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出場邏輯、演進歷程與賡續路向

岳 奎,趙鶴玲,2

(1.中國地質大學(武漢)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武漢 430074;2.湖北師范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湖北 黃石 435002)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最大優勢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共產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最高政治原則?！盵1]6這是對“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高度凝練和理論表達。百年來,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完成了時代任務和歷史使命:爭取了民族獨立、獲得了人民解放、建立了新中國;帶領中國人民實現了從一窮二白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并在為實現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第二個百年目標而團結奮斗。歷史表明,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只有始終堅持黨的領導,才能保障國家政治穩定、經濟繁榮、民族團結、社會和諧。在實踐中,中國共產黨不斷總結歷史經驗,形成了一系列關于“堅持黨的領導”的立場、觀點、方法、行動與表達的表述系統。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黨的百年奮斗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進一步將“堅持黨的領導”作為黨取得偉大成就的根本原因和重要經驗進行總結闡釋。伴隨著不同歷史時期社會主要矛盾和歷史任務的變化,“堅持黨的領導”話語在內容上逐步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堅持黨對革命領導權”到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堅持黨領導一切”、從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演變。深刻剖析“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邏輯與出場,梳理“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生成與演進,總結“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路徑與遵循,對新時代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豐富與創新“堅持黨的領導”話語具有重要意義。

1 問題提出與文獻回顧

“堅持黨的領導”是百年來中國共產黨取得偉大成就的重要歷史經驗?；仡欬h的百年奮斗史,就是一部中國共產黨踐行初心使命,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建設、改革的歷史。中國共產黨帶領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并迎來了“強起來”的偉大歷史轉變。但中國共產黨對“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建構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堅持黨的領導實踐的發展,加之西方國家憑借其傳統優勢掌控國際政治話語權,對包括中國共產黨在內的廣大社會主義政黨進行話語壓制,并蓄意抹黑、污蔑中國共產黨,從而導致國內外出現諸多關于“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曲解與誤讀。新時代,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著力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創新對外宣傳方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增強在國際上的話語權”[2]197-198。在這樣的背景下,加快建構“堅持黨的領導”話語對于規避和破解西方話語霸權、牢牢把握“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解釋權,提升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形象具有重要價值。

目前,學術界主要從理論和實踐兩個維度對堅持黨的領導展開了研究。在理論研究方面,學者們主要圍繞堅持黨的領導的科學內涵、邏輯理路、價值意蘊等三個方面進行探討。一是科學內涵方面,有學者提出,黨的領導主要是政治領導、思想領導、組織領導,其中政治領導更具有主導地位[3]。還有學者認為,黨的領導是具體的、歷史的、發展的,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大致經歷了“引導、向導、帶領與示范”“領導核心”“領導就是服務”“黨是最高政治領導力量”的內涵演進[4]。二是邏輯理路方面,有學者從馬克思主義領導理論[5]、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思想[6]以及新時代黨的領導理論體系[7]等方面對堅持黨的領導進行理論與歷史溯源。有學者從時代背景和現實邏輯的角度分析新時代“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命題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指出新時代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是應對風險挑戰、實現“四個偉大”的必然要求[8]。三是價值意蘊方面,有學者從黨的領導與全過程人民民主[9]、依法治國[10]、基層治理[11]、中國式現代化[12]、中華民族偉大復興[13]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各項事業[14]的關系展開論述“堅持黨的領導”的重要意義。在實踐研究方面,學者們主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次進行探討。一方面,從宏觀層面梳理中國共產黨堅持黨的領導的百年歷程與歷史經驗[15],探尋黨的領導制度體系的邏輯結構與優化路徑[16],試圖構建堅持黨的領導的制度化規范化法治化模式[17],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另一方面,從微觀層面提出黨員干部要不斷增強黨的領導力[18],不斷完善和落實黨的領導。

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學者關注“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研究。例如,有學者從推進黨的領導入法入規,著力實現黨的領導制度化、法治化方面提出,要確立統一的黨的領導入法文本表達技術規范、健全黨的領導入法文本表達的審查程序、提升立法工作者的綜合素養[19];也有學者從黨的領導相關內容進教材的角度提出教材已成為意識形態斗爭的主陣地,要努力實現中國共產黨執政話語的課程化表達,提升學生群體對黨的執政理念和實踐的認同度[20];還有學者從列寧論黨的領導下報刊的基本功能總結出當代啟示,提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報刊工作必須堅持黨性原則、堅持社會主義辦報辦刊方向、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真理遵循規律[21]。但總體來看,專門從話語的角度宏觀研究堅持黨的領導的成果還不多。鑒于此,本文嘗試從話語邏輯、話語演變、話語策略三個維度闡釋“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相關問題,以期為解構西方政治話語霸權、進而推動建立與經濟實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政治話語權提供借鑒。

2 “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邏輯與出場

話語是思想的言語表達,是意識形態的特殊表現形式。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革命、建設、改革的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系統闡釋了“為什么要堅持黨的領導、怎樣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這一根本問題。因此,梳理“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邏輯理路,需要將其置于馬克思主義視域和黨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偉大實踐之中。

2.1 “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理論邏輯

一是堅持黨的領導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內在要求。黨的領導問題,本質是領導權問題。共產黨之所以能夠承擔起無產階級和人民群眾政治領袖的責任,是因為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以馬克思主義政黨的先進性為理論前提的。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產黨既具有實踐和理論上的先進性,又具有價值上的先進性?！霸趯嵺`方面,共產黨人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在理論方面,他們勝過其余無產階級群眾的地方在于他們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盵22]413在價值取向方面,他們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們是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他們掌握了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以及謀求自身解放的斗爭規律,更富有遠見,這正是黨的先進性所在。黨的先鋒隊性質決定了它只是由無產階級中的少數先進分子組成,然而,黨的事業是整個階級和全體人民的事業,不可能僅僅依靠先鋒隊孤軍奮戰,必須由整個階級乃至全人類共同奮斗。因此,堅持黨的領導就是始終努力把全階級和全體人民動員起來,把分散的力量統一起來,以科學的理論為指導,制定出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充分發揮黨的政治領袖作用和人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從而獲得社會主義革命、建設和改革等各項事業的勝利。

二是堅持黨的領導是無產階級政黨的歷史使命賦予的。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是推翻資本主義舊世界,創建社會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解放全人類。馬克思、恩格斯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深刻分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內在矛盾,指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并最早論證了在工業發達的國家,無產階級在經濟、政治等各方面的先進性和徹底性,做出“歷史的領導權已經轉到無產階級手中”[23]724、必須由無產階級政黨引領和組織無產階級用暴力手段推翻資本主義的統治、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重要論斷。然后“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22]421,進而實現全部生產方式的變革。隨后提出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有可能跨越“卡夫丁峽谷”的構想。在此過程中,無論是奪取政權的斗爭,還是取得政權以后進行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出于革命策略的考慮,無產階級可以而且有必要在一段時間內與其他階級結成聯盟。但在這個聯盟中,無產階級政黨必須獲得獨立地位并努力爭取領導權,而不應當隸屬于任何其他政黨。列寧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無產階級領導權的基本觀點,領導無產階級進行革命實踐,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實現了無產階級政黨執政的政治理想,開創了世界歷史上由一個新階級實行統治的新時代。這個階級在一切資本主義國家里備受壓迫,如今卻團結起來戰勝了資產階級、走向了新生活。歷史表明,只有堅持黨的領導,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才能最終取得革命的勝利。

三是堅持黨的領導是復雜國際形勢下堅決同各種思潮斗爭的客觀需要。19世紀末20世紀初,自由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落后的俄國不僅在經濟上遭到了美國、德國等資本主義國家的惡意封鎖和打壓,而且在思想上也遭到了各種文化思潮的質疑和責難,布爾什維克黨遭遇了孤立。為了防止各種錯誤思想對革命運動的誤導,列寧從俄國革命實際出發,撰寫了一系列文章從理論上揭露并批判了機會主義、修正主義、社會沙文主義、改良主義等一系列主張放棄無產階級政黨革命領導權的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初步形成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思想,奠定了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基礎。在《怎么辦?》一書中,列寧深入批判了經濟派崇拜工人運動的自發性、無視無產階級運動的政治任務、否認黨的領導作用的觀點,為新型無產階級政黨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礎。通過一系列論述,列寧對于新形勢下如何重建真正的無產階級政黨有了明確的主張,并指出,“如果布爾什維主義沒有在1903—1917年預先學會戰勝孟什維克,即戰勝機會主義者、改良主義者和社會沙文主義者,并把他們從無產階級先鋒隊的黨中毫不留情地驅逐出去,那末它就不能在1917—1919年戰勝資產階級”[24]138。俄國十月革命勝利以后,列寧意識到,盡管此時的布爾什維克黨取得了執政地位,在政治上具有巨大的優勢,但對于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來說,文化思潮的斗爭在很大程度上將會影響甚至決定著整個社會的發展和走向,不能視而不見。針對新生的蘇維埃政權面臨的各種非馬克思主義思潮,列寧強調,要采用思想教育的方法,開展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教育工作,從而促使馬克思主義成為全社會占主導地位的意識形態。這對于鞏固蘇維埃政權具有重要意義。

2.2 “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歷史邏輯

鴉片戰爭使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從此被迫卷入世界體系,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難,致使近代中國“國家蒙辱、人民蒙難、文明蒙塵”。此后100多年的時間里,爭取民族獨立、人民解放、謀求國家發展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開展救亡圖強運動的追求目標。

由農民階級領導發起的太平天國運動、由資產階級改良派發起的戊戌變法以及義和團運動都曾掀起了近代史上的革命高潮,但都因歷史的、階級的局限性以及中外反動勢力的聯合鎮壓而宣告失敗。1911年,湖北革命黨人舉行武昌起義,掀起了近代史上第三次革命高潮。這次起義得到了全國各地革命黨人的積極響應,革命風暴席卷全國,封建統治土崩瓦解。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宣告成立,結束了中國的封建專制統治,鼓舞了中國先進分子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斗志,充分展示了中國資產階級的領導力量。但在領導革命的過程中,由于階級的軟弱性和局限性,導致其在領導目標上,既不敢提出鮮明的反帝口號,也沒有推出堅決的反封建策略;在領導方法上,常常依靠軍閥,而不試圖通過從根本上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而去組織一支真正的、徹底的革命武裝力量;在領導體制上,內部成分復雜、分歧嚴重,缺乏一個團結一致、組織嚴密、作風純潔的領導核心,最終導致了革命的失敗。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任務歷史性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肩上。

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讓中國的先進分子看到了曙光。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沒有在英、法、德、美等主要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時發生并取得勝利,而是在經濟文化落后的俄國首先取得了革命的勝利,并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列寧繼承并發展了馬克思、恩格斯關于“世界革命”的學說,1918年12月24日,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發出成立共產國際的倡議,倡導建立領導世界革命的第三國際,得到了各國共產黨的積極響應。1919年3月2日,共產國際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中國代表作為觀察員列席了大會。從此,世界無產階級有了團結戰斗的領導中心,俄國革命成了全世界社會革命的開端。

1921年7月,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誕生了,從此黨成了中國工人運動的領導核心。隨著工人運動的高漲和革命實踐的發展,中國共產黨逐漸意識到必須建立革命統一戰線,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在共產國際的援助下,根據列寧起草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馬林向黨的領導人提出采取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形式實現國共合作。1922年8月,黨中央在杭州西湖舉行特別會議,決定國共兩黨以黨內合作為方針,黨的少數負責人加入國民黨,并勸說全體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同年11月,共產國際在莫斯科召開第四次代表大會,陳獨秀在會上第一次闡述了建立統一戰線的策略思想,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對國共合作的立場、目的以及必要性。共產國際“四大”通過的《關于東方問題的綱領》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共產黨對國民黨的態度,決定加速國共合作的步伐。黨的三大正式確定建立革命統一戰線,共產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把國民黨改造成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聯盟,同時保持共產黨在政治上和組織上的獨立性。1923年11月,蘇聯代表鮑羅廷到達廣州,討論改組國民黨的辦法。為迎接全國革命高潮,1925年1月,黨在上海召開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為在實際上取得無產階級領導權,以適應日益發展的革命形勢,大會決定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和發展黨組織,擴大黨的隊伍。但在爭奪領導權的斗爭中,中國共產黨放棄了黨在統一戰線中的革命領導權,從而為蔣介石篡改國民革命領導權制造了有利條件,最終導致大革命失敗。中國共產黨積極總結經驗并逐步認識到,只有始終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黨對革命的領導權,才能最終取得革命勝利。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積極將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創立了毛澤東思想,指導中國取得了革命的最后勝利。

一直以來,毛澤東十分注重領導權問題。他強調,中國“從資產階級占優勢到無產階級占優勢,這是一個斗爭的長過程,爭取領導權的過程”[25]276。在如何“堅持黨的領導”話語方面,毛澤東提出人民民主專政思想,即“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壓迫這些人,只許他們規規矩矩,不許他們亂說亂動。如要亂說亂動,立即取締,予以制裁。對于人民內部,則實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論集會結社等項的自由權。選舉權,只給人民,不給反動派”[26]1475。并指出為更好地達到聯合和團結的目的,出版并辦好一系列黨內刊物十分必要。毛澤東在《〈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強調,“它的任務就是:幫助建設一個全國范圍的、廣大群眾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布爾什維克化的中國共產黨”[27]602;在《〈中國工人〉發刊詞》中提出,要用通俗的言語、生動的文字講道理,報道實際,總結經驗,“切忌死板、老套,令人看不懂,沒味道,不起勁”[27]728,使其成為教育工人、訓練工人干部的學校。通過努力,中國共產黨逐步實現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的社會化,并逐步使其成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意識形態,推動了黨對話語領導權的實現。

3 “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生成與演進

“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萌芽與探索、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實現與鞏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的轉換與革新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的成熟與完善。時代賦予“堅持黨的領導”話語不同的內涵意蘊,話語的具體內容也隨著環境和時代的變化而發生演變,呈現不同的表達樣態,成為對時代的理論回應。

3.1 萌芽與探索:“堅持黨對革命領導權”話語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將工作重心先后集中于組織開展工人運動、推動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爭取反帝反封建斗爭的勝利以及解放全中國。隨著實踐的不斷深入和認識的不斷深化,中國共產黨逐步意識到,必須爭取并獲得黨對革命的領導權,才能帶領中國人民取得最終的勝利。黨在不斷反思、總結實踐過程中形成了一系列“堅持黨對革命領導權”話語。

中國共產黨在創建初期,將自己的任務主要定位于對中國工人運動的領導,但由于沒有建立廣泛的革命統一戰線和自己的武裝力量,最終損失慘重。中國共產黨意識到,要與國民黨進行合作,建立統一的革命戰線,才能取得革命的勝利。但與此同時,黨的個別主要負責人認為,中國無產階級“很少很幼稚”,還不具備領導革命的力量。黨的三大指出,“中國國民黨應該是國民革命之中心勢力,更應該立在國民革命之領袖地位”[28]276,中國共產黨的中心工作是引導工人農民參加國民革命。黨的三大召開后,在共產國際的推動下,幼年的中國共產黨決定其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試圖以犧牲自身的獨立性、主動放棄革命領導權等方式促成國民革命的勝利。然而大革命慘遭失敗。中國共產黨認識到,“中國的民族革命運動,必須最革命的無產階級有力的參加,并且取得領導的地位,才能夠得到勝利”[29]219。黨的四大明確提出無產階級革命領導權問題。

隨后,毛澤東在八七會議上闡明了黨必須組建自己的武裝力量、進行武裝斗爭的重要性。三灣改編創造性地提出“將支部建在連上”,從整體上搭建了全新的人民軍隊組織形式。然而在很長時間內,關于“前委、軍委是否分權”“個人領導還是黨的領導”等問題存在很大的分歧。紅四軍第九次黨的代表大會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軍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務的工具之一”[30]290,批判了“軍事和政治是對立的”“軍事不需要服從于政治”等單純的軍事觀點,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原則,解決了一直以來“由誰領導”“聽誰指揮”的爭論焦點問題。

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指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要吸取大革命失敗的教訓,在抗日戰爭中要主動承擔起領導責任以及實現其對全國各革命階級的政治領導,爭取黨在抗日統一戰線中的領導權。1942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的《關于統一抗日根據地黨的領導及調整各組織間關系的決定》強調,“根據地領導的統一與一元化,應當表現在每個根據地有一個統一的領導一切的黨的委員會(中央局、分局、區黨委、地委)”[31]423。在根據地局部執政實踐過程中逐步形成了黨委會領導黨政軍民工作,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領導體制,保障了根據地黨的領導權。

解放戰爭時期,毛澤東指出,從目前形勢來看,國內斗爭是目前新的任務,“是建立一個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呢,還是建立一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這將是一場很復雜的斗爭?！盵32]617在斗爭過程中,毛澤東強調,要堅持“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力爭黨對革命的領導權,絕不能再次出現放棄領導權的機會主義錯誤。在革命過程中,黨逐步建立了完善的請示報告制度,逐漸將領導重心從橫向的區域各團體轉向縱向的全國范圍內的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為奪取和掌握全國政權、實現對全國的領導奠定了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組織準備。

3.2 實現與鞏固:“堅持黨領導一切”話語

新中國的成立從國體和政體上確立了黨的領導地位,標志著黨實現了領導權與執政權的雙重統一,從此開啟了黨全面領導、管理國家各項事務的新征程。為鞏固新生政權,黨開展了一系列穩定政治、發展經濟、管理城市、維護和平的斗爭,并帶領人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實現了由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的轉變。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中,黨的領導地位和領導權威得到進一步鞏固和提高,逐步形成了一系列“堅持黨領導一切”的話語。

新中國成立初期,新生政權面臨嚴峻考驗。為進一步鞏固人民政權、安定社會秩序,中國共產黨從實際出發,建立中央和地方各級人民政權,在全國實行黨的一元化領導體制。但在黨領導國家政權的實踐中,逐漸出現了“將政治與技術業務對立”“反對黨領導具體業務工作”的思潮。1953年毛澤東指出,“黨必須領導一切,領導我們的各種工作”[33]205,并批判了“不懂就不能管”的錯誤觀念。1954年通過的憲法以法律的形式再次確立了黨的領導地位和執政地位。

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經濟大規模建設的展開,黨的八大勝利召開。劉少奇強調:“黨應當而且可以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針政策上對于一切工作起領導作用?！盵34]1051958年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針對黨內分散主義傾向,提出“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辦也有決,不離原則。工作檢查,黨委有責”[35]51的領導原則。之后毛澤東指出,“工、農、商、學、兵、政、黨這七個方面,黨是領導一切的。黨要領導工業、農業、商業、文化教育、軍隊和政府”[36]131-132?！皥猿贮h領導一切”話語成為這一時期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基本經驗和核心表達。隨著實踐的深入,黨內逐漸形成了“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話語,黨的集體領導體制遭到挫折,后期雖然試圖調整,但最終未能從根本上扭轉黨內政治生態,導致了曲折和失誤。

3.3 轉換與革新:“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話語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和國家工作重心的轉移。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及時總結、反思黨的領導工作,指出過去10年“加強黨的領導,變成了黨去包辦一切、干預一切;實行一元化領導,變成了黨政不分、以黨代政;堅持中央的統一領導,變成了‘一切統一口徑’”[37]142,嚴重破壞了黨的領導的正常秩序和穩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鄧小平提出,要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進行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使黨的領導重回正軌。改革開放后,黨的幾代領導人針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如何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進行了許多新的探索,并在實踐中逐步形成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是我們當前最大的政治”“制度治黨”“從嚴治黨”“依法執政”“總攬全局、協調各方”“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等一系列“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話語。

改革開放初期,黨全面撥亂反正,徹底糾正過去黨的領導工作中的失誤,這一時期“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話語主要集中于恢復和重塑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改革黨和國家領導制度,從而開創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新局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恢復了黨的正確路線,將黨和國家的工作重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同時決定健全黨的民主集中制,健全黨內法規,成立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嚴肅黨紀,重塑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這次會議實際上確立了鄧小平在黨中央和全黨的核心地位。之后鄧小平提出,在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必須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并將堅持黨的領導確定為四項基本原則的核心。鄧小平還指出:“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制度、組織制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盵37]333并提出六項具體措施不斷健全黨的領導制度。黨的十二大通過的黨章正式規定,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并初步規定了“黨政分工”的重要領導原則,即“黨必須保證國家的立法、司法、行政機關,經濟、文化組織和人民團體積極主動地、獨立負責地、協調一致地工作”[38]1749。黨的十三大提出要進一步加強黨的制度建設,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設的“新路”而不是政治運動的“老路”來“從嚴治黨”,全面部署了政治體制改革,并提出把黨政分開作為其改革的關鍵和首要任務。1988年開啟新一輪行政體制改革,建立國家公務員制度、撤銷黨內與政府職能相重疊的部門與機構,改變了以往黨管具體行政事務的局面,取而代之為黨管路線、方針和政策。這在一定程度上調動了群眾的積極性,促進了經濟社會的發展。

20世紀80年代,由于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政局的動蕩、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滲透以及改革開放以來積累的矛盾加深,中國社會曾一度出現弱化黨的領導、西化中國圖謀,這一時期,“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話語將黨的領導與黨的建設緊密聯系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黨的領導。面對國際國內的緊張局勢,江澤民指出,要“切實把思想建設放在黨的建設的首位”[39]9,并提出了“三講”教育。在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上正式形成了開展“三講”教育活動的決議,對全黨同志進行深刻的黨性黨風教育。黨的十五大明確提出了“一個中心,三個著眼于”的重要思想,提出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的新舉措。之后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一步深化了對“什么是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規律性認識,重點回答了“建設什么樣的黨、怎樣建設黨”的歷史性課題。進入21世紀,面對國際國內的新情況,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了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戰略任務。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按照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原則不斷改進黨和人大、政府、政協等各個方面的關系,進一步完善黨的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逐步實現科學執政、依法執政、民主執政。

3.4 成熟與完善:“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話語

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黨內存在的不少“弱化、虛化、淡化、邊緣化”黨的領導問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提出“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時代命題,并在積極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關于“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新思想新表述新論斷,生成了“兩個確立”“三個務必”等一系列重要論述,形成了“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黨的領導是黨和國家事業不斷發展的‘定海神針’”等多種標識性的表達。

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將“堅持黨的領導”作為十條歷史經驗中的根本經驗進行重點強調,并指出:“治理好我們這個世界上最大的政黨和人口最多的國家,必須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維護黨中央權威,確保黨始終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盵40]50黨的二十大報告從認知和話語層面提出了關于黨的領導的“四個最”的重大論斷。從內涵話語來看,既強調黨的領導在橫向上要“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統籌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態等各個方面,又要在縱向上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確保將黨的領導逐級貫穿到基層?！皣抑卫眢w系是由眾多子系統構成的復雜系統。這個系統的核心是中國共產黨,黨是領導一切的,人大、政府、政協、法院、檢察院、軍隊,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各企事業單位,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既各負其責,又相互配合,一個都不能少?！盵41]193從制度話語來看,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形成了一系列結構嚴密、覆蓋全面的領導制度體系,為黨的全面領導提供了制度遵循。建立覆蓋各領域的黨組制度和領導小組制度,實現制度化的集中統一領導;不斷完善黨管干部制度,確保培養和選拔的干部德才兼備,服從黨的意志,執行黨的決定;深入推進密切聯系群眾制度,實現立黨為公、執政為民的價值理念;突出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和指揮;不斷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制度,通過一系列黨內法規制度管黨治黨,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從行動話語來看,習近平總書記提出全黨必須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皥猿趾图訌婞h的全面領導”話語成為新時代全面從嚴治黨實踐的核心內容和中心表達。

4 新時代構建“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路徑與遵循

建構“堅持黨的領導”話語是強化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營造自上而下的同一輿論場,從而真正掌握國家意識形態領域的話語權和主動權的重要舉措。新時代“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建構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守牢話語立場、精煉話語內容、夯實話語實力、增強話語保障,解決好“為誰說”“說什么”“誰在說”“怎么說”的問題。

4.1 守牢話語立場:始終堅持黨對話語構建的領導權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核心,也是“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主要言說者和話語主體,處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地位。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根本保證。

一是要旗幟鮮明講政治,牢牢把握政治底線。這是作為馬克思主義政黨最根本的要求。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黨的政治建設,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將黨的政治建設擺在首位,同時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在宣傳工作方面,要堅持黨對新聞輿論工作的領導,掌握話語主動權。不僅要確保黨和政府主辦的媒體姓黨,成為黨和人民的喉舌,堅決宣傳黨的主張,體現黨的意志。同時其他報刊、電視臺、新聞網站的工作都要充分體現黨的意志、反映黨的主張。

二是要善于互動共情,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增強國際理解與認同。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我國十四億多人口整體邁進現代化社會,規模超過現有發達國家人口的總和,艱巨性和復雜性前所未有。新時代,為達到更好敘事效果,要善于運用敘事技巧,講好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艱苦奮斗的勵志故事,講清楚、講明白中國共產黨的艱辛與不易,讓世界真正體悟到“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真正內涵,有力回應國際國內各方質疑,從而更好地凝聚共識,增強對中國共產黨的認可與認同。

4.2 精煉話語內容:打造具有標識性的話語矩陣

話語能否取得成功,獲得受眾的認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話語本身能否抓住事物的本質,具有科學性、邏輯性和說服力。

一是打造一系列具有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堅持黨的領導”話語概念,構建“堅持黨的領導”話語的四梁八柱,形成具有國際共識、富有永恒魅力、體現時代價值的話語矩陣。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圍繞“為什么要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怎樣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新論斷,形成了“四個最”“三個務必”等科學判斷,強調要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明確不斷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的根本遵循,形成了具有解釋力和表達力的“堅持黨的領導”話語集群。

二是積極打造“堅持黨的領導”話語聯盟,搶占話語“陣地”。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要從人抓起,久久為功。要關心好、培養好、使用好“哲學社會科學的五路大軍”,融合政治話語、學術話語、生活話語,形成話語聯盟,積極推進理論創新與話語構建,形成一系列生動、形象的“堅持黨的領導”話語,讓黨的理論“飛入尋常百姓家”。在國際話語場域,主動設置“人類命運共同體”“全過程人民民主”等人類重大共性需求的世界性議題,搶占話語先機,努力打造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公平正義、超越西方霸權的國際話語共同體,不斷解構西方話語霸權。積極分享具有中國特色的中國經驗,為人類文明貢獻中國力量和中國方案,從而贏得國際廣泛支持與認同,增強話語的國際傳播。

4.3 夯實話語實力: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

在話語實踐中,除了關注說什么,還特別關注誰在說,即話語主體。話語主體的綜合實力和形象聲譽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話語的影響力和信任度。一般而言,受眾更傾向于信服有實力、聲譽好、具有成功經驗的話語主體所言說的話語內容。因此,在把黨建設得堅強有力的同時全面塑造強有力的政黨形象,不斷增強話語吸引力和感召力。

一是把黨建設得更加堅強有力,增強話語影響力。打鐵還需自身硬,作為馬克思主義使命型政黨,要帶領十四億多人口的社會主義大國整體邁進現代化,既要政治過硬,也要本領高強。要全面增強黨的學習本領、政治領導本領、改革創新本領、科學發展本領、依法執政本領、群眾工作本領、狠抓落實本領、駕馭風險本領等八項執政本領,不斷將黨自身建設好、建設強。用強大的實力和善治的成功經驗為話語“賦能”,不斷展現黨自身的影響力和感召力。

二是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塑造良好的政黨形象,增強話語的信任度。黨的作風是黨的形象,“領導干部是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關鍵少數’,對全黨全社會都具有風向標作用”[42]544。新時代,必須堅持全面從嚴治黨,高度重視黨員干部這一“關鍵少數”的作風建設,嚴把選人用人政治關、廉潔關和形象關,充分展現整個黨員隊伍的良好形象,為話語賦能,不斷增強話語的信任度和傳播力。

4.4 增強話語保障:完善黨的領導法規制度體系

建立健全黨的領導法規制度體系是從制度層面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的戰略舉措,既從法治上提供制度化方案,也為有效落實話語領導權提供根本遵循和法律保障。

一是要不斷完善黨的領導法規制度體系?！皥猿贮h的領導”話語是馬克思主義政黨的政治自覺,但也要有剛性的法規制度體系加以約束和落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制度建設,構建了較為完善的黨的領導制度體系。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將黨的領導制度明確為國家的根本領導制度,建立健全了黨的領導制度的常態化機制和長效機制,確保了黨的領導權的有效發揮。話語作為一種政治實踐和意識形態實踐,是某種特定意識形態的表達,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性。因此,要看到話語背后的意識形態邏輯,不斷建立健全黨的領導法規制度體系。

二是要實現黨的領導制度優勢轉化為話語優勢。黨的十八大以來,針對實踐過程中出現的黨的領導弱化,尤其是對黨中央重要決策部署執行力不夠等問題,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從國家戰略高度修訂和完善了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中國共產黨重大事項請示報告條例》在內的一系列黨的領導制度,使國家治理逐步走向法治化、規范化、科學化。隨著制度治黨的成效日益顯現,黨的領導法規制度發揮出震懾作用,從源頭上遏制了弱化、虛化、邊緣化黨的領導的行為,營造了風清氣正的話語氛圍。

5 結語

“堅持黨的領導”話語以黨的領導實踐為出發點和落腳點,具有豐富的理論內涵和明確的實踐指向。話語源于實踐又高于實踐,是對實踐的高度凝練和總結,同時又反過來指導實踐。話語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動態的、不斷調適的變化過程?！皥猿贮h的領導”話語伴隨著不同歷史時期社會主要矛盾和歷史任務的變化呈現與時俱進而又一脈相承的表達樣態,并隨著實踐的深入推進和認知水平的不斷發展而成熟。在堅定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領導地位、抵制各種錯誤思潮、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方面發出時代最強音,為建立自上而下的同一輿論場、增強凝聚力發揮了重要作用。

當今中國正處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的時代,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發展態勢導致了國際力量和國際格局發生了深刻的變革,隨著中國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的不斷提升,謀求與中國國家實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成為新時代中國共產黨的重要任務。因此,為達到更好的敘事效果,從話語主體維度,要理直氣壯地講堅持黨的領導;從話語內容維度,要打造具有標識性的話語矩陣;從話語傳播維度,要全面塑造強有力的政黨形象;從話語制度維度,要建立健全黨的領導法規制度體系,不斷提升話語的引領力、解釋力、傳播力和感召力,為話語賦能,從而保障黨的領導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