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相關者視角下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問題及策略探析

裴永剛　甘俊佳

[摘 要] 基于利益相關者視角，將學術出版“走出去”過程中涉及的利益相關者分為確定型利益相關者、預期型利益相關者、潛在型利益相關者。發現當前學術出版“走出去”在宣傳、內容、出版、技術、服務、人才等方面存在不足，進而提出重視國內外市場需求，立足原創生產增強“走出去”動力；推動出版機構間合作與技術賦能優化服務來提升合作力度；促進資源共享，創新人才培養方式來加快“走出去”進程，從而更好地提升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讓世界讀懂中國。

[關鍵詞] 學術出版 出版“走出去” 利益相關者 利益共同體 出版機構

[中圖分類號] G23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9-5853 （2023） 06-0094-10

An Analysis of the Problems and Strategies of Chinese Academic Publishing “Going Out” from Stakeholder Perspective

Pei Yonggang Gan Junjia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Abstract]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stakeholders， this paper divides the stakeholders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going out” of academic publishing into definite stakeholders， expected stakeholders and potential stakeholders， and finds that the current “going out” of academic publishing has shortcomings in publicity， content， publication， technology， service and talents. Then it propose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market demand and enhance the motivation of “going out” based on original production; promotes the cooperation among publishing institutions and technology-enabled optimization of services to enhance cooperation; promotes the sharing of resources and innovates the training of talents to accelerate the process of “going out”. To enhance the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and make the world understand China.

[Key words] Academic publishing Publishing “going out” Stakeholders Community of interest Publishing organization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22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雙循環’新格局下中國對外出版體系創新發展研究”（22XXW007）階段性成果。

[作者簡介] 裴永剛，管理學博士，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甘俊佳，西南政法大學新聞傳播學院2022級博士生。

從2003年國家實施出版“走出去”戰略以來，作為重要組成部分的學術出版“走出去”實現了快速發展。黨的二十大指出，要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深化文明交流互鑒[1]，這使得學術出版“走出去”要重視國內外不同群體利益，共同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美國經濟學家弗里曼（Freeman）于1984年首次提出利益相關者理論，即“那些影響組織目標的實現，或能被這種目標的實現影響的團體或個人” [2]。美國學者米切爾（Mitchell）等于1997年提出米切爾評分法，依據利益相關者的3個屬性暨合法性（指社會接受和期望的結構或行為）、權力性（擁有強制實施意愿的能力）和緊迫性（要求立即關注的程度）[3]細分為3種類型：確定型利益相關者（具備三個屬性）、預期型利益相關者（具備任意兩個屬性）和潛在型利益相關者（具備任意一個屬性）。當前，利益相關者理論已被應用到經濟、社會、高等教育等諸多社會科學領域，在學術出版領域亦有涉及，如應用利益相關者理論分析學術圖書開放獲取出版模式[4]等。

本研究依據利益相關者視角將學術出版“走出去”過程中涉及的利益相關者分為國家層面的黨和政府及個人層面的作者（確定型利益相關者）、出版機構和讀者（預期型利益相關者）、相關文創產業和社會（潛在型利益相關者）3類。通過分析其不同訴求來了解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的現狀、問題，并提出相應策略，以期對我國相關部門和群體有所裨益。

1 學術出版“走出去”的利益相關者

依據米切爾的合法性、權力性、緊迫性三重屬性對學術出版“走出去”過程中涉及的群體及代表的利益進行分類，將利益相關者分類為確定型利益相關者、預期型利益相關者、潛在型利益相關者3類，并進行角色定位，具體如表1所示。

1.1 確定型利益相關者

結合我國實際情況，學術出版“走出去”中確定型利益相關者主要是黨和政府、科研作者這兩類主體，他們是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的主要發起者、推動者、受益者，且同時具備合法性、權力性、緊迫性。黨和政府在學術出版“走出去”過程中發揮著頂層設計的作用，具備法律層面的合法性；作為社會主義的出版業，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具備方向指引權力；學術出版“走出去”是推動文化強國建設的重要推手，具備緊迫性。作為內容生產者的科研作者在法律規定范圍內自由創作，具備合法性；科研作者在學術出版細分領域內具有一定學術地位和學術話語權力；學術內容走向世界對科研作者而言是學術能力與競爭力的提升，具有緊迫性。

1.2 預期型利益相關者

學術出版“走出去”中預期型利益相關者主要是出版機構及廣大讀者。學術出版“走出去”中涉及出版機構，主要包括出版社、圖書館等，是學術資源的載體，具備合法性及權力性。一方面，大部分學術知識的生產與傳播需要通過出版機構來實現，具備合法性；另一方面，出版機構很大程度影響辦刊的定位、方向、內容等，具備相應的權力性。

無論是國內讀者還是國外讀者都是學術出版“走出去”預期型利益者，具備合法性與權力性。廣大讀者都是學術知識的受益者，其享有知識交流與傳播的合法性，同時在學術出版“走出去”中廣大讀者可就學術內容進行互動和反饋，具有表達觀點的權利。

1.3 潛在型利益相關者

文創產業是潛在型利益相關者，具備緊迫性。在全球化合作的當下，文創產業“走出去”變得越來越關鍵。如網絡文學、影視劇、網絡游戲、動漫等。學術出版“走出去”取得的成就同樣可以成為文創產業“走出去”主要的借鑒經驗，是一榮共榮的關系，共同促進中華優秀文化的傳播。社會是學術出版“走出去”中的潛在型利益相關者，具備合法性。無論是本國還是他國的學術知識，均是人類創造的成果。傳播能讓全人類共享成果，一定程度上能提高社會的包容性，讓社會更加多元化。

2 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的現狀

目前，國內對學術出版定義不一。有學者認為，學術出版是指學術作品經過評審、選擇、編輯加工、印制，并向公眾傳播的專業出版活動，是專業出版的基本門類之一[5]；學術出版既包括學術著作出版，也包括學術期刊出版[6]?？梢钥闯?，學術出版范圍涵蓋學術研究領域，大多以學術圖書和學術期刊形式呈現。對于學術圖書，通過對數據進行匯總，從不同年度數據的變化，來透視我國學術圖書“走出去”的概貌；對于學術期刊，斯高帕斯（Scopus）數據庫于2004年由愛思唯爾公司推出，目前收錄全球超過7000家出版社的26000多種系列出版物，是全球規模最大的文摘和引文數據庫。通過對斯高帕斯數據庫新收錄的我國學術期刊數據進行匯總處理，分析不同年度收錄期刊的特點及變化，勾勒我國學術期刊“走出去”的總體狀況。

2.1 學術圖書“走出去”的特點

確定型利益相關者：政策和項目發揮引領和導向作用。近年來，國家積極推出了一系列政策和項目來促進學術出版“走出去”，如“輸出版引進版優秀圖書推介活動”“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中華學術外譯項目”“絲路書香出版工程”等，這對于學術出版“走出去”影響頗大。一方面，黨和政府推出的政策和項目對于學術出版“走出去”發揮著方向引領作用；另一方面，政策和項目使科研作者圍繞學術出版“走出去”的重點進行創作，一定程度上發揮導向作用。

預期型利益相關者：以知名出版社為主力。國內多家學術出版機構積極開展“走出去”業務布局。本文以2022年中國圖書海外館藏影響力研究報告中排位前10的學術出版機構2016—2021年圖書海外館藏量為例進行分析，具體見表2。

從表2可以看出，排位前10的學術出版機構海外館藏數量整體呈下降趨勢，符合我國圖書海外館藏總體數量下降狀況。通過進一步分析得知，其中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這3家學術出版機構2016—2021年圖書海外館藏量呈波動上升趨勢，在“走出去”方面呈現出一定實力。此外，海外館藏數量前10位的學術出版機構均為大型知名出版社，如中華書局、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等始終排名前列，一定程度上體現了知名出版社具備“走出去”意識、規模大、經濟實力強等優勢。

潛在型利益相關者：海外館藏由實物轉向數字。2016—2021年我國出版圖書海外館藏量整體有所下降， 2021年海外館藏品種數為15217種，是近年來海外館藏量最低點。究其原因，一方面，隨著知識服務、開放存取等數字出版方式的變遷，且限于館藏空間影響，導致海外機構讀者對于紙質圖書的采購意愿降低，如2021年我國471家出版社進入海外圖書館系統永久收藏的15217種圖書中，1627種是數字出版物，約占總數的11%；另一方面，2020年以來全球范圍內突發的新冠疫情導致實物圖書的輸出路徑受阻，以及受眾轉向數字閱讀等，均導致我國圖書海外館藏量的下降。

2.2 學術期刊“走出去”的狀況

確定型利益相關者：政策導致學科分布有所側重。斯高帕斯數據庫下設有4大門類：生命科學、健康科學、社會科學、物理科學。4大門類下有一級學科27個，二級學科334個。通過數據分析發現，收錄的我國期刊覆蓋27個一級學科，其中生命科學173種，自然科學571種，醫學177種，社會科學83種。近幾年新收錄的期刊涉及一級學科27個，其中醫學類期刊69種，農業及生物科學期刊23種，地球與行星科學期刊15種，工程14種，能源11種，環境科學10種，社會科學8種，藝術與人文科學8種。整體而言，我國被收錄的學術期刊覆蓋學科范圍較廣，但也存在學科分布不均、以理工農醫為主、人文社科收錄較少的現象。這一定程度上與我國政策上多次強調要加強基礎學科建設相關，如《關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見》提到“強化基礎學科建設，在數學、物理、化學、生命、材料、醫學等基礎學科方面遴選出一批優秀的期刊并做精做強”。

預期型利益相關者：國內出版社占比高，合作者多為國際知名出版社。通過對斯高帕斯中國學術委員會辦公室官網發布的相關數據整理2019—2022年斯高帕斯新收錄中國學術期刊獨立/合作出版情況表，具體如表3、表4所示。

從表3可知，2019—2022年我國被新收錄期刊數量呈快速增長態勢，尤其是中國大陸出版社被新收錄的學術期刊增量最快，由2019年的21種上升至2022年的93種，彰顯我國學術期刊的實力和國際影響力，成為學術出版“走出去”成效的重要體現。通過進一步分析可知，被收錄的中國學術期刊仍以國內出版社為主。從表4可知，我國學術期刊的國際合作對象主要是國際知名出版機構，如施普林格·自然、愛思唯爾、威利、泰勒·弗朗西斯等知名出版社，這說明我國在學術期刊“走出去”中善于借助國際出版社的品牌影響力。

潛在型利益相關者：數量整體呈上升趨勢，有助于文創產業發展。根據斯高帕斯中國學術委員會辦公室發布的《2021中國學術期刊分析報告：基于Scopus數據的統計分析》，整理出2011—2020年我國被斯高帕斯數據庫收錄的期刊數量變化，具體如圖1所示。

從圖1可以看出，近年來，我國被收錄的學術期刊數量整體呈上升趨勢，由2011年的508種增至2020年的853種；被收錄的刊數全球占比同樣呈上升趨勢，由2.5%上升到3.3%，說明學術期刊“走出去”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對于相關文創產業有較大借鑒意義。進一步分析發現，學術期刊整體雖呈上升趨勢，但是幅度相對較小，尤其是被收錄的期刊數量全球占比非常小，說明學術期刊“走出去”仍具有較大發展空間。

3 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的實踐：利益相關者的困境

自2003年我國實施出版業“走出去”戰略、2013年實施“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學術出版“走出去”數量與規模都取得了顯著成效，呈現“產品輸出—版權輸出—資本輸出”等齊頭并進的態勢。在此過程中呈現“走出去”有余、“走進去”不足的困境，并且“走出去”程度相對較低，未能針對不同利益相關方的訴求實施區別的“走出去”措施。

3.1 確定型利益相關者：存在國際國內市場需求沖突

政府層面：宣傳本國和他國比例的困惑。學術出版“走出去”之所以取得當下成果，離不開黨和政府的支持，如自2003年開始我國推出的一系列政策促進了學術出版“走出去”的勃興。我國出版政策目前多從經濟效益、文化影響力等層面衡量學術出版“走出去”對本國的收益，對他國能從中獲得何種收益宣傳較少，這或多或少影響了他國的積極性。此外，在發達國家出版企業主導的全球出版價值鏈與西方主導的輿論話語體系重疊的環境中，我國出版物被西方主流市場弱化、窄化、邊緣化，反映中國思想與當代價值的作品被視為我國政府的宣傳工具[7]。以上都阻礙了我國學術出版高質量“走出去”。

作者層面：同質化生產與個性化需求的沖突。學術出版是人類學術成果記錄、傳播與共享的重要渠道，是認可學術成果、展開學術爭鳴、推動學術創新的重要平臺[8]。作為學術內容生產主力軍的科研作者，對推進學術出版“走出去”起著關鍵作用。在當今“內容為王”的時代，缺乏優質內容，任何新穎的形式難以持續存在。然而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目前存在同質化生產與個性化需求的沖突：一方面，在內容作品上，存在以介紹和反映我國為主，甚至為了更方便地“走出去”，大量的哲學社會科學或科技類作品存在同質化現象，對于國際讀者的個性化需求缺乏了解；另一方面，語言差異導致英文著作原創力不足，我國大部分科研作者生產的學術作品以中文為主，尤其是當下國際知名數據庫以英文為主的現狀，迫使學術期刊“走出去”急需考慮國際受眾語境需求。且由于各國政治、經濟、文化存在一定的差異，一味輸出本國暢銷的學術作品容易水土不服，難以獲得滿意的效果。

3.2 預期型利益相關者：國際間合作力度不足

出版機構：數量少且國際化程度低。學術出版“走出去”過程中出版機構是預期型利益相關者，對“走出去”發揮較為重要的作用。從我國圖書海外館藏數據可知，一方面，我國學術出版機構內部合作力度不強，且較少在國外成立分支機構；另一方面，國際合作力度不足，從我國被國外數據庫收錄的期刊情況可知，與國外出版機構合作占比較低，導致面對國際知名出版機構的競爭時往往處于劣勢。同時，我國出版機構國際化程度低還與出版機構缺乏高精尖翻譯人才有關。學術出版是對學科專業研究成果的出版，對翻譯人才而言，不僅需要懂得語言知識，更需要掌握一定的相關學術知識，否則那些晦澀難懂的專業學術用詞難以翻譯出來。諸如葡萄牙語、西班牙語、德語等小語種翻譯人才則更為短缺。

讀者服務：知識服務與商業性利益間的割裂。知識服務是建立在新一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的新型數字出版服務形態，充分發揮大數據、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的賦能作用，實現內容與先進技術的緊密結合[9]。學術出版“走出去”一方面可以讓我國學術成果、發展經驗與世界共享，讓國際讀者享受知識服務；另一方面“走出去”可以實現傳播學術知識的同時提升我國國際影響力。但是，現實情況是“走出去”需要借助一定的平臺，而平臺的創建及管理維護需要相應的費用。因此，在實踐過程中，平臺的趨利特征容易忽視知識服務的重要性。如亞馬遜“中國書店”，成立于2011年，上線品種達80萬種，經檢索發現可售學術類圖書中國文學和科學與技術作品數僅分別為35本和20本，且與國內圖書電商平臺不同，大多數圖書缺乏視頻展示，評論數量少，缺乏雙向反饋機制。

3.3 潛在型利益相關者：利益共同體意識欠缺

文創產業：對學術出版“走出去”認識不足。學術出版“走出去”不僅對出版行業有重要意義，對諸如影視劇、網絡文學、游戲產業等相關文創產業而言也頗具影響。我國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經濟交流不斷增強，經濟實力不斷上升。與此同時，文化軟實力及競爭力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學術出版“走出去”是提升文化影響力的重要方式；對影視劇、游戲等產業而言，“走出去”同樣也是參與競爭的有效方式。文創產業與出版行業類似，都是基于本土文化誕生的產物，在語言、表達方式、內容特色方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近年來，我國網絡文學已成為向海外傳播中華文化及建構國家形象的文化產品，在內容全球化、本土化、民族性三者之間保持了平衡[10]，但同時存在作品質量低下、缺乏優質國際市場體系、粗放式發展等問題。相對而言，學術出版“走出去”在宏觀層面的戰略制定、內容質量上有保障，值得相關文創產業借鑒。整體而言，學術出版“走出去”與相關文創產業是相輔相成的利益相關者。

社會群體：共同體觀念未形成。人類命運共同體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范疇，強調以維護人類共同利益為邏輯起點，推進人與自身、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解為價值旨歸[11]。學術出版“走出去”實質上是將人類發現與創造的知識傳播給世界，讓全人類共享學術成果，是學術利益共同體的體現。然而，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整體質量不高，甚至遇到不少障礙，這與未能形成學術利益共同體的觀念有關。一方面，在實施學術出版“走出去”中存在一些錯誤觀念，如出于炫耀中國文化而片面夸大學術成果；另一方面，在面對“走進來”的學術知識，部分國家出現一味排斥的態度，甚至主觀認為這是“文化霸權”。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長期以來形成的西方中心主義的學科話語體系使其面對發展中國家的學術成果時，在意識與行動層面都表現出較強的抗拒心理。

4 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策略：利益相關者的路徑建構

4.1 確定型利益相關者層面：平衡多方利益，增強“走出去”動力

政府：價值宣傳上重視國內國際雙市場訴求。目前，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戰略主要依賴政府政策推動，政府發揮著頂層設計者作用。然而推動學術出版“走出去”除了政策方面支持外，還需在價值宣傳上重視國內國際雙市場的利益訴求，國外對于我國“走出去”的學術作品接受度及評價相對較低，很大程度上是未能客觀認識“走出去”對于他國的益處。因此，為更好地推動學術出版“走出去”，傳播方面應更加側重對國外的有利影響，強調學術出版“走出去”是共贏戰略。一方面，主流媒體在宣傳上要從全球化視角向世界強調學術出版“走出去”的本質，傳播渠道上借助社交平臺的傳播優勢提升傳播效果，內容方面以學術知識普惠大眾為切入口；另一方面，國內科研人員在研究學術出版“走出去”時學會從他方視角出發，無論是政策解讀，還是策略提出，考慮從雙方視角出發，促進雙方對“走出去”戰略的了解。

作者：立足原創生產，優化傳播環境?？蒲凶髡邉撟鞣矫鎽⒆阍瓌?，凸顯自身特色，在學術內容生產方面突出本國優勢與特色，堅持本土化生產。在面對不同國家時，需要有所側重，并依據當地文化特征進行創造。

第一，東南亞國家。東南亞國家與我國有地緣基礎，且深受佛教文化和儒家思想影響，是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的重要國家。如越南對于中國中醫藥相關學術內容很感興趣，且側重在傳統中醫實踐，那么在“走出去”時需要對當地開展有針對性的調研，將關于傳統中醫著作有效地傳播出去。針對越南國家的需求，一是可以呼吁大量科研作者生產關于傳統中醫知識的著作；二是可以依據目前已存在的傳統中醫實踐著作進行統一匯編，選擇優秀作品并對其著作展開翻譯。

第二，東亞國家。近年來，東亞文化交流渠道日益拓寬，區域間文化交流與合作展現良好發展勢頭。推動學術出版“走出去”應針對不同國家的特色進行內容創作與出版，認真開展前期調研工作，對當地受眾的閱讀需求及習慣進行分析。如2016年11月，我國學者張學智的《明代哲學史》韓譯本由韓國耕智出版社出版發行，該書圍繞明代佛教、道教與儒學深入闡發關于動靜、中和、先天與后天等哲學問題，對同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引起共鳴，該書獲得良好的經濟和社會效益。

第三，歐美國家。歐美國家在出版產業方面長期處于主導地位，領先于其他國家，且在歷史背景、政治經濟、語言風格等多方面與我國有著不可忽視的文化差異，學術出版“走出去”需要正視文化多元性，有針對性地開展“走出去”策略。一方面，應加強區域國別研究，有針對性地對學術圖書受眾開展調研，力求文本敘事本土化，減少文化折扣。如2014年獲“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資助的葛兆光的《宅茲中國：重建關于“中國”的論述》英譯本于2018年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旗下的貝爾納普出版社（Bellknap Press）出版，目前藏有該書的全球圖書館已經達到345個[12]，彰顯了精準把握當地市場需求的特色；另一方面，面對歐美國家市場，學術出版“走出去”可以采用培育代表城市方式，借鑒歐美國家版權“走出去”路徑，以點帶面來推動學術出版“走出去”。我國可以依托城市特色培育“走出去”城市，如廣州可借助地處粵港澳大灣區優勢，在內容創作上集中南粵大地的歷史、人文、科技等學術內容，將學術出版“走出去”推進到歐美國家的舊金山大灣區、紐約大灣區等。

4.2 預期型利益相關者層面：重塑合作關系打破單邊作戰局面

出版機構：推動與國外出版機構建立合作關系。學術出版“走出去”除了需重視選題、內容等方面外，還需推動出版社與國外出版機構建立良好的合作關系。無論是學術圖書還是學術期刊，在“走出去”中都需要提高合作力度，包括國內出版社內部合作以及國際間的外部合作。如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自2018年來在保加利亞、波蘭等地建立了10多個海外編輯部，目前已與700多家國際出版機構和300多位海外作者建立了合作[13]；再如，2019年11月我國科學出版社完成對法國科學傳播出版社（EDP Sciences）的收購，搭建了科技出版從“走出去”到“走進去”的橋梁[14]；此外，科學出版社作為“中國圖書對外推廣計劃”的首批成員，平均每年輸出圖書150種，項目多次獲得“中華學術外譯工程”“中國文化著作翻譯出版工程”等資助，是科技出版“走出去”的領頭羊。與國外出版機構建立合作關系還可以通過參加國際書展的形式。

讀者服務：技術賦能優化平臺服務力。在數字化閱讀時代，價值生成過程應該從生產者為中心轉向以客戶為中心，從知識資源工程建設轉向知識服務體系建設，增強內容產品的體驗性、互動性、便利性、定制性和數據可檢測性[15]。目前國際主流學術資源平臺以歐美國家出版商創建為主。面對這一現象，我國學術出版機構應學會“變道超車”，運用數字技術創新產品形式，拓寬傳播渠道，創新服務形式，率先占領周邊國家，尤其是“一帶一路”共建國家的數字出版市場。此外，還可以轉變意識，由經營出版產品向經營用戶轉變，主張為廣大用戶提供信息服務，可運用大數據、物聯網、5G等新技術構建用戶畫像，進而提供更為精細的服務。從傳統學術內容生產向行業信息服務、行業智庫服務、行業定制化專題研究服務轉型[16]。

4.3 潛在型利益相關者層面：共建利益共同體，促進“走出去”進程

文創產業：資源共享發揮集群效應。學術出版“走出去”對于相關文創產業有一定的利益關聯，尤其是在大力推動中華優秀文化“走出去”的當下。一方面，文創產業與出版業可以依托各自行業特色簽訂相應的合作協議，在信息互通、內容共享、資金共籌等方面發揮集群效應；另一方面，學術出版“走出去”可以借鑒電視劇、網絡文學、游戲等“走出去”的優秀經驗，通過版權輸出、項目分成等方式來提升傳播力。

社會培養：創新人才培養方式助力“走出去” 。出版學屬于應用文科范疇，出版人才培養單靠高校出版學專業難以勝任，它需要出版“政產學研用”多方協同聯動才能完成[17]。推動學術出版“走出去”需要重點把握人的主體性，即人在此過程中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通常來說，推動學術出版“走出去”主要需要懂經營管理、內容編輯、高水平翻譯三方面人才。

第一，經營管理人才。學術出版“走出去”需要一批精通其他國家出版業務的經營管理人才，為“走出去”提供人才支撐。目前，我國大多數新聞出版單位是市場主體，所以需要考慮經濟效益的問題，否則“走出去”難以持續。創新人才培養方式需要注重提升出版人才的經營管理能力，學習借鑒其他高校的培養方式，如暨南大學出版專業碩士點專門設置了“版權運營與管理”方向，此外還開設了“國際版權貿易”“知識產權”等提升經營管理能力的專業課程。

第二，內容編輯人才。學術出版“走出去”需具備一支熟悉學術發展趨勢、高超選題策劃能力的優秀內容編輯隊伍。學術出版“走出去”需要出版機構對內容選題策劃及編寫有精準的了解，不僅需要高超的專業素養，同時還需有全局觀念。如南昌大學依托江西省紅色資源，在出版碩士培養方面設置“紅色文化”課程，開設“蘇區文化出版”培養方向，為培養具備特色的內容編輯人才提供了動力支持。

第三，翻譯校對人才。推動學術出版“走出去”，無論是學術圖書還是學術期刊都需要考慮語言翻譯的問題。假如將“一帶一路”共建國家作為學術出版輸出國，加上當地的民族語言，語言種數多達2400種[18]，且讀者所處的文化背景和閱讀需求存在差異，這無疑加劇了翻譯難度。因此，一方面，可以考慮與共建國家的孔子學院合作，降低翻譯成本與難度；另一方面，出版社可以培育自己的海外譯者群、作者群，依托海外譯者及作者來翻譯我國學術出版物，如中國翻譯研究院、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聯合啟動“海外翻譯與傳播應用能力培養計劃”深化了我國對外出版、文化交流的溝通合作。

5 結 語

學術出版是國家思想創新、科技創新的直接表現，是國家文化軟實力的重要載體。2023年是我國踏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重要一年，做好學術出版“走出去”具有特殊意義。我國應立足實際，通過平衡多方利益增強動力、重塑合作關系、共建利益共同體三方面來推動我國學術出版“走出去”，以書為媒講好中國故事、凸顯中國精神、體現中國價值，讓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更加鮮亮。

注 釋

[1]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 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在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EB/OL].[2023-01-31].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 5721685.htm

[2]Freeman R E. Strategic Management： A Stakeholder Approach [M]. Boston：Pitman Publishing Inc，1984：6

[3]Mitchell R K， Agle B R， Wood D J. Toward a theory of stakeholder identification and salience： defining the principle of who and what really count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7， 22（4）： 853-886

[4]李瑾，盛小平.利益視角下的學術圖書開放獲取出版模式研究[J].圖書情報工作，2017，61（3）：39-46

[5] 徐立萍，牛夢巍.科學評價視角下我國學術圖書走出去現狀與思考[J].中國出版，2021（5）：60-64

[6]范軍.“中外學術出版交流互鑒”專題研究[J].河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60（1）：136

[7]王松茂，羅芮.我國出版業高質量“走出去”的價值鏈構建問題研究[J].出版科學，2021，29（3）：34-41

[8]吳平.學術出版的價值與意義[J].出版科學，2019，27（6）：5-8

[9]李婷婷.知識服務視角下融合出版的創新實踐與思考[J].中國編輯，2023（3）：64-68

[10]郭瑞佳，段佳.“走出去”與“在地化”：中國網絡文學在泰國的傳播歷程與接受圖景[J].出版發行研究，2022（9）：88-95

[11]田鵬穎，陳飛羽.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價值追求與戰略選擇[J].江蘇社會科學，2022（4）：1-8+241

[12]諸葛蔚東，馬晨一，劉明.中華學術外譯項目英文版圖書海外影響力分析：基于OCLC館藏數據庫的考察[J].出版科學，2023，31（2）：105-112

[13]國際合作部.外研社攜千余種精品圖書亮相2023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EB/OL].[2023-06-12].https：//www.fltrp.com/c/2023-06-12/519219.shtml

[14]王璐.我國科技出版“走出去”路徑規劃與實施：以科學出版社為例[J].出版科學，2021，29（5）：14-22

[15]朱松林.出版業服務化轉型路徑與用戶數據測量[J].出版科學，2019，27（2）：26-29

[16]宋嘉庚，郝振省.出版融合背景下學術出版“走出去”的路徑選擇[J].出版參考，2015（14）：6-8

[17]方卿.強化出版人才培養 服務出版強國建設：學習黨的二十大報告之“人才篇”[J].出版科學，2022，30（6）：1+76

[18]楊亦鳴，趙曉群.“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語言國情手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7：1

（收稿日期：2023-03-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