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市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經濟協調發展研究

段 凱何婧婧

(1.商洛學院經濟管理學院,陜西 商洛 726000; 2.陜西高校新型智庫商洛發展研究院,陜西 商洛726000)

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根本,是人們賴以生存的根本保證。 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小康社會的推進,農業農村經濟的基礎和保障地位將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會動搖。 隨著我國全面建立并深化了市場經濟,加強了社會和經濟的緊密聯系,城鄉原有的二元格局被完全打破。 所以,無論是從生產要素的角度,還是從產品的價值角度來看,農業與城市的發展已經融合在一起,隨著中國走向現代化,這種城鄉一體化的趨勢,城市與農業經濟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將進一步增強(王桂文,2020)。 然而,人們對新型城鎮化仍然感到困惑,認為城鎮化將由非農業用途驅動,導致農業用地過度使用、土地低效益和低利用率等環境問題(張艷琳,2021)。 并且隨著城鎮化步伐的不斷加快,政府在農業經濟的發展中缺乏資金投入、農民土地權益受損、農業土地資源被占用、農業生產的質量有所下降。 由于中國幅員遼闊,各個地方的經濟發展質量水平不盡相同,政府政策尚不能適應所有地區的發展需要,制約了我國農村經濟發展與新型城市化進程(馬長芹,2019)。 所以,從區域發展的角度來審視農業經濟發展和新型城鎮化之間的相互協調,是城鄉一體化發展中的一個不可或缺的要求。 當前,西安市處于社會經濟發展的上升階段,發展新型城鎮化是突破城鄉二元結構的主力點,促進農業經濟發展是解決農業問題的必然選擇。 在發展過程中必須考慮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經濟兩方面要素,有效利用各地區發展資源,加強區域間的合作和信息交流,科學地規劃地區發展。 促進各區域特色發展、聯動發展、協調發展。 本文以西安市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經濟協調為研究對象,評估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的經濟發展水平,探討兩者之間相互聯系和協調發展情況,以期為城鄉協調發展提供現實參考。

1 研究區域概況

西安市位于中國黃河谷地的中心地帶,陜西省省會城市,是我國舉足輕重的科學研究、教育培訓、工業發展基地,也是聞名中外的歷史文化中心。 西安市有11 個區:新城區、蓮湖區、碑林區、未央區、長安區、雁塔區、臨潼區、閻良區、高陵區、灞橋區、鄠邑區;2 個縣:周至縣、藍田縣。 西安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曲江新區、西安經濟技術開發區、浐灞生態區、國家民用航空產業基地、閻良國家航空產業基地、國際港務區是國家和省的7 個主要開發區,并負責一個國家級新區,即西咸新區。

由于西安市面積較廣,城鄉資源要素、經濟依據、地理條件、水土氣候等原因造成區域間差異較大,根據西安市人口經濟、地理空間、產業發展及社會文明,參考羅雅麗等對西安市城市農業結構劃分,對西安市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經濟協調發展區域進行劃分:無農區(區域包括碑林區、新城區、雁塔區和蓮湖區)、準城鎮化地區(灞橋區、未央區和西咸新區)、半城鎮化地區(閻良區、長安區和高陵區)、淺城鎮化地區(臨潼區、鄠邑區與藍田縣、周至縣)。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使用的數據資料來源于:(1) 西安市統計局2014～2022 年西安市及各區縣的《統計年鑒》;(2)西安市的人民政府官網,統計數據中2014～2022 年西安市及各區縣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

2.2 研究方法

2.2.1 構建耦合系統指標體系

農業經濟和新型城鎮化的協調發展在我國經濟的穩定發展中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二者之間存在著動態的耦合關系。 農業產業的發展極大的解放了農村勞動力,而城鎮化發展則可以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 在城市化過程中,發展非農業產業是推動農業結構向現代化轉型的關鍵。 農業農村與新型城市化的協調發展,是實現產業結構進一步優化、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的關鍵。 因此,在曹俊杰與周婕二人研究的基礎上,遵循系統層次分明、富有科學依據和使用數據可獲得的原則,以相互協調發展為目標選取指標。 從下面兩個角度來確定農業經濟發展框架下的各項指標:農業投入要素、產出效率。 從下面3 個角度來確定新型城鎮化發展框架下的各項指標:人口、經濟、社會城鎮化。 以便能更充分地涵蓋可持續發展概念下的新型城市化系統的指標。 在借鑒劉云菲與李燕娜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耦合系統指標體系度并計算各指標權重(表1)。

表1 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經濟耦合系統指標體系

2.2.2 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經濟發展水平測算

計算整體發展水平:為計算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經濟的整體發展水平,依據各個子系統的權重及相關統計資料數據,使用加權函數計算方法。設U1為新型城鎮化的子系統的整體發展水平,U2為農業經濟的子系統的整體發展水平。 計算公式:

公式中,Ui是發展水平,λij是各個功效系統所占權重。

2.2.3 農業經濟和新型城鎮化的耦合度評價模型

2.2.3.1 耦合度模型構建 本文為進一步闡明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經濟兩個體系之間的耦合關聯強度,利用物理學中的耦合性概念以及相關函數模型,建立出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經濟兩個體系之間的耦合性關聯模型。 公式如下:

耦合度C的取值范圍在0 到1 之間,耦合度C的數值愈大,說明系統間的耦合程度愈高。 當C的值接近于0 時,說明了這兩個子系統之間不存在關聯性,此時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經濟兩個系統之間的相關聯性非常低,沒有耦合性關系;當C的值接近于1 時,則說明了這兩個子系統之間存在很大關聯性,有很好的共振耦合。

2.2.3.2 耦合協調度模型構建 盡管耦合程度能夠更為客觀地反映出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經濟兩大體系之間的互動程度,但如果這兩個體系發展到雙重高或者雙重低的時候,將會表現出較高的耦合度,并且耦合程度無法完全體現出兩個體系的綜合效能與協同效應。 因此,本文利用下面的公式,建立了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經濟協同程度的耦合協調度模型:

公式中,協調度D取值在(0,1)的范圍內,越大的D數值代表越高的協調性;T值表示兩個體系之間的綜合協調指數,可以反映出整體發展程度對于耦合協調的影響程度;待定系數α、β,代表兩個子系統在整體系統中的作用,即貢獻程度,當取α=β=0.5 時,表明兩個子系統一樣重要。

2.2.3.3 耦合協調度劃分 為了能夠精確的體現西安市農業經濟和新型城鎮化的耦合度發展類型,將已有研究與實踐相結合,文章按以下標準對耦合度C和協調度D進行了劃分(表2)。

表2 農業經濟和新型城鎮化的耦合協調度分類體系

對照整體發展水平U1和U2的相關性,把其劃分成7 大基本類型。

(1)U1＞U2,為農業經濟發展滯后型:

U2∕U1≥0.8,為農業經濟發展比較滯后型;

0.6＜U2∕U1≤0.8,為農業經濟發展嚴重滯后型;

0＜U2∕U1≤0.6,為農業經濟發展極度滯后型。

(2)U1＜U2,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滯后型:

U1/U2≥0.8,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比較滯后型;

0.6＜U1/U2≤0.8,為新型城鎮化發展嚴重滯后型;

0＜U1/U2≤0.6,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極度滯后型。

(3)U1=U2,為同步發展型。

2.2.4 泰爾指數模型

利用泰爾指數法對西安市農業經濟和新型城鎮化的發展水平進行了區域差異分析,用來衡量觀測不同區域之間和地區內部的差異變化存在規律。 泰爾指數是由泰爾根據信息論中的熵概念提出的,近年來在研究地區差距方面的應用逐漸增多。 這個指標的最大優勢在于能非常敏感的發現不同區域之間和區域之內的差異變化,以測度區域差異主要是源于區域內還是區域間。

泰爾指數的表達方式如下:

公式中,n表示樣本的數目,表示總體樣本的平均值,hi表示第i組樣本的平均值。 為了對不同群體之間的差別進行更準確的測量,將泰爾指數公式的分解公式表示如下:

在存在有k個分組的整體下,可以將泰爾指數分解成兩部分,分別為組內(區域內)和組間(區域間)。 在上述分解公式中,Ta為區域內,Tb為區域間;Tj表示在第j組內的指數,vj=nk/n指第j組內樣本的份額,λj=μk/μ表示在第j組內的平均值與整體組別平均值的比。

隨后,借鑒彭樹宏區域之內的泰爾指數值除以整體泰爾指數值,可得到區域內差異對整體差異的貢獻;用區域值間的泰爾指數值除以整體泰爾指數值,可得到區域間差異對整體差異的貢獻。 計算出的泰爾指數值愈低,表示群體差異愈小,反之計算出的泰爾指數值愈大,則群體差異愈大。

3 結果與分析

3.1 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經濟協調發展分析

3.1.1 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經濟的綜合發展指數分析

由表3 可以看出,西安市新型城鎮化整體發展水平在2014～2022 年整體上呈現上升的態勢。2015 年和2016 年撤縣設高陵區和鄠邑區。 截至2021 年年底,西安市設立了7 個國家級重點開發區并代管西咸新區。 2018 年新型城鎮化綜合發展指數幅度顯著提升。 2018 年西安市城鄉建設部門加大城市建設投資、融資和重點項目建設力度,制定3 年美麗城鎮建設行動實施方案和支持推動特色小鎮建設與基礎設施完善的相關建議,加速推進城鄉統籌發展與建設領域改革相關的工作審批,推動城建工作實現協調可持續發展。

表3 2014～2022 年西安市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經濟綜合發展指數

2014～2022年西安市農業經濟水平總體呈緩慢下降態勢,幅度上下擺動且變化不大。 城鎮化的快速發展,人口的大量移動,農業機械總動力的減少都沖擊農業經濟的發展。 西安市積極進行各項改革和試點工作,推進鄉村振興、解決農業問題、促進農業經濟由量到質升級發展。 統籌城鄉發展工作落實農民持續增收要求,堅持農村綜合改革創新和幸福新農村建設,著重探討農村集體經濟的有效實現方式,抓典型,樹示范,補短板,強基礎,有力推進城鄉統籌發展。

3.1.2 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經濟相對發展類型分析

2014～2017年U2＞U1處于新型城鎮化發展滯后型。 其中2014 ～2015 年為新型城鎮化發展極度滯后型,2016 年為新型城鎮化嚴重滯后型,2017 年為新型城鎮化比較滯后型。 2018 ～2022年處于農業經濟發展滯后型。 從新型城鎮化發展滯后型轉變為農業經濟發展比較滯后型。 在這9年中,新型城鎮化的各項指標總體上都有較好的發展趨勢,新型城鎮化建設取得了顯著的成果。

這一時期,戶籍人口和城市常住人口數量快速增加,人口增加和遷移是推動城鎮發展的重要指標。 在此基礎上,公交車數量、衛生技術人員數、衛生機構和床位數等基礎設施建設也在逐年增加。 然而在這一時期,農業投入水平很低,農業機械的總動力明顯呈下降趨勢。 農業發展條件的投入是農業經濟加速發展的動力,農業機械總動力及有效灌溉面積的下降和主要農作物種植面積的減少使這幾年來農業經濟發展緩慢,與新型城鎮化建設發展相比較為滯后。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到2022 年底,西安市還沒有達到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經濟同步發展的階段,存在不同程度的落后,農業經濟發展水平仍需提高。

3.1.3 協調度分析

對西安市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經濟的綜合發展指標及相對發展模式進行分析并對二者的耦合協調發展情況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考察。 分別計算了西安市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經濟之間的耦合程度C和協調程度D(表4)。 由此可以得出西安市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經濟的發展處于有序階段,西安市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經濟的協調程度在提高,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經濟體系之間的良性互動關系逐漸顯現出來,從2014 年的瀕臨失調階段,發展到2022 年的中級協調階段。

表4 2014～2022 西安市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經濟耦合協調度

3.2 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經濟發展泰爾指數分析

由表5 可知,西安市新型城鎮化水平泰爾指數的總體差異增加了0.0232,說明新型城鎮化整體差異有增加的趨勢。 將2014 ～2022 年泰爾指數在各區域之間與區域內的數值變動進行比較,發現泰爾指數在區域之間的占比份額顯著高于泰爾指數在區域內的占比份額,盡管區域之間的貢獻率有所降低,但是仍然比區域內部的貢獻要大得多。 所以,區域之間的差異是西安市新型城鎮化整體差異的主要來源。

表5 2014～2022 年西安市新型城鎮化泰爾指數

這可能是由于西安市4 個區域的資源要素、經濟基礎、地理條件、水源和氣候的不同,導致區域間存在著較大差異。 從變化趨勢來看,西安新型城鎮化水平的整體差異與區域之間的差異均有一定幅度的增長,這也表明了新型城鎮化水平在不同區域之間的差異存在越來越大的趨勢。 而要縮小區域之間的差異關鍵在于加強各區域間的合作和信息交流,并對區域產業的發展進行科學地劃分,促進各區域特色化發展,協調發展和相互間聯動。

從表6 可以看出,農業經濟的泰爾指數總差異減少了0.0154,說明西安市農業經濟的總體差異在下降。 而對組間和組內差異量的比較表明,區域間的泰爾指數份額與區域內的泰爾指數份額從明顯高于趨于接近,區域間貢獻率與區域內貢獻率也從明顯高于趨于相近。 可以得出,西安不同地區的農業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在不斷下降,這主要是因為區域之間積極的交流和合作,以及交通網絡完善和農業生產要素的加大投入,使得區域農業經濟差距縮小。

4 結論

本文以西安市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經濟協調發展關系為研究對象,構建耦合模型評價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經濟協調關系,并運用錫爾指數對西安市新型城鎮化與農業經濟發展水平的區域差異進行測度。 研究結果表明,西安市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經濟的協調發展水平在不斷提升,達到了中級協調階段,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經濟相互促進的作用開始顯現。 新型城鎮化水平的總體差異和不同區域之間的差異都在增加,且每個區域的新型城鎮化水平之間的差異趨于擴大。 農業經濟整體、區域內、區域間的差異均呈遞減趨勢,各區域發展水平在不斷縮小。 區域間的差異對西安新型城鎮化和農業經濟的整體差異有較大影響,是西安市整體差異的主要來源。 未來通過加強區域間的合作與交流,改善交通狀況,科學地劃分各區域的產業發展,推動各區域的特色發展、協調發展和聯動發展是縮小區域之間差距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