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iteSpace 的中國農民培育政策研究熱點及發展趨勢

鄧 陽,吳易雄

(山西農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山西 晉中 030801)

2023 年中央一號文件強調“要強化政策保障和體制機制創新,加強鄉村人才隊伍建設”,并提出要實施、高素質農民培育計劃。 農民培育政策是高素質農民成長的重要支撐,其規范和協調農民、高等院校、行業協會等其他利益主體的關系、通過制度、環境、信息等引導、扶持和保障高素質農民發展[1～2]。 借助CiteSpace 5.7 對農民培育政策核心研究文獻進行分析,繪制農民培育政策研究領域的共現知識圖譜,厘清農民培育政策研究脈絡的主題分布、演進規律與研究前沿等內容,在此基礎上預測該領域的未來發展趨勢,提出該方向研究展望,為新時代農民培育政策的研究提供新思路和科學依據。

1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1.1 數據來源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知網(CNKI)、萬方數據以及重慶維普3 大數據庫。 一般而言,在利用CiteSpace 分析數據時,通過主題詞檢索能夠檢索到更為全面的數據[3],因而本研究選取主題詞檢索。 具體來說,在3 大數據庫檢索框中輸入“農民培育與政策”,期刊來源勾選“CSSCI 來源期刊”、“北大核心期刊”。 基于此,獲取了1996 ～2023年共764 篇相關文獻作為本研究的數據源。

1.2 研究方法

借助陳超美教授開發的CiteSpace 5.7 生成科研作者合作圖譜、科研機構合作圖譜以及關鍵詞共現圖譜和關鍵詞突現網絡。 通過對圖譜解讀,分析農民培育政策研究現狀、研究前沿,探索其前沿趨勢和演進路徑。

2 結果與分析

2.1 文獻時序分布

農民培育政策研究年度文獻發表量是反映農民培育政策研究的重要指標,也是判斷其實務發展趨勢與成熟度的重要前提[4～5]。 如圖1 所示,農民培育政策研究數量呈波動性上升。 從時間階段劃分,1995～2005 年發文量為27 篇,2006～2011 發文量為99 篇,2012 ～2019 年發文量為408 篇,2020～2023 年發文量為211 篇(2023 年未完全統計),可以看出2012 年以來農民培育關注度明顯增強,隨著而來的是農民培育政策學術研究的升溫,年均發文量在52 篇,并在2020 年達到頂峰。

圖1 農民培育政策研究論文發表數量統計

需要說明的是,盡管2021 ～2023 年文獻數量有所下降,但這并不代表相關研究熱度下降。 從總體來看,隨著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扎實推進鄉村產業、人才、文化、生態、組織振興,而人才振興作為鄉村5 大振興之一必然需要更為完善的培育政策體系支撐,這些都為農民培育政策的實務熱點增加和學界研究規模擴大提供了可能。

2.2 作者、合作機構分析

農民培育政策研究核心作者圖譜如圖2 所示,可以看到圖2 具有3 個鮮明的特點:第一,當前我國對于農民培育政策研究的學者比較少(共有493 個節點,219 個連接,網絡密度為0.0018),第二,根據普萊斯定律,核心作者的最低發文量計算公式為n=0.749×[6],其中m為最高產作者的發文量,由呂莉敏的12 篇,可計算出核心作者的最低發文量是n=2.59,由此推出發文量不少于3 篇的為核心作者,共有17 位核心作者,發文量在5篇以上的有9 人,發文量在3 ～5 篇的有12 人,核心作者群共計發文85 篇,占發文總數的11.1%;第三,從圖譜字體大小以及節點連線可以看出不同團隊、作者之間的合作關系不是很緊密,呈現出“小集中,大分散”的特點。 總體可以分為3 類:第一類以張亮、周瑾為代表的具有多條連線的團隊;第二類以呂莉敏、康紅芹、張祺午、趙丹為代表的有一條連線的團隊;第三類以朱啟臻、吳易雄、吳兆明等為代表的沒有連線的團隊。 可以看出,大量作者之間聯系較弱,合作較為稀疏,學者與學者之間的互動聯系有待進一步加強。

圖2 農民培育政策研究核心作者圖譜共現

農民培育政策研究的發文機構合作網絡如圖3 所示,通過CiteSpace 軟件分析,共得到338 個節點,119 條連線。 圖譜中出現了以西北農林科技大學以及中國農業科學院農業經濟與發展研究所等為首研究力量較強的團體。 同時出現了江蘇理工學院、華東師范大學、吉林工程師范學院、吉林工程技術師范學院職業技術教育研究院這種兩兩合作的小團體,也有河北農業大學、華中農業大學、東北農業大學等孤立的研究機構,相對而言缺少與其他機構的合作。

圖3 農民培育政策研究機構合作網絡圖譜

2.3 關鍵詞共現聚類分析

關鍵詞可以簡明概括一篇研究文獻的研究主題,是相關研究成果的核心體現[7]。 繪制出農民培育政策研究關鍵詞共現知識圖譜如圖4 所示,圖譜中年輪、字體越大,表明其熱度越高,不同關鍵詞之間的連線是關鍵詞相互間關聯度的反映,共有576 個節點,1 906 條連線。 由圖4 可知,農民培育政策研究熱度最強的關鍵詞是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其次是鄉村振興,而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家庭農場、影響因素、現代農業等關鍵詞也受到部分學者關注。

圖4 農民培育政策研究關鍵詞共現圖譜

農民培育政策研究關鍵詞的聚類標簽可以判斷農民培育政策的研究前沿。 基于圖4,通過運行LLR 算法得到了農民培育政策研究關鍵詞聚類圖譜,如圖5 所示。 圖5的模塊Q=0.685 8,輪廓值S=0.841。Q的值大于0.3、S的值大于0.5[8],說明圖5 的聚類結構比較合理,聚類結果顯著,具有較高的可信度。 圖5 共形成了#0 鄉村振興、#1 高素質農民、#2 新型經營主體、#3 提升體系、#4 公共政策支持、#5 農業保護政策、#6 農業人力資源開發、#7 政策變遷、#8 農村職業教育、#9 農民教育政策、#10 能力提升共11 個聚類,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農民培養政策領域的研究熱點,據此歸納出4 個熱門研究主題。

圖5 農民培育政策研究關鍵詞聚類圖譜

2.3.1 農民培育政策支持保障研究

李成貴(2005)提出要投入更多支持性資源,加強農村教育事業,培育農村人力資本[9],之后學者們逐漸意識到農民培育政策的重要意義和價值,開始強調政策的大力扶持和保障是農民培育的關鍵。 朱啟臻等(2016)強調土地制度、農業組織制度、政府的支持與服務以及農民教育制度是新型職業農民生成的重要環境因素[10]。 同樣,吳易雄(2016)也提出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育需要政府在土地、金融信貸、稅收優惠等方面加大對新型職業農民農業生產的政策扶持力度[11]。 此外,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大戰略的時代背景下,何曉瓊等(2018)進一步指出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需要政策進一步加強頂層制度設計,打出“組合拳”形成政策疊加的合力,從而為新型職業農民成長提供強有力的政策支持系統[12]。

2.3.2 農民培育政策演變階段與過程研究

李強等(2021)通過對改革開放以來中央一號文件進行解讀,提出農民培育階段主要分為掃盲教育階段、農業技術教育階段、職業技術教育階段、新型職業農民教育階段這4 個階段[13]。 在2019 年《中國共產黨農村工作條例》正式提出“高素質農民”這一概念之后,彭超(2021)以時間為維度進行劃分,提出我國高素質農民培育政策經歷了職業農民、新型農民、新型職業農民以及高素質農民4 個階段的演變[14]。

在農民培育政策演變內容的過程上,學者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這個主體上。 孫書光等(2015)對未來農民培育進行展望時提出政策落實關鍵在人,未來中央一號文件還需要繼續在“人”的方面出臺相關的政策[15]。王佩等(2021)基于生命歷程理論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政策變遷過程進行分析,提出政策對個體全面發展的貢獻率仍有較大的提升空間[16]。

2.3.3 農民培育政策執行研究

政策文件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政策執行情況,政策文本分析能夠反映政策執行過程[17]。 呂雅輝等(2020)采用內容分析和共詞分析法對101 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項目縣的《新型職業農民扶持政策辦法》文件資料進行分析,明確了該地區扶持政策中可實施性較強的政策內容[18]。 趙雨等(2020)通過對20 個省市的政策文本內容分析,發現其主要內容聚焦在明確培育任務、遴選培育對象、組織培育要素、創新培育工作以及分配培育資金5 個方面[19]。 不同于上述學者結合地方具體情況進行政策文本分析,惠霞(2022)通過對2004～2021 年間18 份中央一號文件分析,提出目前政策價值取向已經實現從工具取向演化為個體層面和國家層面的多元綜合取向[20]。楊璐璐等(2022)借用共詞分析法對2005～2020 年142 份有關職業農民培育政策進行量化分析,其研究發現農民培育的各個階段都有鮮明特點,支持體系不斷完善,培育內容、培育對象以及培育方法都在向多元化轉變[21]。

2.3.4 農民培育政策優化研究

童舉希等(2020)認為可以通過激發個體職業促進行為進而間接影響職業農民職業認同[22]。 有的學者則從農民培育政策自身的規制性因素出發,提出相應的優化舉措。 陳楠等(2018)提出農業高?？蓪W校、企業、農民、市場與大學生創業有機結合起來,發揮政府元治理作用,完善政策激勵機制[23];吳易雄通過對收入預期及環境感知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政策績效的影響分析,提出要建立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政策績效為導向的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政策績效評價機制[24]。

2.4 關鍵詞突現分析

圖6 顯示了農民培育政策研究領域前11 個突現詞情況,按照時間可以將其劃分為3 個階段。 2012 年以前主要聚焦新農村建設的問題。 學者的研究與國內形勢有著較高的關聯度,2006 年中央一號文件明確提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要求。 隨著我國農業勞動力結構變化以及現代農業發展需要,2012 年后中共中央明確了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育要求,新型職業農民培育政策體系研究自然就成了2012～2019 年學者們的研究熱點。 鄉村振興突現詞始于2019 年,終于2023 年,突現強度最大,這與我國當下的鄉村振興戰略緊密相扣。 高素質農民的突現年份持續到2023 年,但是突現強度比較低,一定程度上預示著農民培育政策的研究前沿。 如何高效發揮政策作用,推動高素質農民培育,進而全面實現鄉村振興,是當前學者們面對的重大課題。

圖6 農民培育政策研究關鍵詞突現圖譜

3 研究結論和未來方向

3.1 研究結論

借助CiteSpace 計量軟件,對1996 ～2023 年我國農民培育政策研究相關文獻進行可視化分析,得到如下結論。

第一,農民培育政策研究文獻總體呈現波動上升趨勢,在關鍵節點呈現出階段性特征。 預計“十四五”時期相關核心文獻數量將進一步增長。 作者之間的合作網絡效應較弱,機構之間的合作以研究所和高校為主,合作機構聯系不緊密,以機構之間兩兩合作和孤立研究為主。這說明學者和機構之間需要進一步加強互動。

第二,農民培育政策研究呈現如下特點:一是國家的政策戰略成為學者們的重要指引;二是聚焦農民培育政策領域的某一問題,主要集中在土地流轉、金融信貸、稅收優惠、保障體系等方面;三是緊扣農民培育政策相關問題探討研究。 如規范土地流轉以維護農民基本福利和土地保障功能、培育補貼要以培育效果為導向、建立城鄉一體化社會保障體系。

第三,從關鍵詞共現來看,研究熱點主要集中在鄉村振興、新型職業農民,職業教育等。 從關鍵詞聚類來看,熱門關鍵詞主要分為鄉村振興、高素質農民、新型經營主體、提升體系、公共政策支持、農業保護政策、農業人力資源開發、政策變遷、農村職業教育、農民教育政策、能力提升研究領域。 從關鍵詞突現來看今后學者們將聚焦農民培育政策下的高素質農民培育。

3.2 未來方向

第一,構建農民培育政策研究“共同體”。 未來的研究學者們可以多從跨學科的視角對農民培育政策進行審視,這樣既可以防止自我研究走向封閉,也可以進一步從不同學科汲取靈感和經驗,通過不同學科的深度融合來構建聯系緊密的農民培育政策研究與學術合作機制,從而為我國今后農民培育政策制定積極獻言獻策,不斷協助政府完善農民培育政策細節內容,保障農民培育政策的持續性和穩定性,使農民培育政策的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

第二,豐富農民培育政策研究的前沿理論。 當前學界對于農民培育政策的研究范式和理論基礎還是缺乏一定的基本共識,相關研究成果更多聚焦在了個別地區培育政策的總結,缺乏有力的理論支撐。 未來農民培育政策研究拓展應該進一步從公共政策前沿理論中汲取養分,將政策理論以及實踐經驗高效融合,著力促進其理論創新和研究成果轉化,為農民培育政策實踐提供更加精準的理論支撐和方法指引。

第二,緊密聯系當下實際。 未來學者應緊密追隨國家重大發展戰略,從農民培育政策切實問題入手,著力推動農民培育政策的精準化、高效化實施。 此外,大數據為農民培育提供了便利條件,農民培育政策實施過程中如何有效破除培育過程中的信息碎片化、場景虛擬化挑戰是值得深挖的問題。 新時代如何以農民培育政策為依托,著眼高位、順應產業發展要求,全方位培育高素質農民,從而助力鄉村全面振興也是當下需要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