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險消弭與能動調適：風險社會韌性治理的邏輯與路徑

南銳 朱文俊

［摘要］風險社會已成為國家治理面對的新常態，傳統治理向韌性治理的模式轉型升級是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議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時代特征導致風險的自發生成、擴散與疊加，風險社會加劇傳統治理模式失靈，能力提升推動風險社會治理“轉脆為韌”。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風險社會韌性治理的問題表征包括多種價值失衡與弱化并存、管理結構僵化與管理流程異化凸顯、能力欠缺與不足疊見層出。推動公共價值回歸，重構社會公共秩序；克服組織結構性張力，破解傳統治理機制梗阻；創新數字技術賦能，構建風險共擔與學習能動機制，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風險社會韌性治理的路徑選擇。

［關鍵詞］風險社會；韌性治理；中國式現代化；公共價值；危機學習

中圖分類號：D63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410X（2023）06-0063-11

一、問題提出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式現代化是不斷建立適應生產力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新制度體系和治理結構的過程，也是一種具有結構化靈活性的韌性治理模式，如何構建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資源整合機制和多元化的社會利益訴求聚合能力成為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面臨的重要問題［1］。烏爾里?！へ惪苏J為，人類已經進入風險社會，風險成為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不明的和無法預料的后果成為歷史和社會的主宰力量，災害風險頻發是其主要特征［2］（P20）。當前，我國正步入風險社會，傳統風險有增無減，新型風險不斷涌現，自然風險與社會風險交織共生，局部風險與全域風險形成共振，各種社會與自然公共危機頻發，造成巨大的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不斷觸及社會系統的風險承受底線，風險社會及其治理成為學界方興未艾的話題［3］。風險社會帶來了更加復雜多變的治理情境，與工業社會相契合的傳統治理模式已不再適用，出現一定程度的“失靈或失效”［4］，表現出治理結構碎片化、治理機制結構化與治理行動離散化等問題。傳統治理模式面臨“防不勝防，控不得控”的治理窘境，從傳統治理向韌性治理轉型已成為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的重要議題。韌性治理作為一種注重全過程管理的適應性治理模式，關注社會系統在遭受風險沖擊后及時有效地緩沖、處置并再生社會治理功能，實現社會系統動態的結構調整及功能優化［5］。這迎合了風險社會的治理需求，有利于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風險能力，提高防災減災救災和重大突發公共事件處置保障能力，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為高度不確定性與高度復雜性的社會場域提供新的治理之道，是實現中國式現代化的有效途徑之一［6］。

學界關于風險社會治理的研究集中在兩個方面。一是從理論角度剖析和界定風險及風險社會。有學者認為，風險社會的出現是由于出現了新的、影響更大的風險，風險社會的形成是現代性的后果，風險可劃分為“外部風險”與“被制造出來的風險”，其中“被制造出來的風險”主要指人造風險［7］（P109-110）。有學者認為，“在當代社會，風險實際上并沒有增多也沒有加劇，相反僅僅是被察覺、被意識的風險增多和加劇了”［8］（P221）。在西方風險社會治理研究譜系中，形成了“現實主義—社會風險”“制度主義—風險社會”“建構主義—風險文化”的理論演進“連續統”，這相應形成了風險社會治理的三種模式，即基于現實主義的“工程—技術”模式、基于制度主義的“組織—制度”模式和基于建構主義的“社團—運動”模式［9］。二是從實踐角度探討風險社會的治理困境及策略。關于風險社會治理困境，有學者認為，由于治理內卷化、治理碎片化、治理技術單一化等桎梏，政府危機管理存在低效與失靈問題，從“剛性管制”邁向“韌性治理”勢在必行［10］［11］。關于風險社會治理策略，有學者提出風險社會的復雜性治理、整體性治理等模式，風險社會治理不僅需要完備的制度框架，還需要多元治理主體的合力和廣泛的共識，政府應有意識地包容和利用風險，善于將風險轉化為機遇［12］［13］［14］。也有學者基于“中國式風險社會”的特殊場域，圍繞社區、鄉村和城市等研究對象，為提升基層社區、城市公共安全和鄉村社會的韌性治理提供了路徑圖式［11］?？傮w來看，既有研究雖然引入了韌性治理的理念與思路，但多是基于傳統治理的宏觀視角論述風險社會與韌性治理之間的耦合性，缺少對兩者耦合關系分析的系統論述。

二、時代邏輯、現實邏輯、行動邏輯：風險社會韌性治理的三重邏輯

中國式現代化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抓手和關鍵手段，也是風險社會韌性治理的先決條件和題中之義。中國正面臨現代化與后現代化“雙化疊加”的新時代環境，現代技術創新與制度變革在推動社會發展的同時導致風險本身衍生出內生性與不確定性疊加、階層性與系統性耦合的時代特征，風險社會的到來不可阻擋。我國正處于社會治理體系轉型期，面對治理體系現代化的新目標和風險社會治理新需求，傳統治理模式呈現治理效能不足與治理機制不暢的問題，傳統治理困境叢生，而韌性治理強調通過增強社會系統的靈活性、可調適性與自學習性維持社會系統的動態穩定，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采用韌性治理模式有利于促進社會治理能力的螺旋式上升，推動風險社會治理“轉脆為韌”，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一）時代邏輯：時代特征導致風險的自發生成、擴散與疊加

風險是一個時代或社會的特征，風險的轉變表明社會形態的更迭［15］?，F代化的過程使風險的結構和特征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將人類置于險象叢生的風險社會，人類社會已經走到了工業社會治理框架的閾限［16］。在工業社會“無限度的擴張”和“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的催化下，風險衍生出高度不確定性、內生性、階層性與系統性的時代特征，風險在社會系統中自發生成、擴散與疊加，人為干預已無法阻止風險社會的到來。

1.風險的內生性與不確定性疊加。傳統社會的風險主要來自于外部，多表現為單一的自然災害，具有可預測性，人為干預可以有效防范甚至化解風險?，F代社會的風險表現主要是復合型風險，由社會系統自發生成并具有更強的不確定性，具備自然與社會雙重屬性，且多表現為人造風險，人為干預難以預防和消解。由于社會進步已經徹底摧毀了傳統風險計算（預測）的四大支柱，加之人類認知能力的局限與認知模式的固化，期望以因果鏈的事件規律預測未來會導致人類逐漸暴露在更多的、影響更深遠的不確定性中。人類對現代風險的認識越全面，越是完善控制不確定性的各種技術與知識體系，理性知識體系與不確定性風險的鴻溝就越大［17］，社會系統中的風險也就越多，這構成了社會現代化的“悖論”［18］。風險是與危險相對的概念，前者將損失歸結于系統，后者將損失歸結于外在［19］（P28）。換言之，風險是社會系統的內生屬性，具有內生性。風險社會的生成根源于現代化的自反性，它是社會進步的“副作用”，人類抑制風險的活動反而成為風險產生的根源。

2.風險的階層性與系統性耦合。伴隨城鎮化、工業化、市場化及信息化進程的加快，人類正從工業社會加速步入后工業社會，時空高度壓縮使傳統制度對風險的規避與消解功能開始出現下降甚至不適應。人口、信息、貿易及技術等要素普遍存在的關聯性、流動性、交互性促使社會系統演化為高速流動的系統，局部風險溢出并伴隨要素在系統內迅速擴散，風險疊加共生最終形成全域風險，且這種風險不能通過風險對沖等形式消除，對系統造成不可逆的負面影響。社會系統中的風險如同財富一樣總是依層級或階級的方式分配的?，F代化的過程引致風險以顛倒的方式附著在階級模式上，即財富在上層聚集，而風險在下層聚集［2］（P36）。規避與應對風險的能力也因職業、教育、收入分層而分配不均，高學歷、高收入人群具備更豐富的專業知識和物質基礎來抵御風險。隨著風險耦合與級聯效應的增強，風險的階層性和系統性特點日益擴散和強化［20］。

（二）現實邏輯：風險社會加劇傳統治理模式的失靈

由于國家對治理效率的偏好，傳統治理模式中以行政手段和監督機制為主導的行政功能強化是必然趨勢［21］，卻容易陷入過度治理的陷阱，即政府主張自己掌握關于國民需求和期望的整體性知識，對各類社會問題都期望優先使用行政手段來解決［22］。風險社會加劇了傳統治理模式的失靈，使高度依賴行政權力的傳統治理模式無法有效動員社會力量、整合社會資源，治理效能不足和治理機制梗阻問題尤為突出，傳統治理模式困境叢生。

1.傳統治理效能不足。傳統治理模式主要依賴于公共部門“一肩挑”實施風險管理，通過社會動員的方式實現資源的快速調配和全面整合［23］，各種行動和決策依據成文的規定和正式的程序，人們按照既定的、理性的規則和標準進行風險應對。但是，這種韋伯式的管理體系并未充分考慮風險的內生性、不確定性、階層性與系統性。在風險社會中，風險疊合共生并產生乘數效應和傳染效應，導致政府、市場與社會等多元主體間利益張力不斷強化，利益訴求的碎片化與異質性問題凸顯，公共行動內部出現裂痕，僅依靠政府無法實現社會風險危害最小化的公共行動目標。事實上，風險社會高度不確定性和高度復雜性的治理環境使綜合性治理目標的實現愈發困難，早已超出單一組織或部門的能力閾值。傳統治理模式的治理結構僵化與治理共同體缺失等問題，導致其無法持續有效應對“黑天鵝”和“灰犀?！笔录?，對復雜問題治理的風險和成本越來越高，傳統治理效能愈顯不足。

2.傳統治理機制梗阻。風險治理包含準備、響應與善后三階段，傳統治理模式易忽視風險的全周期治理，具有“重治輕防”的特點，往往將治理重心聚焦于災害風險響應，忽視了風險準備與危機學習，導致傳統治理機制梗阻。具體而言，在準備階段，傳統治理模式往往不注重系統性的風險監測和預防，缺乏對局部地區或領域風險脆弱性的審視，導致多重矛盾交織，局部風險被放大或疊加并演化為區域性或系統性風險，風險認知的共識達成與風險溝通的渠道暢通變得更為困難，削弱了風險響應的有效性。在響應階段，傳統治理模式通常采用自上而下的社會動員進行快速應對，但社會系統內廣泛存在、高速流動的風險對不同公共部門間的應急體制機制和多元主體協同機制提出極高要求，可能導致治理分化格局的形成并誘發危機恢復的系統性困境。在善后階段，傳統治理模式一般重視公共設施等物質層面的恢復與重建，忽視社會公共價值等文化層面的重塑。治理主體的危機學習通常局限在公共組織系統內部小范圍進行總結，而非社會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系統性學習與反思，不利于危機學習成果的傳播和制度化，也切斷了準備、響應和善后三階段在文化層面的內部循環［24］。

（三）行動邏輯：能力提升推動風險社會治理“轉脆為韌”

1973年，生態學家霍林首次提出韌性的概念，當韌性拓展到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領域后，韌性是指“對當前普遍意義的不確定性所作出的回應，并尋找調適和生存的處方”［25］。在治理情境中，調適是韌性治理的深層含義，表現為調適過程的動態復雜性和治理主體的自我反思。風險社會的到來，要求從傳統治理模式向韌性治理模式轉變，而轉變的關鍵在于推動風險社會治理“轉脆為韌”，塑造社會系統既防患于未然，又因時因勢而動的能力，對風險進行有效治理。

1.強風險紓解能力實現高質量韌性調適。有效的社會治理過程必須是因應外部環境演進的過程。在現代化過程中，傳統治理模式下治理共同體缺失與集體行動困境使其面臨治理效能不足問題，亟須選擇新的治理模式，回歸“治事”的治本之路［26］。韌性治理因具有靈活性、可調適性與自學習性等獨特優勢，是系統重塑風險治理體系并實現風險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治理模式，成為風險社會治理模式的不二之選。韌性治理的本質是治理主體運用靈活多樣的手段進行風險紓解的動態調適過程，它既彌補了傳統治理手段的滯后性與被動性，又強化了治理主體的靈活性與主動性。面對系統本身的脆弱性和外部環境更大的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時，韌性治理超越傳統的線性因果關系假設，將非線性、非預期的風險納入治理范疇，強調以持續的適應行為積極主動應對現代風險，以靈活的隨機行動策略構建連續性過程提升風險紓解能力，最終實現對風險議題的共同認識和共同治理。這既回應了社會系統復雜多變的動態情境，又重塑個體與社會系統的聯系，視風險和危機為創新治理的機會，迎合了風險社會的治理需求。

2.強危機學習能力促進可持續韌性治理。由于現代化的“副作用”使理性知識體系與不確定性風險的鴻溝逐步拉大，人類針對宏觀的社會運行和社會變化進行科學的風險認知和預測變得非常困難［27］，傳統治理模式面臨危機學習能力提升的行動困境。由于過去知識的結論是進行新的探究的工具，通過危機學習更新并強化風險知識是降低風險、消弭風險的重要著力點，是突破人類決策“有限理性”的重要途徑，是系統提升風險治理能力并借此應對風險社會治理需求的重要抓手，風險社會韌性治理對危機學習能力的重視程度前所未有。風險的內生性與系統性使社會系統內的風險具有空前的深度和廣度，風險應對引發的集體反思為打破社會對立和消減群體沖突提供了契機［28］，也為構建更大范圍的危機學習共同體提供了可能性。風險的階級性與高度不確定性要求動態調適學習策略，充分發揮多元主體獨特的學習優勢，從公共部門內部突擊式學習向多元主體常態化學習轉變，這構成了危機學習策略調適的內在動力。危機學習能力的培養與提升是破除治理體制梗阻，促進韌性治理可持續的重要手段。

三、價值失序、管理失范、能力失衡：風險社會韌性治理的問題表征

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從“文化、價值、制度、行為和器物”五個維度綜合推進，達成高水平的現代治理效能，形成良政善治的治理格局［29］。風險社會治理情境的高度復雜性與不確定性導致傳統治理模式向韌性治理模式轉型出現“價值—管理—能力”三重困境。從時代邏輯看，時代轉軌不僅代表著時間變化，更意味著價值更替，在從傳統社會向風險社會的時代轉軌過程中，傳統治理模式暴露出社會公共價值失衡、信任與責任弱化的價值困境。從現實邏輯看，實現“善治”要求治理模式具有動態調適性，即依據社會現實環境變化應勢而動順勢而為，有效回應社會需求。風險社會高度復雜環境，導致傳統治理模式暴露出治理效能不足與治理機制梗阻的管理困境。從行動邏輯看，衡量治理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標準是治理行動能否將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而增強治理行動效能的基礎和關鍵是強化社會治理能力。在傳統治理向韌性治理的模式轉型中，傳統治理模式暴露出風險紓解能力不強與危機學習能力不足的能力困境。

（一）價值失序：多重價值失衡與弱化并存

面對工業化社會向現代化社會的時代轉軌，在社會場域結構和社會行動中反思治理模式的不足，最終會上升到對公共價值的訴求［30］（P68）。中國式現代化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超越了西方國家以資本為中心的現代化發展邏輯，順應了后現代理論從“見物不見人”到“見人也見物”的理論轉向。在傳統社會治理模式向韌性治理模式轉型過程中，傳統治理模式暴露出多重價值失衡與弱化并存問題，削弱了社會治理共同體風險應對的集體行動的價值基礎。

1.公共價值失衡。傳統治理模式下，公共價值失衡表現為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沖突。公共利益旨在最大限度地滿足公眾需求，體現了政府作為公共部門區別于私人部門的關鍵特征。工業社會面臨的問題具有重復性、簡單性與穩定性，政府可以依靠嚴密的制度體系與層級結構實現治理的效率與穩定目標，滿足公共利益的需求。在風險社會中，各類社會問題多點交織，相互嵌套，具有非線性、脆弱性和不穩定性，繼續沿用傳統治理模式的剛性管制行為會導致自下而上的利益協商渠道梗阻，部分公共利益無法得到有效維護，誘發公共價值體系的失衡。同時，受政績思維和避責思維的雙重影響，政府的公共價值目標與組織成員的私人利益沖突，導致政府對社會系統中諸多偶然的、非結構性的風險問題缺少不斷追問的決心，忽視滿足公眾需求與代際可持續發展的公共目標，對各類突發公共事件采取被動應對模式，集體失聲現象時有發生。這種私人利益侵犯公共利益的行為加劇了公共價值失衡，引致利益紐帶的斷裂，治理模式轉型缺乏公共價值基礎。

2.信任與責任價值弱化。面對風險，公眾首先關注的焦點往往不是專業化、科學化的應對之策，而是共識的達成。共識既是社會信任高度凝結的結果，也是高效集體行動的價值前提。風險社會的高度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擾亂了傳統社會基于血緣、近鄰關系所構成的差序格局，社會演化為原子化社會，傳統社會模式構建的社會信任被瓦解，風險社會下的社會信任體系尚未建立，導致風險應對的集體行動因缺乏普遍的社會信任而降低了行動效能。社會責任是一種公共責任，政府作為掌握社會公共資源的核心主體，社會責任是其首要責任。風險社會背景下的政府要將保護公共利益作為義不容辭的責任，及時有效地回應社會需求的快速變化，即在治理實踐中不僅要重視客觀事實，更要重視價值前提，堅持“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但傳統治理模式存在“有組織的不負責任”，即當人們向相關主管機構求助并要求其負責時，他們反而以法律和科學作為辯護利器宣稱“我們在這個過程中只是一個次要的參與者”［17］，這種“自我本位”的社會心態驅動了風險責任不明確情形下的責任規避行為。韌性治理強調的緩沖、處置與再生社會治理功能也因缺乏普遍的社會責任價值而面臨功能下降甚至失效的問題。

（二）管理失范：管理結構僵化與管理流程異化凸顯

中國式現代化需要對傳統權力體制和社會結構進行改造。在傳統治理模式下，政府是社會治理的核心主體，對公共事務實施“一肩挑”，通常政府推力越大，治理效能就越高。但從全要素來看，政府與社會二元主體所構成的平衡格局也可能因社會主體的消極響應引致失衡，社會主體能否積極響應，社會力量能否實現快速配合，決定了治理效能的上限［31］?，F代國家處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行政功能強化是一個必然趨勢，其制度特點表現為行政權力集中化、監督機制及強制手段的強化，這些都是治理發展過程中的必然現象。在風險社會中，傳統治理模式重行政手段、輕社會力量的行政慣性會衍生治理結構單一與僵化、治理流程割裂與異化的管理困境。

1.管理結構單一與僵化。傳統治理模式的風險管理主要遵循分類管理、分級負責、屬地管理、條塊結合的基本原則，以行政管轄權為基礎，以專業為劃分依據，對各類風險進行條塊分割式的響應和處置，其強調的剛性規則、程序、分工易致管理結構單一與僵化。一是傳統治理模式的管理結構單一。條塊結合的風險治理結構，從縱向看是各級政府之間的分級負責，但易導致下級管理部門對上級政府的行政指揮依賴過重。面對高度不確定性的復合型風險，風險信息的層層匯報會耗時較多，從而錯過風險應對的最佳時機。從橫向看是同級地方政府間的分工合作，但易導致各主體之間缺乏合作的積極性與能動性。在風險治理行動中，各主體僅在自己的管轄范圍內提供應急協助，地方政府間的合作還存在聯動盲區，面對整體性風險無法形成風險應對合力。二是傳統治理模式的管理結構僵化。以官僚制組織為代表的工業社會組織形式缺乏風險意識，其強調的程序、分工與規則缺乏必要的靈活性，禁錮了風險應對行動的組織與制度空間［17］。傳統治理模式過分依賴金字塔式的管理結構，面對新風險時常通過設置新的職能部門來應對，往往導致機構膨脹，人浮于事，治理效率下降的同時提高了風險治理成本。市場、公眾及社會組織等多元主體作為風險的生產者和作用對象未被納入風險治理共同體，既導致治理資源的浪費，也導致組織韌性、公眾韌性與環境韌性等多種韌性能力缺乏培育的組織環境，社會系統韌性能力的匱乏阻礙了風險治理效能的提升。

2.管理流程割裂與異化。傳統治理模式遵循的是“由果尋因”的逆向思維，以風險災害事件為結果，倒推事件發生的原因并制定管理對策，管理流程表現為“中間大兩端小”的橄欖型結構，即“重處置、輕預防與恢復”，易導致管理流程割裂與異化。一是傳統治理模式的管理流程割裂?！坝晒麑ひ颉钡哪嫦蛩季S容易將管理流程聚焦于單一環節和具體事件的應對，有利于實現對單一突發公共危機事件的有效治理，但易忽視對事件深層次原因的剖析，導致“一葉障目”“盲人摸象”等問題，無法避免同類問題的反復發生。管理流程的割裂也會使不同部門的相互協作出現梗阻而影響整體流程的運行效能。二是傳統治理模式的管理流程異化。部分領導者受“晉升錦標賽”激勵模式的影響，不愿將大量的人力、財力、注意力等資源投入到風險預防，風險預防作為關口前移的重要內容未得到真正重視。在功績思維與問責思維的雙重影響下，部分領導者暴露出為避免被追責而忽視危機恢復與學習的問題，其憑借所掌握的信息優勢，極力強調風險的不可控特征，習慣于事件的自我消化和封閉處理［32］，導致危機恢復效果不佳。同時，還會對相關信息采取選擇性過濾、延遲發布，引導問責方向，導致危機學習難以真正有效開展。

（三）能力失衡：能力欠缺與不足疊見層出

治理能力是將治理理念轉化為現實的執行力，實現風險應對能力的現代化是中國式治理現代化進程中的關鍵一環。風險應對能力的構成包括抗壓、存續、適應、可持續發展等一系列內容［33］，涵蓋了風險治理的全過程。風險社會的來臨既是各類風險要素相互作用的結果，也是人類社會風險應對能力不足的表現。其中，風險紓解能力與危機學習能力是傳統治理模式最易忽視的兩種能力。

1.風險紓解能力欠缺。傳統治理模式下風險紓解的核心要義在于防風險、降危害，多著眼于單一領域的特定風險，以降低事件危害為目標，強調及時有效的應急處置。相對于單一風險引發的公共危機，復合型風險的誘因及作用機制更為復雜，破壞性與影響力遠高于前者，對風險紓解能力相應提出了更高要求，傳統治理模式的紓解能力相對欠缺。一是對于復合型風險的分析，不僅面臨著多種風險要素相互疊加、耦合帶來的不確定性，還需充分考慮不同風險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可能產生的級聯效應與跨域影響，對傳統的靜態、線性、針對單一風險的紓解策略提出了挑戰。二是復合型風險給人類社會帶來的負面沖擊是伴隨著人類社會自身的發展進程而凸顯的，自然生態系統與人類社會系統間相互耦合的程度越高，人為因素對復合型風險的影響就越強。在風險紓解過程中，任何人為干預都可能引發整個系統狀態的改變，需要充分考慮自然—社會系統內的不同行為主體及其相互聯系，這也成為風險紓解能力提升的桎梏。

2.危機學習能力不足。傳統治理模式的危機學習主要表現為突擊式學習，易陷入象征性學習困境，且組織間學習資源梗阻問題嚴重，加之多元主體危機學習意愿和能力不強，導致危機學習能力不足。一是傳統治理模式的危機學習方式落后。從“災難”走向“進步”的關鍵在于科學的反思和學習。面對復合型風險沖擊，危機學習不僅要聚焦具體的風險事件，更要貫穿風險治理的全流程，并以此為契機深入分析各類風險背后復雜的制度性、結構性誘因，抓住掩映在危機中的機遇進行創造性學習，系統提升風險應對能力。傳統治理模式的危機學習形式單一，主要表現為運動式學習，缺乏明確的學習目標、系統的學習理念與持續的學習行為，更缺乏總結和提煉應對風險的一般性經驗，“類質同象”問題長期無法解決［34］。二是傳統治理模式的危機學習主體有限。風險的系統性特征決定了社會系統中的多元主體都是風險的作用對象，危機學習需要多元主體共同參與并積極構筑危機學習共同體。危機學習的內容具有高度復雜性、專業性等特征，需要各主體充分發揮自身優勢，聚焦共同的學習目標，調適與創新學習理念，開展單環危機學習和雙環危機學習復合的變革型學習，最大化危機學習效能。傳統治理模式存在行政體制與行政文化的僵化問題，缺乏利益表達和經驗交流的暢通渠道，組織間學習資源梗阻問題嚴重，多元主體危機學習意愿和能力不強，難以形成更大的學習共同體，阻礙了危機學習能力的系統性提升。

四、價值重塑、管理重構、能力重組：風險社會韌性治理的提升路徑

風險社會韌性治理是一種具有適應性和調適性的治理模式，它為風險社會治理提供了紓解策略。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實現風險社會韌性治理，須在“價值—管理—能力”三個層面精準施策。其中，推動公共價值回歸、重構社會公共秩序是韌性治理的價值基石；克服組織結構性張力，破解傳統治理機制梗阻是韌性治理的行動要求；創新數字技術賦能，構建風險共擔與學習能動機制是韌性治理的能力基礎。

（一）價值重塑：推動公共價值回歸，重構社會公共秩序

價值共識是集體行動的內源性動力，引領韌性治理的行動方向，是多元主體能動性與集體行動有效性的重要保障。風險社會韌性治理需要引入多元治理主體，培養主體間互信互利的社會關系，構筑“人人有責，人人負責”的價值共同體，為高效的集體行動提供堅實的價值基礎。應重塑治理主體的價值理念，以公共理性訴求為核心，最大化維護人民群眾利益的公共價值，通過培育社會風險文化，推動公共價值回歸；通過強化信任與責任價值，重構社會公共秩序。

1.培育社會風險文化，推動公共價值回歸。風險既是一種挑戰，也是一種機遇，風險的二重性要求強化社會風險文化的培育，增強社會公眾的心理韌性，促使公眾習得認知風險與應對風險的相關知識與技能，增強風險敏感性，做到見微知著、未雨綢繆，把風險化解在源頭，防止各種風險傳導、疊加、演變與升級，最終在價值層面實現公共利益與私人利益的協調，推動公共價值回歸。一是強化基層的社會風險文化建設，緊緊把握韌性治理“最后一公里”這一關鍵節點，構架立體化宣傳矩陣對風險文化進行最廣泛的宣傳，促使公眾努力提升風險意識并主動防范風險，在風險應對中實現公眾自身韌性的培養與發展。二是政府應鼓勵并支持新聞媒體與網絡平臺加大風險文化的宣傳與普及力度，增加風險文化普及的空間與維度，在全社會形成風險文化廣泛傳播與交流的氛圍，形塑價值認同并提升社會韌性［35］，為風險應對的集體行動創造普遍的價值共識。

2.強化信任與責任價值，重構社會公共秩序。風險意味著混亂與無序，風險社會韌性治理需要重構社會公共秩序，通過強化社會信任與社會責任延長并加固社會支撐鏈條，為滿足社會公共理性訴求奠定價值基礎，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一是強化社會信任價值。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風險社會，信任建構和依附的基礎先后經歷“家園共同體”“族閾共同體”到“命運共同體”的轉變［36］，社會信任存在的前提從人的個體化轉向個性化。在風險社會中重構社會信任要求個人認知從對自我利益的滿足轉向公共利益的實現，破除傳統社會以個體或其集合形態加入集體行動的認知，以命運共同體中所需飾演的角色參與集體行動。如此，社會信任在集體行動中被建構，行動的有效性又強化了社會信任。二是強化社會責任價值。風險與責任存在內在關聯，風險的出現附隨責任分配問題，風險的系統性與多元主體“自我本位”的社會心態導致“有組織的不負責任”現象［37］?！懊鎸︼L險人們無處可逃，唯一的選擇就是大家一起行動起來面對風險，共同參與風險治理”［38］，亦即構建整體性責任體系，培育風險共受、責任共擔的共同體精神。政府是社會治理的核心主體，天然承擔抵御風險和適應風險的責任。為增強政府的風險應對和適應能力，增強風險治理韌性，應建立權責對等的責任制度體系，在堅持問責的同時減少過度問責所造成的責任規避行為。

（二）管理重構：克服組織結構性張力，破解傳統治理機制梗阻

風險社會是人類從工業社會向后工業社會轉型的必然結果，引領人類適應甚至走出風險社會的唯一出路就是自覺拋棄舊的框架和結構［39］，建立風險社會韌性治理模式。這需要以韌性理論的簡約化規則和全周期理念克服公共組織的結構性張力與傳統治理機制梗阻［40］，優化組織結構和再造治理流程，實現風險社會的全過程韌性治理。

1.優化組織結構，提升治理效能。新的社會問題必須在反思和揚棄舊的機制體制約束中尋找它的破解之道。在風險社會中，韌性治理強調以風險社會為基礎場域，在組織的相互調適中達成穩定均衡的組織結構，這是發揮韌性治理效能的前提和基礎。韌性治理要求組織結構從傳統的層級結構轉型為遞歸結構［41］。遞歸結構強調組織體系中不同層次的獨立性和自主性，在控制與自主之間實現平衡，破解組織運作過程中產生的控制困境。一是以組織權責重構為基礎優化組織結構。組織需要在保證上下權威關系的同時確定不同層級的具體責任，責任應由外在環境賦予，上級在此基礎上賦予其特定的權限與資源，使其能創造性地解決問題，化解傳統組織結構中有限能力與無限責任的矛盾，避免“小馬拉大車”的困境。二是以技術手段賦能為支撐優化組織結構。充分運用以互聯網、區塊鏈等為代表的網絡信息技術，從信息孤島走向信息共享，避免信息碎片化問題，提升組織治理的敏捷性，使組織基于實時數據能快速有效地應對新興問題與特定問題［42］。

2.再造治理流程，暢通治理機制。社會系統是一個復雜開放的系統，暢通韌性治理機制需摒棄傳統治理模式“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碎片化思維，以全周期管理理念及系統集成思維推動社會善治。一是加強風險預防與監測?！坝蓄A見的政府做兩件根本性的事情。它們使用少量錢預防，而不是花大量錢治療；它們在作出決定時，盡一切可能考慮到未來”［43］（P164）。政府應將風險預防與監測作為首要職能，充分掌握“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系統的脆弱性及潛在風險，不斷完善應急預案，提前將風險地圖發放給相關區域的公眾，使公眾對身邊的風險隱患有所了解，擺脫信息不對稱困境，并引導其主動地、有針對性地進行風險預防，防止風險蔓延與放大，將風險消滅于萌芽狀態。二是提高風險響應的能力與水平。風險暴發時期，政府應基于應急預案有條不紊地快速開展救援工作，同時廣泛進行社會動員，呼吁全社會各治理主體迅速、積極地參與到風險應對工作中來，彌補自身資源、知識、能力、專業性等方面的缺陷，形成多元主體共同治理格局。三是強化風險災害的善后與總結學習。政府應重視并總結風險治理中的成功經驗與不足之處，形成改進措施以完善治理機制，并將未能解決的難題載入下一輪政策議程，形成“總結—學習—提升”的良性循環。

（三）能力重組：創新數字技術賦能，構建風險共擔與學習能動機制

“風險是一個致力于變化的社會的推動力”［44］（P481）。韌性治理以適應性和動態平衡性為風險應對提供了另一種路徑，促進風險向機遇的轉變。風險社會韌性治理通過規避傳統治理模式下“技治主義”治理方式的缺陷和不足，充分利用現代信息技術在風險監測、預警、認知、反饋方面的作用，構建風險共擔機制和學習能動機制，增強風險紓解能力和危機學習能力，以數字賦能推動韌性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1.建立風險共擔機制，增強風險紓解能力。風險社會韌性治理需要建立智能化風險共擔機制，協調與整合區域利益，凝聚區域力量，以治理合力增強風險紓解能力。一是建立現代化數據庫。通過建立現代化數據庫快速實現各地區一線災害風險信息與應急信息的匯總與存儲，運用大數據智能算法調取數據庫內多區域的整體性風險數據，以區域利益最大化為準則進行智能分析并進行整體性決策，打破府際信息鴻溝，實現整體性的應急管理。二是完善人工智能系統。通過建立完善的人工智能系統，實現對社會風險實時監控和算法分析，將多元風險治理主體力量融入算法體系的同時削減各主體間的資本控制與權力控制，打破風險治理過程中的行政壁壘、行業壁壘和數據壁壘，促進信息共享、行為互動和組織互聯，增強風險紓解能力［45］。三是加強大數據技術的使用。通過利用大數據技術對公眾結構信息、社交媒體信息等數據進行綜合分析，發現具有潛在風險的重點人群，并在社會網絡和情感分析的幫助下開展有針對性的輿論引導、情感修復與信任重構等工作，構建更全面、立體的社會“人群畫像”，促進風險治理手段的人性化與個性化。

2.構建學習能動機制，提升危機學習能力。風險社會韌性治理需要構建經驗總結與自主學習的能動機制，基于多平臺與現代信息技術的危機學習，以公眾需求為導向進行經驗總結與自主提升，既可以促進危機學習能力持續提升的良性循環，提升社會系統風險適應能力，又可以增強韌性治理的回應性，提升治理的滿意度。一是運用大數據技術智能分析和總結風險預防與應對過程中成功與失敗的治理決策與措施，動態更新與完善風險事件案例知識庫和應對策略庫，將學習結論與優化措施按照不同的層次結構或條件進行數據細分并錄入電子數據庫，滿足知識的存儲、搜索、更新、傳播等功能要求，全面提升各風險應對主體應對風險的能力與效率。二是通過“線上+線下”平臺采集多方治理主體對風險應對措施的評價與建議內容，運用大數據智能算法進行整合與數據分析，強化對應急管理知識和應急記憶的雙向耦合，總結多方治理共性需求及現階段風險治理存在的核心問題，以敏銳的感知力反思風險治理措施存在的漏洞，形成自適應的危機學習方式，將學習到的經驗轉化為決策優化的助推器。

五、結論與討論：走向面向風險社會的韌性治理

在工業社會邁入后工業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社會系統中的風險發生了根本性轉變，風險的內生性與不確定性疊加、階層性與系統性耦合，風險已成為人們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風險社會的到來勢不可擋。人類圍繞風險治理不斷展開博弈，建構在強“工具理性”與弱“價值理性”價值基礎上的傳統社會制度體系存在風險治理的結構性矛盾，往往導致“價值理性”與“工具理性”斷裂，非理性的價值理念成為優先選擇，社會系統風險及其引發的經濟衰退、社會動蕩等一系列次生風險持續提升了社會風險治理的難度，社會治理模式亟須轉型升級。在風險社會中，社會治理的核心問題演化為多元主體應通過何種方式及時有效地化解風險，實現社會的“善治”。只有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才有可能克服一系列危機。實現風險社會下的“善治”，需要走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即人類社會需要重拾“價值理性”的內在要求，以“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重構社會多元治理體系，以“價值理性”引導社會風險的治理，以此優化社會治理模式并有效地治理社會系統中的風險，推進社會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

現代化是一個國家及其人民追求社會經濟發展的過程和道路，也是一個國家不斷具備現代性元素的狀態和結果。中國式現代化將實現人的全面發展作為精神追求和理念向往，是一種不斷建立適應生產力發展和人類文明進步的新的制度體系和治理結構的過程［1］。韌性治理是一種逐步成熟的社會治理模式，它強調的調適功能可將社會系統中無處不在的“風險”轉化為觸手可及的“機遇”，這一獨特優勢使其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取向，有利于形塑社會治理新格局，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在風險社會中，韌性治理通過在“價值—管理—行動”層面的綜合施策構筑了一個富有韌性的風險社會治理共同體。在價值層面，韌性治理通過強化社會多元主體的價值共識與價值認同，推動價值共同體的建構以增強社會韌性，保障社會穩定；在管理層面，韌性治理通過組織權責的動態調適和風險的全周期治理，推動治理共同體的建構以增強組織韌性，保障集體行動的靈活性與有效性；在行動層面，韌性治理通過現代技術賦能治理能力的網絡化鏈接與螺旋式增長，推動行動共同體的建構以增強韌性能力，促進治理能力現代化。

風險社會韌性治理并不僅僅停留在美好的理論想象層面，而被付諸我國具體實踐。面對一系列重大突發公共事件的沖擊，我國通過韌性社區、韌性城市、韌性鄉村等一系列實踐探索，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發展目標和中國式現代化的實踐路徑，其通過重塑風險治理價值理念、優化風險治理結構和強化風險治理行動逐步建立了可控的韌性治理模式，全面提升了社會系統的整體韌性，推進了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世界貢獻了風險社會背景下社會治理的中國智慧與中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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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文杰

Risk Elimination and Active Adjustment： Logic and?Path of Resilient Governance in Risk Society

Nan Rui， Zhu Wenjun

Abstract：Risk society has become the new normal for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rom traditional governance to resilient governance model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lead to the spontaneous generation， proliferation and superposition of risks， and the risk society exacerbates the failure of the traditional mode，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he capacity promotes the governance from vulnerability to resilience. The dilemma of resilient governance of risk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includes the co-existence of imbalance and weakening of multiple values， the simultaneous emergence of the rigidity of the management structure and the alienation of the management process， as well as the emergence of the lack and insufficiency of the capacity. Promoting the regression of public values and reconstructing the social order， overcoming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al tension and cracking the difficulties of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echanism， innovating the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and constructing the mechanism of risk sharing and dynamic learning have become the path choices for the resilient governance of risk society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risk society， resilient governance， Chinese modernization， public value， crisis le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