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知識殖民”：認識十九世紀沙俄對中亞空間秩序建構的新視角*

黃達遠 彭雪瀅

內容提要：當前，國內歷史社會學和知識社會學學者十分關注“帝國轉向”的議題，嘗試重新從空間秩序的角度切入帝國史與殖民地關系史研究，從而也影響到中亞史研究領域。文章認為，與其他殖民帝國相比，19世紀的沙俄帝國的一個重要特質是對殖民地區域的地理空間認知的全新塑造，進而推動區域空間秩序的變革。這種空間秩序依托維爾內、塔什干、比什凱克等現代城市的崛起以確定新的中亞中心、依托中亞區域內鐵路網的建設以替代傳統的駝隊商路、印制新式中亞地圖取代缺乏現代科學要素的傳統地圖以重構認知。因此，只有對沙俄以“殖民現代性”建構中亞秩序的過程進行充分的系統的歷史與知識反思，才能更深刻理解提出“共建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倡議的重要意義。

盡管長期以來中亞的歷史重要性廣為人知，但并沒有反映在對該地區的社會科學研究之中，(1)恰赫里亞爾·阿德爾：《中亞文明史》第6卷，吳強、許勤華譯，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聯合國科教文組織，2006年，第7頁。即中亞史研究缺失了社會科學研究方法。18世紀以來的西方人類學和東方學學者在研究“非西方社會”時，并未將研究對象視為“現代國家的現代社會結構”，故而其研究也并非以國家為中心。然而，地區研究興起后，歷史學等研究普遍規律的社會科學將“非西方世界”引入自身經驗領域，把非西方地區也納入到以國家為中心的分析模式之中。就中亞史研究而言，歷史學學者需要以更長時段視野研究中亞地區的歷史，借助社會科學研究范式，回答中亞的“本質”。

近年來，國內學界對18—20世紀的“帝國”進行了再認識，出現了“帝國轉向”，對其構建的殖民世界秩序、霸權的政治與文化的多重內涵進行了更為細致與深刻的分析。這類討論注意到，作為一種世界秩序，殖民主義為殖民地帶來了一系列深刻的變化。(2)20世紀末至21世紀初，在蘇聯解體與美國霸權形成的歷史背景下，“帝國”問題再次引起學界關注，與過去的討論不同，學界不再過分聚焦“帝國主義”問題。隨著“后殖民理論”的發展及來自歷史、政治哲學、國際關系等領域對后殖民批判的運用，關于“帝國”的殖民世界秩序，其霸權的政治與文化多重內涵被更為深刻地進行了分析。參見殷之光：《發明“帝國”：20世紀盎格魯-撒克遜帝國秩序觀的演變與帝國主義的國家觀》，汪暉、王中忱主編：《區域》第8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1年。這類變化被概括為“殖民現代性”(colonial modernity)(3)美國東亞歷史研究者湯尼·白露(Tani E.Barlow)1990年代最早提出“殖民現代性”概念，認為“殖民主義”與“現代性”是工業資本主義擴張過程中產生的一對“雙生兒”，而“殖民現代”性概念正是為了解釋這兩者之間既矛盾又共生的復雜關系。參見Barlow，Tani E.，Formations of Colonial Modernity in East Asia，Duke University Press，1997。。 有學者曾撰文討論沙俄建構的以烏拉爾山為歐洲-亞洲的邊界，從而形成“歐洲俄羅斯”和“亞洲俄羅斯”的認知，指出沙俄亦曾以“科學考察”為依據構建“新亞洲”、以“中央歐亞”取代“韃靼利亞”來擺脫韃靼身份使俄羅斯人徹底歐洲化、“文明化”，并基于“文明-野蠻”合法性向中亞輸出秩序。(4)黃達遠、孔令昊：《文明論視角下的“沙俄·中亞”空間建構及其對晚清中國的影響》，《俄羅斯研究》2021年第5期。這種“文明-野蠻”的等級秩序中就有“殖民現代性”因素。沙俄對中亞的征服不僅是中亞歷史演進的最大變量，更為重要的是沙俄在知識上重新定義了“中亞”。因此有必要對19世紀沙俄在中亞地區的一系列行為進行認識。

一、以“綜合地理學”(Обширная география)的名義對中亞進行“科學考察”

沙俄征服中亞的過程大致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對哈薩克汗國(今哈薩克斯坦大部)的征服；第二階段為對七河地區、錫爾河及中亞其他地區的征服 。其中的一條征服主線是從西伯利亞沿著中國邊境南進，經過哈薩克汗國的“中玉茲”部分，越過巴爾喀什湖。沙俄首先將中亞草原收入囊中。失去了保護性的草原緩沖帶后，希瓦、布哈拉、浩罕三汗國也陸續淪為沙俄在中亞的殖民地。1867年，沙俄將土耳其斯坦總督區劃分為兩個地區：以塔什干為中心的錫爾河地區和以“維爾內”(5)俄語意為“忠誠”，即今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為中心的七河地區。這一時期，多國學者都曾在中亞地區進行地理、歷史、文化考察，而俄國學者在其中占有主要地位，天山地區更是其探險考察的重點。19世紀，沙俄對其亞洲邊疆以南，即里海東岸到蒙古、新疆、西藏的“大中亞”地區的地理知識知之甚少，因而里海至中國長城之間的亞洲中心地帶是沙俄最重要的探索領域，(6)Keay，John，ed.，The History of World Exploration，New York：Mallard Press，1991.伴隨著沙俄在中亞的擴張，對新殖民地和控制的半殖民地進行區域地理考察成為沙俄政府的一項重要工作，為以后進行殖民和經濟活動做準備。

1845年10月7日，俄國地理學會在圣彼得堡成立后，立即組織學者對中亞地區進行大規模的地理考察。這一時期的沙俄地理學家普遍接受了洪堡和里特爾的主張。根據二人的界定，地理學具備廣泛性，研究地球及其居民之間的所有互動。(7)Martin，Geoffrey J.，All Possible Worlds：A History of Geographical Idea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由此，沙俄地理學界反對18世紀百科全書式的探索，主張應系統地收集某一未知地區的大量數據，將地形學、氣候學、人種學和東方學等領域結合起來，形成一個綜合整體，即“綜合地理學”。此外，“綜合地理學”具有鮮明的軍事性特征，1855年，新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反思克里米亞戰敗之恥，進行改革重振軍隊，時任軍務部長德米特里·米柳京(Дмитр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Милютин)負責此項改革。他認為：“軍事力量不僅僅包括軍隊或船只的數量……它包括一個國家可以為戰爭調動的所有資源和能力?！?8)Brooks，Edwin Willis，D.A.Miliutin：Life and Activity to 1856，Ph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1970.為此，除了引入軍事統計學，沙俄還重建了軍事地理學。沙俄軍事統計學科綜合體系與洪堡和里特爾的地理學整體方法非常相似，為帝國的戰略情報評估建立了一個更為客觀、嚴謹、科學的現代指標體系。

具備軍事性特征的“綜合地理學”成為了帝俄殖民擴張的理論工具。俄國地理學會不僅是沙俄在亞洲收集關鍵地理信息的學術平臺，更是其領土擴張的“先鋒官”。負責地理學會40余年的謝苗諾夫·天山斯基(Пётр Петрович Семёнов-Тян-Шанский，1827-1914)曾在柏林求學，師承洪堡與里特爾。在亞洲腹地探險期間，他收集了從西伯利亞至天山山脈廣闊地區的地形、地貌、氣候、植物、礦藏、人口構成及生活狀況等方面的大量信息，填補了關于這一地區的“綜合地理學”信息空白。謝苗諾夫認為，“環境的力量促使沙俄進入亞洲深處”，“這是未來最重要的任務”。(9)Semenov，Petr Petrovich，Istoriia Poluvekovoi Deiatel’Nosti Imperatorskago Russkago Geografcheskago Obshchestva 1845-1895(The History of Half a Century of Activities by the Imperial Russian Geographical Society 1845-1895)，3 vols.，St.Petersburg：Tip.V.Bezobrazova，1896.其主要目的之一是為沙俄的擴張尋找新的殖民地——易于開發的土地。他認為，天山中部的山谷完全處于森林植物界限以上，不適于農業移民，而外伊犁阿拉套的四條縱向山谷(10)即克賓河谷、奇里克河谷、杰尼什克河谷和阿瑟河谷。完全處于森林植物地帶，因而非常適合農業移民，更適合發展畜牧業，“維爾內和外伊犁山麓的所有俄國居民點，都分布在外伊犁邊區的農業地帶。這就使俄國殖民者有可能在伊塞克區域扎下根來”(11)〔俄〕П.П.謝苗諾夫：《天山游記》，李步月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24頁。。職業軍人出身的加斯弗爾德(Густав Христианович Гасфорд)曾以西西伯利亞總督身份親自到西西伯利亞的南北兩端進行考察，并將注意力集中于開發七河地區，修筑通往七河地區、區域內居民點之間的道路，并向亞洲腹地推進。(12)〔俄〕П.П.謝苗諾夫：《天山游記》，李步月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5—24頁。

以謝苗諾夫為代表的學者群體和加斯弗爾德為代表的職業軍人共同建立了一套基于綜合地理學的“帝國檔案”。在帝國背景下，博物學的活動——制圖、采集、整理、分類、命名等，這些活動不僅代表著探求事實的科學研究，也反映著認知領域的侵略性擴張。(13)Fan，Fa-ti.，British Naturalists in Qing Chin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89.在19世紀，科學考察通常包括采集、測量、制圖與旅行，最終是要全面準確地書寫全球博物史。這不僅源自與歐洲擴張相伴而生的地理觀、自然觀，也源于一種認為歐洲科學家“有權”不受干擾地游歷、觀察、書寫其他大陸的傲慢。正是這種自封的“權威性”認知構筑了掌握“認知權力”的信念，為之后的“知識帝國”建設“殖民現代性”。

二、構建俄式現代“文明”中心

(一)七河草原上興建軍事重鎮“維爾內”

借用地理學家們的考察成果，在外伊犁阿拉套山腳下的阿拉木圖河出口附近，加斯弗爾德勘定設置移民定居點并修筑堡壘，定名為“維爾內”，成為沙俄封鎖浩罕汗國北部邊境的第一個堡壘。為配合維爾內要塞的建設，加斯弗爾德還在距中國塔城不遠的阿拉湖的一條支流上修建烏爾賈爾鎮，在阿拉套峽谷中修建列普辛鎮，形成了以維爾內為中心的小型城鎮群。此外，還修建了從阿拉套山脈至科帕爾、塞米巴拉金斯克至伊犁河的道路及沿途哨所，并配備一定數量的軍人駐守。以維爾內、列普辛、烏爾賈爾三個城鎮堡壘為支點，輔之以穿越高山峽谷、連接水源的道路網，形成了沙俄統治七河地區的重要核心城鎮群。

隨著沙俄的南下征服，如何統治當地人成為一項重要工作，東方學家往往受命參與其中。作為沙俄治下七河草原歷史地理文獻的主要編撰者，巴托爾德(В.В.Бартольд)將七河地區視為中亞游牧文明的中心，認為從額爾齊斯河、額敏河到天山，從巴爾庫、大宛(拔汗那)到巴爾喀什湖的游牧人居地，自渺無記載的年代起就是一個文明區，(14)〔俄〕巴托爾德：《七河史》，趙儷生譯，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年，第68頁。歷經烏孫、突厥、葛邏祿、喀喇汗朝、哈喇契丹(西遼)、察合臺汗國、帖木兒汗國以及準噶爾汗國八個政權的歷時性統治，并為之編制了年代表。為了凸顯俄國在該地區的中心地位，他對于中國在這一地區的治理不無貶低與刻意忽視，“而直到沙俄在七河地區建立起主權之后，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這才享有實效上的自主”(15)〔俄〕巴托爾德：《七河史》，趙儷生譯，第92頁。。一方面，巴托爾德主張“應為歐亞大陸各民族建立與歐洲歷史相同的歷史演變規律”(16)巴托爾德寫給羅森的一封信(1892年)，參見Крачковский И.，Избранные Cочинения，т.1，с.V (Москва и Ленинград，1958)，с.348。，以“歷史民族志”將歐亞大陸各民族納入歐洲知識體系和歷史分期的框架之中，為中亞游牧草原塑造出一個“文明中心”，弱化或忽視其原有的文明中心，重構歐亞大陸的“文明秩序”。另一方面，修建維爾內城鎮群以塑造“文明中心”的現實載體。沙俄通過建立軍事城鎮，以利于軍隊和殖民者控制草原民眾并威嚇中國戍邊官員。1867年，維爾內成為沙俄土耳其斯坦總督區七河州的行政中心城市，不僅有效控制了七河地區，而且依托與額爾齊斯河上各要塞之間的交通網絡控制哈薩克草原，其影響遠遠超越了原有政治中心。

(二)河中地區興建“俄羅斯塔什干”新城

1865年，沙俄軍官切爾尼亞耶夫(Михаил Григорьевич Черняев)攻陷河中地區重鎮塔什干后，在舊城附近興建新城，名為“俄羅斯塔什干”。1867年，沙俄在此地設置土耳其斯坦總督府，考夫曼(Константин Петрович Кауфман，1818-1882)為首任總督?？挤蚵温毱陂g，劃定了塔什干城區界線，(17)А.И.Добросмыслов，Прошлая П Настоящая Пстория Ташкента，Ташкент：Электро-паровая Типолитогр，О.А.Порцев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1912，стр.63-79，5-6.新城得以迅速發展?！巴林菂^”和“俄羅斯城區”(塔什干新城)共同構成塔什干“雙城”。1868年塔什干共計11 518戶，1869年戶數迅速增至14 222戶。此后，沙俄政府還先后進行了三次塔什干城區人口普查(見表1)，“俄羅斯塔什干”人口數量呈指數增長，反映出新城區的迅速擴張和發展?？挤蚵€通過推廣灌溉農業、擴大城市腹地、發展貿易以促進城市化建設，推動新經濟文化中心形成，在原有的塔什干城市邊緣建立現代歐洲殖民城市的樣板，與古老傳統的亞洲老城鎮形成鮮明對比。(18)Ergashevich，Ergashev Bahtiyar，et al.，Tashkent by the Interpretation of Russian Researcher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cultural and Multireligious Understanding，7.10 (2020)，pp.409-414.

表1 塔什干三次人口普查后“雙城”人口對比情況

隨著新城區建設和發展，塔什干歷史也被寫入沙俄殖民史。作為考夫曼的隨行官員，多布羅斯·梅斯洛夫(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Добросмыслов，1854-1915)(19)沙俄歷史學家、民族志學家，沙俄地理學會奧倫堡分會和科學檔案委員會成員，1888—1901年，在托爾蓋地區擔任獸醫。曾著有《塔什干的過去和當下》(《Прошлая и настоящая история Ташкента》，1912)，稱塔什干的歷史或可追溯到公元7世紀，當時中國旅行家玄奘曾提到過這座城市，名為“石國”，被視為“中華帝國”的附庸。714年，阿拉伯人襲擊河中地區，塔什干統治者向中國皇帝求助無果，716年為阿拉伯人征服。阿拉伯人離開后，河中地區內亂不止，中國派遣大將高仙芝治亂，塔什干統治者投降，并向中國總督派遣使者，但使者被殺害，因而塔什干統治者轉向阿拉伯人求助，從此阿拉伯人的勢力在這里得到了加強。，(20)А.И.Добросмыслов，Прошлая П Настоящая Пстория Ташкента，Ташкент：Электро-паровая Типолитогр，О.А.Порцев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1912，стр.63-79，5-6.“當中國人試圖向中亞地區擴張勢力時，塔什干人為抵御強大的敵人，與阿富汗埃米爾艾哈邁德·沙赫(Ахмедъ-шах)結盟”。(21)А.И.Добросмыслов，Прошлая П Настоящая Пстория Ташкента，Ташкент：Электро-паровая Типолитогр，О.А.Порцев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1912，стр.23，12，18，79-80.18世紀，欽察草原烏茲別克汗國阿布海兒汗通過奧倫堡遠征軍首領基里洛夫(Кирилов Иван Кириллович，1695-1737)向安娜女皇(Анна Иоанновна)俯首稱臣，以求庇護。(22)А.И.Добросмыслов，Прошлая П Настоящая Пстория Ташкента，Ташкент：Электро-паровая Типолитогр，О.А.Порцев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1912，стр.23，12，18，79-80.這套敘事話語為沙俄“文明征服中亞”進行了辯解。

以考夫曼為首的沙俄殖民當局，一方面將塔什干原有的城市空間一分為二，通過公共設施建設等不斷凸顯新舊兩個城區作為公共空間的差異性；另一方面力圖拉近塔什干與俄羅斯歐洲部分之間的“距離”，將塔什干打造成一個“大都市”，而不再是遠離首都的殖民地。(23)А.И.Добросмыслов，Прошлая П Настоящая Пстория Ташкента，Ташкент：Электро-паровая Типолитогр，О.А.Порцев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1912，стр.23，12，18，79-80.在此過程中，塔什干成為沙俄向其亞洲殖民地展現“文明使命與權力”、向殖民者和土著民進行“權力博弈”的場域，其結果是塔什干的“歐洲俄羅斯”屬性不斷增強，而其作為本土綠洲城市的“亞洲俄羅斯”屬性，則成為襯托俄羅斯文明歐洲化與現代化的“參照物”。

作為沙俄在傳統中亞地區新嵌入的兩個中心城市，維爾納和塔什干新城獲得了帝國的優先扶持。19世紀80年代沙俄結束對中亞的軍事征服行動后，制定頒布有關在中亞定居的法律法規并在當地建立新的財政體系。在修筑鐵路的同時引入棉花種植技術，開始大規模開采當地自然資源 。隨著工業經濟發展和定居政策的施行，傳統綠洲城市的社會人口結構發生顯著變化。塔什干鐵路竣工后的數十年間，塔什干的定居人口增加了近一倍，1869年為41 799人，1897年增至87 017人。(24)А.И.Добросмыслов，Прошлая П Настоящая Пстория Ташкента，Ташкент：Электро-паровая Типолитогр，О.А.Порцева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1912，стр.23，12，18，79-80.

三、中亞鐵路與區域的“時空變革”

1867年，沙俄在設立土耳其斯坦總督府后，立即將建設與其歐洲部分相連的交通通訊設施提上議程。(25)Wheeler，W.E.，The Control of Land Routes：Russian Railways in Central Asia，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1934，21(4)，pp.585-608，585-608.法國工程師萊塞普斯(Ferdinand Marie vicomte de Lesseps)向沙俄當局提交了一份關于修建從奧倫堡到塔什干的鐵路的可行性報告。(26)Turgaiskaya Gazeta，1901a-Turgaiskaya Gazeta，Turgay Newspaper，1901a，No.22，Orenburg：in Russian.奧倫堡哥薩克軍隊上校索博列夫(Соболев)也基于“在土耳其斯坦軍區駐扎4萬人”的需求，希望政府當局“將俄羅斯歐洲部分與塔什干連接起來”(27)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Оренбургской Области，Ф.6.Оп.10.Д.8420.Л.90 об.。其時俄國跨里海鐵路業已建成，而“俄屬中亞”的政治中心日益向土耳其斯坦轉移。最終，中亞鐵路的建設從里海出發，由西向東途徑布哈拉、撒馬爾罕到達塔什干、安集延，而后沿西北方向跨越哈薩克草原到達奧倫堡。此后，奧倫堡—塔什干鐵路成為沙俄在中亞的主要戰略交通線，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親王稱之為“帖木兒時代偉大的呼羅珊路線的復興，連接了中國、波斯與歐洲的商業，拯救了瀕臨崩潰的中亞城市”(28)Wheeler，W.E.，The Control of Land Routes：Russian Railways in Central Asia，Journal of the Royal Central Asian Society，1934，21(4)，pp.585-608，585-608.。沙俄則通過控制這些陸路貿易干線獲得了在歐亞腹地的主導權。

沙俄以新興的中亞城市為舞臺，給當地社會帶來了歐洲先進的技術、法律和文化沖擊，而中亞鐵路的修建是促使中亞城市發生變化的決定性因素之一，(29)恰赫里亞爾·阿德爾《中亞文明史》第6卷，吳強、許勤華譯，第683、33頁。是中亞“工業革命”的重要開端。在俄屬土耳其斯坦，沙俄殖民者對土地資源的利用主要是通過市場方式來完成的。(30)恰赫里亞爾·阿德爾《中亞文明史》第6卷，吳強、許勤華譯，第683、33頁。由于鐵路的開通，南部綠洲城市與俄國歐洲部分的空間距離被大大“壓縮”，使得沙俄對中亞的影響達到頂峰，并得以加強對中亞的軍事控制，同時將中亞作為原材料供應方，與俄羅斯工業發展聯系起來。(31)Searight，S.，Russian Railway Penetration of Central Asia，Asian affairs，1992，23(2)，pp.171-180.

鐵路建設對草原社會的影響更為顯著。鐵路沿線也開設有便利的牲畜銷售點，因而鐵路運輸逐漸取代了最重要的游牧貿易——馬車運輸，草原上的貨物流量大大增加，運輸成本增加也導致草原物價飛漲。(32)Избасарова，Г.Б.，Оренбургско-Ташкент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И Казах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в.(на примере Тургайской Области)，Bylye Gody，2019，54(4).同時，鐵路沿線貿易也擴大了貿易范圍，商品需求量增加，為游牧民提供了增加收入和改善生活的機會。此外，在歉收年份，通過鐵路可以在短時間內調度面包和干草，甚至在災荒時期可以將牛羊運輸到合適的牧場。(33)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Оренбургской Области，Ф.6.Оп.10.Д.8420.Л.62.不過，修建鐵路的工人的到來擠占了游牧民的生存空間。干草加工業的發展改變了游牧周期，游牧民節約了原來的冬牧時間，可以有空閑時間參與工業和手工業生產，這也推動著哈薩克人、吉爾吉斯人等游牧人口逐漸向半游牧、甚至定居轉變。哈薩克草原上出現了大量冬季定居點和住宅，加速了維爾內等草原防御工事向現代城市的轉變，草原傳統牧區制度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并在此后產生了相當嚴重的文化和歷史后果。(34)Избасарова，Г.Б.，Оренбургско-Ташкентская Железная Дорога И Казах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На Рубеже XIX-XX вв.(на примере Тургайской Области)，Bylye Gody，2019，54(4).

及至19世紀中葉，哈薩克草原的外來人口主要為哥薩克人。1861年沙俄農奴制廢除后，歷經土地改革和斯托雷平改革，大量外來者得以不受限制地涌入哈薩克草原，其中俄羅斯人占絕對多數，而農民成為定居者中的最大群體。1853—1905年間，沙俄侵占了四千萬俄畝的哈薩克牧場土地，約占今哈薩克斯坦全部領土的20%。1897年，哈薩克草原上的人口總數為4 147 800人，其中哈薩克人計3 392 700人，占比約81%，至1912年，人口總數為5 910 000人，其中哈薩克人計3 825 000人，占比下降至65.1%。(35)恰赫里亞爾·阿德爾：《中亞文明史》第6卷，吳強、許勤華譯，第17頁。哈薩克草原人口結構和人口流動情況也變得更為復雜，但是逐步定居化的趨勢已不可逆轉。

中亞鐵路建設促進了中亞現代城市的出現，實現了一定程度的人口聚集和社會分工，后期則顛覆了中亞傳統的絲路貿易體系，以新的“文明秩序”引發了中亞地區的“時空變革”(36)此處借用20世紀50年代澳大利亞考古學家柴爾德(Gordon Childe)在其《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一文中提出的“文明十要素”，其中包括城市的出現，以及相關的人口聚集、社會分工、長短途貿易。參見V.Gordon Childe，The Urban Revolution，Source：The Town Planning Review，Vol.21，No.1(Apr.，1950)，pp.3-17.。中亞鐵路的開通，使得地理空間被大幅“壓縮”，草原居民點、綠洲城市、草原與綠洲之間的地理距離被現代交通技術“彌合”，地域環境對社會關系的限制作用被削弱，傳統社會的“時空關系”被改變，賦予了中亞人群“跨越時空”的想象能力?！懊撚颉睓C制使得社會關系從彼此互動的地域性關聯中，從被無限重構的時間關聯中“脫離出來”(37)〔英〕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的后果》，田未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年，第125頁。。隨著交通運輸業的發展，采礦、冶金等現代性的社會活動得以從早先專屬于“歐洲俄羅斯”的地域化情境中被提取出來，超越時空距離重現于“中亞情境”，重組了中亞的社會關系。鐵路運輸增強了人口和物質的流動性，“脫域機制”使得中亞的地方性因素與全球性因素結合起來，并將個體與社會結構中的諸維度連接起來，賦予了中亞人群一種全新的“時空觀”，中亞地區的現代性在時間和空間的關系轉換中得以展現，為中亞“新地圖”的出現奠定了新的區域空間。

直至17世紀，在傳統的草原駝運貿易體系下，布哈拉商人活躍于沙俄及西伯利亞，形成了眾多相互依存的專業化組織。(38)Burton，A.，The Bukharans：A Dynastic，Diplomatic and Commercial History 1550-1702，2003，pp.407-425.而19世紀80年代之后，中亞經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處于沙俄的控制之下，采礦業、石油業等新的經濟活動得到快速發展。沙俄向棉花種植業、鐵路工業等主導性產業的集中投入，對當地和地區市場造成了強烈影響，并最終促使本地經濟轉變為一種依賴于沙俄帝國全球性政治與經濟需要的殖民地經濟。(39)恰赫里亞爾·阿德爾：《中亞文明史》第6卷，吳強、許勤華譯，第28—29、9頁。

中亞鐵路成為沙俄整合中亞殖民地與“歐洲本部”的重要工具。至19世紀60年代，沙俄已經將草原和綠洲上的諸汗國收入囊中，而加強殖民地與“歐洲本部”的聯系成為下一個重點。洛巴諾夫·羅斯托夫斯基親王(40)Князь Алексей Борисович Лобанов-Ростовский(1824-1896)，代表沙俄于1879年與奧斯曼帝國簽訂《君士坦丁堡合約》、1896年與清廷簽署《中俄密約》(又稱《李-洛巴諾夫條約》)。曾指出，“俄羅斯無法再進一步擴張領土，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守護和發展已經擁有的領土?！?41)轉引自Wheeler，W.E.，The Control of Land Routes：Russian Railways in Central Asia，pp.585-608.領土并非純粹的地理空間，而是被一種特定權力控制的一個區域，(42)〔英〕斯圖爾特·埃爾登：《領土論》，初冬陽譯，長春：時代文藝出版社，2017年，第9頁。在不同權力的互動和競爭中形成。沙俄領土的中亞部分基本成型于英俄“大博弈”期間，對于幅員遼闊的帝國來說，軍事機動性至關重要，英國的機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海軍，而沙俄的機動性則取決于其鐵路。(43)Searight，S.，Russian Railway Penetration of Central Asia，pp.171-180，171-180.隨著19世紀60年代對高加索地區征服行動的落幕，沙俄在接下來的20年里努力在中亞建立南部邊界。(44)Searight，S.，Russian Railway Penetration of Central Asia，pp.171-180，171-180.鐵路在此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交通基礎設施的修建是維護國家領土安全和管理國家領土空間的重要方式，鐵路則是這一過程的物質標識之一。(45)王浩宇、湯慶園：《邊疆交通建設與政治空間生產——以川藏鐵路為例，《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作為反映沙俄帝國的具體可見的“景觀”，鐵路建設是其實施“領土工程”的主要工具。作為陸權國家，沙俄在完成對中亞的征服后，還需整合草原與綠洲，鞏固其對邊境地區的統治。中亞鐵路在一定程度上構筑了沙俄在中亞南部的物理邊界，維系并強化了其在草原與綠洲結合部的統治。1895年，沙俄軍事地形局制圖部(Карт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деление Военно-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繪制出版了《亞洲俄羅斯軍事路線圖》(《Военно-дорожная карта Азиатской России》)，該地圖涵蓋了從里海到鄂霍次克海的廣大“亞洲俄羅斯”領土，并注明了定居點和建設中的鐵路。1919—1924年間，在1895年初版的基礎上該地圖被重新編制出版，特別添加了新的鐵路線。沙俄帝國晚期的中亞地圖已經成為一張以鐵路網絡、中心城市為核心的用歐洲工業文明“描繪”的空間秩序圖。

英俄“大博弈”期間，沙俄經西伯利亞南下河中地區，英國自印度北上阿富汗，中亞的大部逐漸被沙俄控制，其社會政治與文化延續的兩大支柱，即伊斯蘭教和成吉思汗世系統治的正統合法性，出現了一系列斷裂。(46)恰赫里亞爾·阿德爾：《中亞文明史》第6卷，吳強、許勤華譯，第28—29、9頁。在歐洲中心觀和沙俄中心觀(文明等級論)的宰制下，中亞地區亦經歷了一場“空間革命”。任何一種基本秩序都是一種空間秩序，因為真正的、源初意義上的基本秩序，本質上都建立在明確的空間界限和界限設定的基礎之上。(47)〔德〕卡爾·施密特：《陸地與海洋：世界史的考察》，林國基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第45頁。而這一“空間變革”依托維爾內、塔什干、比什凱克等現代城市的崛起以確定新的中亞中心、依托鐵路網的建設以替代傳統的駝隊商路、以新式中亞地圖取代缺乏現代科學要素的傳統地圖等方式得以展現。一個具有現代性的“中亞”構圖最終完成，并逐步獲得了世界的承認。

四、結語：從“中亞”構圖理解“殖民現代性”的知識陷阱

中亞地圖的出現作為一種對空間的圖示形式，使得沙俄得以實現對中亞土地和政治空間的掌控。交通地圖是政治空間的投影，對于政治空間的治理至關重要。沙俄通過描繪新的現代城市、鐵路線路，并借助現代地理的“科學性”，將中亞自然地理空間抽象化，建構起一種包括結構、中心方位、距離、面積等的空間認識視角，進而強化國民對國家地理分布的了解和認知，從而實現對領土空間的控制，并維系政治空間內人員、資源、信息的流動。由此，沙俄得以優先將歐洲屬性的政治空間映射到地理空間，將領土在現代交通(鐵路)地圖上作為政治空間再現，從而將中亞整合進國家領土，使中亞自然空間逐漸具有權利內涵，并由自然空間向政治空間演進，成為沙俄國家的構成要素和主權的核心內容，并與“他者”區分開來。

以中亞鐵路為載體搭建起來的交通網絡，以及工業化交通地圖的再現，將深入到草原與綠洲的殖民城市聯通起來，從而形成了一張“文明地圖”，取代了傳統的絲綢之路地圖，以及草原、綠洲傳統汗國的地圖。實際上，這是沙俄殖民者急于抹去中亞業已存在的社會和地理文化形式，并準備以新秩序投射于其上、取而代之。這種“知識殖民”的現代性一般很難被察覺，甚至到了蘇聯時代，一些地理學家還在“贊揚”說，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初期沙俄對中央亞細亞的考察是繼承性和堅定的目的性，考察對有計劃地開辟路線，以便把中央亞細亞地圖上的空白點分成越來越小的地塊。(48)〔蘇〕H.M.休金娜：《中央亞細亞地圖是怎樣產生的》，姬增祿、閻菊玲譯，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1頁。

綜上，我們認為，今天在使用“中亞”(49)中亞的地理解釋，俄語中以“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漢譯：中央亞細亞)表述廣義之中亞范圍；狹義中亞(Средняя Азия)是指蘇聯亞洲地區的一部分，西起里海、東到中國與蘇聯邊界、北至咸?！~爾齊斯分水線、南達蘇聯同伊朗和阿富汗的邊界，本文主要取狹義中亞的地理范圍。這一概念時，不能簡單化地借用沙俄帝國時期的“中亞”地理名稱，而是要了解其地理概念背后深刻的社會文化建構。宋念申認為，“地圖不是對地理空間的再現，而是人們對地理空間的主觀解釋。而對空間的解釋，直接關系著對這個空間的使用和占有方式?，F代殖民帝國興起于歐洲‘地理大發現’，伴隨著對地球空間的重新理解，帝國也開始了對新空間的占取和利用。因此，16—19世紀代表性的歐洲地圖作品，不但是殖民帝國新地理知識的體現，也是其殖民權力和帝國意識形態的體現?！?50)宋念申：《地圖帝國主義：空間、殖民與地球規治：“帝國轉型與國家建構”專題(一)》，《社會學評論》2022年第1期。由此，在中國—中亞峰會的背景下，我們認為，要共建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應該對“中亞”概念使用保持清醒。對于過去沙俄殖民主義的知識體系進行反思，跳出“知識陷阱”。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持續推進，將“中亞”還原到綠洲、農耕、游牧之間的文明與區域共同體的概念之中，對建設中國與中亞地區建立山水相鄰、休戚與共的友鄰關系，落實中國—中亞峰會精神更有迫切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