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農書《救荒本草》的作者身份與知識生成

[摘 要] 中國古代農書中多有如何利用野生植物來度荒的記錄。在我國歷史上，明代出現了以“救荒”為主題的有關可食用野生植物專書編撰的高峰，其中以藩王朱橚《救荒本草》影響最為深遠。從知識社會學的視角，探討該書作者作為知識生成者的社會角色，以及知識生成與社會現實的關系、知識利用與社會實踐的互動、知識呈現與技術革新等方面的問題。

[關鍵詞] 《救荒本草》 知識社會學 社會角色 知識生成

[中圖分類號] G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 （2023） 06-0120-06

The Authorship and Knowledge Generation of the Agricultural Book Herbal for Famine Relief in the Ming Dynasty

Hu Chengli

（College of Humanity and Law，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0）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records in ancient Chinese agricultural books on how to use wild plants to alleviate famine. In the history of our country， there was a peak in the compilation of specialized books on edible wild plants with the theme of “famine relief” in the Ming Dynasty， among which the influence of Herbal for Famine Relief by King Zhu Su was the most profound.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social role of the author as a knowledge generato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sociology， as well 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generation and social reality，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knowledge utiliza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knowledge presentation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Key words] Herbal for Famine Relief Sociology of knowledge Social role Knowledge generation

[基金項目] 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農書的搜集、整理與研究”（21&ZD332）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胡程立，管理學博士，華中農業大學文法學院副教授。

中國古代農書對備荒的論述由來已久，西漢《氾勝之書》、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以及元代的王禎《農書》中，都簡略提到了如何利用野生植物來度荒。明代農書出現了7本關于野生可食用植物的著述，數量既多，在內容和形式上亦已達到很高水平。其中以朱橚《救荒本草》影響最為深遠，不僅帶動了后續同類諸書的出現，而且被《農政全書》全文收錄，甚至影響了《本草綱目》的內容選擇。

為何明代農書中會出現這樣一個獨特的文獻高峰？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文化背景和政治因素有何關聯？《救荒本草》中的知識與當時的社會實踐如何互動？要深入地回答這些問題，本文擬以知識社會學的視角展開探討。知識社會學作為“社會學最年輕的分支之一”[1]，以研究知識與社會及其相關要素的互動關系為旨歸。知識社會學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領域，通常認為起源于德國和法國，隨后在美國逐步發展壯大。知識社會學研究指向的是知識的社會功能，即知識與社會的關系問題[2]。其中，知識生成是一個核心概念，它探討了知識是如何在社會中形成、發展、傳播，以及如何被使用的。知識社會學不僅關注個體和集體層面的知識創造，還研究了社會結構、權力關系、文化、制度等宏觀因素如何影響知識的生成和傳播。

1 《救荒本草》和朱橚的社會角色

《救荒本草》是我國乃至世界上最早描述研究野生食用植物的著作?！氨静荨弊畛跏侵袊糯鷮哂嗅t療和保健功能的植物、動物和非生物等藥用資源的一種泛稱，這一概念最早出現在《神農本草經》中?！毒然谋静荨烦蹩逃谟罉匪哪辏?406），全書分上、下兩卷，共記錄用于“救饑”的野生植物414種，其中出自歷代本草著作的有138種，新增加的有276種[3]?！毒然谋静荨穯柺酪院?，由于其通俗性、實用性和科學性，明代以來被多次刊刻或縮寫，并先后傳入日、英等國，受到了植物學專家和科學歷史研究者的極大推崇。這本書的作者是明朝皇帝朱元璋的第五個兒子朱橚（1361—1425），他也是明成祖朱棣的同母兄弟。在洪武三年（1370），他被封為吳王，洪武十一年被封為周王，洪武十四年被派往開封就藩，開封因此也被稱為“周藩”。朱橚死后謚號定，故稱周定王。朱橚的社會角色，最主要的是藩王，其次是植物學家、醫學家和文學家?！睹魇贰肪?16《朱橚傳》記載有他撰《救荒本草》的事情[4]。

《救荒本草》的知識生成與朱橚的社會角色緊密相連。社會學的核心概念之一是“社會角色”，它的定義是在社會結構中占有特定地位的人士應有行為的模式或規范[5]。朱明王朝建立之初，面臨外有元朝殘余勢力侵擾邊境，內有開國勛臣貴族集團威脅的復雜政治形勢。為了穩固中央政權，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實施藩政，在東北、華北、西北、西南、東南以及中原各戰略要塞安置藩王防御外患并維護國家統一。明代中央政權對各藩的政策，軍事上消奪軍權、禁預兵事，文化上則大力鼓勵和倡導文治。朱橚幼年在宮中接受傳統教育，成年后于洪武十四年（1381）就任開封府，開始承擔起藩王的使命。朱橚將志趣轉向編撰《普濟方》《元宮詞》《救荒本草》等書籍，某種程度上是明代宗藩政策引導和政治上失意共同造就的結果。朱橚一生都恪守王室之命，定時向皇帝朝拜，但在明朝初年的宮廷權力斗爭中，他被朱元璋下令貶至云南。被貶謫到云南的經歷讓他親身體驗到了生活的苦難，也讓他深刻地感受到了百姓所面臨的種種困境；政治上的顛簸沉浮，生活中的坎坷不平，促成他將自己的抱負與人生追求寄托在文化事業中。

朱橚周圍的許多學者中，在文學和經學上頗有建樹，還有些人在醫學等領域有著深厚的造詣。他們不僅是朱橚的助手，也擔當著他的老師的角色。朱橚就藩開封，“辟東書堂以教世子，長史劉淳為之師”[6]。右長史劉淳，壽議大夫、周府長史卞同，以及長史王翰、良醫李恒、府學教授滕碩等，都為當時杰出的人才。這些學者在治學思想、著書立說等方面對朱橚進行了指導和幫助，促使他不僅重視文學研究，同時也注重在植物學和醫學領域的探索，成為他在學術追求道路上的重要支持。周世子有燉“博學善書”[7]，不僅能夠代替父親處理政務，還親自參與書籍的編寫，成為朱橚的重要助手。

朱橚編纂《救荒本草》之時，正值明初相對較為安定的“雍熙泰和之治”[8]，天下和樂升平。朱橚吸取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為了避免因荒年導致的糧食短缺引發民眾叛亂，從而消除可能引起社會危機的不穩定因素，他從經世致用的角度提醒人們居安思危。 朱橚的左長史卞同在《救荒本草·序》中說：“神農品嘗草木以療斯民之疾；殿下（指朱橚）區別草木欲濟斯民之饑，同一仁心之用也?！泵鞔_地道出了朱橚編撰這部書的宗旨。李濂重刻《救荒本草》序強調了“是書也有功于生民大矣”[9]。書中內容緊緊圍繞“生民”做文章，意在幫助老百姓充分地利用植物，承托救治災荒的主旨。

在編撰《救荒本草》的過程中，朱橚的藩王角色和政治遭際發揮了作用。作為藩王，他有著不同于常人的特殊政治背景和資源調動能力；他一度被貶謫民間，深刻體會到底層民眾的生活疾苦；在復雜的政治斗爭中，他將志趣轉移至醫藥及文學方面，他對于《普濟方》的編撰，為后來《救荒本草》奠定了知識基礎。憑借藩王的特殊身份，朱橚組織人力、物力將系列研究成果繪成圖譜，記錄成文，最終編撰成書。

我們可以借用社會學中的“中心－邊緣模式”，來解讀朱橚編撰《救荒本草》這一現象。第一，政治中心與藩王的邊緣地位。明代的中央政權是政治的中心，而藩王則處于一個相對邊緣的地位。藩王們受到限制，不能輕易進入京城，也不能干預中央政務。編書可能是藩王們在這種政治邊緣地位中尋求政治合法性、文化影響力和社會地位的一種方式。朱橚所篩選輸出的知識體系正統、全面、權威，語言風格端莊，內容適用，形式精美，無一不體現出皇家氣派。第二，文化的中心與邊緣。明代文化的中心是圍繞儒學的復興與變革進行的，朱橚的《救荒本草》將一些可能被視為“邊緣”的知識（如野生植物的利用）用在幫助民眾度過荒年，同時也為統治者提供了一個維護社會穩定、鞏固政權的工具。如此一來，這些“邊緣化”知識的社會地位和價值也得到了提升。藩王編書可以通過知識和文化的傳播活動，將自己從政治的邊緣地位轉移到文化的中心地位。

2 社會現實影響知識生成

為了降低自然災害對社會穩定的影響，歷代王朝的統治者們都非常重視荒政，他們努力在災難發生前進行預防，在災難期間采取應對措施，并在災后提供支持和援助。早在先秦時期，《禮記·王制》中就有了關于防災備荒的經驗的記錄。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極為注重荒政。他在繼承和發揚傳統荒政措施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了中國封建時期的荒政思想和實踐，將其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為了提高小農應對自然災害的能力，朱元璋命各地官員積極推進水利項目的建設，令各州縣在境內東西南北四個方位設置預備糧倉，號召百姓廣植桑、棗、柿、栗，以補充糧食之不足。朱橚編撰《救荒本草》正是在太平盛世“飽食暖衣”之際，延續朱元璋的備荒主張未雨綢繆而展開的。

我國歷史上的自然災害，數量之多、種類之復雜，以明代為甚。據鄧拓《中國救荒史》：“明代共歷276年，災害之多，竟達1011次，這是前所未有的紀錄?！盵10]在當時災荒頻發、五谷歉收的情況下，民眾不得不尋找食物以求生存，可食用野生植物成為重要的補充。因此，迫切需要一些能夠幫助百姓識別野生植物救饑度荒的書籍。

朱橚在就藩開封之前，長期居住在江南。那個時期，江南地區經常發生災荒，導致糧食短缺。百姓為了生存，只能到河流、湖泊和池塘中捕捉魚、蝦、螺、蜆或者采集菱角、芡實、水藻等食物，勉強維持生計。朱橚到開封以后，發現中原地區同樣飽受天災之苦，人們往往只能依靠野菜來糊口度日。但由于對野生植物的外形和特性認知不足，人們時常誤食有毒植物，導致中毒甚至死亡的事件頻發?！毒然谋静荨返某霈F，不僅是當時社會現實的真實寫照，更是社會現實影響知識生成的有力證明。

3 知識利用與社會實踐的互動

朱橚在編寫《救荒本草》時，充分汲取了歷代有關本草方面的成果，緊緊圍繞“救荒”二字，開創了我國可食用野生植物類著作編撰的范例。這與他編撰《普濟方》的經歷是分不開的?！毒然谋静荨烦幸u中國古代“藥食同源”的思想，“期與《圖經本草》并傳于后世”[11]，所載414種本草中有138種出自歷代本草，約占其整體篇幅的三分之一。從秦漢到明清，有關本草的著作累計達到400多種?！毒然谋静荨繁逋蛑蟹Q：“本草書中所載多伐病之物，而于可茹以充腹者，則未之及也?！盵12]古代農書中雖有言及一些野生植物可以用來救荒、備荒，但過于簡略，未詳細描述這些植物的生長環境、特征、性味和食用方法等。在“本草”的基礎上，疊加野生植物如何辨別和食用等用于救荒的內容，《救荒本草》體現了本草學與農書編撰的交叉。

知識來源于實踐，又反哺于實踐。知識利用與社會實踐的互動在《救荒本草》中得到了鮮明體現。朱橚不只是高高在上的藩王和坐在書齋里的學者，他還深入實際生活，重視實地考察和征集實物。他不僅親自跑遍了河南一帶，認真進行實地調查，而且為了幫助民眾減輕由于流離失所帶來的苦難，以及緩解青黃不接時期的糧食短缺，朱橚向當地農民和鄉下長者購買了四百余種不同類型的野生植物，在開封專門開辟了一片園地，對這些植物進行種植和培養。他每天親自觀察和研究這些植物，記錄它們的生長情況。等到這些植物“滋長成熟”，找出它們的花、果、根、莖、皮、葉等可以食用者，召集畫工，繪成圖樣，并且詳加文字說明。這些史實，在《如夢錄·周藩記》中有詳細記載。朱橚對實地考察和實物收集的重視，為明清時期的眾多學者所效仿，清代吳其濬的《植物名實圖考》，全書充斥著大量實際比較觀察及采訪民間辨藥經驗，就是效仿朱橚治學方法完成的。

從所記內容的地域屬性來看，《救荒本草》主要記開封周邊及河南一帶植物，一方面，受當地氣候、生產條件、風俗習慣所限，地方性農書反映的都是各地的實際情況；另一方面，因地制宜，操作技術切實可行，當地百姓容易接受。在部類設置上，《救荒本草》也注意切合于民眾的日常認知。根據《救荒本草》的總目及詳目，該書先將414種本草劃分為草、木、米谷、果、菜五部，再按照植物可以被食用的部位不同分為15個單元。部的名稱盡可能以老百姓熟悉的詞匯概括，與民眾生活分類相通，十分通俗易懂；單元的名稱突出一個“食”字，只要循著可食部位的單元歸屬，就可直接利用這些植物，方便百姓與自然對接。

《救荒本草》中對每種植物的描述和記載，突出實用性，充分體現知識反哺于百姓的日常生活。描述的文字內容由四部分組成：第一，植物名（包括俗名以及各地不同的叫法）。不同地域的百姓都能準確區分，同時運用形象的比喻，記述植物名稱的由來，如馬兜零（鈴）“結實如鈴，作四五瓣。葉脫時，鈴尚垂之，其狀如馬項鈴，故得名”[13]。植物名下，分述產地、樣態、顏色、性味等植物特征。第二，植物插圖（工匠繪制的寫生圖片）。寫實的繪畫手法直觀再現植物的外形，百姓可以按圖索驥，大膽地采擇食物。第三，“救饑”條（用于救饑的食用方法），便于百姓掌握安全食用的方法。第四，“治病”條（指示出治療、治病之用）指明藥用價值。此外，書中針對難字都進行了注音。無論是植物的名稱、古稱、地名，還是對植物特征的描述，文字中難免出現一些讓人讀寫困難的字。朱橚耐心地為這些字一一注解了發音。整部書中，注音的字數達到了數百個，以方便民眾認讀。如“稗（音拜）子”[14]“獾（音歡）耳菜”[15]。

《救荒本草》是明代知識利用與社會實踐互動的經典之作。朱橚通過實地考察、與民眾的互動和細致的研究，確保了書中的內容既科學又實用。他的方法強調了知識的實用性和與社會實踐的緊密聯系，使得這部書籍不僅為當時的民眾提供了寶貴的知識，同時也為后世的學者提供了一個研究知識與實踐關系的典型案例。

4 技術革新影響知識呈現

在明代，隨著技術的進步，書籍的呈現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毒然谋静荨纷鳛檫@一時期的代表作，充分利用了當時的先進印刷技術，為讀者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閱讀體驗。

《救荒本草》做到了有植物即有圖，改變了過去歷代本草中某些植物有名無圖的現象。鄭樵在《通志·圖譜略》中論及圖譜的重要性，認為古今之學術，共有十六個種類“有書無圖，不可用也”[16]，其中就包括“要別名物者，不可以不識蟲魚草木，而蟲魚之形，草木之狀，非圖無以別”[17]。李濂《重刻〈救荒本草〉序》稱“圖以俏其形，說以著其用”[18]，點出了圖、文分別起到的重要作用。

《救荒本草》的植物圖均來自實物寫生。朱橚在開封的植物園中，對于所觀察的植物，“候其滋長成熟，乃召畫工繪之為圖”[19]，書中如兔兒傘、婆婆?。ㄆ压ⅲ?、刺葡菜（小葡）、大葡、土黃草（黃草）等圖譜，繪制得十分逼真，配有精美的木版雕刻圖示，這比歐洲最早的同類書籍1475年奧格斯堡版的昆特·馮·梅根伯格《自然辭典》要早69年出現[20]。美國植物學家李德（H.S.Lead）在他的著作《植物學簡史》（1942年）中高度評價了《救荒本草》插圖的精準度，認為其超越了當時歐洲的水平[21]。

朱橚之所以重視書中插圖，有主客觀兩方面的考慮。主觀方面，朱橚不僅有“期與《圖經本草》并傳于后世”[22]的追求，而且他認識到如果不以嚴謹的態度配置插圖，后果可能不堪設想。在《重刻〈救荒本草〉序》中，李濂以東漢永興二年漢桓帝“詔令郡國種蕪菁以助食”為例，說明各地氣候迥異，物產性狀不同，名稱繁雜，百姓真假難辨，強調如果不以“圖列而詳說”，最壞的結果可能無異于殺人[23]。例如，將劇毒的鳥喙（也就是附子）誤認為是具有滋補保健功效的昌陽（即白菖）而食用，有可能導致嚴重的中毒甚至危及生命。因此，朱橚從發凡體例、擬定綱目，到行文編纂成冊，都采用了豐富的圖文并茂的方式，有效地解決了普通民眾（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遇到的理解困難。這種方式使得復雜、專業的內容變得更加直觀易懂。

客觀方面，《救荒本草》插圖的高水平，得益于明代印制技術的重大革新。明代在活字印刷上的探索和彩色印刷的嘗試，使得明代圖書插圖大為盛行，應用范圍涉及各種民生日用圖書[24]。明代插圖是圖書出版的重要組成內容，與出版業的發展水平相呼應，明前期洪武至弘治時期的圖書插圖風格主要表現為沉穩古拙，這一點在《救荒本草》中有直觀體現。永樂四年初刻的《救荒本草》在工藝上延續宋后期刻書版式之遺風，行格疏朗，紙墨精良，在質量上遠超明初大部分印本。

5 結 語

《救荒本草》不僅是明代農書中一部杰出的植物學著作，更是一個時代知識、文化和技術交匯點的縮影。從這部書中，我們可以看到知識生成是如何受到社會現實的影響、知識利用與社會實踐如何互動，以及知識呈現如何受益于技術革新的。朱橚這一具有多重社會角色的知識生成者，深入實地考察、與民眾的深度互動以及對當時印刷技術的巧妙應用，將這部作品塑造成了一個知識傳播與技術進步相輔相成的經典。這為我們今天的學術研究和技術探索提供了寶貴的啟示：只有當知識真正融入社會，與實踐和技術緊密結合，它才能發揮出真正的價值，為人類帶來更大的福祉。

注 釋

[1][德]卡爾·曼海姆著；黎鳴，李書崇，譯.意識形態與烏托邦[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310

[2] 黃曉慧，黃甫全.從決定論到建構論：知識社會學理論發展軌跡考略[J].學術研究，2008（1）：91

[3][9][18][23] 李濂.重刻《救荒本草》序[M]//朱橚撰；倪根金校注.救荒本草校注[M]. 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 ， 2009：1-2

[4][6][7]（清）張廷玉撰.明史 一至六冊[M]. 長沙：岳麓書社， 1996：1876，1876，1876

[5][英]彼得·伯克著；李康譯.歷史學與社會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47

[8][11][12][19][22]卞同.《救荒本草》序[M]//朱橚撰；倪根金校注. 救荒本草校注[M]. 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 2009：1-2

[10] 鄧拓.中國救荒史[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25

[13][14][15]（明）朱橚撰；倪根金校注. 救荒本草校注[M]. 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 2008：21，217，97

[16][17]（宋）鄭樵撰. 四庫家藏 通志略 4[M]. 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2004：21，22

[20][日]天野元之助著；彭世獎，林廣信譯. 中國古農書考[M]. 北京：農業出版社， 1992：153

[21][美]富路特，房兆楹原主編；李小林，馮金朋主編. 明代名人傳 哥倫比亞大學 2[M]. 北京：北京時代華文書局， 2015：354

[24] 繆詠禾. 明代出版史稿[M].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00：321

（收稿日期：2023-0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