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蘇州潘氏的京城仕途與宗族榮衰

張淑賢

清延明制，主要通過科舉選拔漢族人才。在此政策之下，地方大族積極通過科舉實現入朝為官的目標，以延續和壯大本族群體。來自大族的為官者不僅顯著增強本族在地方社會的實力與聲譽，而且對國家政局產生不同程度的影響。清代號稱“貴潘”的蘇州潘氏宗族即以科舉起家，成為名動海內的官宦世家。從乾隆朝到光緒朝，該家族共有9位進士，其中6人做過鄉會試的考官，尤其是潘世恩、潘祖蔭祖孫二人多次出任鄉會試考官、殿試考官與朝考大臣等，門生故吏遍天下，在清晚期政壇有一定影響。

目前學界對清代蘇州潘氏宗族在京官員的研究，集中于其代表性人物潘世恩、潘祖蔭祖孫二人身上，研究重點在家世生平、為官政績、文學成就等方面，相較而言，對他們為官之道、為國選才的特點、成因，以及通過反哺以延續家族發展等方面著墨較少。本文運用《大阜潘氏族譜》《蘇州博物館藏晚清名人日記稿本叢刊》和潘氏宗族詩文集、年譜等資料，對潘氏祖孫二人的仕途經營與時局影響進行長時段的考察，以深化對清廷政治生態及其與地方宗族互動的認識和理解。

一、潘氏一脈相承的經世之學

貴潘一族始于唐末，原居安徽歙縣篁墩，元末明初遷至安徽歙縣孝女鄉大阜山南，是為大阜潘氏。從此家族迅速繁衍，由最初的五派、八派、十一派，至清順治年間，已有二十余派，成為當地望族。明末清初，二十四世潘仲蘭往來江浙經營鹽業。二十五世潘景文子承父業，并于康熙五年(1666)以商籍入杭州府學，后定居蘇州，是為遷蘇始祖。潘景文購買明宰相申時行宅邸，榜其室曰“研經堂”。從此，讀書應舉成為“訓族第一事”，蘇州潘氏通過科舉弋取功名，逐漸靠近權力中心，走向成就“貴潘”之旅。在這漫長的旅程中，除應舉外，潘氏宗族始終堅持以“經世致用”的思想訓導子孫，奠定了家族長期興盛的基礎。

潘氏遷蘇后，在思想和生活方面恪守程朱理學，在實踐中擯棄空疏之風，尊崇實用主義精神。二十七世潘暄認為，讀書要讀“有體有用之學”，“惟朱子此書盛行于宋時而便習，民間鄉鄰風俗之美，相與群居不亂，蓋恃是一線耳，不可不講也”。[1]40二十八世潘冕奉其母“集宗族于躬厚堂(在馬醫科巷)，行朱子家禮”，平時“教諸子以通經史，知世務為要”。[1]40二十九世潘奕雋課讀潘遵祁、潘希甫，強調讀書為文與立身為國的關系：“國家之所以取士者，文也。士之所以報國者，不得徒事文也。徒事于文，文必不工?！盵2]13潘奕藻亦“不屑屑為詞章之學”。潘奕基提倡應讀有用之書，教讀兒子潘世榮、潘世恩科舉制藝的閑暇，一起閱讀史書和朱子學書籍。潘世榮“案頭常置宋儒語錄，時時披覽?！盵3]12潘世恩隨手摘錄史書中關于“事親事君立身之要”，以備時時參照。探花潘世璜究心于性理之學，在與其父潘奕雋共同管理家族藏書樓“三松堂”時，“每日閱二程遺書及宋明諸大儒語錄，手自鈔綴，并抒心得”[3]12，纂輯出《不遠復齋遺書》與《不遠復齋雜鈔》。

潘氏除傳習程朱理學外，博覽史書，為經營仕途尋找歷史鏡鑒。潘世恩居家侍父期間，潘奕基勸勉他：“汝蒙圣恩高厚，宜補讀有用書?！盵4]41在此思想引導下，潘世恩勤讀史籍，將有裨功業的資料摘錄匯輯為《讀史鏡古編》。此書因注重實踐的精神，兩次被列入晚清學堂的古學書目，時人贊云：“科名只要逢時技，勛業須看《鏡古編》?！盵5]4他還輯錄宋元明諸儒經典語錄《正學編》，自周敦頤至李颙四十三家之言，先作小傳，述其治學歷程及對后世影響，再輯錄后世諸儒的評價，目的是“守此一編，朝夕省覽，悉心體味，自有入處。他日居官，亦不至漫無把握矣”[6]5970。不僅用于警醒自己，且用來教育子弟門生。潘世恩官場順暢，得益于自幼閱讀史書，因而在家訓中稱：“讀史所以長識見、資閱歷，治亂興衰之故，賢奸邪正之分，了然于胸，足以考鏡得失，臨事乃有把握。若徒摭拾浮華，自矜淹博，玩物喪志，何足取耶？”[6]5968

潘世恩對子孫亦以經世實學相勸：“多讀有用書，增長識見，勿自滿也?！钡拦馐哪?1834)潘曾瑩中舉后，潘世恩勸勉道：“此后宜益努力經書，講求實踐，不可存自足之念?！钡拦舛荒?1841)，潘曾瑩中進士后被選為庶吉士，潘世恩又教導他說，在翰林院期間公務少，正是涵養心性補讀有用之學的最佳時期；“翰林為國家儲才之地，文章經濟皆出其中，宜益留心經世之學，以待設施。勤以積學，嚴以立品，端其志向，勿負清班。勉之，慎之”[6]5971；結合當前所任官職，讀有用之書，并學以致用，否則“讀書不適用，徒多無益”。在潘世恩的訓導下，四子皆不墮家聲。潘曾瑩中進士后走向仕途，將潘世恩生前訓誡子孫的語錄匯編為《潘文恭公遺訓》，傳承潘世恩倡導的立身、求學、為人的品德修養和家訓家風。潘曾瑋雖未考取功名，卻也是經世致用的實踐者。他在家鄉發展實業，咸同戰亂中，為保護蘇州而積極奔走。同治年間，為《正學編》作疏并付梓，序言中寫道：“竊謂正學明則人心正，教化興，風俗盛，政治隆。內而天德，外而王道，一以貫之?！盵7]166潘氏宗族尊崇理學并非對經典的考據，而是明法度、敦篤行，將之作為修身的參照并付諸實踐。

清前中期辭章、訓詁、考據興盛，嘉道以后，社會矛盾日益激化，有識之士批判繁瑣的考據學和空談心性的理學，倡導讀書治學應與社會現實相聯系。學者擯棄漢宋之分，提倡有用之學。清代中晚期，社會有識之士要挽救處于內憂外患的國家，借助于《公羊春秋》的學說變革，公羊學說成為 “求變”的理論支撐。潘祖蔭既有家學傳統淵源，又通《公羊春秋》，其學術思想不拘泥于漢宋，經世致用成為潘祖蔭為官施政的重要原則，并影響江標創設新式學堂?！巴忾g，承龔、魏余風，今文經學盛行，許、鄭之誼遂微。公益從而左右之。元和江標出其門，視學湘中，創設時務學堂，益務張‘新周改制’之說，固清季學術變遷之一大關鍵也?！盵8]546潘氏宗族在培養后代學習科舉制藝、求取功名的同時，更注重培養家族子弟的實學理念，加強實用性知識的學習，并運用在社會實踐中。

二、家族生存的為官之道

潘氏宗族的為官之道是謹言慎行、保持獨立。清朝中期，潘氏宗族通過科舉考試步入朝堂，此時正值“乾隆、嘉慶之際，人尚才華，士鶩高遠，故大行皇帝斂之以鎮靜，以變其浮夸之習?！苯y治者對言論思想的控制，讓文武大臣“循循規矩準繩之中，無有敢才智自雄，鋒芒自逞者?！背霈F了“有守者多，而有猷有為者漸覺其少”[9]4-5，如曹振鏞等。除此之外，統治者對于漢族官員的猜忌，滿漢朝臣權力地位的差異等因素，使潘氏在朝官員“以畏葸為慎，以柔靡為恭”。

潘氏宗族雖汲汲求取科舉功名，但也懂得潛在風險。潘冕曾說，“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汝曹不可不慎?！盵1]3潘冕雖要求子孫積極參加科舉考試，努力改變自身階層，但是并非求顯達功名?！熬┎芄┞?，無礙讀書。吾愿汝曹為本分官，不愿汝曹為炙手官也?！盵1]3乾隆三十四年(1769)，潘奕雋中進士開始，潘氏宗族步入朝堂。光緒十六年(1890)，工部尚書潘祖蔭去世。光緒十七年(1891)，貴州巡撫潘霨辭職歸里，潘氏宗族離開朝堂。一百余年中，潘氏宗族仕途顯達，與其為官謹慎有不可分割的關系，而這份謹慎也是潘氏宗族為官之道的教訓與經驗的總結。

潘氏第一位進士潘奕雋因殿試遲到被降為三甲，為官二十余年沒有升遷，在失望中辭官歸家，將謹慎為官的經驗傳予家族后來者。乾隆三十四年(1769)己丑科殿試，潘奕雋本位列第七，但因禮部官員失職導致潘奕雋引見遲誤，因而被降為三甲末。位列第十的常熟季學錦，原定為一甲第三名，也因禮部失職，引見不到，降為三甲末。乾隆五十三年(1788)，內閣侍讀缺出，首席軍機大臣阿桂認為，潘奕雋久不升遷，京察一等，又數度扈從圣駕，意將空缺給予潘奕雋。時位在阿桂之下的和珅提出拈鬮之說，并將侍讀之位給予他人。潘奕雋未在自己的詩文中記載此事，但從張塤的《聞榕皋與人執論資俸故寄此詩》得知，潘奕雋試圖為自己的權益爭執過，但未能改變結果。潘奕雋后被調為戶部貴州司主事，旋即，乞假歸家?！棒⒑翀晁帋追t，病思鄉心逐斷鴻。天祿石渠慚素食，泉清松茂本家風。丹爐弄火功宜密，青史標名志己空。最是扁舟情味好，淡煙濃靄綠楊中”[2]10，潘奕雋再不復出。

潘世恩歷侍四朝皇帝，為官五十余載，其謹慎源于清朝中后期朝廷環境的影響，家族經驗、父祖輩教導、師友同僚的影響。潘世恩少年時就接受“慎密”的培養。老師蔣華不僅在科舉考試上獨有良法，“為文主于詞達，理舉不茍為炳炳烺烺，游其門者取功名如拾芥”[10]704，還培養學生的自省習慣。每月逢五、十，作詩賦、文章之外，要求“手書功過一編，晝之所為夜必書之，不可書者不敢為也”[10]704。

潘世恩進入仕途后，受紀昀影響較深。乾隆五十八年(1793)，潘世恩中得狀元，殿試讀卷官為紀昀，潘世恩以師尊之。紀昀曾給潘世恩的硯臺題記時勸誡到，為人處世勿鋒芒過露，“黝黝其色作作芒，取墨則利穎亦傷。嗟包孝肅豈不剛，我思韓范富歐陽?！盵11]11時人對此多有批評，認為紀昀的消極心態影響了潘世恩此后的為官之路，卻不知紀昀被統治者視為文學“娼優”的屈辱。乾隆帝北討南征，多次出京巡游，國庫財力不支，巡游地民不聊生，許多朝臣拼力阻駕。乾隆帝斥責時任協辦大學士的紀昀，“朕以汝文學尚優，故使領四庫書，實不過以倡優蓄之，汝何敢妄談國事！”位列協辦大學士尚且以“倡優蓄之”，何況其他群臣，紀昀無地自容。尹會一視學江蘇后回奏，“陛下幾次南巡，民間疾苦，怨聲載道?！鼻〉蹍柭曊a之曰：“汝謂民間疾苦，試指出何人疾苦。怨聲載道，試指明何人怨言?！币鼤弧拔┯凶苑?，免冠叩首已耳，乃謫戍遠邊?！弊源巳撼检o默。[12]130

潘世恩對待君主從不逾矩，謹慎克制的守好自己的官職本份，饒是如此謹慎，也因不合請假規范而被訓斥降職。嘉慶十九年(1814)三月，潘世恩署吏部尚書，其母黃夫人于六月初四日去世，潘世恩回鄉服喪。嘉慶二十一年(1816)潘世恩服闕后，念及父親潘奕基已有七十二歲高齡，長兄潘世榮出嗣潘奕藻，長子潘曾沂即將北上參加會試，次子潘曾瑩、三子潘曾綬年幼未曾教養，于是上奏乞養?！俺寄挲X正壯，犬馬之報方長。而臣父精力漸衰，烏鳥之情更切?！钡螒c帝認為，潘世恩是一品大員，其父潘奕基不是危在旦夕，應該親自到京當面請假，而遞折請假過于輕率?！敖褚吝戎辉企w察伊父精神，迥不如前，并非疾病沉篤，刻不可離。潘世恩來京往返不過月余。反憚于跋涉，輕率陳情，殊乖人臣之義?！币蚨鴮⑴耸蓝鳌爸禐槭汤?，準其終養。俟養親事畢來京，以侍郎補用?！盵13]3119潘世恩因沒有進京面圣請假而受到降級，讓他為官更小心謹慎。道光四年(1824)，潘奕基去世。道光七年(1827)，潘世恩服闕滿后進京，署工部左侍郎。道光十四年(1834)，賞給圓明園官房一所，計七十余間。潘世恩未經軍機處學習行走等低一級職位任職，直接授予軍機處行走。道光十六年(1836)，潘世恩和穆彰阿被任命為上書房總師傅，教授皇四子和皇五子。道光朝，潘世恩得到的多種賞賜、官職晉升成為先例。

潘世恩為官勤勉謹慎，統治者給予高官俸祿，但“晚年已請老矣，猶犯柄政者忌?！盵10]691-692道光二十九年(1849)，潘世恩已是八十一歲高齡，因保舉不當而受牽連，被降級留任且罷免上書房總師傅之職。許是潘世恩高齡思鄉，許是看透了帝王的陰晴不定，開始奏請開缺，多次上疏，但道光帝和咸豐帝皆不允。潘世恩在京去世，咸豐帝給予帝師厚葬，賞予陀羅經被，派怡親王載垣帶領侍衛十員前往祭奠?！耙翆O國子監學錄潘祖同著賞給進士，準其一體殿試；翰林院編修潘祖蔭，著以翰林院侍讀候補；監生潘祖保著賞給舉人，準其一體會試?！盵13]3125

潘世恩在家族為官教訓、師友經驗的影響下，養成了一生謹慎的特點。潘世恩進士及第后回鄉娶親，只有同仁作詩詞相賀，自己從未有春風得意之語，相較于袁枚的“忙殺蘭臺一枝筆，半修眉史半催妝”[14]19，非常低調謹慎。潘世恩下朝后回到家中，不與家人談論朝堂之事，經常獨坐或讀書練字?！肮匀霕薪?，小心謹慎，退直后焚香默坐，時手一編以自娛，從無一語及內廷事，故密勿論思，不孝等無由知而載之?！盵4]12寫給父母的書信多是職務外的瑣事，從不涉及軍機事務。同僚稱“密勿不言溫室樹，趨承記埽直廬床”，又將他比作孔光，“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道光帝屢有“大學士潘世恩，夙夜在公，勤勞備至，朕難以言喻”[13]3121一類的稱贊。咸豐帝稱其“服官五十余年，小心謹慎，克稱厥職?！盵13]3124-3125馮桂芬為潘世恩撰寫墓志銘時，對潘世恩的為政風格進行了精要的總結，稱其“性厚重不滯，洎入樞垣益慎密。十有七年之間，不與疆吏交一牘。上前所陳奏或有所論薦，非宣示終不以告人?！盵15]69

晚清政局動蕩，潘祖蔭在保持為官勤勉謹慎的基礎上，走出一條不同于潘世恩仕途的道路。潘祖蔭以探花入仕，與祖父潘世恩一致，為官謹慎，但又敢仗義執言，這是與其祖父潘世恩為官風格的最大差異。咸豐朝，潘祖蔭既不依附肅順，也不恭維奕讠斤。肅順看重潘祖蔭的正直，點撥湖南籍官員請他呈折保舉左宗棠。咸豐帝巡幸木蘭，奕讠斤監國，潘祖蔭擔心奕讠斤篡權引發朝堂震蕩，三次上疏阻攔咸豐帝。同治朝，慈禧罷免奕讠斤軍機大臣之職，潘祖蔭為穩固大局，聯名上奏保舉奕讠斤。潘祖蔭從朝政治國出發，雖言辭過激時而得罪同僚，但其是非分明、仗義執言的言行讓掌權者及同僚欽佩。潘氏宗族成員鮮言朝政，無論是出仕為官，抑或居鄉在家，少有評論他人及朝堂政事。他們的日記更像是工作手冊，體現宗族成員謹言慎行的特點。

三、以才為先的選官之策

潘世恩、潘祖蔭是潘氏宗族仕宦成就最高的人，二人在為國選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如潘世恩第四次任職會試正總裁，考出李鴻章、沈桂芳、郭嵩燾等，又保舉林則徐、馮桂芬等，皆是影響近代的名人。潘祖蔭保舉人才，以“國家不可一日無湖南，湖南不可一日無左宗棠”之言最具名氣。

(一)潘世恩的選才思想及貢獻

潘世恩為官慎密，書稿、日記中不記功過，世人無法真正了解其作為，因而在世時就備受批評。在清朝中后期的官場環境下，潘世恩能做到的就是“始終和而不流”。也正因他做事勤勉，謹言慎行，被四朝皇帝信任、重用、重賞。乾隆五十八年(1793)潘世恩狀元及第，在隨后五十多年的為官生涯中，“遍歷清華，洊躋顯要，九卿任其七，六部領其全”[4]3，擔任四次會試正考官，任兩次順天鄉試正考官、浙江鄉試正考官，出任云南、浙江、江西學政各一次，其他如殿試讀卷大臣、朝考閱卷大臣、散館閱卷大臣、教習庶吉士等多次擔任各種考試的考官?？芍^“取士以千數，名臣碩儒相望，視學有治聲”。[3]18

潘世恩的選才思想受到嘉慶帝、父親潘奕基和座師紀昀的影響。潘世恩出任過三次學政，皆在嘉慶朝。每逢出任，嘉慶帝皆在謝折上批語。

父親潘奕基和伯父潘奕雋對潘世恩出任學政也非常重視。他出任云南學政時，潘奕基寫信囑托，“汝蒙圣主隆遇，當盡心校閱，遴拔真才”[4]15。出任浙江學政時，潘奕雋提點他，“兩浙人文淵藪，汝膺重任，公正自不待言，尤宜矢以虛心。吾七試棘闈，知勤苦自好負才能之士，固有鐵硯磨穿皓首不得一第者。歐陽氏‘求其生而不得’數語。雖論治獄衡文者，亦當存此心，冀無愧耳！”[4]20潘奕雋是潘氏宗族第一個進士，潘奕基是三兄弟中唯一屢躓科場的人，二人對出任鄉試主考官的潘世恩都殷殷教導，叮囑其公正取士。

同樣對潘世恩取士有影響的還有紀昀。紀昀不但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訴潘世恩為官要低調謹慎，還告知自己做考官時險些犯下的錯誤。乾隆二十四年(1759)，紀昀出任山西鄉試主考官，看到一篇文章寫得非常好，于是想將其定為第一。但其他考官已評出了第一，建議將其放在第二名。紀昀則說，“若置第二，不如留作下次解元”，這名考生因而名落孫山。紀昀回到家將此事告知其父，其父批評紀昀，“汝少年得科第，視他人功名直如兒戲，第一、第二相去幾何？再遲三年，安知其別無事故耶？”[16]182-183紀昀聽后非常懊悔。幸而這名考生三年后再得鄉試第一，紀昀的內疚得以稍緩。紀昀告知潘世恩：“此偶然事耳，衡文者終當以姚安公之言為正?！奔螒c帝、紀昀和潘世恩的長輩都提醒他任職考官時要公平審慎，科考不僅關乎士子及其家族的命運，也關乎治理國家的人才選拔。

潘世恩除擔任考官、學政選取人才外，還通過保舉選薦人才。潘世恩最后一次舉薦非同尋常，其與穆彰阿出現激烈對抗，而被舉薦者后來對晚清時局變動產生了重要影響。穆彰阿深得道光帝的信任與重視，喜歡拉攏年輕有才的新進士或下級官員。他多次任職考官，結識京城內外官員與士子，漸漸形成以其為首的勢力集團，時人稱其為“穆黨”。道光三十年(1850)五月，咸豐帝登基后發布求賢詔令，潘世恩舉薦了林則徐、姚瑩、馮桂芬、卲懿辰等人。但林則徐和姚瑩是“穆黨”排斥的對象，遭到穆彰阿的極力反對。潘世恩據理力爭。咸豐帝懲治穆彰阿時，將此算作一項他的罪責?！芭耸蓝鞯缺Ａ謩t徐，伊屢言‘林則徐柔弱病軀，不堪錄用’。及朕派林則徐弛往粵西剿辦土匪，穆彰阿又屢言‘林則徐未知能去否’。偽言熒惑，使朕不知外事，其罪實在于此?！盵13]3169咸豐帝斥責穆彰阿，“暗而難知”“貽害國家”，將其革職，永不續用。潘世恩與穆彰阿作為漢滿大學士首輔共事十余年，潘世恩一直以溫和態度處之，此次保舉是第一次明確站在穆彰阿對立面。潘世恩的守拙與自保，緣于統治者的風格與朝廷環境。

(二)敢于直諫保才的潘祖蔭

當內憂外患同時發生，朝堂直諫、漢官地位出現變化，潘祖蔭采取不同于潘世恩的選才思路。他敢于直諫，呈現出自己的為官特色。潘祖蔭延續家族為官“守口如瓶，防意如城”之訓，做事認真，“戊申以后雖有日記，公家之事又皆慎而不言”[17]67。他的日記更像是工作日志，比如專門的“出差”記錄《秦輏日記》《沈陽紀程》等，記錄往返路程的所見、經歷及詩詞，少有關于來往書信的謄錄和同事間談話的內容。潘祖蔭為官非常勤勉，入南書房當值，“甫辨色即起，至官署恒在人先”。雖出身官宦家庭，但不講究排場，“輿馬甚敝，同僚多笑之，不屑也”。[8]345潘祖蔭與祖父潘世恩不同的為官特點在于直諫，“性坦率，重賢好士，見義敢為，初不計禍?！?。[8]345潘祖蔭保舉人才中最為有名是晚清名臣左宗棠。

清朝實行滿漢雙官制，但更重用滿人，直至晚清時期，地方漢督撫的權力不斷增大，使朝廷不得不重用漢官。咸豐朝共有六位軍機大臣，穆彰阿、祁雋藻、奕讠斤、文慶、彭蘊章、肅順。文慶、肅順雖是滿官，卻主張重用漢官。文慶向咸豐帝密奏，在國家危機重重之際，應“破除滿、漢藩籬，不拘資地以用人”[15]100。如曾國藩在江西屢敗，胡林翼在江南科場案失察等，二人沒有被降級他調，為文慶暗中相助。肅順從御前侍衛步步高升，拉攏載垣、端華等人在朝野形成“肅黨”。他雖通過政治手段掌控權勢，但對于漢官頗為重視。他曾說：“滿人胡涂不通，不能為國家出力，恇知要錢耳。國家遇有大疑難事，非重用漢人不可?！盵18]47-48在與太平軍的戰爭中，漢人督撫的權勢越來越大，朝臣讒言越多，咸豐帝忌憚越深。肅順賞識曾國藩、胡林翼等人的膽識與智謀，用政治手段予以保全，最為有名的是與潘祖蔭等人一起保住左宗棠。

咸豐九年(1859)，湖廣總督官文彈劾左宗棠。咸豐帝本就對漢官越來越忌憚，看到這封彈劾奏折，遂下密旨，“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盵19]13肅順知道左宗棠為駱秉章幕僚，在湘軍后方主持大局，若左宗棠被害，對前方戰局有害無利。郭嵩燾等人游走京城權貴，尋找門路營救左宗棠。肅順透露口風，必須有正直、敢諫言的朝臣上疏保舉，且此人不屬任何派系。受到指點后，郭嵩燾到潘祖蔭寓所，將此次事件來龍去脈告知，并強調左宗棠對于南方戰局的重要性。潘祖蔭本就惜才愛才，且此時太平軍已快打到家鄉江蘇。潘祖蔭聽后立即為素未謀面的左宗棠上了三封奏折，先說明江南戰績雖名為駱秉章，實際為左宗棠，“所向克捷，最稱得力。楚軍之得力，由于駱秉章調度有方，實由于左宗棠之運籌決勝，此天下所共見，而久在我皇上圣明洞鑒中也”[20]25。因左宗棠“為人負性剛直，嫉惡如仇”，“湖廣總督官文惑于浮言，未免有引繩批根之處”，遂產生嫌隙。對朝廷而言，罷免在籍舉人左宗棠，無足輕重。但是現在關系到前方戰事，“楚南事勢關系尤大，不得不為國家惜此材?！盵20]25

潘祖蔭的直諫對挽救左宗棠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他上疏后，湖北巡撫胡林翼也配合為左宗棠開脫，“名滿天下，謗亦隨之?！毕特S帝不知左宗棠是誰，也不知他對戰事的影響，但這么多大臣保奏左宗棠，讓咸豐帝心生好奇，于是詢問肅順。肅順答，“聞左宗棠在湖南巡撫駱秉璋幕中，贊畫軍謀，迭著成效，駱秉璋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盵19]13肅順還建議將保舉左宗棠的奏折都抄錄一份，連同諭旨一起寄送給官文，并讓他酌情辦理。咸豐帝及眾多大臣的奏折立即讓湖廣總督官文意識到左宗棠的重要性，自然再不敢針對他，因而草草結案。此次事件后，潘祖蔭與左宗棠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左宗棠自此平步青云，沒有讓保舉他的眾人失望，成為同光朝的重臣之一。左宗棠在陜甘總督任上，購入大盂鼎贈送給潘祖蔭，以報救命之恩。

潘祖蔭除保舉人才外，在同光兩朝還敢于彈劾朝中重臣，并為蒙冤者申訴。同治元年(1862)，勝保以欽差大臣之職督辦陜西軍務，入陜后每戰必敗，卻謊報勝仗。光祿寺卿潘祖蔭以“統兵大臣勝保貽誤大局”[20]59，請旨嚴查。查出勝保在陜西驕縱貪淫、冒餉納賄、擁兵縱寇等，被清廷革職處死，籍沒家產。光緒八年(1882)，陳寶箴受王樹汶案所累，官降三級，又被張佩綸參劾，稱其“日營營于承審各官之門，彌縫掩飾，不知遠嫌，其時即干物議”[21]1562。本著同罪同罰的意見，是司法公正的表現，但張佩綸無端指責陳寶箴的品行，引起陳寶箴不滿。他到時任刑部尚書潘祖蔭處申訴，潘祖蔭著手調查，后因丁父憂，無法繼續履職，移交至戶部尚書閻敬銘，后朝廷以“今既查無確據，自系傳聞之訛?！瓘埮寰]所奏自系得自風聞”[22]131，還陳寶箴清白。

潘祖蔭不僅在選才上仗義執言、不避權貴，還敢于直諫統治者，如阻攔咸豐帝“巡幸木蘭”，保奕？以穩定中外關系。咸豐帝執掌大統以來，國家的內憂外患就沒有停止過。登基幾乎與太平軍起義同步，執政的最后幾年，英法聯軍侵華。咸豐十年，英法聯軍打到通州，咸豐帝慌忙要到木蘭坐鎮。咸豐帝的五弟奕誴、七弟奕譞到圓明園阻止，希望咸豐帝能與軍民同守，決一死戰。百官紛紛上奏，要求皇帝留守北京。潘曾瑩和潘祖蔭叔侄上疏阻攔，“廿七日……彭中堂、潘祖蔭各遞封奏。六部九卿遞會奏，都察院堂官、五城御史遞連銜封奏，諫止巡幸木蘭也”[23]1544。八月初八日，僧林格沁連敗兩場，抵擋不住英法聯軍的進攻，咸豐帝匆忙從圓明園后門出逃。潘曾瑩因此事被革職，潘祖蔭備受打擊。翁同龢在日記中寫道，“伯寅方憂貧，意甚不樂”。同治年間，潘祖蔭參與到統治者之間的權力制衡中。同治四年(1865)，恭親王奕讠斤被彈劾，統治者意欲懲辦，下令群臣議奏。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潘祖蔭復奏，“重臣進退，關系安危，疏請持平用中，酌予轉圜，祛世人惑?！盵24]12416慈禧撤銷了奕讠斤議政王大臣和首席軍機大臣之職，改任其為軍機大臣行走，并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潘祖蔭行使了身為御史向統治者的勸諫之責，為穩固統治者內部權勢之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潘祖蔭敢于直諫的特點，受朝堂環境的改變和師友的影響。潘祖蔭步入仕途時，統治者需要改善國家內憂外患局面，相對清前中期，朝臣上疏直諫的緊張環境有所緩解。潘祖蔭從出生起在祖父潘世恩的庇護下長大，很多朝中大臣是祖父的門生或同事，有相對熟悉的社會關系網絡。潘祖蔭為賜舉人出身，對他影響較大的老師是陳慶鏞。陳慶鏞是道光十二年進士，由戶部主事遷轉御史，敢于針砭時弊、彈劾官員，為道光帝、咸豐帝所賞識，但得罪了不少同僚，后而辭官歸鄉。陳慶鏞精研漢學，服膺宋儒。潘祖蔭被賜舉人前跟隨其學習，陳慶鏞為官風格對其產生一定影響。

潘祖蔭是傳統儒臣，雖不是頑固派，但甚少接觸到西方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的新知識，也不了解西方國家的新發展，從而限制其為國為君培養選拔出更為優秀的人才。咸同時期，后世所稱的“洋務運動”逐步興起，奕讠斤、文祥、曾國藩、李鴻章等積極學習西方，興辦實業。此前，魏源、徐繼畬等人輸入西學。不過，潘祖蔭對西方文明無興致了解，也無意介入洋務，從而意識不到西方資本主義浪潮給中國帶來的深層危機。因此，潘祖蔭在舉薦、培養實務人才上乏善可陳。

四、仕進官員對宗族的反哺及其終結

潘氏宗族通過資助族中成員教育、救濟貧困人員、建立地方慈善機構等，維系其在地方較高的社會地位。潘祖蔭去世后，潘氏子弟再未有大規模進京參加順天鄉試者，亦未出現京官，潘氏原有的中央與地方的互動就此終結。潘氏宗族順勢而為放棄科舉功名，轉而經營實業，參與社會治理，維持家族在本地的聲譽。這既是家族因應國家的策略，亦是家族進行自我調試的結果。

科舉考試的成功是個人及其宗族在國家、地方事務中享有政治聲望和社會聲望的必要條件，通過科舉可以為其獲得社會地位與政治勢力。帝制時代的中國社會沒有“公共”學校，參加科舉考試是一場私人化教育成果的檢驗，需要家庭或宗族強大的經濟支撐?！敖M織良好的地方宗族能夠將社會、經濟實力轉化成教育乃至科舉上的成功，而這種成功也反哺了宗族在地方上的勢力，確保宗族在地方文化資源上的優勢地位?！盵25]11宗族子弟參與科舉考試謀取功名與仕途之階而成為精英人士，是家族內部成員的責任。

自嘉慶朝始，潘氏在京官員資助族中成員參加順天鄉試，提高鄉試中舉率。乾隆三十四年(1769)，潘奕雋中進士后，潘氏宗族由商籍改入民籍，融入蘇州社會。潘世恩于乾隆五十八年狀元及第，嘉慶十七年官至工部尚書。隨著潘世恩仕途顯達，潘氏謀求地利及官場側翼效應，潘世恩一支在鄉試中使用官卷。嘉慶二十一年，潘世恩長子潘曾沂中江南鄉試舉人，這是潘氏宗族首次以官卷中舉者。

道光七年(1827)，潘世恩舉家進京，除潘曾沂外，其余子孫皆被編入順天鄉試官卷。潘氏宗族子弟參加鄉試的考場從江南擴展至順天，不再局限于江南鄉試、浙江鄉試，而是積極北上參加順天鄉試。潘氏自康熙朝即有貢生，但從未有成員參加順天鄉試。士子參加順天鄉試，不僅需要貢監生的身份，還需巨額考費以支付旅費、食宿、筆墨等開銷。潘氏宗族雖有資助，但也離不開在京為官的潘世恩、潘曾瑩、潘祖蔭對族中成員參加順天鄉試的關照。有清一代，大阜潘氏宗族共有32位舉人，其中16人江南鄉試中舉(乾隆朝6人，嘉慶朝3人，道光朝2人，咸豐朝1人，光緒朝4人)，9人順天鄉試中舉(道光朝、咸豐朝、光緒朝各3人)，3人浙江鄉試中舉(乾隆朝2人，道光朝1人)，欽賜4位舉人(道光朝、光緒朝各1人，咸豐朝2人)。潘氏成員集中于道光、咸豐、光緒三朝參加順天鄉試，這時期共17人中舉，其中9人在順天鄉試中舉。順天鄉試的優越性、特殊性，使潘氏參加科舉的考場跨越了江南地域的局限，提高了潘氏宗族子弟的中舉率。

科舉是建立或維系個人和宗族的特殊的社會和文化地位。族人的科舉功名不僅是宗族的社會榮耀，還能為宗族帶來豐厚的資金回報。大量的資金回饋到宗族，資助族中成員的教育，建立義莊救濟貧困人員，正向的資金流動，促進宗族更加的繁榮。潘氏官員作為上層官僚士紳所得的俸祿，足以負擔家族開支和購買私田。高收入讓他們愿意犧牲流動的資產和利潤，選擇更為穩定和安全的土地作為投資重心，因而在家鄉擁有大量田產。

隨著經濟實力的提升，潘氏宗族的慈善理念得以踐行，逐步建立救濟鄰里的豐豫義莊和救濟本宗族的松鱗義莊。道光七年(1827)，潘曾沂請示其父潘世恩將家中的3500余畝農田捐出2500畝，建立救助百姓的豐豫義莊?！皩淅镏谢哪昶郊g，以及諸善舉之用”，救濟范圍大致涵蓋整個蘇州地方社會。除此之外，潘曾沂還興建義塾、收養棄嬰、興修水利等地方慈善措施，被譽為“道光時吳門第一善人”。潘曾沂救濟普通百姓的豐豫義莊早于本族的松鱗義莊，土地也多于松鱗義莊，這不僅在蘇州宗族中少見，在晚清江南慈善事業中也是罕見的善舉。

“許多宗族都會自動評估族中官員的財富，規定其捐獻的份額，并十分期待他們貢獻更多，促進宗族繁榮?！盵26]24潘氏松鱗義莊就是通過族中成員的捐助建立起來的。乾隆年間，潘氏“奕”字輩出現潘奕雋、潘奕藻兩名進士，但仕宦生涯很短，職位不高，潘奕基功名不顯，潘氏宗族的資產積累較少，無法建立本族的義莊。待潘世恩狀元及第步入仕途，功名顯著。潘氏成員才捐資籌建救濟家族成員的松鱗義莊，并在戰亂期間捐俸祿救助逃亡族人。潘氏的松鱗義莊位于蘇州城東的懸橋巷，始建于道光十二年(1832)，道光十七年(1837)落成，旨在向吳縣潘氏宗族成員提供救濟與資助。潘世恩秉承其父潘奕基之命，捐讀書田200畝；潘奕藻一支捐資2000兩白銀，義莊借此購入990畝土地；又有貢湖公潘冕初捐16畝，潘氏松鱗義莊田產共計2220余畝。咸豐年間松鱗義莊毀于兵燹，同治年間重建。潘氏族人捐資、捐田，通過松鱗義莊惠及潘氏族人，重振家族。戰亂期間，潘霨以俸祿救助流亡上海的族人，“恤族白金二千七百余兩，助葬七百余兩”。咸同戰亂后，潘霨捐資助修莊祠2000兩，助刻譜300兩，又加以讀書田200畝。光緒十年(1884)，松鱗義莊田產達到3235畝，光緒二十九年(1903)陸續增置義田至3460畝，光緒三十一年(1905)滬寧鐵路占用40余畝，剩余約3421畝。至1949年，潘氏松鱗義莊仍然存在，田產近2410畝，管理者為潘睦先(此時蘇州義莊僅存23家)。宗族通過族人捐贈，建立義莊并擴大資產，以此為宗族積攢更多的財富和資源，將其轉化為占據優勢地位的政治資源與文化資源，從而促進整個宗族的復興與蘇州區域社會的秩序重建?！暗搅说壑仆砥?，士紳不僅是道德典范，還要通過諸如調節地方爭端、照顧窮人和熱心慈善等具體方式，來為自己在地方志或族譜上贏得一個值得尊敬的好名聲?！盵26]26潘氏宗族在此時亦順勢而為。

太平天國運動后，潘氏宗族的經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族中成員損失慘重，逃亡上海期間，家族教育間斷，導致潘氏在科舉仕途上后繼無人。潘祖蔭去世后，潘氏子弟再未大規模進京參加順天鄉試，亦未出現京官，潘氏的交游圈由中央縮小至蘇州本地。加上科舉考試錄取率比較低，很多士子苦讀多年依舊不能高中，僅能獲得較低的功名或官職。隨著西方侵華勢力的增強，中央對地方統治的減弱，潘氏一些不得志的士紳轉向發展實業，不再將科舉考試作為唯一正途。

潘世恩第四子潘曾瑋科場不順，太平軍進攻蘇州之際，以辦團練、借兵會剿而揚名。其子潘祖謙以優貢生官至內閣中書，其父去世后，“決意進取，壹務利濟民物”。潘祖謙順勢而為放棄科舉功名，轉而經營實業，積累了一定的財富、聲望及社會影響力。他已不屬于清政府科舉下的產物，而是有了屬于自己及本宗族的獨立地位。潘祖謙在義和團起義時，會辦團訪，親定章程；蘇州商會成立后，兼任議董；辛亥革命爆發后，聯合蘇州士紳向程德全施壓，促成蘇州光復。此舉既是對清王朝統治者的不滿，亦是保護地方安定及自身家族利益的合理舉措。潘氏宗族基于對時局變化的深刻了解，逐漸降低了對通過科舉取得權力、財富和聲望的期待。尤其是1905年科舉制廢除后，潘氏宗族舍棄原有的教育方式，取而代之的是新式學堂和海外留學的畢業文憑，宗族成員接受教育的方式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在全族缺乏入朝為官者的情勢下，潘氏宗族不再是蘇州“貴潘”，轉而順應時局，尋求新的發展模式。

結 語

清代蘇州潘氏在宗族發展、子孫教育、為官從政方面，皆提倡實踐有體有用之學。潘氏初期以來往江浙經營鹽業起家，清初定居江蘇后，通過科舉考試入蘇州民籍。隨著潘氏科舉仕宦成績的提升，潘氏宗族躋升至江南望族行列?！翱N紳家非奕葉科第，富貴難于長守”，潘氏極力督促族中子弟讀書考取功名，維持家族名聲地位。但又深諳官場復雜、仕途險惡，為官以謹慎緘默為主，與權力中心保持一定的距離。潘氏宗族的為官謹慎之道，既有來自家族成員經驗教訓，亦有師友經驗借鑒。他們不與任何人談論朝堂之事，且不參與朝廷的派系之爭，深得歷任統治者信任，從而時常出任考官。

用人之道，選人之重，關乎國家發展。潘氏官員通過科舉走上仕途，他們不拘泥于制藝文章，用心研讀經世之學。在為國選才上，潘世恩、潘祖蔭祖孫二人改革了一些科舉弊端，讓科舉考試更為公正。同時，保舉了影響晚清政局的林則徐、姚瑩、馮桂芬、左宗棠等人，彈劾了勝保等貪腐官員，為朝廷貢獻一己之力。晚清時期的選才，應該著力在推動國家變革，這對國家及統治階層都有益處。潘氏官員久居北京，未能深入接觸到西方思想，視野的狹隘造成了思想的狹隘，也就造成行動上的狹隘，選才只能從傳統儒家角度出發，從而無法推動晚清政局的深層變革。

在傳統社會中，“家族要對個人負責，個人也要對家族負責?！盵27]12宗族成員中“一個人的發跡，不僅可以榮宗耀祖，而且可以光彩惠及全族?！盵27]11對蘇州潘氏而言，“為官”與“興族”密切相關，相輔相成，榮辱與共。潘氏官員對宗族的反哺，主要體現在資助成員參加科舉考試和建設義莊兩個方面。潘氏在京官員對宗族子弟參與順天鄉試的資助，提高了潘氏子弟的中舉率，才有“祖孫、父子、叔侄、兄弟翰林之家”，和“天下無第二家”的美譽。潘氏的在朝官員享有高俸祿，為家族積累資金與土地，也為建立兩個義莊，回饋宗族與地方社會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基礎。

晚清時期，隨著清王朝統治危機不斷加劇，諸多官僚士大夫用心于國計民生的經世致用之學。作為傳統士大夫的潘氏官員意識到社會矛盾逐漸加重，從豆丁瑣碎轉為憂患時局，為國家選優秀人才成為他們經世之學的重要實踐。但囿于傳統的士大夫情懷與知識系統，潘氏在京官員的選才策略從未涉及“洋務”，因而終未對振興清王朝產生奇效。

潘祖蔭死后，潘氏再無入朝為官者。而科舉停廢意味著儒家價值觀、王朝權力和士紳地位之“三位一體”結構樞紐功能的解體。以科舉入仕為重要支撐的蘇州潘氏宗族逐漸失去中央權力的依托，從“貴潘”淪為普通大族，從重視科舉轉為重視實業，另尋宗族發展的新模式。辛亥革命之際，他們無法獲得清廷的保障，只能自行設法在亂局中求生。以潘祖謙為代表的蘇州士紳雖功名較低，但對社會動蕩帶來的風險十分敏感，也足以看透清廷敗局難挽的命運。辛亥鼎革后，蘇州潘氏與政界無緣，族中成員各尋不同于前輩的新路?！百F潘”這一名門望族的背影漸漸消失在歷史的煙塵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