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喬爾喬?瓦薩里書信看其1550年版《藝苑名人傳》寫作期間的雙重轉變

許坤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1511年，喬爾喬?瓦薩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①在阿雷佐（Arezzo）出生，從此開始了他戲劇性的一生。瓦薩里最初想成為一位優秀的藝術大師，并也在藝術創作上獲得過不少贊譽，但最終，卻是以藝術史家聞名于世：1550年，喬爾喬?瓦薩里的著作《藝苑名人傳》在佛羅倫薩首次出版[1]，至1568年，瓦薩里撰寫了第二版《藝苑名人傳》[2]，后者在內容上對第一版內容進行了大量的補充，尤其是新增了當代藝術家卷。第二版《藝苑名人傳》一直以來都是學者們研究的主要版本②，直到上世紀70、80年代，由R.Bettarini和P.Barocchi編輯的匯編本《藝苑名人傳》的出版引發了西方學界對《藝苑名人傳》版本問題的思考，于是意大利學界逐漸開始廣泛關注1550年版《藝苑名人傳》的文獻價值以及版本的比較研究，該問題成為瓦薩里研究的主要命題之一③。2012年的佛羅倫薩會議專門以1550年版《藝苑名人傳》作為討論主題④，相關研究依然大部分停留在文本內容的研究上。

與此同時，一些學者試圖從文本中提取瓦薩里的藝術觀念并進一步提出關于藝術史書寫的討論⑤，關注瓦薩里《藝苑名人傳》中的詞匯使用，如“vertù”（美德）、“natura”（天性）、“ordine”（秩序）等⑥，由此展開對瓦薩里的作品與馬基雅維利、阿爾伯蒂之間關系的討論，并以此強調作品中的政治性，但這些討論并未涉及過多原因追溯⑦。值得注意的是，西爾維亞?金茲堡（Silvia Ginzburg, 1962―）注意到瓦薩里1550年名人傳書寫的契機，即瓦薩里與喬維奧之間的密切互動，并在寫作上發生了“工作交換”，但文章的論述最終還是回到了寫作體裁的問題上⑧，在此之后，意大利學者拉拉?米凱拉奇（Lara Michelacci）進一步討論了保羅?喬維奧（Paolo Giovio，1483―1552）與瓦薩里在史料上的互證關系[3]。此二位學者關注到了瓦薩里書寫的重要線索性人物，即保羅?喬維奧，但遺憾的是二人在進一步論述時并沒有過多深入身份和政治立場問題。

實際上，1568年版中，瓦薩里在自傳里提及1550年版《藝苑名人傳》的創作過程，而1550年版《藝苑名人傳》書寫及出版中所經歷的正是其作品帶有政治性因素的重要因素之一，喬維奧的身份轉換是瓦薩里以及《藝苑名人傳》重新回歸美蒂奇家族的重要推動力。與此同時，《藝苑名人傳》的書寫也成為了瓦薩里藝術理念最終建立的關鍵性作品，此期間的書信往來將幫助我們理解這一轉變的過程。

一、困境與機遇——瓦薩里與兩大家族

1546年，在紅衣主教亞歷山德羅?法爾內塞（Alessandro Farnese，1520―1589）舉辦的晚宴上，保羅?喬維奧提出讓瓦薩里撰寫一部藝術家傳記，這一想法得到了亞歷山德羅?法爾內塞的支持：

一天晚上，他們（法爾內塞的賓客）聚在一起討論喬維奧的博物館和他放在那里的杰出人物的肖像。喬維奧先生說，他一直有一個宏大的愿望，而且這個愿望到現在也依然保持著，那就是在博物館和他的書中增加一篇論文，用以討論從契馬布埃（Cimabue）到我們這個時代的繪畫藝術中的杰出人物……“我們可以這樣”，紅衣主教在喬維奧、卡羅、托洛梅和其他人的請求下補充說，“給他（瓦薩里）一份所有上述藝術家的名錄，按照時代的順序介紹他們的作品，你們的藝術也將從中受益?！盵4]996

有趣的是，喬維奧大費周章在法爾內塞團體的聚會上提議書寫的著作，最后被瓦薩里獻給了科西莫一世公爵（Cosimo I de’Medici，1519―1574;佛羅倫薩公爵：1537―1569）。從1568年的自傳記錄中我們可以發現，1550年《藝苑名人傳》的出版實際上提示著一個重要的信息，即瓦薩里政治陣營的轉變。

瓦薩里自職業生涯開始便和美第奇家族保持著密切聯系。自1532年起，瓦薩里開始為美第奇家族工作，在他為伊波利托繪制了幾件作品后，伊波利托將瓦薩里介紹給了奧塔維亞諾?德，美第奇（Ottaviano de’ Medici），為此，奧塔維亞諾后來成為了瓦薩里最重要的贊助人之一。同年（1532年），瓦薩里去往佛羅倫薩，接受來自伊波利托的兄弟亞歷山德羅?德?美第奇（Alessandro de’Medici，1510―1537）的委托。1535年，瓦薩里的重要贊助人—紅衣主教伊波利托去世，這一事件給瓦薩里的事業帶來了重要影響，幸而亞歷山德羅十分信任瓦薩里，并給了他凱旋門裝飾的重要訂單。然而正當瓦薩里將要迎來事業的高峰期時，亞歷山德羅于1537年初遇刺，這一事件讓瓦薩里的前程再次陷入迷霧之中[4]980-981。

新任公爵科西莫一世對瓦薩里并不十分看重。在亞歷山德羅?德?美第奇去世后，瓦薩里曾信誓旦旦地寫信給自己的叔叔安東尼奧，他自信滿滿，稱自己相信科西莫一世會像伊波利托和亞歷山德羅那樣，一如既往地信任自己⑨。然而事實是，在瓦薩里第一版《藝苑名人傳》出版之前，科西莫一世在瓦薩里離開佛羅倫薩后并沒有給到他什么重要的訂單⑩。更糟糕的是，瓦薩里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沒有獲得什么值得稱贊的訂單委托，只有奧塔維亞諾?德?美第奇一直信任著瓦薩里，并與他常有訂單往來，保持著聯系。

1544年，瓦薩里迎來了事業的轉折點，瓦薩里與法爾內塞家族的聯系也在此埋下伏筆。這一年，瓦薩里受邀為那不勒斯的蒙特奧利維托修道院（La chiesa di Sant’Anna dei Lombardi o Santa Maria di Monteoliveto）繪制壁畫，完成此項工作后，皮耶特羅?德?托萊多（Pietro di Tolledo，1484―1553； 那不勒斯總督1532―1553）又委托瓦薩里繪制禮拜堂壁畫。在繪制壁畫期間，瓦薩里經歷了暴力事件，助手們因此事紛紛離開，于是瓦薩里決心回到羅馬?。當然，那不勒斯之旅給瓦薩里留下的記憶自然并非全部都是消極的，瓦薩里在那不勒斯收獲了名聲，因而在他到達羅馬后，他的第一個訂單就來自那不勒斯宗座署理（Amministratore）拉努喬?法爾內塞（Ranuccio Farnese，1530―1565）。這是瓦薩里與法爾內塞家族成員的一次重要會面。隨后，在保羅?喬維奧（Paolo Giovio， 1483―1552）的介紹下，瓦薩里又獲得了法爾內塞家族另一位重要成員的訂單，紅衣主教亞歷山德羅?法爾內塞（Alessandro Farnese il Giovane，1520―1589）委托瓦薩里為他繪制羅馬圣喬治宮壁畫（La Sala della Cancelleria nel Palazzo di San Giorgio，1544）[4]。

經過這樣幾個訂單，瓦薩里已經基本取得了法爾內塞家族的信任，他頻繁出席亞歷山德羅?法爾內塞的晚宴，與他的賓客往來應酬，在這期間，瓦薩里收獲著榮耀和財富。而就在他事業剛剛脫離低谷期，重新走向巔峰之時，瓦薩里轉而投向了他的老雇主美第奇家族，并且是那位從前并不怎么信任他的科西莫一世。

二、政治陣營的轉變——保羅·喬維奧的關鍵作用

瓦薩里從法爾內塞轉向科西莫一世，很大程度上來自保羅?喬維奧的直接推動作用。瓦薩里與喬維奧的初次相遇可追溯到1532年，兩人在羅馬初次見面便有一見如故之感，盡管后來二人在很長一段時間沒有通信往來，但在瓦薩里最艱難的那幾年中（即1537年后，瓦薩里在亞歷山德羅遇刺后離開佛羅倫薩），喬維奧幫助了他很多。1532年，當時的喬維奧正在為克萊門特七世（Giulio de’Medici,1478―1534）工作，然而與瓦薩里有著強烈的對比，喬維奧很早便預見了政局的動蕩，并保持著事業上的活力：自1534年起，克萊門特七世與紅衣主教伊波利托?德?美第奇相繼離世，喬維奧及時投向新教宗保羅三世（Alessandro Farnese, 1468―1549），即法爾內塞家族。然而到16世紀40年代初，喬維奧逐漸失望于法爾內塞家族的統治，試圖重新轉向美第奇家族，在一封1546年的信件中我們可以看出，仍在羅馬教廷供職的喬維奧已經開始有轉變的跡象?，該時間遠遠早于他正式供職佛羅倫薩宮廷，也就是1549年—教皇保羅三世逝世的那一年：

我正在等待紅衣主教先生，他去了威尼斯，并將前往圣盧西亞，但并不是因為一些教會事物，而是因為維多利亞女士的婚禮，在那個讓人驚嘆的大廳，教皇也會過來。

煩請您對那本書用些心思，我自薦做您的編輯，我可以告訴您，這對公爵大人來說絕對是前所未見的，就算是他離世之后，這本書也將保持著它的獨到之處。?

這封信件將為我們深入探討兩人與法爾內塞和美第奇的關系帶來一些重要信息。此時的瓦薩里已經在佛羅倫薩，并且住在他之前的贊助人奧塔維亞諾在佛羅倫薩的別墅（奧塔維亞諾已經去世）。喬維奧在信中提到，紅衣主教亞歷山德羅?法爾內塞正在威尼斯籌備妹妹維多利亞?法爾內塞（Vittoria Farnese, 1521―1602）的婚禮，教皇保羅三世也準備前往。維多利亞的婚禮由亞歷山德羅和保羅三世一手操辦，她的丈夫最終被選定為烏爾比諾的圭多巴爾多二世（Guidobaldo II Della Rovere，1514―1574），科西莫一世也曾是有力的競爭人選之一?。而尤為值得關注的是，喬維奧在此時已經有意讓瓦薩里將《藝苑名人傳》獻給美第奇公爵。

在隨后喬維奧寫給瓦薩里的信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喬維奧開始頻繁地與美第奇家族取得聯系，并委托瓦薩里作為中間人：在1547年的多封信件中，喬維奧表示希望通過瓦薩里的關系與當時的比薩大主教奧諾弗里奧?巴托利尼（Onofrio Bartolini de’Medici，1508―1555；比薩大主教：1519―1555）取得聯系?。另外，在1547年3月的一封信中，喬維奧稱準備回去改造自己的博物館，并將和科西莫一世促膝長談，信中，喬維奧贊美了科西莫一世對藝術的深切熱愛之情：

然后我決心再去看看我的博物館，和科西莫公爵一起在那里待上至少一個星期，他是如此的熱愛藝術。?

喬維奧的一系列行動都在為他政治陣營變動做準備，而與科西莫一世在藝術理念上的一致性也成為了喬維奧陣營選擇的因素之一，在那場以喬維奧為核心人物之一的聚會上，瓦薩里提到的其他來賓大多都轉向了美第奇家族?，因而這場宴會實際上是這些美第奇陣營者們的盛宴。瓦薩里與法爾內塞家族并無太多私交，他們之間的聯系很大程度上來自喬維奧，因此喬維奧的轉變極大地促成了瓦薩里最終政治陣營的選擇，他回到了老雇主科西莫一世那里，而在瓦薩里政治陣營轉變的背后，實際上暗含的是他藝術理想的重建。

三、重回佛羅倫薩——瓦薩里藝術理想的轉變

我們再次回到對文章最初的那段自傳內容[4]996的關注，瓦薩里撰寫1550年版《藝苑名人傳》并非出于自己的思考，而是在喬維奧的提議下，經過喬維奧和其他在場賓客的建議，最后由亞歷山德羅?法爾內塞認定，委托瓦薩里進行書寫。瓦薩里在接到這份工作的時候是猶豫的，這在后來喬維奧給瓦薩里的信中有很明確的說明，自1546年開始，喬維奧頻繁來信催促瓦薩里寫書，并給予瓦薩里充分的信任，稱這本書一定會令他享有無上的榮耀：

煩請您對那本書用些心思，我自薦做您的編輯，我可以告訴您，這對公爵大人來說絕對是前所未見的，就算是他離世之后，這本書也將保持著它的獨到之處。（Lettera，1546）

我希望你在編纂著名畫家的書籍時也能做到這一點，這肯定會使你不朽。（Lettera，1547）

我想感謝您的來信，我已經收到了它，我想先簡單地祝賀您，您已經完成了這本書，它將使您生前和死后都享有榮耀。（Lettera，1547）

你信中所說的使我增加了對您的著作的渴望……您將在今生和來生得到贊美。（Lettera，1547）?

瓦薩里也在自傳中提及，在喬維奧的鼓勵下，他最終讓自己下定決心寫書:

“我親愛的喬爾喬（瓦薩里），我想讓您接下這項工作，用我看到的方式來處理全部內容，您會做得很好，因為我并不能掌握其核心要領，也不知道更多細節，而您會知道：如果我去做，我至多會做出一篇類似普林尼的小文章。按我說的做，瓦薩里，因為我看到它將非常優秀，就像您向我展示的那樣?！痹谒▎叹S奧）看來，我似乎并不是很想做這項工作，所以他把這件事告訴了卡羅、莫爾扎、托洛梅和我的其他朋友；于是，我終于下定決心去做……。?

從這些文本中我們可以看出，瓦薩里在整個寫作過程中是相對被動的，他甚至需要喬維奧在公開場合為瓦薩里確立書寫者身份，并且在多次催促和鼓勵下，最終才促成瓦薩里寫作的決心。瓦薩里的猶豫源自哪里？

當然，從瓦薩里的自傳中可以看到，他擔心自己所寫的作品不被認可，擔心無法勝任[4]996。從前文的分析我們可以推斷，瓦薩里或許也會擔心從法爾內塞那里獲得的名聲和榮耀是否會因為這次政治陣營的轉變再次葬送。然而更重要的是，瓦薩里的猶豫還來自他內心對藝術的執著，這便是《藝苑名人傳》的出版帶來的瓦薩里的第二重轉變—藝術理想的轉變。

1536年，瓦 薩 里 在 給 尼 科 洛（Niccolò Serguidi）的信件中提到希望自己能夠遠離政教權力的漩渦：

看吧，尊敬的尼科洛閣下，在我經歷了許多命運和危險之后，在命運的驅使下，我被帶到了阿雷佐，在那里，我的母親慈愛，我的叔叔和藹，我的姐妹們親切，這個城市的所有人對我都充滿著善意，這使我越來越清楚的感受到我在宮廷里的那些艱難，那奴役我的枷鎖是那樣的殘酷，它是那樣的忘恩負義，那樣虛妄的希望，它的諂媚是毒藥是病痛，總之，是所有的苦難，與它糾纏在一起的人，除非死亡，否則永遠不會逃離它，與它分開。?

類似的內容也出現在了同年瓦薩里給叔叔安東尼奧?瓦薩里寫的信中：

現在，既然死亡已經打破了奴役我的枷鎖?，這個最顯赫的家族，我決心暫時脫離所有的權力中心，包括教會的和世俗的，通過這些事，我知道上帝會更加憐憫我，看到我艱難地在一個城市與另一個城市間掙扎，用他給我的這一點美德，去裝飾這個世界，承認他的至高無上，并愿永遠為他服務。⑨

亞歷山德羅?德?美第奇的離世成為了瓦薩里離開政治權力中心的契機，他開始追求那種他所向往的、沒有枷鎖的“自由”世界。然而現實是殘酷的，從1537年瓦薩里離開佛羅倫薩，到他開始為法爾內塞家族工作，在這段時間里，瓦薩里一直游走于意大利各個城市，為維持生計，瓦薩里接受了來自卡馬爾多利會（Camaldoli）和橄欖會（Olivetani）的訂單。在工作的過程中，瓦薩里經常因不如意而感到內心疲憊，就像瓦薩里自己所說，“榮耀遠比金錢重要”，盡管瓦薩里的收入能夠支撐他的日常生活，但他已經開始重新思考藝術家是否能在離開權力中心后仍能獲得榮耀，因為這些訂單對他而言并不會為他帶來更大的名聲。不僅如此，他還要應對一些難纏的贊助人，例如1544年，喬維奧給瓦薩里介紹了一位那不勒斯的贊助人，雖然瓦薩里和那位贊助人并不是很投緣，但迫于生計他勉強接下了這份工作?。在1568年，瓦薩里在第二版《藝苑名人傳》的自傳中提到這段經歷時，他稱為自己遠離政治喧囂的這段田園生活感到自豪，并認為原本寄希望于（依附于）他人的觀念是愚蠢的[4]986?，然而事實上，在1541年瓦薩里寫信給喬維奧中，他已經向自己妥協：

閣下，您離開后，由于紅衣主教和許多大人、贊助人的離開，我非常失落，我的美德（virtù）在他們的關注下得到滋養，在他們對完美藝術的希望中成長。然而，我的精神變得冷淡，它不再像以前那樣飽含熱情和欲望，因為我沒有理由把我的日常工作交給任何人，誰會像最尊敬的主教那樣賞識我、鼓勵我、拖著我向前。

……

我現在在阿雷佐的家中，我知道您在給紅衣主教寫信，我已經死了，那么請您通過這封信，讓他相信我還活著，更何況我還畫了一張草圖，它將和這張信放在一起，您將它們交給尊敬的主教大人，對他的尊重比什么都重要。我很高興能夠告訴您，我是多么期待您的來訪。為了讓閣下和紅衣主教更好地理解它，我將盡可能簡要地告訴您們它的含義……?

信中可以看出，瓦薩里已經有回歸權力中心的意愿，在他離開美第奇家族的庇佑后，他的藝術創作并沒有按照他理想中的狀態發展，他不得不重新依附權力?！端囋访藗鳌烦蔀榱送咚_里藝術理想的具象化工具，同時表達著瓦薩里對藝術與政治關系的思考和實踐。

四、轉變的意義：瓦薩里對權力價值的重新思考與實踐

在第一版《藝苑名人傳》成書期間，喬維奧囑托瓦薩里，讓他把書給貝內德托?瓦爾奇（Benedetto Varchi，1503―1565）看一看，讓貝內德托提出一些建議?。貝內德托供職于佛羅倫薩宮廷，他受科西莫一世所托于1542年開始撰寫《佛羅倫薩史》（Storia Fiorentina，1721）。由此，我們不難理解喬維奧的用意：其一，貝內德托正在做佛羅倫薩史的梳理工作，在內容上可以對瓦薩里有所幫助；其二，貝內德托是受科西莫一世的委托，因而在歷史書寫方面，科西莫對他是完全信任的，貝內德托的幫助可以讓瓦薩里的作品在形式和語言方面更接近科西莫一世的喜好。

1548年，喬維奧在給瓦薩里的信中強調，一定要瓦薩里將《藝苑名人傳》獻給科西莫一世，以此獲取他的進一步認可:

在我看來，出于一千條生動的理由，您應該把它獻給科西莫公爵，并附上簡短的前言，就像是修士們寫信時的那樣，我為您做個示范。請允許我這樣做，“尊敬的公爵先生”（Voi Signor Duca），這是我友好的建議。?

在1550年版《藝苑名人傳》最前面，瓦薩里按照喬維奧的囑托寫了一篇獻詞給科西莫一世，并指出這本書是獻給他的：

Allo Illustrissimo et Eccellentiss.Signore

Il Signor Cosimo de’ Medici

Duca di Fiorenza

Signore mio osservandissimo（1550）

在這種情況下，《藝苑名人傳》成為了瓦薩里表達忠心的宣言。在《藝苑名人傳》的獻詞中，瓦薩里指出他曾先后受恩于紅衣主教伊波利托?德?美第奇、奧塔維亞諾?德?美第奇以及亞歷山德羅?德?美第奇?，瓦薩里枚舉如此以表達對美第奇家族的效忠。此外，《藝苑名人傳》的書寫也早已不局限于傳記的記錄功能上，他在寫作中使用了大量的“先驗”詞匯試圖去構建一個神圣的藝術創作體系，以此服務于美蒂奇的統治：瓦薩里在《藝苑名人傳》中強調，天性（natura）是藝術創作的核心，天性決定差異。瓦薩里認為，優秀的藝術家需要承擔天性賦予的使命，他們需要從自然界中提取美，并去模仿它，這個技能是上帝的恩賜：

同樣的，畫家對自然界負有義務——自然界不斷為那些不懈努力試圖從自然中提取最令人欽佩的、最美好的部分的人提供榜樣，喬托必須承擔這樣的義務......[5]；具有偉大天賦的藝術家對自然和上天的義務無疑是巨大的......因為他們如此勤奮地用（與他們的天性）相稱的建筑物填滿城市，而且大多數時候在他們所在的城市，并從未停止對藝術的奉獻。[6]

在這里，瓦薩里強調作為藝術家最重要的是認清自己的天性，當自己在某些方面的天性低于他人時?，不要試圖去努力超越他，而應該去發現自己天性中突出的部分。另外，做違背天性的事情是不可取的，瓦薩里認為，去做不適合的事情是最愚蠢的行為，因為遵循天性會讓人出類拔萃:“人們經常持續練習那些不適合他們審美能力的東西，并總是臨寫得十分窘迫；反之，那些在藝術上遵循自然天性的人，總是表現得十分出色?！盵7]這樣的“天性”既定理念以強烈的神圣性和宿命論思想來關照世俗世界，使《藝苑名人傳》的書寫帶有強烈的政治指向性：瓦薩里巧妙地將自己的藝術理想與科西莫一世的政治需求緊密切合，而《藝苑名人傳》這樣具有政治意義的藝術作品對科西莫一世來說也是他十分期待的?，藝術為政治服務的功能在卡斯蒂廖內（Baldassare Castiglione, 1478―1529）那里便有了很明確的表述?？ㄋ沟倭蝺仍谒摹锻⒊颊摗罚↖lCortegiano, 1528）?中指出，藝術的目的就是為了記錄下那些神圣的時刻—戰爭的勝利是榮耀的象征，是神圣的，藝術因為能夠記錄“神圣”其本身也就成為了一種卓越的美德，因而藝術的作用便是為了使人接近天堂，獲得無盡的歡愉[8]。瓦薩里在撰寫《藝苑名人傳》之初便試圖借用宗教表達并最終通過宗教意識體現為世俗統治服務的作用，或者說他從這時起確立了藝術表達的新方向，即依托世俗政權，以藝術的形式表達世俗政權的“神圣”，他筆下被神任命的藝術家即暗示現實中君主也是被選定的人，上天賦予命定畫家以美德即賦予君主以美德，正是這樣的藝術理念使瓦薩里重新獲得了科西莫的信賴，擠入大師之列。而關于這一點，在瓦薩里為美蒂奇家族繪制的舊宮（Palazzo Vecchio）壁畫（1555―1558）更為直觀（圖1，2）。

圖1 Giorgio Vasari Palazzo Vecchio Sala degli Elementi 1555―1558

圖2 Giorgio Vasari Palazzo Vecchio Sala di Cerere e Scrittoio di Calliope 1555―1558

瓦薩里曾在1568年Giuntina版《藝苑名人傳》中提到自己已經在寫一本名為《論理》（Ragionamenti）的對話體著作[4]996，該書的內容正是對舊宮裝飾的解讀，該書最終在1588年出版?，瓦薩里描寫了自己和科西莫一世的兒子弗朗西斯科?德?美第奇（Francesco I de’Medici, 1541―1597）對話過程。書中，瓦薩里聲稱：“這些防御工事保護(建筑內部的)每個人不受城市民眾的襲擊和外人的侵犯，[……]，必須完成輝煌的裝飾，……將神畫在上面，在下方繪制美第奇家族的杰出人物，……將他們的榮耀放大?！盵9]3-6瓦薩里十分清晰地界定著他所認為的繪畫應有的功能，他在《論理》一書中以對話的形式展現自己對作品的設計理念和圖像表達意圖，即通過藝術的手法對美第奇家族的功績進行歌頌。在繪畫創作和文本書寫的過程中，瓦薩里十分得心應手地處理著將藝術理想寄托世俗權威的理念，他試圖將神話、占星學、宗教故事賦予寓言的意義并作用于美第奇家的榮耀故事中：

弗朗西斯科：請告訴我，喬治，這是最后一個房間嗎？

瓦薩里：是的，閣下。

弗朗西斯科：您把它獻給了誰？

瓦薩里：我把它獻給了您的父親，擁有最杰出功績的領主，

……

弗朗西斯科：這些很好，我在下方看到了閣下繪制的十分自然地摩爾根特（Nano Morgante，科西莫一世時期的著名侏儒）肖像；遠處，尼普頓（Nettuno）抱著一位女性，手持三叉戟駕著海馬，這是什么意思？

瓦薩里：那是西庫爾塔（Sicurtà），表示在閣下所建造的那個地方，他保護著他的國家和海域。[9]158

這種寓言式的繪畫令弗朗西斯科非常滿意，他多次稱贊瓦薩里的創作：“你（瓦薩里）做了一件值得被永遠稱贊的事情，除了人物的優美，你還發明了很多規則（ordine）來處理整個作品（的理念和結構），這表明你對古代和現代歷史的理解不比藝術少?！盵9]186在這之后，《論理》一書幾乎成為畫家以寓言形式為政治服務的“范本”（ordine）。

結語：瓦薩里《藝苑名人傳》的書寫意義

縱觀瓦薩里的職業生涯，從最初被美第奇家族賞識，到因美第奇家族的動蕩而陷入困境，再到與法爾內塞家族的合作漸入佳境，最終又回歸到美第奇家族取得成就，在這一過程中，1550年《藝苑名人傳》的書寫過程成為我們深入討論的線索。喬維奧稱，若他自己書寫一本畫家手冊，那么他大概會和老普林尼寫的差不多，而瓦薩里則不同。我們不知道喬維奧所說的不同究竟是什么，但我們可以知道的是，瓦薩里絕不僅僅局限于藝術史的記錄，《藝苑名人傳》被注入了瓦薩里自己對職業生涯的反思、他對藝術家成就的理解以及對藝術形式和藝術功能的獨特認知。以喬維奧為推手，在1550年《藝苑名人傳》書寫、出版過程中，瓦薩里完成了政治陣營的轉變，而這一事件的背后實際上顯示的是瓦薩里藝術理想的內在轉變。由此開始，瓦薩里實踐著他的“藝術―政治”理念，即藝術家無法在脫離權力中心的情況下取得榮耀，且藝術與政治存在著相互依賴性。在1550年版《藝苑名人傳》出版之后，瓦薩里終于迎來了職業生涯的巔峰時刻，除了獲得舊宮壁畫的訂單，同時期，瓦薩里還奉命修繕了美蒂奇墓（Cappelle Medicee）的新圣器室，他稱：“公爵大人，一項工作已經開始，它會給我們帶來極大的榮耀，……”?為科西莫工作的瓦薩里已經找到實現自身藝術成就的方式，而此時的瓦薩里也正如喬維奧所說，他不必再依附其他的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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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① 瓦薩里研究文獻集成：Sidney John Alexander Churchill，Bibliografia Vasariana，1912；生平研究可參見Barbara Agosti，Vasari.Luoghi e tempi delle Vite，Milano：Oきcina Libraria，2013; Robert Walter Carden，The Life of Giorgio Vasari;A Study of the Later Renaissance in Italy，New York：Henry Holt & Co.，London：Philip Lee Waener，1911; 瓦薩里往來書信史料集可參見M.Gio.Bottari，Stefano Ticozzi，Raccolta di Lettere sulla Pittura，Scultura ed Architettura，Scritte dai Più Celebri Personaggi dei Secoli XV，XVI e XVII，Milano，1822-1825。

② 兩版內容比較研究可參見Eeliana Carrara，“Giorgio Vasari,”Il Contributo Italiano alla Storia del Pensiero，Ottava Appendice，Storia e Polittica，a cura di Galasso Giuseppe，Domenico Fisichella，Alberto Melloni，Gianfranco Pasquino，Adriano Prosperi，Roma：Istituto della Enciclopedia Italiana，Vol.V，2013，pp.193-199; Henri Zerner，“Giorgio Vasari，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Pittori Scultori e Architettori nelle Redazioni del 1550 e 1568,”The Art Bulletin，Vol.54，1972，pp.355-357;Le Vite del Vasari：Genesi，Topoi，Ricezione-Dei Vite Vasaris：Entstehung，Katja Burzer，Charles Davis，Sabine Feser，Alessandro Nova，eds.，Topoi，Rezeption，Venice：Maesilio，2010;Antonio Sorella，“Primi Appunti sulla Stampa delle Vite di Torrentino (1550) e dei Giunti (1568),”Horti Hesperidum，No.1，2016，pp.25-114。

③ Giorgio Vasari，Le Vite de’Più Eccellenti Pittori Scultori e Architettori，1550 e 1568，a cura di Rosanna Bettarini e Paola Barocchi，Firenze：S.P.E.S.，già Sansoni，1966-1987.關于瓦薩里版本問題研究匯編參見：a cura di Giovanni Mazzaferro，https://letteraturaartistica.blogspot.com/p/vasari.html，2021.10.1。

④Giorgio Vasari e il Cantiere delle Vite del 1550，Firenze，Palazzo Grifoni，26-28 aprile 2012，a cura di Barbara Agosti，Silvia Ginzburg，Alessandro Nova，Venezia：Marsilio，2013。

⑤ B.Fanini，“Le Vite del Vasari e la Trattatistica d’Arte del Cinquecento：Nuovi Strumenti，Nuovi Percorsi d’Indagine,”Studi di Memofonte，2015，No.15，pp.91-108，https://www.memofonte.it/studi-di-memofonte/numero-15-2015/，2021/5/6; A.Siekiera，“Note sul Lessico delle Vite di Giorgio Vasari Fra la Torrentiniana e la Giuntina,”Studi di Memofonte，2015，No.15，pp.109-119，http://www.memofonte.it/home/files/pdf/XV_2015_SIEKIERA.pdf，2021.5.6；郁火星.西方藝術史中的瓦薩里藝術批評體系分析[J].藝術百家，2019（4）：6-12；劉君.近代歐洲藝術史典范的建構、傳承與流變[J].歷史研究，2018（6）：135-153；吳瓊.喬爾喬·瓦薩里：傳記寫作與歷史無意識[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17（2）：109-119；畢玉.喬爾喬·瓦薩里的藝術史著與藝術思想探略[J].社會科學，2004（10）：122-128； 李宏.瓦薩里《名人傳》中的藝格敷詞及其傳統淵源[J].新美術，2003（3）：34-45。

⑥ Barbara Stoltz，“Disegno Versus Disegno Stampato：Printmaking Theory in Vasari’s Vite (1550-1568) in the Context of the Theory of Disegno and the Libro de’Disegni,”The Journal of Art Historiography，No.7，2012，https://arthistoriography.wordpress.com/7-dec2012/，2021/5/7；邵宏.“Art”與”Design”的詞義學關聯[J].藝術工作，2021（1）：65-77；李宏.線性的圖式：瓦薩里disegno概念的形而下意義[J].美苑，2010（6）：82-85；李宏.瓦薩里藝術理論中的三個概念[J].新美術，2002（3）：25-33。

⑦ Enrico Mattioda，“Machiavelli nelleVitedi Vasari,” inLe Vite del Vasari-Genesi，topoi，ricezione(Die Vite Vasaris-Entstehung，Topoi，Rezeption)，a cura di Katja Burzer，Charles Davis，Sabine Feser，Alessandro Nova，Venezia：Marsilio，2010，pp.41-48; Enrico Mattioda，“Machiavelli in Vasari,”Laboratoire Italien，2007，No.7，pp.75-90，mis en ligne le 07 juillet 2011，https://journals.openedition.org/laboratoireitalien/134，2022.2.5; Liana Cheney，“Giorgio Vasari’s and Niccolò Machiavelli’s Medicean Emblems of War and Peace in the Portrait of Duke Alessandro de Medici,”Artful Armies，Beautiful Battles，Leiden：Brill，2002，pp.107-130; Liana Cheney，“Giorgio Vasari and Niccolò Machiavelli’s Medicean Appetite for Peace and Glory,”Arts and Humanities，2016，Vol.5，No.12.pp.35-47；劉君.喬爾喬·瓦薩里在舊宮的繪畫與16世紀晚期佛羅倫薩的藝術和政治[M]//新史學（第29輯），鄭州：大象出版社，2022。

⑧ 喬維奧在與瓦薩里的書信中強調，如果是他來寫藝術家傳記，只能寫成類似普林尼的小文章，并以此強調瓦薩里書寫的獨創性和專業性，金茲堡便是以此為切入點討論的。詳見Silvia Ginzburg，“Filologia e Storia dell’Arte.Il Ruolo di Vincenzio Borghini nella Genesi della Torrentiniana,” inTesti，Immagini e Filologia nel XVI Secolo，Atti delle Giornate di Studio(Pisa，Scuola Normale Superiore，30 settembre–1 ottobre，2004)，a cura di E.Carrara e S.Ginzburg，Scuola Normale，Pisa，pp.147-203。

⑨Lettera，Giorgio Vasari in Firenze a Antonio Vasari in Arezzo，7 di gennaro 1537。

⑩ 根據瓦薩里的回憶，1541年7月10日，科西莫一世的侍從Luisgi Martelli奉命拿來畫布讓他繪制一件作品；1541年10月15日，科西莫一世命瓦薩里繪制Francesco Rucellai的橢圓形頭像，瓦薩里繪制草圖(Memoria，1541)；1542年9月26日，科西莫一世委托一位官員寫信給瓦薩里，命瓦薩里繪制某件雕塑的草圖(Lettera，Cosimo de’ Medici in Poggio a Caiano a Giorgio Vasari in Arezzo，26 di settembre 1542)。

? 在瓦薩里與保羅·喬維奧的往來書信中，保羅·喬維奧提到了此事，并對瓦薩里稱“再不必再去那不勒斯的蒙特奧利維托屈尊?！?Lettera，Paolo Giovio in Roma a Giorgio Vasari in Firenze，5 di marzo 1547)。

? 關于16世紀40年代，保羅·喬維奧與法爾內塞家族關系惡化的研究，可參見T.C.Price Zimmermann，Paolo Giovio：The Historian and the Crisis of Sixteenth-Century Italy,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5，pp.164-199。

?Lettera，Paolo Giovio in Roma a Giorgio Vasari in Firenze，27 di novembre 1546。

? 關于此信件研究詳見：Karl Frey; Herman Walther Frey，Carteggio di GiorgioVasari，München：Georg Müller，1923，pp.174-176。

?Lettera，Paolo Giovio in Roma a Giorgio Vasari in Firenze，5 di marzo 1547;Lettera，Paolo Giovio in Roma a Giorgio Vasari in Firenze，16 di aprile 1547。

?Lettera，Paolo Giovio in Roma a Giorgio Vasari in Firenze，19 di marzo 1547。

? Silvia Ginzburg，“Filologia e Storia dell’Arte.Il Ruolo di Vincenzio Borghini nella Genesi della Torrentiniana,”inTesti，Immagini e Filologia nel XVI Secolo，Atti delle Giornate di Studio(Pisa，Scuola Normale Superiore，30 settembre–1 ottobre，2004)，a cura di E.Carrara e S.Ginzburg，Scuola Normale，Pisa，pp.147-203。

?Lettera，Paolo Giovio in Roma a Giorgio Vasari in Firenze，27 di novembre 1546，2 d’Aprile 1547，8 di luglio 1547; Paolo Giovio in Roma a Giorgio Vasari in Rimini，19 di novembre 1547。

?Biografia di Giorgio Vasari，1568.就像瓦薩里自傳中所寫，喬維奧不僅自己寫信給瓦薩里，讓他堅持寫完這本著作，他也寫信讓卡羅鼓勵瓦薩里，因而我們在卡羅的信中也可以看到他對瓦薩里的支持和贊美：M’havete data la vita a farmi veder parte del Commentario che havete scritto de gli artefici del disegno che certo l’ho letto volentieri et più par degno d’esser letto da ognuno per la memoria che vi si fa di molti huomini da bene et per la cognizione che se ne cava di molte cose et di varii tempi...(Lettera，Annibal Caro in Roma a Giorgio Vasari in Rimini，15 di dicembre 1547)。

? Lettera，Giorgio Vasari In Arezzo A Niccolò Serguidi In Firenze，6 di luglio 1536。

? 這里指亞歷山德羅遇刺事件。

? 在1544年的往來書信中，喬維奧將瓦薩里推薦給那不勒斯的托馬索（Tomaso Cambi），并勸說讓瓦薩里安心為他創作，托馬索會對瓦薩里以禮相待。Lettera，Paolo Giovio in Roma a Giorgio Vasari in Napoli，8 di novembre 1544，5 di dicembre 1544。

? 我們在這里不討論瓦薩里在“自傳”中所說的只收取這些修會少量的報酬一事是否屬實以及他的行為在道德層面的意義。

? Lettera，Giorgio Vasari in Arezzo a Paolo Giovio in Venezia，4 di settembre，1541。

? Lettera，Paolo Giovio in Roma a Giorgio Vasari in Firenze，2 di settembre，1547。

? Lettera，Paolo Giovio in Roma a Giorgio Vasari in Rimini，29 di Genaro，1548。

? Allo Illustrissimo et Eccellentissimo Signore il Signor Cosimo de’ Medici Duca di Fiorenza，1550。

? 根據瓦薩里的描述，“天性”即模仿自然的能力，能力的高低可根據模仿自然的能力進行判斷，優秀的藝術家會對自然對象達到完美的模仿（如米開朗基羅），而其他藝術家會對某些對象有模仿的能力。

? 科西莫一世十分看好這本書，并讓瓦薩里盡快完稿出版。（Biografia di Giorgio Vasari，1568，p.1001）。

? 《廷臣論》是卡斯蒂廖內為頌揚烏爾比諾宮廷制度優越性而撰寫的著作，該著作宣揚了君主美德的重要性，指出了如何成為一位完美的臣子，以及強調了藝術活動的注重作用。相關研究參見Giancarlo Mazzacurati，“Baldassar Castiglione e la Teoria Cortigiana：Ideologia di Classe e Dotrina Critica,” MLN，Vol.83，No.1，1968，pp.16-66; Luigi Russo，“Baldassar Castiglione,” Belfagor，Vol.13，No.5，1958，pp.505-522。

? 對于瓦薩里《論理》（Ragionamenti）一書的研究可參見Emilie Passignat，“I Ragionamenti di Giorgio Vasari：Il Manoscritto degli Uffizi e i Due Progetti Editoriali,” in Giorgio Vasari.La Casa，le Carte，il Teatro della Memoria，a cura di Silvia Baggio，Paola Benigni，Diana Toccafondi，Firenze：Olschki，2015，pp.183-203; Véronique Mérieux，“I Ragionamenti de Giorgio Vasari (1567)―Hasard et sens dessus dessous au Palais de la Seigneurie,” Italies，No.9，2005，pp.71-94; Vincenzo Caputo，“‘Ragionando di Pittura’ tra Artisti e Letterati：Pino，Vasari，Dolce e Gilio,” Quaderni d’Italianistica，Vol.31，No.1，2010，pp.43-60。

? Lettera，Giorgio Vasari in Firenze a Cosimo de’ Medici in Poggio a Caiano，1556.1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