發揮資本的作用和政府的適度調控同樣是必不可少的，以政治權力對空間及空間權益進行配置，暢通了空間的意識流動，建立城市化中的社會矛盾預警和處理機制，實現各社會團體的意見自由表達，實現了發展水平、變化率和變化質量的均衡性互動。從橫向為主的流動到橫向流動引致的縱向流動，從作為勞動者的進入到作為居民的進入。將不同空間階層群體的空間權益誤解或沖突通過對話和協商機制化解，增進了不同的空間群體信任和合作的基礎，實現城市化中階層之間的包容性發展。樹立空間正義的漸進性，堅持走多元化、差異化的城市化道路，不采用基礎設施建設盲目地進行城市擴張，規制資本在城市空間改造中的邊界，在公正、效率與城市之間保持了制度的彈性和利益的平衡。

四、中國式現代化背景下新型城市化開創的人類城市新文明

“城市化儼然已成為中國改革與發展中無法回避的關鍵詞”(29)賀雪峰：《城市化的中國道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第35頁。，從20世紀下半葉到現在，中國的城市化是人類歷史上人口規模最大，完成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既沒有沖擊城市秩序，造成城市社會動蕩，也沒有產生劇烈的階級分化和城市貧困問題，創造了發展中國家由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的空間巨變，探索了一條既符合一般規律又具有個性特色的城鎮化道路。中國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在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路途中前行，超越了資本主義城市化進程中短期的物質和利益視野，不再是為了生產而生產、為了積累而積累的“異化”行為，城市的規劃、建設、管理、運行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各類政策的制度性和現實的靈活性相互配合(見表3)。它所秉持的無產階級立場是空間問題得以一個平等包容的框架內去解決空間的正義問題，形成每個公眾在空間里的凝聚力，實現了流動空間中階層社會地位的平等，開創了空間命運共同體的人類城市新文明。

表3 中國城市化主要政策的特點

(一)激活城鄉空間要素，促進城鄉空間的融合發展

四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破除了要素積累和配置的體制障礙，創造出了高速增長的充分條件，如今，資本-技術成為了空間生產新的驅動因素，如何制定更為科學合理的公共政策去促進生產要素的跨區域優化配置，加速資源要素的空間聚集成為了形成新空間經濟增長點的關鍵。中國特色城市化把改革、發展和分享融為同一過程，把人力資源優勢、地理空間優勢、體制優勢都充分得到了發揮。首先，打破城市空間的制度性障礙，中國在不斷的深化改革中突破了政治因素對于資源要素跨區域流動的體制性障礙，不斷優化行政管理體制，以適應資源要素流動與聚集的需要，再通過國家層面的宏觀調控體系來提供空間經濟的聚集度和活躍度，保持了城市空間的經濟輻射效應。其次，激活城鄉空間要素，消除城鄉空間界限，使其從單向流動到雙向自由流動、循環流動(如圖5所示)。建立城鄉要素雙向自由流動的機制與途徑，處理和發揮好城市在區域中心“自轉”和“公轉”的關系，利用好中心城市的輻射帶動效應、要素配置樞紐效應。再次，提升城市的“非工業化”比例，不斷催生綠色、低碳的環保產業，讓城市的產業新形態在城鄉之間相互迭代，不斷提高空間生產的經濟效益和勞動效率，降低生產成本與能耗。最后，部分區域的空間人口開始出現了“極化效應”和經濟“吸虹效應”，造成了人口生產力的空間分布不均衡，這也得到了社會的高度關注。在新型城鎮化實踐中，中國政府宏觀調控特大城市的區域內人口峰值，各大城市內部利用產業功能區建設平衡勞動力需求結構，實現職住平衡性的城市發展。同時利用產業轉移為載體，促進城市人口回流鄉村，提升中小城鎮的人口吸納能力，推動區域經濟平衡。

圖5 城鄉融合發展的生產要素流動形態

(二)堅守土地和住房政策，保障居民的公平居住權

讓人民“住有所居”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隨著城市化帶來的外來移民增多和城市更新帶來的住房壓縮，住房緊缺正成為困擾各大國家城市化進程的最大問題。中國政府充分保障居民的居住權，利用系統性的方案解決城鄉居民的住房保障。第一，嚴格堅持土地的公有制屬性，通過城市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30)劉守英：《中國土地問題調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第337頁。保證土地資源的充分供應，降低政府對于土地財政的依賴度，防范土地金融風險。第二，嚴格貫徹住房的居住屬性是第一位，嚴格限制各種名目的炒房和投機性購房等多項政策措施來約束過快攀升的房價，努力克制房地產的金融化。第三，中國保障性租賃房政策不僅能彌補中國住房保障制度之不足，解決中低收入者住房困難問題，而且有利于減少房貸風險、貧富差距，保持社會經濟穩定。目前，中國累計建設各類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房8000多萬套，幫助2億多困難群眾改善住房條件。(31)數據來源：《中國的全面小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21年9月。同時為了彌補保障住房體系不完善現狀，各大城市正在加快建立以公租房、保障性租賃住房和共有產權住房為主體的住房保障體系，主要用來解決新市民、青年群體、城市低收入群體的住房困難問題。例如：“十四五”期間，40個城市將建設籌集650萬套(間)保障性租賃住房，(32)住建部：《“十四五”期間，40城將建設籌集650萬套(間)保障性租賃住房》，中國新聞網，https：//bai jiahao.baidu.com/s？id=1743934472113070048&wfr=spider&for=pc，最后訪問時間：2022年9月14日。為790萬戶、2568萬貧困群眾進行了危房改造，(33)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上的講話》，新華網，2021年2月25日。充分發揮其居住權普惠性的社會功能，是普惠性的城鎮保障性住房的制度創新。

(三)推進城鄉融合的包容性發展，確立空間生產新秩序

根據新經濟地理學城市體系的“中心-外圍”模型，空間治理需要“向心力”和“離心力”并舉，增強空間“向心力”需要重視各空間主體的需要和選擇，而不是城市空間簡單地取代鄉村空間?？朔臻g治理中的“單維主義”，糾正了西方城市化中的“城市偏好”(urban bias)，城市融合發展是應有之義。城市化既是城市化率的提高過程，又是城市不斷現代化的過程。(34)文貫中：《吾民無地：城市化、土地制度與戶籍制度的內在邏輯》，北京：東方出版社，2014年，第24頁。城鄉空間的包容性發展，不僅是空間結構的融合，也是空間秩序和空間文化的融合，中國在城市化中正確處理好了城市與鄉村、城市與城市、鄉村與鄉村的三者關系。城市反哺鄉村、新農村建設、鄉村振興等中央政策重塑了城鄉關系，增強了空間的“包容性增長”。公共產品與服務的供給與分布是一整套社會政策的最后結果，也是政策調整的重要依據。為了逐漸縮小城鄉之間的公共產品差異，降低城鄉空間的介質屬性。各地區充分發揮區域中心城市的地區經濟輻射效應，通過完善要素市場，制定市場秩序，優化行政服務環境，促進國內外市場的有效整合和要素跨區域配置效率，促進城鄉要素資源的自由流動，實現了“從排斥性演進向包容性發展—包容性創新轉變”(35)曾智洪：《中國新型城鎮化包容性制度創新體系研究》，《城市發展研究》2017年第5期。。另外，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對于城鄉空間中的“邊緣空間”、“過渡空間”、“邊界空間”的綜合治理和環境治理工作，進行無縫隙治理的實踐，保證城鄉之間生產秩序的和諧穩定。同時，重視新技術手段的運用，在城鄉空間重構與布局調整中，加強空間治理體系建設以及現代治理技術的推廣應用，以法治約束為基礎構建良好的空間新秩序，實現政治治理和空間治理的高度融合，滿足包容性增長的新常態。

(四)降低空間生產耗能，釋放新的制度潛能

在城市化螺旋式發展的進程中，各個構成要素的地位和能效也是在不斷的變化中。在城市化的上一階段中，資源、土地、勞動力、資本依次作為主導因素對空間生產力起到了支撐性作用，與制度變革一起不斷驅動著中國城市化的快速發展。當前，資源型的發展紅利逐漸減弱，在高質量發展理念的指引下，高素質的人力資源、技術資源、制度建構將成為下一階段城市化發展的決定性因素。隨著高能耗、低產出的空間生產形式的淘汰，資源型空間生產模式的經濟效益降低，技術與人力資源資本正在對城市的發展起到極大的催化效應。在中國四十多年的城市化進程中，我們利用人口紅利和資源優勢創造了城市化的重大成就，但是制度紅利并沒有完全充分顯現出來?？臻g生產的提升、空間流動的加快，迫切需要對現有的制度進行必要的更新換代，以不斷滿足現實經濟社會發展的需求。目前建設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還沒完全實現，現代城市經濟的交往規則也沒有完全建立，高質量的城市化道路還在循序推進。制度體系的創新是最高的創新形式，在城市化下半程需要通過釋放新的制度潛能提升勞動力、資金和土地等硬件資源配置效率，通過制度改革實現促進市場資源整合，提高空間資源利用效率。(36)陸銘：《空間的力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頁。也需要不斷優化人力資本和知識資本的配置，激發市場主體的創業與創新動力，降低商品、服務與物流的交易費用，提升軟件和硬件資本規模報酬遞增的動能，不斷提升城市化的發展品質。

(五)以城市發展階段為依據，建立動態化的城市發展規劃

隨著人口條件的轉變和經濟發展階段的變化，城市化規劃政策也隨著客觀發展條件的變化不斷調整。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提出“尊重城市發展規律”，強調了順應城市發展“自然歷史進程”的解決機制。(37)劉士林：《城市中國之道——新中國成立70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城市化理論與模式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28頁。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無論是城市發展目標、發展速度、城鄉關系、發展動力、發展方向都要根據空間生產力和國家建設大局進行匹配性的調整，建立動態化的整體宏觀調控(如表4所示)。城市發展的動能轉換，無論是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的同一城市，還是同一城市的不同發展階段，城市的經濟動能轉換都是客觀存在的，根據城市化的支撐條件轉變，(38)高帆：《中國城市化的邏輯轉換：含義及意義》，《社會科學》2022年第8期。保持了經濟的活躍程度。例如：資源型、商貿型、交通性、科創性。中國政府根據客觀生產力的發展變化不斷調整與完善城市的發展動力驅動，警惕過度城市化帶來的發展陷阱。在“十四五”時期，牽引空間布局的動力逐步從傳統動力向新興動力升級轉化，不斷適應新型工業化的發展需求，推進城鄉融合發展的縱深發展。將新技術生產力變革、產業的承接性轉移、對外開放的擴大深化，人力資源升級效應統一于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歸途中。中國特色城市化道路也在勞動力的退出、流動和進入方面產生新的內涵，利用產業的調整帶動了產業人口的空間調整。樹立“人民城市為人民”的理念，在城市化浪潮中以滿足“城市新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逐步消除阻礙流動的體制機制弊端、優化提升城市生態環境品質、擴大城市新居民的中等收入比重等政策，“促進人口紅利二次釋放、加快城市能級量級躍升、推進城市品質全面優化”(39)關成華：《中國城市化進程新特征》，《人民論壇》2023年第2期。，這也賦予了城市文明的新內涵。

表4 我國新型城鎮化的發展階段(40)資料來源：尹稚：《適應未來發展需要的新型城鎮化新要求新挑戰》，https：//www. 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19322，，最后訪問時間：2021年5月12日。

五、結論與啟示

中國的城市化是在啟動晚、基礎薄、動力弱的先天條件中開始的，城市化建設統一于現代化建設的框架中，城市化模式的“中國道路”將“以人民為中心”作為城市化中空間正義重塑的價值遵循，重視由階層分化、身份差異、價值觀差異所產生的多元化、多類型的權益需求，注重區域、環境、物質與精神的均衡性、包容性發展，著力破解與修復在城市空間更新與改造中的階層固化效應，消除城市空間重構帶來的社會失序風險，實現在“空間分析—空間建設—空間規劃—空間治理”中走向“空間正義”。中國特色城市化的經驗表明，對傳統體制的改革既創造微觀激勵又獲得宏觀效率，符合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和社會變遷規律，卻又密切結合了國情，與特定的經濟發展階段、人口轉變階段以及面臨的體制狀況相對應。中國的城市化道路不僅需要關注生產要素的積累，空間生產力的提升和空間秩序的完善，也要關注公共資源與公共服務的空間資源配置；在城市化的下半場，需要充分利用我們的制度優勢，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制度建構下去分析中國新型城鎮化的馬克思主義解釋路徑，把新型城市化、新型工業化和農業現代化協調合作，形成高質量的城鄉融合發展態勢。

城市化和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是滿足人的全面發展，倡導針對不同人群、不同需求的織補式規劃，要關注非正規空間內低收入人群、弱勢群體的空間需求和環境可承受性，生活品質的提升，這是中國式現代化城市化道路指向標示。目前，中國的城鄉空間壁壘已經基本消除，城鄉一體化已經基本呈現，城鄉之間的空間循環已基本形成。中國的新型城市化道路不僅重視經濟的發展和人口的轉移，更重視市民權益的實現和空間內各群體的均衡性發展，在城市化中堅持了公平正義，構建包容、普惠、平等的發展正義，是繼承了馬克思主義城市思想上的新發展，構成了中國式現代化視閾下的“中國式城市化”，將社會主義的城市文明帶到了一個新的階段。(41)劉士林：《什么是中國式城市化》，《光明日報》2013年2月18日第5版。這充分印證了我們社會主義城市化道路的科學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先驗性和中國式現代化道路的先進性。同時，它也具備了發展中國家和欠發達地區如何利用城市化實現現代化的分享效應，對于第三世界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進程會具有很強的現實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