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照顧勞動中的情感工作研究
——以孤獨癥兒童母親的育兒實踐為例

劉 瑩 李佳琳

(東南大學人文學院,江蘇南京211189)

一、問題的提出

在當前社會中,老人、兒童、長期病患、殘障人士等群體對于照顧(care)的需求不斷增長,照顧的供給已經成為全球性議題,照顧者的體驗和對照顧者的支持也逐漸得到學界與政策領域的重視[1]。受限于當前的社會福利資源與安排,非正式照顧者,尤其是家庭成員,往往承擔了家庭中的主要照顧責任[2-3]。多項研究表明,這些家庭照顧者面臨經濟、精力以及工作家庭平衡等多重挑戰,承受著沉重的照顧負擔[4-8]。照顧是一種愛的勞動。但主流文獻主要集中對家政工、護工、月嫂、保育員等公共領域照顧提供者情感勞動的探討[9-12],非正式照顧者的情感體驗未能受到足夠關注。

本研究以孤獨癥兒童母親為研究對象,基于半結構訪談與參與式觀察,在情感工作理論的指引下,探索母親們在照顧實踐中的情感卷入,分析她們的情感工作策略,并進一步探究母親們針對情感工作的選擇機制?；诖?本研究將情感議題帶回對非正式照顧實踐的研究中,以期在補充既有情感勞動文獻不足的同時,促使社會政策與服務對非正式照顧者的情感體驗進行關注和支持。

二、文獻回顧與研究設計

(一)公共領域照顧勞動中的情感管理研究

20世紀70年代末,情感社會學興起,引發學者們對情感的研究[9]。1983年,美國社會學家霍克希爾德在其著作《心靈的整飾:人類情感的商業化》中提出了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概念,形容在資本的控制下,勞動者需要對自身的情感表達進行管理,展現出與內心并不相符的情緒,從而創造某種特定的與他人互動的情緒氛圍或關系狀態的勞動過程[10]。

霍克希爾德的發現啟發學者們關注資本如何通過控制勞動者情感的方式加深對勞動者的剝削,將對情感議題的探討從私人領域拓展至公共領域中[11]。此后,諸多學者針對情感勞動的定義、維度、測量、策略以及后果等展開了細致的研究[12,13]。其中,家政工、護工、保育員等照顧行業工作者的情感管理尤為受到關注[14-17]。既有文獻主要沿以下幾條路徑展開研究:

第一類研究主要從勞動過程視角出發,關注組織對于勞動者進情感控制的機制,以及勞動者的反抗策略[14,18-20]。第二類研究主要從組織視角出發,聚焦情感勞動帶來的后果,并分析組織如何通過不同的策略,對組織成員的情感進行管理[21-25]。第三類研究探尋性別、種族以及勞動性質對情感勞動的影響[19];其中,性別視角尤其受到關注,不少學者關注到情感勞動中不公平的性別分工,指出女性被塑造為主要的勞動者,并試圖揭示情感勞動性別化分工的機制[26-28]。前三類研究中,情感勞動多被視為對勞動者真實情感的壓抑和異化,而第四類研究則嘗試突破這一假設,關注勞動者在情感勞動中的積極體驗,分析勞動者如何通過不同策略,在自己的情感投入和管理中獲得勞動成就感乃至個人成長,并主動爭取建立平等的社會關系[16,17,29,30]。

(二)私人領域照顧勞動中的情感體驗研究

相較于日趨成熟的公共領域情感勞動研究,私人領域中非正式照顧者的情感體驗受到的關注較少?；艨讼柕聦⑺饺祟I域中照顧者的情感管理稱為情感工作(emotion work),認為照顧者同樣會在照顧家庭成員的過程中進行情緒管理[19,31]。

在私人領域的多種照顧勞動中,育兒,尤其是母親的育兒實踐一直是國外內研究的焦點。主流文獻著力于探討社會文化的變遷對母親育兒實踐的形塑作用,圍繞密集型育兒理念、科學育兒論述、教育競爭加劇以及教育市場化趨勢對“理想母職”的塑造以及母親們的策略性回應展開了廣泛討論[32-36]。眾多研究顯示,母親在撫育兒童的過程中,會投入大量情感,體驗各種情緒的起伏[37-38];“理想母職”的意識形態為母親們帶來壓力,甚至促使母親們產生焦慮、愧疚等負面情緒[5,7,39]。

上述研究雖然對母親們在育兒實踐中的情感體驗進行了描述,卻未能深入探索作為照顧勞動者的母親如何理解自己的情感體驗并管理自己的情緒表達;而基于“組織—勞動者—客戶”關系向度的公共領域情感勞動研究也難以解釋私人領域照顧者們的情感管理。

因此,本研究以孤獨癥兒童母親這一典型非正式照顧者為研究對象,對其在育兒實踐中的情感工作進行研究。孤獨癥(Autism),又稱自閉癥,是一種廣泛性發育障礙。21世紀以來,孤獨癥發病率不斷攀升,當前我國孤獨癥人群超過1000萬,0～14歲孤獨癥兒童的數量超過200萬。由于孤獨癥的不可治愈性和患者的特殊病癥,孤獨癥兒童的家庭照顧者承受了更大壓力,也更容易出現抑郁、焦慮、失落、愧疚等等負面情緒[40-41];其中,孤獨癥兒童母親作為主要的家庭照顧者,時常被震驚、絕望、挫敗、痛苦等情緒反復折磨[42-43]。換言之,這些母親在照顧孤獨癥兒童的過程中有著極為豐富的情感體驗。通過對這一群體情感工作內容與機制的探索,本研究希望能夠拓展既有文獻對照顧勞動者情感管理探討的研究范疇,并為照顧勞動者社會福祉的提升提供指引。

(三)研究方法

研究者在2013至2019年期間,通過目的性抽樣方法,招募了21名孤獨癥兒童母親,對其進行深入訪談。受訪母親所撫育的孤獨癥兒童年齡分布在6至17歲之間,其中有11位母親為全職媽媽。絕大多數研究對象都接受了兩輪訪談;每次訪談時間從1小時到5小時不等。同時,為了豐富研究資料,研究者還在一間孤獨癥兒童康復訓練機構中進行了為期一年的田野調查,觀察孤獨癥兒童家庭的日常生活,參與各類孤獨癥兒童康復知識講座、公益宣傳活動、家庭社會服務,對孤獨癥兒童撫育的情境進行深描,以豐富研究資料,深入理解母親們在撫育孤獨癥兒童過程中的情感工作。

三、育兒勞動中的情感工作類型

在撫育孤獨癥兒童的日常實踐中,母親們不僅需要對孤獨癥兒童的生活起居進行安排,還需維持家庭氛圍,并為兒童的康復成長爭取各類社會資源,因而她們在不同層面承擔著多重情感工作。既有研究對公共領域情感管理的類型探討多圍繞“組織—勞動者—客戶”的勞動關系展開,基于多樣客戶類型[13]、勞動類型[44]、組織規則[30]等要素對情感勞動進行分類,相應成果難以應用于剖析母親育兒實踐中的情感管理,亟需新的解釋框架。有學者在對情感管理進行測量時指出,勞動者管理情感的方向有正面與負面之分[12],研究者在田野中也發現了母親們不同方向的情感表演;此外,過往情感勞動文獻多將勞動者情感管理的動機默認為滿足客戶或組織期待的利他目的,但研究者在對母親們的調研中同樣觀察到了以利己為目的的情感管理行動。因此,研究者嘗試根據情感工作的獲益者(利他,利己)和情感表演的方向(正向情感表演,負向情感表演)兩個維度,構建新的情感管理分類體系,將孤獨癥兒童母親的情感工作分為四類。

(一)利他的正向情感表演——工具型情感工作

壓抑自己的負面情緒,是勞動者最常見的情感勞動之一[11]。孤獨癥兒童母親的育兒實踐中也展現出類似的情感工作。撫育孤獨癥兒童并非易事,母親們時常面對多種負面情緒的沖擊;為了實現加快孤獨癥兒童康復、協助孤獨癥兒童獲得社會資源等目標,母親們努力對自己的負面情緒進行管理,表現出積極向上的育兒態度。在本文中,研究者將一類以利他為目的正向情感表演稱為工具型情感工作。

例如,母親們首要的情感工作,就是處理孤獨癥診斷帶來的沖擊。孤獨癥的難以治愈,以及孤獨癥兒童可能面臨的社會排斥,使得絕望成為母親們此時最突出的感受;有超過一半的受訪母親坦誠,自己當時有帶著孩子一起自殺的念頭。然而母親們并沒有足夠的時間來發泄自己的情緒。在孤獨癥兒童康復圈內,6歲之前被視為孤獨癥兒童的黃金康復期。因此,當兒童被診斷為孤獨癥后,醫生、康復專家以及訓練機構都在催促母親們盡快接受孩子患有孤獨癥的事實,理智地投入孩子的康復中。壓抑自己的情緒、專注孤獨癥兒童的康復,成為了受訪者們的一致選擇。

“我當時就是,晴天霹靂,真的就是晴天霹靂,太絕望了…但是(自己)最后還是沒死,沒死就得振作起來,時間不等人。說實在的那段時間就是根本顧不上自己的這些想法啊情緒什么的,再崩潰也要忍著,不能說讓自己的這種情緒耽誤孩子?！?17號受訪者)

母親們的另一項情感工作,是在撫育孤獨癥兒童的過程中保持溫柔平和的狀態。母親們相信,情緒穩定的撫育者能夠給予孤獨癥兒童安全感,有助于兒童的康復;因此,無論自己有多么傷心、痛苦和憤怒,母親們都努力在孤獨癥兒童面前壓抑自己的負面情緒,為孩子創造安全、穩定和溫馨的家庭氛圍。11號受訪者在談及這些年撫育孩子的艱難時,失聲痛哭;經濟的壓力、生活的負擔、康復訓練不順的焦躁和對孩子未來的擔憂,讓她不堪重負。然而當她的孩子出現在訪談室門口時,11號受訪者立刻停止哭泣,擦干眼淚,露出笑容,溫柔地和孩子交談,仿佛剛剛的崩潰從未發生。類似的情緒轉換,時常發生于孤獨癥兒童母親們日常生活中,甚至成為母親們習以為常的育兒職責。

當孤獨癥兒童進入學齡期后,學校成為了母親們開展工具型情感工作的又一重要場域。在“零拒絕”政策的影響下,相當一部分孤獨癥兒童進入普通學校接受融合教育;然而在孤獨癥知識普及度偏低、特教老師及社工配備不足、教育競爭加劇的大環境下,孤獨癥兒童在普通學校中的融入困難重重,多數受訪者的孩子在普通學校中都面臨環境適應不良、學習進度落后、集體融入艱難等挑戰,母親們還會不時地接到來自老師的投訴,直指孤獨癥兒童干擾了教學秩序和其他同學的學習。不少受訪者坦誠,雖然她們并不完全認同這些對于孤獨癥兒童的指控,但是為了讓孩子能夠被學校接納,道歉與妥協是她們最為常見的回應;母親們壓抑著自己的委屈和不滿,安撫老師的情緒,并表達對老師辛苦工作的理解和感謝。

“有一次那個老師就打電話來說,說我女兒又怎么了,說她不配合有個集體表演的要求,怕影響表演的效果,反正那個意思就是這個表演你(女兒)就不要參加了…我就覺得有點生氣,我知道我女兒,她不是那種特別不聽話的,而且之前她表現其實挺好的,那我也沒辦法,說實話,人家都這么說了,你要非要堅持,后面就很不愉快了搞得,所以我態度也很好,就說那行吧,我們不參加了,老師你辛苦了?！?20號受訪者)

(二)利己的正向情感表演——保護型情感工作

在協助孤獨癥兒童康復與成長過程中,母親們也可能出于自我保護的目的而隱藏自己的負面情緒;事實上,有相當數量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會刻意隱瞞孩子的病癥,或是在他人面前塑造積極正面的母親形象,以維護自己的尊嚴。研究者將這種利己的正向情感表演稱為保護型情感工作。

參與本研究的21位孤獨癥母親,多數都來自中產家庭,曾經的她們學歷優秀、工作光鮮、家庭美滿,是他人艷羨的對象;然而孩子的孤獨癥改變了這一切。4號受訪者總結道:“咱們中國人的特點是什么呢,孩子實際上是你最亮的一個名片”。母親們發現,無論她們多么努力,多數孤獨癥兒童都難以獲得主流定義中的成功,甚至連獨立生存的能力都不具備,他人眼中“無用”的孤獨癥兒童摧毀了母親們的驕傲,甚至使得母親們落入了“可憐”的境地:

“一直以來都很順,學習、工作、家庭都很好,人家都是很羨慕我的。但是孩子確診以后,一下子就都變了,沒有那個光環了,我估計人家覺得我們挺可憐的吧?！?10號受訪者)

類似的想法在母親們中并不罕見,而她們的猜測并非毫無理由,事實上,在與孤獨癥康復領域從業人員聊天的過程中,“悲慘”、“值得同情”確是這些從業者時常用來形容母親們的詞語,例如一位康復師就曾對研究者說:

“這些家長,真的很可憐的......我認得好多家長,(他們)其實很有錢,工作也很好,但是有這樣的小孩在,你就等于沒有希望嘛?！?3號康復師)

在受訪者們看來,這些憐憫雖帶有善意,卻隱含著對孤獨癥兒童價值的否定,讓她們感覺作為孤獨癥兒童母親的自己也低人一等。因此,有超過一半的受訪者選擇了隱瞞孩子的孤獨癥。

“同事都不知道(孩子有孤獨癥)。有時候聊天他們問起來,我都說小孩挺好啊,或者就是講一點普通小孩的那種事情。我現在確實邁不過去這一個檻,就是說不想讓周圍這么多熟悉我的人,看到你的時候都是那種心照不宣的同情的目光看到你的,我不想這樣,不想讓別人覺得我是一個那么悲催那么苦的一個人?！?7號受訪者)

遺憾的是,對于多數受訪者們而言,即便在知情的親友面前,她們也難以袒露自己的真實情感。不止一位受訪者提到,她們會在親友面前刻意表現得堅強、樂觀和豁達,塑造自己面對逆境依然積極向上的母親形象,期望獲得他人的尊敬和欽佩,以彌補自己因孩子的孤獨癥而受損的尊嚴。

“在親友面前的時候,比如說孩子有一些不恰當的舉動啊,或者是什么的,這種情況是最難堪的,就覺得反正特別沒面子。實際上孩子的行為,說實話,就是拿一把刀在你的心里挖,然后你還得強裝笑臉。你不能在朋友面前太脆弱了?！?14號受訪者)

而在面對醫生、康復訓練教師等專業人士時,受訪者們雖可吐露孤獨癥兒童為自己帶來的挑戰和挫敗,卻仍需強調自己繼續投入孤獨癥兒童康復的決心,展現自己作為負責任的孤獨癥兒童母親的毅力。13號受訪者在帶領女兒進行康復訓練的過程中,曾一度十分受挫,焦急之中脫口而出“不想做了,要不放棄算了”這樣的話語,立刻被康復訓練老師批評,教導她“媽媽不能說這樣的話,不能放棄,要為孩子負責”。在這樣的氛圍中,受訪者們學會了在專業人士面前進行正向的情感管理,那些可能招致質疑乃至批評的負面情緒,則被隱藏在積極向上的母親形象背后。

(三)利他的負向情感表演——關懷型情感工作

與情感勞動文獻中常見的正向情感表演所不同的是,筆者發現孤獨癥兒童母親在育兒過程中可能采用負向情感表演策略,即隱藏自己的積極感受,表現出悲傷、痛苦等負面情緒。這一策略常見于母親們在孤獨癥兒童家長群體間的交流中,母親們進行情感工作的目的,多出于對其他家長的關懷,因而研究者將此類利他的負向情感表演稱為關懷型情感工作。

孤獨癥兒童家長圈是受訪者們日常社交的重要場域。在帶領孩子進行康復訓練的過程中,母親們結識了其他孤獨癥兒童家長,他們相互分享最新康復訓練信息,交換優質機構與學校名單,交流孤獨癥兒童撫育經驗,并為彼此提供安慰與支持。因為有著相似的身份和處境,家長們同病相憐,相互理解。此外,在家長圈中,母親們可以訴說自己的焦慮、擔憂,展露自己的崩潰、失控,分享自己跌宕起伏的情感經歷,并獲得其他母親們的共鳴與寬慰;這一基于共同體的情感宣泄交流,也是母親們社會支持的重要來源[45]。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溫暖、開放和包容的孤獨癥兒童家長圈內,母親們有些時候仍然會掩飾自己的實際感受,進行情感工作。有8位受訪者提及,她們都曾經刻意表演出較為負面的情緒。例如,當其他家長傾訴自己育兒過程中經歷的某一困難時,即便自己沒有相似的遭遇,受訪者們也鮮少坦言“我沒有這個煩惱”“我家孩子在這件事情上挺順利的”;相反地,在安慰訴苦家長、為對方提供建議的同時,受訪者們有時會刻意抱怨孤獨癥兒童為自己帶來的其他挑戰,著力描繪自己撫育孤獨癥兒童的不易。受訪者們將自己的這一情感工作解釋為“顧慮其他家長的感受”(14號母親),在她們看來,孤獨癥兒童家長的心理十分微妙,家長們固然倚賴圈內人的鼓勵和支持,渴望學習其他家長的成功經驗,但同時他們也需要確認自己并不孤獨,自己的處境并非最糟糕?？梢?關懷型的情感工作是母親們情感交流的一種策略,由她們視乎家長圈內情感表達的需要而主動采用,以撫慰其他家長的心情,維護家長圈內的氛圍。

“我們(孤獨癥兒童)家長的心理是很復雜的,如果周圍都是凄凄慘慘的,那整體氛圍肯定是不好的,我們還是希望有一個積極向上的感覺;但是如果家長講自己怎么困難的時候,周圍人反應都是“我沒有啊”“我很好啊”這樣的,那人家心里也不會舒服的,他(她)會想怎么只有我這樣呢,好像我是最慘的,這種感覺更糟糕。所以如果我覺得人家訴苦的時候是需要找一點共鳴的,就算我自己當下沒有覺得他講的事情很有怎么樣,我也還是會表現得自己也有類似的困難啊之類的,就是也是給別人一種安慰么,這個很正常?！?15號受訪者)

(四)利己的負向情感表演——應急型情感工作

除了關懷他人,母親們有時也會為了幫助自己臨時應對一些場合而進行負向的情感表演,筆者將這一策略歸類為應急型情感工作。最典型的案例,是當孤獨癥兒童打擾到他人時,受訪者們為了盡快地安撫他人,解決這一麻煩,常常故意表現出對孩子的不滿,對孩子進行嚴厲的批評。

在帶孤獨癥兒童外出時,母親們時常遭遇各種誤解。孤獨癥兒童的刻板行為、低社會交往技能以及相對較弱的情境適應能力,使得他們的行為常常被誤解為對他人的故意干擾或是對公共規則的破壞,即缺乏家庭教養的表現。因此,孤獨癥兒童家長時常被視為“熊孩子”的直接制造者,承受他人的指責。幾乎所有參與研究的家長都曾因為孩子的這些行為和舉動而遭受過別人驚詫、異樣乃至責備的目光和話語:

“太常見了,人家覺得這小孩不懂事,而且還覺得你家長怎么回事,也不管一管?！?3號受訪者)。

不少受訪者都曾試圖說明孩子患有孤獨癥,對別人的打擾或是冒犯并非故意,請對方包涵,然而在孤獨癥知識普及不足的社會背景下,受訪者們的這一解釋效果并不理想,一些人甚至將孤獨癥誤解為母親們的借口。10號受訪者告訴研究者,她的孩子在幼兒園時,曾不小心和另一個孩子有了肢體沖突;受訪者試圖向孩子奶奶解釋,自己的兒子患有孤獨癥,不擅長于表達,并非存心傷害對方,但孩子奶奶拒絕接受這一解釋,堅持認為10號受訪者溺愛和包庇孩子。

類似的經驗積累多了后,受訪者們逐漸開發出一種更加簡便并且高效的處理方式:扮演“懂事的問題兒童家長”(16號受訪者),不再解釋,不再說明,向對方道歉,并立即表現出非常生氣的模樣,對孩子進行嚴肅的批評。有受訪者將此戲稱為“演戲”:

“有時候就像演戲一樣,你演給他看,人家看到你在責備小孩了,知道你這個家長不是不負責的,就算了,他們心里就覺得好些了?！?18號受訪者)

綜上所述,在撫育孤獨癥兒童的過程中,母親們可能采用工具型情感工作、保護型情感工作、關懷型情感工作和應急型情感工作等策略,進行正向或是負向的情感表演,以達到利己或是利他的目的。在這四種情感工作中,工具型情感工作和保護型情感工作貫穿孤獨癥兒童母親們的育兒全過程,是她們日常實踐中最為常用的情感工作類型;關懷型情感工作和應急型情感工作的使用則受限于母親們的交往對象與所處場景,因而具有較高的情境性和偶然性。在接下來的第四部分中,筆者將針對母親們情感工作的選擇機制展開詳細討論。

四、育兒勞動中的情感工作選擇機制

由上述分析可見,孤獨癥兒童母親在日常的育兒實踐中,有多種情感工作策略,覆蓋了不同的情感工作對象、場景和卷入程度。母親們的情感表演經過審慎的思考,她們發展出一套復雜的機制,從關系重要性、情境安全性和情感規則合理性三個要素出發,對自己的情感工作進行選擇。

(一)情感工作對象的選擇——基于關系重要性的判斷

在公共領域的照顧勞動中,勞動關系是情感勞動的起點和依據,照顧者最主要的情感管理對象即是其的照顧對象。而在撫育孤獨癥兒童的過程中,母親們情感工作的對象更加多元,她們對情感工作的對象的選擇不再局限于照顧關系,而是基于自己對關系重要性的判斷,對母親們越重要的人物,越可能成為她們情感工作的對象。

例如,孤獨癥兒童所在學校的領導、教師乃至班級同學家長,是孤獨癥兒童在學校進行社會融入的重要助力,對母親們來說極為重要,因而成為了幾乎所有受訪者情感工作的對象。入讀普通學校被母親們視為孤獨癥兒童走向主流社會的第一道關卡,多位受訪者認為,在普通學校中就讀能夠幫助孤獨癥兒童學習和適應與普通人的交往,奠定兒童社會融入的基礎。然而,現實中孤獨癥兒童的入學困難重重,不少學校并不愿意接收孤獨癥兒童的入學申請;即便成功地進入學校,孤獨癥兒童與周圍環境格格不入的狀況并不罕見。在制度性支持匱乏的情況下,母親們只能倚賴校方的寬容和關照來幫助孤獨癥兒童適應校園生活,請他們忍耐孤獨癥兒童帶來的不便,對孤獨癥兒童進行特殊關照。因此,盡管經歷了諸多委屈,時常感到無奈和疲憊,母親們仍然努力建立和維護與校方的關系,進行“感情投資”(10號受訪者)。

“孩子進了學校已經很不容易,在學校里面過得怎么樣,都不好說的,遇到什么人,都是憑運氣。那作為家長怎么辦,我們只能自己努力一點,你自己要去精心維護這個關系,你對老師好,人家多關照小孩一下,有來有往就是,這也是人之常情對吧?！?2號受訪者)

孤獨癥兒童家長圈對于母親們來說也有非凡的意義?！安槐焕斫狻笔羌议L們在談起自己與周圍人相處時最突出的感受。雖然一些母親得到了身邊親友的幫助,但是多數親友對于孤獨癥的了解極為有限,對于照顧孤獨癥兒童的艱辛缺乏切身體會,這使母親與親友們的交往難以深入;此外,伴隨孤獨癥兒童的成長,母親們亦逐漸感受到自己和周圍親友失去了共同話題。有相當數量的受訪者認為,孤獨癥兒童家長圈是少數能夠讓她們找到理解與輕松的地方,甚至有受訪者稱其為“世外桃源”。有意無意中,母親們漸漸減少了和親友們等人的來往,她們的社交重心轉向孤獨癥兒童家長圈。正是因此,維持與其他孤獨癥兒童家長的友好關系,創造一種溫暖的群體氛圍,對于母親們來說尤為重要,也成為她們在這些家長面前進行情感工作的動力。

“我現在基本上來往多的還是圈子里面的家長,就是大家在一起同病相憐吧,就覺得能夠比較輕松,這個氛圍是好的,還是得彼此支持是吧?！?19號受訪者)

(二)情感工作場景的選擇——基于情境安全性的認知

在情感工作的對象之外,孤獨癥兒童母親們對于情感工作的場景也有所選擇,情境的安全性是母親們選擇的核心標準:在較為包容和開放的情境中,母親們認為自己不會因為袒露心聲而招致批評,因此愿意放下戒心,表露真實的情感;而當母親們感受到自己可能要面臨他人評判的壓力時,她們會趨向于進行情感表演,以保護自己免于傷害。

對于堅強樂觀母親形象的推崇,在孤獨癥兒童康復界內尤為明顯。各式家長講座、專家倡導以及媒體報道對理想孤獨癥兒童母親的描繪,不斷強調其面對挑戰的堅強,永不放棄的決心,以及樂觀向上的生活態度;“堅強”“積極”“收獲”“成長”等詞語在這類故事中十分常見。受訪者們發現,她們的艱難處境或許可以得到專業人士的同情、惋惜和理解,但她們面對這些處境時經歷的負面情緒卻未必能夠被接納。5號受訪者提到,自己在被醫生告知兒子患有孤獨癥時,情緒崩潰,表示自己難以接受這一結果,向醫生反復確認是否可能診斷錯誤,醫生嚴厲地批評了她,警告她控制自己的情緒,避免耽誤孩子的康復。

“那醫生態度就不太好,她就說你不要不接受,有的小孩就是給家長耽誤了,家長抱有幻想,不用心做康復訓練,結果把小孩的時間都浪費了,后悔都來不及?！?5號受訪者)

在這樣的氛圍中,母親們感覺袒露自己脆弱、悲觀的情緒并不安全,可能會為自己帶來“不是個好母親”的質疑,因此,她們選擇掩飾自己的真實感受,努力扮演堅強樂觀的母親形象。

“我知道,表面上我必須說,沒事,堅持就有希望,都是這么走過來的……不想被人家覺得我不負責,是個不合格的家長?！?21號受訪者)

而在一些更加安全的情境中,例如當母親們和理解與支持自己的親友在一起時,她們并不擔憂自己會因為暴露消極的情緒而受到指責,因此也能夠袒露自己的各種情緒體驗。11號受訪者談到,在孩子確診后的一兩年內,自己的情緒十分不穩定,不時陷入焦慮和絕望中;在此期間,孩子父親從未責怪她的脆弱和失控,而是一直包容她的情緒起伏,耐心地給予她鼓勵。孩子父親的表現給予11號受訪者極大的安慰和支持,甚至也讓她逐漸減少了因情緒失控而產生的愧疚和自責。

“就是覺得能做自己吧,想哭就哭,發了脾氣也不那么怕,不擔心他會覺得我不好,覺得我怎么這么脆弱什么的。他能理解我,接受我,我在他面前是能夠有一個情緒的出口的?！?11號受訪者)

多數受訪者和11號受訪者一樣,得到了來自伴侶的強力支持。5號受訪者則是一個特例,她的伴侶一直拒絕接受孩子有孤獨癥的事實,對她的付出不以為然。在外經常遭受挫折和打擊的她,也難以獲得伴侶的理解,甚至還會招致“是你太焦慮了”“你這樣子會讓孩子也更焦慮”等批評。覺察到伴侶的抗拒后,5號受訪者在家中也學會了抑制自己的情緒。

“家庭也不會給我肯定,他們會覺得孩子的問題還是我的問題,所以這個時候我的社會支持系統就完全崩潰…所以后面我也不談這些了,講了他也沒有好的反應,所以我就干脆不講,就跟他講好的事情,報喜不報憂了等于是?！?5號受訪者)

(三)情感工作卷入程度的選擇——基于情感規則合理性的認可

母親撫育孤獨癥兒童的情感實踐受到多重情感規則的約束,這對母親應該如何管理自己的情感提出了細致的要求:在處理孤獨癥兒童相關事宜時,母親們需要保持溫柔平和的狀態,努力為孤獨癥兒童爭取各種資源,并堅強樂觀地繼續生活,助力孤獨癥兒童的康復與成長;在與其他孤獨癥兒童家長相處時,母親們應當體貼彼此的情感需求,相互支持,創造溫馨的群體氛圍;在與陌生人交往互動時,母親們則應扮演懂事的“熊孩子”家長,對自己的孩子進行符合社會期待的管教。

而影響母親們在情感工作中卷入程度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她們對于該項情感工作背后情感規則合理性的認可。以關懷型情感工作為例,母親們珍視自己與其他孤獨癥兒童家長的友誼,并受益于孤獨癥兒童家長圈內相互支持的氛圍,贊同家長們之間應當彼此關懷的情感規則,因而愿意投入于關懷型情感工作,甚至從中獲得積極的自我概念和成就感:

“就是大家互相關心支持么,我其實感覺還挺好的,就是我也是能夠關心別人、支持別人的人,我能夠為這個圈子里面的朋友做一些什么?！?2號受訪者)

而在工具型情感工作中,母親們對情感規則的認可和情感卷入程度則呈現一種變化的態勢。而在工具型情感工作中,母親們的情感卷入程度則呈現一種變化的態勢。母親們對于這一情感規則的認可,突出地集中在孤獨癥兒童6歲以前。在當前孤獨癥兒童的治療與康復中,“家長應當面對現實”“6歲之前是孤獨癥兒童康復黃金期”“家長是孩子最好的(康復訓練)老師”等話語在家長中廣為人知并且深受推崇。這些主流話語通過日?？祻陀柧?、相關培訓講座等途徑的教導與滲透促使母親們將學齡前孤獨癥兒童的康復與成長視為自己的首要職責,并將兒童的康復成效與社會融入進程與母親的“及時”“理智”“堅強”緊密相連,使之成為孤獨癥母親們社會評價乃至自我評價的標準。那些被自己情緒“干擾”而未能抓緊黃金康復期的母親,則被視為孤獨癥兒童康復的阻礙,成為專業人士教導母親們時的反面教材。自孩子被診斷為孤獨癥開始,母親們開始密集地學習和內化這一情感規則,自發地對自己的情感表現進行監控,當自己不小心情緒“失控”時,愧疚和自責立刻涌現,甚至動搖她們對自己作為母親的信心。

“每次跟他(孩子)控制不住發完脾氣吧,發完脾氣之后我就完了,我就長時間的自責啊,我說我怎么就沒控制住呢?就孩子也很可憐...特別惡性循環,我對孩子發完脾氣之后我對我自己的這種自傷特別大,這不是一般的大……”(1號受訪者)

更有甚者,一些受訪者還會將自己與其他孤獨癥兒童母親比較,為自己未能達到情感規則的要求而感到自卑、難過甚至痛苦。

“人家做的真的很好,所以孩子進步也快,我家孩子這樣是不是被我耽誤了,如果他(自己孩子)媽媽能做的更好一點,是不是孩子就能比現在更好?！?14號受訪者)

在孤獨癥兒童6歲以前,被“黃金康復期”的論述與入讀普通學校的目標所驅趕的母親們多處于高度的緊張和焦慮中,對孤獨癥兒童社會融入的制度性支持的缺乏,讓母親們失望和憤怒的同時,也將她們的育兒實踐籠罩于強烈的不安全感之下,鞭策著她們不斷評估和反思自己的育兒投入和成效,主動壓抑自己的情緒,為孤獨癥兒童的康復讓步。

不過伴隨孤獨癥兒童的成長,尤其是當兒童進入學校就讀后,時間緊迫感的降低、撫育經驗的積累、以及與其他孤獨癥兒童及家庭的接觸,促使一些母親們對開始覺察到情感規則對于自己的束縛,并反思這種情感規則的合理性。這些受訪者發現,即便她們未能完全達到情感規則的期待,孤獨癥兒童仍然能夠在她們的努力下成長進步,并日益展現出對母親的愛與信任。從多年育兒實踐中積累的自信,給予了母親們將自我從情感規則的要求中解放的信心,她們開始越來越勇敢地袒露自己的真實情緒,接納“不夠溫柔”“不夠堅強”的自己。

“我呀,要在前些年,就不及格……這道理都懂了,就是但脾氣不好,真不好……能力差點兒,不過至少我是很努力的......起碼他現在能夠做到這種程度,我們也盡心了。就他以后怎么樣的話,就是我們覺得我們已經做到最大的努力了,不會去后悔?！?19號受訪者)

此外,這一階段的母親們也開始正視自己情緒表達需要,并且呼吁對于孤獨癥兒童家長情感的尊重和接納。超過半數的受訪者都期望政府和社會能夠為孤獨癥兒童家長提供持續性的情緒疏導和心理支持服務。3號受訪者在訪談中強烈地批判了上述情感規則為母親們帶來的壓力,她不僅自己身體力行地打破不少情感規則的束縛,還和4號受訪者通過組織和參與各類社會活動,呼吁主流社會和孤獨癥兒童康復界對兒童家長多樣情感體驗的理解和支持。

“我覺得就是理解,然后接納,還有包容,我希望有這么一個環境,讓我們家長不用整天假裝這個假裝那個,大家都是人,都有各種情緒的,不能說只允許看到正面的正能量的,應該社會,包括這個孤獨癥圈子,都要能夠接受家長是有情緒的,需要理解和支持的?！?3號受訪者)

四、討論與結論

在情感工作理論的指引下,本文勾勒出作為非正式照顧者的孤獨癥兒童母親在育兒實踐中復雜而充滿張力的情感管理經驗。母親們出于利他或利己的考量,對自己的情緒進行不同方向的管理,形成了多重情感工作策略;通過構建情感工作的選擇機制,母親們展現出她們對自己情感體驗的關注和反思。

本研究發現,非正式照顧實踐中的情感工作,其內涵比公共領域中的情感勞動更加豐富。公共領域中,照顧工作者的情感勞動在“組織—勞動者—被照顧者”三方的互動中產生,通過管理自己的情緒以滿足組織或是被照顧者的期望[19, 33];而本文中母親們情感工作的范疇,則從被她們照顧的孤獨癥兒童擴大至了家庭、學校、社區乃至社會層面,她們進行情感表演的方向和目的也更加多元。

此外,公共領域中約束勞動者的情感規則多來自于組織的要求、被照顧者的期待或是職業道德規范,情感控制的主體和路徑都較為明確[14, 20,27,30,44];而醫學模式主導的殘障人士康復模式、以被照顧者為中心的福利理念、理想母職的意識形態、基于成就的社會評價體系等話語,共同建構了針對孤獨癥兒童母親的多重情感規則,通過主流論述、日?；?、福利制度和社會文化來規范母親們的情感表達,其規訓主體相對模糊,控制機制也更為隱蔽,揭示出一種更加隱形的情感治理術。

值得注意的是,相當數量的文獻指出,公共領域中的情感勞動為照顧者的自我帶來了挑戰,勞動者可能會通過各種策略捍衛自我的邊界,最為徹底的一種反抗方式即是結束雇傭關系,從而終止自己的情感卷入[20];也有研究發現勞動者通過對自己和被照顧者之間邊界的策略性構建獲得積極的情感體驗[16]。但是對于非正式照顧者來說,被照顧者通常是他們的家庭成員。以孤獨癥兒童母親為例,她們的照顧對象是自己的孩子;而母親們情感工作的對象,也囊括了孤獨癥兒童之外的親人朋友、學校教師、專業人士以及其他孤獨癥兒童家長等,他們之間的關系更加多樣,邊界也更加模糊?；诠蛡蜿P系的自我邊界分析視角難以解釋非正式照顧者在情感工作中的主觀體驗和行動邏輯。本文則從情感工作的對象、場景以及卷入程度三個層面入手,展現母親們選擇情感工作的機制,為理解照顧者在情感管理實踐中的主體性開拓了新的研究路徑。研究發現也提示研究者,勞動者與情感工作對象之間的緊密聯系,例如母親與孤獨癥兒童、孤獨癥兒童家長之間所形成的親密、持久且難以終止的關系,可能使勞動者在情感管理的實踐中更加容易獲得積極體驗,也使他們更有內在的動力對情感控制進行反抗,甚至呼吁和推動對主流情感規則的反思與重構。

本文結論顯示,主流社會福利制度和照顧文化多聚焦于被照顧者的康復與生活質量提升,照顧者,尤其是非正式照顧者的權益未能受到足夠關注。為了促進照顧在社會中的良性傳遞,既有社會政策和文化應從支持照顧者個體轉向支持照顧者家庭;此外,一套著眼于尊重和接納非正式照顧者情感體驗的話語和服務體系也亟待建立?；诒疚难芯拷Y論,提出以下政策建議:首先,鼓勵政府與社區、企業、社會組織進一步參與老人、兒童、病患與殘障人士的照顧供給,推動多元主體責任共擔,減輕家庭成員照顧負擔;其次,擴大孤獨癥知識的普及范圍,提升多元融合、無障礙理念等新殘障觀的宣傳力度,緩解孤獨癥兒童及其家庭所面臨的污名化困境;再次,構建家庭支持體系,關注家庭中非正式照顧者的情感體驗與身心健康,為困境家庭進一步提供個稅減免、照顧津貼等優惠政策;最后,加快社會工作隊伍建設,引導專業力量加入家庭服務系統,賦權家庭照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