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理論與機制研究

李平

(1.河南農業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河南 鄭州 450046; 2.三門峽社會管理職業學院,河南 三門峽 472000)

中國“三農”問題根源于農業生產方式的落后[1]。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確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使中國農業逐步擺脫了計劃經濟體制,從生產關系層面對農業生產方式進行了革命性重構;2004年中央一號文件,聚焦農業基礎設施建設、農業科技進步與創新、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農業水利建設等方面,在生產力層面極大推進了農業生產方式變革。但近2.3億小農戶存在的“大國小農”國情,以及農業生產規模小、成本高、效益差等問題的持續存在,表明傳統農業生產方式還沒有得到根本性的改變。因此,2020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用新發展理念破解“三農”新難題,加快轉變農業生產方式。當前,鄉村振興是農業農村高質量發展的中心任務,加快農業生產方式轉變是其中的重要內容。然而,高質量發展階段下農業生產方式的轉變問題還有待進一步深入研究。

國內學者圍繞農業生產方式轉變展開了較為系統的研究。在轉變的必要性方面,認為對農業生產方式的革命性變革是解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途徑與現實選擇[2],中國迫切需要構建具有效率優勢和競爭優勢的現代農業生產方式[3]。在轉變的方向方面,學界主要存在向現代化農場轉變和向農民股份所有制轉變兩種觀點。前者認為現代化農場是專業化、社會化和規?；a,能夠科學配置農業生產要素,是農業生產方式實現根本性變革的有效途徑[4];后者則認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大農場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性質相悖,也不符合中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可按照社會化和大農業原則,創新土地產權制度,構建農民股份所有制等集體所有制實現形式[5]。在轉變的路徑方面,學界存在較大分歧,主要有“信息化路徑說”“主體培育路徑說”“科技化路徑說”和“金融支持路徑說”4種觀點?！靶畔⒒窂秸f”認為大數據時代,需要提高農業信息化水平,依靠信息化對傳統農業進行改造[6],可以通過“互聯網+”在農業領域的應用,改變勞動力與農業生產資料的結合方式,提高農業規模經濟效應,促使農業生產方式向著集約化生產、規?；洜I、綠色化轉型、工業化管理和社會化服務轉變[7]?！爸黧w培育路徑說”主張制定優惠農業政策扶持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加快對小農生產進行現代農業改造[3]?！翱萍蓟窂秸f”則主張加大智力投入和改善農業就業(創業)環境吸引人才,加強農業科技研究和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8],使基于經驗的傳統小農經濟轉變為基于科技的現代農業[9]。與前述3種觀點不同,“金融支持路徑說”則從支持機制方面提出要創新農業保險產品,建立健全農業貸款風險補償機制、農業保險財政補貼機制和農戶聯保貸款機制等[10]。

現有文獻在農業生產方式轉變方向與路徑方面做了較為深入的探索,為本研究提供基礎與借鑒,但存在進一步探討的空間。首先,現有文獻主要基于現實觀察層面而沒有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適應的理論層面展開,而農業生產方式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之間的相互作用、相互適應,從兩者適應的理論層面解釋轉變方向更有助于揭示其必然邏輯。其次,現有文獻在研究視角上較多從生產力或生產關系視角而較少從兩者適應角度提出轉變路徑,而從兩者適應視角更有助于發現和破解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困境。因此,本研究力圖在以下方面有所貢獻或創新:一是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為指導,從理論層面探討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必然邏輯;二是結合中國農業生產力要素變化的時代特征,從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角度探討新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促進機制。

1 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現實選擇

1949年以來,中國對農業生產方式以土地所有制調整為主線進行了4次大的改革(1950—1952年的土地改革,1958—1978年的人民公社運動,1978—2015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2016年起推行的“三權分置”改革)。毋庸置疑,歷次農業生產方式改革對促進農業生產發展都發揮了歷史性作用。隨著中央一系列利好政策的出臺,中國農業生產方式正在悄然發生轉變。

1.1 封閉的農業生產邊界正在逐漸開放

具體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土地流轉促進了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發展,打破了農戶初始承包土地的封閉邊界。據統計,到2020年底,全國家庭耕地土地經營權流轉面積達0.353 hm2,占家庭承包經營耕地面積為34.1%[11],分別較2010年增加了1.75倍和1.32倍。2020年,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數量達201萬個,比2015年增加了51%;家庭農場超過300萬個 ,是2015年的近10倍[11]。二是在土地承包與租賃關系基礎上,農業生產者又探索出新的土地委托代理關系,進一步打破了農業生產的封閉性。以農業生產托管服務為例,2017年,全國農業生產托管服務面積為4 366.7萬公頃次[12]。到2020年,農業生產托管服務面積達到1.11億公頃次[11],3 a增長了近1.55倍。委托代理服務克服了農業生產規模擴大需以獲得經營權為前提的制度障礙,從而使農業生產徹底由封閉轉向開放。

1.2 全能的生產主體正在走向專業化

隨著現代農業對資本的依賴程度加深,農業資本有機構成不斷提高。另一方面,隨著農業科技的發展,農業科技成果不斷涌現并在農業生產中推廣應用,農業生產各環節科技含量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單個農業生產主體不再試圖擁有生產所需要的全部要素或包攬全部農業生產過程,專業化的農業生產主體在近年來逐漸發展壯大起來。據統計,2019年,全國農業專業化服務組織的數量為21.7萬個[13],到2020年底達到24.5萬個[11],增長13%。專業化生產主體通過在耕、種、防、收等生產環節從事專業化服務,深化了農業專業化分工協作,極大地提高了整個農業的生產效率。

1.3 封閉全能的產品導向正在轉向開放服務的收入導向

由封閉式全能生產向開放式全能生產(換工合作)只是有限度地增加了農產品的產量,而由于農產品價格較低,這種轉變并沒有給農業生產者帶來價值(收入)的大幅增加;由于分工能夠帶來效益,為了追求收入的最大化,開放式全能生產必然要向分工要效益,從而走向開放式專業化服務。同理,封閉式全能生產向封閉式專業化服務也因為單個生產者的資源有限性而限制了生產規模的擴張,規模擴張受限使得農業生產者收入受限;由于規模經濟效應的吸引力,為了追求收入最大化,封閉式專業化服務生產必然要向規模要效率,從而向開放式專業化服務轉變。通過上述生產力層面的分工效應和生產關系層面的規模經濟效應,封閉全能的生產方式正在向開放服務的生產方式轉變。從封閉全能向開放服務實際上體現了農業生產者效用函數由農產品獲得向農業收入增加的價值導向轉變。事實上,以糧食托管服務為例,統計資料顯示,在中國當前開展的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試點地區,糧食全程托管可使單位面積均增產10%～20%,均節本增效350×15～390×15元·hm-2[14]。通過在一個或多個環節提供生產性服務,服務主體不僅使委托方收入增加,還可以使自己獲得多元化的服務增值,包括直接的服務費收入,服務規模擴大后農資統一采購優惠,機械效率提高及閑置成本降低好處,產后附加服務如儲運加工等增值服務收入等。

上述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用圖1表示。

圖1 農業生產方式轉變方向Fig.1 Change direc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將封閉、全能和產品指向的農業生產方式視為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將開放、專業和服務導向的可稱之為新型農業生產方式,這兩種生產方式的差別如表1所示。

表1 兩種農業生產方式的對比

由表1可知,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向新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現實選擇是由這兩種生產方式的優缺點決定的。隨著中國社會總體生產力發展,農業生產者目標函數發生改變,即由“溫飽”的產品導向轉向“富?！钡氖杖雽?。在此前提下,農業生產者或者通過分工提升專業化效率來提高收入,或者通過規?；洜I提升配置效率提高收入,由此推動著農業生產者由封閉走向開放、由全能走向專業化。傳統農業生產方式下,農業適度經營規模難以取得突破性進展,原因在于經營規模擴大必須以獲得足夠數量的土地經營權為前提,但通過獲取土地經營權的耕地數量是有限的,那么規模經濟提升收入效應也是有限的。而新型農業生產方式下,服務者(新型農業服務主體)所提供的服務是開放的,通過選取一個或若干個生產環節作為切入點,可為多個農戶橫向開展生產性服務活動,從而實現服務規?；?當農業生產各生產環節上的眾多新型服務主體的服務均達到規?；?整個農業生產即達到規?；?。這種先取得各環節規?；?、最后匯總成完整農業規?；磮D的“切香腸”模式即是新型農業生產方式實現農業規?；洜I的路線圖。

2 向新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理論邏輯

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展是以服務為導向的新型農業生產方式形成和發展的理論邏輯。隨著中國農業和農村改革的進一步深化,特別是城鎮化和工業化的加快,農業勞動力、勞動手段等生產力要素發生了深刻變化,在農業領域催生了多樣化的生產性服務需求,這些變化和需求要求必須對農業生產關系進行相應的調整,以適應農業生產力發展。

2.1 新階段農業生產力要素的新變化

2.1.1 農業勞動力大幅減少 勞動力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要素。隨著勞務經濟的發展,農業就業的機會成本越來越高,導致農業勞動力不斷向非農業部門轉移[15]。城鎮化和工業化產生的虹吸效應使這種轉移趨勢進一步得到強化。國家統計局統計資料顯示,2000年,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出規模為12 891萬人,在隨后的“十五”到“十三五”4個五年計劃期內,各計劃期平均每年流出農村勞動力分別達12 853.5、13 151.5、13 736.5和12 532萬人。農村勞動力大量流出的結果,使第一產業就業人員數量從2000年的36 043萬人下降到2020年的17 715萬人,降幅超過了50%。

2.1.2 農業勞動力老齡化趨勢加強 從年齡結構上看,從農業流出的勞動力以青壯年為主。國家統計局2012—2020年發布的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數據顯示,近10年來,21—50歲農民工每年所占比例均在72%以上。大量青壯年勞動力流出農業,使得留在農業領域的青壯年勞動力越來越少。中國第二、三次農業普查結果顯示,2006年,51歲以上農業從業人員占32.5%;到2016年,僅55歲及以上的農業從業人員占比就高達33.6%。

2.1.3 農業機械化程度提高 由于農業機械與勞動力之間存在顯著的替代關系[16]。農業勞動力轉移促進了農業機械化發展,農業機械化反過來又加速了農業勞動力轉移[17],二者相互促進,相互強化,使中國農業機械化水平不斷提高。農業農村部統計資料顯示,自 2004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機械化促進法》公布實施以來,中國農業機械化每年以 20%左右的速率增長。全國農業機械總動力從2005年的68 549.35萬kW增長到2019年的102 758.26萬kW,增幅近50%。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從2005年的35.93%上升到2019年的70.02%,提高近1倍。

2.1.4 農業科技飛速發展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近年來,中國農業科技創新體系效能穩步提升,科技成果加速產出,農業科技整體實力進入世界前列。農業科技進步貢獻率在2020年達到了60.7%,科技已成為農業經濟發展最重要的驅動力[18]。

總之,農業勞動力減少及老齡化促進了農業機械化發展,而農業機械化及農業科技水平提高增加了農業投入成本,客觀上使農業機械所有者及農業科技采納者產生了在更大空間上進行要素配置以提高要素使用效率的需求。這種需求雖然可以通過租賃流入土地得到一定程度解決,但以取得經營權為前提的土地流轉制約了流入土地規模。因此,必須在農業生產中引入新的關系形式以滿足生產能力富余者的要素配置需求。

2.2 生產力要素變化對生產關系要素變化的需求

2.2.1 各環節專業化服務需求增加 隨著現代農業科技發展和新一代信息技術融入,農業生產各環節科技含量越來越高。不同生產環節技術的專用性使農業生產各環節形成了專業化趨勢,這對勞動者的科技素質提出了更高要求。生產者即使能購買或租賃到所需要的某種技術,也會面臨自我使用障礙,從而最終催生了各生產環節的專業化服務需求。

2.2.2 土地托管服務需求增加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農村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完善,土地作為最后保障的托底功能不斷弱化,農業勞動力后代選擇農業生產的意愿不足。多項實證研究[19-20]也表明,不僅農村勞動力后代務農意愿低,年輕的農民讓子女從事農業的意愿也明顯下降,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意愿越低。農業代際傳承意愿下降使土地出租面臨困難,不愿耕種的農戶如不撂荒,將土地托管出去便成為唯一選擇。

2.2.3 農業生產高端要素服務需求增加 農業生產越來越需要知識、技術等高端要素參與其中,但是現有農業生產者的知識技能不足,不能充分運用先進技術與管理經驗,導致農業生產要素出現時空錯配現象。這樣,在農業生產中,始終存在著一部分生產者對某種(些)短缺要素的短期融入需求。

上述各種服務需求是中國農業生產力發展到現階段的必然結果。有些需求雖可通過租賃或雇傭等方式獲得一定程度的解決,但規模有限。而有些需求(如農業技術)則是無法通過租賃等方式來獲得的。這表明現有土地制度框架下農業生產主體之間的承包關系、租賃關系已不能滿足農業生產的需要,必須在農業生產中引入新的關系形式以滿足不同生產者的多樣化服務需求。

2.3 委托代理關系形成

農業生產力要素變化以及對生產關系要素的需求最終產生新的生產關系——委托代理關系。一方面,農業生產力發展使一些農業生產者積累了大量的剩余生產能力,這些剩余生產能力需要在分工和規模上尋求更高的生產效率,進而產生了代理服務供給能力;另一方面,其他一些農業生產者由于自身資源稟賦不足而產生了環節服務、托管服務、要素服務的需求,亦即產生了委托服務的需求。這樣,要素富余的生產者為要素短缺者提供某個(些)環節的生產性服務就合乎邏輯地形成了,在承包關系、買賣關系、雇傭關系和租賃關系的基礎上,農業生產主體間又出現了基于生產環節服務的新型生產關系,即委托代理關系,如圖2所示。這樣,委托代理關系與促使其形成的農業生產力一起就構成了農業新型農業生產方式。

圖2 與生產力相適應的委托代理關系形成邏輯Fig.2 Logic of the formation of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compatible with productivity

3 完善向新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機制

新階段,農業生產力要素變化日新月異,向新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主要制約來源于生產關系層面以及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的適應方面。

3.1 克服向新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制約

如上所述,新型農業生產方式的優越性顯而易見,在實踐中的試點探索也初見成效,但要實現其在全國范圍內的完全確立,仍面臨著諸多現實制約。

3.1.1 智力制約 代理服務供給不足。按照馬克思勞動力質量二要素理論,健康、體力、耐力等是勞動力首要的質量特征,老齡勞動力在這些方面劣于青壯年勞動力是自然規律。中國農業勞動力老齡化及農業代際傳承意愿低的現象表明,農業青壯年勞動力存量和增量出現雙萎縮,農業勞動力質量呈現下降趨勢。同時,中國農業勞動力知識能力不足。據《中國勞動統計年鑒》(2020)資料,2019年中國農業勞動力中未上過學的占7.4%,小學和初中分別占38.8%和45.9%,高中(中專)及以上者不足8%。農業勞動力素質直接決定了其科技采納能力,高素質農業勞動力不足對新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形成智力制約。

3.1.2 信息制約 委托代理服務市場缺位。目前,農業領域還沒形成高效、透明的委托代理服務市場,服務業務的開展基本依靠鄰里互介或熟人搭橋。由于市場缺位,生產性服務供求信息(如地點、種類、時間、規模、要求等)錯亂破碎,無序流動,不能定向匯集,導致供求雙方無法順暢對接,制約了農業要素配置效率,進而在信息層面制約了委托代理服務規模。

3.1.3 契約化制約 委托代理服務隨機性大。作為委托方,農戶的服務需求通常是在農業生產遇到困難時臨時產生的,具有很強的隨機性。如農忙人手不夠時雇用勞動力,病蟲害嚴重時請專業人員防治等。隨機性的形成機制使委托方與服務供給方(受托方)簽訂長期書面契約的意愿不足。長期契約是委托代理關系穩定的基礎,沒有這個基礎,規?；?、專業化的生產性服務形成困難。

3.1.4 組織化制約 委托代理服務主體組織化程度低。目前,專門從事生產性服務的農業服務主體還很少,有能力提供的主體通常是生產要素或生產能力有富余的農戶、農民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農業龍頭企業等。由于農戶需求的隨機性,這些服務主體所提供的服務也相應地具有零星分散及業余性的特點。以糧食作物生產托管服務為例[13],2020年,全國從事糧食生產托管服務組織數量共495 566個,其中,專業戶數量占49.47%,組織化程度較高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業企業分別占31.04%和3.25%。按現有統計口徑(耕、種、防、收)折算,專業戶、農民專業合作社和農業企業3種服務主體平均每個服務規模分別只有18、62和100 hm2。

3.2 向新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機制重構

從生產力的形成邏輯講,上述向新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制約實質上源自新型農業服務主體與農業生產資料(土地)結合障礙和農業勞動力與勞動手段(農業機械、農業技術等)的要素結合障礙。因此,解決之道就是要重構農業生產要素結合機制?；诖?新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促進機制可表述為:通過政策供給建立“汰弱”與“扶強”相結合的雙向補貼機制,培育發展高度組織化的新型農業服務主體,鼓勵低效農戶退出農業生產過程全部或部分環節,使農戶隱性委托需求顯性化,為新型農業服務主體與農戶建立長期穩定的委托代理關系創造條件。高度組織化的新型農業服務主體再通過市場化手段建立農業勞動力與勞動手段結合機制,獲得生產性服務所需要的高素質勞動力、農業科技、農業機械、信息市場等生產要素,并將諸要素組織起來從而形成新型農業生產力。這樣,新型生產關系(委托代理關系)與新型農業生產力相適應,促進新型農業生產方式形成。如圖3所示,破解新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困境的關鍵在于構建政府主導的“汰弱”與“扶強”相結合的雙向補貼機制、服務主體主導的勞動力與勞動手段結合機制及二者共建的委托代理關系長效穩定機制。

圖3 向新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的機制重構Fig.3 Reconstruction of mechanisms to facilitate the transition to new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3.2.1 “汰弱”與“扶強”相結合的雙向補貼機制 一是低效農戶退出補貼機制。對農業生產能力弱或從事農業意愿不強的農戶通過補貼政策鼓勵其退出農業生產,轉而將其承包土地委托給能力強、效率高的生產者經營管理?！疤酢钡哪康氖莿撛旆招枨?。但退出機制應堅持自愿原則,不搞一刀切,是否退出,由農戶自主決策。二是新型農業服務主體扶持補貼機制。 對能力強、效率高的農業生產者給予適當補貼,鼓勵其加大要素投入以便對外提供更多的生產性服務?！胺鰪姟钡哪康脑谟诩哟蠓展┙o。扶持政策應基于新型服務主體高度組織化、服務專業化和規?；攸c要求,結合不同地區實際靈活選擇扶持對象和組織形式。如鼓勵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和現有新型農業生產主體(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業企業、家庭農場等)自我改造發展成為新型服務合作社或服務企業,鼓勵能人牽頭,將非農領域的社會資源整合進來成立農業服務公司或服務專業戶等。在發展之初,政策供給方向側重于形成服務導向觀念和培育新型農業服務主體隊伍,并通過它們的服務活動在農業領域形成農業生產委托代理市場。經過一定時期發展,政策供給應重點轉向綜合化和規?；漳芰Φ奶嵘?以及鼓勵單個服務主體間的跨專業聯合和跨區域聯合,成立新型服務主體聯合體制。鑒于在長期的新型農業主體培育實踐中,我國已積累了豐富的政策供給經驗,建立完善的新型農業服務主體扶持機制并不困難。

3.2.2 委托代理關系長效穩定機制 長期穩定的委托代理關系是新型農業服務主體開展規?；盏谋Ｕ?退出補貼申請制是實現這種保障的有效制度安排。在退出補貼政策中,鼓勵農戶在生產之前自主決策是否退出及退出程度,決定退出的農戶可以預先與受托方簽訂合同并提出補貼申請。這樣,通過補貼申請將委托代理關系形成時間由產中轉變到產前,使農業領域隱性、隨機性的委托代理服務供求顯性化和契約化。為了方便委托代理服務供求雙方順利對接,政府相關部門應及時搜集服務供求信息(如服務種類、數量、時間、地點、價格及個性化要求等),并及時在供求雙方均可觸及的渠道發布和更新。

3.2.3 農業勞動力與勞動手段結合機制 新型農業服務主體實現勞動力與其他要素有機結合的關鍵是獲得適應現代農業生產需要的高素質勞動力。首先,在新型農業服務主體內部建立職業農民培訓機制。新型農業服務主體需要的農業勞動力是具有專業技能且能通過契約化長期為其工作的高素質的勞動力,是職業化的農民或農業工人。面對高素質勞動力短缺的現實,對有潛質的農業勞動力進行專業技能培訓是新型農業服務主體的一個現實選擇。通過師傅帶徒弟,專家現場指導或遠程視頻演示等多種手段將有潛質的普通勞動力培訓成合格的農業工人,并通過勞動合同與之建立長期穩定的合作關系,使新型農業服務主體獲得穩定的高素質農業工人隊伍。其次,通過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建立縱橫向聯合,建立高素質勞動力共享機制。我國地域廣闊,不同地區農業生產時令差異很大,新型農業服務主體通過橫向聯合組成跨區域服務聯合體,使高素質農業工人在同一生產環節上的服務時間和空間都得到擴展,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高素質勞動力短缺問題。同理,新型農業服務主體還可以與本區域上下游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進行縱向聯合,也能達到上述相同效果。最后,勞動力培訓機制與共享機制溢出的留人效應。高素質農業勞動力之所以大量外流,一個重要原因是農業生產的季節性,農業勞動力在家從事農業生產過程中及生產后大量時間處于清閑狀態,從而形成較高的機會成本。勞動力培訓機制與共享機制大大延長了農村勞動力年工作時間,最大限度地減少了閑置成本,從而增加對外出勞動力的吸引力并溢出留人效應。溢出效應越大,高素質勞動力留在農業的數量越多。

綜上所述,低效農戶退出機制及退出補貼申請制解除了新型農業服務主體與農業生產資料(土地)的結合障礙,使農戶與新型農業服務主體之間建立起長期穩定的委托代理服務關系;新型農業服務主體扶持機制使專業化、規?；账枰叵蚱鋮R聚,并通過職業農民培訓機制和共享機制及其溢出的留人效應最終克服農業生產力要素結合的智力障礙,形成高效能的現實的農業生產力。這種生產力與委托代理服務關系一起在實踐中融合發展,成為以專業化服務為導向的開放性的新型農業生產方式的核心。

4 結論與政策

4.1 結論

本研究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角度對我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最后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1)農業生產邊界、生產主體、生產價值導向的變化使得封閉、全能、產品導向的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正在向開放、專業、服務導向的新型農業生產方式轉變,規模經營推動這種轉變。

2)“開放、專業、服務導向”的新型農業生產方式不是對傳統農業生產方式的簡單否定,其合理性蘊含著生產關系一定要符合生產力狀況的理論邏輯;農業生產力發展及其在生產關系領域引起的變革,共同催生了農業要素服務、環節服務、托管服務等多樣化的生產性服務需求,并使農業生產中的委托代理關系得以合乎邏輯地產生。

3)新型農業生產方式雖然在實踐中已有萌芽,但其在農業領域的完全確立仍面臨著智力、信息、契約、組織等諸多困境;通過從服務需求主體(農戶)、服務主體、委托代理關系及高素質勞動力的培訓與共享等方面構建“四位一體”的農業生產力要素結合機制,可以有效破除農業服務主體與土地結合障礙和農業生產力要素間的結合障礙。

4.2 政策

上述結論不僅從理論上驗證了當前我國農業生產托管試點政策的正確性,而且具有重要政策啟示意義:

一是拓展農業生產代理服務試點的廣度和深度。目前,我國農業生產托管主要集中在耕、種、防、收四大環節,還沒擴展到整個農業生產領域。在總結這四大環節生產代理服務經驗基礎上,可以進一步擴大農業生產托管服務范圍,如除草、施(追)肥、噴藥、灌溉、排水等田間管理各環節。隨著生產服務托管的全面展開,托管服務可以向農產品儲存、加工、流通等縱深領域發展。在豐富試點內容上,增加新型農業服務主體培育試點、農戶退出補貼試點、專門技術服務試點等。通過政府引導、科技推動及服務主體參與三者合力,使農業生產社會化分工不斷細化和深化,從而創造更多的服務需求。

二是強化農業生產服務機構的專業化和信息服務職能。引導社會資本投資農業生產各環節服務,如投資成立專業化的農業服務公司,與新型農業服務主體合資或直接出資參股等;增強農業生產服務機構的專業性和信息服務水平,提升其服務效率和服務能力。

三是逐步將職業農民教育納入國民教育系列。農民契約化和組織化水平與農民素質高度相關。只有讓高等職業教育,承擔培養職業農民的主要任務,以普通培養、定向培養、委托培養等多種方式進行專業化和系統化的培養,才能源源不斷地輸出高素質的專業技能型和社會服務型的職業農民,才能滿足新型農業服務主體規?；姆招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