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態倫理實踐

單 杰 陳進華

(1.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江蘇蘇州215021; 2.蘇州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江蘇蘇州215123 )

“美好生活”自古以來就是中西方哲學與倫理學關注的核心概念與意義追求,是作為“愛智慧”的哲學所追問的“真善美”價值取向的集中體現。從先秦和古希臘的軸心文明時代開始,中西先賢圣哲們就對“美好生活”進行了界定和詮釋。在中國古代傳統倫理思想視閾中,“美好生活”往往指的是一個政治清明、人與人和睦相處的穩定、和諧、向善的社會秩序與人倫次序?！抖Y記·禮運》中指出:“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1)王文錦:《禮記譯解》,北京:中華書局,2016年,第258頁?！疤煜聻楣钡摹按笸鄙鐣耐辛酥袊湃藢Α懊篮蒙睢钡娜科诖?。在這里人人互幫互助、處處鄰里守望,共同建設成一個富足、美好的理想家園。在古代西方倫理思想史上,“美好生活”常以“幸福生活”“理性沉思生活”等形式見諸經典理論的闡釋之中?！懊篮蒙睢弊鳛樽罡叩纳剖冀K是倫理學理論所追求的根本倫理目標,當蘇格拉底把“認識你自己”作為哲學的首要問題時,他意圖讓人們知道的實則是善的本質,而只有知道善的本質,亦即普遍的善,人們才能在城邦生活中踐行善,從而獲得美好生活。從蘇格拉底到黑格爾,西方大哲學家基本上都把普遍善的理念及其抽象原則作為倫理、法律和政治的基礎,從而善也成為個人和民族美好生活的前提與保障?？梢哉f,中西傳統哲學中對于“美好生活”的界定和詮釋主要是在形而上學、倫理學和政治哲學等領域內展開的追問,而較少涉及人與自然的關系等屬于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理論和人類現實的實踐活動。隨著傳統哲學的終結,哲學愈加關注個體的現實的生存實踐活動,對“美好生活”的追問也進入了一個全新的階段。除了對人與自我的關系、人與他人的關系、人與社會的關系的繼續探究外,人與自然的關系也成為人們思考和實踐的重心。從畏懼自然到利用自然、征服自然,人類開始從與自然的緊張關系走向了與自然友愛和諧共處的新時代。

黨的十九大以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國內學界對“美好生活需要”問題的研究討論也十分豐富。主要觀點既有立足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財富決定論”,也有認同“人以其需要的無限性和廣泛性區別于其他一切動物”(2)《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30頁。的“精神文明論”,還有“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的“權利要素論”,等等。這些不同視角的闡釋較多聚焦于人與人、人與物以及財富與權利等關系而展開,但較少從人與自然關系中審視美好生活的生態倫理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以高品質生態環境支撐高質量發展,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3)習近平:《全面推進美麗中國建設加快推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人民日報》2023年7月19日第1版。。應該說,美好生活“既是每個民族的價值追求,也是人類共同的價值追求,不僅具有民族性、時代性,也具有世界性”,我們目前所處的“美好生活新時代”是包括“物質充裕、政治民主、精神富足、社會和諧、環境美麗等因素在內的高層次的生活時代”(4)方杲:《建設美好生活新時代的三重倫理自覺》,《倫理學研究》2023年第4期。。從中國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而言,在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的轉型過程中,探索新時代美好生活所需要的生態倫理實踐路徑無疑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戰略決策。

一、“美好生活”與生態倫理的雙向耦合

“美好生活”與生態倫理是在特定歷史境遇中生成的一種雙向耦合關系?，F代生態倫理致力于人類能夠走出自工業化以來以人類自身需要為核心的狹隘生態觀念,突破傳統社會與個人桎梏,將道德關懷、道德情感延伸至人類之外的自然存在物與自然環境之中,把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建立為一個穩定且長期的道德共同體?？梢哉f,將“美好生活”與生態倫理關聯起來思考是人類社會發展的一種必然結果。

在中國古代,儒家學派很早便認識到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人作為自然界中的一個組成部分與自然是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體,和諧共生成為正確處理人與自然間關系的價值目標與實踐路徑。例如,孔子提出的“克己復禮以為仁”思想,從生態倫理的視角看,“克己”強調的是人們對自身欲望的節制、控制,即通過禮的規約來約束和監督人們在處理與自然生態關系中應當秉持自然規律與環境禮制的生態理念與生態行為,以達到“仁”的目的,也就是實現人與自然關系上的仁愛、和諧。同時,儒家所宣揚的“天人合一”“民胞物與”“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等命題也延伸到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在這里“天”不僅是至高無上的神圣價值,也意味著是具有生命意義和倫理意義的自然界?！疤烊撕弦弧笔滓木褪且笕藗兙次?、守護自然,追求物質上簡樸,精神上富足的生活方式。中國古代所形成的樸素的天人關系理論,其處理人與自然關系以及對待物欲的思維模式對現代的生態倫理觀有很大的啟發意義。

對于西方來說,在古希臘早期的神話寓言中,無論對酒神狄俄尼索斯護佑農業發展能力的歌頌,還是對薩圖爾努斯掌管播種權力的敬畏,都折射出當時人們對自然至高無上力量的崇拜。在后來的古希臘哲學發展史上,哲學家們依靠理性思辨的力量去嘗試解答自然界與人類的相互關系,同樣認為個體與自然是完整統一的。人類不僅是自然的一部分,更應該把自身融入自然中去,尊重自然規律,珍視自然資源,保護生態環境。古希臘亞里士多德的“四因說”和中世紀奧古斯丁的神學體系中都包含神學目的論思想,他們都認為宇宙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人和自然萬物都緊密聯結在一條由低向高的鏈條中,相互關聯且最終朝向同一個目的。這些觀點是對現代生態學中“生態系統”的概念的一個預示。在隨后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倫理觀形成過程中,其不僅吸收了歷史上樸素的生態倫理思想,還進一步從歷史邏輯與實踐邏輯出發,將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同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批判有機結合起來,認為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發生了異化,完全忽視生態倫理道德必然會引發生態危機。由此,針對如何建立起以人與自然的辯證統一關系為核心、關于人對自然道德義務與責任的基本理論與觀點,馬克思試圖通過徹底消滅資本主義私有制和轉變生產方式等舉措來逐步實現,并最終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這一目標。

但在工業革命之前,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在對“美好生活”的實踐追求中,并沒有與“生態倫理”相關聯。古代的生態環境對人類而言盡管是嚴厲的,甚至是殘酷的,但其自身是健康、完整、美麗的穩態結構。雖然自然在古典時期也具有豐富的內涵與意義演變,但自然始終只是作為人類生存的空間與背景,是人類崇拜、歌頌和效仿的對象。人類沒有能力甚至沒有膽量去試圖改變和征服自然,而僅僅是作為被動適應的對象存在著。因此,古代倫理學對于人類美好生活的設計和籌劃主要聚焦于如何處理人和人、人和自身關系的規范,生態倫理問題尚未走進學術研究的視野。而工業革命以來,人類進入了以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消費為特征的工業文明時代,這標志著人類通過自身的力量改變外部世界的能力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自然世界也第一次遭遇了非自然力量的持續性侵蝕和破壞。在人類技術進步的背景下,自然的地位從被崇拜的、超越性和圓滿的神性存在淪為工具性存在,被認為是人類構建自身美好生活的資源。但自然的反噬和報復激發了人類的反思,于是生態倫理才作為問題成為學術思考的對象,這種反思以萊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為始點,并不斷擴散到更多更大的研究領域之中,美好生活主題也進入公眾視野。

生態倫理旨在遵循人與自然共生關系,建構人與自然的生命共同體,也是從道德正當性、評價合理性以及行為規范性等倫理學視角研究和審視如何處理人與自然生態之間關系。雖然中國傳統儒家的生態倫理思想主張一種“天人合一”、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精神,在對自然生態保護方面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如“限度、節欲、中和、寬容”(5)何懷宏:《儒家生態倫理思想述略》,《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0年第2期。等生態倫理相關的行為準則,但是,現代意義上的生態倫理思想產生于20世紀二三十年代。目前,西方的生態倫理研究主要包括應用倫理、擴展倫理與創新倫理三種傾向,涵蓋“生態中心論、人類中心論、生物中心論、生態協調論、生態人類論和人類控制論”(6)葉平:《人與自然:西方生態倫理學研究概述》,《自然辯證法研究》1991年第11期。等多種觀點,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自然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觀同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觀的沖突”(7)劉福森:《自然中心主義生態倫理觀的理論困境》,《中國社會科學》1997年第3期。,以及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倫理觀的轉變道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倫理思想則批判了前述幾種觀點,認為它們“都是一種脫離制度維度,抽象談論人類生態問題及其解決方案的‘西方中心論’的生態倫理觀……將生態倫理價值觀的形成與改變建立在制度的基礎上予以探討,這對于我們正確看待當代的生態問題,建立和發展‘后西方中心論’的生態倫理學,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8)王雨辰:《略論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生態倫理價值觀——兼論生態倫理的制度維度》,《哲學研究》2004年第2期。。目前,主流的觀點已經將生態倫理問題從純粹的“道德哲學的討論范圍,滲透到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等各個領域,并推動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的變革”(9)余謀昌:《從生態倫理到生態文明》,《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9年第2期。。因而,生態倫理問題已經成為生態文明的一部分。

從“美好生活”內涵的意義變遷和生態倫理思想的發展來看,二者在關系主體、價值目標等方面都存在著深度的耦合性。所謂“耦合”,是指兩個事物之間相互影響的緊密關聯關系。從美好生活與生態倫理思想的耦合關系來看,首先,生態環境是耦合美好生活與生態倫理二者間關系的橋梁。良好的生態環境既是生態倫理實踐的目標,又是美好生活的基礎。美好生活是人們對生活質量和生活滿意度的一種理想追求,涉及物質和精神兩個維度。無論是物質維度為人們提供潔凈的水、空氣、食品等生活條件、生活環境和生活保障,還是精神維度為人們提供心理健康、精神滿足和價值實現的場所,生態環境都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生態倫理實踐則是為了維護和增進生態環境的健康和整體性,它不僅強調人類與自然環境之間的和諧共生,在滿足自身生活需要的同時,充分考慮到自然環境的承載能力和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而且認為人類的美好生活不能建立在對自然環境的過度開發和破壞之上,而應該是在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基礎上實現的。

其次,人類的價值與自然的價值具有協調一致的共同愿景。一方面,自然的外部使用價值是實現人類價值、幫助人類創造美好生活的重要基礎和前提,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不僅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穩定的工作、更滿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會保障、更高水平的醫療衛生服務、更舒適的居住條件”,也同樣期盼著“更優美的環境”(10)習近平:《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頁。。另一方面,人與自然的關系以及人對自身與自然關系的認知,原本就是人類文明中的一個重要主題,并且由此生發出對人與自然關系認知的多種理論,認知的變化也展示出人類從敬畏有序的自然到征服壓榨自然而最終導致自然無序甚至失控的境況:古代“將自然,尤其是地球與一位養育眾生的母親相等同:她是一位仁慈、善良的女性,在一個設計好了的有序宇宙中提供人類所需的一切……隨著‘科學革命’的推進和自然觀的機械化與理性化,地球作為養育者母親的隱喻逐漸消失”(11)[美]卡洛琳·麥茜特:《自然之死——婦女、生態和科學革命》,吳國盛譯,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頁。。人們對自然生態的認知程度不僅直接關系自然價值的開發利用,而且關涉到人類自由全面發展目標價值的實現。因而,無論是當前極力倡導的綠色生產消費方式還是健康生命生活理念都凸顯出人的價值與自然價值的不可分割性。只有通過生態倫理實踐,維護和增進生態環境的健康和整體性,人們才能獲得真正的美好生活。

然而,這種應然意義上的雙向耦合關系卻遭遇諸多現實風險與挑戰,特別是由工業文明以來的資源消耗性生產、消費奢侈性生活方式滋生的生態危機,已然成為新時代人民美好生活的巨大威脅?！靶枰弊鳛橹黧w生存與發展意愿對象化的客觀存在,是個體基于自身心理和生理雙重發生機制對特定目標產生的渴求與欲望。這種本能的“需要反應”并非偶然生成,而是人類在不斷學習如何處理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之間關系過程中的習得性產物?！叭咳祟悮v史的第一個前提無疑是有生命的個人的存在”(1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19頁。,人作為生命有機體,新陳代謝的基本生物功能與機制天然決定了人的物質需要的客觀性及其滿足的必然性。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類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物質性需要得到滿足后,精神性需要就隨著社會生產方式的進步而產生了?！耙呀浀玫綕M足的第一個需要本身、滿足需要的活動和已經獲得的為滿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這種新的需要的產生是第一個歷史活動”(13)《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1-532頁。。依照需求的遞增規律,人們的美好生活需要既彰顯了人類向往與追求美好生活的內在特性,也印證了在滿足自身溫飽等基礎性需要之后迸發出的發展性需要的客觀規律。

就我國國情而言,改革開放實現了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由以往“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到“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轉變。然而長期過于追求經濟效益而忽視生態效應,造成了許多生態危機。從近幾十年破壞生態平衡的現象來看,盲目開發而不尊重生態環境的一般規律是制約我國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重要原因。建設美好生活是當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和歷史任務。

生態倫理是實現美好生活的重要前提和基礎保障,然而,人類的無窮欲望與自然界有限資源之間的矛盾緊張關系正在將人類推入一個自己制造的“生態赤字”深淵之中,資源的過度消耗以及對生態系統的破壞讓人類逐漸背離了實現美好生活的初衷。我們所向往的美好生活的理想狀態是一種建立在生態安全基礎上的美好生態生活,讓人民“呼吸上新鮮空氣、喝上干凈的水、吃上放心的食物、生活在宜居的環境中”(14)習近平:《習近平關于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論述摘編》,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2016 年,第 182 頁。。時至今日,我們仍未完全實現目標,相反,過去幾十年來為了追求短期的經濟增長,我國很多地方過度開發自然資源,導致資源枯竭、生態退化。這些問題都將對未來的環境造成持久影響,透支下一代人的生存發展條件。因此,人類在實現美好生活的永恒目標指引下,進一步探索美好生活需要下的生態倫理結構將為后續的生態倫理實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文明建設奠定理論基礎。

二、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態倫理觀

如前所述,中外生態倫理觀發展至今,已經形成了較為完善的生態倫理思想體系,并逐漸形成了更為細致的生態認識、生態和諧以及生態實踐理論。在生態文明的認識方面都提出了富有新意和力度的見解,如人與自然關系的變遷以及導致此種變遷的原因等,并指出是人類進入近代工業化之后,在市場和資本等的作用下人對自然的無限度的壓榨,引發生態環境與生態倫理危機。因此,人類應該承認自然和自然生物所具有的權利和人類具有對此承擔責任的義務,并且探索改善生態環境、改變人與自然關系的現實可能性途徑,從理論和實踐兩個方面探索和完善一個合理的生態倫理體系。而就目前的問題而言,我們需要回答“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態倫理觀念應該是什么,以及如何建構以尊重自然生命、關懷生態公平、保障代際平等為目標的生態倫理體系。

一般而言,生態倫理思想大都致力于實現這一目標:即人類能夠走出自工業化以來以自身需要為核心的狹隘生態觀念,將道德關懷、道德情感延伸至非人類的自然存在物與自然環境之中,把人與自然視為一個穩定且長期的倫理共同體。從認識發展規律看,生態倫理形成于人類對自然生態的探索認識,發展于人類對自然物的改造利用,豐富于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生活新訴求。在此過程中,人類對于生態倫理結構的認識也逐漸成型,及至新時代,在承認自然界擁有平等的內在價值與天然道德權利的基礎上,在追求美好生活需要的嶄新視域下,生態倫理又產生了新的內涵。

首先,建構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態倫理成立的前提在于,在一定程度上承認自然本身擁有不依賴人類而獨立存在的價值,即自然有著某種天然的權利并且相關權利得到人類的尊重和保障。有史以來,人類在與自然的相處關系中先后經歷了從崇拜自然到逐步適應改造自然,再到征服利用自然的不同階段。隨著工業化進程的迅猛發展,人類利用科學技術站在了又一次征服自然的頂峰,隨之而來的是人類在處理與自然關系上變得愈發盲目自信,滋生出“人是萬物的尺度”“人為自然立法”的“人類中心主義”觀念,把人類自身的利益作為價值原點和道德評價的依據,有且只有人類需求才是價值判斷的主體和標準等。在這種價值觀影響下,人類與自然生態成為割裂分立的主客二元體,后者成為前者的附庸和掠奪對象。對此,恩格斯有過深刻批判:“我們連同我們的肉、血和頭腦都是屬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之中的?！?1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0頁。人與自然的這種同一性內在地蘊含著人對自然的道德義務。目前,一些動物保護組織和動物權利研究者們所達到的思維程度也涉及了對待自然存在物、動物的權利認知,人類保護自然以及動物權利成為人們的新義務:“我們大多數人所認同的平等的基本道德原則應該延伸到我們自己物種的所有成員,我們還要使之延伸到其他物種?！伺c動物之間存在重大的差異,而且這些差異一定會帶來彼此擁有權利的某些差異?？墒?承認這個明顯的事實,并不妨礙把的平等的基本原則擴展到非人動物那里?！降鹊幕驹瓌t是平等的考量;而對不同生物的平等考量也可能會導致不同的對待和不同的權利?！?16)[澳大利亞]彼得·辛格:《動物權利與人類義務》,曾建平、代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80-81頁。當我們認識到自然、動物甚至植物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獨立價值且需要人類關心和保護的觀念逐漸形成和豐富后,人類需要一種新的交往方式來審視和處理人與自然間的關系。正如霍爾姆斯·羅爾斯頓認為的:“自然生態系統擁有內在價值,這種內在價值是客觀的,不能還原為人的主觀偏好,因而維護和促進具有內在價值的生態系統的完整和穩定是人所負有的一種客觀義務?！?17)[美]霍爾姆斯·羅爾斯頓:《環境倫理學》,楊通進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前言第3頁。也就是說,在追求美好生活的過程中,人們是以道德義務的方式,在服從生態規律、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在人與自然交融中實現與升華對美好生活的向往。

其次,自然生態的內在價值與自然權利的延伸,產生了“生態公平”的觀念,即強調人類在開發和利用自然資源、滿足美好生活需要過程中所需承擔的責任的公平性問題。比如全球化趨勢下各國間在生態利用與補償錯位領域中存在的生態不公平現象。受制于人口結構、自然稟賦、技術差異等方面的巨大差異,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被迫處于自然資源出口與環境污染的雙重不利地位,發達國家則對過度消耗自然資源的貢獻值一直處于全球前列。長期從事此項研究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杰森·?？藸枅F隊對1970—2017年間不同國家對過度消耗自然資源的貢獻值進行重新評估,發現美國在全球資源過量使用中占比27%并高居第一,緊隨其后的是歐盟,占比25%,澳大利亞、加拿大、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等其他富裕國家合計約占22%。該團隊得出分析結論:“高收入國家是生態問題的主要驅動力,迫切需要徹底地將它們的資源消耗降低到公平和可再生的水平?！?18)Hickel J,O’Neill D W, Zoomkawala H,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for Ecological Breakdown: A Fair-shares Assessment of Resource Use,1970—2017”,Lancet Planetary Health,2022,6(4),pp.342-349.生態不公平還將進一步拉大不同國家與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削弱貧困地區與居民在向往和實現美好生活中的主體能力,阻礙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目標實現等。我國城鄉、區域之間存在的發展不平衡導致的生態公平失位、環境正義失衡現象難以短期內得到根除。如中西部地區土地過度開墾、水土流失造成的土地荒漠化、鹽堿化,東部地區人口規模日漸龐大造成的資源緊缺等一系列問題。此類問題的不斷疊加最終將聚集成為威脅人們向往和實現美好生活的巨大不確定因素。

再次,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態倫理不僅強調自然生態資源在配置與保護中的責任公平性,也涵蓋了發展的可持續性與代際公平性?？沙掷m發展早已成為全人類的共識,因此,重新思考和建構生態倫理學是必要的理論基礎,甚至從本質上講,生態倫理學就是“企圖尋求一種可持續發展的倫理基礎和倫理支持的努力”(19)廖小平:《生態倫理、代際倫理與可持續發展——兼論可持續發展的倫理基礎》,《道德與文明》2002年第3期。?？沙掷m發展是一種兼顧滿足當代人合理需要且不對后代人構成危害的發展模式,也就是說,這是一種愿意犧牲短期利益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美好生活代際傳承的道德自覺?！按H公平原則”是指人類的不同世代之間應公平地享有地球權利并承擔地球義務的原則,亦被稱為“代間權原則”?！按H公平原則”與“物種平等原則、生態優先原則、預防為主原則”(20)曹明德:《論生態法的基本原則》,《法學評論》2002年第6期。等一起組成生態法的基本準則,對生態法具有普遍指導作用。1972年斯德哥爾摩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中就認識到世代之間的公平問題,此問題也是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所關注的可持續發展的主題。實現生態正義和可持續發展,就必須注意代際公平,其實質是實現人與人之間發展權利的平等,上一代人的發展不應以犧牲下一代甚至后代人的利益為代價,上一代必須為下一代合理保留和儲存資料。代際平等作為可持續性發展的本質,一直以來關注的是近期與長遠、當代與后代之間對自然生態資源的平等利用與可持續發展。歷史和現實啟示我們通往綠色發展、高質量發展的道路將必然是一個接續奮斗的動態歷史進程。只有在代際平等得到充分保障的可持續性發展中,發展成果才能真正由人民共享,美好生活也會變得更加真實動人。

習近平在領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治理的偉大實踐過程中提出了把“生態價值觀引領、技術創新驅動、生態治理制度體系保障、參與全球治理系統整全的社會主義生態治理觀……其國內環境正義意蘊主要體現在:保護生態環境,保障人民綠色福祉,促進和維護人民的環境人權;落實生態治理制度體系,維護和促進國內環境正義;通過建立生態補償制度來實現區域環境正義……保護生態環境,造福子孫后代,以便實現代際正義”(21)龔天平、饒婷:《習近平生態治理觀的環境正義意蘊》,《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但在生態倫理的現實境況中代際正義問題并不容樂觀,其危機主要包括全球龐大的人口基礎和人口凈增長率導致全球人口的快速增長,導致對生態環境的巨大壓力,也必然導致未來人口的生存空間的減少;日趨嚴重的消費主義思潮把現代人帶入大肆浪費、不可持續的困境中。從目前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等的可持續發展的角度看,當代人必須對未來人承當一定的生態環境責任,“代內正義和代際正義”(22)李培超:《多維視角下的生態正義》,《道德與文明》2007年第2期。一起構成生態正義的兩個維度。只有在代內公平和代際公平均得以保障和維護時,生態倫理正義才能實現,后續在此基礎上的生態環境的切實保護以及人與自然關系的真正改善才可進行,代內和代際的目前的以及可持續的美好生活才能被期待。

總之,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態倫理觀包括承認和保障自然及其多樣物種的獨立價值與權利,形成“生態公平”的觀念,讓實現美好生活需要過程中所需要承當的責任與義務觀念深入人心,讓生態責任公平性、可持續發展性與代際公正性成為廣泛接受的行為準則,實現生態正義并在此基礎上導向代內和代際的美好生活。

三、生態倫理導向的美好生活實踐路徑

基于生態倫理與美好生活的深度耦合,生態倫理導向的美好生活實踐路徑亦是一個重要環節。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不同的生態倫理學流派有著不同的價值本體,人類中心主義以人的利益作為生態倫理的價值本體,非人類中心主義則以自然界本身擁有的權利和內價值為價值本體。然而,無論是人類中心主義,還是非人類中心主義,它們所確認的價值本體都屬于觀念上的本體,因為它們都將生態倫理存在的合法性根源規定為價值方面?！?23)徐海紅:《生態倫理價值本體的反思與實踐轉向》,《倫理學研究》2011年第1期。生態倫理思想研究最終還是要從社會現實與實踐出發來探究,此即為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及其實踐觀念基礎上生態倫理思想的“實踐轉向”。

因此,生態倫理觀念與美好生活需求的雙向耦合最終要落腳于如何實現美好生活以及實現何種意義的美好生活實踐之上。探索以生態倫理為導向、建構以尊重自然生命為核心、關懷生態公平為杠桿、保障代際平等為目標的生態倫理結構,將成為從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中實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生態倫理實踐路徑。

實踐路徑的前提是觀念與思維的改變,因此首先要進行生態倫理思想、生態法和生態正義觀念等的教育、宣傳和普及,推動人們形成綠色文明的消費方式與生活方式。當下人們美好生活需求的前提是人類必須承認和保障自然的獨立價值與權利,轉變工業社會以來的扭曲、奢侈、浪費和污染的生活和消費觀念。隨著工業化以來商品經濟的繁榮活躍,一種以任意占有和揮霍自然生態資源、滿足人類次生需要的消費主義思潮逐漸滋生。消費主義的弊端不僅是造成資源浪費、環境污染等違反生態倫理的行為,更導致消費異化奪走人類追尋美好生活的尊嚴、權利、自我意識等,導致了一種全球的“生態困境與精神失落”(24)曾建平:《自然之思:西方生態倫理思想探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第72頁。。作為符號消費理論的提出者,讓·鮑德里亞以敏銳的目光洞見工業化盛期的某種嬗變及其背后的精神現象——由“物的消費到符號消費”(25)[法]讓·鮑德里亞:《物體系》,林志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224頁。,人類成為符號與觀念消費的附庸。在此過程中,物的意義重點不僅僅在于其實用性,更在于物作為一種符號和語言對人的階層進行區分,例如,現代家具具有實用方便高效等優點,而擁有歷史感的古舊手工制作家具和價格昂貴的奢侈品家具則是身份的象征。這些日漸扭曲的消費觀念在現實中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物質浪費,嚴重威脅著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價值判斷與實現美好生活路徑的抉擇。從人與自然可持續發展視角建設美好生活來說,我們需要在倡導綠色發展理念中提質升級美好生活消費觀,推動形成綠色文明的生活方式和消費模式,真正成長為“自然人”和“生態人”。

其次,美好生活的生態倫理實踐需要重點對城市空間布局與生活功能進行革新性的改變與優化。美國學者、詩人加里·斯奈德在《禪定荒野》等眾多詩集中“批判了工業文明對人類造成了困境,由此人類要建設生態文明,并且他還親自實踐了簡樸自然的生活,為當下人們返回一種自然的綠色文明的生活提供了強有力的榜樣與影響作用。但深究其所贊賞的原始文化和生態烏托邦,結合人類發展至今的文明歷史與現實,即可知他所主張的現實的生態文明方式絕非我們當下現實所應推崇和能推崇的生態倫理觀”(26)陳小紅:《加里·斯奈德的生態倫理思想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78頁。?！白匀蝗恕迸c“生態人”并非是要逃離城市而回歸自然或某種原始的文化,抑或是所謂的詩意化的“田園”。在工業化和城市化背景中,美好生活的家園毋寧說就在于改造和重建我們的城市本身,在于實現城市化與生態化的統一體。因此,現代社會人的美好生活家園就是在城市、農村和田園中打造一個自然共享、功能復合、和諧共處的“新家園”。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之一是不斷改善居住條件、獲得更優的生活空間。人類的居住空間不僅是物理空間意義上的安身之所,而且也是承載著人們情感與記憶的精神家園,關系到美好生活品質與體驗的優劣。人們迫切需要在尊重自然、順應自然的基礎上優化城市空間布局,提升城市空間的宜居生活功能。

最后,以實現生態倫理價值作為科技發展的核心要求,同時,限制不符合生態倫理要求的所謂“新科技”?？萍蓟蛿底只讶怀蔀楝F代人類社會和生活發展的不可抵擋的趨勢,人類城市和家園的建設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借助科技的力量,而在生態倫理思想及其實踐過程中,科技都已然并將繼續發揮其重要乃至于核心作用。在生態倫理視域中,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以提升人民對生態獲得感、生態幸福感以及生態安全感為價值目標的,創新科技賦能生態保護則是以科技創新來支持生態發展、守護生態正義和保障生態安全。社會治理創新需要通過數字賦能重塑自身主體結構、權力結構和話語結構(27)參見陳進華《社會治理驅動共同富裕的歷史邏輯、理論邏輯和實踐邏輯》,《江海學刊》2022年第3期。,生態保護工程同樣離不開數字賦能帶來的智能化、規范化與科學化轉變。以科技創新有力支持生態發展的“雙碳”工作為例,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到2035年我國要“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碳排放達峰后穩中有降,生態環境根本好轉,美麗中國目標基本實現”(28)習近平:《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而團結奮斗》,《人民日報》2022年10月17日,第2版。。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技術的高速發展,智能環保監測發展趨勢愈加顯著。無人化、自動化和信息化的環保監測系統,可以監測空氣、水及土壤等環境的質量,及時發現和預警環境污染情況,為環境保護提供更加準確、及時的數據支持。未來,“無廢城市”不僅將成為助力美好生活實現的催化劑,還將成為推進人類新時代文明形態迭代升級的助推器。與此同時,破壞生態正義以及威脅生態安全的諸多亂象也將借助科技之力實現規范化、法治化。例如,衛星遙感、監測網絡、地面微站等技術手段推動著傳統生態環境保護逐漸從“人防”邁向“技防”,在污染高值區和冒泡區發現、識別重點行業排放大戶違規排放、未落實重污染天氣應急減排等措施的情況,甚至可以進行精準性發展趨勢模式以及針對性地點對點執法保護?？梢哉f,科技創新在守護生態家園、實現美好生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作用。

四、結語

“地球上現存的任何生命……人類與它們怎樣在這個大家庭中和諧地生活,是一個生態學問題;而人類應當怎樣對待它們,使它們以其自身完善的方式在這個大家庭中美好地生活,這卻不僅是一個倫理的問題,而且還是關系到這個大家庭應當如何走向未來的人類文明發展方向的大問題?！?29)葉平:《回歸自然:新世紀的生態倫理》,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封底。生態倫理思想與美好生活需求的雙向耦合需求是一個復雜艱難而任重道遠的長遠目標。中國傳統思想中的天道觀、宇宙觀、人生觀、教育思想和美學思想等原本就具有較為合理的“自然生態倫理”(30)翟雙萍:《〈禮記〉與上古生態倫理研究》,北京:學苑出版社,2018年,第2頁。觀念,蘊含了中國古人豐富的生態倫理法則以及自然與倫理的緊密內在關聯。這些樸素的生態倫理觀念創造了燦爛的農業文明。今天,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治理下,創造性地轉換和吸收中國傳統文化中的豐富生態倫理思想與經驗,批判運用西方生態倫理思想史上的有益觀念,依據馬克思唯物主義的生態與實踐觀念踐行生態倫理觀念,結合社會、經濟、科學與文化等領域內一切有益于生態環境保護和人與自然關系改善的實踐途徑,是實現生態正義與可持續發展目標,走向科學生態倫理觀念下的美好生活方式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