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如何驅動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
——基于產業結構升級視角

施 思

內容提要：數字化轉型是提升產業鏈現代化韌性、助力產業鏈現代化發展的關鍵舉措?；?012—2021年30個省級面板數據，采用熵值法測算數字化轉型、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以及產業結構升級綜合指數，并引入中介效應模型，分析產業結構升級在數字化轉型與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之間的傳導路徑。研究結果表明：第一，數字化轉型能夠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且產業結構升級在二者關系間發揮中介效應。第二，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促進作用根據區域位置與產業規模不同存在異質性。相較于中、西部地區與小規模產業，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的促進作用在東部、大規模產業地區更明顯。對此，提出加速深化數字化轉型，賦能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持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推進產業“智改數轉”；實行區域差異化發展舉措，實現產業鏈協同發展。

一、引言

2023年7月，國務院在《年中經濟觀察：現代化產業體系加快構建》提出，“各地區各部門大力推動短板產業補鏈、優勢產業延鏈、傳統產業升鏈、新興產業建鏈，自主可控、競爭力強的現代化產業體系取得新進展”。2023年8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圍繞《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強調，“堅持產業鏈創新鏈資金鏈人才鏈一體部署，系統化推進科技創新重大任務，……把科技創新的‘關鍵變量’轉化為現代化產業體系的動力源泉”，為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提供理論指導。近年來，我國政府持續加大產業財政支持力度，促使產業深入推進延鏈補鏈強鏈，為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奠定良好基礎。然而，我國產業要素結構滯后、產業鏈與創新鏈發展不均衡、高新技術研發落后等一系列問題，(1)喬涵：《數字經濟對我國產業鏈現代化的影響效應分析》，《企業經濟》2023年第10期。間接造成重復建設、產能過剩，難以持續推動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2)鄭江淮、孫冬卿、段繼紅：《我國產業鏈現代化路徑及其區域性發展思路——蘇粵產業鏈網絡演變的啟示》，《東南學術》2022年第6期。是以，采取合理方式積極優化產業要素結構、平衡產業鏈與創新鏈、加大研發高新技術投入，對于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數字化轉型是借助數字技術進行創新的活動，能夠加快產業內部流程、業務等方面變革，助力產業可持續發展。(3)張丹寧、宋雪峰：《新發展格局下中國產業鏈現代化的理論邏輯與實踐路徑——以新能源動力電池產業為例》，《湖南科技大學學報》2022年第2期。2023年7月，工業和信息化部、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等三部門聯合發布《輕工業穩增長工作方案(2023—2024年)》，提出“提升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強化數字賦能轉型、推動綠色安全發展”，“推動重點輕工行業數字化改造”。由此可見，數字化轉型能夠釋放數字對經濟發展的放大、疊加、倍增作用，快速推動傳統產業數字化，賦能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并且，數字化轉型能夠深入結合傳統產業與數字技術，助力產業革新商業服務模式，為傳統產業可持續發展注入活力，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從而驅動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诖?，深入分析數字化轉型和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關系，并探討產業結構升級在其中的作用，對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二、文獻綜述

現有文獻對數字化轉型的影響效應進行多方位探討。從宏觀層面來看，陳燕兒等研究發現，數字化轉型能夠促進實體經濟發展。(4)陳燕兒、蔣伏心：《人口老齡化、數字化轉型與實體經濟》，《現代經濟探討》2023年第10期。王會文等檢驗得知，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推動開放式創新賦能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5)王會文、吳春瓊：《數字化轉型、開放式創新與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23年第8期。朱曉琴等認為，數字化轉型能顯著促進實體經濟發展。(6)朱曉琴、羅蘭：《數字化轉型、產業鏈自主可控與實體經濟發展》，《管理現代化》2023年第4期。張慶君等發現，數字化轉型程度與其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之間呈U型曲線關系。(7)張慶君、郭遼、歐一?。骸稊底只D型提升了銀行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嗎？——基于我國上市商業銀行的經驗證據》，《武漢金融》2022年第4期。從微觀層面來看，陳江等研究認為，數字化轉型對于企業創造共享價值有顯著促進作用。(8)陳江、郭惠武：《數字化轉型如何促進企業創造共享價值》，《調研世界》2023年第10期。陳再齊等發現，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管理賦能、融資賦能、創新賦能與生產賦能，促進中國企業國際化發展。(9)陳再齊、李德情：《數字化轉型對中國企業國際化發展的影響》，《華南師范大學學報》2023年第4期。榮艷芳等檢驗得知，商業模式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績效存在明顯改善機制。(10)榮艷芳、陳淑芳：《商業模式數字化轉型、技術嵌入與財務績效——來自流通企業的經驗證據》，《商業經濟研究》2023年第19期。劉萬麗等研究認為，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綠色創新水平。(11)劉萬麗、孫婷：《企業數字化轉型、信息披露與綠色創新》，《財會月刊》2023年第19期。

當前學術界對產業鏈的研究主要從兩方面展開：一是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測度方面。姚樹俊等從數字化、韌性、創新、綠色和安全視角多維度構建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指標體系，發現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整體水平呈先抑后揚態勢。(12)姚樹俊、董哲銘：《我國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水平測度與空間動態演進》，《中國流通經濟》2023年第3期。蔡烏趕等從產業組織、創新能力、經濟效益和綠色集約四個維度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并選用熵權法測算產業鏈現代化綜合發展指數，發現中國制造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指數總體呈上升趨勢。(13)蔡烏趕、許鳳茹：《中國制造業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的測度》，《統計與決策》2021年第21期。二是產業鏈影響因素方面。劉偉認為，數字經濟對制造業產業鏈韌性具有顯著促進作用。(14)劉偉：《數字經濟對制造業產業鏈韌性的影響研究》，《技術經濟與管理研究》2023年第8期。王磊等研究發現，數字經濟有利于提升高技術制造業產業鏈國產化水平和科技自立自強能力。(15)王磊、覃朝暉、魏龍：《數字經濟對高技術制造業產業鏈現代化的影響效應分析》，《貴州社會科學》2022年第6期。陳曉東等檢驗得知，數字經濟可有效驅動產業鏈強度的提升，且促進效應逐漸增強。(16)陳曉東、楊曉霞：《數字經濟可以實現產業鏈的最優強度嗎？——基于1987—2017年中國投入產出表面板數據》，《南京社會科學》2021年第2期。李艷琦研究認為，農村三產融合能顯著推進農業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發展。(17)李艷琦：《農村三產融合、生產性服務業集聚與農業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中國流通經濟》2023年第3期。

現階段，鮮有研究針對數字化轉型與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關系進行直接探討，既有相近探究主要分析數字化轉型與產業鏈之間關系。姜能濤研究認為，數字化轉型“同群效應”對產業鏈關聯具有促進作用。(18)姜能濤：《數字化轉型“同群效應”對產業鏈關聯的影響》，《現代管理科學》2023年第4期。習明明等研究證實，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促進產業鏈供應鏈結構多元化發展。(19)習明明、倪勇、劉旭妍：《數字化轉型如何促進產業鏈供應鏈現代化——基于產業鏈供應鏈結構優化視角》，《蘭州大學學報》2023年第4期。陳曉東等實證發現，數字化轉型有利于產業鏈自主可控能力的提升。(20)陳曉東、楊曉霞：《數字化轉型是否提升了產業鏈自主可控能力？》，《經濟管理》2022年第8期。

綜合來講，現有學者多從數字化轉型影響效應、產業鏈影響因素與產業鏈水平測度、數字化轉型和產業鏈間的關系進行分析。但鮮有學者將數字化轉型與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納入同一框架對二者關系進行實證分析。故此，以2012—2021年30個省級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實證檢驗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的影響，并深入分析產業結構升級在二者間的作用機制。本文的邊際貢獻可能在于：一是把數字化轉型和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納入統一框架，研究二者間關系，以補足現有研究空白。二是引入產業結構升級這一中介變量，對三者關系展開機制分析，為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提供專業決策參考。三是綜合考慮各省地理位置、產業規模后，進一步探究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異質性影響，豐富二者相關研究。

三、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直接影響

數字化轉型是產業優化資源配置、提升經濟效益的重要路徑，(21)Yu B.，Chen L.，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Research Literature on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anagement，2023，4(3)，pp.14—56.也是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的新動能。從數據要素流動來看，數字化轉型有助于暢通產業數據要素循環，消除產業間信息壁壘，有效緩解上下游產業資源浪費與信息孤島等負面影響，厚植中國式現代化產業根基，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與此同時，數字化轉型能夠實現數據要素在供應商、生產商、服務商等各主體之間流動，打通產業鏈供給端到用戶端梗阻，精簡產業鏈供給環節，完善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體系。從產業競爭優勢來看，數字化轉型有助于吸引資金、技術與人才等要素創新集聚，提高產業技術創新能力，提升產業競爭優勢，推動產業由傳統制造向智能制造升級，擺脫低端鎖定陷阱，從而驅動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除此之外，作為數字化轉型的核心所在，數字技術與產業融合發展有助于解決傳統產業資源配置固化問題，(22)Ma L.，Li X.，Pan Y.，Global Industrial Chain Resilience Research：Theory and Measurement，Systems，2023，11(9)，pp.149-275.重塑產業競爭優勢，賦能產業高質量發展，推動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诖?，提出以下假設：

(二)產業結構升級在數字化轉型與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中的中介效應

依據數字化轉型的核心特征，發現數字化轉型重點從經濟效應、技術效應、成本效應三個層面促進產業結構升級。(23)Tonghao Z.，Liangzi Z.，Tao Y.，et al.，Recent Understanding of Stress Response on Muscle Quality of Fish：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ustrial Chain，Trends in Food Science &Technology，2023，14(7)，pp.104145-104161.一是從經濟效應來看，數字化轉型能夠助力產業借助互聯網與新媒體等網路渠道，精準了解客戶的消費需求，優化產品與服務設計流程，增加產業產出效率，提升產業經濟效應，轉變經濟效益發展模式，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并且，數字化轉型是由低中端技術向高端技術轉變的過程，能夠有效轉變產業經濟發展模式，助力產業實現智能化生產流程與質量控制，助推產業結構升級。二是從技術效應來看，數字化轉型能夠助力產業經濟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提升研發技術水平，繼而通過技術效應帶來新型增量價值，(24)李默、萬婕、孫小淇等：《嵌入工業互聯網平臺的產業鏈融通創新演化分析》，《科技管理研究》2023年第15期。實現現有技術、知識的全面升級，推動產業結構升級。而且，數字化轉型憑借互聯網技術優勢，可有效打破傳統產業間的技術壁壘，與外部產業進行高技術協同創新，提升產業技術效應，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三是從成本效應來看，數字化轉型能夠促使產業更好利用數字化工具，實現從需求端到供應鏈全鏈路數智化發展目標，有效降低產業鏈各環節的交易成本，提升產業生產效率，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產業結構升級能夠有效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第一，產業結構升級有助于改變傳統生產要素的投入配比，推動上下游產業數據共享與緊密聯系，更好協調產業間的資源要素，推動產業鏈主體協調合作，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第二，產業結構升級能夠強化產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加大吸引外商投資力度，(25)田野、葉依婷、黃進等：《數字經濟驅動鄉村產業振興的內在機理及實證檢驗——基于城鄉融合發展的中介效應》，《農業經濟問題》2022年第10期。加快重點產業鏈延鏈補鏈強鏈，帶動上下游協同共進，提升產業鏈整體競爭能力，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第三，產業結構升級能夠帶動更多上下游產業鏈主體進行創新活動，推進供應鏈與創新鏈對接，驅動產業間高質量聯合創新，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诖?，提出以下假設：

H2：產業結構升級是數字化轉型與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間的中介因素。

四、研究設計

(一)數據來源

本文以2012—2021年30個省級面板數據作為研究樣本(西藏、港澳臺除外)。數字化轉型、產業結構升級及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原始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CSMAR數據庫?？刂谱兞肯嚓P數據來源于《高技術產業統計年鑒》《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國家知識產權局。部分地區缺失數據，采用線性插值法進行處理。

(二)模型設定

為探究數字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影響，并驗證“數字化轉型—產業結構升級—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這一機理是否存在，建立以下模型：

LCNit=α0+α1DIGIit+α2Xit+μi+σt+εit

(1)

第二步，以產業結構升級作為被解釋變量，檢驗數字化轉型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作用，構建模型(2)：

INDit=β0+β1DIGIit+β2Xit+μi+σt+εit

(2)

第三步，將數字化轉型與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一同納入模型(3)，探究產業結構升級在數字化轉型與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中的中介效應：

土木工程建筑結構的設計合理與否，關乎到建筑施工是否可以得到順利開展與建筑本身是否可以得到有效應用。但是在具體施工過程中，由于設計方案中一些具體標識不夠規范與標準，使施工的相關人員產生誤解，影響到設計方案的正確運用，使建筑結構設計價值不能充分發揮其價值，這需要設計人員對后續設計工作的開展加強重視，與施工方保持良好的聯系，保證設計方案能夠得到有效的實施。

LCNit=λ0+λ1INDt+λ2DIGI+λ3Xit+μi+σt+εit

(3)

式中，LCNit表示i省份t年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水平，DIGIit表示i省份t年數字化轉型程度，INDit表示i省份t年產業結構升級水平，Xit代表控制變量，包括金融發展水平、人口規模、經濟基礎、政府干預程度與市場化水平。μi為地區效應，σt為時間效應，εit為隨機誤差項。

(三)變量選取與描述統計

1.被解釋變量：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LCN)。借鑒張虎、張毅研究成果，(26)張虎、張毅：《數字經濟如何影響中國產業鏈現代化：理論依據與經驗事實》，《經濟管理》2023年第7期；毛冰：《中國產業鏈現代化水平指標體系構建與綜合測度》，《經濟體制改革》2022年第2期?；诳茖W客觀性、全面突出性及動態實操性原則，從產業鏈創新現代化、產業鏈綠色現代化、產業鏈可控性現代化三個維度，構建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見表1)。選用熵值法測算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水平。

2.解釋變量：數字化轉型(DIGI)。借鑒劉靖宇等研究成果，(27)劉靖宇、余莉娜、楊軒宇：《數字普惠金融、數字化轉型與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統計與決策》2023年第18期。從數字基礎設施標準化、數字化戰略組織及數字化效能效益三個維度著手，構建數字化轉型評價指標體系(具體指標體系如表2所示)。采用熵值法對數字化轉型評價指標進行權重賦值，得到各省數字化轉型程度。

3.中介變量：產業結構升級(IND)。產業結構升級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合理化和產業結構高級化，二者相互聯系、作用，共同推進產業結構升級。其中，借鑒關海玲、屈田雨研究成果，(28)關海玲、屈田雨：《環境規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影響——基于中國284個地級市的經驗證據》，《經濟問題》2023年第7期。選取各區域第二產業生產總值與第三產業生產總值比值衡量產業結構高級化水平；產業結構合理化采用泰爾指數表征。在此基礎上，采用熵值法測算產業結構升級的綜合指數。

4.控制變量：為有效探究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影響，還需控制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其他影響因素。本文借鑒夏銘璐等研究，(29)夏銘璐、張樹山、谷城：《智慧物流對產業鏈韌性的影響》，《中國流通經濟》2023年第9期；葛海燕、丁曉強：《國際產業鏈地位提升如何影響企業產能利用率——兼論對暢通國內大循環的啟示》，《南開經濟研究》2023年第8期。采用以下控制變量：(1)金融發展水平(FIN)，以金融機構貸款總額與生產總值的比重表征。(2)人口規模(POP)，以地區人口總數衡量。(3)經濟基礎(PGDP)，以人均生產總值測度。(4)政府干預程度(GOV)，以地區財政支出總額表征。(5)市場化水平(MAR)，采用市場化指數表示。

5.描述性統計。觀察表3可知，不同省份間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與數字化轉型程度存在較明顯的不平衡性。其中，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水平標準差為0.158，數字化轉型程度標準差為0.052，可以看出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比數字化轉型發展水平的標準差更大，說明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在地區間的差異更為明顯。原因可能是東部地區自然資源稟賦和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相對豐富，使得產業經濟效益不斷擴大，顯著助力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而隨著互聯網技術全面普及、數字基礎設施的不斷完善，東部地區與西部地區的數字化水平逐漸減小，并且在國家相關政策支持下，地區間數字化發展水平差異也在不斷縮小，因此地域間數字化轉型程度比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水平差異小。

表3 變量定義與指標設計

五、實證分析與檢驗

(一)熵值法測算結果

通過熵值法測算各省份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綜合指數、數字化轉型綜合指數與產業結構升級綜合指數，對各年份進行累加求平均值，所得詳細指數如圖1所示。觀察可知，一是不同地區發展水平具有明顯差異性。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綜合指數、數字化轉型綜合指數與產業結構升級綜合指數排名第一的省份分別是廣東、廣東和江蘇，綜合指數分別為1.18、0.56與0.83，而排名最后的省份分別為新疆、新疆及海南，綜合指數分別為0.55、0.05和0.29。由此可知，排名靠前和排名靠后的省份在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與數字化轉型中存在較大差距，并且數字化轉型在地區間發展水平差異中更為顯著。二是不同省份間發展水平具有差異性。數字化轉型、產業結構升級及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指數在東部地區較高，在西部地區較低，整體呈現由東部地區向西部地區遞減趨勢，區域間呈現較明顯的發展差異。

圖1 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數字化轉型及產業結構升級綜合指數

從總體趨勢來看，數字化轉型程度和產業結構升級在地區間波動趨勢比較明顯，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趨勢較為穩定，并且三項指標趨勢走向一致，僅在個別省份存在差異，表明三者具有密切聯系。詳細來說：第一，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在廣東和北京出現異值，與總體趨勢存在差異。這是因為廣東得益于政府的支持與引導，擁有完善的產業鏈條和較強競爭力，且積累了豐富的商業資源與海外關系，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北京具有較為完善的產業結構和優質資源，且擁有較多科研機構，涵蓋眾多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及制造業，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促進作用更加顯著。第二，數字化轉型峰值主要聚焦在東部地區。這是由于東部地區的特色產業集群較多，涵蓋新能源、現代裝備制造、新材料等多個領域產業，為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提供基礎保障；西部地區數字化轉型水平較低，數字化水平發展規模呈現出由市中心向四周輻射的分布情況，使得區域“鴻溝”顯著，各產業難以形成完整的產業鏈條，導致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水平較低。第三，產業結構升級與數字化轉型在江蘇達到了峰值，這是因為江蘇堅持人才引進與創新驅動發展，為產業升級與轉型提供人才儲備，推動制造業與工業迅速發展，從而賦能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

(二)回歸結果分析

本文采用雙固定效應模型實證分析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直接影響，并檢驗產業結構升級在二者中發揮的中介效應(詳細結果如表4所示)。表4列(1)—(3)為核心解釋變量的回歸結果，列(4)—(6)為加入一系列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觀察可知，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估計值雖然有所下降但依然顯著為正，說明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產業結構升級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即產業結構升級發揮部分中介作用。

表4 基準回歸檢驗結果

表4列(1)、(4)為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直接影響，核心解釋變量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估計值顯著為正。列(4)為模型(1)的回歸結果，數字化轉型程度增加1%，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水平提高27.32%。這說明數字化轉型程度不斷加深，有助于完善數字基礎設施、補足產業鏈短板、健全產業供給體系，顯著提升產業鏈韌性，從而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表4列(2)、(5)為數字化轉型對產業結構升級的回歸系數估計值分別為0.6049、0.5212，且通過5%水平的顯著性檢驗。這表明數字化轉型能夠助力產業充分利用大數據、物聯網等信息手段，研發智能化、數字化產品，對傳統業務進行全面改造，幫助產業實現智能化、網絡化轉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表4列(3)、(6)為數字化轉型和產業結構升級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回歸結果，二者回歸系數估計值分別為0.3185和0.2154，且通過1%水平下顯著性檢驗，表明“數字化轉型—產業結構升級—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這一傳導路徑成立。具體而言，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直接效應α1=0.2732；數字化轉型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直接效應為β1=0.5212。在加入產業結構升級中介因素后，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效應為λ1=0.2154；產業結構升級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效應為λ2=0.0619。從α1和λ1數值可知，中介效應為部分中介，假設H1和H2成立。

觀察兩組回歸結果可知，數字化轉型的回歸系數估計值逐漸減少，說明還存在影響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其他因素。故此，添加控制變量能夠精準反映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影響機制。由表4列(6)可以看出，金融發展水平、人口規模、經濟基礎、政府干預程度與市場化水平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回歸系數估計值均通過顯著性驗證，表明控制變量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均具有一定程度的推動作用。其中，經濟基礎的回歸系數估計值為0.0435，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促進作用較大；政府干預程度的回歸系數估計值為0.0215，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促進作用次之，其他控制變量回歸系數估計值均較小，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促進作用也較弱。

(三)穩健性分析

1.更換被解釋變量。為檢驗基準回歸的有效性，借鑒張虎等的研究方法，(30)張虎、張毅、韓愛華：《我國產業鏈現代化的測度研究》，《統計研究》2022年第11期。采用產業鏈增加值總額與全部產業總產值之比替代被解釋變量中產業鏈上新產品總產值指標進行估算。觀察表5列(1)—(3)可知，檢驗結果與基礎回歸結果基本一致。

表5 穩健性分析

2.更換解釋變量。為檢驗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推動作用，以及產業結構升級在二者間的中介效應，借鑒陳俊研究成果，(31)陳?。骸秳撔骆溑c產業鏈協同的經濟發展效應——來自城市行政審批改革的經驗證據》，《當代經濟研究》2022年第9期。采用數字信息化投資金額替代解釋變量中數字數據中心建設投資金額指標進行估計。從表5列(4)—(6)得知，更換解釋變量以后結果顯著為正，說明上述檢驗較為穩健。

(四)異質性分析

1.地理區位異質性分析。根據國家統計局劃分標準，將總樣本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三個子樣本，以考察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影響的區域差異(結果如表6所示)。觀察可知，東部地區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直接效應為0.7412，數字化轉型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直接效應為0.4525，加入中介變量后，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效應為0.7247，產業結構升級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效應為0.4712。這說明產業結構升級在數字化轉型與東部地區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關系中發揮的中介作用更大。細究其因，東部地區信息基礎較為完善，且擁有豐富的交通與港口資源和完善的產業集群，能夠打通產業鏈“堵點”，不斷完善集群內全產業鏈優勢，從而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而中、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不平衡、投資環境較差、技術創新水平較低等一系列現實桎梏，難以有效承接東部地區高端產業轉移，致使其在產業對接過程中缺乏推動因素，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促進作用較小。

表6 地理區位異質性分析

2.產業規模異質性。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與產業規模有著密切的聯系。因此，立足不同產業規模視角，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促進作用也可能存在差異性。借鑒李元杰、李娜研究方法，(32)李元杰、李娜：《全產業鏈視角下數字經濟的碳排放效應——以河北省為例》，《河北大學學報》2023年第3期。將樣本分為大規模產業與小規模產業兩大地區，并進行異質性分析(具體詳細結果如表7所示)。觀察可知，大規模產業地區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直接效應為0.6188，數字化轉型對產業結構升級的直接效應為0.5491，加入中介變量后，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效應為0.6741，產業結構升級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效應為0.2355。這說明產業結構升級在數字化轉型與大規模產業地區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關系中發揮的中介作用更大。究其原因，大規模產業地區數字經濟與制造業發展水平都較高、數字技術與產業融合程度較深，促使產業生產效益得到進一步提升，為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提供動力。小規模產業地區基礎條件落后、創新能力較低，導致產業缺乏核心競爭優勢，難以有效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

表7 產業規模異質性分析

(五)內生性檢驗

即便已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的影響因素進行控制，依然存在以下內生性問題：首先，遺漏變量。數字化轉型和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除了受到上述指標的影響外，可能還會受到其他潛在變量的影響。其次，測量誤差。核心變量在測量過程中可能存在誤差，導致與實際數據產生較大差距。而本文采用的線性插值法對部分缺失數據進行增補，可能導致數據產生誤差。最后，雙向因果關系。數字化轉型能夠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有助于我國經濟增長，從而加深數字化轉型程度。為有效緩解內生性所帶來的影響，選取數字化轉型滯后一期作為工具變量進行2SLS回歸。內生性檢驗結果發現，數字化轉型依然能夠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與前文結論一致，說明基礎回歸結果具有穩健性。因此，數字化轉型能夠顯著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的結論得到驗證。

六、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基于2012—2021年中國30個省級面板數據，測度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和數字化轉型程度以及產業結構升級的綜合指數，并進一步引入產業結構升級作為中介變量，分析驗證“數字化轉型—產業結構升級—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這一傳導路徑。研究發現：第一，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的內在機理，在于通過數字化轉型形成數字技術賦能，從經濟、技術、成本效應三個維度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有效協調資源要素、提升產業競爭力、驅動高質量創新，最終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第二，通過熵值法測算各省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水平和數字化轉型程度及產業結構升級的發展綜合指數，發現各省份間三者發展水平均具有較大差異，呈現為由東部向西部遞減的趨勢。第三，通過基準回歸和中介效應分析發現，產業結構升級在數字化轉型與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之間發揮著重要中介效應。第四，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促進作用具有明顯異質性。相較于中、西部地區，數字化轉型對東部地區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促進作用更加顯著。相較于小規模產業地區，數字化轉型對大規模產業地區的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促進作用更加顯著?；诖?，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加速深化數字化轉型，賦能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前文結果顯示，數字化轉型顯著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對此，我國應加速深化產業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一方面，相關部門應制定生產制造、倉儲物流等數字化業務激勵政策，鼓勵各產業積極使用數字化轉型工具進行研發設計，應用云端制造管理系統與生產計劃自動排程等數字產品，并采用互聯網物流平臺，提升產業數字化水平，加速深化數字化轉型，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另一方面，相關部門應建立以產業鏈供應鏈為核心的互聯網產業平臺，制定訂單共享、設備共享、產品協作等新模式，接入產業園區或產業集群網絡，開展協同創新活動，彌補中小型產業資源能力不足等問題，加速深化數字化轉型，推動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

第二，持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推進產業“智改數轉”。上述檢驗證明，數字化轉型通過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因此，我國應加快提升產業創新能力，持續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推進產業“智改數轉”，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一方面，相關政府應對接世界智能產業領先水平，扶持產業龍頭企業實施科技創新，定期認定一批示范產業，加快形成一行業一標桿，充分發揮龍頭產業帶頭作用，推進產業結構升級，推進產業“智改數轉”，驅動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另一方面，相關政府應積極發揮資金支持效能，落實好省專項補助資金，圍繞產業鏈布局創新鏈，制定相關標準評價體系，并監督好產業創新平臺的建設，加快完善基礎條件，持續推進產業結構升級，推進產業“智改數轉”，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

第三，實行地域差異化發展舉措，實現產業鏈協同發展。由于數字化轉型對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具有顯著異質性，地方政府應根據當地產業優勢，針對性實施差異化發展戰略，對接“內外需”暢通“雙循環”，實現產業鏈協同發展，助力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針對中、西部地區而言，地方政府應結合當地產業發展詳細數據，利用當地豐富的資源優勢，積極發展新能源產業，建立新能源產業集聚區，堅持將新能源產業優勢向上游延伸，推動產業鏈協同發展，賦能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針對小規模產業地區，地方政府應結合當地特色和發展規劃，在“錢、地、人”三方面打出政策“組合拳”，引導內外部資源加速向產業集聚，合理擴大產業規模，保障各個產業鏈的完整、穩定和發展，實現產業鏈協同發展，從而促進中國式產業鏈現代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