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不確定性、客戶集中度與企業避稅

金靜，汪燕敏，劉秋平

（1.安徽財經大學會計學院，安徽蚌埠，233030；2.安徽財經大學統計與應用數學學院，安徽蚌埠，233030）

一、引言

企業避稅一直以來是理論界與實務界的學者關注的焦點話題。企業避稅是在不違反稅法的前提下，最大程度減免納稅義務的行為。在全球范圍內，稅負壓力迫使企業避稅行為普遍存在，并沒有得到有效遏制。國外知名企業蘋果與星巴克因為避稅問題，面臨高額的處罰。

由于我國稅收征管體系不健全，各地區稅收政策存在一定的差異，導致企業避稅行為更為嚴重。Desaiand and Dharmapala（2006）發現，盡管合理的企業避稅，可能為企業增加稅后財富，節約現金流，當企業治理機制不健全時，管理層可能會為了獲取私利，規避監管，進行復雜的稅收安排，增加代理成本，損害企業價值。研究表明，避稅不僅降低投資效率與經營業績，而且會導致股價下跌，會損害股東的利益，最終會阻礙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楊興哲和周翔翼，2020）。關于企業避稅的文獻，已有學者分別從制度環境（Tangt et al.，2017）、財務特征（Lisowsky，2010）、所有制結構（Cheng，and Shevlin，2010）、工資標準（劉行和趙曉陽，2019）等多個角度對企業避稅行為進行了研究。但是，學者們從供應鏈下游客戶的方面研究其對企業避稅行為影響的文獻鳳毛麟角。因此，本文從代表客戶關系重要程度的客戶集中度出發檢驗其對企業避稅的影響效果，同時將外部因素環境不確定納入到研究范圍，揭示客戶對避稅影響的效果，從而為抑制企業避稅提供新思路。

客戶關系對企業生產經營行為及財務行為決策產生重要的影響。中國證監會要求上市公司在報表附注中披露前五大客戶銷售比例，并鼓勵披露客戶名稱及銷售額等信息，可見，監管部門也愈加重視客戶信息?？蛻粜畔⒃谝欢ǔ潭壬峡梢越沂究蛻襞c供應商的關系，特別是通過對客戶銷售比例等重要信息的解讀，可以了解企業客戶集中的情況，進而判斷企業對客戶的依賴程度?？蛻襞c供應商相互合作可以實現共贏，也可能因盤剝對方的利益相互傷害。已有的研究主要聚焦在的客戶集中度經濟后果領域，如經營業績與風險（Patatoukas，2012），財務政策（Titman and Wessels，1988），財務報告質量（Raman and Shahrur，2008），會計可比性（方紅星等，2017），股價崩盤風險（褚劍和方軍雄，2016）。但鮮有文獻研究在外部環境不同時，客戶集中度如何影響供應商與另一個重要利益相關者政府之間的稅務關系，即企業避稅行為。鑒于此，本文深入探討了客戶集中度對企業避稅的影響效果及作用機制，為抑制企業避稅行為從客戶方面提供新的視角。

二、理論分析與研究假設

（一）客戶集中度與企業避稅

客戶集中度高的企業需要持有大量的現金和進行向上的盈余管理。相對于稅收籌劃，但客戶集中度高的企業可能更愿意通過稅收規避增加企業的現金流與會計盈余。

客戶集中的企業更有動機持有額外的現金。理由如下：第一，依賴大客戶會帶來更高的現金流風險，因為失去大客戶可能會導致供應商現金流大幅下降（Dhaliwal et al.，2016）；第二，Wang（2012）研究發現，擁有大客戶的供應商可能需要進行特定關系投資，作為對其客戶的承諾；第三，Gosman and Kohlbeck（2009）發現，大客戶傾向于利用他們的議價能力從他們的供應商那里獲得優惠條件，從而導致供應商的盈利能力降低、收入和現金波動性增加。出于上述原因，客戶集中的供應商需要持有更多現金。因為避稅可以減少現金的流出（Desai and Dharmapala，2009），擁有集中客戶的企業可能有動機從事更多的避稅活動。公司可以通過除避稅以外的各種方式增加現金，如債務發行、削減股息和減少可自由支配支出。我們認為，企業是否依賴避稅或其他方式來增加現金取決于每種方法的相對成本，對于擁有集中客戶的企業來說，避稅是一種成本相對較低的內部產生現金的方式。

客戶集中度高的企業也可能有動機進行避稅，以便進行向上的盈余管理。建立重要供應商-客戶關系需要長期的采購承諾和特定關系投資，這些投資在關系之外失去價值（Titman，1984）。因此，如果認為供應商的未來前景不佳，那么客戶會猶豫是否承諾與供應商建立這種關系。因此，供應商有向上管理其盈余的動機，以增強對其業務前景的預期。Raman and Shahrur（2008）研究表明，客戶集中度與可操縱應計項目的規模以及大幅收益增長的可能性呈正相關。此外，Cook et al.（2008）研究表明，企業可以使用應計稅來管理向上的盈余管理，從而導致實際稅率降低。并且，密切的客戶-供應商關系使大客戶能夠更好地評估供應商的業務前景，大客戶也能夠利用他們的議價能力提出要求供應商提供的穩健財務報告。上述研究表明，擁有大客戶的公司更有可能從事避稅?；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1：客戶集中度與企業避稅程度顯著正相關，即客戶集中度越高，企業避稅程度越高。

（二）環境不確定性、客戶集中度與企業避稅

在特定的市場內，企業進行生產經營及投資等活動。企業的經營業績與財務風險會在一定程度上受市場環境的影響。市場環境好，環境不確定性低時，市場形勢變化的信息企業能及時準確地取得，企業能做出正確的抉擇，保持經營業績的穩定（楊智等，2010）。此時，企業對客戶的依賴程度會降低，客戶對企業生產經營產生不利影響的機會會減少，有利于企業提高經營效率、降低營業費用，創造更好的長期業績，提高現金流收益，降低企業面臨的風險，進而降低企業避稅行為。

然而，當環境不確定性較高時，會帶來企業盈余波動性加大，盈余預測的難度加大，降低盈余持續性，股價波動也會增加，企業價值會下降，制定企業戰略難度增加，影響企業戰略的實施（申慧慧，2010）。牛建波和趙靜（2012）認為，環境不確定性較高時，信息不對稱的程度增強，企業面臨較大的決策失敗風險。資本市場同樣也將環境不確定性解讀為不利的信息，導致企業融資成本增加。融資成本增加，會增加企業避稅的動機。

進而，環境不確定也可能在客戶集中度對企業避稅影響中發揮調節效應。環境不確定性高時，使得企業財務業績不佳及盈利波動性變大，失去主要客戶對企業影響會加劇，同時環境不確定性對企業產生的不利影響，管理層改善經營業績的動力更大，以避免對其薪酬、形象及戰略實施產生消極的影響（申慧慧，2010），因此，管理層更愿意與客戶保持長期的合作關系（張敏，2012），結果客戶具備了更強的議價能力，給企業帶來更大的消極影響。因此，環境不確定性較高，會給企業帶來較大的經營風險，對企業經營業績產生不利的影響，會增加融資成本，進而導致企業避稅動機加大?；谝陨戏治?，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2：環境不確定性較高時，客戶集中度越高，企業避稅程度越高；環境不確定性較低時，兩者關系較弱或者并不顯著。

三、研究數據與模型構建

（一）樣本選擇

本文以中國A 股上市公司2005 至2020 年數據為基礎檢驗客戶集中度對企業避稅的影響。我們對原始數據按照如下標準進行了處理：（1）未將保險金融類的企業納入研究范圍；（2）刪除了*ST、ST、PT 類的企業；（3）不考慮當年所得稅費用與凈利潤不大于0 的企業；（4）將缺失財務數據的企業排除在外；（5）為削弱異常值的影響，對所有的連續變量在1%與99%分位進行了縮尾（Winsorize）處理。研究所采用的財務指標與公司治理數據從Wind 和CSMAR 數據庫中獲取，最終獲得5626 個樣本觀測值。

（二）變量的定義

1.被解釋變量的衡量

本文采用兩種方法來衡量企業的避稅程度。第一，基于葉康濤和劉行（2014）的研究，企業避稅程度用TA1 度量，表示為名義所得稅率和實際所得稅率之差，而所得稅費用與遞延所得稅費用差額，再與稅前利潤相除可以得到實際所得稅率。TA1越高，則企業避稅程度越高。第二，借鑒國外主流文獻的研究，參考Desai 和Dharmapala（2009）的做法，采用賬面—應稅收入差異（TA2）來衡量企業的避稅程度，TA2 計算方法如下：先計算稅前會計利潤和應納稅所得額差額，再與期末總資產相除。應納稅所得額為當期所得稅費用除以名義所得稅率，而當期所得稅費用為所得稅費用和遞延所得稅費用差額。TA2 越大，說明會計利潤和應納稅所得額的偏差越大，企業避稅的可能性越大。

2.解釋變量的衡量

基于Patatoukas（2012）和王雄元和高開娟（2017）的研究，客戶集中度（Customer）衡量方法如下：（1）方法一：第一大客戶銷售額/全年銷售額（Top1）；（2）方法二：前五大客戶銷售額/全年銷售額（Top5）；（3）方法三：前五大客戶銷售占比的赫芬達爾指數（DD）。該指標越高，意味著客戶群的分布越集中，越容易依賴大客戶。

3.調節變量的度量

借鑒學者申慧慧（2010）的研究，選擇過去五年經行業調整后的營業收入扣除正常增長部分的標準差，為調節變量環境不確定性度量的絕對指標（EU1），EU1 指標越大，表明環境不確定性越高。同時，為了分組回歸，設置環境不確定性的虛擬變量（EU），對EU1 按照年份計算中位數，若EU1 大于中位數，賦值EU=1，否則為0。

4.控制變量

控制變量選擇如下：（1）代表企業特征變量：企業規模（Size）、產權性質（Soe）、上市年齡（Listage）；（2）代表企業財務狀況變量：資產負債率（Lev）、總資產收益率（Roa）；（3）代表企業成長性變量：營業收入增長率（Growth）、市賬比（Tobinq）；（4）代表企業公司治理變量：獨立董事占比（Indep）、兩職合一（Dual）、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First）、審計監督（Big4）。變量定義與說明見表1。

（三）模型構建

我們構模型（1），以檢驗假設1：客戶集中度對企業避稅程度的影響。同時，為了檢驗環境不確定性的調節效應，對模型（1）也進行了分組回歸，以檢驗在環境不確定性不同的情況下，客戶集中度對企業避稅的影響差異，即檢驗假設2。

在上述模型中，TA1/TA2 代表企業避稅，其值越大，表示企業避稅越高；客戶集中度指標（Customer），分別采用、Top1、Top5、DD 來表示，其值越大，表示客戶集中程度越高。預期模型（1）α1符號為正。進一步，為了檢驗提出的假設2，依據環境不確定性高低分成兩組。分組如下：不確定指標高于年度中位數為高的組別，否則為低的組別，分樣本按照模型（1）進行回歸分析。

四、實證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表2 為主要變量描述性統計的結果。表中列示TA1 均值和中位數分別為0.167、0.119，表明樣本中多數企業名義稅率與實際稅率之差大于零，企業避稅較為普遍；TA2 均值為-0.0170，中位數為-0.0120，說明會計利潤低于應納稅所得額，與我國應納稅所得額認定較嚴有關，也與葉康濤和劉行（2014）研究結論一致。Top1、Top5、DD 最小值分別為0.570、1.730、0.008，最大值分別為84.46、97.29、71.86，說明樣本企業客戶分布較為集中，部分企業存在依賴大客戶的現象，可能導致企業客戶風險較高。其他控制變量統計結果與現有文獻基本一致。

表2 描述性統計

（二）回歸結果

表3 顯示了模型（1）實證分析的結果。（1）至（3）列匯報了客戶集中度（Customer）對企業避稅（TA1）回歸分析的結果，（4）至（6）列匯報了客戶集中度（Customer）對企業避稅（TA2）回歸的結果。結果顯示，Top1、Top5 與DD 系數都為正，顯著性水平至少達到了10%。結果支持了假設1，表明客戶集中度越高，企業避稅程度越高。大多數控制變量的回歸系數也較為顯著。

表3 客戶集中度對企業避稅影響的回歸結果

依據環境不確定性高低分成兩組。分組如下：不確定指標高于年度中位數為高的組別，否則為低的組別，分樣本按照模型（1）進行回歸分析。表4 PanelA 匯報了環境不確定性（EU）對客戶集中度（Customer）與企業避稅（TA1）關系的影響結果。（1）（3）與（5）列為不確定性高的組，（2）（4）與（6）列為低的組。在高的組，Top1、Top5、DD 系數為正，顯著性水平至少為10%；在低的組，Top1、Top5、DD系數為正，都不顯著。結果證明，環境不確定性程度越高，客戶集中度對企業避稅（TA1）的影響越顯著，環境不確定性程度越低，客戶集中度對企業避稅（TA1）沒有顯著影響。

表4 PanelA：環境不確定性對客戶集中度與企業避稅（TA1）關系的影響

表4PanelB 匯報了環境不確定性（EU）對客戶集中度（Customer）與企業避稅（TA2）關系的影響結果。在不確定性程度高的組別，Top1、Top5、DD 回歸系數均在1%顯著為正；在不確定性程度低的組別，Top1、Top5、DD 回歸系數均不顯著。結果表明，環境不確定性程度越高，客戶集中度對企業避稅（TA2）的影響越顯著，環境不確定性程度越低，客戶集中度對企業避稅（TA2）的影響不顯著。研究結果證實了假設2，即為環境不確定性在影響客戶集中度與企業避稅關系中存在差異。

（三）穩健性檢驗

為了增強本文研究結果的可靠性，我們分別進行了如下穩健性檢驗：（1）改變被解釋變量衡量指標，前文企業避稅指標采用TA1 與TA2，借鑒于亞潔（2021）做法，采用實際稅率（TA3）與經應計利潤調整的會計—稅收差異（TA4）作為被解釋變量，重新進行回歸分析，研究結論與前文一致；（2）為了克服內生性的影響，采用滯后一期行業客戶集中度均值作為工具變量，進行最小二乘法兩階段回歸，結果證實客戶集中度與企業避稅顯著正相關；（3）為了緩解樣本自選擇產生的內生性問題，用傾向得分匹配法（PSM）檢驗可能存在導致企業避稅實際上并不受或者并不顯著受客戶集中度的影響?；貧w結果表明：在考慮到樣本自選擇有關的內生性后，客戶集中度仍然與企業避稅顯著正相關，結論依然成立；（4）改變樣本范圍，制造行業在上市公司所占比重較大，而且客戶也具有代表性，選擇制造行業作為子樣本，重新進行上文回歸，結論不變。綜上，在進行一系列穩健性檢驗后，我們認為客戶集中度越高，企業避稅程度越高的結論是穩健的。

五、研究結論及建議

客戶作為企業重要的利益相關者，會對企業的經營發展及企業價值產生深遠的影響。本文基于深滬A 股上市公司2005—2010 的數據，實證分析了客戶集中度對企業避稅的影響。研究表明：客戶集中度與企業避稅顯著正相關，環境不確定性在兩者關系中發揮了調節效應。針對上述研究結論，本文建議如下：（1）企業應嚴格遵循證監會出臺的客戶與供應商信息披露的相關規定，高度重視客戶關系，結合企業實際情況，將客戶集中度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避免大客戶過度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特別是通過對現金流和盈余管理的影響企業避稅行為滿足其對利益的需求；（2）我國處在經濟轉型時期，環境不確定不可避免，企業應該健全內部治理機制，提高自身競爭力，制定科學合理的發展規劃，控制好經營風險和財務風險，盡可能規避外部因素對企業的不利的影響，處理好客戶關系對企業避稅行為的影響。