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基礎設施投資財力空間預測研究
——基于財政收支結構視角

梁城城

（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 投資研究所，北京 100038）

一、引言

基礎設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支撐，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要“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財政資金是我國基礎設施投資資金來源的重要構成部分，對我國基礎設施改善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對于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提供重要的財力保障。我國基礎設施投資的資金來源中，各個渠道的財政資金有多少比例用于基礎設施，未來尤其是“十四五”后兩年，我國基礎設施建設還有多大的財政空間，這關乎我國基礎設施未來的發展空間。前瞻預測研判未來我國基礎設施投資財力空間，有利于預先謀劃具體應對策略，對于實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目標和基礎設施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但由于沒有直接的統計相關數據，需要通過系統全面的測算與預測。本文從支出角度分析財政資金來源的各個渠道對應的基礎設施支出金額及比例，從收入角度預測2024—2025年對應各個收入來源的財政空間潛力，進一步結合部分假設測算得出未來三年我國基礎設施財政支出空間，并提出相關政策建議。

二、基礎設施投資資金來源中的財政資金占比分析

（一）基礎設施財政支出口徑說明

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口徑，基礎設施投資資金的來源主要包括國家預算內資金、國內貸款、自籌資金、利用外資和其他資金。其中，國家預算內資金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社?；痤A算及各級政府債券。為此，可以進一步將基礎設施投資資金來源分為財政資金和非財政資金，這里重點基于財政資金進行分析。由于社?；痤A算支出不能用于基建支出，國有資本經營預算除了用于資本性支出、費用性支出，還可以將部分資金調入一般公共預算支持基礎設施建設，故重點考察一般公共預算、政府性基金預算兩本預算的支出中用于基礎設施支出的有關情況。

政府債務資金方面，由于國債和地方政府一般債券資金收支列入一般公共預算管理，而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納入政府性基金預算，但專項債務收入、支出分別在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合計線下、線上反映。從支出角度來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包含了部分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和中央債支出，但由于地方政府一般債券和中央債使用并未嚴格限制，為此可以直接從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結構中獲得基礎設施支出情況。而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中的專項債由于用途有嚴格限制，只能?？顚Ｓ?，為此需要剔除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中的專項債資金分別考慮。因此，基礎設施投資資金來源中的財政資金支出主要包括三部分：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支出中包含國債和一般債券支出）、剔除專項債以外的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支出中與基礎設施相關的支出。

（二）不同類別財政資金用于基礎設施支出情況

1.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基礎設施投資支出

根據財政支出分類科目，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與基礎設施建設相關的支出主要包括節能環保支出、城鄉社區支出、農林水支出、交通運輸支出四大類。進一步，由于上述四大類支出中包含了部分人員費用、機構運行、補助等經常性支出，為此應將這些支出剔除，從而更準確地反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安排的基礎設施支出。經調整后的四大類公共預算支出中涉及基礎設施支出科目的，節能環保支出包括污染防治、自然生態保護、天然林保護、風沙荒漠治理、退牧還草工程建設；城鄉社區支出包括城鄉社區公共設施、城鄉社區環境衛生；農林水支出包括農村道路建設、水利工程建設、南水北調工程建設、農田水利、農村基礎設施建設、農村人畜飲水、林業自然保護區、動植物保護及濕地保護、防沙治沙；交通運輸支出包括公路建設、公路養護、港口設施、航道維護、口岸建設、鐵路路網建設、機場建設、郵政普遍服務與特殊服務、車輛購置稅用于農村公路建設支出、車輛購置稅用于公路等基礎設施建設支出。

圖1 顯示，2010 年以來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占比保持在8%～13%，平均占比約為10.8%，假定未來一段時期占比保持在10%左右。

圖1 2010—2021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基礎設施支出及占比

圖2 2010—2021年主要基礎設施類基金支出金額及其在除債務資金、土地出讓以外的政府性基金支出占比

2.剔除專項債以外的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中基礎設施投資支出

剔除專項債以外的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中基礎設施投資支出主要有兩個渠道：一是土地出讓收入安排的基礎設施支出，二是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

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中有較大一部分支出由國有土地出讓收入安排支出，其中安排的支出中涉及基礎設施建設的僅城市建設支出、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支出兩項相關，該數據多數年份未詳細公布，僅在2010—2014年公布了相關支出數據。根據表1所示，2010—2014年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支出比重逐年降低，這主要受拆遷成本提高的影響，僅有較少比例的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安排的支出中用于基礎設施。從相對較為有限的數據看，現階段該比例大致可能介于10%～20%，假設未來一段時間該比例大致為15%。

表1 2010—2014年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支出金額及占比

剔除專項債以外的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中除了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安排的支出外，還有20多項支出來源于對應基金，相比較而言這20多項基金支出金額相對有限且比較穩定。由于這些基金支出無進一步的細分項，假定這些項目中與基礎設施直接相關的基金全部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支出，主要包括鐵路建設基金支出、民航發展基金支出、高等級公路車輛通行附加費安排的支出、城市基礎設施配套費安排的支出、國家重大水利工程建設基金安排的支出、車輛通行費安排的支出、港口建設費安排的支出等七項基金支出。

由于政府性基金按照以收定支原則進行支出，政府性基金預算收支如有缺口主要由專項債支出或特別國債支出進行補充，如有盈余則意味著政府性基金收入可能結轉，為此需要在有缺口時剔除由專項債支出或特別國債支出，而在有盈余時僅考慮實際支出。為此，計算其余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需要扣除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專項債支出部分（即政府性基金缺口部分）和抗疫特別國債支出部分。通過計算，可以得到除專項債等債務資金、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收入安排的支出以外政府性基金支出中基礎設施支出比例?？梢钥闯?，七項基礎設施類政府性基金支出近年來增長總體較為平穩，在除債務資金、土地出讓以外的政府性基金支出占比2018年、2019年較高以外，其余年份均保持在30%～40%左右，假定除債務資金、土地出讓以外的政府性基金支出中基礎設施支出占比為35%。

值得說明的是，2020年財政部發行1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其中計劃7 000億元投入基礎設施建設和抗疫相關支出，但根據財政部《2020年全國政府性基金支出決算表》，2020年抗疫特別國債支出決算為5 757.64億元，意味著部分資金結轉到之后年度使用，假定2020年實際支出的抗疫特別國債有60%投向基礎設施建設。

3.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支出

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資金使用范圍從2019年及之前的土地儲備、收費公路和軌道交通，轉變到2020年及之后的交通基礎設施、能源、農林水利、生態環保、社會事業、城鄉冷鏈等物流基礎設施（含糧食倉儲物流設施）、市政和產業園區基礎設施、國家重大戰略項目、保障性安居工程等九大領域。2020年之后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支持范圍發生明顯轉變，根據財政部政府債務研究和評估中心公布的數據，2020、2021、2022年專項債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的比例分別為63%、53%、64%，為此，假定未來一段時期，專項債資金占比保持在60%左右。

三、基礎設施投資的財力空間測算

基礎設施財政支出來源于對應的財力來源，其中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的基礎設施支出來源于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國債收入和一般債券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中的基礎設施支出來源于一般債券收入、國有土地出讓收入和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為此，可以結合相關財力來源預測基礎設施財政支出比例，測算出中長期全國基礎設施財力空間?；A設施投資財力空間的測算思路是：假定未來幾年基建支出比例基本保持不變，以近幾年平均的支出比例作為未來幾年基建支出比例的值，通過對基礎設施建設中政府資金的主要來源（包括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和政府債務）分別進行預測，進而計算得出基礎設施建設可用的財力空間。

（一）不同來源基礎設施建設財政資金預測

1.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預測

由于長期內政府財政收入增長與GDP增長之間應該存在著穩定的函數關系，即財政收入與GDP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協整關系，因此可以通過利用財政收入與GDP之間的相關關系對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進行大致預測。崔志坤和朱秀變（2010）[1]在預測GDP的基礎上，利用財政收入與GDP之間的相關系數，對2011—2030年財政收入情況進行了預測。孫元和呂寧（2007）[2]使用傳統時間序列、多元回歸以及基于學習理論的SVM方法預測了浙江省“十一五”期間一般預算財政收入。范敏等（2008）[3]使用灰色預測模型分別對影響財政收入各指標進行預測，最后將各指標的預測值作為輸入，得出財政收入的預測值。

本文根據現有文獻對財政收入預測的研究方法，通過構建計量預測模型，對2023—2025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進行測算，得出“十四五”后兩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紤]到財政收入水平與之前年度相關程度較高，進一步根據1978—2022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歷史數據，結合實際序列AR模型對“十四五”后兩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進行大致預測。模型的具體形式：

其中，Infiscali為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對數形式，t、t-i代表時間，i代表滯后項，α、β代表常數項和系數，ξ為隨機誤差項。通過時間序列模型相關檢驗，確定使用AR（3）模型預測。

根據預測，得出“十四五”后兩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全國公共財政收入預計分別為21.84萬億元和22.63萬億元。

2.政府性基金收入預測

從構成來看，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包含兩個部分，一是土地出讓收入，二是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前者占比較高。土地出讓收入方面，1988年土地出讓金制度在我國得以全面確立和推行，并于2007年起土地出讓收支全額納入地方基金預算管理，作為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的主要構成部分，約占全部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80%以上[4]。從有統計數據的2010—2022年來看，近10年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金占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比重在70%～90%左右。從絕對規模來看，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種類雖然較多，但其絕對規模卻遠不如土地出讓收入，近10年規模穩定在8 000億元至13 000億元左右。

由于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規模相對穩定，為此準確預測出土地出讓收入規模，便可以大致推算全國政府性基金收入?，F有文獻對土地出讓收入規模預測的研究較少且主要為短期的預測，如孟繁瑜和嚴樂樂（2010）[5]利用GDP與土地出讓總收入時間序列數據，采用格蘭杰因果分析、脈沖檢驗、自回歸滯后分布模型等方法，檢驗其與宏觀經濟的實證關系并據此檢驗修正其預測模型。

由于土地出讓行為具有較強的計劃性，一般會受房地產市場影響出現明顯波動，而房地產市場發展受房地產市場調控及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影響，因此預測中長期土地出讓收入需要采用定量與定性相結合的方式。一方面，“房住不炒”定位將會繼續堅持，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未來將更好滿足居民的改善性住房需求，房地產市場價格將會控制在合理區間范圍內，土地出讓收入增速也將逐步放緩。另一方面，當前我國城鎮化進程進入中后期，國際經驗表明，城鎮化率50%～70%的區間是城鎮化減速時期，未來中國城鎮化將由加速向減速轉變[6]，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也將發生明顯變化。隨著房地產市場需求出現明顯下行，土地市場需求也會出現明顯收縮，進而導致土地出讓收入增速放緩。為此，通過分析城鎮化率與土地出讓收入相關關系，結合未來城鎮化率大致走勢，可對未來土地出讓收入情況作出大致判斷。

一是城鎮化率與土地出讓收入增速相關關系。利用2001—2022 年全國土地出讓收入①其中，2001—2008年數據主要來源于《中國國土資源統計年鑒》中的“土地成交價款”，2009年之后數據主要來源于wind數據庫及財政部官網“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和城鎮化率數據，得出兩者的相關系數達到94.4%，進一步對兩者取對數，以全國土地出讓收入對數作為被解釋變量，城鎮化率對數作為解釋變量，并進行無截距項回歸，得到回歸系數為4.86，即城鎮化率每提升1個百分點，將會帶動全國土地出讓收入提升約4.86%。

二是城鎮化率預測。根據最新統計數據，2022年全國城鎮化率達到65.22%，分別比新中國成立之初和改革開放之初提升約55 和47 個百分點。當前，我國的城鎮化進程進入中后期，城鎮化率提升速度明顯放緩，“十一五”時期、“十二五”時期、“十三五”時期全國城鎮化率分別年均提升1.39、1.48、1.31個百分點。在2022年基礎上，假設“十四五”后三年城鎮化率年均提高0.8個百分點，暫不考慮城鎮化率提升幅度逐年邊際放緩等趨勢，假定到2025年城鎮化率約為67.62%。

三是根據上述對城鎮化率發展預判，結合城鎮化率與土地出讓收入之間關系，可以預測得出2023—2025年全國土地出讓金收入。根據近年數據，假設“十四五”時期維持在90%左右的比例，從而得出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預測值?？梢钥闯?，在我國城鎮化率持續提升背景下，基準情形中，我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將持續提高，預計2024年達到8.27萬億元，2025年將可能增長至9.19萬億元（見表2）。

表2 2024—2025年全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預測（萬億元）

3.政府債務空間預測

（1）地方政府債務空間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可以分為顯性債務和隱性債務。2015年前后，一系列推動地方政府債務“顯性化”的政策先后實施，我國地方政府債券市場開始步入快速發展階段。到2018年末，此前審計部門報告的地方政府總債務已經基本置換為地方政府債券。然而，地方政府與地方融資平臺的關系錯綜復雜，徹底厘清兩者的邊界不可能一蹴而就，為此在后續的分析中適當考慮地方政府的隱性債務。

一是顯性債務。地方政府的顯性債務，可以由地方政府債務余額獲得，包括一般債務余額與專項債務余額，這兩項數據公開易得。2015年以來，我國顯性債務逐年增長，尤其是在新冠疫情發生后的兩年增幅相對較大，8年間我國地方政府顯性債務余額從14.76萬億元增長到35.07萬億元，其中2020—2022年債務余額增長較快。從內部結構來看，除2020—2022年專項債務余額占比超過一般債以外，其余年份一般債務余額均占主導（見表3所示）。

表3 2015—2022年全國地方政府顯性債務總量、構成及負債率

可以通過負債率和債務率來衡量地方政府債務相對水平。其中，負債率通常用地方政府性債務余額（即地方政府債券余額）與當地GDP的比值來表示，用來衡量一個地區經濟規模對政府債務的承擔能力，或者某一單位政府債務可以產生GDP的能力，該指標的國際警戒線為60%[7]；債務率可以采用地方政府債務余額與地方綜合財力②本報告地方政府綜合財力計算采用統計信息中的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轉移支付和稅收返還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預算收入四者之和計算得出。的比值進行比較，我國明確將“債務率不超過100%的水平作為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的整體風險警戒線”，而國際上通常將80%～120%作為債務率控制標準的參考值[8-9]。我國地方政府顯性負債率和債務率均比較穩定，在新冠疫情發生之前，各年份的負債率一直保持在20%左右，但2020年較2019年提高近3.9個百分點，并在2022年進一步提高至29%；債務率在2019年之前基本保持在80%左右，在2020年和2021 年均提高超過10 個百分點，2022 年更是提升近19 個百分點，達到124%，略高于國際通行標準80%～120%的債務安全警戒區間。

二是隱性債務。隱性債務也是地方政府債務的一個重要方面。隱性債務產生是由于在預算軟約束下，地方政府為地方融資平臺提供持續的隱性擔保，不僅擠壓市場化主體和項目的融資空間，而且造成地方融資平臺野蠻擴張和隱性債務的快速增長。盡管2014年以來，多個文件已經明確劃清了地方融資平臺融資與地方政府債務界限，但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地方政府與地方融資平臺關系依然“剪不斷、理還亂”。鑒于地方融資平臺在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形成中的重要性，地方融資平臺數據成為眾多研究測算地方政府隱性債務的主要依據。李奇霖（2019）[10]認為，由財政負擔償還的隱性債務應是地方隱性債務（城投債余額）折算之后的結果，折算系數的極限應為20%，具體到不同省份，可依據其顯性債務率的高低對折算系數進行賦值。本文遵照這一思路，對全國政府隱性債務率在內的全口徑債務率作了簡單測算?？梢钥闯?，截至2022年底，我國地方政府折算后全口徑債務率達到132%，超過國際通行標準100%～120%的債務安全警戒區間（見表4所示）。這說明，如果嚴格按照國際債務率警戒線，未來我國地方政府債務空間相對有限。但從負債率水平來看，2022年全國地方政府顯性負債率、全口徑負債率、折后全口徑負債率分別為29%、39%、31%，均在警戒線60%范圍內。

表4 2015—2022年全國政府負債率和債務率（%）

（2）中央政府債務空間

除地方政府債務，中央政府債務也是政府債務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中央政府債務即國債，是中央政府為籌集財政資金而舉借的一種債務。截至2022年底，中央政府的債務占比為42%左右，地方政府債務占比超過中央政府債務占比15個百分點，在考慮地方政府顯性負債的基礎上加上中央政府債務，全國顯性負債率達50%，距離60%的警戒線還有一定的提升空間，也意味著中央政府債務有進一步提升的空間。

（3）全國政府債務空間預測

進一步，根據上述分析，可以得到2015年以來我國不同口徑的負債率、債務率（見表4所示），僅考慮顯性債務的情形下2022年我國政府負債率達50%。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世界主要發達國家政府負債率的統計，2020 年日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一般政府債務①IMF一般政府債務的計算口徑為：2004—2013年，一般政府債務包括中央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債券（由中央政府發行）；自2014年起，一般政府債務包括中央政府債務和顯性地方政府債務（包括地方政府債券和2014 年底之前發生的其他得到承認的預算外負債）。該口徑對政府隱性債務估計過高。占GDP 比重分別為258.99%、133.92%、102.61%、115.15%、68.72%，明顯高于我國同口徑負債率61%，表明我國政府負債率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具備較大的提升空間。

全國政府債務預測。根據債務是否納入赤字管理，可以將全國政府債務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納入赤字管理的地方政府一般債券收入和中央政府債務收入，另一部分是不納入赤字管理的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收入。假定“十四五”后兩年財政赤字率維持在3%左右，GDP年均增速在5%左右（2021年GDP達121.02萬億元），預測得出2024—2025年地方政府一般債券收入和中央政府債務收入合計分別約為3.97萬億元、4.17萬億元；假定“十四五”后兩年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收入在2023年新增額度3.8萬億元基礎上每年增加1 000億元（見表5）。同時，考慮到“十四五”后兩年經濟下行壓力仍較大，假定所有的新增債務額度均全部使用。

表5 2024—2025年全國新增債務空間預測（萬億元）

（二）基建財力支出預測

1.基建支出空間的年度預測

以上預測了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未來的債務空間等。進一步，結合近年來基建支出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政府債務中的比重并進行加總，可以得出各個年份的基建的財力空間。表6呈現了“十四五”后兩年全國可用財力空間預測值，分別為38萬億元、40萬億元。

表6 2024—2025年不同情形下全國可用財力空間預測（萬億元）

由于存在一定的收支缺口或盈余，近年來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與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一般不絕對相等，這主要依靠政府債務（一般債務和中央政府債務）和結轉結余及調入資金（主要包括從預算穩定調節基金、政府性基金預算、國有資本經營預算調入的資金及之前年度的結轉結余資金）彌補，為此“中央政府債務和地方政府一般債務中基建支出比例”與“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基建支出比例”按相同方式處理。

政府性基金不列赤字，收入與支出要做到大致平衡。按照2015 年《預算法》和2020 年《預算法實施條例》，政府性基金預算采取“以收定支”，近年來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與支出基本做到了收支平衡，因此政府性基金收入可按照債務資金以外的政府性基金支出中基建支出比例測算對應收入中的基建支出。

地方政府專項債券支出中有明確的基建支出比例，故采用專項債券收入與專項債券中基建支出比例相乘得到對應收入中的基建支出。綜上分析，可以利用如下測算公式得到基建的財力空間：基建的財力空間=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基建支出比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央政府債務收入+一般債券收入）+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支出比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其他+專項債資金以外的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中基建支出比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專項債券收入×專項債券安排的基建支出比例

結合之前測算近年來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及專項債券中基建支出的比例變化趨勢，同時結合國家未來發展戰略需求，可對基建支出比例作大致判斷：一般公共預算支出中基建支出比例有緩慢降低趨勢，政府性基金支出中基建支出比例逐步穩定，專項債券用于基建支出比例可能會相對穩定①有相當比例用于市政和產業園區基礎設施、交通基礎設施、農林水利、生態環保、城鄉冷鏈物流基礎設施、能源等等。。假設“十四五”后兩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安排的支出、扣除債務資金及由土地出讓收入安排的支出以外的其他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專項債券中基建支出比例分別為6%、15%、35%、60%，按照設定的比例，預測得出“十四五”后兩年財政資金中用于基建支出的金額分別是5.4萬億元和5.7萬億元。

2.財政資金支持“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的思路設計

從財力支持角度來看，“適度”開展基礎設施投資不能脫離經濟發展水平、政府實際財力空間和財力水平，不能通過過度舉債的方式進行投資，這些在上述的財力空間測算中已進行充分考慮。而“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需要從財力安排方面適度將財力遷移，通過財力空間跨周期調節等做法，支持基礎設施投資。根據財力支持“超前”思路，可考慮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的需要，可以將規劃期后續年份的財力提前使用。

從財力的來源來看。一是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是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在當期產生的收入，在不結余的情況下難以將財力進行跨周期調節。當前，受經濟增速放緩、減稅降費政策持續實施和房地產市場不景氣等影響，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政府性基金收入降幅較大，對中央和地方財力帶來較大沖擊。二是政府債務是政府根據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在財力受限的情況下拓展財力空間的常用手段。為此，在穩定經濟大盤的背景之下，基建投資需要依靠政府債務發力，可以采取的方式是在財力范圍內，適度提高舉債或者將政府債務前移，將不同年度間的債務空間進行跨周期調節，尤其是將遠期的債務空間適當分配部分至較近年份使用。如根據穩投資、穩增長的需要，可以考慮將2025年的部分債務空間分配至2024年使用，也可以考慮同時將2024年的部分債務空間分配至2025年使用。

四、結論與建議

本文首先從支出角度分析財政資金來源的各個渠道對應的基礎設施支出金額，計算得出并分析各個支出分類中基礎設施支出的支出比例，根據趨勢判斷預計未來幾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安排的支出、扣除債務資金及由土地出讓收入安排的支出以外的其他政府性基金預算支出、專項債券中基建支出比例分別為6%、15%、35%、60%。進一步從收入角度預測2024—2025年對應各個收入來源的財政空間潛力，測算得出“十四五”后兩年基礎設施建設財政支出額度分別為5.4萬億元和5.7萬億元，意味著未來基礎設施投資穩步增長但增速不高。

考慮到未來基礎設施財政支出空間進一步高速增長受到限制，為更好滿足基礎設施建設的資金需求，需要在財力空間的范圍內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率，提出如下建議：一是要開源節流，拓展中央債務空間，發行一定規模的基礎設施特別國債或長期國債，減少低效不必要的基礎設施財政支出，將更多財力用于基礎設施短板突出的領域和地區。二是要推動基礎設施領域公用事業價格機制改革，完善基礎設施領域價格形成機制，健全上下游價格調整聯動機制，減少對應財政補貼。三是要完善基礎設施領域的投融資模式，明確政府部門在基礎設施投融資領域中的定位，將社會資本投資效率更高的領域交給社會資本，政府財政直接投資主要聚焦在市場失靈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